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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26】批判末代大儒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4 19:33:09 点击:2720 回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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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26】批判末代大儒

  作品简介:
  梁漱溟是著名爱国人士、哲学家、教育家,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他为农民请命,公然顶撞毛主席;他不怕“四人帮”的淫威,公开反对批判孔子;他第一个站出来,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是我国一代老知识分子品德典型的。
  本书讲述了梁漱溟的生平和故事。
  作品长简介(300字内):
  梁漱溟是著名爱国人士、哲学家、教育家,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他为农民请命,公然顶撞毛主席;他不怕“四人帮”的淫威,公开反对批判孔子;他第一个站出来,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是我国一代老知识分子品德典型的。
  本书讲述了梁漱溟的家世、生平、学术思想和后半生的坎坷遭遇,描写了这位有着儒家修养和气节的“大儒”风范。

  1、末代大儒梁漱溟

  中国自古就有这样一群真正称得上文人的人。不管是在乱世还是盛世,不管是高居庙堂还是身处茅庐,他们以血泪蘸笔,嶙峋傲骨,直书亘古不移的人文理想,构成了一幅激荡壮美的长卷。
  在当代,梁漱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他的自信,他的无畏,他的真诚,他的傲骨,也与古代文人一脉相承。
  梁漱溟,梁漱溟,1893年生,广西桂林人,在北京长大。他出身于书香门第、仕宦之家,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哲学家、教育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学者、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开山之人,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1941年,梁任民盟中央常委,兼任机关报《光明报》社长。1946年,任民盟秘书长。建国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
  民国初年,梁漱溟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报考北京大学,不意未取。他回家发愤说:“我今后一定要够得上叫北大请我当教授!”1918年,蔡元培真的电请他去北大哲学系任教授。谁人不佩服他的自信!
  抗战中,梁漱溟在重庆办学,有反“政府”之论,特务头子沈醉带特务闯进学校去查办他。
  梁漱溟正气凛然,针锋相对:“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浩然之气令特务也怕三分!
  1953年9月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为农民请命,说农民生活和工人相比相差太远,要求中央要关注农民民生。
  他说:“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
  梁漱溟的讲话触怒了毛主席,遭到了批判围攻。梁漱溟固执己见,舌战群雄,在大庭广众之下顶撞毛主席,一度使朝野震动。
  1970年,全国政协机关对新《宪法草案》学习讨论,梁漱溟最后一个发言,他讲了两句话:
  “一是,据我所知现代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其最初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宪法的产生就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
  “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实在不妥……在此我声明一点,我不赞成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把接班人的名字写进宪法……。”
  “二是,我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与今天的‘宪草’对照,发觉条文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让我等不甚了了。”
  “比如没有写上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现在的‘宪草’偏偏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如此‘草宪’,实为置国统、政体于不顾!”
  当时的宪法草案上,赫然写着中央第一、二把手的名字;而不设国家主席,是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
  此论令四座咋舌,寂静肃然,空气凝滞!在座诸公都为梁漱溟捏一把冷汗。
  梁漱溟还作诗讽刺某位“文化名人”:“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这位“文化名人”当时位高权重,是主席的红人。
  身处乱世逆境,却始终以天下道义为己任,以良知为己任,刚直不阿,铮铮铁骨,足以震烁于今!中国的二十世纪,假若没有梁漱溟,该有多么失色!
  梁漱溟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可谁能说他不是中国的一位文化巨人,一位伟丈夫?
  下面章节,将详细介绍这位“中国最后一位大儒”。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6 12:37:29
  2、为农民请命遭批判
  1918年,25岁的梁漱溟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在北大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他与同在北大任教的杨怀中先生常有来往。
  其时,毛主席正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毛主席是杨先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得意学生,未来的女婿,也经常来杨先生家里。
  梁、毛二人曾在杨先生家中谋面。毛还旁听过梁的课。
  20年后的1938年,梁以国民党参政议员的身份访问延安。主席见到梁的第一句话是:
  “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里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梁漱溟请主席谈谈中华民族的命运,主席给了他掷地有声的八个大字:“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主席精辟的分析使梁漱溟精神振奋,豁然开朗,他由衷的钦佩和尊敬毛主席。
  梁漱溟曾多年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在延安,他拿出自己的专著《乡村建设理论》向主席请教。主席谈了不同的看法,他没有接受。两个人谈了一个通宵,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这次谈话是坦诚的,友好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建国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主席和他仍有故人之情,时有私人往来。
  1953年9月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作了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接着又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协委员列席。
  9月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应周恩来的要求作大会发言。他先谈了对总路线的看法和实施意见,然后话锋一转,说道:
  “还有其三,是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国**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
  “但自进入大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农民的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包括北京)。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
  “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我们进了诚,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梁漱溟的发言是实话实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主要靠农业,因此农业税较重,农民生活的提高远不如工人。梁漱溟觉得,总路线重点是发展工业,对农业只提改造,不提发展,似乎不妥。当时,党内外有不少人有这种看法,但是没有人敢实话实说。
  这天的会,主席没有到场。梁漱溟发言后,没有任何人提出批评,政协副主席李济深还讲了几句赞同的话。
  12日,毛主席讲话,他严肃地说: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
  “然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之分。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
  “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党搞了几十年的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听了主席说的这番话,很感意外和委屈,也很不服气。他想:我只不过是说了几句真心话,提醒党注意一下农民问题。怎么就是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呢?是不是有人向主席汇报我的讲话添油加醋,引起了误会呢?
  散会后,梁漱溟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我发言时你本人没在场,希望你给个机会,我当你的面把原来的讲话复述一遍,以求指正,解除误会。”
  13日,梁漱溟在会场上把写好的信面交主席。并说:
  “主席,你对我的发言误会了。”
  “没有误会。你内心就是反对总路线,只是没有明说而已。”主席态度强硬。
  “我没有说过反对总路线的话,为什么非要认定我反对呢?这不是欲加之罪么!”梁漱溟也来了气,发了倔强脾气。
  “你是心知肚明,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主席面含愠色。
  “你要是有雅量,能容人,就收回你的话。”梁不肯让步。
  俩人不欢而散。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7 12:27:46
  3、梁漱溟抗争被围攻

  14日上午,梁漱溟登台发言,复述自己前几天的发言,再三陈述自己不反对总路线。主席在场听会,没有说什么。
  17日的会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主席频频插话批判梁漱溟,态度严厉,言辞尖锐。主要有:
  “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梁漱溟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分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
  “假如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完全彻底的反动思想。”
  ……
  这些插话后来收入《主席选集》第五卷,题目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梁漱溟万万没有想到,一向以礼贤下士自诩的一代伟人,心胸竟是这样狭窄,言辞竟是这样尖酸刻薄、讥讽挖苦、杀气腾腾、以势压人,语气竟然像“王婆骂街”。
  他万分的委屈,感到人格尊严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是他一直恪守的人生准则。他要抗争,他要辩驳,他不能接受扣在他头上的屎盆子。他要求发言答辩,大会主席让他明天发言。
  9月18日继续开会,到会人数超过以往,多达200多人,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开会从来没有过的。
  下午,轮到梁漱溟发言。他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个头,会场上就有一些人喊叫起来,打断他的发言,让他“滚下讲台”。有的人竟跑上讲台,抢夺他的话筒。他没法讲下去,就转向了坐在主席台上的主席,说道:
  “主席,还让不让我讲话?我还有没有发言权?”
  “梁先生,不是我不让你讲话,是群众不想听你讲话,我有什么办法。”主席不冷不热的说。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就是你们的民主么?”梁漱溟质问主席。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给人民民主,不给反动分子民主,对反动分子要实行专政!”主席厉声反击。
  “你这是以势压人!”梁漱溟毫不退让,当场和主席顶撞起来。
  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从没有人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面的顶撞主席。这个梁漱溟真是狗胆包天,反动透顶!
  会场大乱,许多人大声呼喊:
  “不许梁漱溟胡说八道!”
  “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
  “梁漱溟滚下台来!”
  ……
  还有几个人跑到台上,即席发言,痛斥梁漱溟“态度狂妄之极”,“反动成性”。
  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声称“我现在还是政协委员,我有发言的权利。”大会形成僵局。
  最后,有人建议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来决定是否让梁漱溟发言。大会执行主席高岗宣布:“同意梁漱溟发言的请举手。”主席举起了手,到会的**党员也都举起了手。
  高岗让不同意发言的举手时,到会的大多数,主要是民主党派委员都举起了手。
  主席冷笑着说:“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啊。”
  梁漱溟还想再说一句,会场上立刻有人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
  梁漱溟这时才意识到,他的故人主席,已经不是在北大旁听他讲课、在杨宅给他开门迎送的主席了;也不是在延安和他彻夜长谈、对他坦诚相待的主席了。
  现在的主席已经是大权在握、凌驾在亿万百姓之上的“君主”,而他已经成为主席的“臣民”。历代君王的所谓“礼贤下士”、“从谏如流”,只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
  如果有人不识好歹,信以为真,敢说真话,戳疼了君王的心窝子,这个人就倒了霉了。明朝的海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
  主席日夜都在担心有人反对他的“总路线”,而梁漱溟不仅没有像别人那样热烈拥护总路线,反而竟敢为被改造的农民叫苦、请命,这不正是反对总路线么!
  主席最终“战胜”了梁漱溟,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吓出了一身冷汗,谁还敢对总路线说三道四!
  梁漱溟终于懂得了作“臣民”的规矩。他闭门思过,不再说话。因此,他躲过了“反右派”的劫难。但是,他没能逃脱文革的劫难,在文革中,他遭到了抄家、游街和批斗。
  1954年2月,揭露、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1954年6月,撤销了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把权力进一步集中于中央。
  6月14日,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正式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写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从此,《共同纲领》被《宪法》取代,主席消灭私有制的主张和举措有了法律依据。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主席的威望如日中天,他大权独揽、踌躇满志,对消灭私有制、建设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
  1954年夏,主席来到北戴河避暑。一天,北戴河海滨狂风大作,白浪滔天。他不听卫士的劝阻,下海游泳,搏击大风大浪。泳后,登上“鹰嘴亭”极目眺望,豪迈之情油然而生,随即写出一首词《浪淘沙》。

  《浪淘沙 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首词,抒发了他超越前人、横空出世的豪情壮志和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
  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主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大委员长,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9 10:20:28
  4、批梁事件回忆(1)
  梁漱溟曾经在大庭广众顶撞毛主席,一度使朝野震动。时隔多年,几位当年亲历批判梁漱溟事件的老先生,撰写回忆录回忆这个事件。笔者根据这些回忆,综合编写如下,以便读者了解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这桩公案的全部过程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前后一共10天。开始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
  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数都比较少,总共不过数十人,有时因会议内容比较重要,常常扩大到一部分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负责人列席,梁漱溟先生便是列席者之一。
  周恩来总理(他同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为主席)给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9月9日上午分小组讨论,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之后,梁漱溟即在会上发言说:
  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伯钧先生所讲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话,我于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说。路线既无问题,那么就看怎样去做了。
  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
  例如《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写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该管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
  这样做,一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
  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该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认真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果就能倍增。
  9日下午,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大会,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他征求大家作大会发言,交流委员们在各小组发表的意见。
  梁漱溟提议,请各小组召集人把各组内讨论的情形在大会上统一汇报,以代替每个人再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于是章伯钧先生就出来把梁漱溟所在的这个小组所发表的意见,讲了个大概,其中包括本人的发言。
  其他小组也采用了这一办法。到会议结束时,大致各小组都汇报完毕。临散会时,周副主席宣布,第二天继续由个人作大会发言。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0 06:45:59
  5、批梁事件回忆(2)
  周恩来在离开会场时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梁回答说:“好。”
  梁漱溟做事认真,既已应承了第二天要说话,回家后便思索准备一番。他想,如果把小组会上的发言内容重复一遍,就没有意思了。
  那天小组会成员全是非党人士,他所说的话是在党外广大群众中间说的,而现在是领导党的负责人要他在大会上说话,他就应该说一些对领导党有所贡献的话。
  梁漱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连夜作了发言准备。到第二天即10日下午,大会发言甚踊跃,而且许多是外地来的,如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商界人士,讲得很好。
  会议中间休息时,梁漱溟便写了一个条子给周副主席,说会议应该尽先让外地来的人发言,在北京的人说话机会多,况且会议今天就要结束,他准备的发言可改为书面提出。
  周恩来答复说,让大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会期要延长一天,你明天可以在大会上发言。
  在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根据自己准备的,作即席发言。他说:
  连日听报告,知道国家进入计划建设阶段,大家无不兴奋。前后已有多位发言,一致拥护,不过各人或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或由于历史背景不同而说话各有侧重罢了。我亦愿从我的岗位(政协一分子)和过去的背景说几句话。
  我曾经多年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伟大的建国运动。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的。然而我放弃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有三十年了。
  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其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合。
  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象轻工业、交通运输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此其一。
  又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我们的计划,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
  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
  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其量上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工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
  还有其三,是我想着重点说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
  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
  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
  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梁漱溟的这篇发言,是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的导火线。
  梁漱溟作了这篇发言后的第二天,即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大多数人,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在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主席即席讲话。
  毛主席说: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
  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主席说这番话,并没有点出梁漱溟的名字。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梁漱溟不再站出来辩委屈,争是非,也许事态不会扩大到后来那种剑拔弩张,不可收拾的地步。
  无奈梁漱溟是一个不甘蒙屈和好强逞能之人。他听完毛主席的这番话,一方面甚感意外,一方面很不服气。
  他想,我何曾是反对国家的总路线呢?我实际是拥护总路线的一员,只不过是说了点心里话,想贡献给领导党,提醒注意某些问题,根本没有想到损害总路线,损害工农联盟。
  梁漱溟一面想,一面就提笔给毛主席写信,但信未写完,就宣布散会了。 
  梁漱溟回到家,继续写这封信。信中说: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信里还特别指出他发言时毛本人不在场,希望毛主席给个机会,由他当面复述一遍他原来发言的内容,以求指教,解除误会。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将信在会场上当面交给毛主席。主席约他当晚谈话,即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20分钟,连复述梁漱溟原来的发言内容,时间都不充分。
  梁匆匆说完后,要求主席解除对他的误会,而主席则坚谓梁是反对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
  梁漱溟十分失望,但态度坚决,言语间与主席频频冲突,不欢而散。梁漱溟并不作罢,他还想再寻觅机会在大会上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来评议。
  9月14日、15日继续开会。15日会上李富春主任作建设重工业报告后,梁漱溟即请求发言,会议主席允许可于次日再讲。
  16日,梁漱溟登台发言,一是复述9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二是复述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并以上述发言之内容,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
  在16日当天的会上,没有人批评梁漱溟。
  到了9月17日的会上,有位**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其间毛主席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话,主要有:
  “你(指梁漱溟,下同)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
  “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
  “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梁漱溟在现场听到这些话后,深感自己因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误会已经很深很深了。怎么办?依然是倔犟好胜的个性支配着他。梁漱溟破釜沉舟,视一切而不顾!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人讲完后,他要求当场发言作答,会议主席嘱他做准备,明天再讲。
  9月18日下午,继续开会。会场的人数超过以往,大多数是临时列席的;会议进行到中间,轮到梁漱溟发言。
  他拿着昨晚在家准备的稿子,一上台就开门见山地说:
  昨天会上**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
  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有很多恶意。
  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而梁漱溟呢,正迫不及待地要往下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以解除落在自己身上的大误会。
  相持之下,梁漱溟离开讲稿,把话头指向主席台,特别是毛主席,以争取发言权。
  梁漱溟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1 06:54:07
  6、批梁事件回忆(3)

  梁漱溟说,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主席这时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毛主席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梁漱溟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主席生气地说:“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梁漱溟毫不放松地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
  毛主席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梁漱溟还坚持说,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会场上发生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与毛主席顶撞,你一句,我一句的场面,会开不下去了。
  不少到会者呼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但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他望着主席台,要听主席台上的意见,特别是毛主席的意见。主席台上无人表示要梁漱溟下台。
  毛主席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讲一讲要点好不好?”
  梁漱溟答:“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于是会场再一次哗然。许多人接连发言,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
  毛主席又说:
  “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
  “而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我也觉得,他的问题可移交给政协全国委员会辩论、处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
  “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又提议让他再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梁漱溟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十分钟不够,希望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又出现高潮,僵局无法结束。
  毛主席最后说:
  “你这个人呵,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
  “你又说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政协委员会上讲话,而让你在另外的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办?”
  “听主席决定。”梁漱溟回答得很干脆。
  但会场再度一片喧闹、愤慨。
  有位高明的人提出,请主席付诸表决,看让梁漱溟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
  表决时,毛主席等少数人是举手赞同梁漱溟讲话的,但大多数人举手反对。于是梁漱溟被轰下了台,一场僵局宣告结束。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2 08:10:12
  7、何、陈的发言
  在批判梁漱溟十分激烈,已经把梁说得一无是处的时候,何香凝先生在会上说:
  今天听了关于梁漱溟先生那么多的问题,我觉得很诧异。十年前,当我同梁先生在广西昭平百步做抗日反蒋工作期间,我对他是敬重的。但自1949年初我在香港看过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我就开始失去对他的敬重。
  梁先生,你也知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祸国。当时你在报上公开发表那种言论(按:指梁漱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敬告党》、《敬告国民党》等文),是有不良影响的。
  这一次你的问题也十分严重。我认为你今后要闭门改过,来补救你的前途。不然你的前途就会十分暗淡。
  何香凝是何许人?
  何香凝(1878-1972),号双清楼主,她是国民党领袖廖仲恺的革命伴侣,无产阶级革命家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妇女运动的领袖,画坛杰出的美术家。
  她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她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真诚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她发动妇女参加革命,为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她把艺术创作与革命活动紧密联系,她的作品中充满斗争激情、浩然正气。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与宋庆龄、毛泽东等通电讨伐蒋介石。1929年愤然与蒋介石决绝,后出国旅居欧洲。九一八事变后回国从事抗日救亡斗争,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等职
  1937年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与宋庆龄等提出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要求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同抗战。
  抗战胜利后致力于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的独裁与内战政策。1946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筹备工作。
  1948年1月与李济深等在香港创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务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1972年9月1日在北京逝世。
  就在何香凝讲话之前,主席已经在气头上说过,梁漱溟这个人一生对国家、民族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其他人在会上的即席批判发言,都已把梁漱溟归入“反动分子”一类。
  因此,尽管何香凝的发言也在批判梁的错误,但口气之缓和,特别是发言中肯定了梁曾对国家、民族做过好事,这是与当时的会议气氛很不协调的。
  梁漱溟先生几十年后在回顾这段历史公案时曾经这样说:
  何香凝先生的发言在当时和事后,有三点引起我的注意:第一,在那种场合,她是唯一在发言中明确肯定了我过去是反蒋抗日的。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一生中对国家、民族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的人。
  何先生说的是事实。那时候,因日寇进攻广西,桂林失守,我们退到贺县百步,我在那里主持民主同盟的发展工作,有许多反蒋抗日的朋友在那里,何先生是大家所敬重的一位。我同她时常见面,对时局的看法亦很相近。
  第二,她的语气缓和,发言中左一个梁先生,右一个梁先生。这在当时,发言者除毛主席等少数人还时有对我这样称呼外,大多数人都对我直呼其名。
  第三,她提醒我要闭门改过,补救前途。这是使我醒悟自己不该与主席顶撞的最早的规劝之言。
  另一位是陈铭枢。他在国民党时代担任过军政要职,长时期反蒋,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他因为笃信佛学,在20年代就慕名与梁漱溟结识,深知梁的思想和为人。
  他面对疾风暴雨般批判梁漱溟的现实,不知从何说起。在气氛十分紧张的时刻,他站立起来向毛主席请教。他说:
  现在看来,梁漱溟的问题是很严重了。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不明确,要请示主席。那就是:梁漱溟的错误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
  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应该用别的办法解决,而不必在此多费唇舌;如果是思想问题,那就可以另当别论,采取耐心的教育、批判的办法,使他逐渐醒悟,而不必操之过急。如何?请主席指示。
  陈铭枢的发问,使热闹非凡的会场刹那间一片寂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主席台,目视着主席主席。
  主席略加沉思后从容地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仍提出保留他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3 05:58:01
  8、为梁漱溟说情
  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前后10天的批判梁漱溟的活动中,李济深和张澜两位老先生一直坐在主席台上,始终保持沉默。
  李、张二先生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一位是民革中央主席,一位是民盟中央主席,地位和影响超过何香凝和陈铭枢;
  张澜先生是从头到尾没有说话,但李济深先生在会议没有转入批梁之前,即9月12日梁漱溟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时,曾简单表示过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实际上已表示了态度。后来会议转入批梁,李不再说话。
  至于李济深、张澜二先生与梁漱溟在历史上的交往,也有必要作简要的补述。
  李济深1914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留校任教官。1919年在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曾参加护法运动,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1925年8月,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出任军长。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
  1927年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省长。
  1931年后,任国民党军训练总监,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办公厅主任。
  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等发动福建事变,并在福州组织建立起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出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脱离国民党。
  失败后赴香港。1935年,组建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恢复国民党党籍,任国民政府上将军事参议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军委会西南办公厅主任等职。
  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946年春曾与何香凝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1948年1月,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选为主席。
  1948年5月,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应中国共产党邀请,由香港赴东北解放区。
  9月,在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10月至1959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民革第一、二、三、四届中央主席。

  李济深(任潮)与梁漱溟相交在青年时代。1922年,李济深的好友伍庸伯常在北京西什库冯竹贤家讲授《大学》,梁是经常听讲者之一,并由伍先生引见,同另一位听讲者李济深相识。
  自此后李、梁交往甚密。1920年底,经伍庸伯推荐,李任潮离开任职的北洋政府陆军部,到广州任粤军第一师副师长,后追随孙中山先生,逐渐在广东发迹。
  1927年,李济深成为广东省的铁腕人物后,把梁漱溟请到广东去办“乡治”讲习所,这是梁漱溟后来在河南、山东搞“乡村建设”运动的开端。李、梁的交往和友情由此而进了一步。
  20年后,他们又各自走过曲折道路,相聚于北京。
  张澜,字表方,四川南充人(今西充县莲池乡人)。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10月继黄炎培之后担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建国后任国家副主席、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张澜和梁漱溟都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的创始人之一。张澜一直是民盟中央主席,梁漱溟是中央常务委员,并在1947年兼任民盟中央秘书长。张澜对梁漱溟的思想和为人,深有了解。
  在1953年9月下旬主席严厉批判梁漱溟之后,李任潮为老友的困境和前途忧心忡忡。他既不能在那种气氛白热化的场合说话,也不能事后去劝说梁漱溟几句而解决这个难题。
  他深知张澜先生与梁的关系,又见着张也同他一样始终在会上一言不发。他决意登门找张表老(张澜字表方)面商,共议良策,帮老友梁漱溟一把。
  心有灵犀一点通。李任潮刚刚在张表方的会客厅落座,张表老就捋着美须迎上前笑着说:“任潮兄是为梁先生的事而来的吧。”
  李赶忙起身握住张的手,连声说:“对,对,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两位老人都认为,梁漱溟个性太硬,顶撞得主席下不了台,铸成大错,因而招来了这场灾祸。怎么办?自然要劝说梁漱溟作检讨,但他们又担心梁这个人很难作出象样的自我批评,而梁的问题又确实不是一般的检讨所能奏效的。
  他们认为,这里边有误会的成分,特别是主席对梁的个性和为人,了解有限。因而他们商定,联名给主席写信,首先批评梁漱溟的傲慢,然后以老友的身份介绍梁漱溟的性格和为人,希望毛主席能看到梁这个人独特的坦率、耿直的一面,宽容梁漱溟的过错。
  李、张当场写出给主席的短信,并提出如果主席有闲,还可以约他们面谈、细说。两位老人三言两语完成这桩事,彼此都松了一口气,了却了一件心事。
  但李任潮与张表方始终没有接到主席的回音。不久他们曾几次因别的事见到主席,但主席没有向他们提及此事。几个月后,二老看见梁漱溟已恢复参加各种活动,也没有听说梁漱溟受到什么处分,心中便逐渐放心,而没有向主席再提这件事。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4 06:27:11
  9、梁漱溟的反省
  梁漱溟先生对于自己在这一场大波澜中的言行,事后是如何反省,又是如何醒悟的呢?请看他事后即1953年9月底的一段记述:
  九月十八日那天的会,给了我很大震动,许多至亲好友来规劝我,帮助我。九月二十日是星期天,宽儿(培宽)、恕儿(培恕)先后返家,我即以近几天发生的意外风波从头至尾告诉他们,虽言语中有所反省,但仍认为自己被误会,受此打击,实非意料所及。
  我说完后,宽儿即说不要以为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发生的,虽然看上去有许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是对你个人,偶然因素、个人因素都不居主要地位。
  他说:这件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你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父亲还记得那年(指1950年)被选入政协委员的一次会议上自己的发言吗?早在那次就提出种种意见、建议了。
  我还听说父亲参加西南土改时,亦曾说到要来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于中央土改法的话。在此之外,父亲三年来还在某些会上有过发言,或与主席谈话,或向主席去信,我似曾听说差不多亦与此相类似,都好象有监督政府的神气。
  这在心理上是存有一种偏差的。今天的这件事,正是从这一偏差发展而来的。父亲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护党,爱护政府。但一言一动须看其所起作用如何,所发生影响如何,不能单从动机来看,而不顾及它的客观作用和影响。
  何况便是论动机,怕亦有问题。因为父亲自己好象总是站在政府的外面,这动机还不使人怀疑吗?我愿父亲向隐微处搜寻自己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端正自己的对党对政府的态度。
  父亲这样一次又一次刺激政府,积两三年之久,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发展。毛主席认为父亲有恶意,便不足为怪。我的理解,是毛主席不能容许你这样发展下去。
  他并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好感或恶感。他一切为了国家当前的建设大业,而没有其他。
  父亲考虑自己的问题亦不要把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切不可抱静待考问、应付过关的念头,只求了却一身问题,而应当主动地自己检讨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担负起所有给予国家事业一切不良影响的责任,争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后的国家建设……
  在当时的情况下,鉴于主席的威望和权位,是很难有人公开站在梁一边,或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的。
  不过,即便在这场历史公案的进程中充满浓烈的火药味,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头脑清醒者仍不乏其人。
  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以批判的形式给梁漱溟指“出路”或以提问的形式为梁同时也为毛摆脱困境;一类是在批判大会上沉默不语,而在会后给主席上书,为梁漱溟的行为作解释,以求取得毛的谅解。
  第一类的代表者是何香凝和陈铭枢,第二类的代表者是李济深和张澜。这四位先生的特点,一是在民主人士中德高望重,二是他们都是梁漱溟多年的朋友,对梁的思想、为人有较多的了解,并且都在一定程度上敢于直言。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5 06:48:46
  10、梁漱溟反对“肉刑”

  1951年5月至8月,为了让党外人士了解土改,全国政协组成了西南土改工作团,章乃器担任团长。梁漱溟主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章乃器率团员梁漱溟等二十余人,一同前往川东的合川县。
  同去的人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从当时的安排来看,与其说是要他们去领导土改,不如说是去接受教育。
  在下乡之前,先后听取了中共高级领导安子文、张际春、邓小平、阎红彦等的动员报告,以及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合川县长武永嘉、书记傅茂如等各级地方干部的情况报告。土改的工作阶段日程,也是事先安排好了的。
  梁漱溟他们这个团,实际并未参加土改工作队,而只是参观土改。大家都住在县城里,白天安排参加一些土地改革的会议和活动。
  梁漱溟和同去的黄艮庸商量,既然来了,就要深入下去,不能只当参观者。他们提出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不久便下到这个县的云门乡。
  晚间,他们住在镇上一家地主的住宅里,白天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方便参加各种活动,包括贫雇农诉苦,清算斗争地主,分田地,发土地证,以至直接与农民谈话等,都参加了。
  在5月23日的团员座谈会上,梁漱溟第一个发言,谈到这次报名参加的“动机在考验教育自己,同时考察土改是否合法”。
  梁漱溟谈到一点新的认识,他说:
  “土改不但改变了人与土地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关系。经过斗争人与人关系才能改变,人的本身才能改造。必须退押、反违法才能发动贫雇,发动贫雇就改变了人以及人与人关系,这是目的之一。”
  “去年六月制定土改法时是生产第一的形势,所以内容可以和平一些。但西南情况,尤其是援朝以后的情况,是与蒋匪作战时比较近似的。”
  团员汤璪真(北京师范大学代校长)同意梁的观点:“认为依法办理,也可以整垮地主阶级,所以作土改应该严格执行法律。”

  不过在中国大地上,土地改革毕竟是一场暴力革命。斗争地主时使用肉刑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据解释是贫雇农“出于义愤”。在“矫枉不妨过正”的惯性政策下,干部为了早日斗出果实,一般不去制止。民主人士们在发动群众与执行政策法律之间,陷入了困惑。

  父亲赞成土改,认为“革命斗争当然是剧烈的,没有和平的可能”;但他不同意肉刑吊打,一直主张与地主“斗理斗法”,不赞成眼开眼闭地执行政策,为此与一些领导干部意见相左。他在魏思文做土改报告时提问:吊打是造成僵局还是打开僵局的办法?魏想一想后只好回答:绝对禁止。后来川东区党委秘书长赵增益传达了区党委书记谢富治的指示:“连激于义愤也不许打”。此后梁漱溟在会上发言说:“与中共的距离在缩短中”,并批评以前“宣传政策不够”,“干部抓得太紧,包办代替,任务观点”。
  梁漱溟与章乃器对当时的土改做了探讨,章乃器在7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
  与梁漱老谈话的要点,主要是对封建主义和土改作哲理上的探讨。我们讨论的命题有三:一、‘一般性与特殊性。一般的与个别的——不是封建是什么?’;二、‘本质的与形式的——人与土的解放’;三、‘自由——农村人多了可以放任’。
  梁漱溟指出中国历史上“官吏代贵族,郡县代封建”是“更提高集中”的形态,对于“封建内部的软化分解”的个别现象,不可忽略其“更集中的一面”。
  梁漱溟判断中国封建社会“盘旋不进而不是缓进,不能进入资本主义”。
  对于当前土改中工作团内的种种思想困惑,梁漱溟的看法是:“理性开发太早,斗争是教育——知识分子主观”,中国文化传统“缺宗教,不重武力——重理性不重武力是提高”。
  7月23日,中共西南局来函,批评赵增益所传达的谢富治指示,认为“这是右的命令主义。会使农民束手束足,甚至变成和平分田。”梁漱溟与章乃器再度感到困惑。
  章乃器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过去减退,吊打流行,可能太‘左’,这次也可能太右。但问题在于会否成为和平分田,及吊打能否打开僵局。过去普遍吊打,减退果实2)也不过30%,这次不吊打,已超过30%了。吊打显然无效。但激于义愤也不能打,可能是右。”
  根据西南局的指示,在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主持下,对合川地区的土改进行“加工”,重新补课一遍,结果是“加工”出了人命。
  章乃器在8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工作团“团内会报”的情况:
  天星三村“加工吊打中打死了女地主何敬修,……但其他地主并不因此恐怖,仍是‘没得’”。四村打死地主曾瑞。六村地主何芸樵及儿、媳,二人被吊打,二人被扎(绑),“其大儿媳第二天上吊自杀,另一地主何郁文被吊打二三十分钟就死了”,该村“吊打了八人,得二石3),死二人”。
  东北军元老于学忠反映:“吊何芸樵时妇女离开,农民吊打时回头看干部”。梁漱溟提出三个问题:“一、变相肉刑何时始?二、包办代替何时始?三、干部有否暗示吊打?”
  在8月12日的会上,梁漱溟又提出:“在社会改造运动中,领导吊打是将领导与群众混同……两偏(按:指左偏、右偏)要掌握,主动掌握,不是能掌握”;他认为“政策是理性的,但也必须承认群众的感情”。
  梁漱溟还批评说:“魏不知命令包办之势已成,不准摸地主,又不断追果实,群众生产损失、疲劳”;
  对于“义愤”问题,梁漱溟分析说:“乱不乱是依法不依法,义愤应在诉苦时。追果实而打与义愤而打不同,追果实中因(地主)顽抗而忿怒”。
  其他工作团成员也对魏的做法表示不满。章乃器会上谈到自己对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理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复仇行动与复仇主义不同”;“‘革命不是绣花’,是同情群众义愤;对干部必须要求细致,反对粗枝大叶。”
  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在四川的土改工作于8月底结束。在27日最后一次的总结座谈会上,梁漱溟又有发言,表示同意了总结,但也另有自己意见。
  梁漱溟回顾自己近年去东北、华北参观到参加土改,并读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论文,他说:
  “是思想转变的开始。到云门以后才承认中国革命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作胜利了,但工作不圆满。初期是包办代替,束缚了群众手足,接近和平土改。”
  “抗战时看到了干部与人民是相依为命的,今天似乎干部不必依靠农民了。‘加工’时的缺点是放任自流,让群众去乱斗。我相信我爱土改工作,也站在人民立场。”
  8月30日工作团返京后,毛主席在9月3日先后请章乃器和梁漱溟到家中谈话,两人不约而同地向主席反映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吊打地主导致死人命等问题。
  毛主席向解释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不好接受,但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在谈到如何引导群众和治理国家时,毛主席说:还是孔夫子说的那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毛主席对梁漱溟说:
  “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
  “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认真执行好土地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4)
  在谈到对四川的印象时,梁漱溟还表扬了邓小平的才干,得到毛主席的赞同。
  与此同期,陈诚也正在台湾岛上推行土地改革。台湾这一场以赎买方式进行的“和平土改”,没有死什么人,不过规模比大陆要小得多。搬走大陆三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拿出少许以换取小岛土著地主的田地,当然比无偿平分自家的祖业来得容易。
  章乃器和梁漱溟后来一直被指责在川东搞“和平土改”,“替地主鸣冤叫屈”。“反右”时这也是章乃器的罪状之一。
  秋月春风,白云苍狗,十四年后“文革”爆发,章乃器和梁漱溟都被抄家、批斗和殴打,经受了一场类似土改“加工”的冲击。
  据报刊披露,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72人。政坛上也物是人非,星移斗转:当年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政协做《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刘少奇,竟成头号打倒对象,被幽禁虐待而死。
  原西南局领导人邓小平作为全国 “第二号走资派”,批斗后放逐出京。
  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已升任北京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多年(据说“反右”时他还打了不少“右派”),1967年10月30日遭毒打致死 。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9 05:12:13
  11、“文革”中的劫难

  1953年9月,梁漱溟尽管受到了猛烈批判,主席主席还是给他留了一条生路,“你还可以当你的政协委员,你还有点用,反面教员的作用。”梁漱溟从此就闭门思过,检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接受思想改造。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发言权。谁知,这反倒因祸避了大灾难。
  1957年从“百家争鸣”到“引蛇出洞”,一大批心直口快提意见提得天真烂漫、提得痛快淋漓的知识分子成了“阳谋”的牺牲品,被划成了右派。
  梁漱溟也曾被邀请参加座谈会鸣放,他谢绝了邀请,闭口不言,躲过了一劫。
  躲得过反右之“初一”,躲不过“文革”之“十五”。1966年8月24日,梁漱溟旧居小铜井1号家门,被怒气冲冲呼着“造反有理”口号的红卫兵一脚踹开,红卫兵冲了进来,勒令梁漱溟站到一边,开始了野蛮的抄家。
  梁漱溟的妻子上前去劝阻,大声说:“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立即被红卫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顿劈打,可怜的老妇哪有招架之功,只得抱着头转过身来任小将劈打,打得脊背出血,血红洇透内衣。
  打过之后就是一番砸、烧、撕。接着,梁漱溟被拉出去参加一个斗争大会,罚跪于主席台上。
  等批斗完押回家来,满目凄凉,家中已是一番扫荡后的杂乱破碎,凡是值钱一点的木器多被砸碎,床也被捣了个稀巴烂,梁漱溟只得打地铺,生活基本用品被扫劫一空。
  更揪心的是,他的先曾祖父、先祖、先父三代历尽战火动荡都没有损坏的画轴册两大皮箱全被焚毁,梁漱溟细细检点,自己的书籍、文稿、信件、笔砚、名章等,也全无了踪影。
  1968年7月,他被“造反派”从原来舒适的旧居赶了出来,搬到了鼓楼铸钟厂41号院中两间西晒的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1968年4月的一天,居委会忽然通知梁漱溟,说他已被划成“右派”,即日起必须接受群众监督管制。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0 06:35:00

  12、硬抗林彪“四人帮”
  到了1970年,派驻在全国政协的军代表决定恢复政协学习委员会的活动,分5个小组学习,梁漱溟被分在直属组,让政协委员“用主席思想武装自己”。
  通知梁漱溟到会学习,不得请假。名单上有20多人,由于还有一部分政协委员被关进了监狱,真正参加学习的人并不多,只有10多人,梁漱溟年龄最大,直属组主要是国民党特赦战犯,其中有: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克俊等十来人。
  四届人大召开前夕,政协直属学习组学习**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并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梁漱溟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宪法修改草案”的不伦不类。这个宪法,最突出的是跟着“九大”的修改党章走,规定了林彪是主席的接班人,只不过是把“九大”党章中的内容换一种形式,变成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内容而已。
  梁漱溟见大家不提一点儿意见,内心是难过的,觉得这些政协委员吃饭不管事,是些政治植物人,政协委员嘛,就是提意见建议的。于是,梁漱溟自1953年的那次毛主席的大拍桌子后不再有机会发言的近20年沉默之后,站出来大放“厥词”。
  梁漱溟说:
  “制定宪法,目的是为了限制个人权力的滥用无度,一部宪法,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公民,人人必须遵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事,如果把哪个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则违背了制定宪法的宗旨,宪法执行起来就不可能完善,不可能彻底。”
  “这次的‘宪法修改草案’中,不仅列有个人的名字,而且还规定好这个人就是接班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给人的感觉是个人高于宪法,失去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意义。”
  “同样,这次‘宪法修改草案’决定不设国家主席,并不好,道理上也讲不通,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来当国家主席又是另一回事。总之,要依法办事,不能凭个人的意愿、好恶随心所欲。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的框架,是制度,不能由哪个人出尔反尔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梁漱溟一番话,说得会场里鸦雀无声,面面相觑。有人吓出了一身冷汗,怕沉默就算是同意、就是支持梁漱溟的“反动言论”,要赶紧出来表态,指责梁漱溟是别有用心,借提意见为名,搞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军代表慌了神,想想是自己反复动员鼓励他们提意见的,这下倒好了,梁某人的赞歌没有听到,闷了快20年的反调还是给引导了出来,还是别传出去的好。
  于是,军代表便故作姿态地说:“既然是内部提意见,说了也就说了,千万不可外传,这是学习纪律。”军代表自找台阶,梁漱溟这通话讲了也讲了,没有人再来找他“算账”。

  1971年底,林彪自我爆炸后,“四人帮”搞了一场不伦不类的“批林批孔运动”,批孔者,批周公也。
  梁漱溟是当代儒学大师,他自己也以孔子后代传人自居。现在,这场批孔运动又要逼着他在政协学习小组上表态了。梁漱溟冷眼旁观,只感觉这是滑稽剧,是荒唐之举,但有了上次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风波,这次他决定暂不吭声,任他们去闹。
  沉默竟然惹怒了“女皇”,非逼他讲不可。梁漱溟想既然要我讲,我就讲自己的意思,而不是应声虫。梁漱溟一开口,就让组织者尴尬不堪。
  那天,梁漱溟说:“我不想讲,因为我对时下的批孔不赞同,鉴于以往的教训,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这文章写的就是我讲的,诸位如有兴趣我可以念给你听。”
  批林批孔在政协立即调整为批林批孔捎带批梁漱溟。梁漱溟反正也挨批惯了,静听各路人马激动万分地批判他。
  从1974年2月到9月,先是6个月的分小组批,每月3-4次,后是2个月的大会发言批,大会共14人先后登台作长篇发言,前后7个月大小批判会总计100多次。
  批判者对梁漱溟一贯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猛批,给梁漱溟戴上了许多帽子,如“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孔孟之道的卫道士”等等。
  到9月底,批梁运动算是收兵,最后召开总结性的集中批判大会,组织者觉得梁漱溟该老实了,该认罪了,特意向他询问,可有感想?梁漱溟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1 05:49:08
  13、否定“文革”第一人
  在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的气氛中,梁漱溟一针见血地在政协会议上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理国家不靠法治而靠人治。”
  他说这话时,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还没有开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可谓是先声夺人,表现出这位民主老人的率真品格。
  1977年2月7日,梁漱溟读到了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知道这是继续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论,也是第一次表明“两个凡是”的概念:“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梁漱溟苦笑,我梁漱溟不要说是在“文革”中,就是早在1953年,就已经不买“两个凡是”的账了,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1978年2月24日-3月8日,距1964年12月召开的上一届政协会议13年之后,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任政协主席,他在会议闭幕时说:“这是一个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大会,是一个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来共同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梁漱溟在这次政协会上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梁漱溟升了“官”他并没有收敛封嘴,在这次会议上又放了一大响炮,对“文革”进行了猛烈“开火”。
  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否定,对“两个凡是”不屑,但发表公开讲话坚定地一字一句地有理论地否定“文革”的人,还没有,梁漱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历史将记住,他是否定“文革”第一人。
  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终于结束了近30年的挨批命运,他的以法治国思想得到重视,他本人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家也搬进了复兴门外木樨地高干新居。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1 19:21:45
  14、梁漱溟的家世和生平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其后自学。
  他是“民主同盟’的创立者之一,是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其长子:梁培宽,次子:梁培恕。
  桂林梁氏一家,原是桂林城内人。从祖父开始才离开桂林迁至北京。从血统上说,梁氏一族本是元朝宗室。梁漱溟的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从举人或进士出身做官。外祖父也是由进士而入宦的。他的祖母、母亲都读过不少书,能为诗文。
  可以说梁漱溟是出身于一个“世宦之家”。但因他的祖父,一个著名的诗人和将领,过早地故去,使得他的家道从此中落,备经寒苦。
  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
  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
  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
  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
  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他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
  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
  1941年赴香港办“民盟”刊物《光明报》并出任社长。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1953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中国人》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使他们短寿。
  像梁漱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
  梁漱溟先生与山东邹平有着不解之缘,在遗嘱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于邹平,现梁漱溟纪念馆坐落于邹平一中图书实验楼。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2 07:50:49
  15、有远大抱负的少年

  一串铜钱的故事
  梁漱溟九岁时,有一次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四处寻问,且向人吵闹,也没有找到。
  隔一天,梁的父亲在庭院前桃树枝上发现了这串钱,知道是孩子挂在树枝上遗忘了。
  梁的父亲并不责斥,也不喊梁来看,只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有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上而忘之。到处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于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湖涂云云。
  梁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看,一串钱还挂在树枝上,不禁十分羞愧。此事的教益遂长久留在梁漱溟的记忆里,他对今后的人生采取了事事认真的态度。

  有远大抱负的少年
  在父亲梁济(巨川)的影响下,梁漱溟从14岁以后,便渐渐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见解。他后来能在任何场合坚持自己的见解,从不动摇,与他从小所受的教育是无法分开的。
  1906年,梁漱溟第一次离开家来到北京城另一端的顺天中学。在顺天中学里,他是一个特殊的学生。梁的各门功课自学进度皆超过老师的课堂教授进度。
  国文课上的作文,他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见,以至一位教师警告他:“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他大量阅读课外读物,国文作文成绩经常名列前茅。他的作文曾得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语。
  当时的顺天中学是一所新式学校。在这所新式学校里,梁漱溟很早就成为各种学生运动的中坚。在1907年抵制美货运动中,梁漱溟甚至还和同学们冲进附近店铺查寻过违禁美货。
  在梁漱溟的众多同学中,郭晓峰是一个很有抱负和才气的人。他是后来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的朋友,并且曾和毛泽东、李大钊一起在北大图书馆工作。
  那时,郭晓峰对儒道两家的经典以及《易经》已颇有心得,并且是谭嗣同《仁学》的热情宣传者。
  为此,梁漱溟非常崇拜郭晓峰,他将郭晓峰的谈话逐字记在专门的本子上,并题名为“郭师语录”。这种亦步亦趋的行为很快受到了同学们的讥笑,称他们俩为“梁贤人、郭圣人”。从这件小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梁漱溟早年的志向和抱负。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6 07:18:28
  梁漱溟是著名爱国人士、哲学家、教育家,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他为农民请命,公然顶撞毛主席;他不怕“四人帮”的淫威,公开反对批判孔子;他第一个站出来,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是我国一代老知识分子品德典型的。
  本书讲述了梁漱溟的生平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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