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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转载)

楼主:永慕兮 时间:2014-10-09 11:25:51 点击:96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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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七贤 是指 西晋 初期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

  他们是当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主张老庄之学。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竹林七贤的作品
  嵇康:善古琴,作品是《广陵散》
  阮咸:制作了同名乐器——“阮咸”
  刘伶:好酒,传世作品《酒德颂》
  向秀:竹林七贤瓦解之后,写有《思旧赋》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

  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竹林,是一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观,走进乡间,走进山野,随意举目便能瞧见,一点不稀罕。然当士子走进这平常的竹林,竟产生了文化史的奇观,产生了政治史的奇迹,产生了心灵史的奇谈。

  奇观,奇迹,奇谈,一连串奇字,在魏晋间化出了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

  竹林和七贤浑然一体,难分难解,人称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信老庄,尤崇庄子。他们与竹林物化真趣的景象,用庄子化蝶的故事来比喻,真不知是竹林化作了七贤,还是七贤化作了竹林?抑或竹林本就是七贤,七贤本就是竹林。

  竹林七贤是个群体,如若将他们喻为竹子的话,七人犹如七棵青翠的竹子,参差散立在岚气笼罩的竹林中。

  有人认为竹林七贤皆是些脱俗之人,其实,他们身上有很多的俗气,各自又有各自不同的俗气。其可贵之处,在于以苦苦的挣扎来蔑视俗,打破俗,跳出俗。其可悲之处,在于挣脱的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沮丧,或“迷途知返”,重新与俗合流。

  他们的身上有同,至少都有过同,这个同是高蹈出世,是做隐士,是学神仙,是与人间的烟火保持某种距离。没这个同,不可能联袂走进竹林中;没这个同,不可能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将竹林视作为家;没这个同,也就不可能被人呼作“竹林七贤”。

  然而,正像偌大个世界中,没两棵竹子会是一模一样的,竹林七贤是七个人七个样。这七棵“竹子”,摇曳多姿,各有各的静态舞姿,各有各的青黄季节,各有各的风韵精神。

  他们身上有异,有反差很强烈的异,这个异是来自如何对待以祸患为底基的荣华富贵?如何对待以烦恼为伴俦的身家性命?如何对待寂寞为主题的漫长生涯?如何对待说空非空生前身后的名?没这个异,竹林也就太平静了;没这个异,七贤的生存状态也就太简单了;没这个异,竹林七贤也就失去了作为千古话题的意义。

  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竹林七贤合成活灵活现的众生相。

  惟有如此,竹林七贤才是呼之欲出的士人群体。

  竹林七贤的精神,使士子和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晋王子猷每居空宅,便令人种竹,咏啸着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北宋苏东坡面对惨淡人生,洒脱地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有人不禁要问,此书既然为书,为何不写成章节的式样,一气呵成,而要弄成这一篇篇支离破碎的劳什子,是否存心在赶新潮,学时髦?

  回答是:非也。不得不如此。

  原因有二:一是史料的多寡不均。竹林七贤的史料量,其中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是正常的。然翻开《晋书》中的向秀本传,会一阵傻眼,傻眼不在传主的传奇,不是传主的名望,也不是传主的其他什么东西,而是本传太短,短得实在不成样子,若扣除一篇不太长的《思旧赋》,居然只有区区九行,不,说得精确一点,是八行半。向秀本传是这样,阮咸、刘伶两人的本传也差不离。三人的本传如此短少,那么是否能借助别的史料?可检览的结果,除了《世说新语》有零碎的记载,其他史书的相关存录更是微乎其微。既然要写竹林七贤的整体,那就不可能绕过向秀、阮咸、刘伶。可是,如此少的史料,拿来给三人做综述性传记,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且与其他四人严重的不均衡。

  二是人物的时代跨度太悬殊。无论是杀身成仁的嵇康,还是抱疾而终的阮籍,都亡于曹魏王朝崩溃的前夕,是十足的魏人;而其他五人,一并进入了三家归晋的时代,山涛基本活动在晋武帝一朝,王戎身当晋末的八王之乱,向秀、阮咸、刘伶有各自的大限。由此,缺乏一根主线,贯穿始终的主线,若是硬行做来,必产生阅读的凌乱感。

  面对这样结构的史料,是棘手的,正因为棘手,为何以前全面研究竹林七贤的成果寥若晨星,也就有了答案。

  孙子曰:“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兵法变化之妙,存乎一心,文法当是同理。

  冥思苦想,反复变局,方得出这不是办法的办法。

  这不是办法的办法,旨在让每一篇有个鲜明的主题,有个相宜的适度,有个史料互补的机会。分之,各为一题;合之,汇成总题。

  谈起撰写中国历史的文或书,给人的感觉,似乎有很翔实的史料层垒堆积在那儿,从事史学者只要信手拈来,做些排比、翻译、诠释,就能把古人栩栩如生地传递给今人。其实不然,大不然,作者面对的是已入土的时代,一种没有任何一个活人能充当见证人的时代,它只记录在虫蠹风朽的断简残篇之中,隐藏在布满暗红水渍绿锈斑驳的文物之内,镌刻在黑幽森然角缺身裂的碑石之上。秦时明月汉时关,古人故事,陈物旧书,要予以复活,绝非一件省心的事。

  将历史化为现场,顾名思义,应该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更不能是点线的。想时容易做时难,这个难,难在分寸的把握上。过分渲染气氛,会向小说靠拢,活是活了,但活得不可信,活得失去了那个时代的味。过于强调忠于史料,无血无肉的枯燥呆板又会接踵而至。故而,既不可太虚构,又不可胶柱鼓瑟,一种特殊的中庸之道便成了写作的原则。

  要完整再现过去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求的是尽量靠近过去的时代,尽量发掘过去的时代。在确立主题思想后,通过史实钩稽,加以文学手笔,哲学思考,心理分析,“还原”历史场景、人物活动及风土人情,勾勒出时代、王朝、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轨迹,揭示盛衰转化的生态起伏,揭示成败相依的悲剧因素,揭示祸福相倚的永恒命题。

  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记录,文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描写,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思索,三位一体,均源于人基本的生活。把学问变成纯粹的学问,远离人的生活,这是违背了学问的初衷。

  史料是骨架,文笔是血肉,思辨是精神。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史上硕大的丰碑,成为文史二界的经典,其中的行文方式,足以让人寻味。

  风流倜傥的清代大才子袁枚,有一方印章,上镌“钱塘苏小是乡亲”。笔者不才,然也想治一方印章,上刻“夏阳马迁是祖师”。

  备了这样的印,怯弱的胆气兴许能壮些。

  竹林七贤不仅在文学上颇负盛名,而且个个是出了名的好酒者。有关其事迹在古文献中多有记载,在传世名画和出土文物中也有反映。南京市西善桥东晋墓中,发现一幅刻砖壁画《竹林七贤图》,图上人物广袖长衫,衣领敞开,跣足袒胸坐于竹林中,嵇康抚琴,阮咸弹阮,刘伶捧杯,阮籍、山涛、王戎席地而坐,面前置酒杯,向秀似醉,颓然坐地。东晋画家史道硕所绘的《七贤图》,也是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的。唐常粲的《七贤像》,形象地描绘了七贤各自独特的风姿。此外,上海博物馆收藏一幅唐代画家孙位的《竹林七贤图》,也称《高逸图》,此图织本设色,画面已残缺,仅剩下四个人物:上身赤裸,抱膝而坐的山涛,手持如意、赤足而坐的王戎,手握酒杯回首欲呕的刘伶和执尘尾扇、面露讥笑的阮籍,均刻画得入木三分。

  竹林七贤生活在晋王朝统治比较昏暗的年代,由于不满于当朝的统治者,常“饮酒昏酣”、“遗落世事”,颂扬老庄学说,纵酒清谈,正如杜甫所云“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悉绝”,除了借酒消愁,主要目的是隐于酒乡,遁世避祸。宋人叶梦得说:“晋人多言饮酒,至于沉醉,未必真在乎酒。盖时方艰难惟托于酒,可以疏远世故而已。陈平、曹参以来,已用此策……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欲全然用此,以为保身之计,……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耳!”竹林七贤以酒来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和人事上的纠纷,常常做出一些怪诞癫狂的举动。

  刘伶以其善饮、豪饮而闻名于世。其酒量之大,举世无双,可称为中国古代的“醉星”。“杜康造酒醉刘伶”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极广。

  据记载,刘伶平日少言寡语,惟以饮酒为乐事。常纵酒狂饮,数日不止,刘伶常带着酒,并命人拿着铁锹跟在后面,嘱令说,“我如果醉死了,就地把我埋掉。”刘伶的妻子见他嗜酒如狂,苦苦劝说,刘伶对妻子说:“要我戒酒可以,但是我自己总下不了决心,只能向鬼神的力量才能戒掉,你快去置办酒肉敬鬼神吧!”妻子听了十分高兴,马上准备了酒肴,要刘伶对鬼神起誓,哪知刘伶在神前祝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罢取过酒肉大吃狂喝,顷刻间,喝得烂醉如泥。某日,妻子酿制了一大缸酒,刘伶见了又要酒喝,妻子说:“待酒熟之后,让你喝个大醉。”酒熟了,妻子唤刘伶喝酒,刘伶兴冲冲地揭开了酒盖,酒香扑鼻,刘伶忍不住俯身就喝,妻子一把将他推进了酒缸,随即压上了盖子,气恼地对缸中的刘伶说:“这回叫你喝个够!”三天以后,刘伶妻听缸中寂然无声,急忙打开缸盖,发现缸中酒已见底,刘伶垂头坐于酒糟上,妻以为刘伶死了,急得大声呼叫,谁知刘伶慢慢地抬起头,笑着对妻子说:“你不是答应我让我喝个大醉吗?如今怎么让我闲坐在这里?”其妻啼笑皆非,知道无法让他把酒戒掉,只好任他日日长醉。

  刘伶性情旷达,不为礼教所拘束,常常喝醉了酒,把身上衣服脱光,裸体在屋里一边喝一边晃来晃去。一天,有人去访刘伶,见他如此模样,实在看不下去就讥讽他说:“你也是礼教中人,似这等行径实在有失体统。”刘伶听了,醉眼一翻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裳,你怎么跑到我裤子里来了?”客人哑口无言。

  竹林七贤,莫不嗜酒。阮籍又是酒徒中巨擘之一。他为了逃避混乱政局的滋扰,便以酒避祸全身。据说,晋文帝司马昭为其子司马炎求婚于阮籍女,阮籍不敢直接回绝,只好一醉六十余天,天天酣睡,使司马昭始终找不到开口的机会而作罢。阮籍家附近有一小酒店,女店主颇有姿色,阮籍常去喝酒,醉了就躺在女店主身旁酣睡,虽有醉态却从无越轨行为。他母亲死时,他正与人下棋,棋友劝他赶紧回家,阮籍坚持下完棋,然后饮酒三斗放声大哭,口吐鲜血,几至昏厥。

  听说步兵营厨人善酿酒,储酒数百斛,阮籍竟主动找晋文帝要求补步校尉之缺,此举颇为刘伶所不喜,阮籍笑对刘伶说:“校尉府中有美酒300石,够我们享用一番了。”从此二人躲在校尉府中日日酣饮,直到把酒喝光,阮籍又毫不含糊地提出辞职。司马昭的谋士钟会,每欲加害阮籍,但阮籍天天烂醉如泥,使钟会无法罗织罪名。阮籍靠酒的掩护,躲过一场又一场灾祸。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对酒的嗜好不下于叔父阮籍。“处世不交人士,惟其亲知弦歌酣宴而已。”据《世说新语》说,阮咸常与族人一起聚众饮酒,饮酒之具不用普通的杯、盏,而用大盆来盛酒,众人围坐肆意痛饮。有一天,大家正围坐喝酒忽然一群猪跑过来,挤在盆边喝酒,阮咸见了,并不哄赶,而是不在意地与猪同盆喝酒,共享快乐。

  阮咸之子阮孚也是一个酒徒。他身材矮小而秃顶。为人机敏诙谐,深得皇帝喜爱。皇帝曾将十余个酒瓶上都扣上帽子,置于室内以戏耍阮孚,意思是粗矮的酒瓶与阮孕的身材相仿。阮孕进屋见状,立刻装作诧异的样子说:“弟兄们为什么在此相对闲坐,还是趁早随我回家吧!”于是持酒而归,逗得皇帝抚掌大笑。后因将皇帝所赐的金貂换酒喝而遭弹劾。阮家父子皆可谓酒坛怪杰。

  山涛喝酒更有一绝。据说,山涛饮酒八斗而止,多一点都不喝。一次皇帝请山涛喝酒,为了证实山涛八斗之量,让人拿出八斗酒让山涛喝,趁山涛不注意时合人偷偷多加了一些酒进去,山涛喝够八斗,再也不喝了,皇帝也连连称奇

  提要:通过检索《大正藏》的相关译名、实地考察遗址并综合分析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东汉至西音时期汉译佛经中的释迦牟尼说法处“竹林”,大多数译为“竹园”,有关“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附会佛教典故的观点值得商榷。

  自古至今生长竹子的河内山阳,处于邮至洛阳之间,魏晋之际为达官贵人的庄园别墅区,属政治敏感地区,竹林之游发生于此地引人注目。“竹林七贤”故事的传播过程中,两晋之际的琅琊王氏家族起了重要作用,最终通过孙盛之笔,在历史的记忆 中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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