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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7】镇压反革命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29 15:22:05 点击:2114 回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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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7】镇压反革命
  内容简介:
  新中国建立后,于1950年~1952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也曾经出现扩大化的失误。
  本书揭露了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讲述了镇反运动的过程,内容翔实丰富,讲述具体生动,再现了当时镇反的景况。阅读此书,能全面了解这段历史的面目。
  第一章 镇压反革命运动概况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是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有计划地潜伏和残留在大陆上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约有300余万人。他们不甘心自己的灭亡,继续与人民为敌,进行刺探情报,破坏工厂,捣毁铁路,抢劫物资等活动,甚至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的各种破坏和捣乱更加猖狂。
  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明显地猖獗起来。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五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国人就要打过鸭绿江来,蒋**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便纷纷冒出头来,在各地进行破坏活动。
  1950年3月,**中央发布《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
  6月6日,主席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的书面报告中把镇压反革命列为全党的八项重要任务之一。
  7月,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反运动开始后,曾一度出现“宽大无边”的倾向。针对这一倾向,10月,**中央又发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
  从1950年12月起,中国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采取在党委领导下,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使公安、司法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并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的方法,让人民群众自觉地起来检举和揭发反革命分子。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等处理反革命案件的政策,使镇反斗争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的标准。
  1951年5月,**中央及时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1951年10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关于整个运动被“杀”、“关”、“管”的总人数,主席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
  数据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徐当时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
  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这个数字,比主席当初设想的,高出了许多。
  1951年4月下旬主席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实际的被杀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的这个数字。
  镇反运动集中打击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5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上残留的反革命势力。
  曾经困扰历代政府的匪患和黑社会势力也在这次“镇反”运动中被基本肃清。
  这使我国的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巩固和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斗争。为改善民生、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下面各章节较详细地讲述镇反运动的方方面面,请有兴趣的朋友浏览。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30 07:20:57
  第二章 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新中国成立之后,蒋**集团的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疯狂进行破坏活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獗:散布谣言,刺探情报,破坏工矿生产和交通运输,炸桥破路,撞车翻船,焚烧粮食、棉花、器材、仓库甚至整个工厂,毁坏锅炉电机造成停产停电。
  在饮水、食品中投毒,残害无辜群众包括儿童;造谣惑众,制造混乱,威胁和恐吓积极分子,离间政府和人民的关系;骗取民财,强奸妇女,抢劫行凶,甚至在城市纵火,焚烧民房、商店、医院、街道,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扰乱了社会秩序。
  组织暴乱,围攻我基层政府,潜伏我党、政、军机关部门,腐蚀收买干部和工作人员,刺探收集各种情报;搞袭击、暗杀活动,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制造白色恐怖,直至搞武装暴乱。
  1949年8月华北局向中央的报告称:
  “一、纵火。天津、安新均发生弹药库爆炸,林县焚毁仓库两处,北平电车被焚五十余辆,石景山钢铁化验室亦曾失火,冀南、太行我党员村干与干属麦子被烧者数十起,冀南十三个县统计,烧毁麦子一九一七亩。二、杀人。”
  “冀鲁豫二十六个县三个月内统计共杀人五十五起,死人八十八名,大部为匪特反革命分子所杀。”
  “冀南近三月内反动地富杀害我村干党员四起,绥远陶林二区蹋步忽洞村地主勾结土匪一次即杀我村干部积极分子十二人。”
  “自元月至今合计约有二八八人(被杀),这些人命案件大部与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有关。”
  对于我们党、政府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敌人更是磨刀霍霍。台湾国民党的保密局曾向大陆各大城市派遣行动组和所谓“精干勇敢行动人员”搞暗杀。
  例如,特务陕站行动组企图刺杀彭德怀、贺龙、甘泗淇等。号称“行动能手”,“百发百中、无刺不成”的特务刘全德潜入上海,以陈毅、潘汉年等为暗杀目标。
  台湾派出的北京行动组专门行刺主席、少奇、总理、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他们还企图制造更加惊人的政治事件,准备在1950年国庆节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检阅台,但这个重大阴谋案在实施的前几天被我公安机关破获了。
  西南局报告称:
  土匪活动猖獗,除了残杀革命干部,匪徒还袭击并攻占政府驻地,几个月内,四川多个县城被土匪攻占,围攻邛崃城的土匪甚至达到万人之众,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
  此外,“成渝、成灌、渝黔几条重要公路,渝泸等水路全都被土匪掐断;蓉雅、川湘公路之桥梁全被破坏……”
  据初步估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之土匪就达104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人,大股万余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6万余匪。……
  在这些土匪暴乱的许多地区,我县、区各级政权已几乎全都被捣毁,征集军粮和调往重灾区之救济粮款,以及农村中的减租减息、建政、春耕春播等我地方各项工作,一度已全都处于瘫痪状态……
  除了四川,全国各地都普遍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反革命匪徒暴乱,据史料记载,中南、广西、湘西等地的情况也很严重,1950年1月底广西连续发生恭城、玉林、思乐等十几个县的反革命匪徒大暴乱。而且土匪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31 07:08:51
  第三章 “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1949年12月,主席决定率代表团访苏,12月6日,北京被一场大雪装扮得银装素裹。
  毛主席身穿一身银灰色中山装,头戴呢帽,外罩一件大衣,在站台上神采奕奕地和送行的人员话别。
  上午8时,毛主席坐着新中国第一列代号为9002的专列驶出西直门火车站。
  特务决定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台湾选派最有经验的行动特务,要在列车运行中将毛主席暗杀。
  特务头子毛人凤命令:
  “通知情报总署,按计划执行。赴大陆人员准时到达目的地。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采取ABC三套方案。”
  “第一,从两翼围追堵截主席的专列,控制制高点,采取突然袭击;第二,大规模破坏东三省铁路重要部位;第三,炸毁长春14号铁路涵洞,在哈尔滨双城铁路集中埋设炸药,将车炸毁。”
  交代完后,毛人凤对美国顾问布莱德说:“炸了主席的专列,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布莱德兴奋地说:“岂止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它的意义不亚于一场战争。日本人为你们做出了样子,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毛人凤做出部署后立即报告给蒋**。
  蒋**说:“主席访苏,是针对我们的,如果他们签订了友好条约,我们的条约往哪里摆,难道一点儿约束力也没有了吗?不管苏联的态度如何,你们要先发制人,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次主席访问,绝不能让主席活着访问苏联成为事实。”
  大兴安岭隧道是1903年才建造完成的,也是通往苏联的必经之路,一旦被炸,毛主席和铁路列车都将被埋在长长的隧道中。
  为了确保隧道万无一失,保证毛主席的专列安全通过,当时增加了很多公安部队的战士,在隧道两边不停地巡逻。
  毛主席专列经过的那天,巡逻队发现了铁路上的一块巨石,就在清除搬运时,山上打来冷枪,有一个战士被打伤。
  部队立即组织人员对敌特进行围堵,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击毙了三名敌特。
  在铁轨上,公安部队还发现了美国制造的微型地雷。经过公安战士的努力,敌人的阴谋破产,毛主席的专车安全通过大兴安岭隧道。
  毛主席的列车一路不停长途奔驰。为了保证主席休息,决定在哈尔滨市休息一下。
  黑龙江省公安总队奉命负责保卫安全,黑龙江省公安部队政委王化成具体指挥这次保卫任务。
  在大兴安岭隧道炸毛主席专列的计划落空后,国民党又密令潜伏在长春的特务于子洋执行暗杀计划。
  于子洋是国民党中统局的特务,长春解放后潜伏下来,为了掩护,他在长春市胜利大街租用了一栋两层小楼,纠集金晓科等十几人,组成了一个潜伏组。
  于子洋与混入铁路内部的特务刘金鹏密谋,采用在四平路投放炸药、在道岔处放置大石块的方法企图颠覆列车,加害毛主席。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刘金鹏还在铁路内部发展了苗延年、南云海等多人,以便计划实施时协同行动。
  这一重大的情况被公安局获知,市委书记刘业雄要求严密监视,定时破案,吉林公安局调兵遣将,在毛主席回程临近时刻,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
  在长春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时火车晚了15分钟。晚点是为了迷惑敌特,火车又进行了调动。
  在东江桥下面,警卫人员发现敌人放的炸药和搞破坏的铁路路钉后,及时排除,列车按时通过。

  1950年2月17日,毛主席访问苏联回国,中央纵队继续担负路线警卫工作。
  执勤部队对铁路桥梁、道岔、道钉、枕木、信号旗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并对路基两侧50米范围内进行了搜查。在执勤中,曾发生敌特枪击哨兵、偷割电线、向铁轨上放石头、向桥下放炸药等事件,都被及时发现处理,未造成破坏和伤害。
  公安部队一举将毛人凤在北京潜伏的电台破获。至此,这次敌人暗杀毛主席的阴谋彻底破产。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1 07:28:21
  第四章 密谋炮轰天安门(1)
  建国初期的北京,一封寄往日本的普通的信件引起了公安人员的高度警觉,经过紧张严密的布控,他们终于侦破此案。
  这是一项由美国间谍机关策划,企图在国庆节用迫击炮炮轰天安门城楼、谋杀新中国领导人的惊天大阴谋。于是,公安健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出击……
  一个外国女人进入我方视线
  1950年9月27日,北京的东单大街一早就已车水马龙,热闹非常。上午9点左右,一个伊拉克女人肩披一条印花绸巾,风姿绰约地来到东单的北京国际电讯电报邮局。
  她飞快地办完邮寄手续就匆匆地走了。在马路对面的“北方皮货”商店里守候监视她的一个高大、肥胖的日本人,见女人从邮局出来,确信邮件已经发出,便跟随着女人向东四方向走去。
  就在发信人自以为万无一失时,他们的这封信已被摆在了监视他们许久的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狄飞处长面前。从字面上看此信似乎只是一封购销通知。信件的投送地址用毛笔写着:
  日本国东京都涩谷区
  神泉町20番地7号第一绿C管理室
  经过秘密检查,信件的内容是:
  CLC总部: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的计划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
  山口隆一
  一切并无异样之处,但狄飞处长一分析就感觉有蹊跷了。
  首先,CLC是一个间谍组织,并没有消防器材方面的业务,为何要购买消防器材,而且选在北京?
  再看信中,还附有一张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地形草图,并画出了射击天安门检阅台的指示目标:从御河桥上放的灭火机上,一条又粗又黑的抛物线直指天安门城楼中央的毛主席画像。
  狄飞大吃一惊,预感到问题严重。
  拍照后他立即向公安部侦查处处长李国祥作了汇报。李国祥马上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会上,大家都感到此信件中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今天是9月27日,再过四天,就是国庆一周年的日子,届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将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众共同欢庆这个盛大的节日……这个日子也正是信中的那个“发货”日。
  他们将“发”什么“货”?如果把“发”的“货”与草图上的抛物线联系起来……
  “我这就去向中央请示!”问题太严重了。李国祥匆匆赶往中南海。
  **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在西华厅听了汇报,并看了证据,也感到事关重大,他指示李国祥:“这很可能是炮轰天安门、杀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破坏我国庆的大案!事不宜迟,迅速破案!”
  美国武官离华前布网
  其实,早在1950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公安部一局一处侦查科的曹纯之就已经开始有针对性地收集国际间谍的材料,目标很快锁定在北京东四三条一个美国人设立的机关——“美国新闻处”。
  “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机关的分支机构,经常出入这里的,是长期居住在北平和天津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战败国的侨民。这些战败国侨民中的部分人以前的身份曾是间谍,二战结束后被美国收买,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通过多日观察,李安东首先进入了侦查视线。很快,外线侦查员就掌握了与李安东联络密切的意大利人哲立、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以及东交民巷法文图书馆经理魏智等人的情况。
  李安东,意大利人,又名汤尼,住北京市甘雨胡同乙17号,公开身份是天津老世昌公司在京的代理人。
  此人于1919年来到中国。“七七事变”以后,李安东在华北地区为日本侵略军搜集情报。
  1948年3月,他又接受美国驻华大使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尔德所下达的间谍任务,并收罗了日本、德国等特务为其充当情报员,继续进行间谍活动。
  山口隆一,日本人,公开身份是法国人魏智在东交民巷开设的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也是被包尔德收买的间谍。
  甘纳斯,德国人,曾是纳粹党徒。
  1938年,他来到北京,任德国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1940年,他与李安东相识,与李安东一起为美国间谍搜集情报。
  公开身份是西市汽车行的经理。实际上,这个汽车行只有一辆小卧车,供他使用。
  哲立,意大利人,1921年来到中国,曾任意大利驻天津海关总督。日本投降后,他与美国间谍机关发生关系。
  北京解放后,包尔德离京,带走了他的老婆俄国女人霍尔瓦特伊芙娜,他现在是无业侨民。
  马力悦,意大利人,北京廼兹府的天主教堂主教。
  1946年来到中国,李安东以每月给他薪俸140美元、每次交通费5美元为条件,命令他提供中国的情报。
  从粉盒里查出半截名片
  就在侦查员对李安东等进行全面监控时,1950年9月25日,一个年轻女人走进了哲立的住所。
  下午4时,侦查员沈继宗返回侦查科汇报,该女子叫程梦,住北京廼兹府大街770号,195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音乐系,现任北京师大音乐系助教。
  解放前程梦在燕京大学就读时,跟苏联人霍尔瓦特伊芙娜学过钢琴。
  很快,居委会报告:程梦大姐程娜最近从香港来京探亲,程娜丈夫是英国人,在香港开银行,解放前在北平时与包尔德有过交往。
  曹纯之当即派侦查员辛立学、沈继宗和翻译张宝英到程娜住处执行搜查任务,但遭到了她的严厉拒绝。
  曹纯之立即驱车赶到。曹纯之环视屋内各处,突然手指梳妆台问:“这个检查了没有?”
  “没有。”张宝英回答说。
  “检查!”张宝英拉开梳妆台的小柜子,只见里面有一个美国产脂粉盒。一打开,露出半截名片,经检查是原驻华上校武官包尔德的。
  曹纯之严肃地对程娜、程梦说:
  “包尔德的公开身份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北平武官处武官,他的秘密身份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华机关的负责人。你们受包尔德的指示到我们中国首都来进行间谍活动,这一条,就是罪证!”
  程娜说:“我这次来是看母亲的,受丈夫朋友包尔德的委托,以半截名片为凭,请哲立先生帮助卖掉霍尔瓦特伊芙娜存放在我妹妹家里的钢琴。妹妹已经和哲立联系了。”
  “卖钢琴?伊芙娜和哲立,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夫妻,都有权卖自己的钢琴,还用得着包尔德作主吗?”
  “他让我代问哲立好,并告诉他我们的洋行银根紧,生意不太好!”
  “这是间谍用的语言,是在向他们下达指示!”
  当晚,曹纯之把程娜请到公安部,客气地说,“你到这里来会更安全,把问题说清楚就行了。”
  程娜哽咽了,说:“我是中国人,愿意做对祖国有利的事。”
  “我打算让程梦做你的联系人,好吗?”程娜点了点头。
  在北京海德曼咖啡馆里,程娜按照曹纯之的指示,把半截名片交给了哲立。哲立十分欣喜,然后,他驾驶一辆灰色的小轿车飞快地来到李安东的住处。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1 20:03:37
  第五章 密谋炮轰天安门(2)

  美国情报机构下达炮轰密令
  想入非非的李安东,正急切地等待着包尔德从香港派人送来的联络暗号。只要对上名片就等于包尔德向他们下了最后的命令,这样,他震惊全世界的计划就要实施了。
  原来,1949年包尔德逃离大陆前,曾与李安东有次密谈。李安东毫不掩饰地说他那里还藏有一门Stokes式迫击炮,还有几十枚炮弹等武器,说:“我计划将来会有机会使用。”
  “遇到什么机会使用呢?”
  “我想等**政府在天安门举行集会时,可以在天安门试一试。”
  包尔德立刻许诺:“李安东先生,如果你们的计划能够成功,我们可以给你们50万美金!
  事成之后,美国战略情报局可以保证你们到美洲或欧洲去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商务,去做一个百万富翁!”
  此次包尔德正是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头子杜诺万的授意下,通过程娜向李安东发出行动信号的。
  李安东接过哲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的半截名片,又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意文书,从折叠处取出另一半名片,然后在检测镜下仔细辨认:“OK,联络暗号完全准确!”
  李安东眼睛里闪着凶光,命令道:“你立刻就去告知山口隆一,马上与东京方面联系!”
  傍晚,山口隆一开车来到东交民巷后的一条街。下车后,他匆匆走进使馆区伊拉克女人开的“熏鱼店”。
  包尔德在北京时,与这个女人常来常往,用金钱收买了她。山口隆一来到了伊拉克女人的家,递给她一个袋子:“这是1000美元!”
  接着又拿出一个牛皮纸信件:“明天早晨就到东单国际邮局快件发出!”伊拉克女人欣然应允。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吉普车、摩托车呼啸着奔向目标
  从中南海回来的李国祥处长一到公安部便向曹纯之交了底:“彭真同志定了,要求国庆前破案。我看明天行动吧!”
  9月28日,6点15分,一阵清脆的哨音刚落,全副武装的侦查员们已集合好了。
  李国祥下达作战命令:经过侦查,美帝间谍分子企图在国庆节炮轰天安门,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造国际混乱。据此,公安部命令:依法逮捕李安东、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等间谍分子!
  一辆辆吉普车、卡车、摩托车呼啸着奔向目标。
  晨曦中的北京甘雨胡同一片宁静。甘纳斯突然感到莫名的不安。他决定,马上去天津,取道香港回德国。甘纳斯跑到院子里大声地叫喊:“司机!司机!开车!”
  司机回答汽车不好发动,“排气管不通,废气太多。”
  甘纳斯见司机态度有变,便掏出一支无声手枪对准了司机的胸膛。只听“嗖”的一声,埋伏在汽车旁的侦查员李五海,一脚踢飞了他的手枪,甘纳斯惊魂未定,一副冰凉的手铐已经戴了上去。
  清晨,山口隆一正闭目静坐,口念经文,突然屋外响起震耳的马达声,魏智惊慌地跑进来:“不好了,党来人了!”
  山口隆一下意识地伸手到办公桌上拿手枪,被冲进来的侦查员沈继宗一把按住。
  “你被捕了!”沈继宗出示逮捕证。山口隆一大声吼叫:“我抗议!我犯了什么法?”
  “你以商人的名义寄往东京的是什么信件,你自己明白!”沈继宗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名义上购买高射程灭火器,实际上是向东京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处报告炮轰天安门的计划,还有精心绘制的天安门地形图,企图在‘十一’谋害毛主席和我国政府领导人,难道这不是犯罪吗?”
  9月28日,李安东起得很早。按计划,他今天应把拆卸分散的迫击炮零件集中起来,做好射击的准备。
  一大早,他就准备开车去隐藏迫击炮零件的迺兹府教堂。这时,屋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侦查员辛立学、张宝英推门进来,“李安东先生,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查员,现奉命逮捕你!”
  李安东一愣,毛茸茸的手腕子被戴上了手铐。同时,哲立也在隐蔽的住处成了阶下囚。
  就在这时,辛立学从李安东家打来电话,焦急地说:“科长,李安东家没有查出明显的犯罪证据!”
  曹纯之厉声说:“你再仔细地搜查,我率内勤警卫组立刻就到!”
  正当他走出门外时,保定市公安局侦查科长韩复光来了。曹纯之转忧为喜:“老兄来得正好!主犯李安东家中没有搜出明显的罪证,你赶快到李安东家去,负责现场检查!”
  韩复光立即赶到现场,侦查员们打开刚搜出的三个红木雕柜子,里面装着一叠叠外文资料。
  经过翻译,张宝英说:“这些材料大都是有关我国政治、军事的情报,其中有保密级很高的《华北空军基地资料》、《四平战役资料》,还有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全国政协主席、委员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履历、住址、电话和汽车号码等。”
  韩复光走到李安东面前,威严地说:“你是个商人,搜集这么多中国的政治、军事情报干什么?”
  “这是贵国的NEWS,我们外国人向国际社会舆论提供中国的情况,是完全合法的,这是我们的新闻自由。”
  机灵的张宝英在一旁立刻用英语驳斥他:“胡说,新闻的英语是‘NEWS’,情报一词是‘INTELLI-GENCE’,译成中文是‘及时的秘密的报告’,与新闻的概念不一样!”
  突然,前来援助破案的天津市公安局一位侦查员从李安东的接近天花板的书架上搜出一个油纸包装的小铁筒子。
  韩复光听到“当啷”一声闷响,立刻走过去。他捡起来一看,发现上面有Stokes字母,认出这是一个伪装了的Stokes小型迫击炮炮筒。他立刻打电话向曹纯之汇报情况。
  与此同时,侦查人员在迺兹府的天主教堂也展开了大规模搜查。身披主教大衣的马力悦用生硬的中国话拒绝说:“这里是教堂,不许你们侵犯教堂的尊严!”
  “对不起,你无权拒绝我们的检查。你在中国,应该遵守中国的法令!这也是对你负责!”
  果然,侦查人员在壁炉内左侧发现藏有迫击炮炮座、炮架和手榴弹等武器。侦查员立刻向指挥所曹纯之报告。
  李安东盼望的武器运来了。侦查员们取出炮座、炮架,韩复光拿起炮筒、炮架,熟练地用腿一夹,用手一扭、一合,便迅速地拼成了一架Stokes型迫击炮。然后,把十几颗炮弹往旁边一字摆开,气愤地质问:“李安东先生,这也是NEWS吗?这是间谍的罪证!”
  李安东吓得腿一抖,喃喃地说:“这是……”“这是什么?”韩复光大喝一声。李安东的精神防线垮了,美国间谍炮轰天安门的阴谋彻底破产。
  1951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判决,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甘纳斯和哲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2 07:16:47
  第六章 开展镇反运动

  敌特土匪的破坏活动有日渐严重的趋势。
  主席访苏归来暂时休养,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这时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严厉打击反革命破坏分子。
  在他的主持下,1950年3月,**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
  公安部门据此在许多城市开展了敌特党团分子的登记工作,通过警告、检举等上下结合的方式,逼使原国民党特务机关人员及其国民党和三青团骨干分子主动交代身份,以便摸底排队,掌握城市中敌对分子的状况。
  据3月间**北京市委报告,从入城以来到报告之时,北京市已逮捕、集训和登记的敌特党团分子已达6900余名,其中登记者即占一半以上。
  另据浙江省的统计,其仅登记的反动党团分子就超过11万人。又据山东省的统计,其登记的土匪、恶霸地主、反动道会门头子、特务及反动党团骨干等五种反革命分子,就达到137599名。与此同时,刘少奇还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严厉镇压反革命。
  1950年3月28日,刘少奇在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政治部23日关于皖南军区破获匪特案件通报上明确批示:
  “近来各地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有些不够,这样就会鼓励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经过宽待争取而仍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必须处以长期徒刑以至死刑,此点望公安部及司法机关即向各地发一指示,请董老与罗瑞卿同志拟一指示发出。”
  29日,刘少奇又在铁道部长滕代远前一日关于匪特破坏铁路情况给军委并中财委的报告上批道:
  “对这些破坏分子必须严办,不严办,不给以恐怖是不对的。公安部及铁道部即商讨出办法通知各地,批评各地麻痹现象。”
  30日,了解到中苏合办股份公司协定见报后,一些地方学生上街抗议,刘少奇也马上联系到反革命分子的问题。
  他指出:
  “在绝大多数群众中这种怀疑是出于幼稚的民族主义的情绪,但反革命分子必然借此大肆活动,并在活动中暴露自己的反革命面貌。各地党委团委及公安部门对此必须密切地加以注意。”
  “要特别注意那些激烈的作各种反革命提议和行动的分子,记取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并对他们加以侦察,以便发现他们之中的反革命行为和反革命组织,然后在适当时期由公安部门加以破获。”
  “对确实有据的反革命分子,在有了充分的侦察和准备之后,必须加以严厉的彻底的镇压。”
  在刘少奇和**中央的再三提示下,各相关部门领导人亦发出了镇压反革命的呼声和要求。在这里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对此后镇反运动的形成颇有影响的是中央政法委书记彭真的报告。
  彭真在报告中说:
  依据中央指示精神,政法委员会派出两个工作组前往察哈尔省的宣化及河北省的唐山两个专区进行了司法调查。
  发现在正确地纠正了乱打乱杀的偏向之后,现在不少地方宽大政策又偏差到宽大无边,宽大到灭自己志气,长匪特威风,宽大到助长匪特气焰,脱离人民大众的程度了。
  报告举例称:
  “有些地方对罪大恶极,甚至曾杀我干部百余人,曾杀我县长及干部多人的反动头子,曾杀死群众多人的匪徒,却不判死刑;或下级法院判了死刑,而上级法院又改为徒刑。”
  而更多地方则因法院不健全,积压案件甚多;对于已有处刑决定之匪特案件,亦往往拖延甚久,以致失去时效。
  这种情况已导致匪特分子气焰张扬,“新区、半老区群众很怕土匪特务,对匪特和我治安人员竟采两面应付办法。
  甚至有些村干部,也因为怕遭匪特和”遭殃“,对于所知匪特匿而不报。群众对于政府的清匪除奸的号召,则认为是空话,报之以极冷谈的态度。”
  彭真的报告尖锐地提出了各级政府机关,特别是各级法院“宽大无边”,导致匪特分子气焰嚣张的情况。
  成为此后大规模镇反运动开展的一个重要的根据。
  1950年6月,**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主席在会上做了的报告,在书面报告中他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
  指出:凡是反革命,“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一切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须坚决肃清。
  7月,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3 07:12:23
  第七章 发出严厉镇压的指示

  10月10日,**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史称“双十指示),揭开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
  这时离十月八日毛主席下达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相隔只有两天。
  10月16日,公安部召开了全国公安高级干部会议,具体部署贯彻执行中央的镇反指示。
  随即,一场以打击特务、土匪、恶霸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为重点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
  12月19日,毛主席看到**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送来的综合报告。报告反映,在湘西地区的镇反中,先是存在着不敢“开杀戒”的问题,在开了杀戒以后,又出现了杀人过快过多的问题。
  报告对这些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
  毛主席复电黄克诚,肯定湖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并对全国镇反运动提出了指导方针: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在“稳、准、狠”这三个字中间,他强调最重要的是“准”。只有打得准,才能做到稳,也才能打得狠。
  1951年1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朝鲜战局大势已定。
  毛主席把主要注意力从朝鲜前线的军事斗争转到了国内的镇反工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起草了一二百份这方面的批语和文电。
  镇反刚开始,有些地方的领导人对这项工作认识不足,优柔寡断,行动不力。
  这时,毛主席特别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
  1951年1月17日,他看了**中央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四十七军关于镇压一批匪首、恶霸、特务的报告,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充分肯定四十七军的做法,指出:
  “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脱离群众。”“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1月23日,毛主席转发广西镇反报告时又指出:
  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以至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
  后来他们纠正了这种错误,“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
  毛主席认为,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仅要在党内有清楚地认识和了解,还要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作广泛的解释。
  黄炎培是党外人士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毛主席亲自向他作解释工作,并且送一些镇反材料给他看。
  毛主席在二月十七日写给他的信中说:
  “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一份,请参阅。”
  “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
  “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
  “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
  “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
  “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
  毛主席在注意纠正宽大无边的同时,又及时地提出镇压也应当有边,无边是不对的。这样,就可以防止在纠正一种倾向的时候可能出现的另一种倾向。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4 07:00:50
  第八章 作出“五项规定”
  1951年2月中旬,毛主席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重要事项。
  在毛主席起草的会议决议要点中,对镇反运动作了五项规定:
  一、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
  二、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
  三、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四、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
  五、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
  从此,镇反就分为外、中、内三层区别进行。外层,指社会;中层,指军队和政府机关内部;内层,指党内。
  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经毛主席审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反运动有了法律根据和统一的量刑标准。
  镇反工作全面铺开以后,各地进展情况很不平衡,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相对滞后。
  毛主席在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中指出:
  “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
  “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镇反运动在向纵深发展。毛主席十分关注肃清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他多次提醒各级党委给予充分注意。
  三月十一日,他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
  就在这个批语发出的第三天,3月13日,一个严重事件在山东军区发生了,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在一次会议上被惠民军分区政治部的一名副科长刺杀。
  经查,这个副科长在历史上曾向敌人告密出卖过两名党员,镇反中被群众检举,因而行凶报复,并当场自毙。
  这一事件,在党内引起了震动。这样的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为过去所少见,在建国后更是首例。
  三月十八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关于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要求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务必注意:
  (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
  (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
  毛主席及时而周密地作出部署,这对于保证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公安部门在镇反运动中的安全,十分重要。自此以后,再没有发生像山东军区那样的事件。
  毛主席在指导镇压反革命这场重大的斗争中,十分注意研究各地方各部门的经验,及时地加以推广。
  他写的批语,态度鲜明,政策明确,语言尖锐,而又十分讲究分寸。
  对于各地各部门的镇反工作,凡做得好的表扬之,做得不力的催促之,做得不对的纠正之。
  雷厉风行,一抓到底,不抓出成效决不罢休。提出任务时,有具体要求,有时间限制,有时还指定由哪个人具体负责。
  拖延不办者,立即通报批评。为了准确掌握运动的发展情况,他还要求全国二千多个县委和市委的书记都向他写一个报告,与他直接通信一次。
  毛主席极重视舆论宣传工作。他说,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必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
  各地都要通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或协商委员会会议等各种形式,调动各种舆论工具,揭露反革命罪行,宣传镇反政策,动员各阶层坚持镇压反革命,反对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
  他强调:“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
  镇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高潮,各阶层群众广泛发动起来,一大批匪首、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受到惩处。
  但在运动中,出现了量刑不准,有些不该杀的杀了,不该抓的抓了,以及扩大了镇压范围等“左”倾偏向。这种情况,一经发现,毛主席就及时提出,引起各地注意。
  3月30日,毛主席在一个批语中写道:
  “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
  “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
  “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4月2日他写的一个批语里,再次强调:
  “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
  “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5 06:51:46
  第九章 实行谨慎收缩方针
  从1951年5月起,毛主席和**中央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
  为实行这一方针而采取的首要措施,是收回原来下放给下级的捕人批准权和杀人批准权。
  5月7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一个批语,指示全党:
  “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
  同时规定,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
  为实行谨慎收缩方针而采取的另一重大措施,是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
  在前一阶段镇反工作中,逮捕并迅速处理了一大批犯有死罪、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
  群众拍手称快,对嚣张一时的反革命破坏活动起到了震慑作用,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但是,杀人多了,即使都是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也总会在社会的一部分阶层中引起不安,甚至会丧失社会同情。
  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就是为解决这个矛盾而提出来的。
  “死缓”,在古今中外的法典里,找不出这样一种刑名。它虽然仍属于死刑,但与死刑有重要区别。
  这是毛主席的一个创造。后来,“死缓”就作为一个重要的刑名,写入法律,在中国实行。
  5月8日,毛主席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
  决定指出:“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毛主席估计,这个政策的实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而对其中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
  毛主席上述两项重大而有力的措施的提出,从根本上防止和纠正了镇反高潮中曾在一些地方发生的乱捕乱杀的“左”的偏向,从而保证镇反运动的健康发展。
  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提出的两项重大措施,1951年5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
  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规定:关于杀反革命分子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内,农村不应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城市一般应低于千分之一,一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
  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严格掌握捕人和杀人的批准权。对于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实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
  认真清理反革命罪犯的积案。抓紧对外国反革命分子的打击。普遍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
  这时,全国范围的镇反运动已进行了七个月,形成了一套明确的工作路线,这就是:
  “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
  在镇反工作进入谨慎收缩阶段时,有的区、村干部群众对死缓政策产生误解,以为缓期执行就是完全宽大,以观后效就是一笔勾销。
  毛主席一发现这个情况,便立即作出解释:
  “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
  “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1951年9月,第四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估计,全国及大部分地区,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已经进行得彻底或比较彻底了。
  毛主席审阅会议决议草案时,又加写了一句话:“在镇压反革命确实已经达到了彻底程度的县、区、乡及某些市区,即应结束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转入经常的对暗藏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工作。”
  1951年10月23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总结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时候,郑重宣布:“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
  到1952年10月,全国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已受到杀、关、管各种惩处。
  为夺取镇反工作的彻底胜利,公安部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全面地总结三年来的镇反工作,提出了下一步的任务。
  会议要求各地要结合本地区的中心工作,将一切不彻底的地方和不彻底的方面所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继续搜捕,严厉惩处,扫清残敌,圆满完成镇反任务,历时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7 06:52:38
  第十章 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歼灭土匪240余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管制23万,杀掉7l万。
  镇反运动集中打击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5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上残留的反革命势力。彻底打垮了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曾经困扰历代政府的匪患和黑社会势力也在这次“镇反”运动中被基本肃清,也震慑了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分子,使我国的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
  经过镇反运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就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写照。
  镇反运动的胜利,消除了威胁新生人民政权的隐患,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毛主席直接指导进行的。它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紧紧握住指导运动的主动权,及时纠正各种偏向,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镇压反革命,采取了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方式,集中解决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以及各种匪患、黑社会势力等等。
  这是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政权尚未完全巩固、法制基本没有建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要选择。
  运动中出现过一些偏差,包括错杀、错捕等。这些偏差一经发现,便及时地加以纠正,基本上保证了运动的健康进行。
  通过一年来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较量,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主席说:“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8 06:37:51

  第十一章 彭真批评右倾

  中央政法委书记彭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做
  了关于镇反的报告。此后,各地检讨镇反的右倾情绪,开始了对反革命分子的严厉镇压。
  《关于镇压反革命和惩治反革命条例问题的报告》
  彭真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
  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镇压反革命活动问题,是现在全国人民极关心的一个问题。在过去一个时期内,因为我们还没有切实贯彻共同纲领第七条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很多地方发生了过分宽大的偏向,曾经引起各阶层人民对人民政府的不满。
  人民责备我们“宽大无边”、“有天无法”,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党讲宽大”,“人民政府什么都好,就是对坏人这样客气,看着坏人残害老百姓,不给老百姓作主,不好”。
  有的工人义愤填膺地质问干部说:“看!我们竞赛几个月,特务放一把火就完蛋了;再不镇压,说什么我们也不竞赛了”。
  有的说:“政府睡着了”,“连敌我都不分”。有的人说政府“姑息养奸,贻害人民”,“简直不像个人民政府的样子”。
  人民群众是公道的,聪明的。
  人民称赞抗美援朝做得好,土地改革做得好,物价金融稳定得好,城市管理和民主建设都很好,只是认为对于反革命分子过于宽大。
  的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还没有做得很好,并且有一个时期,有些地方做得很不好。
  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发动侵朝战争之后,问题表现得更清楚了。
  那时,美蒋特务匪徒们及其他残余的反革命势力,以为他们梦想的“三次大战,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美蒋就要回来复辟了。
  他们狂妄地撕破了平日伪装悔改的假面具,从地下的隐蔽活动中伸出头来,进行各种露骨的破坏活动,明目张胆地向人民进攻。
  特务匪徒阴谋破坏铁路桥梁,破坏工厂矿山,烧毁仓库资财,公开抢劫,刺杀干部,骚扰暴乱的事件,在很多地方发生了。
  凡是没有遭受严厉清剿、镇玉的政治土匪,都愈加活跃了。
  有些早已表示悔改、愿意服从管制的反动党特分子,也以各种形式拒绝或逃避管制,甚至又与反动组织勾通,进行破坏活动了。
  反动道门封建帮会也以各种方式造谣破坏,进行反对人民政府的活动。
  不但在新解放的地区,有些地主以“蒋**来了要杀头”来威胁农民,破坏土地改革,筹备欢迎蒋**。
  甚至在已经实行土地改革的半老区,有些“威风”没有完全被打掉的地主,也起来向农民实行倒算,威胁农民退还土地、粮食、牲口、农具,赶农民搬家。
  有些地方,组织了反革命的地下军,准备进行暴动。
  有些地方,村干部全家被杀。农会干部一次被杀十余人者有之;一村的农会会员被杀四十余人者有之;为人民解放军运输军需粮草的民夫,整队被杀者有之。
  仅广西一省,人民政府的干部被杀害者,即有三千余人。
  而那里的土匪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曾经越剿越多,因为我们不杀或很少杀掉匪首和惯匪。
  至于生产、建设和各种物质资财被反革命分子破坏的,更是难以数字计算。特务匪徒的猖狂,真是达到难以容忍的程度了。
  从这里可以证明,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决不因为他们的统治已被打倒,即甘心死亡,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利用一切可能,穷凶极恶地向人民和人民政府进攻。
  这证明,宽大无边是错误的。对一切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和其他在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决不能宽大,必须予以严厉的镇压。
  该杀者杀,该关者关,该管制者予以管制,决不能优柔寡断,姑息养奸。这是共同纲领所明白规定的,也是毛主席所屡屡指示过我们的。
  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既有这样坚定明确的方针,为什么又曾发生宽大无边的偏向呢?这是因为在干部中存在着许多混乱的思想。
  首先,是在胜利后骄傲轻敌,麻木不仁,以为那样多的蒋**匪帮的军队已被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敲打倒,残余的反革命分子还有什么了不起,因而就丧失了警惕,放松了镇压。
  其次,是有些同志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和对敌斗争中坚决肃清反革命残余的问题相混淆了。
  他们不了解反革命残余肃清得越彻底,挑拨离间、破坏统一战线的因素就越少,因而统一战线就越加巩固。
  同时,统一战线越巩固、越广泛,敌人就越加孤立,反革命残余就越容易被肃清。
  有的人惧怕坚决镇压反革命会“引起震动和恐慌”。他们没有分清什么人震动,什么人恐慌。震动恐慌的是特务匪徒。
  镇压的目的,正是要消灭他们,他们应该震动,应该恐慌。这难道不好吗?这有什么可怕?人民并没有震动恐慌。
  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只要不乱打乱杀,既稳又准,人民只有拍手称快,决不会恐慌。
  他们恐慌的倒是政府宽大无边,优柔寡断,姑息养奸,纵容特务匪徒残害人民,而不替人民作主。
  有人认为,人民已经胜利了,应该仁慈宽大。
  说这样话的人不了解:不坚决消灭人民的敌人,就没有人民的胜利,不坚决地将残余的美蒋匪帮这一群豺狼镇压下去,就没有人民的安全和人民胜利的巩固。
  对于他们的仁慈、宽大,就是对于人民的残酷,就是把伟大的人民革命事业当儿戏,就是对于人民不忠诚。
  对于罪犯判刑的轻重,应根据其罪恶的大小。
  如果其罪该杀,即应坚决处死刑;如果罪不该杀,即应不杀;对于介乎可杀可不杀之间者,也不要杀;只杀那些该杀和必须杀的人,只杀有确实证据的重要反革命分子。
  宽大无边偏向的发生,虽然是由于上述各种混乱思想,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决定的关键还是在于领导。
  自从去年秋季中央人民政府连续颁发指示和抓紧领导以后,各地很快即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总方针,纠正宽大无边的偏向,对于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开始进行坚决的镇压。
  于是情况迅速改变了。原来向农民倒算的地主、恶霸,纷纷向农民低头认罪了;原来到处进行破坏、猖狂活动的特务,或被枪决,或被监禁了;原来许多成股的政治土匪,迅速被消灭,或土崩瓦解、缴械投降了;连原来匪势最猖狂的福建、湘西、广西、广东、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革命秩序也渐趋巩固了。
  总之,邪气下降,正气上升了。
  当各地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枪毙重要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的时候,群众所表现的不是恐慌和震动,而是掌声如雷,欢呼万岁,或者放鞭炮来庆祝。
  凡是贯彻了中央人民政府正确方针的地方,群众再不责备我们“有天无法”,而是称赞“人民政府有天有法”,“为民作主”,称赞“人民政府方针对,办法好”,“真像个人民政府的样子”了。
  但目前仍有些地方对反革命活动的镇压不够坚决,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继续纵容特务匪徒逍遥法外,因而招致人民群众的不满。
  我们认为,这些地方必须迅速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彻底纠正这种偏向,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
  现在,为了给予干部和群众以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法律武器,为了给予审判反革命罪犯的人员以量刑的标准,为了在坚决镇玉反革命活动中克服或防止右的偏向和“左”的偏向,需要有一个惩治反革命的条例。
  各地也普遍要求中央人民政府迅速颁布这样的条例,因此,政务院政法委员会根据共同纲领第七条的原则,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草案》,业经政务院第七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现在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查批准。
  这个条例是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而制定的。
  对于各种反革命的首要分子,对于解放后估恶不悛、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间谍分子,是采取从重处理的原则;对于被反革命分子胁迫、欺骗而参加反革命活动的胁从分子,对于解放前虽曾参加反革命活动,但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又确已悔改的分子,特别是已为人民立功的分子,则采取了从宽处理的原则。
  为了使干部容易掌握这个条例,我们在起草的时候,力求既能解决问题,又力避庞杂、烦琐,因此写得比较简要概括。
  是否有当,请予核定。
  ( 根据《彭真文选》(一九四棗一九九O年)刊印)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8 12:21:49
  第十二章 北京登记反革命分子
  为了摧毁国民党反动组织,了解和掌握敌人情况,打击继续进行捣乱破坏的敌人,早在1949年初,**中央即通令,在已解放的大、中城市,要明令国民党、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特务、宪兵等,在限定时间内,向公安机关登记。
  党中央1950年3月的镇反令发出后,各级公安部门更进一步抓紧此项工作。
  北京市的反动党团特登记工作,开始较早,在公安部的直接领导下,准备充分、收效显著。
  北京市公安局首先拟订了布告和登记办法,印发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概况》《三青团北平支团部概况》,以及驻北平特务机关、宪兵等资料,让做登记工作的干部、民警熟悉和掌握。
  在登记工作前,分别召开各种会议,如干部会,各行业、高等学校领导人座谈会,积极分子会,以及群众动员大会,做了广泛的宣传工作。
  北京市登记工作进行了三个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共登记特务分子3533名,其中军统717名,中统1527名,其他1289名,站组长以上者179名;登记反动党团骨干分子3243名,其中国民党2797名,三青团338名,青年党21名,民社党87名。缴获各种枪支98支,证件2337件。
  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北京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分子,除南逃者外,大部分已被北京市公安局控制,反动党团特组织基本上被摧毁。
  由于登记工作的开展,在广大群众中暴露了反动党团特分子的政治面目,揭发了他们的许多罪行,这就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分清了敌我界限,减少了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空隙,为镇压反革命分子做了十分必要的准备。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9 07:11:14
  第十三章 潘汉年与上海镇反(1)
  1950年10月,上海与全国步调一致,在全市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历时三年(1950年10月至1953年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以下简称镇反运动)彻底地肃清了上海地区的特务、恶霸、土匪、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上海新生的革命政权,保障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各项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
  镇反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
  抚今追昔,许多老同志对当年的镇反运动记忆犹新。人们尤其不能忘怀的是潘汉年同志。
  当年,潘汉年是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工作,直接领导了这场波澜壮阔的镇反运动。
  他协助陈毅市长,出色地治理了这个最难管的大城市,把一个被喻为黑色大染缸的旧上海,改造成为人民的新上海。
  从这个意义上说,潘汉年作出了杰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由于“左”的影响,历史被颠倒了,是非被混淆了,所有的功绩被一笔抹煞,一夜之间,潘汉年成了“内奸”、“反革命”。
  其中,有一条罪名是解放以后他和扬帆曾掩护、包庇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在镇反运动中,潘汉年是坚决贯彻执行了“双十指示”和惩治反革命条例,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和上海市委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
  上海解放后,人民虽然取得了政权,但是面临的敌情还是十分复杂的。大批潜伏特务、反动会道门骨干、流氓、恶霸等各种敌对势力,趁革命秩序尚未建立之机,勾结作乱。
  国民党特务机关还不断地从台湾派遣特务来沪,进行侦察、暗杀、爆炸等一系列颠覆活动。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作为主管政法保卫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担子重、责任大。
  在解放不久的日子里,他按照**中央华东局“迅速建立革命秩序,稳定上海政局”的指示精神,与政法、公安部门等各级领导一起制定决策,落实措施,并亲临基层具体指导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公安机关会同人民解放军驻军集中清理了一批残敌。
  在打击残敌过程中,潘汉年指出:上海解放不久,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专政力量不足,镇反队伍尚未组织好,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情况尚不明瞭。
  在这种情况下,在步骤上应先打击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后清理历史反革命。事实证明,这样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正确的。
  1950年10月,**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
  潘汉年按照市委的部署,全面动员,层层落实,贯彻执行“双十指示”的精神。
  他在政法系统领导干部会议上指出:上海前一阶段的镇反工作存在着右的思想错误,只注意对特务的斗争和那些浮在面上的反革命的斗争,而忽视了对那些民愤极大的恶霸的斗争。
  他特别指出在对待沪西恶霸柏文龙的处理上存在着宽大无边的倾向。
  柏文龙,人称“沪西半爿天”,他横行霸道,作恶多端。解放后,还强奸并逼死邻女及其母。像柏这样民愤极大的恶霸,只被判3年徒刑便作了事,沪西群众对此反响很大,联名上书,强烈要求人民政府制裁柏文龙。
  潘汉年强调,对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要坚决镇压。
  他要求公安机关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所痛恨的匪首、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类反革命分子,大张旗鼓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群众性的镇反运动。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法律措施,也是镇压反革命的法律武器。
  为了贯彻《惩治反革命条例》,作为调整后的上海市保卫委员会副书记潘汉年(陈毅为书记),组织公、检、法三家成立了案件处理委员会,以加快积案的处理,并召开了专门会议。
  4月11日至4月18日,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讨论部署镇反工作。
  潘汉年副市长在会上指出:“市人民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代表会议的决议,积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开展镇压反革命的工作,纠正宽大无边、不及时、不严厉、不依靠群众等缺点。”
  他建议在最近期内,举行市人民政府和市协商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并建议设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以协助审判机构提供有关重大反革命案件处理意见。
  他强调要“完成中央及华东局有关惩治反革命的法令和指示”。
  潘汉年在这次会上进一步提出本市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如何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具体步骤,并决定在4月底进行一次大逮捕。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议》。会后,全市掀起了人民群众擦亮眼睛,检举揭发反革命热潮。
  在潘副市长直接领导下,公检法机关有条不紊地进行大逮捕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成立了“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行动总指挥部”。
  4月23日,召开了市人代会协商委员会,成立了“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
  4月21日、26日,市委和行动总指挥部分别发出了《镇压反革命行动计划》及《对镇压反革命行动计划的补充指示》,下达了上海镇压反革命的行动命令。
  4月27日,全市组织出动由军、警、政府干部、工人、学生、农民组成的4445个行动小组,共3.6万余人。
  在“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运动总指挥部”直接指挥下,统一行动,依法逮捕了历史上罪恶重大、解放后抗拒登记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及从外地逃来上海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8000余人。
  4月28日,市政府、市协商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在市、区两级协商委员会设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和在工厂、企业、学校、街道等基层单位成立“肃清反革命委员会”。
  4月29日,**上海市委在逸园(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区各界人民代表参加的万人大会,会上对9名血债累累、罪恶昭著、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控诉和公审。
  如曾经杀害500余名爱国人士和无辜百姓的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国民党“苏浙人民反共自卫纵队”少将司令封企曾;
  “淞沪人民反共抗俄自卫军”司令刘葆珊;
  刺探机密、指示敌机轰炸目标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徐松坚;
  横行江南十余年“四霸天”之一、杀害老百姓千余人,甚至将活人剖腹挖心炒了吃的惯匪陆杏生;
  强奸一百多名女工的上海密丰绒线厂恶霸、流氓、特务陈小毛;
  勾结土匪妄图发动武装暴乱的反动会道门头子“顺政国皇帝”张顺宝;
  制造劝工大楼血案主凶之一、杀害梁仁达烈士的工特方擎中;
  横行真如一带的恶霸、特务周彼炳;
  杀害《**》三烈士的刽子手任宗炳等。
  身受其害者纷纷登台控诉揭发。
  女工刘秀英,在控诉陈小毛强奸她及百余女工罪行时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控诉激起了与会群众的极大愤慨,强烈要求政府严惩反革命分子。
  潘汉年副市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对反革命分子决不能心慈手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他要求司法机关按照人民群众的意愿,严惩9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上海市检察署副署长方行当即宣布:将9名凶犯提请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全场群众欢声雷动。
  广播电台转播了会议实况,280万上海人民和80万苏南地区群众收听了大会实况。
  大会期间,1700多个单位63万余人来信来电要求枪决9名罪犯,收到5400余封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群众来信。
  30日,市军管会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将285名(包括上述9名)反革命分子,分别押赴刑场枪决。
  一批反革命分子被处决后,人心大快,上海人民热烈赞扬党“替人民除了大害”,“前年上海解放,只翻了半个身,这回完全翻身了”。
  北站一老翁,当该区8个恶霸被处决后,跑到公安局在毛主席像前,涕泪交加,感激政府替他报了仇。
  东新村恶霸肖慕陶伏法后,普陀区千余群众自动集结到被内杀害的烈士墓前献花,告慰英灵。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0 07:01:11
  第十四章 潘汉年与上海镇反(2)

  在镇反运动中,潘汉年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
  他在各种会上经常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多次反复指出,要使镇反运动变成群众自觉的行动,要运用各种宣传工具进行宣传。
  他批评一些政法干部只会埋头苦干,不善于运用现实的活的材料去教育群众、宣传群众,不善于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
  他说,要分化瓦解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不发动群众是不行的。
  他认为,过去我们是地下工作者,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
  现在解放了,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因此,对敌斗争策略也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为了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充分发动群众。他特别强调,要做好反革命家属的教育和争取工作。
  在上海,这部分人的数目很可观,要发动他们起来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才能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上海公安机关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方面工作是十分出色的。
  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在镇反高潮中,全市召开揭发控诉反革命罪行会议3200余次,收到群众检举信4万余封。
  政法公安机关根据举报线索,经过调查取证后,又逮捕惩办了一批反革命分子。
  公安机关在争取教育反革命家属工作中,成绩也非常显著,绝大多数反革命家属站到了人民群众这一边,起来揭发自己反革命亲属的罪行。
  有的反革命分子在家属陪同下被迫投案自首,有的反革命家属将反革命分子搜刮的财物缴公,有的交出了匿藏的枪枝弹药,反革命分子真正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镇反运动中,潘汉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潘汉年经常告诫政法系统的干部:肃清残余反革命,维护社会治安,不仅要靠政法保卫机关的强大威力,更要依靠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
  要充分发挥我党政策与策略的作用,这是我们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力量所在。
  在镇反运动中,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一直贯彻于始终。
  潘汉年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过,对于有现行活动的特务,不管其有无反革命历史都应根据罪证,依法从严惩办,不能以为其没有历史反革命身份就宽纵,这是错误的。
  对于主犯、罪恶重大的、搞行动破坏的要从严惩办,其中罪恶重大的应判处死刑。
  对于真诚悔改、自首立功的,应从宽处理。
  对于反革命中已年老或有严重残疾,失去活动能力,反革命罪行不大,就不一定逮捕关押。潘汉年十分强调实事求是。
  他经常对公安机关一些领导同志说,不管任务如何繁重,时间如何紧迫,一定要弄清情况,不能急躁。
  在杀人问题上,他同样主张谨慎从事,那时,处决一个犯人,要经过六七道手续的严格审批。
  在斗争策略上,他坚持在稳、准基础上的狠,对不同对象要讲究区别对待的原则。
  有次镇反工作会议上,一个负责同志提出某知名人士的亲属是国民党特务,应该逮捕审讯。
  潘汉年经过了解,听取意见,发现案情基本失实,他与有关同志研究后,决定不予逮捕,避免了一次错捕。
  潘汉年在对待来自敌人阵营的人的态度上是正确掌握党的原则的,并无越轨行为。
  事实证明,给予一批“特务”、“反革命”立功赎罪机会以后,在当时对敌隐蔽斗争战线上,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例如,企图潜入大陆暗杀陈毅等党政领导人的军统特务刘全德,从台湾专程经舟山来沪,沿途活动情况悉数为我掌握,刘全德进入上海还未来得及活动,就落进我们布置的天罗地网。
  再如,曾是汪伪上海76号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胡均鹤,解放前夕,国民党内调局对他布置潜伏任务,要他留下来负责整个东南地区的特务活动,他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寻找**关系,投奔解放区,交出了他所掌握的潜伏特务名单,以求立功赎罪。
  起用这个人物,有关方面作了非常慎重的研究,并经上级同意。胡与情报委员会的其他人向上海市公安机关先后提供了一千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从中捕获四百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缴获国民党特务潜伏电台八十余部。
  应该说,潘汉年主张利用国民党投诚人员,在原则上是必要的,正确的,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除了对付特务等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外,对付流氓及其帮会势力的任务也相当艰巨。
  为了减少其对社会危害,主要抓住、稳住大流氓帮会头子,除了靠人民政府的威慑力量外,还要靠正确的政策与策略。
  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潘汉年,准确而有力地执行了有关的政策与策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为了有效地控制局面,早在解放前,潘汉年就已经通过关系向黄金荣传递了信息,为此,黄金荣没有逃到台湾去,他为了表示悔过自新,将一些财产叫人列了一份清单交给**上海地下党。
  又将自己手下的400余名帮会头目的名单,搞了一份清单交给地下党。
  他还告诫帮会中人不要参与国民党反动派逃离前的大屠杀活动,对地下党能掩护就掩护,能支持就支持,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上海解放后,黄金荣听说潘副市长在一个会议上说过: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的靠山,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解放后他不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党至少不抱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的帽子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
  黄金荣从心里佩服党人的气量和胸怀,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
  镇反期间,他在1951年5月20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悔过书,除简述自己的经历与罪过外,保证遵守一切法令,并且号召他的门徒们主动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这份悔过书对当时的镇反运动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对于杜月笙这个著名的帮会头子,潘汉年也费了不少心力,一直努力做争取工作,以减少帮会流氓势力对社会治安的滋扰。
  解放前,潘汉年在香港向杜月笙父子打过招呼,杜父子表示一定关照手下门徒遵守党领导的政府的法令。
  潘汉年在镇反运动中不仅仅有依靠、争取、分化、瓦解和政策感召的一面,同时还有严厉打击坚决镇压的一面。
  潘汉年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对于那些破坏革命,严重危害社会和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该杀的杀,该捕的捕;对于潜伏和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凡拒不自首的,一经发现,都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
  那些罪大恶极的恶霸,例如号称“沪西半爿天”的恶霸柏文龙、“江北大亨”顾竹轩等,都被处以极刑;那些残害爱国人士、革命先烈的刽子手,被坚决镇压。
  镇反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巩固了上海新生的革命政权,使上海治安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各行各业普遍地掀起了劳动生产热潮。
  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颂诗:“唐宋元明清,盗匪未肃清。国民党当道,特务大横行。有了党,镇压反革命。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
  不少同志回忆当年,感慨万分地说,上海镇反运动的胜利与直接领导这一工作的潘汉年殚精竭虑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运动期间,他的工作千头万绪,运动的各个环节、步骤、计划,他都要操心,许多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
  事实证明,在镇反中被镇压的一批反革命分子,都是证据确实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大恶极的人。
  这批人被镇压后,人民拍手称快,社会治安迅速好转,上海人民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章士别先生在致陈毅和潘汉年的信中,高度赞扬了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工作“宽猛相济、彪炳盖世”。
  镇反运动已经历了40余年岁月,时间和历史进一步证实上海当时这场大张旗鼓的群众性镇反运动是必要的、卓有成效的。
  潘汉年对于上海镇反功不可没。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0 17:16:33
  第十五章 上海黑帮头子黄金荣的末日(1)

  黄金荣是上海滩的黑帮头子,是蒋**的老师。
  上海即将解放时,**中央对上海黑帮是有所担忧的。主席曾问来西柏坡请示工作的潘汉年,上海滩的黑社会是否还会再搞个四一二政变?潘汉年分析应该不会。
  此后,主管白区工作的刘少奇也问过潘汉年,青红帮会不会像1927年那样捣乱。
  潘回答,黄金荣、杜月笙那帮人不会闹事。潘汉年分析了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的情况,认为这些人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们和他们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
  但是他们表示要服从人民政府领导,没有破坏。黄金荣现在不问外事,我们就不必把他当作专政对象,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
  刘少奇要潘汉年转告陈毅、饶漱石,“先不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杜宣代表军管会宣布政府的政策并要求黄金荣老实交代
  解放后鸦片不能抽了,但黄金荣在家里鸦片还是抽的;派出所警察只不过对黄金荣说,抽的时候窗门关关好。
  为黄金荣带来巨大声誉的大世界,他也交给弟子们去管了。
  这个时候的黄金荣,似乎与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中的上海无关,照常过着他那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皮包水”“水包皮”的生活。
  上午,与程锡文、丁永昌等亲信、丁老大(流氓女大亨)一起,到云南路的三和楼喝茶聊天,下午再去逍遥池“孵混堂”。
  但时代已经不同了。
  黄金荣的“过房儿子”兼爱徒陶雪生,是上海漕河泾人,曾任淞沪铁道护路团司令,抗战时曾被汪伪抓捕,释放后投敌,担任汪伪漕河泾自卫团团长,为虎作伥,贩毒牟利,战后因汉奸罪被判处徒刑。
  此后继续充当反共打手,1948年,曾参与策划逮捕许荣夫和王孝和等事件。
  尤其是因破获上海电力公司工会理事长、共产党员王孝和一案有功,被国民党当局提升为警察局特工组长,后又升任侦查股长。
  解放后,陶雪生奉命潜伏下来,与人民政权对抗。经群众检举揭发后,陶被逮捕,经审判犯罪事实确认,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1950年10月,陶被押至其老家漕河泾——就是黄家花园旁处死。
  在狠狠打击犯罪的同时,人民政府责令参加过帮会的人员进行登记。1951年,上海登记人数达26800人,数以百计的帮会头子被监督劳动。
  鉴于黄金荣的一些门徒仍在从事破坏活动,这势必牵涉到黄金荣本身。
  对此,政府内部也有些干部仍主张将黄金荣法办。他们认为打蛇要打头,不镇压黄金荣,就无法制服他的数以千计的门徒,也就无法有效地控制上海。
  也有些干部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都跑了,杜月笙也跑了,黄金荣能够留下来还是好的。
  潘汉年在市府工作会议上分析说: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上海解放后,他没有逃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至少不抱有敌意。
  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了。
  上海市政府和军管会对于黄金荣作了专门的研究,概括而言,黄金荣的罪恶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四一二事变时组织“共进会”,协助蒋介石屠杀爱国志士;
  第二、勾结法帝国主义压迫人民;
  第三、非法以“吃讲茶”的方式敲诈勒索;
  第四、组织荣社等纵容门徒,为非作歹;
  第五、欺压周信芳等民间艺人。
  对他的基本政策有三条:
  第一,黄金荣过去有罪恶,是帝国主义豢养之恶霸;
  第二,但黄金荣近年来已不作恶,解放后向人民政府低头认罪,且已衰老;
  第三,对反动帮会势力应采取斗争瓦解策略,对黄本人取宽大政策。
  经过商议,决定派人向黄讲明政策,即:只要不干涉政府的行政事务,不再包庇徒子徒孙地痞流氓,破坏社会治安,人民政府可以对他宽大处理。
  潘汉年亲自指派杜宣作为军管会的代表,负责向黄金荣本人进行训话。
  黄金荣见政府并没有逮捕他的意思,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便马上表白说:我黄金荣在上海滩,几十年来,做尽坏事,贩卖毒品,拐卖人口,杀人绑票都做过,贵军没有杀我,是贵军的宽大。
  因为年纪大了,牙齿脱落,口音不清,黄金荣嘟哝的这几句话,还得由旁边的门徒一句句翻译,才能听懂。
  接着,黄金荣从怀里摸出蒋介石1927年黄60大寿时赠给他的那块金怀表,交给杜宣,说上缴政府处理。
  这只金表,配着一根金链,金光夺目。黄金荣打开金表,指着底盖上的一行字,“金荣夫子大人惠存弟子蒋中正敬赠”,让杜宣细看。
  黄金荣说:“长官,这是我的罪证。人民公敌蒋介石拜我为师的时候送的。现在交给贵军。”
  杜宣收下金表,开始对黄金荣进行训话。
  他代表上海市军管会,要求黄金荣必须老老实实,服从人民政府管教,不许乱说乱动;要求黄金荣必须对所有门徒严加管束,不得进行破坏活动。
  黄金荣表示决不包庇干坏事的门徒,听从人民政府的领导。
  接着杜宣说,政府还是同意他正常经营大世界、共舞台的。最后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只要老老实实,不再做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过去的罪恶,我们可以从宽处理。
  黄金荣立即唯唯诺诺,不敢多吭一声。
  黄金荣那个手下接着替黄金荣向杜宣汇报。他说,黄金荣还有几十个门人,打算把黄金荣的一个戏院、两个澡堂、三条弄堂的收入,用来实行“供给制”──他们黑帮也要像解放军一样,实行“供给制”,每个门生每月两担半米。
  杜宣一听,十分恼火,流氓集团怎么可以与解放军相提并论?黑帮怎么可以不伦不类也实行“供给制”?他当场对那人进行了训斥。
  杜宣继续告诫黄金荣:“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如发现你再做欺压人民、违抗人民政府的事,那就要从严法办了。”
  这时,黄金荣连忙频频鞠躬道:“保证不再做坏事……”他非常感谢政府对他网开一面,不予逮捕,并保证不在上海闹事。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1 07:16:55
  第十六章 上海黑帮头子黄金荣的末日(2)
  黄金荣的“悔过书”

  到1951年,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寄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坚决要求镇压黑帮头子黄金荣。
  市政府研究后,决定以副市长盛丕华、市政协副秘书长梅达君和市检察署副检察长方行三人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黄金荣宣布政策不变,但要求他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进一步低头认罪。
  召见的地点是在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内。当时的市政协设在和平饭店,也就是原沙逊大厦内。
  盛丕华过去曾任四明银行经理,创办过红棉酒家,解放前就与黄金荣熟稔,所以处理黄金荣的事情,基本上他都出席。这样可以稳定黄金荣的情绪,使他不至于过于惊慌而无法谈话。
  5月初的一天,黄金荣应召前来。在镇压反革命的浪潮中,体衰年迈的黄金荣的确也是如惊弓之鸟。
  报章上的标题《大张旗鼓,严厉镇压反革命》、《沪市惩处一批著名恶霸》、《沪市捕获一批反革命分子》等,直看得黄金荣触目惊心,恐惧万分。
  黄金荣进入办公室,副市长盛丕华首先指出:人代会上有些代表提出控诉,要求政府处理你。你生平罪恶甚大,但解放前几年未曾作恶,解放后尚能安分守己,可由你先向人民表白罪行,再凭处理。
  方行接着说:人民的控诉是正确的,人民政府未曾处理你,并不是说你没有罪恶,你应主动向人民交代。可用悔过书在各报刊刊出,内容是承认自己的罪恶,拥护政府法令,规劝已捕党徒真诚坦白,立功自新;未捕党徒同应向政府立功自新,以求得人民的宽大。
  黄金荣听后,赶忙重弹老调,承认自己罪恶重大,愿意真诚地向人民请罪,求得政府宽大处理,并着重表示:我决不指使和包庇党徒做坏事,如有指使包庇为非作歹,或知情不报,愿受政府的严厉处分。

  涂脂抹粉的悔过书被要求立即尽快重新改写
  回到钧培里后,黄金荣即嘱咐龚天健执笔,代为起草悔过书。根据黄金荣的口授,整理成文。
  黄金荣召集亲信们商量了两次,权衡再三,有的门徒建议不要写得太坏,以免政府有把柄。
  经反复修改后,黄金荣才哆哆嗦嗦地在悔过书的末尾签上了大名。
  这份悔过书交给政府后,并没有获得通过。因为文中多是隐恶扬美、文过饰非之处。
  黄金荣强调,他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直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
  黄金荣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慈善家”: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
  黄又强调在日伪时期,没有落水做汉奸。黄金荣写道:“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
  总之,在这份悔过书里,黄金荣尽量为自己涂脂抹粉。
  另外,黄金荣还处处诿过于他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说: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他把罪恶都推到了门生们身上去了,而只剩下了“收了太多门生”这一问题了。这离事实太远了。因此这样一份“捣浆糊”的悔过书当然不会获得通过的。
  于是,军管会首长立即要求尽快重新改写。
  在政府的敦促下,黄金荣让龚天健捉刀,写了一份“自述悔过书”,于1951年5月7日,送交上海市政府。
  这份远较第一份诚恳的悔过书终于获得了通过。军管会立即将其以《黄金荣自白书》的名义刊登在20日的《文汇报》和《新闻报》头版上,还配以黄金荣的照片。
  黄金荣自白书
  居住在本市的黄金荣,昨日发表悔过书一件,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姐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
  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师傅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时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
  譬如说私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了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
  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的巡捕房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
  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许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产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
  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
  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
  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
  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人民一边,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
  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后,愿做为人民服务的人。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假的。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黄金荣

  《自白书》标志帮会给自身的历史打上句号
  《黄金荣自白书》的公开发表,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
  从清末以来的近百年间,一直是统治阶级拉拢收买对象的帮会黑道势力,第一次在人民政权和群众的强大压力下,由黄金荣这个最够格的总代表,终于向人民低头悔过,举手臣服了!
  这篇《自白书》,不仅是黄金荣个人的忏悔,也是中国的帮会以这种形式,给自身的历史打上了一个句号。
  这也表明,政府对帮会的控制与消灭的步骤愈益严格和紧凑,《自白书》的发表对旧帮会的帮会残余势力是一个很好的威慑行为。
  两份悔过书还有一个不同,第一稿里提到了杜月笙,原文写道:后来北伐军到上海做事的时候,有一天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来看我,因为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也参加。据说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交代黄修改重写,即不能出现杜月笙的名字,因为**正在争取杜月笙。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1 19:00:57
  第十七章 上海黑帮头子黄金荣的末日(3)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解放时,大世界游乐场的门票是每张旧币500元,到12月26日增至600元,28日又增为800元。
  但作为老板的黄金荣,却长期没有给职工增加工资,不仅如此,他还以营业不佳为由,拖延年终奖。
  为此,演员、职工曾集合数百人,与黄金荣谈判。另一方面,黄金荣则不断从大世界抽取大量钱款。
  据大世界游乐场的账目,1950年2月至1952年1月底,黄金荣以奖金、薪水、借款等名义共从账房提取25笔现款,共计278400万元。
  这样,扣除黄金荣应得的工资,黄金荣还欠大世界游乐场6700万元。
  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大世界演职员的生活有所改善。而黄金荣欠大世界的巨款至死也没有归还,因此在黄金荣死后,人民政府于1954年将大世界收归国有,改名人民游乐场。
  黄金荣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他甚至有点佩服共产党人的气量和胸怀。
  1950年1月,黄金荣购买了5万元国家公债,以表示这种感激。后来,黄金荣现金缺乏,突然想起有笔旧债可以救急。
  原来在法租界时代,黄金荣等同总巡乔辨士私下做军火生意,一次,有批军火卖给了商人刘裕章,他没有付款,现在刘就在香港。
  于是黄便对程锡文说:“现在我买了五万元公债,没有钱,你到香港去找杜月笙,请他给我讨还一笔十万元借款,这是刘裕章早几年向我借的。”
  2月,程锡文到香港讨债,结果,在杜月笙处却碰到了个软钉子,程回忆说:杜月笙“要我去找大少奶奶(即李志清)想办法,我只得回上海,把情况告诉黄金荣。”
  第二次,黄金荣亲自写了信,要程锡文再去香港找杜月笙,黄金荣还几次打电报请杜设法将欠款追回。
  程锡文赴港还有一个使命,就是黄金荣奉政府之命,要程劝告杜月笙返回上海。
  杜月笙对要他回大陆一事,未置可否;对黄老板要他帮助追讨款项,也表示无能为力;但最后,杜还是让万墨林汇给黄金荣5万元,表示一点心意。
  1951年,全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自白书刊出后的黄金荣,此时真的是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这不仅仅是因为市民们对流氓恶霸的声讨与反应,更因为市政府节节进逼的严厉措施。
  他的把兄弟和徒子徒孙们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个个被压上了断头台。
  就在黄金荣的《自白书》刊登后的第9天,“小八股党”的干将、杀害汪寿华的刽子手叶焯山被押到法庭,其子叶麟根也到庭揭发其父逼死其母和舅父的罪行,最后,叶被判处死刑。
  7月26日,黄金荣的亲信弟子、汉奸卢英被枪毙。
  28日,黄金荣的另两个徒弟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一个是迫害越剧名伶筱丹桂的恶霸张春帆,另一个是“小八股党”成员、杀害汪寿华的凶手马祥生。
  群众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入政府机关,纷纷要求可杀不可留。其中主要理由有:
  1.组织共进会,在瑞金一路原大千世界开会,办事处在老西门关帝庙里。共进会曾在霞飞路宝康里逮捕共产党人40多人。
  2.组织荣社,外表如俱乐部,实际巩固黄金荣的地位,是个封建帮会。正月初六、清明节、七月半、十月初一等团拜会,收敛钱物。
  3.勾结军阀、日伪、国民党。曾在接待黎元洪时,得到一等嘉禾章。汪伪时期与陈群、卢英等往来密切。与日本海军武官府江新司令和贝当路宪兵队军曹长杜井经常交往。
  4.开设赌台、烟土行。曾有公兴赌台、公买烟土行,并向缘宝、永安、华民、西园、同庆、升生等赌台按月拿开销。
  5.私藏枪支拒不缴出。1951年4月,在黄公馆搜缴大批武器,计长短枪9支,虽说武器是其儿子黄源涛私藏,但无可否认黄金荣也有部分责任。
  6.携财产逃港。在上海解放前夕,黄金荣的大少奶奶李志清携带大量金条美钞潜逃香港。
  消息传到黄金荣的耳朵里,他更加恐慌了,闭门不出,整日里提心吊胆,害怕哪一天会被政府抓去,甚至晚上也整夜无法入眠,本来老年人就睡得少,这样一来,精神更糟了。
  实际上,政府方面对黄金荣本人倒丝毫没有这个意思。
  由于心情恐慌,黄金荣随即就病倒了。先是整日坐在太师椅里,臃肿的身子几乎站不起来,站起来也挪不开步。
  渐渐地连坐也困难了,只能整日躺在床上了。自知不久于人世的黄金荣,要求家人不要送他去医院,他最后的愿望就是在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钧培里,安静地离开人世。
  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但对于这些黄金荣已经麻木了,迟钝了。他毕竟是属于旧时代的人物。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进入了弥留状态,附近的永川医院应家属的请求,派出护士到黄公馆,给他注射了强心针,但已无济于事。当天下午,黄金荣停止了呼吸,时年86岁。
  黄金荣死后,当地公安部门向上级报告说:查黄金荣现年86岁,上海著名的大流氓,收有门徒万众,本区大世界、共舞台、荣金大戏院皆是他的产业。
  当他于20日死时,大世界经理杭石君即报告分局云南南路派出所,并申请更换大世界负责人姓名,以后便由黄金荣的得意门徒陈福康为主办理丧事。
  计有马筱峰、陈荣富、陈昌良(荣金大戏院经理)、沈茂贞、汤融、严兴林、毛政纪、顾德昌、钱福林、陆正崇、朱文伟、陈益亭、王世昌、庄海宁、杭石君、陈荣炳等十七人前来治丧。
  尸体于二十二日移往丽园殡仪馆入殓,当晚在钧培里一号黄金荣住宅中,备有九桌酒席,除上述得意门徒十七人前来外,别无其他动静。
  治丧中黄府只备了9桌酒席,且只有17个门徒前来吊丧,这在黄金荣这样一个大亨级别的、享尽了生荣的人来说,死而不哀的程度,是空前的了。
  毕竟时代变迁了,要在过去,黄金荣的丧事应是上海滩上的一件轰动一时的盛事,起码也要与清末盛宣怀、20世纪30年代洋大亨哈同的“大出丧”媲美。
  不过,从上海滩三大亨的结局而言,黄金荣算是最好的了。
  黄张杜三人中,最早走的是与日伪勾结、失节投敌的张啸林,1940年8月13日,他被保镖击毙。
  杜月笙出走香港,处境尴尬,1951年8月16日客死异乡,只活了63岁。只有黄金荣晚年能以86岁高龄得以善老故土。
  黄金荣死后,黄家生活日见拮据,甚至难以维持日常的开支。黄家打算变卖一些不动产,但又不敢贸然向政府提出。
  后来在无奈之中求助于章士钊。章士钊即写信给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陈述黄家的困难。在潘汉年的亲自处理下,顺利解决了黄金荣的遗产问题。
  一个盗匪群起、黑道横行的时代,在黄金荣死后彻底地结束了。
  1953年6月20日,也就是黄金荣死的那天,有人在复兴公园——法租界时代的顾家宅公园——这个曾经挂着“中国人不得入内”、“戴着口罩的狗可以入内”园规的公园后门的一块黑板上,写了五个雄劲的大字:“黄金荣死了”。
  这大概是上海滩的公众媒体上,唯一能见到的黄金荣的死讯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2 06:51:32
  第十八章 广东的镇反运动
  1950年10月至1953年,广东根据**中央指示,配合土改和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重点清查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方面敌人。运动历经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10月至1951年10月,主要是发动群众,贯彻执行惩治反革命条例,惩办“浮”在面上的反革命分子。其中3至5月中旬形成了高潮,镇压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第二阶段:1951年11月至1952年12月,主要结合“三反”、“五反”运动和土改,打击现行破坏分子,对一批犯人实施劳动改造,维护社会治安。
  第三阶段:1952年12月至1953年底,重点是取缔反动会道门和“水上镇反”,以追捕外逃的反革命分子。
  镇反运动主要方针:
  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
  既不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又不冤枉一个好人。

  据《广东省志》
  建国前夕,国民党中央政府从广州撤退时,安插潜伏了一大批特务,继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建国初期,广东境内有近20万名间谍特务、武装土匪、反动党团骨干、恶霸地主、反动会道门等反动力量。
  他们相互勾结,袭击**党政机关、驻军和下乡工作队、爆破交通、工矿设施,疯狂进行纵火、暗杀、抢劫等各种犯罪活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据1950年初的统计,广州地区就有匪特武装100股,9万多人。自解放至1950年三四月间,广州的匪特尤其猖狂,几乎每天都发生抢劫案数十起至百余起。
  《广州市志》记载,1950年5月31晚和6月2日晚,广州市军管会和省人民政府围墙内先后发生爆炸事件,经查明,是蒋特内调局华南办事处组长陈正等潜伏特务所为。
  案发数天后,陈正等17名特务落网,其政策一系列爆炸党政机关、暗杀省政府领导人员的计划落空。
  《开国大镇反》一书中记载,当时“广州人民反共救国总队”下属多个大队成员潜伏在市内医院、学校及工矿企业内,伺机实施暗杀、破坏和抢劫活动。
  其中在广州中央医院,特务冯海就利用其内一科主治医生的身份策划和实施了杀害曾献余等4名解放军伤员的案件。
  1950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对五类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一场全国性的镇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成为此后大规模镇反运动开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广州市在清匪反特的同时,也开展对反动党团和匪特的清查镇压。
  1950年9月11日,广州军管会发出布告,限令所有特务组织分子在指定期限内投案自首。
  至10月中旬共有400名特务登记,逮捕特务组织头目33人。
  然而,由于各地司法人员在镇反过程中曲解党的“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出现了“镇压不足,宽大无边”的现象。
  《南方日报》1951年3月9日的社论中就写道“在去年秋冬以前,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很少治罪,于是反革命分子越发大胆,公开说进监狱就是‘住旅馆’,‘住招待所’,出来后照样作恶。
  甚至发生过匪首八擒八纵,最后还是跑了的事。”社会经济生产的恢复和人民镇反积极性受到了很大影响。
  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布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纠正上述右倾偏向问题,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1951年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对各类反革命分子的惩处作出具体规定,为公安、司法部门提供了统一的量刑标准。
  包括广州在内的全国镇反运动进入了新阶段。1951年4月25日,广州召开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大会,到会代表3万余人,对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提起公诉并枪决。
  群众对此拍手称快,还有不少受迫害的市民专程跑到小北市郊观刑。在短短3天里,市民寄到市政府的支持和检举反革命信件就达3万多封,掀起“人民齐镇反”的高潮。
  1953年11月,广州镇反运动基本结束。全市先后查获反革命分子8200名,处决了其中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同时,对其余的反革命分子则根据其罪恶大小和表现,分别判以逮捕、管制和释放。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3 06:55:37

  第十九章 叶剑英与广东镇反运动(1)

  1949年至1953年,叶剑英在主持华南工作期间,领导了广东的镇反运动。
  叶剑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镇反的方针和措施,“准、稳、狠”地镇压反革命,有效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广东的安定,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历史证明,叶剑英领导的广东镇反运动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镇压反革命是广东地理、政治历史特点和巩固政权的必然

  全国解放后,以蒋**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不甘心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利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战争的时机,不断派出小股匪徒配合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土匪和恶霸对我袭击和破坏,妄图扼杀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党中央、毛主席鉴于这种情况,于1950年秋发动了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近代史上,广东人民既受英日侵略者的凌辱,又受国内官僚资本的压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尤为明显。
  因此,广东的社会基础十分复杂,各种矛盾斗争异常激烈,广东又毗邻港澳,海岸线长达3700多公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水陆交通复杂,便于敌特隐蔽和疏散。
  广东还是全国解放较晚的省份之一,省会广州是敌特在大陆上最后的大据点。
  解放前夕,敌特自平津沪宁等地四面八方集中到此,中统、军统等各派系之头目均在此地建立组织,到国民党撤出大陆时止,紧锣密鼓地搞了将近半年时间的布置和准备,潜伏下不少“钉子”。
  因而,广东的社会情况更为复杂,土匪多,特务多,黑社会组织多,三者密切配合,形成不可忽视的反动势力。
  他们背靠美蒋,破坏土地改革,篡夺农村政权,打击陷害我干部和群众。叶剑英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呈送的专题报告中曾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是组织反动武装,煽动暴动,袭击区乡政府。
  据社会部掌握的资料统计,解放以来至1951年4月,广东有两个县城76个区乡政府及工作队遭袭击,被害工作人员达99名,先后发生暴动39次,被害干部207人,被俘78人。
  二是掌握基层、组织叛变。
  1950年2月,西江封开县有7个乡政府发生叛变骚动,9月,北江区政府叛变,打死我干部5人。
  据统计,各地发生叛变64次,叛变人数3500多人。
  三是破坏我重要设备。
  1950年元宵节之夜,电白至茂名段公路桥梁六座被毁,一汽车渡船被焚。
  5月,一匪特向我广州军管会(当晚是军区召开干部晚会)投手榴弹,还企图炸我省府,被发觉制止未受损失。
  据统计,全省各地共发生匪特爆炸桥梁45次,损毁桥梁18座,炸坏铁道16次,损铁轨12条。
  四是打入我内部,窃取情报,放毒、暗害和刺杀我干部和首长。
  据不完全统计,广东各地发生暗杀事件73次,被杀害共167人,刺伤233人;投毒14起,中毒233人,毒死21人。
  五是破坏财经建设和土改。
  据统计,解放以来至1951年初,敌特对我经济破坏事件达171次,损失45亿4千余万元(旧人民币),粮谷3300余担,大米300余万斤。匪特还勾结反动会道门和教会进行造谣、煽动,破坏我土改和经济建设。

  在这种尖锐复杂的情况面前,我们一些同志片面地认为,在军事上已经取得了绝对的胜利,蒋**集团再也没有能力对抗,漏网的特务及一些土匪、恶霸等反革命分子也不足为患,存在着骄傲和盲目乐观的思想。
  因而,在对待打击反革命分子上表现为过分仁慈,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反革命,该杀未杀,有的抓了又放,放了又抓,“三擒三纵”。这些言行在客观上助长了反革命气焰,正气上不来,严重影响了我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工作的开展。
  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不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必然会产生危及我人民政权的严重后果。
  叶剑英根据广东这一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1950年底至1952年底的两年间,开展了广东全省的镇压反革命活动。

  在运动中防止和纠正“左”和“右”的两种倾向

  对镇压反革命这场政治运动,叶剑英非常重视动员和发动群众。他明确指出:
  “要保证镇反运动成为广大群众性运动”。还指出:“广东不杀一批反革命分子,群众就会骂我们,对我们政策有怀疑,群众也发动不起来。”叶剑英认为群众动员起来了,我们就能掌握运动的主动权,就能孤立敌人,打击得准,避免犯错误,使运动健康发展。
  运动开始阶段,有的地方镇压反革命没有进行宣传,造成声势,而是采取神秘主义,群众不知道怎么回事。
  针对这一情况叶剑英即签发《对判决反革命的几点指示》的电报,指出要学习北京大张旗鼓的做法,要求各地处决反革命要开群众大会,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以教育人民发动群众。
  叶剑英还针对西江广宁县匪特煽动群众百余人,以神打队名义举行暴动,围攻六区十二村村政府的严重事件,发出《充分发动群众坚决镇压反革命》的电报。
  指出:“如果我们不充分发动群众,坚决实行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力量不能迅速扑灭,群众就不能抬头”。
  各地认真贯彻通知精神,使镇反运动很快由神秘转向公开,由行政镇反发展为群众镇反,很快进入了高潮。
  南雄县先后开过大规模的公审会40多次,小型控诉会200多次,参加群众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二,激励了群众镇反的热情,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
  西江罗定县女代表谷大嫂、坚决勇敢,不畏艰险,日夜跟踪匪特,率领农民进山捕一匪首,协助政府一举破获了匪广州绥署西江指挥所第三路军独立第三旅全案。
  仁化县长江区男女老少齐出动,集合2000余人搜山围匪,撒下天罗地网,终将匪首擒获。
  在清理积案阶段,叶剑英同样强调指出:“要使清案工作既快又准,必须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张旗鼓地展开工作。
  必须克服孤立主义的做法,很好召开干部会、人代会、群众大会,正确交代政策,打通思想”。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3 16:45:49
  第二十章 叶剑英与广东镇反运动(2)

  镇反运动中叶剑英很注重运用专政工具,发挥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
  首先,从组织领导上加强公安司法机关建设。华南地区社会情况复杂,对敌斗争任务艰巨,各方面的干部都比较缺,而公安司法方面的干部更少。
  叶剑英一方面配好区县两级公安司法机关的领导,从野战军中抽出优秀干部充实到公安司法机关;
  另一方面从编制和公安武装的设立配备上,加强公安司法机关的建设,并在工作上给予大力支持。
  他多次听取汇报,研究镇反工作中的问题,亲临公安工作会议作指示,还亲自向毛主席起草镇反的专题报告,涉及镇反工作的有关文件、指示、电报及材料亲自阅示签发。

  运动中,叶剑英始终坚持“准、稳、狠”以“准”为原则的打击方针。
  1950年底,毛主底发出指示:“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叶剑英认真贯彻这一指示,以打得“准”作为运动的基本方针。他在1951年1月给毛主席的综合报告中说:“我们是以杀得准的原则加以批准,我们向各地说要杀得准,不怕多,当本此精神加强镇压”。
  叶剑英在关于整顿队伍镇压反革命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杀人不怕多,只怕错。我们要动员干部要敢于杀反革命,坚决杀一批,要杀得准”。
  叶剑英在1951年4月5日向毛主席汇报广东镇反情况中,同样强调要杀得准,“提防杀错”。“准、稳、狠”三字打击方针。
  叶剑英认为“狠”是对反革命的态度要坚决,不能心慈手软,该杀的有多少杀多少;“准”是关键,杀准了既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灭敌人的威风,又能鼓舞人民斗争,长人民志气;“稳”是对运动的要求,不要搞乱了,要通过运动,既能稳定民心,又能稳定政治局面。
  叶剑英对运动的“火候”掌握得非常准确。
  运动开始时,叶剑英于11月4日召开分局党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镇反问题,之后分局向各地发出了执行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指示》的指示,要求各地委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
  并作出计划,要各地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准、狠、稳地镇压反革命。
  使运动在1951年3月形成高潮,各地大胆坚决地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人民群众拍手称快,欢欣鼓舞。
  据统计到1951年4月底止已处决反革命24434名,摧毁了圣母会、三合会、大刀会、黄旗党、忠义党、洪门等反动会道门。
  当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运动出现了“左”的偏差,叶剑英注意适时收缩,于5月15日向各区党委发出电报,要各地“普遍收缩”,严格控制,对可杀可不杀的人坚决不杀,并把杀人权收到省。
  叶剑英在1951年5月27日晚的“华南镇反会议小组讨论汇报会”上指出:“要掌握运动规律,就象撒网一样,抓紧同纲,坚决展开,适时收缩”。
  还指出:“镇反要收缩,大批不行,小批还可以,但要搞准”。
  之后,叶剑英致电毛主席汇报了镇反情况和存在问题,阐明采取适当收缩的方针有三个好处:
  一是可取得社会的同情,减少民主人士的过分震动;
  二是可更好地区分轻重,瓦解敌人;
  三是可杀得准。
  毛主席复电指示:“华南镇反成绩很大,甚慰”,并指示可根据实际情况“从6月1日起停止捕人,集中力量清理积案”。
  从此,全省的镇反工作进入收缩、清理积案阶段。
  华南分局于1950年6月20日召开的常委扩大会上,决定成立广东省镇反委员会,由叶剑英、古大存、谭政文等7人组成,叶剑英任主任,下设劳改、清案、清理中内层、肃清反革命分子委员会。
  各个委员会吸收一些民主人士参加。
  在各委员会领导下,各地一面清理积案,释放了一些捕错的人,正确处置了一些有怀疑的人;一面深挖隐藏在海岛逃到“天涯海角”的匪首或特务头子,杀了一些非杀不可的人。
  为了杀得更准,分局于1951年7月5日向各地发出指示,规定对一般反革命必须经地委批准始能逮捕;今后杀人一律经地委统一研究、审定名单,然后报华南分局统一批准。
  军队系统暂时停止单独批准杀人。
  实践证明叶剑英采取及时收缩的措施是十分正确的。

  为了使镇反运动健康发展,叶剑英注意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和纠正运动中出现的“左”和“右”的两种偏差。
  运动开始不久,叶剑英指示组织政法视察组,由法院、检察署和公安组成6个小组,分别到东江、珠江、粤中、西江、高雷等区视察,具体布置和指导镇反工作。
  在收缩和清理积案阶段,叶剑英又派出8个工作组深入各地帮助指导工作。
  为了掌握各地镇反情况,在批准死刑权暂时委托专署、地委和分区党委,捕人权下放县委的同时,叶剑英规定各地每星期向省府作一次简报,及时处理镇反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1951年6月初,李坚真写给叶剑英的报告反映了两江镇反出现捕人不慎重情况,叶及时向西江地区发出指示:要求地委必须根据自己力量,立即组织工作组,认真检查过去7个月来的镇反工作,对错捕者应道歉,无条件释放;对可捕可不捕者,以嫌疑对象警告释放。
  对运动中出现乱捕乱杀的“左”的偏差,如:有的杀人,手续不严;有的刑讯逼供非法处决;有的地方“自杀”事件接连发生;有的地委将批准权交给地委委员个人。
  针对上述种种情况,叶剑英发出“坚决纠正乱捕乱杀的偏差”的指示: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对于实际上已经发生和至今仍存在乱捕乱杀的地区即令其停止捕人杀人,负责同志应亲自作深入检查,弄清情况,查明原因,加以处理。
  同时指出:要加强组织纪律性,严格执行捕杀批准制度。同时以华南分局名义签发《关于杀人捕人批准权的指示》电报,收回捕人杀人的批准权。
  叶剑英还强调在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同时,“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把狠狠地杀一批和广泛地团结一批结合起来”。
  在处理个别特殊的涉及民主党派的反革命案件时,其处理和批准权仍在省方,各地不能擅自处理。这些规定对于团结民主党派人士起到很好的作用。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4 10:19:25
  第二十一章 叶剑英镇反功绩永存

  广东全境的镇反工作在叶剑英的正确领导下,经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获得了伟大的胜利。
  自解放后至1951年8月10日止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2.4万多人,处决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反革命分子近3万人,破获特务及匪地下军等反革命案件2200多宗。
  缴获枪炮近14万件,子弹140万发,手榴弹、炸弹、雷管一大批,电台175部。
  还登记了匪保密局、国防部二厅、内调局、中美合作所等各系特务及帝国主义间谍437名,反动党团区分部、支部委员和分队长以上骨干分子6300余名。
  有效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气焰,民气大伸,城乡秩序大为安定,社会景象焕然一新,保证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退租退押和经济建设等各项重大任务的顺利完成。
  这对巩固祖国南大门新生的人民政权,乃至巩固全国性的胜利是有十分重大历史意义的。
  历史充分证明,叶剑英领导广东镇反运动的丰功伟绩是抹杀不了的。

  首先,从镇反的指导思想上看是实事求是的。
  叶剑英领导广东的镇反运动把“打得准”的思想贯彻始终。他的讲话和指示多次提出要“打得准”,十分强调一个“准”字。
  叶剑英这一指导思想,是从广东的实际出发确定下来的,准与不准的问题,实际上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准”是实事求是的目的,捕杀得不准就犯错误,违背了实事求是。
  既是对人民的残忍,又是对敌人的仁慈。从广东当时的社会情况看,社会治安复杂,敌特多、土匪多、黑社会组织多、破坏活动多。广东又面临港澳,干部少,经验不足。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捕得不准,杀得不对,就会影响群众的情绪,影响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由于叶剑英在镇反运动中贯彻了“打得准”这一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才使广东的镇反运动能健康发展。
  今天看来,确实起到了防止和纠正“左”和“右”两种偏差的作用。

  其次,从执行镇反政策上看,与党中央是一致的。
  叶剑英在镇反运动中执行党中央的镇反指示和政策是坚决的,认真的,他亲自作镇反动员,四次向毛主席专题报告广东镇反工作情况,主持会议专题研究镇反工作问题。
  这说明广东的镇反运动,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

  再次,从镇反运动的效果上看是好的。这次运动既肃清了反革命分子,又发动了群众。
  全省有800万人参加镇压反革命的各种活动。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迅速发展,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群众中的威望日益提高。
  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叶剑英领导广东镇反运动的功绩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6 06:34:27

  第二十二章 老公安回忆广东镇反

  特务在派出所门前暗杀公安局长
  镇反运动开始时,宋哲清在广州市黄沙公安分局秘书股工作。今年8月下旬,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中山大学女儿家里,满含激情地回忆起了6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宋老回忆说,1950年初的广州相当“乱”,特务暗杀事件接连不断:当年春节前某夜晚,黄沙区政府(原区公所)区长叶特香,在访贫问苦路上遭到敌人特务暗杀;
  2月,分局局长郭安检查工作时,在派出所门口,特务竟公然向他开枪射击;
  3月3日,“三三轰炸”事件中,宋哲清在大街上组织群众疏散,特务竟用快机驳壳向他扫射,一名叫张海的同志及时摁下他的头,才助其脱险。
  事后,宋老和张海回到原来站立的地方,竟然发现墙上有7个弹洞。
  分局领导还曾告诫他“单独外出时,不要带枪”,因为有解放军战士在上下九抗拒土匪抢夺他的枪而英勇牺牲。
  宋哲清所在的公安局秘书股主要工作是,收缴群众枪支,抓土匪,抓抽大烟者,治理赌博等。
  抓土匪时,公安人员牺牲的事时有发生。“那时候,土匪活动异常猖獗,我们历经了一番周折风险,才捕获了土匪头子‘金牙仔’,‘金牙仔’曾穿着呢子大衣,大衣口袋里装着手枪,在衣袋中开枪,打死了巡逻的解放军班长。”宋老说。
  圣婴院虐杀女婴事件
  1951年,广州曝出了震惊国内的圣婴院虐杀女婴事件。这座成立于1909年的圣婴院,由加拿大天主教无原罪女修会在淘金坑创办。
  该院专收贫民家女婴及弃婴。女婴入院后先被放在地下室半天至一天,如果还活着就转入婴房,穿上漂亮衣服拍照,寄回加拿大,哄骗募款。
  仅从广州解放后至1951年1月10日止,该院收养的2251名女婴中,竟有2116名死亡。
  婴儿死后被装进布袋,扔入设在后山岗的3个深坑(人称“死仔坑”),长年累月尸骨累累。当时有群众怒斥“帝国主义慈善事业是老虎披羊皮”。
  1951年3月,广州市救济分会接管圣婴院时,仅存婴儿48名。后广州市人民政府依法将圣婴院修女驱逐出境。
  市民政局在“死仔坑”前立了一块石碑,名为“帝国主义的罪证”,永远警示后人。
  碑文
  帝国主义的罪证
  原加拿大天主教无原罪女修会圣婴院,打着慈善救济团体的招牌,残酷虐杀中国婴孩。
  自一九三三年创办至一九五一年三月由人民政府接管时止,十八年被虐杀的婴孩约有四万名,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四。
  这里遗留的两个死仔井,就是当时帝国主义掩埋虐杀婴孩尸体的部分罪证。民政局
  1954年:国庆爆炸行动
  1954年,美蒋特务机关妄图借共和国筹备五年大庆之际,实施破坏,派遣了100多名特务,潜入珠江三角洲及粤东等地,阴谋爆炸铁路、工厂、仓库及公共场所,破坏的重点是广州市。
  其中30名特务携带大批定时炸弹、烈性炸药、雷管及各种枪支、弹药潜入广州,以广州越秀山庆祝国庆大会会场为爆炸重点,企图暗杀参加庆典的党政军领导。
  但在公安机关的严密防范、坚决打击下,30名特务全部落网。
  1956年:“华南行动”
  建国初期的每年国庆,台湾当局和国际敌对势力都要派出大批特务,进行针对广东的所谓“华南行动”,企图在国庆期间制造暗杀、恐怖事件。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56年10月10日企图在广州制造的特大规模爆炸行动。
  1956年6月间,台湾特务机关在香港制造九龙骚乱事件的同时,还专门制定了“华南行动总计划”:
  在10月10日晚上8时,100多名特务统一行动,用破坏、燃烧、杀伤等各种不同性能的炸弹在戏院、茶楼、旅馆、大商店、公园、铁路、油库、发电厂等48处目标“一齐炸响”,要让广州“火光冲天,陈尸街头”。
  从9月8日~10月15日,广州发动了全民反特的强大攻势,潜伏入穗的特务无路可逃或被举报抓获或自首。
  公安机关共破获特务案84宗90人,缴获各种炸弹29枚及其他爆破器材一批,最终导致华南行动阴谋破产,广州成功实现了“决不让敌特炸响一个炸弹”、“决不让一个行动特务和一个炸弹进入北京”的战斗口号。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6 12:45:15
  新中国建立后,于1950年~1952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也曾经出现扩大化的失误。
  本书揭露了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讲述了镇反运动的过程,内容翔实丰富,讲述具体生动,再现了当时镇反的景况。阅读此书,能全面了解这段历史的面目。
作者 :大明永历皇帝 时间:2016-07-09 12:43:44
  建国初期处于稳固政权的需要,大规模的整治是需要的,但最后范围是否过大,刑罚是否过重倒确实需要考量考量。几百万人再牵连到他们的亲属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了。所谓乱世用重典,这么重的刑罚在历朝历代也可算是无出其右了。主要还是给后来的一系列政策埋下了隐患,打地富反坏右打了几十年,不可能不给国家建设造成影响,尤其是这里面涉及到的大量知识型人才,多给点出路宽严相济恐怕更好些吧。
作者 :大明永历皇帝 时间:2017-03-27 15:53:41
  主持镇压反革命的基层指挥者,只以出身看好坏,一开始就主观臆断,或为完成任务、造成绩,或为报私怨,认为检举揭发者觉悟高,要百分百的相信,拿着捕风捉影、捏造的事实不经查证当证据,致使冤假错不可避免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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