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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10】土地改革运动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30 07:41:59 点击:1981 回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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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10】土地改革运动
  内容简介: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于1950年~1952年,在广大新解放区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次土改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也曾经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本卷是根据作者搜集到的资料编写的,把建国后新区的土改过程、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受到的极“左”思潮的干扰,都具体生动地再现出来,让读者全面了解这次土改的历史面目

  1、中央讨论土改问题
  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政策是亲苏反美“一边倒”;国内的中心任务是生产建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蒋介石留下个烂摊子:工厂倒闭,农业减产,物价飞涨,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因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很重。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于1950年~1952年,在广大新解放区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什么是土地改革?旧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地主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而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贫苦农民却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土地。农民为了生活,只好租种地主的土地,或给地主打工(当长工或临时工),遇到天灾病祸,还要承受高利向地主借钱借粮。他们祖祖辈辈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地主却不劳而获,靠剥削农民过着富裕的生活。党进行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消灭土地的封建地主所有制,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就是“土地改革”。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在中国,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无论是进行革命还是进行建设,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援助。
  怎样才能获得农民们的援助?很简单,这就是分给农民土地,让他们吃饱饭。
  红军时期,主席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援助,壮大了红军,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搞了土地改革运动,给农民分了土地,又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援助,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
  现在,新建立的政权需要巩固,国民经济急需尽快恢复,而这些都必须取得广大农民的援助。新解放区有大约3亿农民仍旧受着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必须尽快的进行土地改革,让广大的贫苦农民获得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从而取得广大农民的援助
  1949年1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
  主席在会议上说:“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一个是新区土地改革的完成;一个是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还有一个就是大量节减国家军政费用。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80%以上,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也必须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新解放的地区有三亿多农民,从今年起我们要在三年左右时间内,在新区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让这三亿农民获得土地。三亿获得土地的农民,这可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啊!”
  周恩来插话:“ 红军时期,主席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取得了广大农民的援助,壮大了红军,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解放战争时期,主席领导我党在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又取得了广大农民的援助,才赢得了今天的胜利。这是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嘛。”
  主席接着说:“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涉及的人口和地域的规模是空前的,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继军事决战的第二场决战。这场决战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呢?我以为,我们还是要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所谓‘集中优势兵力’,就是要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拥护土改的人士,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所谓‘各个击破敌人’,就是把分配地主土地和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阶段进行,即先动地主,暂时不仅不动资本主义富农,也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以后再动封建富农。‘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应该是这次土改中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
  解放前的历次土改都是地主富农“一勺烩”,这次土改怎么要不动富农、保存富农经济?参加会议的邓子恢等人现出迷惑不解的脸色。
  主席接着讲:“现在的情况和战争时期不同了。战争时期进行土改的直接任务是支援战争;现在我们已经夺取了全国政权,土改的直接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现在实行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的政策,我是出于这样三点考虑:第一,这次土改的规模空前的大,极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能更好的保护中农,防止扩大打击面和乱打乱杀。”
  刘少奇插话:“有轻微剥削的富裕中农和富农的划分是个难点。1947年土改中,许多地方都把富裕中农错误的划为富农,严重的扩大了打击面。我们应该吸取1947年土改的教训,避免发生‘左’的偏向。”
  主席接着说:“第二,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的突出了,对社会的震动也显得特别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显得特别的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就能更好的孤立地主,减少土改的阻力,我们在政治上就更加主动。第三,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富农似乎比较妥当。”
  刘少奇插话:“富农经济,实质上是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都要保存富农经济。这样,才能打消中农的顾虑,激发广大农民劳动致富的热情,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主席最后说:“对富农的策略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次会议不作决定。大家要深入群众搞一下调查研究,听听各个方面的意见,以后我们再进一步讨论,做出决定。”
  会后不久,主席就出国访问苏联了。在苏联,主席把土改暂时不动富农的想法向斯大林作了通报,斯大林赞同毛主席的意见。主席立即把斯大林的意见电告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并告诉刘“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改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将新区土地征粮指示草案中涉及分配土地的部分暂缓发表,待他回国后再作决定。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31 07:12:18
  2、中央汲取极“左”教训
  在新区进行土地改革,是一场有三亿农民参加的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如果土改政策出现偏差,就可能导致运动失控,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1947年解放区土改出现过的极左偏差,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仍然记忆犹新。
  1947年解放区土改复查时,刘少奇强调发动群众,“要按90%以上的群众意见办”,批评右倾较多,对防“左”则注意不够;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在晋绥根据地蹲点指导土改运动。他批评晋绥分局用中央苏区的办法搞土改是右倾,他推行了一套极“左”的作法:在划分阶级成分时,把许多中农错误的划为富农或地主,严重的扩大了打击面。如在兴县蔡家岩村,522户中划出地主富农124户,占总户数的22%;任意侵犯中农利益,认为团结照顾中农是右倾;侵犯工商业者,说他们是“化形地主”;乱打乱杀,一些开明士绅也遭到残酷打击甚至被打死;大整基层干部,把反对他的极左作法的党员干部打成“右倾分子”或其它“分子”,当作“绊脚石”搬掉。在晋绥全区43000名农村党员中,开除了约1万名,占总数的24%;
  1947年山西兴县的土改复查中,有很多被斗错的人,最典型的要数那个入了《毛选》的开明士绅——牛友兰了。残酷斗争牛友兰的联村斗争大会,就是轰动一时的“斗牛大会”。
  牛友兰家住山西兴县蔡家崖镇,是著名的开明士绅。他一生中办了两件最为后人纪念的事情:
  一件是1925年在他和另一位开明士绅刘少白办起了晋西北第一所初级中学——兴县中学。先后招收8个班,培养近300名学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党的高级干部。
  一件是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八路军开赴兴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后勤供给十分困难,牛友兰出资提供了一个团的装备,并主动将自家的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同时,他捐资2.3万元(银元)兴办兴县农业银行。又筹金1万多元,开办产销合作社,生产毛巾、袜子、裹腿等,供应部队。
  1942年5月,牛友兰担任团长,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和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他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等事迹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的评价。同年10月,他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就这么一位“红色士绅”,在1947年土改复查中却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含冤去世。
  1947年9月26日,在蔡家崖召开“斗牛大会”。
  上午九点多,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到达现场巡视大会准备情况。大会开始之前,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窑洞里,商量大会进行的程序一类事情,牛荫冠也被喊来参加。李井泉严肃地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
  牛荫冠是牛友兰的儿子,1936年参加革命的高级干部,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土改复查时牛荫冠已经被停职,正在边区党校接受审查。
  “斗牛大会”是联村斗争,来的人很多,周围的几个村子人都来了。牛友兰带着手铐脚镣,和一群被陪斗的地主、富农以及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事先训练好的“积极分子”们一个个登台控诉牛友兰的“罪恶”。斗争到高潮,有几个“积极分子”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然后吆喝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又惊又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地脆,一摆头,一下子就拉断了,鲜血直流。
  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斗牛”大会之后第三天,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的牛友兰在家中愤然弃世而去,终年63岁。
  除晋绥区外,其他各地土改也出现了极左偏向,主要表现是:不要党的领导,强调贫雇农路线,一切由贫雇农说了算,贫雇农的意见就是政策,贫雇农爱怎样斗就怎样斗。因而,把许多中农划为地主富农,严重的扩大了打击面;对中农和工商业者乱斗、乱抢、乱分;对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扫地出门”,乱打乱杀,进行“流血斗争”;反对极左作法的党员干部,都被扣上了“右倾分子”、“阶级异
  己分子”等各种帽子,挨了整,作为“绊脚石”被搬掉。
  当时贫雇农有个组织叫“贫农团”,贫农团的几个头头就像后来文革时期“造反派”的头头一样,大权独揽,想怎样干就怎样干。有些“流氓无产者”、“勇敢分子”、“坏分子”混入贫农团,当上了头头,乱抄乱分、乱斗乱抓、乱打乱杀的情况更为严重。他们把划为地主富农家庭的土地、房屋、财产全部查封,把地主富农家庭的人净身出户赶出大门,这就是当时盛行的“扫地出门”。他们为了追逼地主富农埋藏的金银财宝,或者报私仇,对人施加种种野蛮的酷刑:吊打,压杠子,夹手指,灌辣椒水,烧红的烙铁烙,等等。有的竟把妇女全身扒得精光,肆意侮辱,绑在街里示众。凡此种种,当年的日本汉奸、国民党特务也不得不叹服。许多帮助过党的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和无辜的劳动人民被活活整死。这就是当时盛行的“流血斗争”。
  著名作家刘少棠在《我是刘少棠》一书里写道:“1947年的土改运动,打、砸、抢、抄、抓、杀十分暴烈,我的家乡称当年的土改为‘流血斗争’。‘文革狂飙从天落,我的乡亲们说城里人也没有逃过‘流血斗争’这一劫。”“我们现有的描写当年土改运动的名著,为了当时的政治宣传和革命策略的需要,掩饰了土改运动中极‘左’的一面。许多参加或领导过1947~1948年土改运动的老同志,都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艺作品‘勿庸讳言’。”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1 07:24:33
  3、主席广泛征求意见
  1948年,主席和党中央发现了土改中的极左问题,坚决进行了纠正。
  在酝酿新区土改时,主席想起了1947年土改时的极“左”,因而对新区土改的决策非常的谨慎,虽然对“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策略的考虑日臻成熟,他还是要广泛的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
  1950年3 月3日,主席访问苏联回国。3月12日,他致电新区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他详细地阐述了这样做的三点理由,要求各中央局及其所属省委、市委对这个问题认真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
  3月30日,中共中央列举了14个关于土改的问题,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征求意见,要求在20天内答复。其中近半数与富农有关,最主要的是:土地改革可否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采取中立富农、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照此办理,无地少地的农民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对富农的政策,如只没收分配其出租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是否仍能达到中立富农的目的?照此办理,无地少地的农民又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各地纷纷回电,一致同意“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但对动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的问题出现了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完全同意主席的主张,暂时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有的人还对毛主席所提的三点理由作了详细阐述和补充;他们有的说,这样可以堵死损害中农利益的一个重要漏洞。历次土改中虽然都强调保护中农,团结中农,但是中农还是常常被侵犯、受打击。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把有轻微剥削的富裕中农错划为富农。如果规定不动富农,这样的错误就不会发生了;还有的说,中农的生产情绪对农业的丰歉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富农经济不动,中农也就安心了。这对发展农业生产十分有利。
  第二种意见,同意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但是不要提暂时不动。华东局第一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就持这种意见,他认为,如果提出暂时不动、过几年再动,中农和富农都会产生“割韭菜”的顾虑,不利于己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发展生产;
  第三种意见,主张酌情分配富农的出租土地。中南局第三书记、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接连三次来电,持此主张。他说:经过红军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江南各省的许多地主都逐渐卖掉土地,把资金转移到城市做投机买卖。因此,土地集中情况已不如大革命前,特别是在苏区及其周围,土地更加分散。地主、富农的土地只占三分之一左右,单靠收租吃饭的地主已经很少了。如果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则可分给贫雇农的土地太少了,不能满足广大贫雇农的要求。其结果,会使贫雇农的积极性降低,有些地方甚至连土改运动也搞不起来。这样,不利于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的贯彻落实,不利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主席把中南局邓子恢和华东局饶漱石的来电转发给其他中央局继续研究。5月1日,他在复邓子恢并告饶漱石的电报中,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鉴于富农出租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并要他们各自起草一份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中南局和华东局先后于5月13日和15日报来了土改法令草案。
  5月13日,中南局起草的土改法令草案报来了。这个草案对富农的出租土地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富农的土地财产不动。对富农土地之出租部分,得按减租办法减租。如某些地区贫苦农民所得土地太少,不足维持最低生活者,得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酌情征购富农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但征购后,应保持富农所有土地不低于当地中农水平)。”
  5月15日,华东局起草的土改法令草案也报来了。这个草案对富农政策只写了一句话:“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
  主席和党中央认真的研究了各方面的意见。刘少奇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经过主席审阅修改后,准备提交给七届三中全会讨论。这份草案关于富农政策的规定采纳了华东局的意见,只有一句话:“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1 20:06:39
  4、民主决策(1)

  1950年6月6日到9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7人,列席会议的有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的负责同志和有关工作人员43人。会上,毛泽东提交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分别就土改、财经、外交与统战、军事等问题作了报告。尽管会议内容很多,但讨论新区土地改革问题,是这次中央全会的重要内容。毛泽东的报告中,把土地改革摆在了第一重要的位置,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与否,是获得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首要条件。
  会议第一天,主席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阐述了党在当前的策略战略思想。他说:
  “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决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们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主席提出在土改中“不动富农土地财产”和“中立富农”的政策,就是体现了这样的战略策略方针。也就是说,这是保护中农、孤立地主、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减少土改阻力的一种策略。
  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的政策,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实行这样的政策,能够消除农民勤劳致富的顾虑,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农村生产力、为国家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大会发言说:“我完全同意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的规定。就华东情况看,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贫雇农所得土地占全村的60%到70%;动富农的出租土地,也不过占到70%到75%,可是,不动富农出租土地,对中立富农、稳定中农情绪和发展生产有利。”
  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大会发言说:“我对中央‘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 ’的政策是完全拥护的。但是,我希望在对待富农的出租土地上,不要规定得太死,应视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可以有条件的动。”他详细的介绍了中南地区的农村土地状况,分析了绝对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困难。他强调,在中南一些土地比较分散的地区,特别是经过土地革命的老苏区,如果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就会使贫雇农分得土地的数量减少很多,幅度在10%—20%。因此,他建议:不要把不动富农的出租地说死,应该灵活一些。对于那些土地特别少,不征收富农的出租土地就无法解决大多数贫雇农最低限度的生活的地区,可以经过省人民政府批准,允许在这些地区实行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政策。
  与会者对富农政策和其它土改政策进行了热烈讨论,多数人都同意邓子恢的意见。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接受了中南局邓子恢的这个建议,将原先土地改革法草案中规定的“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改成“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会议审议了关于新区土地改革的三个文件:一是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二是将由刘少奇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三是《农民协会组织通则》(草案)。
  七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为了加强对新区土地改革的领导,这次会议还决定,由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王震、刘伯承、邓子恢、黄克诚、饶漱石、叶剑英、彭真、刘澜涛组成中央土改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2 07:20:36

  5、民主决策(2)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全国委员会委员149人,及不兼全国委员会委员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25人,列席会议的有特邀人士、地方政协委员会推选的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由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
  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开宗明义地指出:“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规定: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接着,他就新区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土地改革法》(草案)中有关政策提出依据和酝酿起草经过,以及在进行土地改革时应该注意的若干事项,作了说明。
  刘少奇在系统地说明了土改的“必要性”、“正义性”和各项相关方针政策后,指出:“明确地说明土地改革的这一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现在仍然是必要的。因为这个基本理由与基本目的可以驳倒一切反对土地改革、对土地改革怀疑以及为地主阶级辩护等所根据的各种理由。而现在各种反对与怀疑土地改革的意见,实际上仍然是有的。”
  因为会议的重要目的就是要统一思想,尤其是要打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思想,所以刘少奇特别强调,在城市各界人民中,“解释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法令,使他们了解,并同情农民,帮助农民,而不要去同情地主,帮助地主,更不要去庇护地主,庇护自己亲朋戚友中的地主分子,应该告诉这些地主分子,要他们老老实实地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和农民协会的决定,而不要去进行反抗和破坏活动,以免遭受可以避免的打击。这也是组成反封建统一战线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在会议讨论中,不少民主人士表露出“和平土改”的幻想,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一些从地主阶级营垒中走出来的开明绅士和起义将领,则对土改表示怀疑、不满以至抵触。他们说“地主养活农民”,“地主和佃农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地主的好处不可一笔抹杀”,“土改偏差很大”,“斗争过火”等等。有的甚至说,党和国家的干部“上层好,中层少,下层糟”,“地方的农会常常被土匪流氓把持”,等等。不少人以“江南无封建”等言论,对土改进行抵制。出席会议的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这些言论也表现附和和共鸣。
  “江南无封建”的说法,是民主人士、著名学者董时进提出的。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公开信,标题是《董时进上毛主席书》,自费铅印,四处散发。他提出“江南无封建”论,不赞成在江南进行土地改革。据说这封公开信散发到他的家乡垫江县武安乡,也受到农会干部和贫雇农的批评。嘲笑“董博士不了解实际情况”
  所以,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在土改问题上的争论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针对上述对土改的各种怀疑、幻想和抵制的言论,中共在会议过程中以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传统手法,对民主人士进行反复的说服和教育。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分别约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些从地主阶级营垒分化出来的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座谈,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并在小组和大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力图在共同纲领基础上统一认识。结果,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主席张澜、民建中央召集人黄炎培、民进主席马叙伦、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在会上分别表态,宣布拥护土地改革法草案。
  起义将领刘文辉、卢汉、邓锡侯等也表明支持和拥护土改的立场。比如邓锡侯说:“这样一个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我个人,我可以坦白地说,是和我本阶级(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相冲突的。”“我愿诚恳地拥护这样的一个土地改革,我要坚决的放弃本阶级的利益,来服从全国人民的利益,服从整个革命的利益。”“我抱定决心,不仅做到军事上的‘起义’,而且更要做到阶级上的‘起义’。”
  毛泽东也很清楚,民主人士还有思想问题。他在6月23日作题为《做一个完全革命派》的闭幕讲话,着重点就在于要民主人士过好土改关。并强调如何对待土改是关系到是否革命的严重的立场问题,要求民主人士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站在农民一边。他说:“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获得翻身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庆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
  同时,毛泽东又鼓励民主人士,“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毛泽东的话显然是有分量的,许多民主人士已经清楚地看到,进行大土改,是时代潮流,大势所趋,任何阻拦都是螳臂挡车,是唐吉?克德似的幻想。他们中间有些人,前些年曾经坚持过“第三条道路”,实践证明,那是一条不可能存在的道路。这样一种情势下,与会者的思想自然会更容易统一。
  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纷纷发言,宣布拥护土改法草案,号召其组织成员为土地改革贡献力量。
  会议经过审议,同意刘少奇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进行了若干有益的修改和补充后,同意并建议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
  主席致闭幕词,他说:“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改,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的通过这一关。”
  建国初期,主席仍然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民主作风,《土地改革法》的制定过程,就是“民主决策”的一个范例。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3 07:09:13

  6、颁布《土地改革法》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八次会议,根据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建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6月3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主席令,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分为总则、土地的没收和征收、土地的分配、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方法、附则等6章40条。至此,在全国新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有了新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六条,分三段表述了对富农的政策: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它财产,不得侵犯。
  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 土地改革法》对地主的政策比过去也宽大得多。
  第二条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第四条规定: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不得因没收封建的土地财产而侵犯工商业。
  工商业家在农村中的土地和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应予征收。但其在农村中的其他财产和合法经营,应加保护,不得侵犯。
  第十三条第七款规定:还乡的逃亡地主及曾经在敌方工作现已还乡的人员及其家属,有劳动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以维持生活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土地改革法》第五条对划分地主的界限做出了清楚的规定: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贩以及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均不得以地主论。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百分之二百者(例如当地每人平均土地为二亩,本户每人平均土地不超过四亩者),均保留不动。超过此标准者,得征收其超过部分的土地。如该项土地确系以其本人劳动所得购买者,或系鳏、寡、孤、独、残废人等依靠该项土地为生者,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虽超过百分之二 百,亦得酌情予以照顾。
  第七条规定: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为避免发生1947年土改那样的乱打乱杀偏向,《土地改革法》第三十二条 规定:为保证土地改革的实行,在土地改革期间,各县应组织人民法庭,用巡回审判方法,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 给农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该条规定: 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
  《土改法》第三十一条划定阶级成分时。应依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按自报公议方法,由乡村农民代表大会、农民代表会,在乡村人民政府领导下民主评定之。其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者,亦应邀集到会参加评定,并允许其申辩。评定后,由乡人民政府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本人或其他人如有不同意见,得于批准后十五日内向县人民法庭提出申诉,经县人民法庭判决执行。
  (“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者”就是指地主、富农及其他人。)
  1950年7月和8月,又相继颁发了《农民协会组织原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和《关于农村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4 07:04:16

  7、开展土改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据此,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党领导农民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1950年1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在各级人民政府内设土改委员会和组织各级农协直接领导土改运动的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分批实行土改的准备工作。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讨论了新区土地制度改革。随后,刘少奇在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二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阐明了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
  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成为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
  各级党政机关训练了大批干部,组成了土改工作队。1950年冬,土改工作队纷纷深入新解放区的农村,在新解放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中共中央决定,从1950年冬季开始,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在全国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并规定在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之前,县以上的领导机关要选择少数地区进行典型试验,在做法上采取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分批开展。
  党中央明确规定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对于地主分子,同样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让其在劳动中改造为新人。
  各级党政机关根据中央的指示,立即抽调、训练了大批干部,组成了土改工作队。大批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和许多民主党派成员报名参加土改工作队,投身到这场伟大斗争中。1950年冬,土改工作队纷纷深入新解放区的农村,在新解放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运动在工作队领导下,大体分为五个阶段进行:
  1、 宣传动员,发动群众。
  首先在全村群众大会上说明来意,宣传土改,稳定民心。然后分别召集农会会员、民兵、妇女、青年和暂不冠名的贫雇农、中农及富农、地主先后开会,有针对性地宣讲土改政策、约法几章。有的村还将《土改法》写成了大字报张贴。与此同时,工作队员个个深入农户,访贫问苦,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2、划分阶级成分,健全农民协会,没收地主财产。
  经过扎根、串连、诉苦会等,将贫苦农民发动起来,选出觉悟较高、办事公道、历史清白的积极分子,改造健全农民协会。然后在农会和工作队领导下划分阶级成分。
  搞土改的关键一步是划分阶级成分,把农村各户按照所占有土地的多少、剥削人或受人剥削的程度以及参加劳动和生活贫富等情况,划分为地主、富农、上中农(富裕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若干等级。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在农村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对地主富农实行专政。土改时划定的阶级成分成了农民家庭高低贵贱的标志。
  然后,没收地主财产。前期土改都是依据《土地改革法》进行的,对有劣迹有民愤或隐瞒土地、转移粮食等的不法地主,展开面对面的诉苦说理斗争,一直斗到他认罪服法。确有必要时,由人民法庭开庭审判判决。对一般守法地主,只要交出应交的地契房契等,承认过去剥削农民的罪错,便不开他们的斗争会。后来,党中央突然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于是,极左思潮泛滥,乱抄乱打乱杀成风,《土地改革法》被弃置一边。
  3、查实农民的田亩和产量,为合理分配土地、征收公粮做准备;4、分配土地;
  5、颁发土地证,庆祝翻身、动员生产。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到1953年春,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我国大陆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建立起农民个体土地私有制,使全国3亿多农民无偿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而且不必每年再向地主缴纳约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 土地改革真正实现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得到土地的奋斗目标,使农民真正从经济上翻身作了主人,从而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土地改革还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地位,巩固了工农联盟。
  许多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一个晚上会到地头转几次,看看界桩是不是还在,有人搂着写着自己名字的界桩,就像搂着自己最亲密的亲人。当年解放区土改的著作、文章数不胜数,其中一篇文章描写了这样一个经典的场景,真实地反映了获得土地后农民的激动心情:75岁的老贫农崔山庚一到地头就甩掉了自己的拐杖,身子扑到地上,脸紧紧贴在自己辛辛苦苦侍弄了一辈子的土地上,老泪纵横:“回家了,回家了,土地回老家了!”
  农民们手捧政府发给的《土地征》,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下定决心,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勤劳致富。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5 06:47:16

  8、划分阶级
  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之后,土地改革就进入划分阶级阶段。划分阶级成分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工作。阶级成分划分是否准确,将直接影响到土地改革有关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决定着土地改革的实际效果。新区土改划分阶级的阶段,基本上是讲阶级、评阶级、通过阶级、批准阶级这四个步骤。
  “讲阶级”,即广泛宣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及其他有关文件,讲清各种阶级成分的定义,标准、界限等问题。
  “评阶级”,即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由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民主评议。本人到会参加评定,亦可在会上提出申辩。
  “通过阶级”,即由村农民协会委员会(吸收部分农民积极分子参加)对民主评定结果进行集中审议通过。
  “批准阶级”,即由乡人民政府将各村审议通过后的评定结果报至区人民政府,由各区人民政府执行最后审批权限。
  在“评阶级,通过阶级,批准阶级”的每个环节中,其结果均予张榜公布,实行“三榜公布定案”。本人或其他人如有不同意见,可于批准后15日内向县人民法庭提出申诉,经县人民法庭判决处理。
  上述四个步骤,最重要的环节是“评阶级”。“评阶级”就是划阶级,评地主、评农民内部、评朋友,必须有原则的区别。在划分阶级的顺序上,则是先划地主,再划富农,后划中农、贫农、雇农及其他成分。对个别较难确定的户,放到最后再划。
  对于如何划地主,将在下章详述。
  对于富农的评议,和地主有明显不同。富农也是在村农民大会上自报,内容也包括四个方面:报劳动,报雇工,报租入和租出土地,报剥削。对富农的评议不是采取斗争方式,而是采取批评的方式,使他们感到与地主不同。评议前,都要集合富农开会,进一步阐明对富农的待遇,以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
  在评议中,也发现有的富农谎报有关情形。碰到这种情况,工作队就组织熟悉情况的农民进行面对面的批评,意促其如实自报。当然,对于富农中的恶霸分子,如果在反霸中没有进行清算斗争,此时又不老实者,就要开展斗争了。
  对于中农、贫农、雇农等农民内部成分的评议,一般是在农民小组内部进行,采取自报公议的原则,以自报为主,公议为辅。其基本做法为:先由被评议者进行诉苦。有的地区提出了“诉苦团结划自己”的口号。诉苦时,要求全家到场,一人诉苦,全家补充。接着进行自报,内容为:报土地,报财产,报受剥削情况。
  农民内部评议,比起对地主、富农的评议,相对来说要容易些,主要是防止两个偏向:一是防止群众对中农、贫农、雇农间的界线看得过严,闹不团结现象;二是要防止中农报贫农,又要避免贫农报中农。所以,正确对待中农问题,是这些成分评议中的主要问题。各地在评议中,都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体现党的团结中农政策的作法。在组织上,召开贫雇农大会或代表会,邀请中农自由列席,以密切贫雇农和中农的关系;在思想上,对中农进行“劳动致富光荣”的教育,消除他们怕冒尖而不愿当中农的顾虑;在掌握标准上,介乎于贫农与中农之间可上可下者,在取得群众同意后,适当放宽,将其划为贫农。
  对评议过程中贫雇农与中农之间出现的一些纠纷和争论,一般都是本着团结互让的原则,通过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湖南省凤凰县水打田乡双江口村,有一户刘姓农民被评为中农后,认为被评高了,很不服气。农会便将他家的情况与其他农户进行具体比较,摆出他家应评为中农的理由,结果这户农民心悦诚服了。
  小土地出租者也属于农民内部问题,对他们的评议,有的放在村农民大会上评,有的放在农民小组中评。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6 07:02:39

  9、评议地主
  地主是敌人,不能以自报为主,而应以农民评议为主,必要的时候,要进行斗争。评地主时,先由地主自报,主要是报成分、财产、剥削、劳动情况。地主申报的材料,仅供参考,不作定案,也不代替群众评议。
  由于地主都清醒地知道被划为地主成分的政治经济后果,因此都想方设法赖成分,使自己的成分降低一些,降为富农也行。但这基本上是徒劳的,因为农民人多势大,地主说话根本不算。地主报完自家的情况后,评议决定权,在广大农民手中。
  评地主时,争议的焦点,首先是劳动问题,包括有劳动与没有劳动,主要劳动和附带劳动,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劳动时间满4个月与不满4个月,家庭劳动与本人劳动等;其次是剥削年限与剥削分量,有很多地主不承认解放前连续剥削三年,有些人根本不承认自己剥削。对于这种情形,土改工作队就要召集群众开会,对地主进行斗争了。
  当年在广西柳城县担任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第20团团长、著名作家阳翰笙先生的日记,就记述了柳城县大埔区六休屯斗争本屯地主杨朝达的经过。
  斗争大会之前,工作队已经通过访贫问苦,掌握了杨朝达的基本情况。大会前一天,工作队又组织基本群众进行“八摸、八追”的准备工作。所谓“八摸”,就是土改工作队先摸清地主的占有、剥削、劳动、成分、武器、分散(财物)、造谣破坏、政治罪恶的情况;“八追”就是在斗争会上要地主就上述八个方面的问题自己报出来。
  为了开好斗争大会,工作队又在前一天晚上召开全屯群众大会,就划分阶级等问题进行布置,说明划阶级的意义及阶级如何划法,强调划阶级时应打消各阶层的思想顾虑,农民团结一致斗争地主的重要性。大会之后,群众又开小组会,再次对地主进行“八摸”,讨论明天的斗争准备。
  第二天,六休屯斗争地主杨朝达的群众大会开始了。到会的除了本屯的农民外,附近各屯也有许多农民赶来参加。
  杨朝达夫妇被拉来后,工作队一开始要他“八报”。
  首先是报剥削。杨朝达说:“我没有理事(剥削的事),我不知道。”
  一个群众说:“你没有理事,我借你的谷子是不是你亲自来称的?”另一个群众接着说:“你收租收息为什么说没理事呢?”
  “是我仔叫我来称的呀!我剥削几多,我懵了,我实在记不清楚呀!”
  “你今年几多岁了?”
  “我六十四岁了。”
  “还有哪个欠过你的谷子,欠几多,你说说看。”
  “杨二贵还欠我九担没有还!”
  杨朝达没想到这是农民们设下的一个陷阱,他一下就跳了下去。“你不说你懵了吗?别人欠你的,为什么还记得这样清楚!”大家趁机你一言我一语地质问。
  “你的岁数,为什么也记得,你懵个屁!”
  “你剥削人太多了,所以你记不得了,是不是?”
  “你手放下来,我问你,的田从哪里来的?”
  杨朝达答:“从我老子那里分来的。”
  “你老子分这样多给你吗?”
  “没有这样多,有些是我买的。”
  “哪来的钱买的?”
  “靠剥削来的钱呀!”
  “你为什么剥削人?”
  “大家还不是一样么,那是从前的潮流!”
  “现在还敢不敢剥削人?”
  “早就不敢了。”
  “从前为什么敢?现在为什么不敢,那是谁给你撑腰?你说!”
  杨朝达不说。群众追问道:“是不是国民党替你撑腰?”杨朝达点点头,仍是不语。
  群众又要杨朝达报劳动。杨朝达说他家有四个劳动力。群众问他什么叫劳动,他说天天出去累就叫劳动。结果招来群众一顿讥讽。
  群众接着要杨朝达报成分,他说:“你们说我是什么成分,就是什么成分吧。”群众说:“要你自己说,自己承认!”杨朝达就说:“我是劳动地主。”
  群众听了他的话,忍不住大笑,杨朝达自己也笑了。有人叫他别笑,他说:“笑都不许我笑。”
  最后杨朝达只得承认自己是地主,但心里不服气。嘴里嘟哝着:“我生不逢时,没奈何,只好当地主了。”
  大家又追他:“你真承认了吗?”
  “承认!”
  “真承认还是假承认?”
  “真的。”
  “你投降了吗?”
  “我早就投降了呀!”
  接着,儿童团又去斗杨朝达的老婆。儿童们说他们去检查的时候,揭开他家锅盖来看,见煮满锅干饭,儿童们说:“我们贫户家吃的都是稀饭,你们不准吃干饭!”随而打瓢冷水泼去,杨妻因此便打骂他们。杨妻不承认错,大家便强迫她跪了下来。
  紧接着又斗杨,有群众问他:“你隐藏得有武器没有?”他死不承认。大家气极了,邓旺、天福便将他捆了起来,要他坦白,他还是死不承认,并说:“没有!没有!杀了我也没有!”
  这时村农会小组长荣福把杨成(本村农民)拉来作证,他还是死不承认。最后荣福把从池塘里捞到的子弹拿出来给他看:“这是哪个的?你说!”这时他脸色大变,一下头低下去,身子都要倒了,连说:“我该死了!我该死了!是我的罪恶!是我的罪恶!”差点哭起来。
  这个顽固狡赖的老滑地主,这时才算被群众斗倒了。
  四川省垫江县城西乡桂花村在评定成分时,地主的狡诈与顽抗也是十分突出的。特别是一些中、小地主,总是千方百计隐瞒土地面积和家庭财产,企图降低成分,逃避没收征收。恶霸地主李时雨在“清反减退”中被镇压后,其家属隐瞒土地,自报为富农。农民群众检举揭发了他家将土地契约秘密送给佃户等违法事实,经农会核实后,弄清了他家的全部土地面积,并按规定标准将其定为地主成分。地主周昌平,大量隐瞒家庭财产,装出一副早已破产的穷相。对此,桂花村农会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清算其剥削账、经济收支账,二是发动知情的群众检举揭发,三是向其宣传有关政策规定,进行政治攻心,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周昌平只好取出了藏在砖墙内的200多个银元,并交代了分散转移的大量衣物等财产,承认了自己的地主成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7 06:56:09

  10、没收和征收
  没收是将地主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依法由农会无偿收归公有,分配给农民。
  对于没收的对象和范围,《土地改革法》第二条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按照土地法的规定,没收政策具体的实施情形是:
  土地:在应没收的地主土地中,主要包括地主的田、地、山及与田、地、山毗连的塘、堰、堤、坝和各种林木等。对地主的坟地及坟场上的树木,按照《土地改革法》第二十条的规定,都一律不动。对地主家庭中有人常年参加主要农业劳动者,其自己耕种部分土地,基本上予以保留,但必要时得适当抽补。
  耕畜:主要没收地主所有用于农业耕作以及以收取租金为目的出租给农民的牛、马、驴、骡等。对地主与农民合养的耕畜,属于地主的部分,也给予没收。但对于地主主要用于运输业、手工业、作坊或经营畜牧业以贩卖为目的之牛、驴、骡等,均不没收。其他家畜,如鸡、鸭、猪、羊等,不属于耕畜范围,当然都不没收。
  农具:是指地主所有使用于农业生产之工具,如犁、耙、耧、耢、锄、石磙、耖、锨、车、铡、镰刀、风车、水车、箩、磨、碾、禾桶等。对于地主所有的抽水机等进步的农业生产设备以及碾米机、织布机等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都不没收。
  多余粮食:是指地主所有的粮食中扣除了应减租粮,应缴公粮及按当地一般农民生活水平留给地主全家至下季收获以前所需口粮以外的多余粮食。此外,地主收租及雇人耕种所得的各种农业经济作物如烟叶、棉花、花生、麻、桐子、茶叶、茶子、橘子、柚子、甘蔗等,均要折合成主要粮食计算,除留下自己所必须的外,也应随粮食一起没收分配。
  多余房屋:是指地主原住房屋中,留下足够其本人与家属居住以外的其余所有在农村中的房屋(包括其在集镇中适合于农民居住的房屋在内)。这些房屋中的谷仓、床、桌、椅等家具应随房屋没收分配。地主为建筑房屋并非直接使用于工商业的砖、瓦、木、石等,及其所有的谷场、田寮、山寮、牛栏等,也应一并没收分配。在分配房屋时,一般采用先留后分办法。分配家具时,由农民协会适当加以调整。对于地主在城市中的房屋以及在农村和集镇中直接用于工商业的房屋,均不得没收。
  在开展没收工作中,通常是由乡、村农民协会主持召开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议、农协会议和贫雇农代表会议,宣传“六要”、“四不要”政策。“六要”就是:要土地,要耕畜,要农具,要多余粮食,要多余房屋与家具,要田地房屋契约。“四不要”是:不要乱抓、乱打、乱罚,不要浮财底财,不要扫地出门,不要侵犯工商业。同时,也召集地主单独开会,向他们宣传“六要”、“四不要”,并警告他们不得进行破坏,要把应被没收的土地和其他四大财产,开具清单送农会审查,听候处理。
  在正式实行没收之前,由没收征收委员会组织贫雇农,调查了解地主家里应被没收的土地财产的数目,然后将调查获得的材料与地主送来的清单加以对照,查看有无出入。
  调查核实清楚应没收的土地财产数目之后,即召开没收土地大会,正式实行没收。没收土地大会,一般是先召开乡里的,后召开村里的。会上,由农民协会或没收征收委员会宣布没收方案,并令地主当众交出土地和房屋契约。没收土地大会结束后,就开始进行没收。各地在具体组织没收的工作中,有的是由农协和没收征收委员会组织专人进行没收。有的则是组织发动村里的男?老少,对地主进行逐户没收。没收时,有的负责站岗放哨,有的负责清点和登记,有的负责搬运。这种形式声势浩大,群众参与面广,有威慑力。
  征收是指合理地、适当地抽取农村中一些个人和团体多余的土地和其它财产。
  至于征收的对象和范围,《土地改革法》第二章规定:“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工商业家在农村中的土地和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应予征收”;小土地出租者土地超过当地人均土地百分之二百时,对超过部分予以征收(系鳏、寡、孤、独、残废者,可酌情照顾)。对富农,则“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工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各地在具体操作中,对于征收工作往往结合当地实际,作出补充规定。如《川东地区土地改革实施细则草案》中规定:
  在征收半地主式富农的大量出租土地时,如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少于当地人口一般平均土地者,应给其留下相当于当地人口平均数的土地;
  征收富农出租土地时,其与出租土地直接相关的塘、堰、堤、坝及出租土地上之房屋,也得随出租土地一并征收。
  在征收工商业家在农村中的土地财产时,要求:(一)小城市郊区及农村交通要道地区,已开始建筑工厂的场基,均予保留,不加分配。(二)工商业本人或企业在农村中经营的使用机器耕种,或有其他进步设备的农业土地,应收归国有不加分配,仍由原经营人和企业继续经营。(三)工商业家在农村中占有土地,如系完全自耕,和虽系雇人耕种,但家中有人参加主要劳动者,应根据其在农村的家庭人口、土地情况,按照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另定家庭成分,并按其成分适当待遇。
  部分征收小土地出租者土地时,要求土地中之出租房屋,应随土地一并征收。
  在征收富农的少量出租土地过程中,有的工作队员和农村干部开始不理解:既然中央强调要保存富农经济,现在又提出要征收富农的出租土地,是否党的政策变了?还有人担心在村里没法说话了。针对这种思想,各地反复讲清为什么要征收富农小量出租土地的道理,指出这样做与党的保存富农经济政策并不矛盾。同时还专门召开富农会议,进一步说明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不会变,以稳定他们的情绪。在征收富农小量出租土地的会议上,邀请富农参加,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在轰轰烈烈大土改的形势下,富农们见自己只是出租土地被征收,其余的都还归自己所有,当然也就没有意见了。
  征收公地,包括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等在农村中的土地。在解放区,这些公地所占面积较大。《中南区各省农村特殊土地问题调查》中显示:公地占当地耕地的比例,广东省一般要占到30%,个别的多达60%;湖南、广西省大约占到15%—20%;江西省约占15%;湖北省占10%左右。对于公地的征收,一般比较顺利。但有些地方顺带将用具和食品一并给征收了;有的地方还发生了捣毁佛像、强迫僧尼还俗和结婚等情况。这些错误做法后来很快得到纠正,凡是征收了不应该征收的财产,命令全部退回。同时规定:僧尼除自愿还俗和结婚者外,不得加以强迫。
  开展没收、征收,使广大农民感到翻身已指日可待,多年来获得土地的夙愿即将实现,因而表现出了极大的斗争热情。一些从不参加农会活动的老人、妇女、儿童,都踊跃参加农会主持召开的农民大会,自愿参加对没收、征收物资的搬运和看管工作。他们在农会的组织下,逐户、逐项、逐件地对没收、征收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进行登记造册,将可搬运的物品运到一起集中,派出专人看管。对不能搬运的土地,房屋则进行插牌和加封。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情绪高昂,前所未见。
  被没收房屋和其他财产后的地主,统统被扫地出门,到农会指定的地方暂时居住,等待分配。他们往日的嚣张气焰已看不到了,所有的只是一脸沮丧。
  没收、征收工作的胜利结束,标志着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实体的正式消亡。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8 06:46:37
  11、地主的反抗
  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其他四大财产,使地主一下子由昔日的人上人,变成了现在的阶下囚。更令地主们难以忍受的是,过去,他们衣食富足,生活安逸,很多人不劳动,现在也即将要面朝黄土背朝天,对于很多长期不劳动或不会劳动的人,生活将更加难过。所以,很多地主都试图通过分散隐藏财产、收买利诱、装穷叫苦和故意破坏属于应没收的财产等手段来进行抵抗,企图保持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势。当然,地主们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蚍蜉撼树,以卵击石。整个新区的一千几百万地主中,结果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阴谋得逞。
  反违法斗争先是对每个地主转移财产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发动那些在地主家劳动过的雇工和佃户,让他们起来揭露地主的违法事实;同时注意分化地主阶级内部,从熟悉他们情况的家人和亲友中获取证据。根据湖南省凤凰县的调查,在没收工作开始后,水打田乡一龙姓地主一次就出卖和分散粮食1万余斤。至于地主私自“赠送”和出卖土地,以及少报土地的,比比皆是。
  在摸清地主的违法事实后,就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斗争,将他们的违法行为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使地主理屈词穷,无法抵赖。当然,不少地主开始时总是装穷叫苦,拒不承认自己有分散财产的行为。但经过农民给他们说理、算账和作证,指出其分散、隐藏、破坏财产的具体事实后,他们才无话可说,乖乖低头向农民认罪。
  对于违法地主,视其罪恶大小、违法轻重,让他们赔款、罚款。不交的进行斗争,大多数地主只好交了。违法地主真是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据川北行政区三期土改的统计,经过开展反违法斗争,共追回地主赔罚款976亿元(旧币制),其中还不包括粮食。
  面对强大的政权力量和群众力量,有些地主绝望地选择自杀。著名诗人、民间文学家贾芝开国大土改时曾参加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到广西柳城县进行土改,1988年6月,他在《我的土改回忆》中写到:
  广西是全国最后一批进行土改的地区,吸取了以往土改的丰富经验和教训。所以广西土改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工作比较稳,严格掌握政策,不允许有过火行为。一方面不断地反对右倾,另一方面也在防“左”。比如,罪大恶极的地主分子不经上级政府批准是不能判处死刑的。判死刑的是极少数,对一般地主则实行分化,区别对待,只要低头认罪交还血汗钱,即可以从宽处理。对于历史上有功绩的人还要说服群众,由政府予以保护。我们要改革的是地主阶级的土地剥削制度,把土地交还耕种者。但是,在这场斗争面前,地主中也有的顽固不化,甚至还抱有刻骨仇恨,公开进行疯狂的反扑。
  有一天,宋景山(广西省土改工作第一团中队长——引者注)同志要我到区工委汇报近潭乡的工作情况,我到沙埔时,向他问起最近听说在江头发生的女恶霸凶杀案。他首先指给我看桌子上放的一个裁纸刀和筐子里的一把菜刀——这就是地主杀死全家人的凶器。接着他详细讲述了这一惊人事件的始末。
  这个女恶霸为人凶狠无比,她家中有一个公公,四个孩子。她对工作组进村土改恨之入骨。这一天,她拴好了大门,拿了菜刀到上房去杀她的公公,公公说:“你不要杀我,我自己死!”老头立刻悬梁自尽。这时,她的大女儿发现她妈要杀人,就开门逃了出去,边跑边喊叫:“救命啊!救命啊!地主婆杀人啦!地主婆杀人啦!”
  女恶霸追出门外,没有追上女儿,返回头又把门反扣上。她从柜子里把家里的几床新棉被都拿出来,一条条铺在地上,然后动手一个个地杀死自己的三个孩子,孩子吓得乱哭乱叫,她却全然不顾。她杀死一个孩子,便把尸体倒拎起来,把血浇在新被子上,箱子上到处洒。一连杀死三个孩子,把他们的尸体并排平放在被子上。她还把墙上挂的烟叶取下来,在烟叶上也洒满了血。她的意思是:我的新被子休想叫你们穷人盖,连我的烟叶也叫你们抽不成!我什么也不能给你们留下!最后,她用小刀抹了自己的脖子,也躺在被子上了。
  宋景山接到发生凶杀案的紧急报告后,他立即赶到肇事地点。据说,村里的工作组由于缺乏斗争经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宋景山同志带一个勤务员来到现场看了看,立即下令把全村的地主分子都集中起来训话,村干部和土改队员也都到场。他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摆,说:“你们看看,这个地主婆竟然下手杀自己的孩子,自绝于人民。谁要愿意学她,愿意自杀的站出来,老子立刻枪毙他!”“现在分两边站,谁要自绝于人民的站过去,不愿顽抗到底的留下别动!”话说完,结果没有一个人站过去。
  一场风波至此平息,江头地主分子嚣张的气焰从此被打下去了。一切工作按政策按步骤照常进行,后来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8 12:25:26
  12、查田评产
  查田,就是查清农村各户所有土地的实际面积,把过去隐瞒的土地,清查出来,把过去面积宽窄不一及计算单位不同的田、地、土都统一按照市亩计算。评产,就是原则上以县(也有以区的)为单位,统一评定各户一定面积土地的常年产量,以区分各块土地的肥、瘦、优、劣。
  开展查田评产的目的,是为真正公平合理地分配土地打好基础,同时也为以后执行合理负担(公粮)的政策和指导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依据。
  查田评产是分配土地的前提条件,是针对新区的具体实际情况来进行的。在新区,一方面由于人们习惯上使用的“石”、“挑”这种土地面积计量单位,是以产量定面积,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实际面积一般不甚准确;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在旧社会经过反复多次的转买转卖,以及在长期的耕作变迁中,土地申报面积与实际面积也易出现差距,同时农民为逃避和减轻赋税压迫,对新开垦的生荒地也往往不报或少报面积,形成农民手中少量的“黑田”。因而查田评产首先是将没收征收的土地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点登记,重点是检查有无遗漏的。在此基础上,精确统计出各种土地的数目,再核实土地的产量。
  田地数量和评定产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公粮的征收,关系到每个农民的切身利益,因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动机和思想顾虑。不同的村、族怕把产量评高了本村本族吃亏。有的群众怕查出了田之后提高成分,贫农怕升中农,中农怕升富农,富农怕升地主。有的农民的田是大田报小的,小田的人怕吃亏,存有照比照瞒的思想。田地多则必然承担相应多的公粮,瞒田的人怕报出了田负担不起(怕受罚),没有瞒田的人,抱有一种“各人自扫门前雪,害别人做么事”的思想。贫农想多分田,因而害怕产量评高了少分田。佃中农怕多抽田,富农怕查出田加罚多累进,算往年陈粮。因而,这项工作开始并不顺利。
  垫江县大石乡东洋村有个中农成分的农协生产委员,村里指定由他负责查评工作,结果他带头闹情绪,弄得全村三天之内无法开展工作。长安乡协兴村的干部,除农会正、副主任和村长外,都是中农。这些中农串通起来,还拉拢少数贫雇农公开起来吵闹,造成很坏影响。四区有个村,当贫雇农代表开会回去后,中农即出来说风凉话:“你们吃了政府两天饭(指到乡里开会),不要忘记了咱们哪。”由于中农的阻挠,给部分村的查田评产工作增加了困难。
  另外,有个别乡、村干部也产生了本位主义观念,怕本乡、本村评高了“吃亏”,所以有意地“打埋伏”。七区沙坪乡有五个村,标准田就评得低,评完之后,结果面积、产量都比以前还少,而乡长、乡农会主任却跟着大家喊“评高了”。
  查田评产是农民内部问题,和“清反减退”时清查地主“黑田、黑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首先,农民的土地面积失实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少数农民不愿如实申报土地面积和产量只是一种对党和国家有关政策不理解的一种落后表现,而地主隐瞒土地面积则是人为地破坏减租退押和逃避公粮任务的一种花招。另外,查田评产的目的,是为公平合理地分配土地和使农民合理负担公粮任务打下基础,而清查地主“黑田、黑土”则是为削弱地主阶级的封建经济,打垮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而采取的一种措施。
  因此,垫江县委反复强调,开展查评工作,必须坚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这一基本原则,必须以党的有关政策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在群众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采取民主的方式来进行。
  为解除群众中存在的消极情绪,推动全县查田评产工作的顺利进行,垫江县委及时提出“评得好,分得公”、“评得公平,负担合理”等口号,取代了“一人瞒产,大家吃亏”等消极提法,重点解决中农怕增加农业税负担而“吃亏”的思想顾虑。同时,也对干部中存在的有意“打埋伏”的错误做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加强了对各乡查评情况的督促检查。
  贫雇农是农村中最革命的阶级,只有依靠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各项工作才能做好。向荣、凤凰两个村开始评定标准田时,查评小组的中农成员都喊“评高了”,“喝不起米汤了”,甚至罢工,弄得标准田评不下去。后来贫雇农自己选出代表,组织起来继续评定,工作进行很迅速,结果罢工的中农也不罢工了,重新回到查评小组参加了查评。只要贫雇农发动起来的地方,个别中农的不正之风很快就被克服了。
  对于中农里出现的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县委始终以团结为基本出发点,去帮助解决。但这种团结,不是以消极的、妥协的态度去团结,而是坚持原则,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基础上去团结。在处理各项具体问题时,各级干部总是依靠贫雇农,批评中农的各种错误思想,同时坚持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评定。长安乡坪山村中农势力较强的西冲组,开始中农很自信,认为“水也泼不进去”,评议时将土地面积和产量都压得很低。村农会和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将西冲组的贫雇农发动起来,批评了中农故意隐瞒土地面积和产量的错误。最后评定时,将该组原1016挑半的面积评为1302挑半,将原101000多斤的产量评为156000,中农也没什么意见了。
  县委在工作中发现,凡是乡、村干部在思想重视了查田评产工作,方法对头,评定就比较合理,进展也顺利。少数乡、村干部由于思想保守,怕得罪人,怕吃亏,在方法上也包办代替,虽然标准评得很低,但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公平合理的原则,结果群众很不满意。在六区普顺乡花雨村还发生了群众集体到区、乡请愿的情况。对于因干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而造成的问题,县委非常重视,在处理上,一是教育干部,纠正少数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做法,二是组织这些乡、村的干部到其他乡考察参观,学习别人的经验。沙坪乡的几个落后村,就是在组织村干部到武安乡参观学习之后,回去重新发动和组织贫雇农,才按标准实事求是地搞完了查田评产工作。
  垫江县的查田评产工作,是广大新区大土改中查田评产工作的一个缩影。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9 07:16:03
  13、分配胜利果实
  分配胜利果实,是农民特别是无地和少地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土地改革的具体着眼点。胜利果实的分配,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土地的分配,二是其他四大财产,即耕畜、农具、多余粮食和房屋的分配。
  分配前,农民们谁都想多分一点,分好一点,土质差的农民想趁机换土质好的田,土地远的想换近田,田多的农民担心打乱平分,田少的农民怕非农业人口参加分田,并希望参加分田的人数越少越好,担心干部多分田,分好田。针对这些思想,各地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分配政策教育,对干部进行以身作则教育,对农民进行团结互让教育,提出了“争着吵着不够分,团结互让分不尽”的口号,教育了很多人。
  土地的分配,一般是以乡为调剂单位,村为分配单位,按土地、人口、阶级情况先算出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第一平均数),再算出无地少地农民分配的土地平均数(第二平均数),树立标准,先解决村与村之间的调剂,再在原耕的基础上进行抽补,实行远近和好坏搭配,整分零补,既大体按人口平均分配,又不搞绝对平均主义,坚决不动中农的自有土地。
  无论是土地的抽或补,都要进行自报公议。自报公议以农民小组为单位,进行自报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要求进行“三看”,即:看东西,看自己,看别人;“三比”,即:比穷,比苦,比需要。小组自报后张榜公布。接着在全村大会上再次自报和评定,然后再张榜公布。
  自报公议结束后,由农民协会和分配委员会先找抽出户,即租种土地较多,其土地超过全乡平均数的原耕农民进行协商,确定留哪几块,哪几块交分配委员会分配。接着是同分进户,即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协商,解决如何抽补和具体搭配的问题。协商后的意见,经乡农民代表批准后,就进行交接、认地、插标、定界。看田插标时,各地都是敲锣打鼓、红旗飘扬,庆祝土地终于分到了农民的手中。
  耕畜、农具、多余粮食和房屋这四大财产的分配,则根据没收财务的多少,按照“填坑补缺”的原则进行的,具体办法是:?啥补啥,缺多补多,缺少补少,不缺不补,首先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四大财产的分配,大村以村为单位,小村以乡为单位,首先分配的是房屋。
  在依法没收的房屋中,除不适合农民居住和必须留作公用的房屋外,首先分给无房的贫雇农和贫苦的烈属居住。房屋还有多余时,就分给缺房户。如两户缺房的,一户搬到新分房屋,另一户住原来的旧房屋。几户合住一个院子的,还对堂屋、菜园、牛栏、厕所等公共设施的使用做出合理规定。对于没收来的地主的家具,除了分配给贫雇农外,不少地方都有意识地留出一部分分给中农。中农觉得,不管分多分少,总是有我们一份的,这样和贫雇农的确是一家人了。
  耕畜随田地分配,但一头耕畜最多只能分给四户,并由一户饲养,草料分摊,共同使用。
  湖南省芷江县板栗坪乡在分配耕牛时,首先根据全乡田地总数,以每条牛平均能耕田15亩至20亩计算,全乡尚缺耕牛40多头。后经贫雇农大会决定,用清算出来的金银到银行兑换了1100万元(旧币制),又购买了44头牛。这样再经过贫雇农小组会、代表大会详细讨论,知道全乡共有贫雇农164户缺牛,缺牛田1081亩。因每户田亩数字不同,分牛办法便采用由每组推选懂得牛的口齿、能耕田多少的贫雇农代表组成“临时评议委员会”按照每条牛的具体情况,先确定每条牛能耕田多少,而后再由缺牛户自由组织成一组,以便合领一条适当的耕牛。但在评定耕牛能力和分牛时,必须要好好的照顾军属,一再讲解贯彻“天下农民是一家”的精神,搞好内部团结,发扬互助、互让的品德。在评每条牛耕田亩数时,因母牛,幼牛价值大,把这些牛分给军属。在牛中还有黄牛与水牛之分,黄牛适合于山地,水牛适合于平田。这样又要发动大家互助、互让,照顾山地和平田的不同,把黄牛、水牛分给适合使用户。地主和中农共有的牛,把清算出来的地主所有的部分,分给贫雇农时,要照雇到中农的利益,由其自愿的找适宜的共用户。
  各户自愿组合好后,每条牛能耕田亩也确定好,便召开贫雇农大会分牛,把牛都集中在会场中,每条牛能耕田地数字,用布条写好,系在牛角上,由分牛户轮流看一遍,然后再由雇农军属、雇农,贫农军属,贫农依次分牛。分牛时还产生这样一种困难;就是牛的耕田数很难和自由组合户的田数相符。这时除以农会为单位适当调剂外,仍要本着天下农民是一家的精神处理,说服教育大家,发扬友爱。板栗坪乡的事实证明,只要把道理讲清,农民是不计较这些的,如农民邱荣九说:“我们坪里田好耕些,少分一点牛,也没得关系。”
  这样分完后,农民都非常满意。邱昌顺的小孩一下跳上他分的牛背上说:“这下真的大翻身了,我家里分了田,分了屋,又分了牛,种田再也不受气了。”
  农具随耕畜分配,如犁、耙,一般是两头牛一张犁,三至四头牛分一副耙。水车、石磨等大农具不宜分给个人,分给几家共同使用,小型农具按“缺啥补啥”原则分配。粮食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分配,并优先分给无粮或缺粮的贫雇农。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0 07:05:09
  14、土地复查 确定产权(1)
  土地复查是开国大土改的最后一个环节。1952年12月9日《长江日报》社论中说:之所以要复查,主要是土改运动“像暴风雨一样地猛烈迅速,往往是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一次大革命;正因为运动进展迅速,就不可避免地有粗糙现象,敌人被基本打倒了,但残余的敌人尚未肃清;打倒了的敌人,还来不及分别发落,在运动中错打了自己人的,也还没有来得及做补救工作;特别是群众的思想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还有一定限制,在若干地区还不足以巩固住已得的胜利”。
  也就是说,已经进行土地改革的农村,由于开展土改的时间短,以及干部力量分散和生产季节不等人等原因,运动发展不平衡,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一是不法地主向翻身农民反攻倒算。土地改革后,大部分地主慑于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威力,有感于党和人民政府给出路的政策,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政治上较为老实。但有的地主分子不甘心其剥削和寄生虫生活的失去,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极为不满,对农民群众和农会组织非常仇视。这些地主貌似忠厚,表面上规规矩矩,暗地里却对农民进行欺骗、拉拢,挑拨群众矛盾,分化农会组织;或装成受害者的样子,上蹿下跳,造谣诬蔑,破坏生产,对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进行威胁、恐吓,甚至殴打、辱骂群众和农会干部。
  四川区垫江县长安乡元峰村曾当过土匪的地主朱定中威胁干部说:“你们都会搞哟,把老子搞得一干二净,总要搞死几个摆起嘛!”董砚乡白龙村地主范金成,被公安局释放回来后,公开叫嚣:“不怕你们(农民协会)办,老子还是回来了。总有一天你们要倒霉嘛!”长安乡还有一地主分子,多次将一名民兵的家畜、家禽整死,最后竟将其小孩杀害。由于地主的威胁,有的村干部胆怯了,文峰村农会主任就因此而不敢干工作,表现非常消极。
  湖北省新洲县李林乡犯有血债的地主汪伯让,土改中未受到应有的惩处,土改后,又砍伐竹园,把分给贫农房子的桁条也锯断了,把被分的大缸抛到塘里,不交给农民。恶霸地主汪泽楷,在墙上写反动标语,骂干部。劳改地主汪小雨的老婆,抗旱中把余少坡等五户农民的水给偷偷挖了,使那些田块基本绝收。
  据川北区10个县141个乡的统计,在12710户地主中,有各种反攻倒算行为者有1994户,占地主总户数的15.2%。
  二是农村基层组织存在不纯。据李学谦对中南区湖北武昌县锦绣乡、湖南长沙县樊塘乡、江西南昌县小蓝乡、广东惠阳县沥林乡、广西宾阳县大林乡的典型调查,这5个乡干部总体状况是?的,80%以上的乡村干部是劳动农民,其中贫雇农占70%以上,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从干部的政治表现上看,斗争坚决,工作积极,作风正派的占25%;斗争坚决,工作积极,但作风不好,脱离群众的占35%;本质好,但土改后松劲者占29%。此外,历史复杂,丧失立场,包庇地主者占11%,其中有相当数量人是被地主“派进来”和“拉出去”的,有的实质上已变成地主阶级的代理人。
  四川省垫江县新民乡有个三类村,其村长曾为兵痞,财粮委员系破产地主,公安委员是吗啡客(吸毒者),宣传委员当过“刀匪”小头目,武装自卫队长当过保丁。太平乡有个三类村,十七个村干部中有八个系不纯分子,其村长在旧乡公所当过两年乡丁,武装委员作过土匪,生产委员任过一年旧甲长,优抚委员在1950年曾同一地主喝血酒,同谋组织“推翻会”,文教委员干过两年旧甲长,另有三名委员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该村的地主几乎全被评为“优良地主”、“团结地主”、“劳动地主”与“和平地主”。
  像这种典型的组织不纯的村政权和村农会,为数虽然不多,但在其控制下,这些村的土地改革很不彻底,各种封建势力并未受到应有打击。
  三是错划和漏划阶级成分。错划主要是将富农和小土地出租者划成地主,或将中农划成富农。当然,也有将富农划为中农,或将中农划为贫农的。漏划主要是将应该划为地主的而划成了富农或其他成分。
  在这两种情况中,错划是主要的。贵州省平越县三江乡1234户中,被错划的有139户,占11.3%,其中主要是把82户贫农划成中农。川北区遂宁县对7个村的调查,除贫雇农之间错划不计外,共错划了18户,其中主要是把地主、小土地出租者划成中农富农,也有富农划成地主,把中农划成富农的。川东调查发现,抬高降低成分的现象中,还有个别农民被误划为地主,遭斗争后赔罚了物资的,事后也未作处理。据江西省委的估计,土改中划错成分而被打击者在被打击者中占约占15%,多者占30%。主要是将一些小土地出租者、半地主式富农和富农划为地主。江西有个地方错误地提出“斗争中农以上有恶迹者”,甚至将给地主抬过三次轿子的贫农也给斗了。
  此外,还存在果实分配不公,机动田留得过多,干部贪污多占等问题。
  首先是乡村干部多分田、分好田,以及多分其他财产。如福建省闽侯县第一区吴山乡,在25名干部中,就有11名干部多分田或分好田,农民对此意见很大。其次是机动田留得过多,积压农具、房屋、鱼塘等果实不分或少分。据湖北省江陵县对已经结束没收分配土地的25个乡的调查,发现积压未分粮食达6169石之多。湖南省湘潭县古泉乡,一个村农协副主席贪污稻谷2000多斤。
  以上这些问题,新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直接影响到土改运动的巩固和深入,因此各地都专门安排了一个时段进行专门解决。中南、西南成为“土地复查”,华东区则称为“结束土改”,西北区叫做“总结土改”。复查主要是针对上述问题而进行。
  一是坚决打退不法地主的反攻倒算,对逃亡漏网地主依法进行没收处理。对于反攻倒算的地主,按其性质分别处理:凡讽刺威胁农民的,进行说理斗争;向农民夺田夺屋的,对其进行斗争,令其退还农民;对进行反革命活动,企图篡夺政权,放火、放毒,发展反动组织图谋不轨的,依法惩办,严加镇压。对于已经依法进行没收并低头安分没有不法行为的地主,则不再斗争。在斗争反攻倒算的地主时,锋芒主要是对向少数尚未打倒的地主或大地主中的严重违法者。其中有杀人放火等严重倒算行为,民愤较大的地主,在由群众面对面斗争清算后交人民法庭依法惩处。对有重大劣迹的逃亡漏网地主,由乡村政权配合公安部门缉拿归案,并依法没收其土地财产。(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0 17:20:35
  15、土地复查 确定产权(2)
  二是整顿农村基层组织。整顿的第一步,先把乡、村主要干部集中于县区整风学习,号召他们按组织要求来坦白检查自己思想和错误的行为,实行自我教育,用自我批评精神武装他们。其目的是使他们在开展互相批评中取得进步,使领导者心中有数。对犯普通错误的人一般在整风中不作处理,除非发现现行敌人。第二步,回乡开代表会议,在代表会上代表和干部,面对面开展批评,又背靠背分析酝酿解决各人问题。开代表会时,更要充分地听取研究会外群众意见,不能关起门来开会,关键在于代表的活动。代表会解决干部问题,是为了解决复查问题,必须联系当前行动,讨论好今后团结对敌之计。第三步,动员一切人到运动中考验,给那些犯错误的以立功赎罪机会,给群众再看看干部的机会,然后再实行一次选举,一般有大错误的,群众不喜欢的选掉他,好的再选上。这样即可避免盲目乱整,和关门整干的错误。
  川北行署还制定了《乡村干部十大守则》下发,作为乡村干部今后学习、工作、提高修养的准则。
  为了加强群众思想教育,解决乡、村干部严重存在着的“松气”思想,《新湖南报》还开展了关于李四喜思想问题的讨论。
  李四喜,长沙县十五区人。从小给地主做长工,家无片瓦寸土。1950年,农会给他调剂了土地。后来他又讨了老婆。1951年长沙县实行土地改革时,他做贫雇农主席团的委员,很积极,土地改革结束,被选为副乡长,后来又被选为青年团支部书记。但以后他在工?上就懈怠下来了:不愿开会,区上交任务也不肯接受。他说:“我什么都不想,就想作田。”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代表会,他的思想才转变过来,积极工作,当了区干部,接着又学习党史,思想上进步很大。
  《新湖南报》在展开关于李四喜思想问题的讨论后,从1952年7月21日至8月14日,共收到来稿1088篇。从这些来稿看,李四喜的这种思想在农村干部中非常普遍而且很严重。益阳一区开扩大乡村干部会检查思想,在126个干部中有120个人有李四喜思想,不仅乡村干部如此,就是许多农民出身的县区干部也有这种思想。
  造成李四喜思想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乡村干部分了田,满足了,要回家生产,认为革命完成了,当干部没有好处,耽搁生产。零陵第一区龙潭乡十分会农会主席沈成礼说:“解放以来,我一直干了3个年头,现在分了田,可以换个人来干,我一个人耽误的工太多了。”很多人的思想都反映希望把生产搞好,把生活过得富裕些。因此,当工作和这些希望有了矛盾,就不愿工作了。有的乡村干部感到任务繁重,群众不容易发动,干不下去,或者是怕受批评,不想干。
  有些乡干部对革命力量和革命前途看不清楚,怕放回家的反革命分子报复,想早点下台,免得“将来没有好结果”,有的认为共产党今年改选一个乡干部,明年又改选一个,在共产党名下干事不长久,不如早点下台光荣;有些佃中农认为平日对他好处不大,土地改革还要抽他的田,不愿干工作,有的认为“干一辈子革命,将来一无所有,不如早点收场”,也有是妇女拖后腿,不让当干部的。
  李四喜思想在群众中展开讨论后,收到很大的效果。大部分都反对“不干”的思想,认为现在三大敌人还存在,革命工作很繁重,不应该麻痹、自满。许多有松懈情绪的干部经过这次讨论都为之震动,纷纷表明态度,要积极地干下去。有的区乡干部已把“李四喜思想”当成一个战斗名词,当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谁有单纯生产发家的思想,就用“李四喜思想”来批评。不少已经背起被子回家生产的人,见到报上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后,又回到乡政府工作了,并且提出保证,坚决干到底,不再松气了。
  三是纠正错划和漏划的阶级成分。因为错划成分是主要的,所以各地在复查中严格控制地主户口的比例,如中南土改委员会规定:地主户口一般只应在4%左右,超过者,就应该作检查。对于因有政治恶迹、犯有罪恶或有过大债利剥削的富农、债利生活者、伪官吏、伪军官等,除在政治上予以斗争和经济上勒令赔偿或清理债务外,在成分上不将其划为地主或以地主对待。
  对于错划为地主者,查出并经群众讨论后,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摘掉地主帽子,其财产已没收尚未处理者,一律原物退还,已分给农民者原则上不再变动,由剩余或新没收的财产中适当退补,无力退补时,在负担上给予照顾。对退出财产的农民,从另外的财产予以补偿。
  对于贫农、中农被划为小土地出租者,坚决予以改正,农民之间的成分一般不普查,但明显划错了的也予以改正。但将贫农错划为中农的,也要改正。湖南省芷江县金厂坪乡七组江化银,5口人,自有3亩田,佃田2亩多,房屋1间半,耕牛1头,农具不全,每年还要借点账,土改时划为佃中农,分田2亩1分。复查时改为贫农。
  至于漏网的地主查实后,土地予以没收,房屋、耕畜、农具、粮食亦按土地改革法的规定予以没收分配,但除留给地主应分的一部分外,如上述财产所余不多,则不没收,并一律不得对其追索、赔偿和斗争。
  对于果实分配不公的问题,主要是对尚未分配的果实迅速公平合理地加以分配,不准有积压,所留的机动田一律不得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的1%。1952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就中南局机动田处理办法批复道:“在全面复查后,将所留机动田完全分配给农民,一般不再留机动田,而只在地多人少地区酌情留若干机动田。”干部贪污多占的果实,所得数量不大者,一律不追不退;数额较大且为群众不满者,说服其退出多占部分重新分配;至于个别情节严重者,除退出多占的果实外,还要向群众承认错误,有的还给予适当处分。
  农民在分得土地后,最迫切的是希望能享有土地所有权。经过土地复查解决土改中的遗留问题后,不论农民新分的土地及原有的土地房产,均一律由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从法律上确定地权。地权一经确定,不再变动,允许自由经营,自由处理,任何人不得侵犯。土地改革后分给地主的房产,也发给所有证。
  为做好发证工作,早在1950年1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就颁发了《关于填发土地房屋所有证的指示》。指示规定,在发新证前,土地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并予缴销。土地证以户为单位填发,但土地证必须开列该户全体成员的姓名,以此表明该项土地房产,为该户成员所共有。发证时,乡政府应备置土地清册,以便查考。土地亩数应统一以60平方丈折合1市亩计算,至于各地土地的单位名称,可照样填入土地证。
  各大区统一规定,每户应交纳一定的土地证费。一般的收费标准是:水田每亩收粮食5市斤,旱地减半。所收费用,向农民公布后,全部上缴国库。
  农民拿到土地证,该地区的土地改革便完成了的全部步骤,该地区的土地改革宣告完成。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1 07:21:05
  16、城市郊区的土地改革
  中国城市郊区与其他农村一样,土地制度上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但郊区由于和城市联系密切,土地问题与一般农村的又有所不同。
  根据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郊区的调查,其特点首先是土地占有关系比较复杂,表现在消费城市和内地城市郊区土地比较集中,而工业城市与沿海城市郊区土地比较分散。重庆市郊区比较集中,观音桥、羊坝两个乡9.11%的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74.11%。上海市郊区则比较分散,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只有9.56%。另外,特殊土地较多。如工厂企业用地、地产公司用地、学校用地、花园别墅用地、国防用地、农场苗圃用地等,仅上海市郊区这种用地就达40余种,6万余亩,相当于农业土地总面积的12%。
  其次是租佃关系复杂。土地占有者直接从事农业经营的很少,大多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但土地出租者中,不仅有地主、富农,还有众多在城市郊区从事其他职业的工人、职员、手工业者,以及工商业资本家等。由于土地使用分散,业主众多,以致形成一主多佃、一佃多主的复杂情形。上海新泾区诸翟乡新民村,一户地主出租地245.34亩,佃户竟有84户之多。而该村一佃七主的有3户,一佃六主的有7户,一佃五主的有8户。许多土地的业主并不住在本地,与佃户没有直接联系,而是通过代理人(即“二地主”)收租。这些“二地主”除为业主收租,还通过加租等方式进行额外剥削。天津市郊有一半以上的出租地,是经过二地主之手转租给佃户的。
  另外是城市工商业资本家与土地关系密切,相当多的工商业者在郊区拥有土地。北京市郊区的4906户地主中,兼营工商业的占29%以上;上海比例更高,占35.63%。因为工商业资本家与土地联系密切,因而郊区土地价格高,商品率也高,且郊区土地以种蔬菜和经济作物为主,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也高。上海市江湾区江湾乡,1931年以前土地每亩5石米,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涨到每亩50石米。北京郊区土改前有菜园24200亩,“三大季”土地(种二季庄稼一季蔬菜)116200亩。由于商品生产的特殊性,资金、人力、技术投入都大,因此普通农民有时也需要雇长工和短工。有些人家使用电力水井、玻璃暖房等先进的生产方式,也是应该提倡和保护的。
  同时,大城市郊区人多地少的情况十分突出。
  针对郊区土地的特点,1950年11月10日政务院颁布的《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规定:地主在城市郊区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在农村多余的房屋,予以没收,地主的其他财产不没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城市郊区的农业用地和荒地,予以征收;工商业者在城市郊区的农业土地和荒地及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也予以没收,但其在郊区的其他财产和合法经营应加保护,不得侵犯。城市郊区没收和征收来的农业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市人民政府管理,并由乡农民协会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没收来的耕畜、农具等由农民协会接收后分配给缺少这些生产资料的农民,以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凡城市郊区使用机器耕种或其他进步设备的农田以及农事试验场、菜园、果园等,无论是为地主或农民所有,无论其土地所有权有无变革,均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使用。
  城市郊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大多是在1950年下半年至1951年上半年进行的。实施过程中,自始至终坚持从实际出发,不照搬过去长期在农村搞土改的经验,因时因地制宜,在分田分财产的基础上,解决了保护城市私营工商业的问题、城市郊区建设用地问题、恢复郊区农业生产问题、非农业人口分田问题等一系列特殊问题。经过这场运动,使我国城市郊区农民获得了相当的土地和大量的生产资料,为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更好地为城市服务创造了良好条件,使城市郊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产生了巨大飞跃。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1 19:04:57

  17、侨乡的土地改革
  据1950年统计,我国海外华侨有1100万人,广东省约647万人,占全省人口的20%,全国侨胞的60%。其次是福建省,约350万人。他们主要散布在南洋各地,其亲戚大都居留原乡。仅福建省就有侨眷150万,遍布闽南、闽东23个县。华侨将其在海外劳动或经商所得的一部分购置土地,而他们的子女成年后,或出国谋生,或从事别的职业,加以其生活来源大部分依靠侨汇,故许多华侨将其土地的一部或全部租给农民耕种。但华侨出租土地与地主出租土地情况有所不同,其一是总体来说华侨占有的土地数量不大,以二三十亩以下,三五亩以上为多;其二是华侨购置土地的费用是在外劳动或经商的积蓄,不是剥削所得;三是出租土地主要是为了照顾在家的老幼的口粮,其主要生活来源仍然依靠侨汇;四是华侨出租土地虽然带有剥削性质,但他们在海外大多是做工或小商人,同时也受别人剥削。
  根据侨乡土地的这些特点,1950年11月6日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规定,华侨及其家属在农村占有并出租大量土地构成兼地主成分者,如果出国前原系地主,其在农村的土地财产按一般地主对待,但除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外,其他房屋不动;如本人原系劳动人民,出国后上升为兼地主者,其土地按一般地主对待,房屋除原由农民居住的外,其他房屋和其他财产也一律不动。华侨及其家属如出租少量土地,按一般小土地出租者处理,但如本人出国前原系劳动人民,其出租的土地虽超过当地人均土地数的两倍,其超过部分的出租地,也应酌情照顾,不予征收。居住国内的华侨家属,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者,一般分与其他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如经常有侨汇收入,且缺乏劳动力而不能也不愿从事农业生产者,也可按具体情况少分或不分。
  虽然有了这样的规定,但有些地方在土改中对华侨的处理,仍发生过根据侨汇任意提升阶级成分,把小土地出租者当做地主,把资本主义剥削当作封建剥削,抓侨眷罚款等偏差。如福建晋江县秀梧乡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就将18户侨眷错划成工商业家兼地主。在广东侨乡,由于中南土改委某些领导思想的“左”倾,对制定和执行正确政策的叶剑英、方方进行批评,结果出现了不少逼使华侨家属写信到海外要华侨汇款回家退余粮的,追余粮、追退租息款追到海外的事件。同时对国内的华侨房屋,被征收、没收分配的达到华侨房屋的80%至90%。
  为此,1952年1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颁发了《对土改中华侨土地财产处理的九点办法》,规定绝不能把侨眷因主要劳动力在国外而出租少量土地者简单划为地主;也不能把出国后因在国外从事其他职业,积累一点钱汇回国内购置土地出租者划为地主;即使侨眷的主要生活来源是靠地租生活,只要其占有土地的数量在当地小土地出租者的最高标准以下,也不应划为地主。上述这三个标准下发后,有效地制止了侨区土改中随意提升华侨、侨眷阶级成分的偏向,保护了华侨、侨眷的正当利益,使侨乡的土地改革得以顺利完成,也促使在国外的侨胞进一步理解土地改革政策。福建侨居菲律宾的华侨林友胜说:“我们知道家乡土改,无一个不喜欢,大家相信祖国社会面貌已焕然一新,条件许可时决心回家乡看看新面貌。”
  侨乡土改的顺利完成,使广大侨眷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据晋江县涵坂乡统计,该乡侨眷原有土地1059.37亩,土地改革后上升为1991.5亩,增加了80%。广大侨眷分得土地后,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纷纷添置农具,购买耕牛,进行精耕细作。过去从不参加生产劳动的侨眷妇女,土地改革后也积极参加劳动。晋江县鬼湖乡的129名侨眷妇女,兴修水渠169丈,可灌溉农田120亩,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发展。
  此外,由于党和政府正确地实行了保护华侨利益的政策,及时纠正土地改革中部分侵犯侨汇的错误,使侨汇收入逐年增加。据1952年中国人民银行、华侨委员会党组《关于三年来侨汇、华侨投资与现存问题的报告》统计,1950年为1.18亿美元,1951年为1.68亿美元,1952年为1.7亿美元,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前两年的7倍。这些侨汇收入,为巩固土地改革的成果、恢复开国初期的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2 06:53:52
  18、土地改革胜利完成

  开国大土改都经过上述这些基本阶段,各大区的进展情况大致如下:
  华东地区,包括苏、皖、鲁、浙、闽、沪五省一市,农业人口约有1.1亿多,建国后尚有7000多万人口的地区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在这个地区,占农村人口4%的地主占有的土地及公地达土地总数的38%左右,而占有人口50%左右的贫雇农,却只占有土地的18%。地租一般占农业产量的50%左右,高的竟达70%。1950年2月至1952年5月完成土改的乡数为43330个,占总乡数的99.85%。华东地区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土地改革。
  中南地区,包括鄂、豫、湘、赣、粤、桂六省,农业人口约1.53亿。在封建制度下,广大农民缺少土地或没有土地。在不同地区,占人口5%左右的地主,占有土地少则30%,多则70%至80%;贫雇农占人口的50%至60%,占土地多则15%,少的只有4%;贫苦农民终年所得,有60%至80%无代价地转入地主手中。1950年9月,中南地区土地改革计划制定。据中南地区1954年3月的统计,全区在土地法公布后进行土地改革的总乡数是64770个。为了彻底打倒地主阶级,使其再难复辟,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还进行了土地改革复查工作。经过土地改革,全区有151815000多亩土地(占耕地总面积的41%)从封建地主阶级转移到农民手中,此外,农民还得到了1700多万间房屋,160多万头耕畜,1700多万件农具等,农民对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要求得到基本上满足。
  西南地区,除西藏未计入外,包括川、滇、贵、西康四省。农业人口约8500多万,地主占农业人口的3.5%,占有耕地总面积的30%到50%;占农业人口90%的中农、贫农、雇农,只占有35%到50%左右的耕地。1951年初,全区土匪已经基本肃清,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群众的觉悟程度及组织程度业已提高,普遍要求提早分配土地。根据形势的发展,西南军政委员会提出凡属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告一段落的地区,及时转到土地改革方面来。到1953年春,除暂不实行土地改革的600多万人口(占总人口的7.4%)的少数民族地区外,西南土地改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没收征收的土地81361922亩,占总土地数的49%,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已经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西北地区,包括陕、甘、宁、青、新五省,地区辽阔,交通不便,人口稀少,民族复杂,1949年9月各省基本解放,西北地区人口共2650万,各兄弟民族近700万人。在土地占有上,有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土地比较分散,地主约占耕地总量的8%,富农约占5%,其余土地为中农、贫农和其他阶级或社团所占有。有些地方几乎没有地主,但封建剥削很严重,地租和高利贷以及其他强横霸占、额外勒索等超经济剥削的总和,就夺去农民劳动所获的70%至80%。地租率占到30%至40%,甚至70%至80%。利息率达70%至80%,以至100%。因此,农民还是强烈要求废除封建和半封建剥削制度。1950年7月,土地改革工作计划制定。1952年春,西北地区关内四省的土地改革基本上完成,新疆于1952年秋后也开始了土改。
  开国大土改运动,从1950年冬季开始,全国新解放区分三批发动群众实施。到1953年春为止,除了约有7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外,全部完成。
  在整个大土改中,共征收没收了约7亿亩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了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约占农业人口的60%到70%。大土改前,农民为耕种这7亿亩土地,每年要向地主交纳3000吨以上粮食的地租,现在则不用再交了,农民不再需要为地主劳动。“分了地,出了气,翻了身,见了天”是农民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
  根据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大区的不完全统计,在开国大土改中,还没收了地主阶级的耕畜296万余头,农具3944万余件,房屋3795万余间,粮食100多亿斤。这些都无偿地分给了3亿缺少这些生产资料的农民,为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创造了良好条件。
  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最终结束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共同纲领》中“耕者有其田”的基本目标,使旧中国的农村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项功彪史册的伟大变革。
  1951年10月23日在北京召开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中对新中国土改作了精辟的评价。他认为,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农村已起了根本变化:
  第一,在广大农村,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农民群众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斗争,与镇压反革命运动相结合,依据各区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和人民法庭的处理,就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使被压迫的农民翻身成为农村的主人,完全掌握了农村政权,巩固了农村中的人民民主专政。
  第二,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土改后农民生产热情十分高涨。农民把土地改革中所得土地以外的果实十之七、八投于生产,又得到各级人民政府的扶助,所以农村生产得到显著的恢复和部分的发展。1951年全国农业生产,普遍比1950年增产5%左右。新区土地改革后农民购买力一般提高50%,城市工业品销路日畅,日用百货供不应求,说明土地改革为工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土地改革使得农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在“保卫翻身果实”的号召下,农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广大农民普遍订立爱国公约,自动报名参军,踊跃进行爱国增产捐献和缴纳爱国公粮,到处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表现了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由衷爱戴。
  第四,土地改革使得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四大行政区农民协会会员约达8800万人,其中妇女约占30%左右。农民积极分子在运动中大量涌现出来。四大行政区的民兵有750余万,加上其他地区,全国民兵发展到1280余万。这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保卫“翻身果实”的重要力量。
  第五,土地改革使得农村文化逐步开展。1950年冬,全国农民上冬学的增至2500万人以上,1951年上常年夜校的有1100万人。新的科学知识在开始传布,劳动光荣逐渐成为风气。
  周恩来总理从非常具体的层面上对土改作了客观准确的评价,这个评价是令人信服的。
  副总理薄一波在总结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时认为:“通过土改,不仅使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几亿亩土地和其他大量生产资料,每年不必再向地主交纳几百亿斤粮食的地租;更加重要的是: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3 07:02:24

  19、评价土改运动(1)
  “耕者有其田”,这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领导农民去实现这个纲领。土地改革运动最终结束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共同纲领》中“耕者有其田”的基本目标,使旧中国的农村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项功彪史册的伟大变革。
  只有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多年前赴后继的斗争,才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完成了这一彻底反封建的伟大历史任务。
  土地改革的胜利,使广大农村面貌为之一新,到处一片新气象。
  第一, 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回到农民手中。在土地改革中,有约60—70%的农民得到经济利益,全国共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在土地改革前,农民为耕种这些土地,每年要给地主交纳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的地租,现在全部免除了。过去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一半以上,在有的地区甚至高达70—80%以上。占农村人口约90%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只占有不到一半的耕地,在有的地区甚至只占有20-30%或者更少。经过土地改革,完全无地的雇农已经没有了,原来的地主、富农只占有耕地的8%左右,贫农、中农占有耕地达到全部耕地的90%以上。这说明,2000多年来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废除了,土地回到农民手中,广大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有的农民高兴地说:“过去头顶地主的天,脚踏地主的地,现在都成为我们的了。”
  除了分得土地、免除地租以外,广大贫苦农民还在土改中分得许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仅据西南、华东、中南三大行政区的初步统计.即没收房屋3892万余间、耕畜295.3万多头、农具3784万多件、粮食100多亿斤。这些东西的合理分配,初步解决了广大农民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对此,广大农民的喜悦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第二, 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生产力获得解放,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的生活也获得显著的改善。过去农民流血流汗,辛苦一年,到头来所剩无几,甚至欠债累累,缺乏生产的积极性。生活的贫苦,也使他们无力改善生产条件,发展生产。现在土地成了自己的,有许多农民还分得耕牛和农具,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纷纷添置耕牛农具,积极学习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甚至积极参加爱国增产竞赛,努力发展生产。例如黑龙江省讷河县同裕村,1947年土改后两年时间中,300多户人家便买了95匹马、80辆大车,开出了120多垧荒地。正是由于广大农民努力生产,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全国解放前夕,农业生产比抗日战争前下降了1/4。某些地区甚至下降了1/3。经过土地改革,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与1949年相比,粮食产量1950年增产17%,1951年增产28%,1952年增产45%,平均每年增长15%。这样,1952年全国粮食的总产量不仅比1949年大为提高,并且超过抗战前最高水平16.9%。而棉花方面的发展更为迅速,与1949年相比,1950年增产60%,1951年增产135%,1952年增产191%,已经超过抗战前最高年产量52.3%。其他方面也都有迅速的提高。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生活获得很大的改善。例如北京市西郊六郎庄,过去有三多:稻田多,佃户多,雇工多。雇工刘金荣三辈子扛长活没置下1亩地。他土改中分了9.4亩水地,第一年就打了17.5石大米、280斤毛豆,还种了2亩荸荠。他说:“今年分了地,吃饱了还用不完,打下粮食,要置点农具,换换衣裳,……过年一刨荸荠,又有活钱了……”又如贵州省贵筑县白云区中霸村,1949年雇农每人全年只吃盐2.6斤、油1.1斤,1951年每人就吃到油5.6斤、盐7.5斤。在历史上一向被称为“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山西太行山区,土改后许多农民用下面的谚语来赞美他们的伙食:“早晨金皇后(一种新推广的玉米),晌午一六九(一种品种优良的小麦),晚上玉环秀(一种小米)。”平顺县西沟村两个翻身农民说:“咱们过去都是一篓担就担完了的家当,如今100担米也不卖了!”这都说明。广大农民已经初步改善了过去的贫穷面貌。正是由于农民生活的提高,许多地区的中农已由20—30%左右迅速发展到80%左右,贫雇农由70%减少到10—20%。如山西、河北、察哈尔的28个村庄,已有80%的贫雇农上升为中农。 (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3 16:51:11

  20、评价土改运动(2)

  第三, 农民在政治上也翻了身,成了农村的主人,并且政治觉悟迅速提高。过去,广大农民由于无地少地,在政治上也没有地位,被踩在地主的脚下。经过土地改革,打倒了地主阶级,树立了农民的真正优势,广大农民挺直了腰杆,抬起了头,并涌现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各地农民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仅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大行政区,农协会员到1952年9月便达到8800多万人,其中妇女约占30%。广大农民不但掌握了政权、武装,还在农民代表会议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真正成了农村的主人。正如有的农民所说的:“过去见了地主,人要矮三尺,现在见了地主,头要高三寸。”“以前是地主的天下,现在是我们的世界。”由于政治觉悟的提高广大农民不仅努力生产,交纳公粮,支援国家建设,还积极参加各项运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很多青年踊跃报名,参军赴朝,其他农民也积极捐献飞机大炮,保家卫国,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第四, 促进了农村文化的发展。过去,由于生活贫困,绝大部分农民无钱上学。生活提高以后,他们普遍要求学习文化,不仅积极送子女上学,使农村小学的学校数和学生数均有非常显著的增加,许多成年男女农民还积极参加冬学,识字班、读报组、黑板报在许多偏僻的农村迅速建立,秧歌队、农村剧团大大发展,各项文化生活空前活跃。例如在山东,1949年冬就有65%的村庄办起了冬学,文登等8个县开办冬学的村庄达94%,全省参加冬学学习的有230多万人。到1952年下半年,全国小学学生达到4900余万人,比解放初期增加了1倍多。
  第五, 购买力迅速提高,为国家的工业化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经过土地改革,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保证了全国人民粮食的需要量,增加了工业原料,而且农民的购买力也迅速提高了。1951年全国人民的购买力比1950年增加了25%左右。从1951年几种日用必需品的销售量看,纱布比1950年增加10%,纸烟增加14%,火柴增加20%,糖增加44%,煤油增加47%,茶叶增加70%。在进行土地改革较早的老解放区,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例如东北农村的购买力,1950年比1949年提高57%,1951年又比1950年提高63.5%,等于1949年的2.5倍。黑龙江省克山县民主村是一个只有169户的普通村庄,1950年就有280余吨余粮投入市场,另外还有8.5亿元(当时的东北币,下同)的副产品出售,从1949年第4季度到1950年6月,这村的购买力已达20亿元,而且还不是全部的统计。在山东,1950年农民的购买力也比1949年增加50%。农业生产的逐年发展,农民购买力的迅速提高,就给我国的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可以说与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也是分不开的。
  通过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广大少数民族的贫苦人民也在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获得很大的改善,各项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例如:新疆农业地区完成土地改革以后,有55万户、190多万无地少地维吾尔等各族人民分得了742万多亩土地、7万多头牲畜、39万多件农具、19万多间房屋和934万粮食;云南丽江地区的纳西族人民,通过土地改革,每人平均分得了2—3亩土地,每户平均分得了1680斤粮食。土地改革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热情。如丽江县岩脚村的农民,过去很少施肥,土改后的第一年平均每亩地施肥2000斤,全村新修了8个大水溏,秋收时每人得粮480斤,比土改前每人只有187斤增加1倍多。位于广西北部的毛难族,经过土地改革,生产得到较快发展,生活也得到较大改善。据环江县下南区1.9户贫农的调查,土改后的1953年,平均每人收入粮食440斤,比1951年增长28%。
  我们今天根据有关史实和资料从更宏观的角度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l、土地改革结束了中国农村延续千年的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关系,使得中国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2、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中获得解放,生产积极性大大增强,从而有利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3、土地改革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及各条战线的民主改革,在巩固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没有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中国的工业体系就不可能在短期里建成。土地改革的完成为中国的现代化扫除了基本障碍、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但是,土改运动中也确实发生了一些“左”的错误,在一段时间里,在某些局部地区,这种错误还是相当严重的。不承认这点,就是不尊重历史,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些“左”的东西也给在建国后的土地造成过很大的危害。
  当然,土改的主流是好的,成绩是第一位的,所出现的错误和取得的巨大成绩相比,只能是10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不承认这点,就是不尊重历史,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4 10:23:13
  21、道源乡的土改(1)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7月和8月,相继颁发了《农民协会组织原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和《关于农村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各级党政机关训练了大批干部,组成了土改工作队。
  1950年冬,土改工作队纷纷深入新解放区的农村,在新解放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继县土地改革试点结束之后,一区区委根据中共临澧县委的指示精神,随之在道源、殷家、总庙3个基点乡开展了土地改革工作。
  道源乡属第一区,地处平原,人口比较稠密,土地肥沃,阶级阵线比较明显。旧社会该乡地主阶级、土豪劣绅、旧军政宪警互相勾结,鱼肉百姓。而且在解放初期,一区是土匪活动猖獗的重灾区(该区政委、南下干部徐启祥就是在区政府刚正式成立不久,即被土匪杀害了),道源乡就暗藏有伪保甲人员及土匪、圈子等社会渣子,并设有情报站,窥探我党和政府的工作、运动等方面的情况,伺机破坏,并扬言要杀害乡农协筹委会主席,形势相当严峻。该乡为了把政权掌握在农民的手中,已经进行了划乡建政的工作,选 出了以顾宏玉(贫农)、程大暑(贫农)为首的农协筹委会,废除了旧保甲制度。这样,区土改工作组到该乡开展工作,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工作组下到该乡后,即与基层干部共同研究部署,确定以饶家、道溪两个村为重点,按照区里的土改会议精神,与贫协人员一道开展了史无前例的“穷人要翻身,土地要还家”的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一)层层宣传发动,使土改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
  土改是一件新的工作,又是广大群众特别是贫苦人民日夜盼望的工作,要想把这项运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就必须原原本本地将土改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全面地宣传贯彻给群众。因此,这一个步骤不容忽视,必须使基层干部引起高度重视,特别是宣传发动面要广、要深、要细,不能走过场或存有主观包办情绪。
  在宣传方式上,主要是以口头宣传、宣讲为主,并伴之以革命歌曲《谁养活谁》教唱及扭秧歌、莲花闹、三棒鼓等文艺形式,激发群众的革命激情,还有的通过刷标语、贴墙报等形式,让土改政策人人皆知。
  《谁养活谁》的歌词是:
  “地主不劳动呀 ,
  大家想一想呀 ,
  地主塔兹(方言,意为“和”)农民,
  到底啥人养活啥人呀。
  没有我伲来劳动 ,
  天上不会掉大米 。
  半夜睡,五更起 ,
  挑水翻地都要用力气 。
  地主不劳动呀 ,
  大家想一想呀 ,
  地主塔兹农民,
  到底啥人养活啥人呀。”
  工作组坚持大会小会、田头地边、屋场会广泛发动,甚至把政策送到家门口、床头边(如老人、病人),切实把《土改法》的精神贯彻到了群众中,落实到了广大人民的心坎上。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响亮明确地提出了“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宣传口号,防止坏人破坏土改,以保证土改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一步我们总共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
  区工作组由沈伏波任小组长,全组有7人(另外有省、地、县来的干部没有计入)。要求每个组员必须政治上高度重视,思想上牢固树立艰苦朴素深入实地的工作作风,切实深入到贫苦农民中去交朋友,在“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中访问苦大仇深的贫农,特别是长期受地主、旧官僚、土豪劣绅压迫剥削得很深、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的赤贫交朋友、交到他们心坎上。当时上级指出,做好这一工作,必须要有两眼向下、甘当小学生的精神,真心实意地与他们一道挖穷根、吐苦水,使他们从心底里感受到 党来了,目的是使他们跳出火海,翻身当家作主人,从“鬼”变成“人”。
  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这项工作能否做好,是关系到土改能否彻底胜利的关键所在,决不可掉以轻心。因此,工作组要求每个队员必须慎之又慎,坚持一定的策略,让走访的苦主,所诉的苦是“真经”,吐的是“苦水”,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全乡共访贫问苦25人,如组员顾开梅,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反复走访摸底,访得顾宏佑(雇农,赤贫)为穷根藤上的“苦瓜”,其全家5口人,他12岁起就帮地主朱绪安看牛,只有饭吃,一直搞到15岁。成年后他每天看2头牛,喂2头猪,晚上还要切猪草、挽纱两、三筢,有时因劳累打瞌睡,地主婆就会用棍子打并罚干活至天亮,但每年的报酬仅有2石谷。家里4口人就靠他2石谷养活。这样,全家人就只有拌菜来充饥(一年四季如此)。小妹5岁时就饿死了,大妹顾三姑12岁就做了童养媳。后来母亲又生下一男伢,未满月就用尿布包着送给了别人。父亲顾运长帮两岔河朱学高(富裕中农)帮工煮酒有饭吃无报酬,母亲找父亲要钱养活家人,因无钱可给发生口角,结果其父一气之下用烟杆打去,其母被误伤而致死,顾宏佑啊!真是苦不堪言。
  为了使土改工作能正常有序地开展下去,在第一阶段工作取得一定的进展后,工作组决定适时地回头看。让每个工作组员坐下来冷静思考。对照上级的要求检查前段工作,总结成绩,找出问题,并研究解决的措施,以利再战。使访贫问苦这一步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通过对每个苦主进行审查整顿,该换的换,该继续做好工作的继续加强思想教育。让大家明确方向,轻装上阵,再次扎根到串联工作中去。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5 06:39:38
  22、道源乡的土改(2)
  访贫问苦,其苦主或“根子”的条件:政治上可靠,热爱新社会,拥护土改;历史清白,苦大仇深,生活上一无所有;为人老实,能主动与工作组交朋友,反映本乡、村有关土改的情况;立场稳定,不讲情面,敢于斗争。
  经过反复核定,该乡共发现和培养“根子”25人(其中男22人,女3人)。在此基础上,召开了全乡的“根子”会,在会上再次宣传了土改政策,表扬鼓励先进,明确任务,发动他们下到各村组进一步去串联走访,扩大穷苦人的队伍。在该乡形成了一个在农协筹委会领导下的积极分子群体,使工作组在这个乡开展土改的阶级队伍更加充实,极大地长了穷人的志气,灭了地主威风,为下一步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经过“根子”做工作,他们以心换心,交心访友,互吐苦情,共串联了136个穷朋友。大家在一起有说不尽的心里话,谈不尽的受苦情。会场上气氛非常严肃、凝重,出现了哭诉旧社会、痛恨地主的悲壮场面。如七里村雇农周业建,兄弟两人,他长期帮地主周柏林做苦力,从看牛儿到做长工直到解放。他每天看3头牛,喂5头猪,只有饭吃,没工钱。剁猪草到深夜,稍不注意,地主婆就打就罚。为了躲壮丁,他自己用铜砂把一只右眼也弄瞎了。尽管如此,其兄弟周业成还是逃到安乡靠卖苦力营生,因改姓曲,从此互不知音讯,兄弟受尽别离之苦,直到解放后,才通往来。通过他的哭诉,会场上哭声一片,大家气愤异常,有人站起来高呼“打倒地主阶级”,随之口号声此起彼伏,其悲痛情景惨不忍睹。工作组的成员也被他们的这种阶级仇恨所感染,受到了一次深刻而又现实的阶级教育。有的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苦涩的眼泪。
  (三)自报公议划定阶级成份
  工作组经过研究确定,首先在“根子”和积极分子会上,试划阶级成份。先每户自报人口、土地、房屋、农具、耕牛等占有情况,再讲明自家的劳动情况,是自耕还是出卖劳力受人剥削等。经自报公议得出自己的阶级成份是贫农或雇农或中农等。通过试划作为一次实例练兵。再回去以村为单位或逐组交叉进行,正式在群众会上开展自报公议划定阶级成份的工作。
  在划定阶级成份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注意掌握政策,不能出现过火或同情的作法。一定要按土改划定阶级成份的标准办事,不偏不倚。让土改“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打击地主”的方针落到实处。通过这些途径,使贫雇农队伍得到巩固,争取中农倒向贫农这一边,扩大依靠面,缩小打击面。
  在划成份的过程中,要引导穷人敢于吐苦水、亮穷根,如实自报成份。不要怕报贫农丢脸而硬要报成中农或富农。经过耐心细致的讲解,使自报公议成份走上了正轨。
  通过几上几下,一经审查无误,就张榜公布,并慎重造册固定下来。
  阶级队伍内部的自报公议成份办妥后,再集中精力抓地主、富农阶级成份的评议划分工作。由于前一段的工作,对本乡、村、组的地富户数、土地、房屋、农家具、耕牛、粮食以及衣被浮财的占有情况等有了充分了解,并经调查摸底,做到了心中有数。地主富农长期生活在群众的包围之中,家里有多少银,群众心中自有一杆秤。地富的自报如有不实、或少报隐瞒,知情况、摸实底的群众自会检举揭发,戳穿其花样和阴谋。他们在铁的事实面前,只会接受群众的公议,承认自己的剥削帐、压迫史。慑于群众的威力,地富各自认帐不敢抵赖。至于富农则考虑其自身参与劳动,土地部分确有出租的,主要衡量标准是:其剥削部分超过其总收入的25%,就划定为富农,只征收其出租部分的应收部分。同时,孤立地主,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更不许转移疏散粮食及浮财,不准装穷叫苦,不准拉拢群众,一经发现,必定严惩不贷。并发动青年民兵进行监视,使他们置于以贫苦群众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包围之中。
  经过自下而上的自报和自上而下的审查复核,三榜定案,全乡347户划定阶级成份如下;
  贫农(含雇农)196户、中农111户、富农11户、地主29户。
  (四)斗争清算地主,没收征收分配
  在前几个阶段的工作结束后,上级部门指出了当时存在“和平土改”的问题,表现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没有形成以贫雇农为核心的阶级队伍,特别是富裕中农没有倒向贫雇农这一边,有的在暗地里同情地主或与地主串联在一起;斗争地主不狠,在政治上没有将他们斗倒斗垮,没有打掉他们的反动气焰;没收不彻底。对地主浮财深挖不够,没有从经济上对他们进行彻底摧毁。
  为此,道源乡在开展斗争清算地主这一点上,坚持面对面的斗争。在政治上斗倒其嚣张气焰,让他们昔日的威风扫地,在经济上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没收,充分发动群众并让苦主开展说理斗争,揭露地主剥削的反动本质,以及盘剥群众的恶劣手段和种种花样与伎俩。对个别对抗土改的不法地主则坚决打击毫不留情。如不法地主蒋祖达(混名“桩疤龙”)系国民党员,解放前是县田赋管理处科员,他欺压百姓,把持乡里,非法侵占贫农刘湘满水田8亩,侵占贫农蒋谟族水田12亩,房屋1栋1偏6间,耕牛1头,农具多件。另外,抓走壮丁蒋谟成的儿子以泄私愤,并从中贪污钱财。就在开展对敌斗争之际,他却带着小老婆吴三姑外逃到隆县新晋铺逃避斗争。工作组得知情况后,遂派蒋谟权等青年民兵一行多人,前往抓捕,弄回县城给他戴上高帽子游街,尔后又在蒋家祠堂召开千人大会再次进行说理斗争,严重打击了其反动气焰。
  其他地主慑于群众的强大威力,通过说理斗争,地主周基乾交出埋在地下的食盐若干。在地主周柏林家挖出左轮手枪1支(其子周淘麓系伪师长),他的媳妇吓得乖乖地交出金条5根计2650克。地主徐春如交出长短枪各1支,土炮2门,大刀2把。资本家兼地主杨太和交代在庄户(即佃户)赵和之的屋里有一面夹墙,完全是用旧铜钱砌起来的。墙长4米,高2米,铜钱挖出来计有两腰盆,预计有3000多斤(日军进犯时,他躲到乡下赵家暂住,躲避空袭,遂自砌自藏,无人知晓)。地主周砥如(安乡人,在隆县买有大量庄田)交出退押款旧币3万多元。(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6 06:37:03
  23、道源乡的土改(3)
  经过斗争清算,共没收、征收土地2779亩,房屋340多间,农具361件,粮食315石(计37800斤),衣物家具万余件,金银浮财共折合旧币计265000元。
  没收工作开始后,该乡分别设立没收组(征收)、运输组、保管组、会计登记组、监督看守组。全乡没收来的财物都运到乡政府所在地集中,分村登记造册,统一保管,派青年、民兵日夜轮流守护,监督人员专司监督之责。并宣布纪律,不得私分私拿,贪污自肥,不得中途截留,一经发现,轻则予以批评教育,责令退回,重则给予组织处分。
  在完成征收没收地主土地和财产后,再进行分配。
  土地分配:土地分给无田户、补足缺田户,田土分好坏、远近、山田平田、产量高低等不同等级予以搭配。对单身汉给予双份照顾。该抽出的抽出,该补进的补进,力争公平合理。在给地主分田分屋上,采取给出路、也分得约低于群众等级物产的作法。
  房屋分配:对房屋的分配采取分给无房或少房户,先雇农后贫农,兼顾大小、质量好坏予以搭配分下去的原则。
  农具耕牛分配:其分配办法是农具有一户一件或几件,有几户共一件,同时分成色、好坏等情况合理均匀分下去。耕牛采取几户共有,轮流喂养,共同使用。
  衣被杂什家具分配:由乡村成立联合评议组,逐物逐件估价折合成旧币,再根据应分得这些东西的户,算出各户能分得多少钱(即折合价),而后按实际需要评议分配到户到人。
  浮财参照以上方法办理,对明文规定应该上交国家的予以说明并当众宣布,以消疑虑。
  在分配完毕后,由各村组责令地主、富农交出所没收、征收的土地、房屋契约,集中收到乡政府,由农协筹委会的各主要成员逐户验收核实,无任何纰漏,再召开代表会、群众会,当众过目,当众销毁。然后由乡政府逐户填发土地证书发放到户,让分田户吃下定心丸,享受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
  在该乡开展土改的工作队员,在没收征收分配的前前后后,做到了克已奉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点滴归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区政委郭瑛同志(南下干部)借用了一只口笛,在群众会上当众交还给没收征收分配组。另有一个土改根子某某为了感谢工作组帮助他翻了身,亲自将一床绸子被面送给沈伏波同志,也被好言婉拒了。
  该乡土改工作历时67天(从1950年11月18日~1951年元月25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由于工作组和乡村干部、积极分子以及广大群众积极配合,共同努力,土地改革这一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为庆祝胜利,还在乡里演大戏3天。庆祝会在万众欢腾、不约而同地欢呼:“土地改革胜利万岁!”“中国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圆满结束。
  (五)成立农民协会,建立乡村政权
  土地改革的全过程是在工作组与农协筹委会 配合下进行的,土改一结束,即在此基础上,酝酿正式成立农民协会和建立乡村政权。
  选举工作先是由各村派出代表,集中到区政府,然后采取投豆选举(大多数代表不识字)方式进行。具体作法是在各被选举人的背后放一个碗,选举人自主投豆到自认为信得过的人的碗里。选举结束,清各个碗里投豆的多少,凡豆数超过参选人数半数的就视为当选。结果祝山泉(贫农)当选 为乡农民协会主席;蒋谟权(贫农)当选为乡长;徐尊权(贫农)、顾宏德(贫农)、顾宏玉(贫农)当选为副乡长。农民协会下设委员11人,代表43人。各村、组相应选出或指定了负责人,让“印把子”(权力)真正掌握到了穷人手中。另外,青年、妇女和民兵各组织也相应地进行了选举和调整充实。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15人,团支书为蒋祖韶。乡妇代会共49名代表,妇代会主席为徐进翠(女)。民兵组织126人(其中基干民兵31人),乡队长为徐尊梅。
  土改后,广大群众,特别是贫雇农从内心深处感觉到党帮助他们翻了身,当家作了主人,不再受地主的欺压和剥削,政治上扬眉吐气,过上了做“人”的幸福生活,真是欣喜若狂。经济上分得了土地、房屋,成了土地的主人,有的贫农全家人在一起,畅谈这一可喜的变化,真是笑在眉头喜在心。绝大多数的翻身农民都把这种激情及时投入到搞好生产、多打粮交好粮给国家、支援抗美援朝之中。他们在生产上精耕细作,多投肥,整日劳动在自己的田里,到秋收时把金黄色、沉甸甸的谷子精打细收运回家。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农民的喜悦心情真是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开始整顿农民协会,吸收新会员。绝大部分的贫雇农、中农,凡年满18岁以上的男女,均可申请入会或重新调整为会员,扩大阶级队伍,使中下层群众真正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利。极少数的伪保甲人员,虽然出身贫农和中农,但表现不好,群众有怨气的,如饶九高(伪干事)、邹中善(伪保长)、周连全(伪保丁)等想乘机钻入农会的,经群众讨论,拒绝了他们的入会请求。又如徐先鼎(伪保干事)在运动中给地主通风报信,不仅不予入会,还给他挂上了“狗腿子”的牌子,以示惩戒,从而保证了农民协会的纯洁性。
  土改结束后,广大贫苦农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他们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开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单产、总产成倍提高,绝大多数人开始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另外,经过该乡土地改革运动,部分基层干部得到了锻炼和考验,经区委审查批准,先后有蒋谟权、顾宏德、徐尊梅、徐尊权、顾宏玉、徐尊平、徐进祥、蒋宗梁、顾宏寿、徐进翠(女)等人被吸收参加了工作。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有的入了党,有的提了干,为革命兢兢业业奋斗了一生。
  总之,从任何方面来看,当时该乡的土改是有成绩的,是成功的。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6 12:44:21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于1950年~1952年,在广大新解放区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次土改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也曾经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本卷是根据作者搜集到的资料编写的,把建国后新区的土改过程、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受到的极“左”思潮的干扰,都具体生动地再现出来,让读者全面了解这次土改的历史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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