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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33】社会主义的良好开端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3 08:36:07 点击:3774 回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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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33】社会主义的良好开端
  第一章 主席继续反右倾
  1956年,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了公有制。于是,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三大改造的任务,原来设想从1953年算起,用15年或者更多些的时间完成,也就是说,要在1968年完成。
  出乎主席意料的是,仅仅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4年里,改造速度最快的是1955年下半年到1966年。
  主席原来认为,改造农民是最困难的问题。没料到他在1955年下半年,仅用“三个会议一部书”狠批“小脚女人”、“右倾保守”,就掀起了改造的高潮,最困难的农民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1956年1月15日,首都北京举行庆祝大会,庆祝北京市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
  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红旗飘扬,沸腾的人群高呼口号:“伟大的社会主义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望着沸腾的人群,豪情勃发。此刻,他更加相信,他的思想——主席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只要用他的思想武装全党,发动起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就会无往而不胜!
  新中国的成立就证明了这一真理,现在,三大改造的迅速胜利完成,又一次证明了这颠扑不破的真理!
  他长出了一口气,情不自禁地吟出两句诗: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已经到来,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主席早在1955年冬季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他的想法是:要借批判“小脚女人”的威势,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在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
  要造成一个万马奔腾的形势,高速度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尤其是钢铁和粮食。
  1955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
  10月,主席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
  1955年12月27日,主席在杭州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序言。
  他在序言里写道: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要在全国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开展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主席在农业合作化战线批判“小脚女人”大获全胜后,又要在全国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批判“小脚女人”了。
  1955年12月5日下午,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由刘少奇向在京的122位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主席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周恩来在座。
  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
  主席说:“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
  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
  “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
  “工业部门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现象。
  “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速度,是主席为中共八大确定的主题。
  周恩来在座谈会上表示:
  “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
  “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
  “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当时是赞同主席的主张的。
  根据主席讲话的意思,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
  主席对“多、快、好、省”这四个字很感兴趣。
  这几个字的提出有个过程。1955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毛主席提出在“多、快、好”的原则中,还要加上一个“省”,要节约。
  《人民日报》社论将其做了文字上的调整,以“多、快、好、省”的次序发表出来。这四个字成了“大跃进”时期人人皆知的口头禅。
  1956年1月,主席在杭州主持召开了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再次研究农业发展问题。
  浙江的山区已经有几处落雪了,几夜寒风,西湖的水面已经结起一层薄冰。
  没有什么取暖设备的会议室里,省委书记们也不讲究什么礼节了,都紧裹着大衣开会,手里紧握着茶杯,想从杯壁上取点暖。
  主席似乎不觉得冷,也许是他心里太热,也许他是靠那不熄的烟头取暖,总之,他情绪高涨,不时和坐在他身旁的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开着玩笑。
  会议主旨,也同刘少奇传达的12月份的讲话内容相仿,突出“快”、“多”两个字。
  天气虽然寒冷,但是,由于主席的不断加温,参加会议的大员们的头脑却火热。
  虽然只有几天,农业的“十七条”已经扩充为“四十条”,最后定名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
  《纲要》规定,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算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
  这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到1996年,时隔近40年,我国粮食、棉花的产量才分别达到9800亿斤、8400万担。
  《纲要》搞定,主席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观赏新拍的黄梅戏影片《天仙配》。
  这是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从家乡的文化局调来的。看完影片已是深夜12点,主席仍兴致勃勃,对曾希圣说:“拍得不错,拍得不错。”他又联想到农业:“男耕女织,夫妻勤劳和睦,不错嘛!”
  由1956年初开始,主席就不断地在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
  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
  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
  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
  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成为主席当时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主要武器。
  从2月14日起,主席要34个部委向他汇报工作,他要亲自抓经济工作了。
  听汇报工作时,他不时有些插话,要求加快发展速度。他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
  在谈到这个速度时,还提出了“一空二白”即后来说的“一穷二白”。
  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这些不切实际的论点,一经传达,又给“冒进的快马”加了一鞭。。
  《农业四十条》各项高指标的公布和主席频频发出反右倾保守的指示,那些在批判“小脚女人”时吓破了胆的各级官员就急忙紧跟。
  很快,就出现工业、交通、商业、文教等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全国“大冒进”的逼人形势露出了苗头。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4 16:48:51

  第二章 总理领头反冒进
  周恩来总理着急了。面对来自各个部急躁冒进的消息,他感叹道:“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他审视着各方面报来的计划,两道浓密的剑眉愁云紧锁。
  他和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中财委主任、副总理陈云,经过周密的了解和核算,发现如果按照各部门提出的高指标安排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物资250多种产品中的大部分将是紧张的和短缺的,其中钢铁严重短缺。
  他们敏锐地觉察到盲目冒进的苗头已经开始露出,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有失控的危险。他们心急如焚。
  陈云跟总理说:“这个事情我看要提醒大家,经济建设要稳步进行,要注意综合平衡。”
  周恩来点头:“你的意见很对,你要对有关部门讲,我也要讲。”
  陈云讲了。周恩来也讲了,而且讲得很诚恳:“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从1956年1月下旬开始,周恩来集中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告诫有关方面:“基本建设一多,就乱了,各方面紧张。”
  1956年1月20日,周总理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结论时,强调指出:
  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1月30日,他又在政协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
  “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1956年2月6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时说:
  “讲提早完成工业化应慎重。这就是说,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要区别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报告》中说加快速度,但不是提前完成工业化。大家要认识工业化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
  2月7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周恩来又讲了这个问题。
  他说:“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工业化可以提早完成;一种是在规模和速度上能够扩大和加快,但不等于提前完成工业化。
  “我们不要随便提出提前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能还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谨慎一点好,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把握。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
  周恩来之所以反复强调不要提提早实现工业化,首先是因为这个提法脱离实际,是不可能的;其次是如果这样提,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也就不可能避免。
  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大声疾呼,“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各部门订计划,“都要实事求是”。
  他郑重地说:“不要光看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
  “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
  “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浇浇,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周恩来在提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的同时,相继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一是,削减基本建设投资。
  1956年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一、1956年度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6%(加上各省市削减后的金额)。
  二、节约钢材。2月4日和2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原则通过,并要求各工业部门、有关的交通运输部门分别节约钢材4%、2.5%。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促‘退’会议”。
  三、缓解物资供需之间的矛盾。进入4月后,急躁冒进的后果开始显现出来,主要表现是财政紧张,生产物资供应短缺。
  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
  会上,突出地反映出基本建设规模同物资供应严重不相适应的矛盾。
  陈云指出:基本建设规模“首先决定于生产、材料,不决定于财力”。经济建设“应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订计划首先应该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
  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
  会议根据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意见,决定从增产、进口、库存、节约、减少出口、调剂等6个方面来缓和物资供需之间的矛盾。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5 07:09:03
  第三章 总理斗胆驳主席
  为了落实增加钢铁生产,4月中旬到5月上旬,周恩来先后到全国数家钢厂研究增产措施。
  陈云在南方视察时了解到,大量的双轮双铧犁积压在仓库里生锈,因为南方水田根本不能使用双轮双铧犁。
  因为推广双轮双铧犁是毛主席的主张,明知无法使用,也没有人敢提出停止生产。
  周恩来回京后,了解到陈云调查的情况,就在5月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果断决定将双轮双铧犁的产量再减到180万部(原计划1956年生产500万部)。
  虽然从统一思想认识和采取具体措施两个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防止急躁冒进的势头,但是进入1956年4月中旬以后,国民经济还是出现了相当严峻的局势。
  更为严重的是,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分歧日见严重。一向注重维护主席威信的周恩来,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驳回了主席的主张。
  那是4月下旬的一天,主席在颐年堂主持政治局会议。主席提出一个主张: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20个亿。主席话音一落,会场里顿时嗡嗡地小声议论起来,多数委员都表示反对。
  主席不悦,说道:“别小声嘀咕,都大声表个态嘛!恩来,你看呢?”
  周恩来面现难色,说:“主席,追加基建预算就会增加原材料的生产,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也要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
  周恩来温文尔雅,慢声细语地论述着不能增加的道理。主席冷着脸听着。
  周恩来讲完后,不少人在下面又小声议论起来,都认为讲的有道理。
  主席又问:“还有谁来讲讲?”没有人吭声。
  主席已经看出来,没有人会支持他的意见,他陷入了孤立。
  他怒气冲冲地把手一摆,大声宣布:“散会!”说罢起身离去。大家不欢而散。
  会后,周恩来去见主席。主席的怒气未消,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
  周恩来解释着自己的意见,说道:“主席,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你追加基建预算的意见。”他想让主席理解他的苦衷。
  不久,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主席与总理的分歧,表现为“冒进”与“保守”之争,但这与两人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
  主席是使用他的“矛盾规律”分析经济问题的,按照他的矛盾规律的理论,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
  因此,他反对经济搞平衡,主张打破平衡,先破后立,不破不立。总理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分析经济问题的,经济规律恰恰要求平衡。
  周恩来努力寻求生产上的平衡。他指定计委领导人薄一波和张玺负责平衡工作,要求把群众的建设热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结合起来。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再次指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6 06:34:01
  第四章 中央决定反冒进(1)
  在周恩来、陈云等的坚持下,195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刘少奇主持,讨论了当年的预算问题。
  这次会议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会后,刘少奇要求中宣部代《人民日报》拟一篇社论,宣传中央这次会议的精神。
  这就是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转录如下:
  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
  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进行了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已经收到重大的效果。经过了这场斗争,右倾保守思想已受到深刻的批判,大家都已认识别右倾保守思想的危害。
  现在我们国家工作总的情况是好的,健康的,是在不断进步中的。现在全国已有9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加入高级合作社的已占全国总农户的61%。
  截至三月底,全国已有88%的手工业从业人员加入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全国私营工业,以产值计算,已有92%转成了公私合营。全国私营商业,以资本额计算,已有75%左右实行了公私合营。
  这些改造工作的进展都是正常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鼓舞下,广大工农群众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
  今年如无其他重大灾害,农业的良好收成是肯定了的。如果我们能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使90%以上的社员都增加收入,那就可以使一百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下来,并且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入高级社准备下有利的条件。
  在工业方面,由于广大职工群众生产积极性的空前高涨和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广泛开展,我们已有可能迅速地提高工业生产和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高兴的。
  但这并不是说现在我们的工作中便没有缺点了,缺点现在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一些工作中仍然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是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
  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毛主席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
  现在的情况正是有些同志违背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超越了客观情况所允许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去硬办一些一时还办不到的事情。
  这种情况在许多方面的工作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就农村工作来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本来是要在五年、七年和十二年内分别加以实现的,但有些同志因为心急图快,企图在两三年内即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好。
  在制定增产计划方面,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在文化福利设施方面,都已表现出这样一种偏向。
  由于片面地强调了粮、棉的增产,缩小了农村的副业生产,又由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投资过多,这样就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急躁冒进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中央的要求本来是要在五年至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城市和农村居民中的文盲,但到某些省里就成了四年和五年,到某些县里成了三年,愈到下面时间定得愈短。
  现在正值农忙时期,但有少数农村扫盲积极分子不管这一情况,占用农民的休息时间来扫盲,使农民只好在课堂上打瞌睡。个别的地方甚至设立识字岗、拦路识字站,强迫群众认字。这些积极分子的热情是好的,但是他们用错了方法。
  他们这样做的结果,除了造成农村紧张,妨碍农民生产,招致农民埋怨之外,并收不到好的效果。
  在1952年的时候,我们已有过一次扫盲的经验,那次就扫得急了一些,以后又收缩得急了,以至大部分地方干脆完全停止了。
  停止是不对的,扫盲工作是应当积极地进行的,但我们这次在很多地方又做得急了。
  正确的办法应当是按照“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停学”的原则,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这一工作,既要纠正冒进的偏向,又要防止和反对取消主义。
  工业的生产和建设方面也有不少类似的情况。有些工业生产计划在制定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材料的来源和供产销的平衡问题,计划订得不切实际,使计划的执行发生很大困难。
  双轮双铧犁的生产计划定得过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压,就是一个例子。
  许多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也没有切实研究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的供应,没有对设计力量安装力量作充分的准备,以致发生某些停工窝工的现象。
  有些厂矿和基本建设工地在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中,不恰当地强调了一切“打破常规”,结果使事故增加,影响到工人的安全,也影响到生产和建设工程的正常进行,有些生产单位的定额订得过高,使大多数工人无法达到,影响了工人的生产情绪。
  有些地方在基本建设的节约问题上做得过火,结果厂房和宿舍建筑起来,质量太坏,并且不合用。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7 06:35:02
  第五章 中央决定反冒进(2)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
  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
  现在中央已经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
  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有些还未纠正,或纠正得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在今后经常注意。
  为什么在反对了右倾保守之后,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盲目冒进的偏向呢?
  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由于没有运用辩证的方法,没有从事物的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中去全面地观察问题,只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就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死,太绝对化。
  又由于缺少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当然就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
  在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四十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
  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
  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
  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
  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里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凡是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进。
  在你们这个地区、这个部门中,有没有右倾保守,有没有急躁冒进,哪些是右倾保守,哪些是急躁冒进,右倾保守是主要的,还是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右倾保守严重到什么程度,急躁冒进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些都要具体加以分析,不能凭空想象。
  也可能在同一个部门、同一个地区的工作中,在这件事上是右倾保守,在另外一件事上又是急躁冒进。
  我们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
  如果反得过火,就会反了一面,又造成另一方面的偏向,于工作反而有害。
  我们对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不要把它片面化、绝对化,这样才不会走到急躁冒进。
  总的方针是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哪些能又多又快,哪些不能又多又快,哪些是现在就可以又多义快的,哪些是将来才能又多又快的,怎样才算省得恰当,怎样既多、既快、既省,而又能达到好的目的,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仔细地、实事求是地去加以考虑,不能把问题看得太死,太简单。
  在执行中央的这条方针的时候,不能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既不能因贪多图快而造成浪费,也不能因求多求快求省而忽视工作的质量和安全。
  如果多了,快了,省了,但是不好,不安全,那就是违背了我们的目的。
  执行四十条的问题也是这样。四十条,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当然都是要坚决地加以执行的,但执行的方法和步骤,则是可以因各地客观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用不着强求一致。
  总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于把上面的方针、要求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去考虑和确定自己的工作步骤。只有这样,才不致于犯右倾保守或急躁冒进的错误。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8 07:29:37
  第六章 主席隐忍待发
  6月1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他认为2月会议压缩后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仍是个冒进指标。
  6月10日,在刘少奇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后经修改,其中涉及主导方针的几句话成为:
  “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月1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高声说道:
  “去年12月以后冒进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读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社论指出并批评了急躁冒进的几种表现。文章虽然很重要,也许是题目不鲜明,并没有引起主席的注意。
  主席注意到另一篇文章,即刘少奇委托中宣部起草的社论,这篇社论用了鲜明的标题:《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文章在发表前,经刘少奇、周恩来等审阅修改,刘少奇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
  已经回到北京的主席接到此稿后,仔细地看了起来。他越看越生气。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于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文稿中的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他。“哼!这‘上面’指的是谁?这篇文章不正是指着鼻子数落我吗!”
  他怒气冲冲地拿起笔来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然后,又去了江南.先到长沙,再去武汉。
  到了武汉,稍事休息即带着卫士来到长江游泳。只见大江滚滚东去,龟蛇两山对峙,一条大桥飞架南北,气势恢弘。
  主席下水游泳,搏击风浪,横渡长江,一腔烦恼立即被豪情代替。他想到了刘、周、陈等联手遏制他的一幕幕。
  哼!大风大浪都挡不住我,你们几个算得了什么!回到住所,他立即挥毫写了《水调歌头 游泳》: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散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反冒进的工作,在6月的人大之后仍继续着。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8 20:29:59

  第七章 春风吹向知识分子
  经济建设的需要,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开始解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向知识分子吹来。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
  “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
  报告明确指出:
  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他批评了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左”的倾向,提出了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待遇的三项措施。
  他大声疾呼:“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急起直追”。
  他说:谁想在当今世界的激烈竞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主席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
  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
  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之后,中央和地方各个部门都积极贯彻落实大会的精神,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1956年4月25日,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和思考的成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找到了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会议前后,昆曲《十五贯》正在演出,轰动了北京城,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主席看了两次。
  这出改编古装戏,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昆曲《十五贯》宛如一朵绚丽夺目的鲜花,它的盛开,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方针增添了光彩,证明了这一方针的生命活力。
  就在这次会上,主席在作总结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双百方针”的提出和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让知识分子真切地感到:春风吹来了!
  从建国到提出“双百方针”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一直处在霜冻里:
  首先,把广大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被称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再有,采用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运用大批判甚至专政的手段,粗暴地解决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
  1951年,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学者教授,到中学教师,所有知识分子都要参加运动。人人检查“反动思想”,大会小会批判反动思想,不少人被逼得自杀;
  1951年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
  1954年开展对俞平伯《红搂梦研究》的批判运动;
  1955年对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进行批判;
  1950年开始,对胡风文艺思想开展批判。
  1955年,主席亲自把胡风及与胡风有交往的一些作家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及一大批所谓的“胡风分子”锒铛入狱;
  紧接着,全国就开展“肃反运动”。
  1955年暑假,农村中小学教师都集中起来办“肃反学习班”,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笔者中学时期的老师董欣周先生等人,就被诬陷为“反革命分子”而被投进监狱。1959年获得平反。
  建国初期,一切照搬苏联的一套,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
  当时,苏联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实行一系列极左的方针政策。例如,在苏联,学术问题的争论常用行政干预,由政治裁决,任意宣布什么学说是无产阶级的,什么学说是资产阶级的。
  由斯大林亲自插手定论,把创立“基因”学说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称为“伪科学”,是“唯心的”、“反动的”,是“资产阶级的”;
  而把否定“基因”存在的米丘林-李森科学派说成是唯一真正的生物科学,是“无产阶级的”。
  这种行政干预、政治裁决学术问题的风气也被中国学来,当时北京农业大学发生的“小麦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农大小麦育种栽培学家蔡旭教授,以摩尔根“基因”理论为指导培育出一个小麦新品种,既能抗倒伏又能增产,却被农大校长认定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产品,不准陈列展览,不准农民参观,更不准推广。更有甚者,还对蔡旭教授进行批判,令其检查,压得他痛哭流涕。
  ……
  现在,周总理亲口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
  啊!春风吹来了!春天来了!知识分子们感激涕零,决心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献出全部聪明才智。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也有人心有余悸,不相信春天就这样快的到来。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说:现在只能说是“早春天气”,“草色遥看近却无”。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9 17:57:54

  第八章 调整知识分子政策
  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步骤,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2月24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地不足以适应国家的需要,因而要求全党“进一步地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提出改进意见,并及时向中央作报告。
  4-5月间,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情况的报告》、统战部《关于解决高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士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
  5月,国务院成立了专家局,专门管理高级知识分子,负责督促、检查各部门对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负责解决需要统一处理的有关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同时,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分别成立了有关办事机构。
  7月20日,国务院转发了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以及关于这个文件的《通知》。
  《情况和意见》就有关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14个问题(图书、资料、情报、学术交流、仪器、试剂、实验用土地、研究经费、工作室、助手、工作时间等),分别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和措施。
  《通知》开列了一个很长的应办理的有关事务的目录,要求各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关于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贯穿于1956年全年的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的工作,成为中共地方各级党委紧跟中央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央会议结束后,各地纷纷进行传达贯彻,并制定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工作纲要。
  中共上海市委于2月制定了《上海市1956-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要求上海各级党组织在3月底以前对知识分子工作作一次全面的检查,切实解决全市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工作安排、思想改造、生活待遇以及建党等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中共上呼下应的惯例,不仅省一级,地县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党组也都制定了知识分子工作纲要。
  如中共佛山市委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于2月22日发出《佛山知识分子工作规划(1956-1957)》。
  中共北京建筑工程委员会也制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规划》。
  在舆论上,“全国大小报刊上的大批判文章迅速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对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宣传,对著名知识分子近况的报道。”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31 19:41:18
  第九章 改善知识分子生活工作条件
  4月1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对当地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医师、文学家、艺术家的工作条件作一次检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一是迅速解决高级知识分子缺少助手的困难;二是积极地解决所缺房屋、所需实验用土地和基本建设的地皮等问题。三是切实改善图书、文物、档案和各种资料的收集、保管、整理、利用的状况。
  在1956年的工资改革中,提高了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
  上海市的规定更加具体,如要求市卫生局半年内首先改善3000余名学术地位较高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医疗条件;
  市房管局先拨出宿舍房屋500户,分配给著名学者、专家、作家、艺术家居住;
  市工联利用已有工人休养所扩大高级知识分子的休养名额;
  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负责解决年老体弱、工作繁重的“第一流专家”的交通问题;
  市合作总社做好高级知识分子各种副食品的供应工作,等等。
  各地在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都为教授们专辟了阅览室。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馆准备补订200种外文期刊和3000种外文书籍。
  北京大学的教学辅助人员将增加一倍,即110人。复旦大学各系配备了科研秘书,并且准备给老科学家配备助手和增加实验室人员。
  中国科学院图书经费也由原来80万元增为546万元,增订的书刊中有资本主义国家期刊2000种。正式成立了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搜集、研究并传播国内外科学发展的情况与最新成就。
  许多高等学校还采取各种办法改善教师们的生活条件。
  清华大学实行了“优待通用证”的办法,教授、副教授等拿着“优待通用证”到校医室看病、到食堂吃饭和到消费合作社买东西,都可以受到优先和其他照顾。
  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对教师吃饭、理发、看病、购买东西等也订出了照顾办法。
  中国医科大学为教授和部分讲师增加了住宅面积。
  东北药学院在食堂给教授讲师设立了专席,等等。
  对于中共的这种努力,罗隆基在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的发言中给予了充分评价。
  他认为:“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四个多月来,在解决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有了很显著的成绩”。
  并特别提到:“最近国务院改革工资的决定实施以后,对知识分子,特别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们的工资都将有较多的提高。”
  在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改善知识分子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的要求。
  随后,国务院陆续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关于协助办理知识分子中招聘工作人员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贯彻落实。
  根据中央的要求,北京市委提出了相应的规划意见,下属各单位也分别制定了具体规划,主要包括:

  第一,妥善安排知识分子的工作。
  给尚未就业的知识分子、工作安排不当和用非所学的人员、以及具有一定的专长又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人,提供工作岗位。
  在国务院《关于协助办理知识分子中招聘工作人员的通知》下发后,北京市立即成立了招聘工作人员委员会,开始招聘工作。
  知识分子非常踊跃,在两周内就有1500多人应聘报名,其中应聘科研人员、翻译人员、高校教员的有700多人。
  对高等学校、企业机关少数教师和技术人员使用不当的状况进行调整。
  例如北京市建工委提出,检查对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使用情况,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要求在6月底之前通过人事安排、工作组织、机构调整等措施予以解决。
  同时鼓励、支持知识分子进行专业活动,减少高级知识分子的行政事务工作,保证高级知识分子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其他业务活动的时间,每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40个小时直接用于业务。

  第二,改善工作条件。
  例如北京市卫生部门提出要有计划地在市中心医院和条件较好的专科医院设立研究室、实验室,增添图书资料,有计划地增订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医学书刊,筹建一所全市性的卫生医药图书馆。
  第三,改善生活条件。
  在《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下发后,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北京市粮食局决定给高级知识分子每人每月在定额(一斤)食油供应的基础上另补助一斤。
  清华大学决定给教授、副教授、担任教研室主任或副主任的讲师以及行政工作干部共137人发证,在校内就餐、购买副食品、理发、治病、看电影或演出方面享受优惠政策,其子女可以优先送入保育所。
  此外,学校的合作社对上述人员还实行预购副食、定时送货、电话预约,校医院安排专门的保健大夫负责教授的保健工作。
  为了切实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根据国务院工资改革的决定精神,有关部门还对知识分子的工资进行了调整,使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  
  相比1956年之前,北京市知识分子的业务工作获得了肯定,还得到了实质上的改善。
  例如清华大学新设了一个可以容纳200人的教师专用阅览室,室内有各种科学技术书籍和俄、英、德、法、日文的百科全书,供教师们备课和查阅。
  同时为解决教授宿舍中小孩吵闹影响备课的问题,学校专门在教授住宅区腾空了一所房子,供教授备课使用。
  知识分子工资的增加也表明了其生活待遇的提高,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六所院校的统计,教授、副教授的平均工资原为169.74元,调整后为228.79元,平均增长了59.05元;讲师平均工资为90.39元,调整后为116.26元,平均增加25.87元。
  北京市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给知识分子业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物质保障,使知识分子能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09 06:39:58

  第十章 改善住房条件

  1956年,全国各校对教职员的住房和家俱配备等,都制定过分配标准。典型的方案如下:
  住房标准(1952年—1955年)以房间数计算——
  A,家属宿舍:副教授(处长级)以上,每户2间半至3间半(半间为厨房);讲师、教员(科长级)每户2间至2间半,个别家庭人口多的讲师可住3间半;助教及一般干部每户不超过2间。
  B,单身宿舍:副教授每人1间;讲师、科长2人1间;助教、一般干部3人1间。
  1956年制订的住房分配标准,一般改为以使用面积或居住面积(平方米)计算。
  A,家属宿舍:正副教授、正副教务长、总务长每户63平方米;讲师及正副处长级每户50平方米;正副科级人员每户4l平方米;助教及一般干部每户以30平方米为限。
  B,单身宿舍:教授、副教授,每人28平方米,两间或一大间;正副处长级每人以不超过24平方米为限;讲师,每人15平方米一间;助教和一般干部,每人8平方米(2人1间);勤工以5平方米为限(3人1间)。
  1956年,有些大学新建教工宿舍楼,正教授4间一套(使用面积86平方米)、副教授3间一套(72平方米)、讲师为2间一套(58平方米)。
  这样的住房标准,虽然合理,但是到1958年以后就没有真正兑现过。反右派斗争和十年浩劫期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倍受歧视,各校住房越来越拥挤,助教、研究实习员之中的新婚夫妇没有新房,30多岁、甚至40岁还只能挤住在集体宿舍的“筒子楼”里。从1958年到1978年甚至到80年代,20多年积压的住房紧缺问题成堆,被称为“老、大、难”的顽症。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0 05:59:55
  第十一章 解决知识分子失业和使用不当问题。
  据各地调查,社会上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就业。如北京市5月以前调查,具有大学程度而没有就业的就有2321人,其中大学毕业的1482人,大学肄业的771人,其他68人。
  就学科划分而言,研究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有375人,社会科学和语文、教育的有1349人,其他科系的597人。同时,还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用非所学,使用不当。
  为解决这个问题,各地纷纷成立了招聘工作人员委员会。
  北京市走得快一些,截至7月底,已确定录用317人,还有1508人准备录用。
  8月11日,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国家技术委员会、国务院专家局等五个机关,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发布联合通告,向社会招聘科学研究人员、高等和中等学校教学和教育行政人员、技术人员以及翻译人员。
  招聘对象首先是社会上还没有就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其次是安排不当的在职专家。
  8月12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充分发挥我国知识界的潜在力量》。
  招聘工作开始后,仅北京市在两周内便有1500多人报名应聘,其中应聘科研人员、翻译人员、高校教员的有700多人。
  各地进展大体相同,如辽宁省截至10月上旬,有3000多名社会知识分子报名申请就业,招聘工作委员会发出了1500多份应聘书。
  此项工作延至1957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结束。与此同时,一些用非所学的专家的工作也作了调整。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1 07:06:28
  第十二章 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是争取知识分子“进步”和合作的重要途径。
  《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要求彻底纠正“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
  4月,中共中央批准下达了由中央组织部制定的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提出到1962年,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党员应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号召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
  针对党内的质疑,社论指出,决不能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政治经历和社会关系复杂,就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
  社论甚至认为,在思想作风上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缺点,也要热情地帮助他们,“把他们逐步地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
  根据中央的精神,各地都制定了在知识分子中建党的计划。
  上海市规定,全市在1956、1957两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11%左右,在一般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7%左右,并要求年内完成上述建党指标的50%。
  “从3月开始,全国刮起了一阵竞相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旋风。用多快的速度、发展多少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似乎成了紧跟中央的一个标志,有些地方党委甚至为此而打破了正常的入党程序。”
  官方媒体不断报道各地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消息。到建党日“七一”前夕,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入党,仅上海、北京两地,几个月内就有30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著名的物理学家邓稼先,物理学家谢希德,植物病理学家戴芳澜,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翻译家曹靖华,电影导演蔡楚生、张骏祥,中医赵锡武等,都是这个时候入党的。
  1956年上半年,中共各级组织共接收了2592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知识分子党员达到125万人,占1700多万中共党员总数的11。7%。
  中央提出在1956年至1962年间,要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力吸收党员,使党员占高级知识分子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北京市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在1956年与1957年两年内在全市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630人(约占高级知识分子总人数的12%),使党员的数量达到高级知识分子总人数的26%。
  按照北京市委的工作部署,北京市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和部门分别制订了发展党员的计划。
  北京市高校计划在1956年至1957年两年内接受教授146人入党,占其总人数的12%;讲师270人入党,占其总人数的15%。
  市委建工委计划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比例在1957年达到15%,1962年达到35%,一般技术人员中党员比例,1957年达到25%,1962年达到37%。
  在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例如,在批判关门主义时有一些误解,认为党的大门已经打开,谁要入就能入,从而出现了操之过急的情况,对一些历史问题尚未审查清楚的就接收入党,甚至与现行反革命分子有密切关系的知识分子也批准其入党。
  对此,北京市高校党委强调要坚持党员标准,保证新党员质量,对高级知识分子发展对象不能搞特殊化,不能优待,尤其在政治审查上必须严格入党条件,关键性问题搞不清楚不能马虎入党。
  1955年年底北京市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党员只有739人,占高级知识分子的14%。
  当北京市逐步克服关门主义倾向,大力开展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之后,到1957年8月时,高级知识分子党员增加到1490人,占全市高级知识分子的21.8%。
  一年多的时间里吸收了751人入党,比解放以来五年内接受的入党人数还要多。
  大批高级知识分子被吸收入党,为党增添了新的血液,壮大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技术的领导,有利于党团结和带领知识分子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3 05:59:59
  第十三章 培养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培养知识分子的新生力量,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以根本地解决我国的知识分子问题。
  知识分子政策有两个着眼点,一是充分使用现有知识分子,一是大力培养新生力量,以迅速扩大知识分子队伍。
  在中央拟定的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规划中,希望在12年内至少培养出100多万高级知识分子。
  规划提出,“必须培养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足以独立地解决我国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卫生事业和其他各个部门的技术问题的专家。”
  同时必须“培养出一定数量的接近现代先进水平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理论科学家。”
  中共中央所以特别重视高级知识分子,就在于他们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是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一是为国家培养新专家。
  因此,需要急切地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他们配助手。
  郭沫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殷切地提出:“我们希望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上,作到最紧张的努力,把潜在力量进一步发挥出来。”
  他认为,“培养专家要用带徒弟即个别指导的方式。”他要求科学院每位导师带研究生从5个增加到10个,这样科学院12年内培养研究生就可以比原定10500多名增加一倍。
  除了自己加紧培养,中共还从两个途径扩大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一是委托苏联代为培养,一是继续争取仍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回国。
  1950年以后,中国就开始派留学生赴苏联学习,主要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
  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1956年上半年,有1300多名中国留苏学生完成学业,已有300多名回国,其余的人也将于最近陆续回国。
  此后,中国一面向苏联派遣留学生,一面继续不遗余力地争取滞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
  据当时官方摸底,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大约有7000人,他们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具有专门知识,不少人已经是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
  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
  随后,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并作出批示,确定“普遍争取而又以在美国的留学生为重点”的方针,要求各有关部门都必须动员起来,“在大约三年时间内把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可以回国的留学生基本上争取回国,今年要求争取一千人”。
  北京市针对本地的情况,制定了培养新专家的规划措施:
  第一,高等学校二、三年制毕业的助教,应该在一定年限内补足大学应学的课程。工厂、医院等单位中的工程师、医师应该以自学为主,有些人可到大学听专业课。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人员可以组织他们上业余大学。从工人、护士中提拔的技术人员可以组织他们上业余中等技术学校。
  第二,组织一批有一定科学水平和工作经验的青年教师、青年工程师、青年医生向苏联专家和中国专家学习,争取在三、五年内取得国家副博士学位。特别是在专家比较集中的单位要下决心抽调一批青年加以培养。必须配备一部分医学基础较好的青年医生和医学院学生专门学习中医。
  第三,建议多派一些水平较高的高等学校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医务工作者出国深造。第四,要保证青年教师、青年工程技术人员和青年医务工作者每周有九至十二小时(其中有三至六小时可以占用工作时间)用于进修和科学研究,以提高业务水平。
  市委建工委对本部门新专家的培养进行了工作规划,提出现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技术人员,到1962年底要有10%以上在研究工作中获得成就并考取国家候补博士学位;现具有中等技术学校和高中文化程度的技术人员,到1962年底要有70%的人达到大学文化程度。
  北京市卫生部门提出积极培养与提高医学院校毕业的住院医师的水平,开展临床学习,积累临床经验,有计划地组织进行专业进修,争取大多数在三年内达到主治医师的水平;积极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学,选送部分西医师(约占总数的1%)到中医研究院脱产学习。
  1957年反右运动后,这些规划都变成了泡影。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4 05:45:46
  第十四章 1956年工资改革
  1956年6月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基本确立了我国此后将近40年的工资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由此确认的“级别”,成为中国干部、军人、工人、职员(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的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主要标准。
  同时确定的城镇户籍制度,跟劳动工资制度一起,成为决定共和国人民生活状况的基本因素。
  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城乡差别,由此定型。
  这次国家干部的工资改革,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
  其中党政机关的干部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
  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
  专业人员,如教师、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
  且各系列之间可以互相换算,如高教1级和文艺1级大致相当于行政8级;文艺7级大致相当于行政13级,高教8级大致相当于行政17级,等等。
  评级定职的标准,采用一职数级、等级线上下交叉的做法;依据资历和职务,参考德才进行评定。
  一般说来,正部长为3-5级;副部长为5-8级;正局长为8-10级;副局长为9-13级,正副处长为14-17级,正副科长为17-22级,等等。
  地方干部,如安徽省委副书记马天水为行政7级;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为行政8级。
  有些单位特别是中央领导部门因其特殊性,配备干部级别很高。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按级别至少为正部3-4级。
  在中国人民大学,10级(218.5元)、11级(195.5元)应为正局级而担任中层干部(处长)的,也为数不少。
  再如当时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为行政8级(287.5元),副处长为行政10级(218.5元);而文艺处处长丁玲是行政7级(322元);挂名在中央宣传部(和电影局)任副处长的江青是行政9级(到文革期间1968年破格提升为5级)。
  当时新华社社长不过为司局级,因为新华社曾隶属于新闻总署;而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副处长)李慎之为行政11级(相当于一般的司局级)。这些官衔为“处长”者,都属于“高干”待遇。
  这次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改革后,干部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改由个人负担;
  同时,干部住用公家房屋和使用的家具、水电,一律缴纳房租、家具费、水电费。
  但这些费用的数额很低,通常只有几角或几分钱。同时,对国家干部中因多子女生活困难者,特殊照顾(类似供给制包干办法):仍用政府福利费予以补助。
  1956年对于知识分子订立的工资标准,基本上套用国家干部的级别,把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纳入组织机构,以便加强监督管理。
  在这次评级定职中,注重的首先是级别,其次才是职务。
  职务只决定具体工作的责任和义务,级别才决定政治地位和经济报酬。
  同样担任局长或县长,但是行政级别可以不同,待遇可以有相当的差别。
  干部调动职务时,级别随着人事档案一起移交。因此出现很多官大职小(级别高职务低)、职大官小(职务高级别低)或有级别无职务的现象。如作家孙犁,行政9级(253元),职务只是天津日报的副刊编辑。
  当时以行政13级划线。13级以上享受高级干部待遇,可以在住房、汽车、差旅、饮食、疗养、保健等方面,有权受到各种特殊和免费的方便;
  又14—17级为“中层干部”,衣食住行用等照顾面就缩小一些;
  18—23级为基层干部,待遇一般没有什么特殊性。但是后勤、财务等掌权的基层干部,有“县官不如现管”的说法。这是典型的品位权势划分。
  货币工资制,还依据自然条件艰苦程度、生活水平差别等,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工资标准随区类略有调整。
  以1类为基准,如北京属6类地区、上海属8类地区、西宁属11类地区。
  划分工资区类别,每高1类,标准增加约3 % ,相应规定工资数额。
  1956年国务院以各地区现行物价津贴为基础,调整公布了全国“工资标准地区种类”如下——
  上海市、西安市等地物价和生活费用比较高,因此工资标准亦相应的高些,定为第8类工资区;
  北京市、天津市、沈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昆明市等,在全国范围内的生活费用属于中等水平,定为第6类工资区;
  南京市、杭州市、武汉市、合肥市、柳州市、济南市、吉林市、通辽市等,相对来说生活费用较低一些,定为第4类工资区;
  上海市比北京市同级工资数额高出6 % ,南京市又比北京市同级工资数额低6 % 。
  例如,同样是大学毕业生的月薪,在北京为62元,在上海为65元,在南京为58元。
  同样是一级教授的月薪,在北京为345元,在上海为365元,在南京为324元,等等。
  这也反映出各地生活水准有所差别:上海市的生活水准比北京略高,而南京市的水准比北京略低。
  定级别以后,大多数干部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心情舒畅;但有少数干部为评定级别不如意,而闹情绪。
  如作家姚雪垠,原为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后调入河南省文联,只被评为文艺8级,相当于讲师;级别评低了,出现思想问题。
  这次工资改革政策缺乏三个重要的考虑:
  (一)没有规定今后若干年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价的变化,将各级工资数额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反映社会经济产值的增长,而避免实际工资的降低;
  (二)没有建立一套工资晋级的制度,以激发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以至于后来十几年的助教、研究实习员都没有提升为讲师或助理研究员;教授和研究员普遍年龄老化;
  (三)没有全面考虑福利、保险和养老金制度。
  1956年工资定型、评级定职以后,直到1959年才局部调整工资。清华大学约五分之一的教职工808人增加工资,人均增11元。
  1960年,只有四分之一的教师645人升一级,人均增10元,职工900多人升级。
  1963年,1798名教职工升级(占总数4 970人的三分之一),增加工资,人均增7元。
  这么多年,大约五分之三的知识分子的工资才调整一次;而另外五分之二(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月薪长期固定。
  “文革”十年中,正常的调资工作停止。以致大批年青教师(大学毕业生)工资长期停留在56元/月,大批青工停留在40元/月。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22 14:50:10
  社会主义的良好开端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10-17 07:01:46
  第十五章 教师的工资
  第6类地区(北京)的工资标准为:
  科学研究人员、高等学校教学人员实行12级工资制,最高一级研究员、教授为345元,最低级实习研究员、助教为62元。
  卫生技术人员实行6等21级工资制,最高333.5元,最低29元。

  (1)教师工资
  1956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和高教部的通知,文教部门从4月起实行新的工资标准。
  全国各院校的教职工一律调整工资,例如清华大学,有2013人增加工资额27 243元,人均月增13元5角,增幅20%;
  调整后,教授月薪207—345元,副教授149.5—207元,讲师89.5—149.5元,助教62—106元。(当时新人民币1元约合今10元。)
  各类人员的平均月薪为:教授类266元8角,副教授类190元9角。讲师类122元2角,教员类161元,助教类73元5角;职员类78元,卫生技术人员94元,教学辅导人员56元;工友平均56元。而贫困补助线(个人最低生活费)定为每月22元。
  教授月薪(六类地区,即京津等地)分四级:一级教授 345元,二级教授 287.5元,三级教授 241.5元,四级教授 207元;(注:三、四级教授跟一、二级副教授交叉)。
  副教授月薪分四级:一级副教授 241.5元;二级副教授 207元;三级副教授 177元;四级副教授 149.5元;(注:四级副教授跟一级讲师交叉)。
  讲师月薪分四级:一级讲师 149.5元,二级讲师 126.5元,三级讲师 106元,四级讲师 89.5元。
  助教月薪分四级:一级助教78元;二级助教69元,三级助教62元,四级助教56元。
  校务管理人员(大学正副校长、大专独立或学院正副院长):行政6级(368元)—13级(155.5元),相当于副部级到副局级。
  中学教员实行10级工资制,最高149.5元,最低42.5元。小学教员实行11级工资制,最高86.5元,最低26.5元。

  【附注:1955—56年的新人民币3元,其购买力约合30年代初的银圆1圆。约合今30元。】

  (2) 科学研究人员(如中国科学院)月薪

  研究员月薪(六类地区即京津等地):一级(正研)345元,二级(正研)287.5元, 三级(正研)241.5元;四级(副研)207元,五级(副研)177元,六级(副研)126.5元。
  助理研究员月薪为:七级(助研)106元,八级(助研)89.5元,九级(助研)78元;十级(研究实习员)69元,十一级(研究实习员)62元,十二级(研究实习员)56元;(注:以上科研级别跟大学教员级别相对应:教授相当于研究员,讲师大致相当于助理研究员,助教相当于研究实习员,等等。)
  (3)其他如:主任医师的工资定为155.5元到333.5元;主治医师的工资为91元到177元;工程师的工资定为102.5元到241.5元。
  (4) 1956年大学和中专毕业生的月薪

  1955年国务院颁布文件,对大中专毕业生按学历规定了临时工资和定级工资标准;并规定见习期半年,期满后按表现评定工资级别。这比前些年的标准显著提高。1955—1956年规定如下:
  高校研究部3年毕业:临时工资月薪63.5元;半年转正,定行政20级,月薪70元;
  大学4或5年本科毕业:临时工资57.5元;半年转正,定行政21级,月薪62元;
  大专2年或3年专科毕业:临时工资46元;半年转正,定行政22级,月薪56元;
  专业学校高中3年毕业:临时工资36元;半年转正,定行政24级,月薪46元;
  专业学校高中2年毕业:临时工资32元;半年转正,定行政25级,月薪37.5元;
  专业学校初中3年毕业:临时工资月薪27.5元;半年转正,定行政26级,月薪33元;
  以上是按照北京、天津(6类工资区)的币值数额;上海、西安等第8类工资区的币值数额略高;南京、武汉等第4类工资区的币值数额略低。(但这个标准到1957年就修改了,各自都下调一级。此后大学毕业生的待遇一年不如一年。)
  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陈寅恪、梁思成、陈岱孙、翦伯赞、冯友兰、王了一、季羡林、林徽因、郭绍虞、钟敬文等被评为教授1级,月工资为345元(合今3450元)。全国当时共评出1级教授56名,评审极为严格。
  季羡林是1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帖100元,共445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厅,约为1.5-2元,罗松汤、色拉、烤肉或平鱼、两三道大菜,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当时还有一个特殊规定,即党员比非党员同级要少拿一定比例的工资,这在知识界十分突出。
  通常比例是:工资200元以上者少拿2 % ;100-200元者,少拿1 % 左右。如6类地区2级教授工资为287.5元,党员教授则拿281.7元;高教8级的讲师为106元,党员则拿104.9元。
  某些地区教学科研人员的最高月薪,党外标准331元,党内标准324元。一位党员老教授说:“当年那是很光荣的事。”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4 18:45:36
  1956年,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了公有制。于是,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三大改造的任务,原来设想从1953年算起,用15年或者更多些的时间完成,也就是说,要在1968年完成。
  出乎主席意料的是,仅仅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4年里,改造速度最快的是1955年下半年到1966年。
  主席原来认为,改造农民是最困难的问题。没料到他在1955年下半年,仅用“三个会议一部书”狠批“小脚女人”、“右倾保守”,就掀起了改造的高潮,最困难的农民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1956年1月15日,首都北京举行庆祝大会,庆祝北京市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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