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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37】反右运动(續篇)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3 08:46:12 点击:4261 回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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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37】反右运动續
  第1章 斗争右派场景(1)

  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这篇讲话中说,“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怎样围剿呢?“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摆事实,讲道理。斗争会怎么开法,各地大同小异。这里举一个例。
  沈阳师范学院的张百生、黄振旅二人合写了一篇《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课题》,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于是他们学院在6月28日、29日、7月1日、3日和5日连续几天举行争辩会,批判他们。
  在6月28日第一次争辩会上, 张百生首先声明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辉煌的成就,写文章时因为写得很匆忙,而且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同时觉得一提成绩就千篇一律,所以写得很少,今天要再估计,不得不简单提一下。他说,比如没有土改,就不会有新中国,不能奠定农业合作化的基础;没有抗美援朝,就很难设想有今天这样读书的环境;没有三反、五反,就不能有今天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不能保证有今天这样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机构;没有镇反,就不可能获得抗美援朝的胜利,不知有多少工厂、桥梁要被破坏;“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方针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他又说,这些更正并不表示他们接受了批评。
  不但有教师和学生发言批驳。7月1日的争辩会上,沈阳县姚千户乡乡长姚恩林和五位农民声称代表全乡农民发言。姚恩林说,我们农民从报纸上看到了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非常气愤。大家都要放下锄头来找他们两人面对面辩论。为了不影响生产,我们乡、社干部一再劝阻他们,最后派了我们几个代表来与张、黄辩明是非。
  姚恩林说,张、黄两个人说合作化是“中央一声号响”,“大多数的农民怕戴落后的帽子,不得不参加。”我作农村工作已经五六年了。1952年和1953年我在北郊财落堡区工作的时候,看到的事实是:“黑社”比我们政府批准的社还多。要不自愿,为什么要组织黑社?当时我们的干部正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是小脚女人,曾经去拆过“黑社”,因此我们下乡的时候,老百姓不给我们饭吃,骂我们是绊脚石。自从毛主席批评以后,我们的脚步才迈开了。有没有不自愿的呢?有!有些地主、富农,特别是土改后新上升的富农,他们看到合作化后不能剥削人了,不大愿意参加。但是广大农民参加了合作社,他们孤立了,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不得不也要求入社。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也向他们交代了政策,他们一定要参加,也不能不让他参加。这能叫做强迫吗?谁要这么说,就是替地主、富农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作辩护。事实证明,合作社的确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唯一道路。有个农民叫裴庆芳,1953年秋他退社了。1954年他就垮台了。车卖啦,拉下了饥荒,1955年他又申请入社了。就是通过合作社这种优越性的教育,吸引了广大农民参加合作社。这能叫做强迫吗?
  姚恩林说,张百生说合作化运动不顾时间、条件、地点,事实完全不是这样。1956年以前,农村的阶级已有分化,一些单干户卖掉了土地,开始出卖劳动力,另外有些人却成了富农。如果不合作化,阶级的分化还要大。张百生说不顾时间,难道得等到恢复了封建社会,再搞一次土地改革,然后再来搞合作化吗?这也不合乎发展规律啊!(掌声)我们农民再不要给人扛大活啦!(热烈的掌声)
  姚恩林说,张百生说合作化不顾地点,姚千户乡是个交通便利的地方,张百生先生不愿意听,那么我们就谈谈离我们二十的邻乡——白清塞乡丰收农业社,那里百分之八十的土地是生地。合作化以后开了二千多亩的水田,能种花生的山地都种了花生,不能种地的山坡栽了树,因此去年每个劳动日分两元多钱。三个普通劳动力做250个劳动日,就分五百元,按一户五口人计算,每人就是100元。另外还有副业。山区的合作社不但巩固丁,而且受到了政府的奖励。这不是地点吗?(掌声)我们社是平原,张百生先生不高兴听,我就不说了。(掌声)
  姚恩林说,再讲讲条件。张百生说我们现在使用的还是两千年前的农具。是的,生产关系先进,农具落后,用句新名词,这是个矛盾。可是不能说弯弯犁就不能合作化,用旧农具我们也增产了。“五三”社去年打了四眼大井,安了一台锅驼机、三台电力机,把一千多亩旱田变成了水田。没有合作化就不可能做到这样,我还没有看见旧社会的大地主能一下子把一千多亩地变成水田。
  姚恩林说,张、黄两个人说咱们下边干部水平低。的确没念过中学,也没进过大学,就是农民,一看就看出来了。(台下齐笑)开始的时候,工作混乱,真是脑袋疼。原来都是管自己那个小家,现在要管一千来户的大家,不仅种地,还要养猪,养鸡,还得摆弄机器。要大学生去,他们不去。要初中生来,他们说要升学,我们就不得不自己干。那个没戴帽子的(他用手指着在旁边坐着的农民代表朱恒普)就是我们的锅驼机手。(鼓掌)他没有文化,政府扫除了他文盲,又举办训练班,叫他学习,也学来学去就知道了又是什么活塞,又是什么杠杆的。他不仅懂得了理论,操作非常熟练,还可以保证不出故障。(鼓掌,再次鼓掌)我不是抹杀学生的作用,可是不要把我们看得太不像样子了。(热烈鼓掌)这是旧社会的看法。党和政府关心农民,采取了很多措施,培养和提高了我们。我们那里也有专家。看起来养几千只鸡不算什么,那玩艺死起来也没治,可是就不死。(掌声)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4 16:52:17
  第2章 斗争右派场景(2)

  姚恩林说,农村最大的变化,不仅是遇不着要饭的啦,而且鳏寡孤独、老弱残疾都得到了“五保”待遇。所以有人要拆散合作社,“五保”户们说我们找他算账去。现在农村没有扛大活的了,没有卖地的了。没有阶级分化了。我们这么说,写文章的人如果晃脑袋,就一定领他们去看看!(掌声)
  姚恩林说,关于肃反问题,姚千户乡杀了两个人,一个是警察署署长,后来又当了伪保长。是他先杀人,我们后杀人,他杀过人,我们才杀他。另一个也是这样。这两个人不杀,他们还要杀我们,这两个人不杀,群众也不答应。在唐家屯一个人也没杀,因为他们没杀人。
  姚恩林说,张百生说一个社一个乡里代表不了全国。我们说:我们一个乡一个社能办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都会办好的!(鼓掌、再鼓掌、再次鼓掌)
  张百生、黄振旅在姚恩林发言之后作了一点辩解。说他们所说的“全面冒进”,不是指农业,而是指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全面改造。
  在7月3日的争辩会上,沈阳市铁西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人金宝荣就“全面冒进”一说驳斥张百生和黄振旅。他说在1949年沈阳市就出现了第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现在已有八年历史了。早在1954年政府就在三个月内接到占总数五分之一的12000名手工业工人组织合作社的要求。 当时干部有右倾保守思想,不批准,他们就拿着报纸拉着干部的手去找手工业局长,质问为什么不执行党中央指示。铁西区在合作化高潮以前就有九个黑社。他问道:这能说手工业合作化是冒进吗?他接着说:有一个103个人的社,开初只有12元资金,但是现在有45000元了。还有一个153个人的社, 开办时买两元钱纸得向人家借,但是现在却有了16万元资金。全区百分之九十六的社员比合作化前增加了收入。49个社中已有43个社实行了公费医疗,一个患肺病的社员治好病花了1600元,他感动地说:若不是合作化,他的生命和他一家人的生活就得垮台。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千山、汤岗子等疗养院休养。合作化不仅使社员经济生活上升,也促进了他们文化的提高,3400人当中,如今有一千多人进了文化学校。手工业工人们知道,这种生活是共产党给他们的,因此,当他们听说张、黄要“取消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时,怒火冲天,表示坚决不答应。
  农民、手工业工人发言以后,张百生、黄振旅仍不承认错误,说姚千户乡不能代表全国农村情况。7月5日,从张百生的家乡辽阳县安平区四方台、旭家沟、石桥子乡的农民代表从一百多里外赶来参加争辩会。
  四方台曙明合作社的主任王惠龄说:我就是张百生一口咬住“冒进”的四方台人,今天社员一定要我来跟他辩论辩论。他说,我们合作社一百七十多户农民,除了几户以外,都是欢欣鼓舞、自觉自愿地参加合作社的。只有几户我们没有强迫、但也不是真心自愿入社的。那就是:张百生的姐夫,他原来是富农,家里有胶皮车,后来看到人家都入社了,雇人雇不着了,没有办法才要求人社,入社前还把胶皮车卖了。另一家是张百生的舅舅张振洲,是伪保长、反革命分子,当年耀武扬威,曾被判处劳动改造一年,他当然不愿入社。再有就是张百生的表兄张右明,富农、反革命分子,曾被判处劳动改造三年,这样的人自然也不大愿意入社。张右明常常夸张百生,双手翘着大拇指说:“张百生这小子真这个,竟敢整党中央和毛主席!”
  据报纸报道:“王惠龄揭这些底的时候,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张百生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王惠龄一定要张百生回答两个问题:一、说冒进了有什么根据?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二、说合作化冒进,山区不该合作化,代表谁的利益?王惠龄说,这是代表富农、地主说话,仅仅代表你舅舅、表哥、姐夫这些反革命、富农的亲戚!张百生也真是罪孽深重,祸延他人,他的舅父、表兄、姐夫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牵连,不清楚,但至少是又让人提出来数说一顿。
  王惠龄还驳斥了张百生说农民生活赶不上合作化前的谬论。他列举事实说:现在青年穿皮鞋的有五六十个,我也有,今天没穿;穿大衣的二十多个。如果说生活低,为什么过去没有买,合作化以后才买呢?戴手表的也有三个两个,这是历来就没有的。
  旭家沟乡红星社主任徐文良说;我跟张百生是一个堡子的人,最知根知底。他小时候的事我知道,我小时候的事,他也知道。他说山区就不能办合作社,我现在就讲我们是怎样办起了合作社的。1955年12月23日那天召开的人社报名大会,去的人非常多,个个都争先抢报第一名,把玻璃都挤破了。这还不是自愿吗?张百生说山区合作化要慢慢化,我们村就是山区,越是山区越要合作化。合作化后我们南沟栽果树,北沟放蚕,开了三百多亩水田。所以农民一听说你主张“解散合作社”就来火了,一位72岁的老大爷(五保户)跟我说:“主任!是要解散合作社吗?谁说的我找谁,让他养活我!”张百生!群众都认为你是给地主说话,要拿起锄头打你。据报纸报道:张百生最后表示要向人民请罪。(7月11日《人民日报》)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5 07:13:39
  第3章 斗争右派场景(3)

  找来一些工人农民斗争右派分子,在当时是一个常用的办法。像在上海市人代会上斗争孙大雨的时候,据报道:“工人代表卫雪珍、吴良先、胡伟康等对孙大雨的反动言行进行了说理斗争。申太染织厂工人代表王启发说:孙大雨说肃反是‘肃革’,证明孙大雨是完全站在反革命分子的立场上说话。南洋烟厂女工代表卫雪珍等驳斥了孙大雨的‘工人阶级没有知识’、‘不能领导革命’、‘不能领导建设’等谬论。卫雪珍说:我们厂里一部车子两个半工人生产,每年可以为国家创造一百一十六万元的财富,而两个半工人每月只要一百七十元。她责问孙大雨:你每月拿了国家四百六十二元,可买大米三千多斤。两年拿了一万多块,你到底为人民做了些什么事?有的代表说:人民把孙大雨送到十八层楼上去(孙大雨住的十八层楼的公寓是政府照顾高级知识分子住的),孙大雨却要把中国人民踏到十八层地狱里去,搞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孙大雨完全是忘恩负义之徒。孙大雨在代表们的严正驳斥下脸红耳赤, 低头不语。代表们要孙大雨再作老实交代。”(8月22日《新华社新闻稿》)
  这些都是从当时报纸上摘录的。大约是有意作为样板加以推广的吧。下面再摘录一些事后回忆的场景。
  从维熙谈当年北京日报社的情况:
  “徐钟师是年长我一轮的老编辑了。我和他在一个记者组里共过事。他工作兢兢业业,平日沉默寡言,是报社里最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但是他也被揪了出来,被当作挖出来的右派分子。
  “他走进会场来了,顿时使我吃了一惊:昨天他低头走路时,浓密的头发还披在额角;此时昂首站在被审判席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芦头。老徐不但剩光了头发,还刮净了脸上平日的胡子拉茬。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他脱去平日皱巴巴的四兜制服,竟然在这样的大会上,穿起中式蜈蚣扣儿的蓝布裤褂。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须眉之间。会场死寂了几秒钟后,沸腾起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沉默。
  “‘你是蔑视反右斗争!’
  “还是沉默。
  “‘打垮徐钟师的猖狂反动气焰!’口号在会场轰鸣起来。
  “一呼百应,连我们也跟着喊起讨伐之声。
  “‘先整他的态度!’
  “‘这老右派是花岗岩脑袋!’
  “我的心怦怦乱跳,情不自禁地朝丁紫(徐钟师之妻)望去,地面色苍白如纸,嘴唇连连翕动。情绪沸腾的会场,掩没了她的声音。她焦急、尴尬、茫茫然不知所措。
  “好在因为徐的态度极端恶劣而会议中途天折。当愤怒的群众高举着拳头高呼‘打倒’、‘严惩’之类的口号时,徐钟师竟然连连拱手抱拳,微笑,向群众致谢:‘感谢各位关照!感谢各位关照!’没有几天,徐钟师被送劳动教养。案由么,据说是同意大右派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态度恶劣至极。”(从维熙《走向混沌》第1部,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从维熙还记下了在北京日报社新落成的四楼礼堂开会批判刘宾雁的时候戚学毅跳楼自杀的场景:
  “斗争刘宾雁那天,正是炎炎夏日,我坐在后排靠窗的地方,已热汗淋淋。高高个儿大鼻子的刘宾雁,站在被批斗席上不断地抹汗。粗粗的男低音和尖利的女高音组成的讨伐声,正在大礼堂里回荡之际,突然坐在我前几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离位站起。当我们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时,他突然登上四楼窗台,像高台的跳水运动员那样,鱼跃而下。麻线胡同一个挎着篮子买菜的老太太,被突然凌空而坠的庞然大物吓得坐倒在路旁。
  “会场乱了。楼下乱了。街上乱了。
  “会议被这突然事件所惊呆。尽管掌握会场的主席,惊愕过后以精辟的语言指出这是反动分子干扰对刘宾雁进行批判的丑恶表演,说了些‘物以类聚’、‘兔死狐悲’之类鼓动战斗情绪的话,但大会场仍然被戚学毅之死蒙上了一层阴影。
  “血——我探头往下看时,看见了鲜红的血。
  “我头脑里总是盘旋着他迈上窗台,纵身跳向漠漠大气的姿态。
  “我垂下头。我捂上脸。
  “我不敢走出会场,也不敢再探头下望。但耳朵里倾听的不再是那些义愤的讨伐之词,而在用全部神思倾听楼下街头上的嘈杂声音。
  “我希望他还活着。我希望他仅仅跌断了双腿。
  “但是,我听到有人在楼下呼喊:
  “‘这个家伙为右派分子殉葬了!”(从维熙《走向混沌》第1部,第6~7页。)
  黄秋耘的回忆录记述说:
  “在反右派的斗争中,自杀的人大概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多,但是也为数不少。例如广州就有一个参加革命多年、在香港《华商报》和东江游击区工作过而且颇有点名气的新闻记者招麦汉从六榕寺的花塔顶上跳下来,当场肝脑涂地。我追悼他的诗中有‘血溅阶前色尚殷,一生功罪总难论’两句,现在看来,他什么罪也没有。据当时在颐和园谐趣园的疗养所养病的何礼同志告诉我,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他每天早上起来散步,常常看到后山歪脖子的老槐树上吊着一两个人,还有一些人是跳湖自杀的,身体插入湖底淤泥中,只有两只脚露出水面。这些殉难者并不全都是‘右派分子’,也有些是由于亲人或挚友被划为右派,悲愤填膺,忧郁欲绝,因而走上这条绝路的。北京日报的一位青年记者戚学毅,他自己在反右派斗争中什么问题也没在,没在受到过冲击,只是因为刘宾雁被划为右派;他又不愿意去批斗他、揭发他,就在批判会的现场从高楼上跳了下来。他在临死前几天告诉过韦君宜:‘我读过黄秋耘那篇《锈损了灵魂的悲剧》,我可不愿意自己的灵魂受到锈损,带着锈损了的灵魂而活下去是没有意思的!’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说过:‘诗行是会血淋淋地杀死人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我那篇一千多字的散文就血淋淋地杀死了一个可爱的青年!”( 黄秋耘《风雨年华》,第182页。)
  斗争右派分子的会,各行业各系统都在开。一个右派分子有几重身份,就有几个系统去斗争他。例如章伯钧,就得出席民主同盟的斗争会、农工民主党的斗争会和交通部的斗争会; 钱伟长就得出席民盟、清华大学和科技界的斗争会等等。9月11日在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斗争了丁玲、刘王立明、谭惕吾、彭子冈、李健生、浦熙修等人。其实她们早已分别在文艺界、民盟、民革、新闻出版界、农工民主党和各自所在的单位挨过斗争了。这一次又给加上一个“妇女界右派分子”的名义再斗争一次。这也显出了做一个男人的幸福,因为只有妇联没有男联,一个男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并不会因为他具有男人这种身份而多挨一次斗争。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6 06:40:45
  第4章 斗争右派场景(4)

  当年精心组织规模最大的斗争场景在广东:对右派分子罗翼群的斗争。罗说的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这话,是太犯忌讳了。于是不惜花大力气组织了斗争的这一幕,安排他到农村去“视察”。下面是这篇报道的摘录: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7 06:40:07
  “6月11日到16日, 罗翼群在兴宁‘视察’。他见到农民就先问:粮食够不够吃?油、肉够不够吃?你的脸色为甚么这样瘦黄?甚至面对着体格非常结实的农民也问:你为甚么这样瘦弱?当然,他没有得到使他满意的回答。
  “罗翼群在回到他的家乡兴宁县以前,更先写了几封信给村里的地主分子、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和旧军官,要他们搜集材料。罗翼群到了以后,又立即做了布置,并且串连了一些人开了两次会,专门搜集‘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材料。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8 07:37:55
  第4章 斗争右派场景(4)

  当年精心组织规模最大的斗争场景在广东:对右派分子罗翼群的斗争。罗说的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这话,是太犯忌讳了。于是不惜花大力气组织了斗争的这一幕,安排他到农村去“视察”。下面是这篇报道的摘录:
  “6月11日到16日, 罗翼群在兴宁‘视察’。他见到农民就先问:粮食够不够吃?油、肉够不够吃?你的脸色为甚么这样瘦黄?甚至面对着体格非常结实的农民也问:你为甚么这样瘦弱?当然,他没有得到使他满意的回答。
  “罗翼群在回到他的家乡兴宁县以前,更先写了几封信给村里的地主分子、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和旧军官,要他们搜集材料。罗翼群到了以后,又立即做了布置,并且串连了一些人开了两次会,专门搜集‘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材料。
  “但是罗翼群从兴宁到平远,到蕉岭,从农村跑到学校,不知走了多少地方,不知碰到多少人,不知费了多少力气,就是找不到‘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材料。
  ……  
  “罗翼群在蕉岭县的五天当中,就已经陷人了当地农民、学生、职员的重围之中。24日,蕉岭县第二中学教职员和学生就曾当场质问罗翼群:你为什么说广东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25日,第二中学又派了代表几十人到县城请他参加座谈会,准备继续驳斥他的谬论,但是罗翼群拒绝了。
  “第二天,第二中学师生、一中老师、一些机关职工,一起与罗翼群举行了五小时的座谈。罗翼群不能为他的谬论开脱,竟又诡称‘我说饿死边缘指的是城市并不是农村,指的是全国不是指你们这里’。28日,蕉岭县城一千名农民、学生、职工又在文化馆举行座谈会,发言人接连举出事实驳斥罗翼群的谬论。罗翼群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地说:‘在蕉岭没有到饿死的边缘, 绝对没有’。一看事情不妙,29日清早6点钟,罗翼群便偷偷地离开了蕉岭,溜之大吉了。
  “6月29日上午9点钟,当罗翼群来到梅城镇的消息传出后,梅城镇的居民、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约二千多人,怀着愤怒的心情到他的住所去质问他:‘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根据何在?’接着、附城、水白、扶大、城东、城西、西阳等乡的农民听到消息后,也派了代表一千多人赶来和罗翼群讲理。罗翼群卸下行装大约有三十分钟,整个旅社的四层楼内和门口、大街上都站满找他辩理的人群。上午ll时左右,在梅县人民电影院,三千多工人、农民、居民、干部,向罗翼群展开争辩。许多人都用切身经历的事实驳斥了罗翼群的谬论。罗翼群不能作答,竟嫁祸于人,说他的‘饿死边缘’的谬论是被《南方日报》断章取义弄错了!12时左右,梅城镇大街小巷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反对右派分子罗冀群’,‘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的标语。下午3时半,又有约一千名工人、教师在工人文化宫集会,驳斥罗翼群的谬论。
  “30日清早,他离开梅县去到兴宁。距离兴宁县城四十里的官田乡的农民,为了当面和罗翼群辩论,预先在公路上等他。当罗翼群乘车到达后,五十多个农民立即包围了他。只是由于兴宁县城的工人代表和城郊农民代表反复向当地农民说明,要赶快把罗翼群送到县城去,农民才放他走开。罗翼群进城到了旅馆门前,又立即被越来越多的群众包围。经过维持秩序工人的一再劝说,群众才给罗翼群让开路采。
  “不久,工人和农民的代表进入旅馆访问罗翼群。一个工人代表说:我们这些有汗酸味的人访问你来了!罗翼群回答说:我要休息。随后有人质问他:现在你被你所说的‘接近饿死边缘’的人们包围起来,你有甚么感想?罗翼群竟无耻否认他说过‘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话。
  “当天下午,兴宁各界人民举行了驳斥罗翼群的座谈会。这个会议原来邀请一百五十人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工人、农民越来越多,一直增加到一千五百人。会上发言的工人和农民的代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了罗翼群。
  “7月1日,兴宁县五万群众集会游行,继续痛斥罗翼群的谬论和他进行的反动活动。当天,有两个群众集会要罗翼群去辩理。但罗一出门,即被群众包围。县人民委员会只好备汽车把罗翼群载到大会会场去,一路上,要靠人民警察的开路,汽车才慢慢地走动。大会结束后,罗翼群刚从台后溜出来,去路就被几万愤怒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连汽车都上不去。大家高呼,要继续和罗翼群辩理,有人恨得想用雨伞柄戳他;罗翼群在民警、工人纠察队保护下进了汽车。汽车开动时,人群还紧紧地围着汽车跑。一路上,沿街店户的商人、店员、小贩也都围上来,痛骂罗翼群。这样,汽车只能在群众的紧紧包围中蜗牛似地开行,从大会会场到县人民委员会虽然只有一里多的路程,却足足开了四十多分钟。
  “7月2日,罗冀群仍然陷在群众的包围之中。
  “在兴宁县期间,罗冀群不敢离开人民警察。愤怒的群众,使这个猖狂一时的政客惊慌失措起来。他甚至不敢住在旅馆里了,因为每天有大批工人和农民到旅馆中来和他辩理。他向县长要求住到县人民委员会去。他的要求得到了应允。但无论住在那里,罗翼群只要一出门,就有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围上来,没有三、四个警察保护,他便不能离开宿舍一步。他要理发,虽然理发店离县人民委员会只不过百步之遥,但是已经寸步难行的罗翼群,怎么能平平安安地跨过这段短短的距离,到达理发馆呢?于是只得把理发师请到宿舍来理。
  “没有为自己的谬论寻到任何根据,又受到群众的反击,罗翼群决定要回广州了。7月5日,他乘车由兴宁出发,但中午车到河源,又被从四面八方到来的群众包围起来,要和他辩理。罗冀群缩在车厢里发抖,被群众簇拥着进了河源县人民委员会。河源县长在群众的要求下,同意组织河源县各界人民代表反右派分子筹委会,同罗翼群辩理。当晚,城乡五千群众冒雨参加了大会,对罗翼群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斥责。
  “河源城到广州,中间要经过博罗、增城等地。5日晚、6日早晨,这两县有许多群众准备等待罗翼群说理。在这种形势下,罗翼群如何才能回到广州?河源县向广东省人民委员会请示。省里考虑到广东省、广州市还有更多的人要同罗翼群辩论,又念他年纪大了,便决定派省政协副秘书长乘专车到河源接他回来,并且打电话告诉博罗、增城两县的领导干部,说服群众,不要半路拦车。
  “6日上午, 罗翼群从河源县人民委员会刚一出来,又被一百多群众包围,要留下他继续辩论。经过县长一再说服,群众同意他走了,但是在车身上贴满了标语。
  “车身贴满标语,一定会被群众认出,于是,一出城,马上就用水把标语刷洗干净。同时,车上准备了麻袋,让罗翼群躺在车后放行李的地方,告诉他一看到群众,就把身体用麻袋遮起来。看来,罗冀群是衷心地感激政协副秘书长的安排的。他安静地躺下来,用两条麻袋遮好肚子和两腿,两只手警惕地捏着麻袋边,只要看到人群和村庄,他立刻用麻袋把自己盖严。
  “汽车以每小时八十里的速度向广州开进。快到增城的时候,在一个村庄旁边边竖着一块门板,上面写着‘质问罗翼群’五个大字。还聚着一些人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这辆急驶车子。罗翼群发现了,连连求人告诉司机,继续加快速度。罗翼群说在这附近的一个镇子上绝对不能停车,不然,他认为增城肯定过不去。问他为什么?他答道:这个镇子上有兴宁的许多商人,他们能认出我来。车子进入增城时,车上的人都捏着一把汗。因为满街都是质问罗翼群的标语,道旁站着许等待质问罗翼群的群众。这辆时速已经超过四十公里的车子,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和注意,有些人探头看着坐在车子里的人,显然是在找寻车上是不是坐着他们久等的罗翼群,可是,车子开得这样快,罗翼群又被麻袋盖得那样严,群众怎么能发现呢?就这样,罗冀群终于在周密的保护下混过了沿途群众的耳目。虽然是十分狼狈,但他却平安地回到了广州, 结束了他这一次不平常的‘视察’。”(7月 13日《人民日报》)
  这一场演出前后历时二十余日,经过兴宁、平远、蕉岭、梅县、河源、博罗;增城七个县和一些集镇,每个城镇都动员了成千上万的群众,7月1日兴宁县就有五万人集会游行,在河源县,冒雨前来的有五千人,而且组织得如此井井有条,显出了很高的领导水平。想来只有省一级的领导人才能编导这样一场演出吧。罗翼群受到这样高规格的待遇也说明了对他身份的重视。当年孙中山大元帅开府广州,任命他为大本营军需总局局长、广东全省筹饷总局总办,为孙中山筹措军费出力不少,颇得孙倚重。 后来做了国民党中央委员。1949年9月在香港签名参加通电起义,做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广东省参事室的副主任。大约平日以天下之大老自居,说话也肆无忌惮,也就活该被捉弄一回吧。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9 05:42:23
  第5章 私人信件成“右派罪证”
  利用右派分子所写的“密信”作为斗争的武器。
  这里得解释一下名词:何谓“密信”?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按照这个规定,除了原来写的就是公开信,或事后写信或收信的一方有意公开发表的信函外,一切信函都是“密信”,而且这秘密是受法律保护的。在反右派斗争中宣称一些信函是“密信”,意思就是强调它是诡秘的,有着不可告人的黑幕的。像斗争罗隆基, 就把他的一些私人间的通信作为材料。 7月2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正是《人民日报》七一社论提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条线之后,浦熙修在会上念了罗隆基给她三封信的一些片断:
  “我十分希望他们能够团结,能够把文汇报搞好,这事值得他们努力,我绝对站在帮忙的地位。”
  “表面上我是一股子劲,谁又知道我心窝里的矛盾呢?逢人都说我积极,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积极’与‘创造’是不相干的。”
  “我以为所有跑龙套人都换换班,那就谢天谢地。像我这样无事忙,绝对没有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真不甘心。”
  找不出别的证据,只好用这些“密信”来坐实《人民日报》社论的论断吧。为了证明这确实是反对共产党的证据,报纸在“跑龙套人”后面用括号加注“指共产党的领导人”。不知道这注解是浦熙修加的还是报社的记者编辑加的。任何一个知道京剧中所谓“跑龙套”是什么意思的人都明白,这是指舞台上最无足轻重的角色。罗是把自己的冷官位置比做跑龙套,并且对此表示厌倦,希望能换换班,让别人来跑龙套,让他留点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他这话当然反映了一种消极情绪和不很愿意合作的态度,但是作为反共的罪证分量还嫌不足,所以一定要以括号加注,似乎他在主张共产党换班。这一例又说
  明:要以“密信”作武器,常常必须加以曲解。
  9月3日《光明日报》以《罗隆基反共集团的一批密信》为题,刊出了民盟中常委萨空了在民盟中央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摘录了罗隆基与潘大逵、赵文璧、范朴斋、彭文应等人的来往信件。
  利用“密信”来做文章,最有趣的是翻译家张文松的一批信件。这一位马克?吐温著作的中译者,大约文章风格也受到马克?吐温的感染,在给人写信的时候也来一点马克?吐温式的讽刺和谈谐。这可糟了。他在写给山东师范学院的友人庄维石、李金声和戴天庆的信中有一些这样的字句:
  “我指挥着由无到有的队伍,先后开辟了两个战场。”
  “本帅执法如山,抗命者斩!!!”
  “倘再误戎机,定以军法从事!!!”
  如此等等。
  7月28日《人民日报) 就以《四十多封密信》为题,摘要刊登了这些信件。就根据这些信件,说这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经费的反动集团。”真是开玩笑也有罪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9 18:03:17
  第6章 化工部供销局反右运动
  建国以后,运动不断。三反五反、反高饶、反胡风,紧接着又肃反。1956年比较平静,但57年,反右就来了。
  当时,我在化工部供销局工作。大概是五七年四月份吧,党支部组织全局职工听毛主席的录音讲话,事先严格规定:不许做记录。讲话内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说,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现在是人民内部矛盾,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应该和风细雨。主要针对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大家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党要做到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绝不打击报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动员归动员,大家仍是心存疑虑,没人发言,直到5月左右,报纸上连续刊载了一些民主党派人士的发言,有印象的有储平安的“党天下”;章乃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钱伟长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还有一些文章诸如“坐轿与抬轿”、“外行领导内行”等等。
  看到一篇篇文章的刊出,再加上领导的动员,职工们才开始提意见,但不管是发言还是大字报,我们单位的内容都是与工作有关,多半提的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完全没有对党不满的意见。
  就在57年6月8日,风云突变。当天的《人民日报》社论是《这是为什么?》,紧接着,6月9日又刊登《工人要说话了》、《反击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从此拉开序幕。
  供销局的座谈会、大字报上都没有明显的右派言论,怎么办?领导运动的人自有办法。
  第一个被揪出来批斗的人叫谭兰瑛,是广东人,还是局里的团支部书记,家庭成分也好,他的父亲参加过反圌共救国军,但他本人没有反圌党言论。于是掌握运动的人派了好几个积极分子和他轮番谈话,提很多问题要他回答,所谓言多必失,记录者抓圌住有病的句子,藏头去尾组合成一节一段,,再用大字报公布出来,活生生弄出了个右派分子。
  第二个是会计叫钱英,在报纸上看到王光美的照片,就说:她不是刘圌少圌奇主圌席的原配夫人呢。就被冠上“毁坏国家领导人名誉”帽子,打成右派。
  第三个叫邓沐容,因曾经参加过三青团,也被打成右派。
  第四个叫沈泽民,他是搞橡胶生产化工原料供应的,因给不懂行的领导写了张业务上官僚主义的大字报,也未逃脱厄运。
  第五个更加出乎意料,他本来还是积极分子,头天还在批斗别人,第二天自己也被揪到了台上,让职工们瞠目结舌。原来,他解放前曾经参加过抗击滇缅日寇的中国青年远征军(当时,远征军被称为反动组织),又因其父母在台湾。他后来与他的妻子浦寿平(大右派浦熙修的侄女)一起发配到了新疆,在文革中,两人都被剃成十字头游街示众。不到八十个人的供销局,就出了五个右派分子,他们大多被送到了黑龙江密山劳改农场。
  我有怎么会成为右派呢?反思当年的一言一行,我估计可能有那么几件事:
  其一,我爱人在肃反期间遭受不白之冤,心有难免有怨气,向地质部提过意见,说他们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抄家、关押,是违反宪法的。其二,我曾经在报纸上剪下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匈牙利事件爆发后,我赶紧取了下来,恐怕已经被打小报告了。
  其三,因为在部队时,大家是有什么说什么,转业时指导员曾经告诫我们;不要把部队的生活方式带到地方上,你们还是块多棱的石头。可我还是忘记了他的告诫,在一次供销处党支部扩大会上,给顶头上司提了意见,马上就遭到了打击报复,55年8月,在我马上就要生孩子的时候,被调到武汉去工作。多亏了我爱人亲自找到供销局领导,说了不少好话,才免除了眼前的报复。但接下来的报复就更惨了,先是58年要把我下放到新疆,又是我爱人苦苦争取,并答应放弃自己在地质部的工作,和我一起到四川工作,组织上答应了。这样还不够,63年四川省化工厅又把我下放到重庆辖区的长寿县的化工厂,我爱人又一次放弃自己在成都的工作跟随我下放。但当时都以为是因为成分不好而被驱逐的,万没想到是因为我被打成了右派。
  一次次的颠沛流离中,唯一的收获就是我们夫妻的不离不弃、无怨无悔、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四十多年刻骨铭心的夫妻情。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31 19:45:52
  第7章哈军工学院的反右运动(1)
  整风鸣放 杨仲枢直言惹祸端
  反右斗争 众师生含冤戴帽子
  195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2月27日下午,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毛泽东以极为开放的口吻,纵古论今,谈笑风生,鼓励大家鸣放。当与会的各界人士在夜幕下离开灯火辉煌的怀仁堂时,一股温馨的暖流从中国的政治中心流向全国。
  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恳切地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在大红宫灯下,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负责人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宣战。” 5月1日,全国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远离北京的哈尔滨,政治敏锐性并不差多少,顶多在时间上比北京慢半个月左右。
  3月中旬,哈军工层层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3月底又召开全院的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各单位都组织了学习讨论。5月4日,《工学》报第一版以全版篇幅和“积极的情绪,活泼的思想”为题,报道了全院的学习情况,热情洋溢地总结了学院的政治气氛:“全院同志学习毛主席讲话以来的积极情绪是一个伟大的动力,它不仅要推动我们的学习,使之前进,更要推动我们院的整个工作,使之前进!”
  5月16日下午,院党委召开第一次老教师座谈会,请老教师对学院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1956年初以来心情愉悦的老教师们,政治热情挺高,与会的70多名老教师纷纷举手,大家踊跃发言,不少批评意见是相当尖锐和不讲情面的。
  院教协主任、材料力学教授会主任周明【溪鸟】教授说:“学院官僚主义严重,到处好像衙门、官府,不像学术机构,例如少数人居住的‘将军楼’,空了很多房子没人住,另一方面却又有很多同志没有房子住。”
  马明德教授批评政治工作至今还未深入教学:“教学人员的政治学习,老是‘传达动员—领会文件精神—联系实际讨论’,不但对老教师不适合,新教师也感到没兴趣。”
  体育教授会主任龚家鹿副教授批评某些领导对体育教育不重视,本来是“体育盲”,却偏偏要充“内行”。
  院党委第二副书记刘有光在十多位老教师发言之后,代表院党委表了态,他说:“在全院开始整风前,多方征求意见很重要,不但是老教师,今后在各种类型的人员中,都要召开座谈会,以揭露矛盾,帮助学院搞好整风。整风是和风细雨的,通过整风,给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造成一个‘鸣’的环境。”
  刘有光又说:“我们学院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是严重存在的,因而不能发扬全院的积极因素。‘依靠老教师办好学院’很早就提出来了,但我们实际做得很差,以致很多组织和措施流于形式,甚至群众连意见也没处提。领导与群众有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领导,因此,首先要向领导提意见。批评的态度,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扣几个帽子也不要紧。对付官僚主义,一定要坚持斗争到底。领导上绝不会打击报复;万一真有此事,那是品质问题,可以上告。”
  哈军工第一次整风鸣放会在刘有光副政委温暖如春的讲话中结束,70多位老教师在满院的丁香花香中兴高采烈、说说笑笑地回家去了。
  5月23日下午,老教师分为六个小组继续“鸣放”,接着在5月30~31日和6月1日三天,召开了规模更大的大鸣大放会议。同第一次会议相比,老教师们的语言更为不客气。
  机械制造工艺教授会主任张凤岗教授似乎有点“否定”哈军工的教学工作,他说:“我院有‘军工第一’的‘大国主义’想法,事事要求全国第一,结果是机构庞大第一,建筑漂亮,花费第一。其实机构庞大,讲究物质享受反而影响教学。‘第一’并不光荣,真正的光荣应该是教员教得好,而我们却谈不上。”
  化学教授会主任教员潘定说得更尖锐:“高等学校应该是科学研究中心,应该是有课的上课,没课的作研究,大家安静下来,伏案看书,但是我院经常搞运动,好像教员坐下看书就是进入了‘低潮’,不放心了,结果弄得人不敢安定过日子,这是领导不懂得什么是学校的常态。”
  理论力学教授会主任教员邹志楷一直被领导上认为是思想落后的知识分子,他一开口就带“刺”:“学院官味太重,各级界限分明,椅子也按级别分。校官待遇高,还发自行车,有公务员,常跑街的反而没车骑。有些军官不自爱,我很少看电影,但每次都看见军官违纪,军官骂人我见过,甚至骂到我头上。”
  素来不过问政治的刘恩兰教授也对学院的宗派主义提出尖锐批评,她举了一些实例,说明教授会主任没有实权,在教员提升问题上完全由行政领导说了算,“这是一个‘信任’问题,自己想做‘主人’,但别人不信任,没要你做主人,这样,要有‘主人翁态度’就很困难。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军人与非军人,党与非党,都有宗派;自己不是军人,又不是党员,好像是个‘外来货’,因而在别人眼里,自己的意见就好像是不存在一样”。
  老教师们在鸣放中也指名道姓地批评了院部系一些领导人的工作作风问题,例如技术部副部长李焕“官气十足,不深入实际工作”,第一政治处主任王序卿做思想工作是“压制多,说服教育少”等。对刘居英副院长的批评意见是“有些话讲得刻薄”。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09 06:46:02
  第8章哈军工学院的反右运动(2)

  5月29日下午,全院召开整风运动动员大会,张衍传达了全军整风会议精神和院党委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张衍特别强调整风必须坚持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方针。
  刘有光在刘居英率团出访期间主持全院工作,他在大会上宣布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他说,这次整风是有历史意义的,只有承认人民内部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全院的领导作风与思想作风上是普遍而严重存在的,是造成学院内部矛盾紧张的根本原因。他强调在整风中要听逆耳之言,虚心接受非党同志和下级干部的批评。希望非党同志提意见不要讲究方式,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
  大鸣大放期间,恰好黄克诚大将来学院视察,黄老参加5月30日下午的全院教授、副教授、讲师及非党军事教员的座谈会,仔细听了21个人的发言,休息的时候,黄老走到教授中间,与大家亲切交谈,鼓励大家各抒己见,大胆鸣放。
  和全国一样,哈军工的整风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机关和教学楼。晚上各个楼里灯火通明,人们在大字报前挤来挤去,各个系的领导亲自动员,学员们也被搅得热血上涌,从干部到职工,从教员到学员,人人大鸣大放,提意见,揭矛盾,个个都在忙碌着,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岂能落后!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据说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机散布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向党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当他听到李维汉汇报说,有人散布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毛泽东说,他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毛泽东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
  5月15日,毛泽东在听取统战部的汇报之后,对罗隆基所说的“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大为光火,他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作为机密的党内通讯,发给党的高级干部阅读。他在文章中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
  然而,整风运动已经让哈军工的知识分子们热情高涨,脑门发烫,口无遮拦,“刹车失灵”,他们由衷地相信院党委的真心和诚信。
  这几天,机械原理与零件教授会主任杨仲枢教授的心中漾起一股难以平息的激情。作为哈军工“五一”观礼团的成员,他在一个月前登上天安门的观礼台,亲眼看到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中央领导人,心中那份激动之情难以言表。想想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年轻时到法国和比利时留学,不幸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颠沛流离,滞留欧洲16年回不了国,先后在鲁文大学和列日大学读书和任教;还在农场种过玉米,摘过葡萄;在工厂干过钳工,当过工程师。再艰难,自己也不肯加入外国籍,心中无时无刻不思念着故国与家乡。1946年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免费船票才回到祖国。长沙解放后,共产党对自己这个穷书生很是器重,1952年就当上了湖南大学机械系代主任,1952年底来到军工,各级领导对自己都挺好,1956年是首批授衔的教授,刚参军就是中校军衔。今年又去北京观礼,这一切都要感谢党和国家啊。
  那天总部领导宴请解放军“五一”观礼团,总政甘泗淇副主任向杨仲枢问起哈军工的大鸣大放情况,杨仲枢说,自己在4月份下工厂,对学院情况不了解。甘泗淇说,现在党号召你们帮助整风,你回学院后可要带头呀。
  在北京观礼后,杨仲枢又请假回南方一趟,5月下旬才返回哈军工。
  “杨先生,你落后了!”曾住过对门邻居的张凤岗教授乐呵呵地说:“现在大鸣大放可是热火朝天,什么时候听你放一炮?”
  杨仲枢笑道,“我刚回来,还不了解情况,不过我路过北京,北京高校里也是热火朝天呀!”
  一向和杨仲枢关系不错的胡振渭教授登门拜访:“杨先生,你得赶快大鸣大放呀!”他似乎欲言又止:“你历次运动都顺利,不像我肃反挨审查,所以……”
  杨仲枢正色道:“你不要老背着包袱,肃反时我是小组长,对你的审查是对的。现在帮助党整风,不能夹带着个人情绪。”
  “那是,”胡振渭点点头:“不过军工的肃反运动也确实有点那个。”
  杨仲枢煮好香喷喷的咖啡,和胡振渭边喝边聊,听说不少教授对学院“三害”中的宗派主义有意见,便赞同道:“宗派主义的问题不小,老胡你还有什么好建议,可以随时告诉我,我得赶快准备发言稿。”
  6月2日和3日,杨仲枢在家里认真准备鸣放发言稿,他苦于自己对学院的情况了解得太少,正好胡振渭不时过来看看,胡教授年轻,脑子活,又熟知学院各方情况,他给杨仲枢提供了不少素材。杨仲枢写好发言稿,胡振渭又全文看了一遍,夸道:“这样好!有分析、有归纳,四平八稳啊!”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0 06:04:41
  第9章哈军工学院的反右运动(3)
  6月4日,在全院教授鸣放座谈会上,杨仲枢果然带头做了长篇发言,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呢?现在已找不到这篇发言的全文了,但从哈军工上报给总政的报告和反右时的《工学》报中,仍可以看到杨仲枢发言的要点:
  “我院以宗派主义为主,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宗派主义派生的。……领导上只依赖一部分人,偏听偏信一部分人的意见,只听信自己所相信的人的汇报,然后作决定,这只算小群众路线……”
  “这些同志并不是有意要造成宗派主义,而是要和知识分子同舟共济把学院办好,但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下意识地存在着‘高级知识分子都有深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很慢,轻视工农,是落后的代名词’,于是就不知不觉在言语行动中表现出宗派主义来。”
  “我院机构庞大,工作效率不高,是老干部多了,老干部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要好好安排他们……”
  “我院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与中央精神不符,把知识分子当商品,当生产母机,认为知识分子是客,是西宾,是雇来的。……对高级知识分子采取‘分而治之’、‘阶级斗争’的方式,政治工作是逢甲说乙,使知识分子感到人人自危。有些教授调走了,我们应该检查一下自己,如果处理得好,人家不会走的。”
  “肃反时整了不少人……如果证明人家不是反革命,就应该赔礼道歉。”
  “湖南人有句俗话,满崽子成不了大器,我们现在对学生‘抱着走’的教学方法,将来培养不出好的干部。”
  “我们有的老干部解放后又讨了年轻的爱人,但对前妻生的孩子不好,甚至有点虐待,这是不对的……”
  “我们的卫兵腹泻拉肚子,坚持站岗,报纸表扬是对的,但是还要批评连长,因为他不关心战士。我看哈尔滨的交通警察冬天穿毡靴,我们的卫兵怎么不发毡靴?……”
  杨仲枢真是个老书生,一开口就直来直去,面面俱到。他的话音刚落,会场响起一片鼓掌声,坐在第一排的张述祖等老教师还站起来与他握手。
  杨仲枢轻松愉快地回家吃午饭,胡振渭的爱人肖冰早等在家里,她兴冲冲地向杨仲枢要发言稿,杨仲枢爱人王禄臻说:“她要拿到图书馆,想在下午座谈会上念一念。”
  “念就念,”杨仲枢把发言稿交给肖冰,笑道:“帮助党整风,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说错了,也不要紧,供党组织参考嘛!”
  因为自己讲不好普通话而寡言少语的张述祖,在思想上与杨仲枢产生了共鸣,两天后,他在教授座谈会上也发表了长篇讲话,一开始他就讲了一句让人难忘的话:“学院领导没有摸到高级知识分子的脾气,”他接着说,“高级知识分子以感激和惭愧的心情从事工作,感激的是,在国民党时代忠心耿耿想拿出自己的知识和抱负,使中国富强起来,使国家和自己也能有一天扬眉吐气,但是岁月悠悠,10年、20年过去了,在腐败的政治下一事无成。全国解放了,共产党来了,土改完成,抗美援朝胜利,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在这光明的前途下,高级知识分子的激动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大家衷心感激共产党。高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有正义感。惭愧的是:对解放无功,老干部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数十年汗马功劳,而自己一无贡献,坐享其成,这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老的知识分子,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要靠近组织,靠近党,努力工作的原因。那么高级知识分子的力量都发挥了没有?发挥了,但没有尽量。其原因是宗派主义的一道高而厚的墙在作祟,由于宗派主义而连带产生了有职无权和对待粗暴的现象。”
  “我同意杨仲枢同志的看法,三大主义在我院中,宗派主义是主要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是派生的。我院是军事性工程学院,因此院内除党与非党的矛盾外,还有军与非军的矛盾。我院组织机构庞大,行政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党员又是军人,于是无形中就形成了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和老知识分子间的矛盾。因为在工农干部看来,知识分子代表着‘落后’,而老知识分子代表着更落后,因此,宗派主义在我院就显得比在其他院校特别突出。”
  张述祖列举了不少关于宗派主义表现的事例,会议气氛热烈,随后发言的人也畅所欲言,胡振渭特别对肃反中违背政策的问题给予激烈的批评。
  曾石虞是个怪老头,喜欢一个人独处,大鸣大放中并不太积极,那天不知为什么也放了一通,弄得大家哭笑不得。他说:“我看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些好制度,军队中有牧师,他讲话和蔼,道貌岸然,态度严肃,人们愿意接近他。我们军队做政治工作的同志也要学学牧师这个好处……”
  日历翻到了6月8日这一天。一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播音员严厉冷峭的声音震撼着人心。
  当日,坐镇北京指挥若定的毛泽东向党内发出指示,下达了反右斗争的总攻击令,一张笼罩神州的“阳谋”大网终于收网了,他说:“总之,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烂,只溃烂一小部分(这部分溃烂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1 07:11:19
  第10章哈军工学院的反右运动(4)
  在全国,刚开展一个多月的“鸣放”,在哈军工,才开始半个多月的“鸣放”,顿时熄火夭折。一连数天,从文庙街两旁的高大白杨树上,纷纷扬扬飘落下无边无尽的杨絮,犹如漫天鹅毛大雪,哈尔滨的“六月雪”为哈军工大院营造了一派肃杀苍凉之气。
  哈军工的老知识分子们都吓傻了眼,那颗心恰似“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在鸣放中翘过尾巴,发言尖锐的人们开始惶惶凄凄,察言观色,三缄其口。但也有个别人刹不住车,6月8日那天召开的讲师座谈会,鸣放中一直没发过言的理论力学教授会讲师王连起不知拨错了那根筋,竟慷慨激昂地开了腔,一篇言词尖刻的长篇发言刊登到《工学》报上,他可真是自己跳出来的鱼。
  刘有光副政委到北京开会去了,学院里的运动似乎处于暂时的停滞状态。《工学》报上陆续刊出一些学员和实验员批评老教授的文章,口气颇为温和,充满以理服人的学术气氛,例如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两点浅见——与杨仲枢、曾石虞两教授商榷》。适逢松花江汛期,全院人员都投入防洪修堤的劳动中,静谧的军工大院显得冷冷清清。
  那天晚上,张衍接到刘有光的长途电话,他连忙做记录,放下电话,他对张子明说:“我们挨批了,成了全军反右的落后单位。”两个人神色肃然,默默离开办公室。
  在北京参加总政关于全军反右斗争的会议以后,刘有光匆匆返回学院,没顾上回家,马上召开院党委常委会议。
  “我们落后了。这次开会,我汇报了军工的整风情况,挨了批评,说我们这儿冷冷清清,哪里像是反击右派?”刘有光目光阴郁,心事重重,望着默不作声的众常委们说:“如果再不开始反右斗争,我们这些人也得成为右派分子,怎么办呢?我看,大家赶快研究一下,我们的反右运动怎么搞……”
  6月29日,刘有光代表院党委在军人俱乐部做了“反右派斗争的全院动员报告”,此时,哈军工的反右斗争才拉开了大幕。
  杨仲枢在劫难逃。听了动员报告,他神思恍惚地往家走,路过二道门,醒目的大字报张贴在路两旁,斗大的黑字写的是“质问杨仲枢”。他怎么也想不通,刘有光副政委不是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扣几个帽子也不要紧”吗?他不是也讲了“宗派主义在军工很严重”?怎么我的发言现在就成了右派言论了呢?
  他低头走着,突然听到身后有曾石虞的声音:“嘿嘿,真没有料到哇……”
  杨仲枢站住,回头一看,张述祖一脸凄苦抑郁的表情,和曾石虞一起走路,眼神呆滞,似乎不认识他杨仲枢,倒是老夫子向他点点头,强作笑颜地打声招呼。
  杨仲枢回到家里,在书桌前失神地枯坐着,王禄臻把一份转载《人民日报》社论的《工学》报轻轻放到他的面前,一句话也没说就转身走开了,小儿子昂岳怯怯地走进来,鼓足了勇气说:“爸爸,同学们说你犯错误了,他们都不理我了,连平时跟我打乒乓球的‘大片刀’教授叔叔也不理我了。”
  杨仲枢看看儿子,长叹一口气,喃喃道:“爸爸对不起你!”两行热泪从他瘦削的双颊流淌下来。
  哈军工的反右斗争如火如荼,各种辩论会昼夜不停,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人们同仇敌忾,口诛笔伐,要把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一个个揪出来示众。7月2日,杨仲枢在教授反右分析批判会上开始做检查,但他始终坚持说“自己的动机是好的,没有反党的意思”,于是他被界定为顽抗死硬者。
  惊魂甫定的众教授们在检讨自己的同时,又一齐把杨仲枢当成批判的活靶子,有些人为了自保,就开始努力表现自己,好像在一片沼泽地中,不踩着杨仲枢,就无法挣扎着爬到岸上。在流火的盛夏里,批判、揭发杨仲枢的大会开了十多次,一次比一次的温度高,胡振渭夫妇也反戈一击了,于是,杨仲枢成了“鼓动全院人员向党进攻,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分子。
  笔者实在不忍心摘录当时哈军工众教授们批判杨仲枢和王连起的发言。断章取义、故意曲解、落井下石、无限上纲,是当时全国反右斗争中揭批右派分子时的普遍现象,哈军工也不例外。但是能责怪这些积极投身反右派斗争的读书人吗?面临泰山压顶的政治压力,知识分子只有举手投降的份,自己都处境危险,还顾得了别人?因此打起右派来都十分卖力气。
  在一片声讨声中,有一位老教师始终一言不发,他就是副教授叶荫庭。30多年后,叶教授说,领导多次督催我发言,我说自己耳朵聋,听不清。可我心里想,杨仲枢那些话,没啥大错,硬往右派上打,荒唐啊。
  8月8日的《工学》报上,一篇《向张述祖副部长进一言》的文章点燃了围剿张述祖的战火,署名作者虽然是一个并不认识张述祖的二系学员,但谁都知道,这是学院反右领导小组的战略部署。
  尽管7月3日张述祖就在教授座谈会上明确表态,坚决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开始检查自己6月6日的发言。接着从7月6日起到11月24日,连续做了五次深刻的检查,但无济于事,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像法海收拾白娘子的金钵,无情地紧紧罩在他的头上。
  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著名学者聂绀弩有个描写反右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
  笔者细读了张述祖教授写下的那数万字的检查,可以看到这位老教授当时如何想脱胎换骨,抽筋剥皮,剖心割胆,穷尽一切词汇来表达自己对党的忏悔和忠心,甚至做对了的往事他也去违心地检讨一番。例如,张述祖在建院初期,以陈赓和其他院领导为榜样,自觉地住进简陋的小平房,这件事并不错,他在检查中,却说这是“脱离群众”的错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正直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无奈地自我丑化,自我作践。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3 06:05:00
  第11章哈军工学院的反右运动(5)

  当第一场大风雪把哈尔滨带进严冬的时候,张述祖家中一片愁云惨雾。面容憔悴的张述祖已经多日吃不下饭,反右斗争使他一下苍老了许多,他把几个孩子都叫到跟前,嗓音嘶哑地说:“爸爸犯了错误,看来学院决定把我划成右派分子,以后我不能再当教授了。”
  老伴陈德华忍不住哭泣起来,小女儿希秦见妈妈哭了,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张述祖连忙说:“别哭呀,听我说。爸爸是农民出身,小时候就会种田,一旦学院不用我了,我打算回老家种田去,你们要有个思想准备才好。”
  孩子们都低着头,谁也不吭声,自从父亲挨批后,他们看尽了别人的冷面白眼,自己觉得掉进了万丈深渊,还能说什么呢?
  看看全家人一片静默,张述祖摆摆手:“都去学习吧!”
  哈军工的反右派斗争,斗出个死硬的大右派分子,此人叫王维一,是图书馆的少尉助理员,他的主要右派言论是“否定哈军工肃反运动的成绩”,他公然说“人民民主民怕主”,于是成为众矢之的,各个系都要求和王维一当面辩论。这位仁兄真是不含糊,豁出去了,他整天骑个破自行车,身后背上一个小牌子,上写“我是王维一”,哪儿找他辩论,他就去哪儿辩,一个人要舌战成百上千的辩论者,最大的一次关于肃反问题的辩论大会整整开了9天。
  1957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一条消息,题为《军事工程学院举行肃反问题辩论会——驳倒反对肃反的王维一》这大概是哈军工反右斗争时惟一在中央一级大报上登载的稿件。
  像王维一这样在肃反中被斗错的人,对肃反心怀不满,鸣放时态度偏激,大放厥词,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又和群众严重对立,死不认错而当了右派,在哈军工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被打成右派的人不过是因为几句话或者与顶头上司有些矛盾、给支部书记提过意见而已。
  到了1957年底,全国的反右派斗争早已大获全胜,似乎该鸣金收兵了,哈军工也开始第三阶段的整风,3万份大字报标志着人们的政治热情,人们按院党委的要求,给领导提意见。12月底,军委下令调刘有光赴京任五院政委,翌年春,谢有法政委走马上任。不久,反右运动又起新的高潮,名曰“反右补课”,于是,本来没有事儿的年轻人便一个接着一个被“补”成右派。
  毛焕曾是炮兵工程系207教研室的技术员,少尉,1955年从南京雷达学校毕业后,因成绩优秀,被分配到哈军工,那时候他才21岁,尽管祖父和不少亲戚都在美国,但他对新中国一往情深,高中毕业才17岁,就瞒着母亲去参军,到重庆报考西南军区通信学校。
  个子高高、性格开朗的毛焕曾,是个业务尖子,来哈军工前就两次立功受奖;在207教研室,他是团支部书记,思想进步,为人正派,群众威信很高,1955年冬,陈赓大将陪同武元甲到各系参观,毛焕曾就代表教研室向贵宾介绍各种雷达的性能。
  1955年肃反时,207教研室一名教员成为怀疑对象,三审两问,吓得他精神分裂,一年的内查外调,证明他没有问题,可此人已经没法子工作了。反右前的整风鸣放中,毛焕曾为此提出批评意见,他说,“左”在某种程度上所引起的后果比右还坏,所以他建议搞运动也应防“左”。反右大潮汹涌澎湃之时,他对杨仲枢等右派老教员表示了同情,认为他们的言论中有合理的成分,不应断章取义。
  这就够了,这位热血青年被补进右派行列。他自然想不通,二系反右领导小组认为他“没有低头认罪、真诚悔改之意”,在最后那次批判会上,毛焕曾已经无心听一些人无中生有的聒噪了,他的笔记本下压了一本名著《堂吉诃德》,有心无心地翻一翻,当有人说他“反党”时,他终于愤怒地站起来说:“以前西班牙有位骑士叫堂吉诃德,他和风车作战;我看现在也有一些新堂吉诃德,找错了斗争对象,把自己的同志当成敌人。今天我敢说,就是把我毛焕曾烧成灰,也找不到一点点反党的材料,历史将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我们军队的!”
  物理教授会有一对业务骨干夫妇,丈夫是位人高马大、性格豪爽的壮汉,叫王琥,妻子文静贤淑、端庄秀丽,叫寿瑞兰。1953年秋与16位上海同学一起来到哈军工,成为哈军工年轻的助教。同是上海老乡,星期六晚上,大家常到王琥家里聚一聚,有一次啤酒买多了,苹果也不好吃,几个小伙子瞎起哄,把一瓶啤酒倒掉,又扔了几个苹果,没想到这么个芝麻绿豆的小事被参加聚会的一位女同学汇报给协理员,协理员说:“太不像话,这是资产阶级少爷作风,我要批评他们。”果然在一次会议上协理员批了上海人一通。
  上海同学对打小报告的人自然心怀不满,王琥是个热心肠,他爽直地说:“都是上海来的同学,算了,算了!星期天大家来我家吃饺子,把话说开了,别影响了团结。” 没想到那位女同学接到请帖,反感地说:“哼,王琥算老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
  那天王琥下班回家,看见教授会的党支部书记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态度挺严肃,寿瑞兰正在那儿低头擦眼泪。
  北大毕业的支部书记也是上海人,他劈头盖脸地教训起王琥:“听说你对汇报情况的女同学有意见?想教训她?你和寿瑞兰要注意站稳党的立场,不要跟着群众瞎起哄。”王琥是个点火就着的火暴脾气,他本来是好心,想调解同学间的矛盾,怎么弄出个立场问题?他和支部书记吵了起来。从此,王琥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1955年肃反,物理教授会硬弄出个“复旦反革命小集团”,说王琥是小头目,支部书记派人来抄王琥的家,最后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一直积极争取入党的王琥,心里真是凉透了。好在王序卿后来听了王琥的汇报,鼓励王琥好好搞专业,别计较那些飞短流长。
  1956年,王琥跟着慈云桂搞科研,慈云桂对颇有天赋的王琥很是欣赏,推荐他去苏联攻读副博士,学院批准了这一推荐。
  反右运动开始后,被党支部视为“思想一贯反动”的王琥,自然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而大大咧咧的王琥偏偏口无遮拦,《人民日报》发表葛佩琦的言论,尽管是断章取义的篡改,王琥看了,竟敢公开说葛佩琦“讲得有点道理”;看到章乃器的言论就说“有骨气”,对费孝通和潘光旦的言论也点头称是,并向同事高伯龙讲师介绍一番。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4 05:50:15
  第12章哈军工学院的反右运动(6)

  这个傻大胆的王琥还跑得掉吗?1958年3月,对王琥重新复查,升级为右派分子。物理教授会开大会批判他,教授会主任率先发言:“坐在我们面前的带着上尉军衔的右派分子王琥,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了,他是解放军的叛徒!”
  听到这里,王琥怒火中烧,大吼一声:“你说谁是叛徒!”随手抓起面前的竹壳暖瓶朝主任甩过去,幸好没砸着,会场顿时大乱。右派分子敢打人,这还了得!王琥马上被看管起来,3月22日他被送到院警卫营监督劳动。
  以上说的都是教员中的“右派”,那么学员中的右派是怎么抓出来的呢?先看看一个老贫农的儿子怎样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
  张忠信生于1936年6月,吉林省九台县人,1954年毕业于省立长春高中,以优异成绩考入哈军工。1955年9月升入工程兵工程系部队工程科学习。
  刚进本科的时候,科主任赵志善中校来看他。在战争年代,赵志善右肘挂彩致残,给张忠信的第一印象是:我们的科主任是个荣誉军人呢。
  赵志善和蔼地对张忠信说:“你到咱们科之前,我不止一次看过你呢。”说罢大笑,张忠信明白,赵主任指的是审查过自己的档案。
  “你的条件不错,贫农子弟,根子正,好好在咱们军工学习吧!”赵志善鼓励着年轻人。
  在一次全科的军人大会上,赵志善向学员们解释过他为什么用左手敬礼:“我的右手举不起来啊,所以经过苏联顾问批准,我是用左手敬礼的!”张忠信对科主任充满敬仰之情。
  1956年3月寒假过后,年级主任刘毅大尉组织部分学员开座谈会,让大家谈谈自己的家乡在城乡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变化。张忠信的家乡九台龙家堡离松花江支流饮马河只有15公里,是个以玉米、谷子为主要作物的老农业区,农民以小米和苞米为主食,而附近饮马河流域盛产大米,那里的农民以大米为主食。张忠信回到家乡时听到农民口出怨言,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当地干部不准农民交换粮食,于是只能一年到头吃小米,想去饮马河换点大米过年也不行。张忠信在座谈会上实话实说:“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好的,但地方在执行时有偏差,我们九台县龙家堡,就好像‘封建割据’似的,弄得农民生活比较苦,远不如城里的工人。”
  这几句话为张忠信的人生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反右开始前,张忠信在“鸣放”中真没有说什么过格儿的话,到了秋末,反右大潮已经由“牛市”转入“熊市”,到了提高认识阶段。那天赵志善找他谈话,大意是说,你以前那些言论,你看和右派言论有什么区别?你必须提高认识,要脱了裤子割尾巴,不怕痛,不怕丑,检查得越深刻越好。你跟二年级中的调干右派黄振昌不同,你是思想问题,我们对你是和风细雨,洗温水澡。
  科主任给张忠信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认认真真准备了两天,在年级会议上作深刻检查。赵志善亲临会场,他再次把上次的谈话重复了一遍,给会议定了方向。
  怀着对科主任的信任和感激,张忠信生怕自己检查得不深刻,便尽量给自己上纲上线,他说:“我对党的统购统销政策认识不清,对农民暂时的困难有误解,破坏了工人和农民的关系,我的言论和右派的言论没有什么区别,我已经站在右派的立场上说话了。”
  果然,同学们为张忠信洗了“温水澡”,认为他的检查比较深刻,态度是端正的。开学后,张忠信照旧上课,当轮到他们班值班时,他臂戴黄袖章,荷枪实弹,在系值班室里担当副值班员。
  转眼到了1958年春天,学院里“右派复查、补课”的风声越来越紧,同时下放干部运动也热火朝天,年级主任刘毅在第一批下放名单中。张忠信去找刘毅,忐忑不安地说:“你了解我,你走了,我怎么办?”刘毅安慰他说:“不要紧,你好好学习嘛!”不过刘毅欲言又止地说了句半截子话:“唉,为你的事,把我整的也不太好!”
  紧接着第二批干部下放,去了北大荒,学员中被批准下放的人胸前挂着大红花,被敲锣打鼓地送出了哈军工大院,人们脸上都挂着不自然的笑容,一种不祥的预感开始袭上张忠信的心头。
  3月19日午饭过后,全科100多名学员在509讲堂集合,科主任赵志善脸色铁青,大声向大家训话:“反右运动并没有完,我们还有一个账,就是反右后期一些人被批判了,他们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呢?这一回要弄清楚。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科三期的张忠信、四期的李景润、五期的高国珍……”
  结束讲话时,赵志善强调说:“凡是站在右派立场上的,有右派言论的,不用解释,就是右派啦!”
  张忠信的心猛然收紧,冷汗从每一个毛细孔中沁出,只感到眼前一片乌黑。天哪!这哪里是“检查得越深刻越好”?这不明明是在骗我上钩吗?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我的一切都要完了!
  精心准备的算账会开始了,发言的人也事先有分工。有的批判张忠信“反对党的统购统销政策,破坏工农联盟”;有的批判他“反对肃反运动”;有的批判他“反苏”,张忠信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但同学们揭发他在整风运动之前,在和同学谈心时说过“我院肃反开始不讲政策,有点扩大化”,“苏联为什么要出兵匈牙利?不理解”。那是一个鼓励人们收集别人的“反动言论”再向上汇报的年代,揭发别人并分析上纲是政治进步的表现。而今天揭发的这几条,只要有一条成立,张忠信就要被打成“右派”。他像一只可怜无助的小羔羊,软弱无力地为自己辩护着。
  赵志善最后发言,他冷冷地说:“张忠信在历史上就不光彩,犯错误绝不是偶然的!”
  一直低着头做记录的张忠信“腾”地站了起来,委屈、愤怒像一股强电流通遍全身,他不顾一切地打断赵志善的话:“我今年才22岁,我的家是三代老贫农,我当过儿童团员,参加过土改,是党把我作为优秀学生送到军工学院学习的,请问赵主任,我历史上有什么不光彩?请你当着大家的面说明白!”张忠信越说越气,他声泪俱下质问道:“是你让我检查得‘越深刻越好’,是你说给我‘洗温水澡’,对我‘和风细雨’,现在全变卦了吗?”
  会开不下去了,赵志善的目光避开张忠信,他的脸有点扭曲,残废的右臂在轻轻抖动,他声音沙哑地宣布散会,一边出门一边小声嘀咕说:“过去认识不清,现在可以提高认识嘛……”
  张忠信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十分尊敬的领导赵志善主任。三天后,科里宣布张忠信为“一般右派”,即日起到“学习队”参加劳动,他加入了右派的行列,每天去铲马路上的积雪,或到花房种花,在楼里打扫卫生,当然还要学习毛主席的几篇著作和《人民日报》社论,认识交待自己的“反动思想”。
  一天,科里的文书来找张忠信,他是来送津贴费的。看看四周没有人,文书悄悄对张忠信说:“赵主任和马好学年级主任都很关心你,赵主任让我告诉你,要注意身体,好好学习!”
  张忠信心头一热,问道:“赵主任还想着我吗?”
  文书点点头,匆匆地离开了。
  春去夏来,有一天,张忠信从一张《工学》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学院正在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这次揪出了“林高赵反党集团”……
  张忠信大吃一惊,怎么,赵志善主任也成了右派?这到底是怎么啦?在被发配到北大荒的路上,张忠信的心里还一直惦着赵志善主任。
  摘编自《哈军工传》(作者:腾叙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2013年8月26日星期一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30 07:06:28
  第13章 少将陈沂被打成右派(1)
  简历
  陈沂,1912年生于贵州省遵义县。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少年时期,参加进步组织,曾任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等职。1937年11月,在山西晋城参加八路军,奔赴太行山区进行敌后抗日武装斗争,而后到冀南根据地和山东从事新闻、理论宣传和文化艺术工作,历任八路军晋南军政干部学校校务部主任、冀南区党委冀南日报总编、冀鲁豫日报社社长、大众日报社社长、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等职。在正确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激励部队士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期间,他转战南北,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东北军区后勤部主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政委、政委、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后勤部政委等职,先后参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和海南岛战役后勤保障的领导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被誉为“文化将军”。
  50年代后期,被错划为右派,下放黑龙江省劳动21年,但他坚信真理,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贞不渝。1979年6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主抓意识形态工作。1983年2月起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财经委主任。他是中共八大列席代表、十二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2年,陈沂因病在上海逝世。
  建国前经历
  陈沂是贵州省遵义县人,1912年出生在一家小地主兼教师家庭。本姓佘,名万能,字孟秋。曾用名佘立平,笔名陈毅。党内一度有“大小陈毅”之称。后为避与陈毅元帅重名,改名陈沂。陈沂童年几乎在外祖父家生活,他外祖父是前清拔贡生,廷试中选,当过知府。陈沂读了几年私塾,续读高小,后到遵义中学当旁听生。不久家道败落,陈沂也曾为家里放牛放羊。家里的大瓦房被烧,陈沂的父亲以做柿饼谋生,陈沂也曾跳着柿饼当街叫卖。陈沂的一个亲戚在黔军当副团长,他资助陈沂到遵义省立三中读书,与韩念龙、雍文涛同学。他中学毕业后,由三舅带到成都,考入四川大学工学院。1929年,在祖母的资助下,他去了上海,考入中国公学。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陈沂作为进步的文学青年,列席了成立大会。1931年,他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参加了北平左联,并担任候补执委。陈沂这时连一张大学文凭也没有,但已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授“唯物史观与文学”,不久他考取了北平大学法学院。“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各大学学生组织南下请愿示威团,陈沂是示威团的领导成员,并担任纠察队长。在南京,陈沂被国民党宪兵逮捕,不久被释放,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成立北方文化总同盟,陈沂担任北方文化总同盟主任、党团书记。1933年陈沂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押送南京,被判处5年徒刑。1935年,由其父亲营救出狱,先回贵州后去上海,担任《救国日报》编辑,发表了一些作品,引起茅盾、夏衍的注意。西安事变后,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陈沂恢复了党组织关系。他1937年去南京,经李克农安排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抗敌剧团工作,抗敌剧团到武汉时,李涛找到陈沂,告诉他朱瑞正在晋城办干部训练班,得知陈沂曾着有《怎样动员农民大众》一书,邀请他去晋城,陈沂因此进入太行山。陈沂到太行山后,在干部训练班当教员,1938年日军进犯晋北,他担任太行游击司令部民运科长。朱瑞创办晋南军政干部学校,他出任校务部主任。晋南军政干部学校停办后,陈沂到北方局任宣传干事。1939年,陈沂到冀南,任《冀南日报》总编辑,1941年,任《鲁西日报》社社长,1942年,陈沂到山东分局,任宣传部代部长、《大众日报》社社长。陈沂任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抓文艺工作,手下的作家兵强马壮。
  1946年,陈沂被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部长,陈沂找到陈毅,说自己想跟罗荣桓去东北,大陈毅同意了小陈毅的请求。陈沂到东北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林彪知道陈沂到四平,十分高兴,亲自到陈沂的住所看望陈沂,由林彪提议,东北局任命陈沂为野战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林彪要他把政治工作统统抓起来。陈沂办起《自卫报》,林彪为其题写报名。陈沂还主持召开了进军东北后的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陈沂抓了俘虏工作,把一些俘虏放了回去,林彪听了汇报后说:放得对!放他们回去本身就是一个大宣传,我们倒要看看,对美式装备,是不是也可以从政治上瓦解!野战政治部撤消后,陈沂回到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谭政要他去当组织部部长,陈沂不愿意,李富春、黄克诚把他要去了西满,担任西满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陈沂抓了二线兵团的工作,并办起了《西满日报》。
  1947年,黄克诚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陈沂随黄克诚回哈尔滨,任后勤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48年他担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辽沈战役结束后,陈沂升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平津战役结束后,四野后勤部进入天津,四野的一个弹药库发生爆炸,周纯全和陈沂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请求处分。中央回电:念你们的胜利和辛勤,免于处分,今后应引为教训。此时陈沂因喉咙长了个瘤子,在北京做了手术,手术后与罗荣桓同在颐和园疗养。1949年9月陈沂到武汉,为解决解放海南岛船只问题,他曾经到香港、澳门去考察。建国后,罗荣桓想将陈沂调到总政治部,表示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秘书长叁职由陈沂选。陈沂不愿离开四野,林彪说:你这些年批条子还没有批够吗?林彪支持他去总政治部。陈沂担任总政文化部部长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鼓励创作,发展文艺批评,筹建总政文工团、《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创建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八一体工队。他多方网罗人才,培养人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三度作为副总团长去朝鲜慰问。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22 14:53:37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4 18:41:22
  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这篇讲话中说,“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怎样围剿呢?“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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