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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15】文艺界大批判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1 08:12:24 点击:1997 回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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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15】文艺界大批判
  简介:建国初期继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文艺界开展大批判,进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家和作品。老作家萧也牧等遭遇厄运。

  1、美国爱情小说《飘》(1)
  美国的爱情小说《飘》现在很火哟,朋友,您读过这部小说吗?
  二十世纪50年代,美国小说《飘》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被大陆视为“大毒草”,成了“禁书”。下面介绍《飘》的内容,请没有看过这部小说的朋友浏览,分析一下它“毒”在哪里。
  《飘》是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写的一部爱情小说,所讲述的是一个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的爱情故事。

  小说的主人公斯佳丽.奥哈拉是美国佐治亚州一位富足且颇有地位的种植园主的女儿。父亲杰拉尔德是爱尔兰的移民。刚到佐治亚州时,杰拉尔德身无分文,靠赌博赢得了塔罗庄园的所有权。于是就开始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创业,编织着他的美国之梦。直到43岁的时候,他才和芳龄15的埃伦——一个东海岸法国移民的女儿——结了婚。杰拉尔德心地善良,但脾气暴躁,而年轻的妻子则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严格的道德观念。她亲手操持着整个庄园的日常事务,甚至还为庄园里的黑奴看病,接生。因此,夫妇俩受到周围白人庄园主的尊敬,也深得黑人奴隶的爱戴。女儿斯佳丽在这种环境中慢慢长大了。

  1861年 4月,美国南北两方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佐治亚州的男人们都在议论这场无法避免的战争。但是,16岁的斯佳丽对此毫无兴趣。她心里想的除舞会、郊游之外,还有那群围着她转的崇拜者。当她听说第二天的野外宴会上,阿什利.威尔克斯将宣布与梅莱尼订婚时,她心里不觉一震。她一直喜欢阿什利的绅士风度,而且认为自己无论哪方面都比梅莱尼要强得多,以自己的魅力,肯定能说服阿什利和她一起私奔。

  但在第二天的宴会上,斯佳丽始终没有找到和阿什利单独交谈的机会,因为阿什利一直同梅莱尼在一起。出于一种报复心理,斯佳丽轻而易举地把梅莱尼的弟弟查尔斯吸引到了她的身边,几句话就使这个在情场上毫无经验的、腼腆的小伙子神魂颠倒了,宴会结束后,男客们就当前的局势在激烈地争论。杰拉尔德和一位名叫瑞得.巴特勒的陌生人争论得尤为激烈。瑞得认为,南方没有工业资源,打起仗来肯定会失利;而杰拉尔德和他的朋友们却认为北方佬不经打,只要一两个战役就能使他们缴枪投降。

  下午,斯佳丽终于抓住一个机会和阿什利谈了她的主意,但被阿什利婉言拒绝。斯佳丽觉得自己被阿什利“抛弃”了。她气急败坏地打了阿什利一记耳光。

  战争的消息传来,当天晚上的舞会也随之取消。斯佳丽突然决定和查尔斯结婚,因为这样可以挽回自己的面子,也可以刺激一下阿什利和自己的追求者。就这样,任性的斯佳丽在两周之后就作了查尔斯的妻子。

  两个月后,查尔斯病死在前方,斯佳丽突然变成了寡妇。更糟糕的是,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几个月以后,她的儿子韦德出生了。

  寡妇的生活使生性活泼的斯佳丽难以忍受。这时,阿什利也上了前线,其妻梅莱尼从亚特兰大来信,邀请她来查尔斯的姑姑家暂住一时,斯佳丽便带着韦德离开了塔罗庄园,来到亚特兰大。

  环境的改变使斯佳丽的心境稍稍有好转。值得欣慰的是,亡夫查尔斯给她留下了一个庄园和城里几家店铺的遗产。

  随着战事越来吃越紧,亚特兰大的妇女们都被动员起来,到当地医院护理从前方运回来的伤病员,还要为南方邦联的军队缝制军需品。但是,由于斯佳丽新寡,所以不能参加为出征军人举办的舞会和晚会。

  一次,医院举行募捐舞会。由于人手不够,斯佳丽被叫去帮忙。在舞会上,斯佳丽又一次见到曾在塔罗庄园与她父亲辩论过的瑞得。现在,瑞得已成了亚特兰大顶顶有名的偷越北方封锁线为南方军队提供物资的商人。每次从北方回来,他还给亚特兰大的上层妇女带来她们所喜欢的时装和布料。因此,瑞得很受贵妇们的欢迎。舞会开始的时候,瑞得邀请斯佳丽作他的舞伴。斯佳丽终于忍不住这种***,穿着丧服就步入了舞池。

  随着战局不断恶化,生活中的清规戒律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淡化。斯佳丽又恢复了她原来的面目,频繁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和军官们***说笑。但是,她仍无法忘怀阿什利。

  有一段时间,瑞得成了亚特兰大许多人家的座上客。但是,由于他总是嘲笑和挖苦南方邦联,很快就使人觉得讨厌。只有梅莱尼同意瑞得对战争的分析,因为,她丈夫阿什利在来信中也认为南方邦联根本无法打赢这场战争。

  1863年 7月,南方邦联的罗伯特.李将军指挥的部队在北方的宾夕法尼亚州失利。许多和斯佳丽一起长大的男孩都在那场恶战中阵亡。圣诞节前夕,阿什利从前线回来,在家休息数日。在他们独处的时候,斯佳丽把自己和查尔斯结婚的真正原因告诉了阿什利,并承认她依然爱着他。但是,经过战争磨难的阿什利己经丧失了过去的激情。第二年年初,梅莱尼得到前线来的通知书,说阿什利失踪了.后来通过瑞得的北方关系,才弄清楚:阿什利并没有死。他受伤被俘后关在北方的岩岛集中营。
  1864年夏天,北军直逼亚特兰大——南方邦联的首府。城市被围,查尔斯的姑姑和城里许多人家都逃离了亚特兰大。但因梅莱尼即将临盆,斯佳丽只好留下来守在她的身边。其间,瑞得曾登门拜访,并要斯佳丽做他的***,遭到了斯佳丽的拒绝。

  八月底,攻城的炮声突然沉寂下来。传说邦联军己决定放弃这座城市。正在这个时候,梅莱尼的儿子降生了。此时,亚特兰大城一片混乱,根本找不到医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斯佳丽自己接生,保住了梅莱尼母子的生命。当天夜里,最后一批邦联军撤出了亚特兰大,北方军很快就要进城了,绝望中,斯佳丽只好求助于瑞得。瑞得用偷来的一辆破马车,设法把她和梅莱尼母子送出了城,趁夜赶往塔罗庄园。
  沿途的情景使斯佳丽恐慌万分。许多熟悉的庄园都被烧成了废墟,只有一些断垣残壁矗立在那里。经过一天的颠簸,她们终于来到了塔罗庄园。出乎意料,塔罗的白色楼房却依然完好无损。但出来迎接她们的却只有老父杰拉尔德和一个黑奴管家;斯佳丽的两个妹妹重病在床,而她的母亲己在昨天离开了人世。年老的杰拉尔德几乎连自己的女儿都认不出来了。

  整个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了斯佳丽这个只有19岁的寡妇主肩上。全家除了自己和孩子外,还有老父、两个妹妹、梅莱尼和她的新生儿,以及庄园上仅有的三个黑奴,总共需要维持10口人的生计。这时她想起了那些孩提时期从父亲那里听到的故事,那些全凭自己的一双手开创家业的爱尔兰父辈们。

  摆在眼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找到吃的东西。于是斯佳丽天天提着篮子到地里去挖,到废墟里去捡。她的两个妹妹都是五谷不分的娇小姐,是指望不上的,连三个黑奴也强调说他们从来只干家务而不会干田里的活。苦难的生活磨炼着斯佳丽,但也使她变得冷酷无情,家里的人都有些怕她。从这时候起,斯佳丽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决心恢复塔罗庄园昔日的风采:餐桌上摆满银质餐具、透亮的酒杯和丰盛的食品,马厩里拴着一匹匹骏马,车房里放着豪华的四轮马车,成群的黑奴在塔罗的田间采摘棉花……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1 19:14:32
  2、美国言情小说《飘》(2)

  一天,一个北军士兵骑马闯进了庄园,斯佳丽用手枪干掉了他,得到了一匹马和从这个士兵口袋里搜出来的一笔钱。这给她解了燃眉之急。

  圣诞节前夕,妹妹苏埃伦的未婚夫弗兰克.肯尼迪带着一个南方邦联的征粮小组来到庄园。斯佳丽当然不会把她们好不容易得来的粮食白送给他们。

  1865年 4月,南方邦联军投降,战争终于结束了。许多南方人都在为他们的失败而痛哭流涕。而在斯佳丽的脑海里,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住塔罗庄园。

  战争结束后,每天都有一些士兵路过塔罗庄园返回他们的故乡。有一天,斯佳丽发现门口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年轻人,便把他救起。在大家的照料下,这个名叫威尔的年轻人逐渐恢复了健康。威尔无家可归,便在塔罗住下来,并慢慢地担负起了庄园的许多管理事务。

  阿什利终于活着回来了。他衣衫褴褛,形容憔悴,原有的那种气质己消失殆尽。第二年春天,新政府命令塔罗庄园限期交纳新附加税,否则就要拍卖庄园来抵税。原来,几年前因过失而被塔罗庄园赶走的管家乔纳斯当上了新成立的解放黑奴委员会的头头。现在,他企图侵吞塔罗庄园,故而想出了迫缴附加税的主意。斯佳丽和威尔一筹莫展,希望阿什利能帮他们想点办法,但阿什利的胆小无能使他们失望。

  绝望中,斯佳丽突然想起了瑞得。如果瑞得肯拿出钱来保住塔罗庄园,斯佳丽情愿嫁给他,或作他的***。第二天,斯佳丽就来到了亚特兰大寻找瑞得,这时才知道,瑞得因涉嫌侵吞南方邦联的大笔资金已锒铛入狱。情绪沮丧的瑞得无意中遇见了妹妹苏埃伦的未婚夫弗兰克。他现在已是一家商店的老板,手头有一笔钱,斯佳丽突然心生一计,谎称苏埃伦已经嫁人,然后轻而易举地使弗兰克投入了自己的怀抱。两周后,他俩便结了婚。塔罗庄园得救了!但不久发现,弗兰克并没有什么商业头脑,而且对别人的劝告充耳不闻,因此生意经营得很不好。这时,瑞得通过各种私人关系,得以获释。他借给斯佳丽一笔钱,斯佳丽便背着弗兰克买下了一个倒闭了的木材加工厂,自己独自经营起来。一个女人经商,而且也象男人一样赚钱,这在亚特兰大是前所未有的。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斯佳丽怀孕了。她想在生产前多赚一些钱,以备急需,于是买下了第二个木材厂。在这段时间里,斯佳丽每天自己驾车往返于木材厂之间,除瑞得外没有任何朋友。一天,瑞得劝她路上要小心一些,暗示如果遭到黑人袭击,三K党将会为她进行报复。而当时亚特兰大执行“重建法案”的军管政府则正在盘算着如何把三K党和所有涉嫌的南方人一网打尽。

  六月,斯佳丽赶回塔罗庄园参加她父亲的葬礼。葬礼之后,斯佳丽全家,包括阿什利、梅莱尼、威尔等搬到了亚特兰大,买了一幢破旧的房子住了下来。梅莱尼很快在妇女界赢得了信任,成了一位受尊重的人物。而阿什利虽然受斯佳丽之托,管理一个木材厂,但经营得很糟糕。

  斯佳丽生了一个女儿,几周后,她就又开始奔波于两个木材厂之间。此时亚特兰大的治安状况不断恶化。1867年 3月的一个晚上,斯佳丽在驾车回家的路上受到了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的袭击。由于一个黑奴的保护,她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当天夜里,三K党出击了,但他们却陷入了军队设下的圈套。在交火中,弗兰克被打死,阿什利受了伤。由于瑞得的出谋划策,才救了其他一批参加三K党行动的白人。几个月之后,不顾亲友的劝阻和反对,斯佳丽和瑞得结了婚。他们的蜜月是在新奥尔良度过的,而由斯佳丽自己设计的新居很快也告落成,这是亚特兰大最豪华的住宅。对于斯佳丽来说,此时她似乎实现了她在塔罗庄园时的理想。她在物质上的任何要求,瑞得都给予极大的满足,她真是应有尽有了。不久,他们的女儿邦妮出生了。在邦妮身上瑞得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瑞得之所以努力改变自己在亚特兰大居民眼中的形象,完全是为了树立邦妮今后在亚特兰大的地位。

  斯佳丽对阿什利仍然旧情不忘。一天晚上,在木材厂,斯佳丽和阿什利谈得很投机。他们一起回忆了10年前的那个野外宴会。阿什利承认他自己和瑞得其实很相象,只不过是在人生的道路上选择了不同的方向而已。回忆过去使斯佳丽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她不由自主地倒在了阿什利的怀里。这件事很快被瑞得和梅莱尼知道了。几天以后,瑞得带上邦妮出远门去了。他走后,斯佳丽马上去找梅莱尼,想向她坦露自己的过错。但梅莱尼止住了她,她再三强调只有斯佳丽才是她最亲的亲人。

  不久,斯佳丽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时她开始想念瑞得,盼望他早点回来。瑞得到家的那一天,斯佳丽特意在楼梯口迎接。本想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他,但一看到他那副冷嘲热讽的神气,斯佳丽就气不过来。结果失足,跌下楼梯,折断了肋骨。瑞得悔恨不已,在梅莱尼面前,象孩子一样痛哭流涕,忏悔自己的过失。

  自此之后,瑞得似乎变了。他和过去军管政府中的“老朋友”彻底断了交,而且加入了民主党,准备和亚特兰大的一批南北战争时期的老战士一起把联邦政府任命的州长赶下台。1871年圣诞节,州政府的大权终于又回到了南方人的手里。

  黑人姆妈建议给四岁的邦妮买一匹小马,这样,她就不需要再和瑞得同骑一匹马了。没想到好动的邦妮在骑马跨越篱笆墙时遇到不测。邦妮死后,瑞得整日酗酒,对待斯佳丽如同路人。

  梅莱尼不听医生的劝告又一次怀孕。怀孕后她的身体迅速恶化。临终前,她把照看阿什利的重担交给了斯佳丽。这时,斯佳丽突然意识到,一向瘦弱的梅莱尼实际上是保护她的宝剑和盾牌。

  梅莱尼去世了,阿什利就好象失去了主心骨,他比斯佳丽更感到害怕。也只有这时,斯佳丽方才相信了瑞得多年来一直对她讲的话,阿什利确实不值得爱。而她自己其实也并不爱现实生活中的阿什利,从此她生活中的两大精神支柱消失了。

  在浓雾中,斯佳丽拼命往家里跑,雾中的她好象又重温着多年前一直困扰着她的一个噩梦。终于,她看见自己住宅的灯光,霎那间她觉得自己看到了希望,因为世界上还有瑞得,而她真心爱的就是瑞得!

  但是,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瑞得已经决定弃家出走,永远地离开斯佳丽。此时此刻,对于斯佳丽来说,生活中的一切光亮都消失了。她只有回到塔罗庄园去这一条出路。她感到太疲劳了,脑子再也承受不了这些压力。她自言自语地说:“还是留给明天去想吧……不管怎么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完)
  朋友们,这部小说“毒”在哪里?找到了吗?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2 07:00:42
  3、小说《飘》的作者

  1900年11月 8日,玛格丽特?米切尔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一个律师家庭。她的父亲曾经是亚特兰大市的历史学会主席。在南北战争期间,亚特兰大曾于1864年落入北方军将领舒尔曼之手。后来,这便成了亚特兰大居民热衷的话题。自孩提时起,玛格丽特就时时听到她父亲与朋友们,甚至居民之间谈论南北战争。当26岁的玛格丽特决定创作一部有关南北战争的小说时,亚特兰大自然就成了小说的背景。

  玛格丽特曾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后因母亲病逝,家中需要她来主持家务,于是不得不中途退学。从1922年起,她开始用自己的昵称“佩吉”为《亚特兰大日报》撰稿。在以后的四年中,就有129 篇署名的和大量未署名的稿件见诸报端。这些稿件中有一组便是玛格丽特为过去南方邦联将领写的专题报道。

  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玛格丽特于1925年与佐治亚热力公司的广告部主任约翰?马施结婚。1926年,由于腿部负伤,玛格丽特不得不辞去报社的工作。在丈夫的鼓励下,她开始致力于创作。

  玛格丽特后来对人说,《飘》的写作占去了她近10年的时间。其实,小说大部分章节的初稿早在1929年就完成了。她首先完成的是小说的最后一章,然后返回来写前面的章节,但她始终没有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写,而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在近10年的时间里,玛格丽特很少对她的朋友们提起她的书稿。虽然不少人都知道她在创作,但几乎无人知道她具体在写什么。1935年春,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编辑哈罗德?拉瑟姆在全国各地组稿。当他来到亚特兰大时,偶尔听说了玛格丽特写书的情况。起初,玛格丽特否认她在写小说,因为她不相信南方人对南北战争的看法能让北方的出版商感兴趣。结果,就在拉瑟姆离开亚特兰大的前一天,玛格丽特才送去了她已经打好的近五英尺厚的手稿。同年 7月,麦克未伦公司决定出版这部小说,并暂定名为《明天是新的一天》。

  此后,玛格丽特花了半年的时间来反复核实小说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她引用美国诗人欧内斯特?道森的一句诗,将小说的题目改为《随风而去》(汉译名为《飘》)。与此同时,麦克米伦公司也作了大量的宣传。因此,1936年 6月30日,这位无名作家的“巨著”一经面世,其销售情况立即打破了美国出版界的多项纪录:日销售量最高时为5万册;前六个月发行了100Q万册;第一年200万册。随后,小说获得了1937年普利策奖和美国出版商协会奖。就在小说问世的当年,好莱坞便以 5万美元的代价购得将《飘》改编成电影的权利。由大卫?塞尔兹尼克执导,克拉克?加布尔和维维安?利主演的电影《飘》于1939年问世。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厚达1000多页的小说一直位居美国畅销书的前列。截止70年代末期,小说己被译成27种文字,在全世界的销售量也逾2000万册。

  《飘》的出版使玛格丽特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当时美国文坛的名人,成了亚特兰大人人皆知的“女英雄”。这突如其来的盛誉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1936年7月8日,即《飘》出版后的第九天,玛格现丽特在给佛罗里达一位教授的信中讲述了她的体会:
  “我不知道一个作家的生活会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事先知道的话,我绝不会企图去当一名作家。过去的几十年里我的生活一直非常宁静。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不善于与人交往;因为我希望工作,喜欢安静;也因为我身体不很好,需要休息。近日来,我的生活已经彻底丧失了那种宁静安谧的气氛”。

  玛格丽特的女佣人也回忆说:
  “小说出版的当天,电话铃每三分钟响一次,每五分钟有人敲门,每隔七分钟有一份电报迭上门来。公寓门口总站着十几个人,他们在静候着玛格丽特出来,以便请她在小说上签名。”

  而要求采访,邀请玛格丽特去各地巡回讲演,甚至要求她为各慈善事业捐款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仅第一周就有 300本《飘》从全国各地寄到她的手里,这些崇拜者希望她签名后再掏钱给他们寄回去。接踵而来的版权,翻译权的纠纷又把她纠缠到一系列的法律事务中。因此,不难理解玛格丽特为什么自《飘》发表以后,直至1949年 8月16日因车祸而丧生,她再也没有发表任何作品。不过她留下了大量书信。她的书信集1976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题名为《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书信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3 07:09:01
  4、徐訏和他的小说《风萧萧》
  徐訏的小说《风萧萧》写的是“七七”事变后孤岛上海的生活。研究哲学的青年徐,想在上海写作一本有关道德与美学的著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救了受伤的美国军医史蒂芬,两个人成了好朋友。史蒂芬常约他去舞场,在舞场认识了百乐舞厅的舞女白苹。不久,在史蒂芬太太的生日宴会上,徐又认识了两个年轻貌美的女人,一个是交际花梅瀛子,一个是美国少女海伦曼殊菲尔。徐和这三个性格不同的女子发生了很复杂的感情纠葛与政治牵连。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徐才知道,史蒂芬太太是美国远东间谍机构在上海的负责人。她和史蒂芬是一对假扮的夫妻,梅瀛子是他们的助手。徐在他们的鼓励下,参加了美国对日本的间谍工作。他们以为白苹是日本间谍,就去偷取她的秘密文件。第一次成功了,但第二次被白苹发现,她持枪来到徐的住处,把他击倒在地。因抢救及时,徐很快恢复了健康。经过一番波折,他们才知道白苹是国民党政府潜伏在上海的间谍。误会消除后,白苹和梅瀛子开始合作,共同对敌,获取了不少秘密文件。日本间谍宫间美子设下毒计,让急于获取密件的白苹中了埋伏而丧生。后来梅瀛子怀着对好友的热爱,用毒酒毒死了宫间美子,为白苹报了仇。徐和梅瀛子暴露了身份,他们将要离开上海。徐在离开时,发现海伦对自己恋情已深,只好不辞而别,孤身前往大后方,去从事属于战争的、民族的工作。
  小说结尾给人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小说名为《风萧萧》,是作家对他笔下的人物的一种赞叹。说《风萧萧》是一部“黄色小说”,实在毫无道理,因为这部小说从头到尾没有一笔涉及性的内容,在长达四十万字的小说中,唯一一次写到男主人和他所爱的女友接了一次吻,还是在他的女友病中。
  这部小说具备了这样几个因素:写了国民党抗日;美国人对中国人是友好的;风尘女子身上也有许多善良和优秀的品质;爱情是超阶级的;有趣味和有质量的生活才是美好的;追求个人的价值和合理的金钱都是正当的。
  这部小说在社会上特别在大学生中有较大影响。1999年,入选《亚洲周刊》广邀文化界名人推举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名列第67位。
  二十世纪50年代,小说《风萧萧》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也被大陆视为“大毒草”,遭受批判,成了“禁书”。请问看过这部小说的朋友,它“毒”在哪里?为什么要批判它?

  徐訏,生于1908年,浙江慈谿县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3年赴上海从事写作,1937年发表震惊文坛的成名作《鬼恋》。
  珍珠港事件后,徐訏从上海迁居重庆,1943年在重庆发表其早期长篇小说代表作《风萧萧》,风靡一时,该年因而被人称誉为“徐訏年”,1944年赴美国,1946年返回祖国大陆,1950年移居香港。1956年在香港发表其后期长篇小说代表作《江湖行》。
  徐訏于诗歌、剧本、小说、散文、小品、文艺评论皆著述颇丰,尤以小说成就最大 其作品多以爱情为题材,手法崭新,脱出传统写爱情小说的窠臼,令人一新耳目,并善于发掘人性的繁复深细处,浪漫气息浓郁 徐訏成名较早,以其文学成就而言,堪称一代文学大师、香港、台湾和寄居美国的新一代作家,如於梨华、吉铮、聂华苓等,都以能请到他为自己作品作序为荣,好似一经品题便身价十倍一样,70年代,徐訏作品全集在台湾陆续出版,近40册,蔚为壮观。1980年,徐訏在香港因肺癌病逝,享年72岁。
  徐訏生平年表:
  1908年生于浙江慈谿县。
  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留校当心理学系研究生。
  1933年赴上海从事写作,任《人间世》月刊编辑。
  1936年发表了短篇小说《郭庆记》。同年赴法国留学,得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37年发表震惊文坛的成名作《鬼恋》。抗战爆发后回国,居上海。先后任《天地人》、《作风》等刊物主编。其间完成《吉布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精神病口才的悲歌》及《一家》四部长篇小说,成为上海最多产的畅销作家。
  1942年从上海迁居重庆,执教于中央大学。
  1943年他的作品位居大后方畅销书榜首,风靡一时,该年因而被人称誉为“徐讦年”。
  1944年赴美国,1946年返回祖国大陆。出版长篇小说《风萧萧》。
  1948年出版《进香集》等5部诗集,总称《四十诗综》,收1932年以来的诗作。
  1950年移居香港,与曹聚仁等创办创垦出版社,合办《热风》半月刊。
  1956年在香港发表其后期长篇小说代表作《江湖行》。
  1960年出版描写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百态的长篇《彼岸》与《江湖行》。
  1966年起先后任中文大学教授,香港浸会学院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
  1980年,徐讦在香港因肺癌病逝,享年72岁。
  徐讦于诗歌、剧本、小说、散文、小品、文艺评论皆著述颇丰,尤以小说成就最大。其作品多以爱情为题材,手法崭新,脱出传统写爱情小说的窠臼,令人一新耳目,并善于发掘人性的繁复深细处,浪漫气息浓郁。徐讦成名较早,以其文学成就而言,堪称一代文学大师。他的小说将浪漫传奇的幻境与哲学理念结合起来,构成了先锋与通俗的怪异组合,特别是在海外享有盛誉。香港、台湾和寄居美国的新一代作家,如於梨华、吉铮、聂华苓等,都以能请到他为自己作品作序为荣。70年代,徐讦作品集在台湾陆续出版,近40册,蔚为壮观。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3 17:00:37

  5、批判反动小说《飘》和《风萧萧》(1)
  1952年6月4日,《文汇报》在第7版“文化广场”开了一个专栏,名为“肃清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文艺作品的影响”。“编者按”说:“资产阶级文艺作品为散布享乐腐化思想的来源之一,因此在进行分析和批判时,必须比较全面地和深刻地接触到思想根源。”
  在这个栏目下首先发表了两个读者的短文:胡冰的《我的享乐腐化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蒋达章的《剥开名著的“皮”!》。
  《文汇报》编者给蒋达章的文章还加了“编者按”:“蒋达章同志看《飘》这本坏小说,是去年在×学校图书馆借到的;在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很多学校图书馆都已经把反动书刊进行了一次清除,如果有个别学校图书馆还没有进行清查的,应当以严肃的向人民负责的态度进行一次清理工作。关于清理学校图书馆的情况,希望读者写信告诉我们,作为我们工作的参考。”
  这两个读者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是,他们的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思想都是受到了文艺作品的影响。文章同时提到给他们的思想带来巨大毒害的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
  6月6日,报纸发表了贾慧的文章《我的腐朽的人生观是怎样形成的?》。她在文章中说:“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在典型的半殖民地都市的资产阶级式大学里读书。随着美帝的文化侵略,其反动文艺作品也涌入了我们的图书馆。和《虎魄》同时,我也看了《飘》这本书。”
  6月7日,发表了市西中学学生蔡宜其的文章《幼小的心灵是谁摧残的?》,“编者按”中说:“蔡宜其同学是市西中学的学生,今年还只有十八岁。从她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传播资产阶级文艺毒素的文艺作品对青年人的毒害何等严重!它摧残了幼小的心灵,使青年人整日沉迷在苦闷的圈子里,恐惧、彷徨,不明白人生的意义;因此我们更有责任来肃清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文艺作品的影响,教育每一个青年学生都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具有伟大理想的未来的祖国的建设者和捍卫者。”这个中学生说:“我在小学毕业后,就到一个贵族化的教会学校念书。”她在她的文章里批判的文艺作品是《狄克探案》和《亚森罗苹》一类的侦探小说。
  6月8日,发表了华东师大学生罗无友的文章《〈风萧萧〉毒害了我》。她说:“当时,我被徐訏虚无的笔调所吸引,我被徐訏‘共同的幻觉便是实在’这种荒谬的言论所迷惑,我做了徐訏的虚无主义的俘虏。从这时候起,我放弃了书本,整天沉醉在灯红酒绿的场所,过着腐化的生活,爱虚荣、爱金钱、追求享乐,我学会了虚伪与欺骗,也学会了怎样去玩弄男人。还有一部分没有实现的‘理想’,就是我没有做过特务,这不是说我不要做,而是没有这个机会;否则,我也会堕落到背叛人民的反革命泥坑里去。”
  6月9日,发表了复旦大学学生李尚的文章《我把“流氓”当做“好人”》。他在批判了《飘》对他的毒害后说:“我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我看到党、团同志的忘我的工作,耐心地在帮助每一个人的进步。”
  6月10日,发表革大外专学生《从几个问题上看反动文艺作品对青年的危害性》。文章重点批判的,也是小说《飘》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
  6月11日,发表扬州中学学生徐式谷《资产阶级反动文艺作品使我脱离现实脱离生活!》。他批判的也是侦探小说。他说:“侦探小说多半来自国外,不用说,那时我对英美的‘文明’是羡慕崇拜的了,我的理想是到美英留学,学会侦探技术,回国做‘大侦探’;如果真的成为事实,这岂不就是做了捕杀革命志士的统治者的爪牙。这些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凶淫暴戾、阴险诡诈、恐怖离奇的侦探小说,在青年中散布着不良影响,实是我们所不容许的,我除了把自己受害的经历提出控诉外,还希望学校行政、教师、家长们重视这一问题,对学校中存在的这种现象采取有效的办法加以制止。”
  6月12日,发表同济大学学生杨寿慈《资产阶级反动文艺作品腐蚀了我的人生观》。文章中除了批判《飘》之外,还批判了《风萧萧》和徐訏的另一部小说《鬼恋》。
  6月14日,发表蓉蓉《〈飘〉使我变成妖形怪状的阿飞》。云剑的《〈风萧萧〉引导我们走反人民的道路》文章说:“我思想上受毒素最深的,是反动文艺小说《风萧萧》。在我看了之后,对国民党的情报员白苹、梅瀛子的腐化生活,认为是幸福快乐的。其次把他们在抗战中卖国投降的勾当,认为是‘爱祖国’。把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帮助反动政府屠杀人民的特务匪棍,认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当时我对书中一切的所谓英雄们,我都崇拜、钦佩、羡慕;我的思想完全和他们融合了起来;虽然在行动上未曾做过像他们的特务勾当,但思想上早已计划将来怎样追求像他们的生活,怎样来干一下像他们的工作,我在不知不觉中已麻痹了自己,接受了反动思想。解放后,新的事物不断教育我,从理论上我认识了旧小说是有毒素的,但是我不曾发现《风萧萧》这本书的丑恶。经过‘三反’‘五反’的学习,和《文汇报》上青年朋友们的检讨,惊醒了我的迷梦,我比较深刻地检查了自己,终于认识到《风萧萧》的阴森面目,它不但掩蚀了美蒋特务和罪恶,使人染上空虚、堕落、麻痹、享乐的倾向,并且使人把屠杀中国人民的美国特务认作‘朋友’而引人走到反人民的路上去,毁灭了自己。”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4 10:29:05
  6、批判反动小说《飘》和《风萧萧》(2)
  6月15日,发表震旦附中王纪堂的文章《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作品使我意志消沉》。他在文章中第一次提到了无名氏的作品《塔里的女人》。他说:“由于受了这些文艺作品的影响,我就热烈地追求、羡慕、留恋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穿阔肩的西装,戴阔边的太阳眼镜,我认为这是我的英俊和潇洒,同学们都叫我做‘美男子’,我平时就跑跑咖啡馆,听听爵士音乐。由于受了《塔里的女人》的影响,我又幻想着将来能过悠闲的生活,过田园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根本就没有。我只是想:世界上只要我一个人愉快就可以了。由于这些小说的影响,在恋爱观上我曾得了这样一条定律:爱情的创造是需要金钱的。认为有了钱就能获得爱。”
  6月16日,发表陆行中学学生倪墨炎的文章《我怎能轻视劳动人民和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也对徐訏的《风萧萧》进行了批判。他说:“起初我对这本书中宣扬资产阶级荒淫的生活,是感到讨厌的,觉得农夫们一天到晚地辛苦耕种,流血流汗,还吃不饱,穿不暧,而他们毫不劳动,却终天狂饮大吃,奢侈到了极点!但看到后面,作者告诉我:他们也是‘抗日’的。等到把书读完,觉得他们既然也是‘抗日’的,那么狂饮大喝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不但不再讨厌那种生活方式,反而由羡慕甚至追求那种生活方式了。由这种思想指导下,所以当我担任学生会工作时,学生会派我到市区办事去,我不愿坐电车而愿坐三轮车,有时还把公家的钱积下来,自己花用,认为我为同学服务,享受一下也无啥关系。我读书也用功起来了,为的是以后可多享受……我读了《风萧萧》和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的作品,开始改变,从靠近农民的我,变得在思想上靠近资产阶级的人了。”

  6月17日,讨论进行了近半个月,编者作了一次小结,集中发表了四个青年的文章,分别是:上海财经学院学生徐锦龄《大流氓有啥值得钦佩?》,批判小说《飘》对自己的毒害。宁波效实中学学生曹智澄《〈飘〉几乎毒死我年青的心灵》,批判了《飘》和《风萧萧》。长春东北银行专门学校闻立经《我认清楚了美国式的“文明”》,批判《飘》。上海市第四妇女消费合作社张荣君《挖出腐朽思想的根源》,批判了《飘》。
  6月18日,发表上海师范学生程秀文《和丑恶的思想告别做一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是如何完成的个光荣的人民教师》。
  周相林在《这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散布的毒素》中说:“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十七岁时在一所教会中学读书,这个学校是在美国神父控制之下的,他们假装慈悲,要我们埋头读死书,说是毕了业,有学问就可以到美国去‘镀金’;用资产阶级的小恩小惠来引诱我们同学,用资产阶级腐化思想来毒害我们同学,介绍了我们去看反动书籍,《飘》就是其中的一本。这些书告诉了我,钱是万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
  沪南实习学校小卒在《〈风萧萧〉使我敌我不分》中说:“徐訏的《风萧萧》,在我纯洁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黑影,使我敌我不分,把屠杀人民的国民党特务白苹当做值得崇拜的人物。我房间里的家具和装饰,从壁上的花纸、窗帘,一直到床上的被褥、枕头,甚至于一支铅笔,都是银色的;我要穿银色的大衣、外套、衬衫、皮鞋,就连插在头上的花和飘带也是银色,因为不这样就不像白苹。我把自己打扮得一身‘银装’,去赴男朋友的约会,对方如果不说一声‘你真像白苹!’我就不开心;哪怕是一个笑容,我也要学得像‘百合初放’,好像不这样便显不出我的美丽;在和别人说话之前,总要先来一副矜持的样子,因为,不如此就称不上温文柔雅大家风度。”
  6月19日,又集中发表交通中学学生夏天笑《反动文艺作品阻碍我进步》、苏南太仓师范学生明月《我的青春的岁月是这样被腐蚀的》。
  革大外专学生罗夷的《坏书使我多少的日子在迷迷惚惚中过去》,对无名氏和徐訏进行了批判,说他们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6月28日,发表育才中学学生《我曾经迷失了青年人生活的方向》,除了批判徐訏的小说外,特别说:“当我第一次读到《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与《谁是最可爱的人》时,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另外发表晏摩氏女中学生张仟琴《清除肮脏的思想向幸福的生活前进》、清心女中学生孙凝云《把坏书送到造纸厂去,再造成纸来印对我们有益的书》、苏南吴江乡师学生周子基《检查我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根源》。
  6月20日,《文汇报》邀请了一部分青年学生举行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学生是:
  沪江大学:孙伯雍 乔尚义
  大同大学:金玉琴 钱家栋
  圣玛利亚女中:余英华 容舜华 邹霞 杨 谖 郦曼茵
  清心女中:张秋云 孙凝云 洪美霞 蒋有吟
  时代中学:蔡文伟 陈伯海 胡逵吉
  中西女中:王丽玲 陶妙珠 陈绮玲 赵无宣 余曼珍
  震旦女中:钟筱春 邹小燕 张爱云 顾 馨 樊秀英 俞汝智
  晏摩氏女中:刘英伦 左月芬 张蓓玲 谈筱佩
  6月29日《文汇报》以《坚决肃清反动文艺作品的坏影响》为题,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报道共分为两部分:反动文艺作品怎样毒害了青年同学?认识了反动文艺作品的危害性,决心以实际行动肃清其影响。同时还发表了圣玛利亚女中学生郦曼茵的一篇文章《我要改正错误立志做一个好青年》,算是对这次讨论的总结。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5 06:47:30
  7、《飘》和《风萧萧》“毒”在哪里?
  1952年6月,正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一家报纸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选择读者参与的讨论方式来对文学作品进行批判,这在50年代是很常见的。
  《文汇报》这场讨论发生时,全国正在经历着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以及抗美援朝。这三件事情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重叠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反掉知识分子身上崇美、恐美、迷美思想,而改让他们相信苏联的东西。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其核心也是要让在当时中国高等院校已经有相当传统的美国教育思想改换成苏联的教育思想。至于抗美援朝,则更是要让人们看清楚美帝国主义的本质。
  从《文汇报》组织的这场讨论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从文学教育和文学欣赏的角度看,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想目的是要让那些受过资产阶级文艺作品毒害的青年,不再相信早年受到过的文学教育。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判断是,那些青年已经为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传统所毒害。从那些学生的自我批判文章中可以看出来,他们所批评的那些作品和作家,其实正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最有大众文学色彩的作家和作品,比如徐訏和无名氏。
  第二,讨论中受到批评最多的两部作品,一是徐訏的《风萧萧》,一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一部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一部代表了美国文化在当时中国大学生当中的影响。在当时的批判者看来,这两部作品都是黄色作品,因为它们写了爱情。
  为什么会选中徐訏的《风萧萧》呢?也许是偶然的,但现在分析,却能看出这部作品在很多程度上具备了当时所有批判的几种文化传统,或者说这部作品所叙述和评价的那些历史事件恰好具备了被批判的几个因素:写了国民党抗日;美国人对中国人是友好的;风尘女子身上也有许多善良和优秀的品质;爱情是超阶级的;有趣味和有质量的生活才是美好的;追求个人的价值和合理的金钱都是正当的。
  5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最排斥的是人性论。因为人性论中最敏感的要数爱情,而且爱情在很大程度上是超阶级的,所以50年代凡较多涉及爱情的小说,多数都受到了批判。像徐訏这样离开了大陆的作家,他的作品自然就更可以被看成最有害的作品了。
  《飘》所宣扬的美国文化,特别是它的爱情观,更为当时的文化精神所不容。在这次讨论中提到最多的作品,可以说都带有大众文学色彩,徐訏和无名氏的作品以及《飘》,都可以被看成是通俗的以言情为主要特色的文学作品,还有许多人提到的属于侦探和武侠小说范围的那些作品。
  《飘》展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动乱的社会现实,以“乱世佳人”斯嘉丽为主线,描写了几对青年的爱情纠葛。斯嘉丽年轻貌美,但她的所作所为显示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某些本质特征:残酷、贪婪、自信;为了振兴家业,她以爱情和婚姻作为交易,三次婚姻没有一次出于真心,所以仍无法得到梦想的爱情,糊涂的她发现今生至爱时,爱又离她而去……。
  米切尔以“生存”一词作为《飘》的主题,这当然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大动荡中如何生存。美国南北战争摧毁了佐治亚乃至整个南方的经济,黑奴重新获得自由,昔日奴隶主养尊处优的好时光随风而逝,飘得远远的。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放下臭架子,努力奋斗,不然只有死路一条。难怪连亚特兰大上流社会的中坚分子也不得不降贵屈尊,卖糕饼的卖糕饼,赶马车的赶马车。为表现这个主题,米切尔还向读者描述了美国南方的许多迷人之处,生动再现了美国佐治亚州内战时期、重建时期的生活。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美国南方的风土人情、社会时尚、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特征。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一个传统社会的崩溃瓦解,人们又如何应付这场社会巨变的艰辛过程。
  小说《飘》虚写战争,实写战争对人类心灵的影响的;也不简单的是对上个世纪的“生动刻画”或者南北方关系的历史探讨,其关键好象还是斯嘉丽们的心灵——对人类生活的探索靠几个活生生的如斯嘉丽一般的人物来完成了。
  艾希礼是青灰色的,只属于随风而逝的年代,《飘》仿佛是为他准备的,因为逝去的将永不再来。他只能在回忆的天空下淡淡的发青。艾希礼是一个绅士,这是瑞德对他的评价。艾希礼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他像媚兰妮一样善良,拥有爱国热情,愿意为南方奉献生命。在他给媚兰妮的信中,已经流露出他认为这场战争南方会战败,但他依然义无返顾的在战场上流血。战争打破了原有的梦,焚毁了他的家,让他难以站起来,难以接受现实。他留恋的不是过去南方奢华的生活,而是曾经的高雅,他幻想着有一天佐治亚可以重新由南方人掌握,他爱原有的生活,所以总显得郁郁寡欢,有中国古代文人的特质。他也想拥有思嘉丽对生活的那种狂热的激情,却又做不到。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根本就不属于乱世的人,守望着一个随风而逝的年代。
  我没有因为瑞德的魅力而看低了艾希礼,首先,我认为艾希礼是个相当理性的人,他没有像韩查理和塔而顿兄弟一样对战争大吹大擂,不明事实就把北方贬的一文不值,相反,他料得到南方会战败,却依然满腔热情去作战,这得力于他的纯南方血统,不是他能决定的;其次,他知道如不脱离思嘉丽的庇护,便永远不会真正站起来,他决定到纽约去工作,用自己的才智开辟自己的天地,是思嘉丽的自私和包容,媚兰妮的善良和期盼,使艾希礼留了下来,他亦无可奈何。总之,我认为是一切的不可拒绝生硬的造就了诗人气质的艾希礼陷入现实的泥淖,不可自拔,我更同情他。
  在那个特定的情景之下,个性鲜明的斯嘉丽和瑞德那种不拘一格、突破传统和道德的限制、按照经济社会的选择和人性的需要来判断事物的是非和行为方式方法的做法,显然是一种美国精神的体现。在一种不乏美好的恶的推动之下,历史和任务的命运都在前进着;这种甚至有点残酷的显示是我们每个时代都要面对的问题,是情感与道德的抽象外化,是每一个有理性的活人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而斯嘉丽美丽的外表和按照自己的人性尺度生活的决心、瑞德的阴沉和透视的力量,都在人格上为一代又一代学习做人的青年树立了人生某一个阶段的楷模。
  《飘》中所写的人物事件都是美国的,所表现的“美国精神|”、美国的价值观、爱情观等都是美国的主流意识,也就是说,是“资产阶级“的。这些“资产阶级”的生活情调、价值观、爱情观等等是和大陆的主流意识水火不相容的。批判这部小说,是在情理之中。

  《飘》的作者在美国,《风萧萧》的作者在香港。只能批判他们的作品,却没办法面对面指着鼻子批判作者本人,更没有办法对作者进行处罚和“改造”。但是,一些大陆作家就没有玛格丽特?米切尔和徐訏幸运了,他们是“书被批判禁止,人被处罚改造。”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5 15:31:14
  8、方纪和他受批评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
  方纪,现当代著名作家,1919年生于河北省束鹿县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在北京大学旁听,1936年参加“一二?九”运动,参加“左联”,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农村土改,写下了反映冀中人民抗日和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老桑树底下的故事》和中篇小说《不连续的故事》。
  1939年从重庆到延安,在《解放日报》社等单位从事编辑和写作。抗战胜利后曾任热河省文联主席。解放战争时,在前线做随军记者。解放后,任《天津日报》文艺部主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协天津分会主席等职。著有十几部中长篇小说和诗歌集,代表作《挥手之间》,记录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方纪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具备诗人气质的人。早年在延安,他写过一篇给人印象深刻的纪实作品《阿洛夫医生》。1950年3月,他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这是他写的“不连续的故事”中的一篇。两个月后,这篇小说遭到严厉批评,这恐怕是解放后较早挨批评的一篇小说,也是批评中上纲很高的小说。它被扣上一顶大帽子:“恋爱至上主义”。从此,它顶了“坏”小说的名声,方纪也成了写“坏小说”的作家。
  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究竟是怎样一篇作品呢?
  方纪以十分敏捷的观察感受,以一枝清新、活泼的笔,通过描写一位美丽、聪慧、爱笑、爱玩、爱唱歌的贫农姑娘在土改中和土改后的处境及一位善做工作、善解人意的村党支部书记(兼农会主席)如何理解她、帮助她(解开她心上的疙瘩),调动了她的积极性(串连青年妇女,动员全村青年参军),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值得深思、有远见的问题:土改消灭了农村的封建制度,还要不要继续消除存在于某些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残余思想,以利继续解放农村生产力?村支部书记何永是好样的,他全面关怀全村人民的心态、情绪,关心青年们的特殊要求———适当的文娱活动、恋爱、婚姻等,谆谆善诱、因势利导,解决他们的问题,结果不仅完成了预定的工作,也使人们心情舒畅、充满活力地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前进。
  它怎么变成一篇“恋爱至上”的作品呢?那是因为批评的方法“釜底抽薪”,好像根本看不见作家苦心描写的村支部书记在支持青年妇女小环动员青年参军中所起的决定作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写小环对青年的吸引力的某些带夸张色彩的描写),结果就变成了如批评者所说的:“难道我们党在农村中长期对农民所进行的教育和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作用,还不如一个漂亮姑娘所起的作用吗?”这还不是“恋爱至上主义”?
  其实,实事求是地看,方纪这篇小说的总体思想是和所谓“恋爱至上主义”毫不相干。小说中的某些夸张描写,即便是缺点,但经过批评者无限放大,就变成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汉代那首有名的民间诗歌《陌上桑》,它描写一位漂亮姑娘秦罗敷的魅力:“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这样的夸张描写,如果叫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的批评者看来,那最早的“恋爱至上主义者”的帽子,恐怕该提前一千多年送给我国古代的诗人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6 06:43:41
  9、批判著名作家萧也牧
  紧随着批判电影《武训传》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文艺界开开始了对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
  萧也牧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已相当陌生了。然而,他却是1951年时共和国一位家喻户晓的“名人”。1950年,《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小说主人公是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干部李克,妻子则是工人出身。因此,夫妻之间生活和情趣上产生了矛盾。而丈夫则努力培养妻子能像自己一样去体验城市生活,并相互沟通,取长补短,最后重归于好。
  除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外,还发表了小说《海河边上》和《锻炼》。
  肖也牧的作品发表后,引起了社会上广大读者的欢迎。《我们夫妻之间》和《海河边上》有二十多个地方报纸或团报予以转载,很快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话剧等。《锻炼》在北京一个民众教育馆里,是经常被借出很少空在家里的几本小说之一。有的省市青年团组织,把这些作品作为正面教材推荐给团员和青年读者,许多青年把作品中的人物作为自己“改造的范本”来学习。
  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郑君里编导、赵丹主演。
  1951年的6月,毛泽东亲自执笔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批评了当时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界。其中提出的“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顷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的原则;研究和表现“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的要求,更是直接针对着文艺创作和批评来说的。因此,引起了肖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
  毛主席写的社论发表不过20天。“革命家”陈涌首先发难,在1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对萧文提出批评。于是,批判逐步升级,最后对萧形成了围攻之势。需要指出的是,在所有的批判文章中,下列“两信”最具杀伤力。
  6月25日,《文艺报》发表了“读者李定中”的来信:《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并加了火药味十足的“编者按”:“来信”说萧也牧“对于我们的人民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主人公是以一种“轻浮的、不诚实的、玩弄人物的态度”,“从头到尾都是玩弄她”!“如果照作者的这种态度来评定作者的阶级,那么,简直能把他评定为敌对的阶级了”。萧也牧是一个需要“踢它一脚”的“癞皮狗”。
  8月25日,时任《文艺报》主编、文协党组书记、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等显赫职务的丁玲,又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称萧“不是写实际生活……而是把我们的干部小丑化,因此它是蔑视生活的”。信末更为严厉:“希望你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很快就会丢开你,而且很快就会知道来批判你的。”
  作者萧也牧则被咒骂为“高等华人”、“洋场少年”式的人物、“癞皮狗”。这些都出自权威刊物、权威批评家之口,不容讨论,不容争议,好像从此铁板钉钉子似的定了性。萧也牧向他的朋友秦兆阳诉说自己的苦恼,即不管走到哪儿,总有些人在背后叽叽喳喳,甚至直戳他的脊梁骨:“看,这就是萧也牧,高等华人……”甚至还说些更加难听的侮辱性的话。可见已经“定格”的舆论之厉害。
  萧也牧从解放区来,是一个延安作家。他的这篇小说其实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就是写了一些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一些小人物身上的缺点。为什么对于像萧也牧这样的作家和作品都不能容忍?就因为那样的作品太温情了一点,有小资产阶级的趣味。在50年代初期,萧也牧竟然用了《我们夫妇之间》这样一个题目。虽然当时批评这部作品的人没有从题目上做文章,但萧也牧的这个小说题目实际上有一种象征性的意味,因为他写了夫妇之间,而夫妇之间肯定是要有爱情的,有爱情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这就是当时的逻辑。
  如果放在二三十年代,“小资产阶级情调”根本算不了什么,丁玲早年的任何一篇小说,都远在这篇小说之上。但这是一个不同的时代,对于丁玲来说,经历了延安时代的生活,她已经不再是早年的丁玲了。在当年到过延安的自由作家当中,和早年自由作家区别最大的,一个是何其芳,一个就是丁玲。经过延安时代以后,几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人。丁玲50年代初对萧也牧的粗暴批评,使萧也牧后来被迫在《文艺报》上做了检讨。
  由丁玲这样的文坛名人定调,许多的批判文章跟踪而上,肖也牧的亲密朋友、作家康濯也写了批判文章《我对肖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文章说:“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企图抹杀否定解放区文艺,企图拿他们那一套代替之”, “是我们文艺战线上继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的重大问题”。
  可怜这位才华横溢、来自晋察冀解放区的江南才子由此蒙难,他的集子从此成为禁书,人从团中央宣传部被贬谪到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屡遭批斗和凌辱。
  1970年10月15日则被管教人员乱棍打死在河南信阳潢川县的黄湖五七干校,因为是属于“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故被埋在了一个乱坟岗上。待到1979年平反昭雪为他举行追悼会时,有关部门去找他的坟茔,而那薄棺和尸骸早已无影无踪。因一篇小说遭如此下场,真是千古奇冤。
  批判萧也牧的““李定中”是谁?30年后经丁玲之口道出了“李定中”的真实身份:那是大名鼎鼎的冯雪峰!  
  随之将对萧也牧的批判扩大成了一种运动,将小说改编成了电影、连环画、曲艺的有关作者,一同拿来问罪,同名电影更被诬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工农兵诬蔑,对共产党的诬蔑”。那些曾经推荐过和欣赏过这部作品的人纷纷投稿给报刊,检讨自己由于缺乏彻底改造的决心,所以从作品中找“安慰”,与作品产生“共鸣”。
  即使如此,在一片检讨声中,仍有不同的声音。例如,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乐黛云,对于肖也牧的作品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以及欢迎的动机,从积极方面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经过十年文化浩劫之后,带着同受其害的痛感,当年批判过肖也牧的康濯同志,在一九七九年五月为《肖也牧作品选》写的序言《斗争生活的篇章》中感慨地说:“当时有的文章不实事求是地一顿批判,不顾总的倾向而全部予以否定,甚至还波及作者其他作品,却是不容许发表各种意见的自由讨论,和对作品的一分为二。因而那一批评虽没引起对作者的组织处理,但实际也是打棍子,显然影响了作者的名誉”。他痛悔“我个人那一次也不实事求是地写了文章批评肖也牧,这更是我近年来早在引以为训,感到难过,深有自咎的”。他说“从今天来看,我认为那是建国初期文艺批评上一次‘左’的倾向,给后来开了先例,以至后来某些文艺批评和自由讨论未能正常地健康地发展”。
  耐人寻味的是,批判肖也牧的陈涌、丁玲和冯雪峰也很快被大棍击落马下,成了右派分子,遭到了和肖也牧同样的下场。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6 18:45:58
  10、著名作家肖也牧的一生
  肖也牧(1913—1970)男,浙江吴兴人。原名吴承淦,参加革命后改名吴小武,笔名肖也牧。1937年高中毕业,因抗日战争爆发,家乡沦陷,流亡到大后方湖南长沙。经革命老人徐特立同志介绍,辗转到了五台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队伍。曾先后担任过地区小报《救国报》 、《前卫报》的编辑,地方剧团的演员。1939年开始在晋察冀《边区文化》上发表诗,后来又在边区其他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1945年8月加入共产党,担任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的副政委。1949年平津解放后,到团中央工作,连续发表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妻之间》、《海河边上》和中篇小说《锻炼》,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几十家地方报纸争相转载,并很快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当时他31岁,正是风华正茂、创作之火刚刚熊熊烧起之时,却突如其来遭到丁玲、冯雪峰等文坛头面人物的公开批判,被扣上了“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帽子,成了建国后第一个挨“棍子”的作家,使他被迫停下了笔,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任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开始了为人做嫁的工作。
  想当年,丁玲和冯雪峰年轻的时候是非常“小资”的。丁玲在与胡也频同居的同时,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让给了冯雪峰,自己孤身返回上海。他找到了好友沈从文诉苦,沈从文告诉他不能退让,胡也频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就和好如初了。
  对于自己和冯雪峰的感情,丁玲也从未掩饰过。1937年在与斯诺夫人的谈话中,她坦率地说:“我有了一次伟大的罗曼史:我从未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但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的男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丁玲有一次给青年作家学员讲话,更是出语惊人。她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
  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比起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更胜一筹,简直是“资产阶级倾向”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萧也牧只好乖乖地让丁玲批判了。
  1954年,中青社文学编辑室正开始由出版翻译作品向出版创作作品的战略转移,走出去向作家广泛约稿。肖也牧和编辑张羽一起,去文讲所找到梁斌,把《红旗谱》初稿抱了回来。取回稿件,他关起门来,细细审读《红旗谱》原稿。
  肖也牧对梁斌这部处女作,评价很高,认为它不仅写出了如火如荼的北方农民运动的那股气势,小说中塑造的朱老忠、严志和、贾湘农、江涛和春兰等人物的形象,将极大地丰富我国近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
  肖也牧和张羽把《红旗谱》初稿送回时,详细谈了他们的审读意见,明确表示,稿子基础不错,已列入中青社的重点书稿,希望梁斌认真加以修改、充实,使之成为一部“能一炮打响的杰作”。
  为了将《红旗谱》早日交付中青社出版,梁斌毅然决定辞去文讲所支部书记的职务,到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副主席”的名,以专业作家的身份专心致志地从事《红旗谱》的写作。
  1956年春末,肖也牧专程到保定审看《红旗谱》。看完之后,他兴奋地对梁斌说:“诗,这是史诗!”并与梁斌正式签了约稿合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对《红旗谱》这部重点书稿的编辑工作抓得很紧。《红旗谱》在1956年底交稿之后,江晓天考虑到肖也牧是从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对《红旗谱》所写的高蠡农民运动及蠡县博野一带的生活比较熟悉,就决定由他来当责任编辑。
  当年与肖也牧坐对面桌的青年编辑王扶,在《第一个带路的人——忆肖也牧老师》一文中写道:“我记得,当你看过《红旗谱》的初稿第一天起,你怀着绝不亚于作者的激情赞美它;你为它那些不完善的地方呕心沥血,整夜整夜地思考着修改方案;你为它精心作着文字的加工和润饰。有时为了一句语言,委托我回家时请教一下祖母(《红旗谱》写的是我家乡的事)。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了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你放弃了自己的写作,放弃了睡眠,甚至放弃了吃饭,忍着剧烈的胃疼……”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部红色经典诞生之际,肖也牧因在“鸣放”中对几年前受到的错误批判讲了几句不满的话,就升级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撤消了编辑室副主任的职务。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萧也牧被撤职、开除党籍,做了一名普通的编辑。他埋头从事编辑工作,《红旗谱》、《红旗飘飘》、《在烈火中永生》等都曾经过他的手而出版。
  1962年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重新获得发表作品的权利。他辛勤笔耕,连续发表了追忆抗日根据地生活的短篇小说《秋葵》 、《连绵的秋雨》 ,描绘社会主义农村新人的《小兰和他的伙伴》 、《大爹》等“新人物志”。
  正当他在文学创作上重新起步之时,“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民族的灾难,世事的怪圈,使他再一次遭受了致命的摧残。他惨遭批斗迫害,在河南信阳潢川县的黄湖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1970年10月15日,被干校管教人员乱棍打死,埋在了一个乱坟岗上。待到1979年平反昭雪为他举行追悼会时,有关部门去找他的坟茔,而那薄棺和尸骸早已无影无踪。
  乌云散,太阳出,“四人帮”终于垮台了。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召开期间,在党的关怀下,文艺界友好给他举行了追悼会,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给他编辑出版了《肖也牧作品选》,终于恢复了这位作家应有的声誉和位置。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7 10:53:04
  11、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简介
   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到底写了些什么?为何遭到冯雪峰、丁玲等文学“大腕”的口诛笔伐?我把这篇小说的内容概要介绍如下,全本内容将在本卷后面转录,供有兴趣的读者浏览。
  内容概要:
  李克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的妻子张女士,出身贫农家庭,11岁时被用五斗三升高粱卖给人家当童养媳,身上、头上、眉梢上都留着被残害的伤痕。她15岁就参加革命,在一个军火工厂里做了6年工。他们是在一次英模大会上结识并恋爱结婚的。1944年张女士被选为“劳动英雄”,出席了晋察冀边区第二届英模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典型报告。在这次英模大会上,李克担任收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组织上分配他给张女士写传记,他们谈了整整三个晚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克爱上了张女士。
  他们刚刚结婚的时候,二人工作的地方相隔有百十来里路,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见面。李克有胃病,一挨冻就发作,而他的棉衣又很单薄。张女士为了给李克打一件毛背心,每天下午放工后上山割柴禾,天短了,她长得又矮又小,一直割了半个多月的柴禾,卖给工厂的马号里,有了两块钱的边币,买了两斤羊毛,向老乡借了个纺车,纺成了毛线,才终于打成了一件毛背心,在快要下雪的时候,捎给了李克,还附上一封信,在信里说:“因为我不会打,打的又不时样又尽是疙瘩,请你原谅!希望你穿上这件毛背心,就不再发胃病,好好为人民服务……”李克读着这封信,仿佛看到妻子那矮小的身影,在黄昏的时候,独自一人弯着腰,迎着寒风,一把一把地割着稀疏的茅草……李克被感动得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婚后两年的秋天,他们有了小孩,组织上把他们调在一起工作。晚上,即使李克工作到半夜,妻子也一边认真地练习写大楷,一边陪伴着李克,一直到李克放下工作。早上,孩子醒得早,妻子就蹑手蹑脚地抱着孩子到隔壁老乡屋里的热炕头上去哄。夫妻俩,互爱、互敬、互帮、互学,虽然出身经历和工作的性质都有那么大的差别,他们在生活上和感情上,却觉得很融洽、很愉快,同志们也好意地开玩笑说:“看这两口子,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但是,结婚三年后的二月间,从他们进了北京开始,他们之间便有了隔阂,乃至发展为公开的矛盾。进城以后,李克觉得一切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和谐,就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可是,张女士对城市的一切都看不惯!她问李克:“他们干活也不?哪来那么多的钱?”当时他们工作的机关里还没起伙,每天给每人发一百块钱到外边买饭吃。他们夫妻二人进了饭铺,张女士开口就问价钱:“你们的炒饼多少钱一盘?”“面条呢?”“馍馍呢?”……她一听价钱,拉着李克就走,她说:“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
  当时,机关里来了不少新同志,有男也有女,她常常当着新同志的面批评李克,她见李克抽纸烟就批评说:“看你真会享受!身边就留不住一个隔宿的钱!给孩子做小褂还没布呢!一支连一支的抽!也不怕薰得慌!你忘了?在山里,向房东要一把烂烟,合上大芝麻叶抽,不也是过了?”李克说:“这可不是在抬头湾啦!环境不同了呵!”张女士却生气地说:“环境变了,你发了财啦?没了钱了,你还不是又把人家扔在地上的烟屁股拣起来,卷着抽!”说得李克的脸“唰”得红了!搞得李克在新同志面前非常难堪。
  李克对妻子多次进行规劝和解释,妻子却提出许多问题来难他:“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而且几次对李克很严肃地说:“你需要好好的反省一下!”李克再也不能沉默了,他们终于吵了一架,这是结婚以来的第一次。
  那是在六七月间,连日下雨,有的地区发生了水灾,有一次张女士看着报纸就大声嚷起来:“俺村的地全淹了!嗳呀!日子怎么着过呀!我娘又该挨饿了呵!怎么着呵?嗳!说呀!你说呀!”李克正在整理各地灾情的材料,忽然发现妻子在问话,就顺口不耐烦地说了句俏皮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没法治!党和政府自会想办法,你操心也枉然!”张女士发起火来,冷不防一伸手,一指头直戳到李克的额角上:“没良心的鬼!你忘了本啦!”“你进城就把广大农民忘啦?你是什么观点?你是什么思想?光他妈的会说漂亮话!”
  过了几天,李克收到了一笔稿费,妻子没有征得李克的同意,就全部寄到自己家里去了,李克想要回来一半,妻子也不给,二人吵起架来。
  星期六晚上,机关里组织音乐晚会,同志们自动地跳起舞来,李克正下场跳舞,张女士抱着孩子气冲冲地蹿到李克面前,把孩子往李克怀里一塞:“你倒会散心!孩子有你一半责任,我抱够了!你抱抱吧!”使得李克在人们面前十分尴尬。于是二人之间的矛盾愈益激化,李克甚至想到这样的夫妻关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又使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好转起来。
  正当他们夫妻矛盾难以解决的时候,张女士被调到另一个机关工作,找来了一个保姆,叫陈小娟,她爸爸是蹬三轮的工人。张女士对小娟非常关心,给小娟讲政治课,叫小娟学习认字,写大楷。
  有一次周末的傍晚,在舞厅门口一个胖子穿着笔挺的西服,殴打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张女士立即喝道:“住手!你凭什么压迫人!”胖子不得不认错,掏出一张五百元的人民券扔给小孩:“给!买糖吃!哈哈!”小孩正要去接,张女士喝住说:“别拿!太便宜啦!一顿巴掌只值五百块钱?”最后李克在人群中,看到妻子在众人支持下,逼使胖子到了派出所,表示切实认错悔过,并罚了胖子二千元人民券,给被打的小孩作医药费,同时也教育小孩,以后不要扔石头子儿。李克看了这一切,不得不称赞妻子做得:“对对对!正确!”
  后来,张女士在城市工作中,不断地学习进步,也开始克服自己的一些缺点,能够正确对待别人的穿着打扮,而且自己也在服装上变得整洁,讲究礼貌。有一次大师傅认为小娟拿走了他的表,接着大师傅自己又把表找着了。张女士感到不安,一夜没有睡好觉!李克却认为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第二天张女士一定叫李克陪着她去小娟家认错。小娟爸爸正在逼小娟说真话的时候,李克进门就说:“大伯!我是来赔不是的!表已经找着了!不是小娟拿的!请你原谅!”小娟红着双眼扑到张女士的怀里说:“大姐,你是好人,你待我的好处,我这辈子也忘不了!”李克越来越发现妻子身上有许多新东西,妻子也发现了自己身上的缺点。二人互相帮助,越谈,越亲,李克忽然发现妻子怎么变得那么美丽呵!
  我怎么看也看不出陈涌、冯雪峰和丁玲等人指出的“严重问题”。
  小说刻画了工农干部张女士的良好品质与个性特点,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李克,刻画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小说写得委婉、亲切、细腻、动人。虽然尚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也仍不失为一篇佳作。但在建国初期,竟遭受到不应有的批判。有的文章指责小说歪曲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和丑化工农干部形象,有的文章指责作品的语言风格是“卖弄的、虚伪的、没有真实的情绪和感情的”,“是在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又重新评价了这篇小说,尽管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也基本上肯定了小说的自身价值,恢复了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应有位置,纠正了50年代初期对“肖也牧创作倾向”的过火批判。1979年11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肖也牧作品选》,并选入了《我们夫妇之间》这篇小说。康濯同志还在为该书写的序言里,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我们夫妇之间》这篇小说。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8 17:26:10
  12、京城名编萧也牧
  在文学界,新时期文学崛起之时,曾把《收获》、《当代》、《十月》和《花城》说成是大型文学期刊中的“四大名旦”。与此同时,也就有了京城“四大名编”一说。萧也牧就是京城“四大名编”之一
  上世纪末出版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从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入选的长篇小说共六部,除《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外,其余四部,即《红旗谱》、《创业史》(第一部)、《红岩》和《李自成》(第一卷),都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此期间入选的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孙犁的《白洋淀纪事》,也是出自中青社。由此可见,那时中青社的文学编辑实力,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然而,中青社担负文学图书编辑工作的,只有一个编辑室,江晓天、肖也牧当年分别是编辑室的主任和副主任。他俩诲人不倦,手把手地带出了张羽(《红岩》责编)、黄伊、毕方(《创业史》第一卷责编)、王扶(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一批优秀编辑,形成了一个精诚合作的集体,在抓稿、编稿方面自有一套非凡的功夫。
  早在1980年,王蒙就写过一篇怀念肖也牧的文章。他在文中说:“我碰到的第一个编辑就是他。那时候我刚满二十岁,把自己的处女作《青春万岁》的初稿送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的文艺编辑室的负责人接见了我,那就是他。”肖也牧接见王蒙时,自我介绍叫吴小武。这是因为他以笔名“肖也牧”发表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已遭粗暴批判,并受到行政降两级的处分。王蒙对面前这个“有一种既操劳过度、又精神十足的神气”的编辑是有敬畏之感的,但当知道吴小武就是大名鼎鼎的肖也牧时,却对他产生了一种怜悯感。后来王蒙又见过他几次。给王蒙留下的印象是:“他是用一种深知创作甘苦的、带几分悲凉的口气来谈创作的,他不但懂得创作技巧,他更理解创作的心理、作者的心理。”最让王蒙难忘的是,1963年他举家迁往新疆,肖也牧特意到车站来送行,用低沉的声音,缓缓地劝告他说:“要甘于沉默。”王蒙心里明白,最不甘于沉默的作家肖也牧,在他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遭受批判、尤其是在他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早就变成“甘于沉默”的编辑吴小武了。
  肖也牧是一个很重友情的人。对有恩于他的作家朋友,更是时刻铭记在心。建国初任《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的老作家秦兆阳,粉碎“四人帮”以后,始终没有动笔写文章悼念他所怀念的死难战友。直到1985年,他才写了《忆肖也牧》。这是他写的第一篇悼念文章。可见这对难兄难弟的友情非同一般。秦兆阳写道:“我常常想念肖也牧,虽然我与他之间交往并不算多,相知也不算深。这原因,大概是跟‘最早’二字颇有关系。有四个‘最早’:他是解放以后最早受到批判的作者;他的《我们夫妇之间》是我经手发表的最早受到批判的作品;他和我都曾经最早对这一批判多少表示了一点意见;在我被‘划’掉了的二十年中,他是最早(其实也是惟一)向我约稿的人。”
  肖也牧向秦兆阳约稿,是1968年的事。其时,右派分子的肖也牧,作为一个“戴罪”的编辑,竟敢主动去向一个“臭名昭著”的大右派约稿,在“文革”的政治气氛下,需要有多大的胆识和勇气啊!
  据秦兆阳回忆,当年肖也牧每次到中国作协来组稿,在传达室填会客单,都是用其本名吴小武。因为当年带头撰文粗暴批判他的是大权在握的中国作协副主席丁玲和冯雪峰,而丁玲正是文讲所的所长,他那时去文讲所听课,当然就不便在众人面前暴露他肖也牧的真实身份了。
  1955年,名不见经传的梁斌在文讲所担任党支部书记,利用业余时间悄悄写了部处女作。先是没人愿意看,看过一些章节的人也不置可否。正在梁斌苦闷之时,肖也牧闻风去访问了他,并带回了他的一大捆书稿——《红旗谱》。回到社里,他就关起门来细细审读,看完稿件,他兴奋得了不得,给梁斌打电话时,激动得声音都变了。因肖也牧曾在冀中生活过,并有小说创作经验,社里就决定由他来担任责编。黄伊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曾提到,他亲眼目睹肖也牧为了《红旗谱》的修改及定稿,“摒弃了一切杂务,专心致志改稿,烟卷抽了一支又一支,弄得办公室里烟雾腾腾……有一天,他忽然转过头来,问坐在他旁边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王扶:‘你今天晚上回家替我问一问你奶奶。她不是高蠡人吗,你问她,这句话他们高蠡人怎么说?’他让王扶看原稿上的那句话。也牧有一个坏习惯,一些关键的词句一时实在想不出来时,他就急得咬手指甲。两三个月下来,我看见他的手指头都咬出血来了。”《红旗谱》出版后,好评如潮,成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部光彩夺目的作品。可是,假如一开始就暴露他是建国后第一个挨批判的作家肖也牧,梁斌也未必敢把自己的稿子交给他吧?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红旗谱》诞生之际,肖也牧因在“鸣放”中对几年前受到的错误批判讲了几句不满的话,就升级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撤消了编辑室副主任的职务。待《红旗谱》的第二部《播火记》(原名《七月》)完稿之后,他就不能再为梁斌当责任编辑了,而到《红旗谱》的第三部《烽烟图》交中青社出版时,他早已因在“文革”初期遭受迫害,含寃去世10年了。虽同是出自梁斌之手,但《播火记》、《烽烟图》的创作水平和社会效应远远不如《红旗谱》,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梁斌无幸再遇上肖也牧这样一位既有文学才华又甘于默默奉献的编辑家吧。
  “甘于默默奉献”的肖也牧十数年如一日,忍辱负重,编辑出版了《红旗飘飘》丛刊、梁斌的《红旗谱》、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曾秀苍的《太阳从东方升起》、马忆湘的《朝阳花》等长篇小说,以及林斤澜、浩然、胡万春、阿凤、万国儒等青年作家的第一个作品集。王蒙在怀念文章中说:“直到一九七八年,我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又来到北京,见到黄伊同志,才知道也牧同志已长眠地下好久了。后来,我听一个当时在团中央干校的同志告诉我,也牧同志死得很惨。”惨到什么程度呢?日前,我的邻居洪鹏(王扶的老伴,原中青社出版处处长)对我讲:“那是1970年,吴小武才52岁,因患风湿性心脏病,已病得大小便失禁。造反派却说他是用‘屎尿战术’抗拒运动,抗拒劳动改造,继续批斗他,甚至动手打他,他哪还有活路?……”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20 07:07:53

  13、怀念萧也牧
  1953年夏,我来山西采访,认识了萧也牧。他高高的个子,膀大腰圆,黝黑的面庞,像是一个关东大汉。
  他来山西是调查、了解刘胡兰烈士的事迹的,同时他还带着一大摞资料,他正在写一篇关于罗盛教的文学作品。那时,太原没有多少娱乐场所,下班后或在一起打扑克、聊天,或钻在宿舍看书。我和萧也牧住在一个宿舍,聊天的时间也较多。萧也牧说,我要写一篇刘胡兰的文学作品,大约几万字。要写好,很不容易,必须要下苦工夫,硬磨。他说,写英雄人物,不仅要熟悉英雄的影响、教育,还要了解英雄周围的人对英雄的反应,要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当地的语言,当地的环境。他说,如不下这样大的工夫,写出来的英雄人物,就会失去真实感,就不能感动人,教育人。他说,我虽然在晋察冀边区工作过,但对汾阳、文水一带的情况并不熟悉,我要写好刘胡兰,就必须先练基本功。他还把他怎样写刘胡兰,先写什么,后写什么,突出写什么等等同我谈了,并虚心地真诚地征求我的意见,我还给他介绍了几位比较了解刘胡兰事迹的人同他谈,还建议他去采访刘胡兰母亲胡文秀、刘胡兰妹妹刘爱兰。
  萧也牧一边忙着了解刘胡兰的情况,一边忙着写报告文学《罗盛教》,他在稿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漂亮的字,然后反复推敲,改来改去。他说,关于罗盛教的文章,我准备了很长时间,几次到湖南新化县松山乡采访,访问过很多人。现在这篇,是我修改后的第三稿了。
  当时,我只是一个初学写作、不谙世事的年轻人,萧也牧对我特别热情,给我讲他写作的经验,热心地帮助我。他不抽烟,我当时抽烟,并天真地问他:“你不吸烟,下笔千言,思想哪里来?”他笑笑说:“许多大作家都不吸烟,不是一样出好作品吗!”我涨红了脸,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1950年1月《人民文学》一卷三期发表了他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引来了意想不到的批评。萧也牧暂时放下了生气勃勃的创作的笔,但他没有灰心,没有消沉,没有被环境的不顺压倒,1953年他但任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主编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担任了著名作家梁斌小说《红旗谱》的责任编辑。
  1954年春节前,萧也牧约我去他家。冒着北京刺骨的寒风,来到东四十条萧也牧的住所。这是一间并不太大的四合院里的房子,一进门,迎面一排摆着那种木制的、没有玻璃门的简陋的书架,床上、地下也都堆着书,屋里生一火炉,一张桌子,上面摊着稿纸。他说,我最近想了很多,想写几篇反映解放区军民生活的小说,这方面,我肚子里的故事很多,只要有时间,我保准能写出。临别时,他从书架上抽出一套《水浒》,说:“送给你,当作纪念!”
  多次同萧也牧交谈,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特别愿意接近、帮助初学写作的年轻人。在谈话中,他从来没有表示过对他小说批评的一丝一毫的不满,从未提过一个字。我细读过他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以及反映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人民生活的生动的短篇小说、速写等。我很喜欢他的文笔,朴素真实,干净凝炼,且富于幽默感。我钦佩萧也牧,他放弃公式化、概念化、口号化、简单化的写作方式,他突破框框束缚,动真情实感,写个性、写人性、写感情……实在是需要胆量的。就是现在读起来,那种饱含着生活的韵味,那种真实感情的流淌,那种朴实又具有个性的语言,不能不令人折服。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21 07:08:10
  14、浩然谈恩师萧也牧(1)
  著名作家浩然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谈到了他的恩师萧也牧,摘录如下。
  一
  前几年,我发表了一篇回复青年作者提问的文章,其中有个小题目是:您在开始小说创作时,曾否得到过谁的指导?他是怎样指导的?您认为学习写小说一定要有老师吗?
  我在回答的开头,写了这样一句话:我在开始学习的路上,得到过一些前辈作家的鼓励,如叶圣陶、巴人和萧也牧诸同志……
  这句话,引来好几位年轻读者写信询问,萧也牧是何许人?
  对此,我起初感到惊异,冷静一下,也就终于想明白了。萧也牧命运多蹇,屡遭打击,而又不幸早逝,没熬到“纠偏”和“平反”的年月。如今可以给他正名、传名的人,或因心有忌讳,或因忙着更有实效的事儿顾不上,该为他说的话都还没有说,就连“兼收并蓄”的文学词典上,都不见萧也牧其名姓。基于此,怎么能够责怪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不知道有他这么个人曾经存在过呢?
  是的,萧也牧的确存在过。萧也牧在首都北京,在中国文坛存在过。他是一位文化名人,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中的小说创作与文艺编辑工作,都做过出色的不可取代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长篇小说《锻炼》在刚从解放区山村进了城的《中国青年》杂志上连载。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那是作家描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塑造活的、真的知识分子形象的首创的典范。紧接着是他的优秀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发表和搬上银幕,不仅给建国初期草创中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带来了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气息,尤其显示了艺术观念方面勇敢的探索、大胆的标立、有希望的跨越。假设,当时我们那些从山沟到大城市的可敬可爱的最为革命的人们,不把这样新的艺术现象视为妖魔鬼怪,不大惊小怪,不吓得发慌,而是宽容些,让其活下去,那么,中国的文学艺术将会走上什么样的路子?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象呢?可悲的结果是,正是由于这番创举和成绩,萧也牧同志遭了大难,使他在当代文学史上,扮演了第一个挨棍子的作家。
  棍子并没有打掉萧也牧对共产党、对革命的赤子之心和虔诚信念,此后他只不过转移了工作岗位,恢复了吴小武的原名,埋头于编辑工作。他说,我自己不能写了,就帮助别人写。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在二十条老君堂那座古老的大院子里,他苦干十余年,呕心沥血地编发书稿,满腔热忱地扶植新人。由他倡导、率领组稿编印的丛刊《红旗飘飘》,鼓舞教育了多少人!长篇巨著《红旗谱》、《红岩》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史上占了显赫地位,都有他的功劳。特别是对《红旗谱》修改时的设计、加工,最能表现他不计名利、甘当人梯的高尚品格。
  这一切一切,都没有写在纸上,却刻在人们的心头。得过萧也牧益处的人谁能忘了他呢?
  二
  我和萧也牧同志相识的时间是1956年的初冬。我刚从河北省保定调到北京《俄文友好报》当记者,业余时间练习写作,理想极美,信心很足,而又急于求成,想以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史诗式的长篇小说,跨进文学殿堂的大门。前前后后花去我几百个夜晚,总算写出那部题名《狂涛巨浪》的稿子。完稿的第二天,便匆忙就近地送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收发室。随后既高兴又不安地等候编辑部的回音。  大约过了十几天,接到一个电话,约我星期日上午到第二编室负责人吴小武家里去,听取对那部书稿的意见。放下电话,跟记者部的同事贾玉江说起这件事,他告诉我,吴小武就是萧也牧。
  早在蓟县当区干部的时候,就读过萧也牧的长篇小说《锻炼》,还有一些短篇。他的作品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批判他的文章也看过一些,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挨批判的厉害和可怕,所以丝毫没有改变我对他——一位写了好作品的作家的仰慕。要去见这样一个人物,着实地有些发憷,临行的时候,就拉上贾玉江给我做伴、壮胆。
  如今已经记不清那地方是东四九条,还是八条,或者是七条,反正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按照电话上告知的地址,我们走进胡同路南的大门。院子很深,旧式的建筑物杂乱无章。萧也牧住在里面,三小间东厢房,两明一暗。两间通连着的明间,既是客厅、厨房,也安放着床铺,几乎没什么摆设,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跟房屋一样的陈旧。最南端那个暗间可能是卧室或书房,从门口往里看去,只见到一些堆积的书报和发黑的墙壁。这一切与我想象的作家府第,是截然不同的。萧也牧本身,尤其出乎我的意料:大高个儿,黑脸庞,微驼的肩背。一身蓝制服,不仅不很合体,还极不整洁,冷眼看去,简直是个刚下班回家的修理工。只有谈起话来热情和蔼、细声慢语,透露出一点文弱书生的气质。明亮的眼睛,厚唇阔口,都极富表情,让人感到亲切。  他先递给我们俩每人一杯茶水,随后从小屋拿来我的那包稿子、拉过一把椅子,坐到我跟前,一边抽着烟,一边谈起意见。他谈得直率、明确,而又自信。他说,你的小说稿我看过了,乡土气息很浓,对生活有独到的感受,看得出,你有一定的艺术表现才能。但是由于实践少,经验不足,作品没有写成功,改起来费力气,而且希望也很小。我劝你先从短篇入门,多写些,像画家打下素描底子那样,练好基本功,再写篇幅长的作品。这样费力小,收效会大……
  这本是一次退稿的谈话,我却没有感到难堪,甚至没有丝毫的扫兴。他那平等的,诚恳的,也是坚定的态度征服了我,不知不觉中对他生发出一种很强的信任感。
  他谈了些具体的指出不足的意见之后说,这部小说稿没有作废,没有白写。先放一放,多写些短篇,有了经验还能改成功。即使不再改它了,还能再写出新的长篇,创作这部小说的实践,也起了积极作用。
  我大概坐了一个小时之后起身告辞。萧也牧和他爱人李成同志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
  一路走着,我就拿定了主意,回到家里,便把长篇手稿锁进箱子里。遵照萧也牧的指点,集中精力读短篇小说,写短篇小说。《一匹瘦红马》、《雪纷纷》、《新媳妇》等陆续发表了。不到一年时间,完成了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的大部分篇章。一气写了六年短篇,出版了十来个短篇小说集,才动手写长篇,而这一次写成了,即《艳阳天》。
  我如今还时有这样的遐想,假如当初没有萧也牧明确诚挚的指路,假如我不信不听他的劝告,依旧死抱着那部长篇稿子、硬着头皮啃下去,我的艺术道路得绕多少和多长的弯子呢?此时的我,将是个什么状况呢?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22 06:47:26
  15、浩然谈恩师萧也牧(2)
  三
  与萧也牧那次会面不久,我曾到山西省执行采访任务。在长治地区潞安县人民代表大会上,发现有几名地主富农出身的人和地富子女当选了人民代表。我立刻感到这是一件新生事物,被其深深地打动了。心想,把这方面的材料搜集起来,写成新闻通讯,向国内国外一宣扬,最能够表现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确。它不仅没有把敌对的、已经被打倒的阶级肉体消灭,还给他们生存权利,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使他们变成拥护革命和参加革命的带头人。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创举。于是在会上我跟这样的人民代表会面,看介绍他们的材料,找他们座谈心得体会。会后,我有时骑自行车,有时骑毛驴,到处寻找改造好了的地富和地富子女作采访。回到北京,我就赶写一篇通讯。通讯翻译成俄文发表之后,读者反映不错,英文版《中国建设》的编者发现了,立即给予转载。这篇新闻通讯收到这样的效果,鼓励了我的创作激情。等到创作和改写了一批短篇小说以后,就把此番采访的人物与事件,还有我从前搞实际工作时有关这方面的材料积累,加以综合、概括和提炼,创作出一部中篇小说《新春》。写了几个地主和地主子女,土地改革被清算,被扫地出门,经过曲折的反复的痛苦和磨练,脱胎换骨变成新人,最后以一位优秀分子当选了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胸前戴上了光荣花,被全体村民敲锣打鼓欢送赴会为结局。
  大约在1957年秋冬换季的时候,我把这部反复修改过、抄写清楚的稿子交给了萧也牧。不久他写来一封热情的信,说稿子读过了,大加赞赏说“作品的题材新,有深度”,是我“创作上的一个跨进”。有一次他在电话中告诉我,那部稿子有几个情节稍加修改,就可以出版,会议多,太忙,等把手头的事情抓紧处理完,再找我商谈修改加工的问题……
  得到这个回音我格外高兴,实际上已经被自己的成功陶醉了。只是等得让人心焦,好久不见信息,我又不好意思催促,真是望眼欲穿呀。
  过了好几个月,终于盼来了萧也牧的电话,声音很低,也很短,他说今天吃罢午饭,你到大庆门口的电线杆下等我吧。
  大庆是一个杂货铺的名字,在东直门南小街的中间地带,老君堂东口北边,离北门仓也不远。匆忙地吃口饭,我就往约定的地点奔去。  那日天气是很好的,可称为风和日丽。尽管是午间,街上来往的人并不显得少。萧也牧靠墙站着,那根涂着黑漆的松木电线杆,遮住了他的半边身子半张脸。他胳肢窝夹着个纸包。从扔在地下的另一支烟头断定,他比我早到了较长时间。见我走到跟前,开口就沉痛地说,浩然,我犯了错误,正受批判……
  尽管这声音低微得几乎难以听清,但其震撼之力,不亚于一声响雷。我惶恐而又慌乱地问道,这是为什么呀?你怎么啦?
  他没回答我,轻轻摇摇头,赶紧把胳肢窝夹着的纸包塞给我,左右看看说,你这小说,现在看来有些危险,拿回去自己处理吧。
  这又是一个霹雳,我再次被惊呆。我工作的报社正在批判斗争和处理的右派分子,有的罪行就是攻击肃反和替被打倒的地主分子说话呀,我这本歌颂地主分子的小说,其危险何止是这些呢?
  没容我镇定下来,萧也牧已经离开了那堵随时会坍塌的墙壁和那根倾斜了的电线杆,迈着急促的步子,往南走去,那高大枯瘦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胡同口了。
  我跑回家里,没进屋,就钻到五六户合用的厨房里,趁邻人午休的空隙,蹲在煤火炉前,一页一页地扯下合订在一起的《新春》稿本,看着它升起青烟,冒着火苗,化成灰烬。
  对这件事,几十年来我一直刻骨铭心般地感激萧也牧同志,当时的他,如果像有的人那样(这样的“英雄”我可见识不少),为了自己立功赎罪和表现自己的革命性而把我的《新春》交给组织,那么,我的结果该是怎样的悲惨?要知道,那时候的我才二十五六岁,在文学的田园中,只不过是一株刚刚出土的幼苗呀。
  四
  萧也牧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我安全地度过险关。
  萧也牧销声匿迹,我一本又一本地出书,还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调到当时很有权威性的理论杂志《红旗》当编辑。
  1962年初冬的一天,久久断了联系的萧也牧同志敲开了我的房门。
  他变得苍老了,更显得黑瘦,但两只眼睛依旧炯炯有神。谈论起文学来,那副迷恋热切的劲头,尤其不减当年。他说,这几年你进步很快,让人高兴。你不是一举成名的,你是以大量的作品一点一点在读者的心中积累下影响的。
  听到这称赞,我很动情地感谢他当初对我的指点。
  他接着说,我只不过把许多作家摸索到的规律转告你罢了。你取得成功,是你遵循了这个规律,刻苦努力实践的结果。他这样认真地、也是淡淡地说着,把话题转到他的来访的目的上:我们出版社想给你出个选集,把可以保留的上等品挑出来,印一本,做个小结。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写长篇了,创作出一个代表作。
  我说自己正有此打算,但觉着没有把握。
  萧也牧以十分坚定的语气说,我认为水到渠成了,要有信心。
  他的鼓励,使我下了决心。这年12月我就请了创作假,动笔写《艳阳天》。
  正当《艳阳天》的第一部被叶以群同志亲自带到上海,准备在复刊的《收获》上发表的时候,萧也牧亲手为我编定的《彩霞集》出版了,他给那集子写下一篇热情洋溢的编后记。
  萧也牧同志最后给我的一封短笺是贺信,仿佛只有一句话,你的《艳阳天》反映极好。等到全书出齐,我要好好读一遍。
  可惜,没容全书出齐,“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他被狂风暴雨从北京裹挟到江南的“五七干校”,经受了百般折磨之后,终于在1970年10月15日结束了他那年仅五十二岁的生命!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22 12:44:51
  16、萧也牧之死(1)

  10多年前,我含着眼泪读了张羽写的纪实作品《萧也牧之死》。直到现在,每当想起萧也牧之死,我的心就久久不能平静,满腹的悲愤不知从何说起……
  现把这篇作品转录如下,希望读者永远记住萧也牧的名字。

  深夜,宁静的夜,安谧的夜。当我的笔尖写下《萧也牧之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久已淡漠的心又一次失去了平静。用不着回忆,也不必找寻记录,只要稍一闭目,十六年前的往事,马上就会涌现眼前。一切都那样清晰,那样真切,那样撕裂人的肺腑,那样震撼人的心弦。我仿佛看到了少年时读过的辛克莱笔下的屠场,但丁描写的地狱;仿佛看到黄世仁闯进杨白劳家肆虐;看到从黑非洲押送出来的鹄形垢面的奴隶队伍,而走在这支黑奴队伍最前面的就是作家萧也牧。他就是被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无情的鞭子驱赶着,走出了北京,走到了河南、安徽、湖北之间的黄湖,一步步走向坟墓,走向死亡,浸没进冤海恨波。
  当我伏案写作的时候,似乎他又坐在我的对面,和我低声絮谈。这张乌木桌面的双人台正是我们俩共用了十多年的办公桌。它原是老开明书店在开国初年从上海运来的。开明书店和青年出版社合并后,我从上海调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萧也牧也从团中央宣传部教材科科长的任上贬谪调来,从此我俩就合用这张办公桌(其间有段时间,他下放劳动时,黄伊在我对面坐过)。早晨,萧也牧来到办公室,泡上一杯浓茶,点上一支烟,开始工作。茶水浓得发黑,泡开了的茶叶涨得齐杯高。茶水喝完,茶叶也被嚼烂咽进肚里;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一天下来,烟缸里满是掐灭的烟头。茶和烟是他不可须臾离的嗜好,使他精神饱满地处理一部部稿件。从凯特琳斯卡娅的《勇敢》到梁斌的《红旗谱》,从孙犁的《白洋淀纪事》到曾秀苍的《太阳从东方升起》,以及青年作家林斤澜、阿凤、滕鸿涛等的作品,都是在这张书桌上,经过他的编纂、加工、修改后出版的。一本本的《红旗飘飘》(这个丛刊的名字就是由他取的)也是从这张桌上起步走向社会的。《红岩》从约稿到出版也是在这张桌子上走完全程的。
  若干年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处理旧家具时,我出于对故人的感情,对那段经历的怀念,买下了这张乌木桌,从此它就一直伴随着我度过日后若干年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它的两边有着萧也牧的心血,也有我的汗水,同时也记录着彼此的遭遇和创伤。以“三红”(《红旗谱》、《红岩》、《红日》)起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展里程中,这张书桌也是它的历史见证之一。
  萧也牧在这张书桌旁坐下时,正是在对他进行了一场大批判之后。他是刚写完《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并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全文发表后,收敛了创作的锋芒,来这里担任文学编辑的。从他来时的情绪观察,虽然是被迫放下了创作的笔,但对于编辑工作也还是心甘情愿的。他从小和文学结下了姻缘,小学五年级时就在上海出版的《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描写轿夫生活的《驼子》。抗日战争爆发,他离开湖洲,长途跋涉,经长沙、武汉到山西临汾,又转移到五台山。在晋察冀边区度过的艰苦岁月中,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并写出了不少记录解放区人民战斗生活的散文和小说,初步显露了他的才华。开国初年,年轻的萧也牧怀着满腔热情,进入新解放的城市天津,看到了新生活中某些人在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一些人抛弃前妻,另组家庭。他厌恶这些得新忘旧的不正常现象,决心用笔来批评,写出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小说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显然起到了针砭时弊的作用,文风也是朴实的。真正正视现实、正视生活的人,应该看到它的积极意义。但是某些人却把它视为异端邪说,大张挞伐,对它进行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围剿。执笔上阵者多是一些文坛上负有盛名的显要人物,也有并肩作战过的老战友。他们说《我们夫妇之间》是最坏的作品,“歪曲了干部形象”,“违反了生活真实”,“推销廉价的趣味”,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在那个年代,受批判的人只有低头认罪之份,毫无据理辩论之权。何况是在中央的主要报刊上,以这样大的声势压来,年轻的萧也牧如何抵挡得住?他只好把想通了的和没有想通的统统包揽了下来,认了账,表示要从头学起,认真改造。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批判的作家,萧也牧从此名扬四海,同时也被迫收敛锋芒、偃旗息鼓,开始了下半生的坎坷历程。作家萧也牧在报刊上消失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花名册上记上了他的原名——吴小武。
  在出版社期间,有编辑工作、日常生活中受人欢迎的萧也牧,也有政治运动中受到围攻的萧也牧。那个年代,一阵风,一阵雨。天气晴朗时,大家是革命同志;一旦来了运动,人与人的关系都紧张起来。
  在办公桌上,萧也牧是编辑工作的能工巧匠。他制订计划,开辟稿源,接待作者,审阅稿件,细致、耐心而又勤快。他为加工《红旗谱》,向一个家住蠡县的同志并通过她向她外婆调查了当地农村使用的地方语言,在稿件上字斟句酌地修改、补充,一丝不苟;他在《太阳从东方升起》的原稿上写下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的批注,给作品提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意见。当年在老解放区的艰苦斗争中,他患了严重的胃病,平时很少吃饭,常以饼干果腹;大夏天有时还带着暖水袋,灌上热水,捂着胸口,一只手压着暖水袋,一只手改稿。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23 12:01:25
  17、萧也牧之死(2)

  我们一起创办《红旗飘飘》时,他常常抱着暖水袋参加会议,同我们一起研究计划,讨论选题,安排文章,写《编者的话》。他十分注意对年轻编辑的培养,帮他们选教材,开课讲授编辑工作。由于他知识广阔,又善于表达,语言丰富生动、幽默风趣,他的讲课获得普遍欢迎。有时他在办公室作即兴发言或在休息时聊天,其他编辑室的人也挤进来,听他讲山海经。他总是讲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外出劳动时,人们也愿意和他在一起。他的周围常常围着一群年轻人。他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为兴味中心。由于他高高的个子,黑色发亮的皮肤,笑时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有人戏称他“黑人牙膏”;又由于他弯腰曲背的身躯,有人戏称他“甘地”,也有人喊他“高尔基”。他为人和气,心地善良,不管年长的、年轻的同志,都喜欢接近他。(未完待续)

  可是一来了运动,萧也牧的处境却是另一番样子了。他在中央报刊上的公开检讨便成了现成的靶子,加上他平时喜欢谈论轶闻趣事、说长道短、议论横生,嘴巴没有门,因此那些经常在搜寻旁人辫子的人,善于给人上纲上线的人,专门从鸡蛋里挑骨头的人,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小”字就觉得不够味了,从他那篇皇皇大文的检讨上随便找一段,都可以作为再批判的材料。一次,二次,接二连三的检讨,他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检讨专家”。在大大小小的运动中,他都是典型,因为每逢运动,他都怀着虔诚的心,主动检讨,成了名副其实的“老运动员”了。他屡仆屡起,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使用解剖刀,真心地、无情地解剖自己,想把心掏出来亮给人看。但那些有着铁石心肠的人,尤其是个别想打击别人来掩盖自己的隐私的人,总觉得“不过瘾”,还要在他的刀口上撒上一把盐。有一次,有人在萧也牧检讨之后向他提了个挑逗性的问题:“当你被批得无地容身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过去香港或旁的地方?”萧也牧老实地回答:“我什么都想过,但我没有条件。”这个人在下次批判会上,迫不及待地给他上纲:“吴小武曾经想偷越国境,背叛祖国!”多么可怕啊!萧也牧想用触及灵魂的检讨,重新做人,但是事与愿违,他被无情的手推得越来越远了。
  正当他殚精竭虑、字斟句酌精心加工的《红旗谱》开始问世的时候,正当他参与筹划的《红旗飘飘》创刊号和读者见面的时候,也是在他重新辛勤整理的一部反映老区生活的著作《难忘的岁月》即将出版的时候,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反右派运动。多年来为革命呐喊,为无产阶级烈士和英雄讴歌的萧也牧,由于有着历年被批判的记录和他一次又一次的检讨,他在工作中的片言只语被搜罗起来无限上纲后,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前边的那个“小”字被取掉了,后边还加上了令人颤栗的“右派分子”,自然,经历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千锤百炼才争取到的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也被抹掉了,编辑室副主任被撤职了。在参加革命二十年之后,行年四十的萧也牧,又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
  痴心的萧也牧被戴上帽子,即将下放劳动的时候,还没有忘却他为之孜孜以求的组稿任务。他听说罗广斌等人在写一部长篇作品,立即奉命草拟了一封约稿信,经批准,发往重庆。信中说: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同志:
  尊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听说您们已把它扩展写成长篇,这是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如果已经写好了,请即寄来一读,但不知道您们写的是根据真人真事加以集中概括写成的小说,还是完全是真人真事的回忆录?若是小说,请寄我社第二编辑室;若是回忆录可寄五编室。我们当以跃进的精神迅速处理。
  紧紧地握手。
  (1958年)七月二十二日

  约稿信表达了他的永不熄灭的革命热情,也反映了他纯真的职业品德。后来,当罗广斌等人来京修改《红岩》时,虽然从编辑业务分工上,萧也牧与作者毫无关联,但他还是主动地发表了自己对稿件的意见,关心修改的进程,关心作品的命运。正因为这样,当“文革”中罗广斌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饱受摧残的萧也牧能够愤然而起,为保卫《红岩》大声疾呼,为罗广斌之死伸张正义。这也正是萧也牧的极其可贵的品质。
  他关心旁人作品的命运,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命运。当他得知姚雪垠排除万难来京修改作品,他几乎是以钦羡的眼光,密切注意这部历史小说的进展以及它未来的命运。他热情关切并希望王蒙的《青春万岁》能够早日问世。当他得知小说虽已打出清样而仍难以出版,王蒙本人又将被发配新疆的时候,他以自己戴“罪”之身,打消顾虑,从出版社要了车子,同黄伊一起,把王蒙送到火车站,给远行的王蒙以极大的温暖。多年以后,王蒙在向人谈起萧也牧对《青春万岁》的真知灼见,谈起他远戍边疆时刻萧也牧对他的关怀爱护时,肃然尊称萧也牧是“编辑之神”。
  萧也牧身上最可贵的品质之一是他从来没有那种“文人相轻”的恶习。他有着一颗金子样的心,愿意帮助一切希望得到他帮助的人。他非常尊重作者的劳动,当手里掂量一部来稿时,尽量找出它的优势,希望它成活、出版。他热情帮助当时涌现出来的青年作者,培养、启迪、提高他们,关心他们的成长。(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6 06:55:56
  18、萧也牧之死(3)

  在接连遭受打击后,他本来微弯的腰弯得更厉害了。他不再高谈阔论了。他的笑声消失了。即使在两年以后,摘掉了“右派”帽子,他依然是谨小慎微,胆小怕事,连树叶掉下来也怕砸着脑袋。他想夹着尾巴走路,回避和任何人争论任何问题,不敢发表自己的主张,更不敢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他变得唯唯诺诺,对有时交给他的明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如接受一部不经重写不能出版的作品),他也只好勉力为之。他空有一腔热血,但无献身之处。他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希望能让他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活下去,希望能把他的知识和力量包括他的一颗美好的心献给人民。
  就在这样热切的期待中,在战战兢兢、担惊受怕的生活中,迎来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一开始,萧也牧弄不清这次运动要整什么人,只见出版社满院的墙壁上糊满了大字报,点的名不是王康,就是张羽。什么“漏网右派”,什么“文艺黑线”……这些字眼都使他心里发颤。他噤若寒蝉,真希望有个洞穴能让他躲进去。他害怕历次政治运动,这次运动能够躲过去吗?
  1967年2月10日,他所尊重的《红岩》作者罗广斌竟被整死了。这真是个晴天霹雳。当刘德彬和杨益言来到北京,带给我们罗广斌惨死的噩耗,并希望出版社能给他们正义支持时,我立即赶到萧也牧家里,告诉他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惊呆了,好半天没有说活。闻讯而来的还有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端、施竹筠等人。由于《红岩》的影响和罗广斌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尤其是作为编辑对作者和作品的感情,大家对罗的冤死非常气愤,一致认为应该为《红岩》正名,为罗雪冤。当时情况复杂,斗争尖锐,难免使人产生顾虑。陈斯庸小心地问:“中央现在什么态度?”我就所知向大家介绍了情况:重庆造反派诬蔑罗广斌历史上是叛徒特务;“文化大革命”中捞稻草;小说《红岩》不是自己写的,是个右派分子写的。我说:“历史问题我们没有发言权,但小说是我们看着他们写的,我们应该秉笔直书、仗义执言。作为编辑,我们有这个责任。难道人被整死了,还不许人家说话吗?”萧也牧沉吟了一阵,决然说:“罗广斌如果活着,他也不稀罕像我这号人去支持他。可是他死了。连他这样的人也被整死了,我们还怕什么呢?”陈斯庸说:“要干就只好拼掉老命了。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也要干到底。”严绍端说:“今天我们在一起开会,那些整人的人要是问起,开什么会?就直告他:为了对付你们!”在会议结束时,萧也牧带着悲愤的心情慨然地说:“既是为真理而战,有了堂堂之阵,正正之师,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一批老编辑为保卫《红岩》,为罗广斌雪冤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在北京城,在天津,在上海,在重庆,在有关地区一新人的耳目。他们把真相告诉社会,驳斥一切造谣诽谤。萧也牧弯了的腰又立了起来。他打消顾虑,挺身而出,编辑《红岩战报》。第一期发表了杨益言的发言、罗广斌夫人胡蜀兴的申诉、《红岩》责任编辑张羽的《不许污蔑〈红岩〉》。第二期发表了由萧也牧主持定稿的《罗广斌历史问题调查报告》。他在核定这篇稿件时,把青年出版社内语文修养最高的老编辑周振甫、叶至善、覃必陶、金近、陈斯庸、孙培镜等请来,一起字斟句酌,缜密定稿,用最精练的文字、最确凿的论据,澄清诬陷者散布的谣诼。《红岩战报》发行数十万份,远及上海、重庆等地,为民族树正气,为文坛辨是非,狠狠打击了那些造谣诽谤者。萧也牧一生编过很多书,这一次是他为了捍卫人的尊严、顶着狂风暴雨、冒死犯难、短兵相接的一次最勇敢的编辑实践了。
  时隔不久,江青在1968年“三?一五”四川问题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在给罗广斌翻案”,“我们已经查实了,从华蓥山出来的人都是叛徒、特务,没有一个好人”。原来曾想借《红岩》中的江姐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江青,现在舌头一转,《红岩》就成了大毒草。这么一来,社会上反《红岩》、反罗广斌的人顿时气焰嚣张。青年出版社一些人在军代表的支持下,成立了追查《红岩》事件及清查罗广斌叛徒集团专案组。一个闷热的夏夜九时,支持过《红岩》和罗广斌的萧也牧、张羽、陈斯庸、严绍端四人被押到原二编室办公的大房间里,遭到非法审讯。专案组长宣布要追查那次“黑会”(指议论为《红岩》鸣不平的那个会)的内容。从印度归国的爱国华侨严绍端患肺癌开刀不久,受到残酷的折磨。我在另一次深更半夜的单独审讯中,被扭断了左肱骨。
  只有一百六十人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有四十个人以种种“罪名”被赶进了“牛鬼蛇神”队伍。萧也牧以“没有改造好的老右派”的罪名,被“横扫”进了这个“黑窝”。军代表根据谋士们的建议,让解放以来挨整最多、挨批时间最长、检讨写得最多的萧也牧担任“牛鬼蛇神”队伍的领队。这支以萧也牧为首的特种队伍,活动在北京东城的大街小巷里,在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在后圆恩寺,在东四北大街420号宿舍大院烧锅炉、掏厕所、扫烟囱、敲砖、送煤渣、运灰、挖白菜窖,受各种各样惩罚性的劳动改造;又根据各种需要,到处游斗、陪斗、弯腰、坐“喷气式”、剃阴阳头、挨打,被小孩子吐唾沫、扔石子、扬灰。从一处向一处转移时,领头的总是萧也牧。他带上他们早请罪、晚请罪,领头念语录。为了示范,他做得一本正经,了无差错。他仿佛是罪责最轻的,又好像是罪大恶极的;他似乎是检讨最好的,又似乎是顽固不化的;他好像是一切都交代清楚了,可以从宽了,可以轻松了,但好像又是欠债累累,负担越来越重了。他努力挣扎着,想从深渊中拔出来,但却是越陷越深,无以自拔了。(未完待续)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6 07:24:55
  建国初期继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文艺界开展大批判,进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家和作品。老作家萧也牧等遭遇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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