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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16】 生物学界的劫难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1 08:37:49 点击:3065 回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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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16】 生物学界的浩劫
  简介:学习苏联,给生物遗传学贴上政治标签,打击创立“基因”学说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我国许多优秀生物学家遭到批判,生物学界破坏严重。

  1、遗传学贴上了“政治标签”
  1928年,苏联农学家李森科发现,把冬小麦种子放到春天种植照样能有收成。基于此项发现,第二年,他提出了著名的“春化处理”观点,即把冬性类型的种子预先暴露在不低于摄氏零度的寒冷条件下,然后在春天播种会更有利于作物的抽穗。
  1935年,苏联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第二次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李森科做了题为《春化处理是增产的有力措施》的发言:“为了保卫春化处理和在为确认春化处理的斗争中,我们同某些所谓的科学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争论,……请告诉我,同志们,在春化处理战线上难道没有阶级斗争吗?……阶级敌人总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不是科学家。”
  讲到这里,参加会议的斯大林突然从座椅上站起来大声叫好:“好,李森科同志,好!”
  有了领袖如此热情的捧场,李森科更如虎添翼。就在这一年,他先后当选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和全苏农科院院士。
  1948年8月,苏联召开了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会议前夕,李森科春风得意地到处炫耀说:斯大林直接校阅了他即将在大会上宣读的《论生物科学现状》的草稿,详细地向他解释了自己修改的地方,指示他讲演中个别地方应该怎么讲,斯大林同志关注着八月会议的结果云云。
  在会上,李森科以已经去世的苏联著名园艺家米丘林的名字命名了自己的“学说成果”,称之为“米丘林遗传学”。按照所谓的“米丘林”遗传学的观点:“生物为其生活、为其发育而需要一定条件,以及对一定条件发生一定反应的一种特性。”这句诘屈聱牙的叙述,缺乏最基本的语法逻辑,更遑论规范与严谨!令人瞠目的是,就是这个捕风捉影、荒唐无稽的 “理论”,却再次赢得斯大林的青睐!
  从此,在苏联及其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李森科的这个“遗传学理论”被贴上了“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米丘林生物学”的标签,独领风骚;而孟德尔——摩尔根的关于基因的遗传理论,则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的标签,遭受排斥和打击。
  苏联的“学霸”李森科将自己的“春化”理论吹嘘成能够代替一切遗传学理论的“神学”,进而把持了苏联的生物学界,并且公开将孟德尔-摩尔根的科学学说,打成“反动的”、“以纯粹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伪科学。许多相信孟德尔-摩尔根观点的苏联教授、学者,被撤掉了职务。苏联所有生物学研究工作者都要表示对李森科效忠的态度;所有同生物学有关的学科,包括解剖学、组织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等,都被勒令归纳到“李森科主义”的基础上。原定担任第8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主席的著名苏联遗传学家瓦皮洛夫被李森科打成“资产阶级分子”而横遭迫害。
  这里简单说明一下:本文说的“苏联”,现在已经解体,不复存在。当时,它是俄罗斯及十几个小国组成的联盟国家,全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斯大林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大元帅,是苏联的党政军第一把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分成两大对立的阵营,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朝鲜、越南、蒙古、古巴和东欧几个国家;另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包括西方国家、日本、韩国等。斯大林不仅是苏联的第一把手,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把手。斯大林声势显赫、专横跋扈,他的话被社会主义阵营奉为“金科玉律”。
  遗传学是一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也有了“阶级性”,被贴上政治标签,是多么荒唐无稽!而这种荒唐无稽的事情一直延续到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各种东西都贴上了“阶级标签”,“四人帮”就曾竭力宣扬: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也不要“资产阶级的苗”!
  1986年,允许说真话了,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说:“过去有一种‘米丘林遗传学’和‘摩尔根遗传学’的说法,这是根本错误的。遗传学中可能有不同的理论或学说,而不可能有两种根本不同的遗传学。”
  当时,我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实行一边倒的亲苏外交政策,流行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学习苏联老大哥!”50建国初的科学教育模式都是照办苏联的。因而,米丘林遗传学”也被尊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摩尔根的遗传理论遭到了排斥和打击,各地摩尔根学派的一些学者连遭厄运。
  四川农科所鲍文奎先生以摩尔根遗传学的方法,用小麦同黑麦进行远缘杂交,以获得高度的杂交优势,然后用使杂色染色体加倍的办法克服其不孕的问题。该所为坚持贯彻米邱林方向,粗暴的派人强行毁掉了鲍先生实验地里的杂交材料。
  河南农学院吴绍揆院长的玉米杂交研究,也是典型的摩尔根派的东西,因而他的研究也遭到与鲍先生同样的命运。
  最为典型也最为恶劣的是乐天宇制造的“农大风波”。身为北京农业大学校委会主任(相当于校长)、中国米邱林学会会长的乐天宇,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停开了摩尔根学派的“旧遗传学”,开设了米邱林学派的“新遗传学”以及相关连的田间设计、生物统计三门课程,几位著名教遭到迫害。同时他还把一些被认为是“非生产专业(如农业化学、植物病理等)的学生转到生产专业(如农艺、畜牧等)”去,使学校上下动荡不安,师生纷纷告状、请愿。乐天宇的问题最后虽然得到适当处理,但也只是解决其工作作风而已,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遗传学教学和研究上的问题。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1 19:15:44
  2、生物学界的“左派”乐天宇
  建国初期,一切照搬苏联的一套,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当时的苏联,学术问题的争论常用行政干预,由政治裁决,任意宣布什么学说是无产阶级的,什么学说是资产阶级的。由斯大林亲自插手定论,把创立“基因”学说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称为“伪科学”,是“唯心的”、“反动的”,是“资产阶级的”。而把否定“基因”存在的米丘林李森科学派说成是唯一真正的生物科学,是“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这种行政干预、政治裁决学术问题的风气也被中国学来。
  1949年10月,由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以及从老解放区迁到北京的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组成北京农业大学。乐天宇(1901—1984)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原北京大学农学院和清华大学农学院的遗传学和有关学科的教授,都支持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学术观点。华北大学农学院以乐天宇为首的遗传学和有关学科的教师,都持米丘林学派的观点。三校合并后,乐天宇利用职权用粗暴的态度和方式,批评摩尔根遗传学理论观点,说它是“唯心的”、“反动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和“法西斯的”等等。
  乐天宇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停开了摩尔根遗传学课程,取消了田间设计、生物统计等课程;开设了米邱林学派的“新遗传学”以及相关连的田间设计、生物统计三门课程,同时他还把一些被认为是“非生产专业(如农业化学、植物病理等)的学生转到生产专业(如农艺、畜牧等)”去。

  校内遗传学家李竞雄教授改行教栽培学;吴仲贤教授改教家畜饲养学。
  农大小麦育种栽培学家蔡旭教授,以摩尔根“基因”理论为指导培育出一个小麦新品种,既能抗倒伏又能增产,却被农大校长乐天宇认定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产品,不准陈列展览,不准农民参观,更不准推广。更有甚者,还对蔡旭教授进行批判,令其检查,压得他痛哭流涕。
  从事群体遗传学研究的李景均教授(原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主任,解放前曾保护过该校的地下党同志),因为不同意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观点,忍受不了这种粗暴的做法,愤而离开了大陆,出走香港,后来去了美国。李景均到香港时给美国友人写信,说明出走的原因。美国《遗传学杂志》以《遗传学在中国死亡》为题摘登了该信的内容,从而,摩尔根遗传学派在中国受到压制的消息传向世界各国,影响极坏。
  乐天宇的做法,使学校上下动荡不安,师生纷纷告状、请愿。
  这引起了党的领导机关的注意。刘少奇也表示了关注。1950年6月2日,乐天宇给刘少奇写了一个报告,叙说情况并有所申辩。7月5日,刘少奇将这个报告送给主席、朱德、周恩来以及**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的领导人传阅。7月16日,主席批示:“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这位同志“思想似有很大毛病”。同一天,主席还批阅了反映同一问题的另一份材料,指示必须清查“并做适当的处理”,要求将这份材料与上述6月2日的报告一并讨论。
  随后,教育部派了一个工作组去北京农业大学调查,工作组成员有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副所长吴征镒。查处的结果是:1951年3月解除了乐天宇的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把乐天宇调离北京农业大学。
  1951年6月13日,政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由乐天宇任馆长。这个实验馆相当于一个研究所,它是以乐天宇创办的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生物研究室(成立于华北大学农学院)的部分人员为基础建立的。
  乐天宇到科学院后,“也还是和科学家格格不入。中央很有意见,要批评乐天宇,由中宣部科学处来办这件事。”1952年4月至5月,中国党中国科学院支部多次开会批评乐天宇,支部大会认为,乐天宇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属于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学阀作风,以及学术工作上的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支部大会决议:给予乐天宇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5月31日,竺可桢副院长去遗传选种实验馆,宣布撤销乐天宇的馆长职务。随后,乐天宇离开中国科学院,去华南农垦局工作,以后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是该院一级研究员。
  事实证明,乐天宇没有从受处分和批判中接受教训。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1976年至1977年初,在他得知中国科学院一局召开基因工程会议后,又企图树起讨伐摩尔根遗传学和当代生命科学的前沿分子遗传学和基因工程的旗帜。他写道:
  “从林奈的神创论的变种‘基因’,到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到魏斯曼的‘物质不灭’,到富有宗教思想的摩尔根提出神创论的总和,而伪装为‘基因论’。现代基因论者乃发展为‘DNA基因论’。资产统治阶级御用的‘学者们’代代相传,都是以伪装的面貌出现”;
  “从林奈的‘杂种基因’起,到目前的‘分子遗传学’(即细胞遗传学的发展),所谓‘基因工程’,都是资本家(如诺贝尔财团等)的御用学者们,为了抬捧其主子,所设立的一套套的为愚民政策服务的所谓‘遗传学’。其实,这种‘遗传学’是永远不会,也不能与生产实践发生任何联系”;
  “所谓的‘基因论’设想和人造的‘基因工程’流毒甚广,致使生物科学长期为资产阶级所利用”。
  乐天宇还把有关的遗传学家称为“资产阶级的卒子”。
  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2 07:02:00
  3、生物科学的一场浩劫(1)
  1952年6月,政务院和中科院联合召开了第三次生物科学座谈会在。参加座谈会的,除主管单位的领导、干部外,还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生物系的负责人和教师,北京农业大学的教师,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农业部代表,以及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单位的负责人、研究人员,共约30人。
  你以为通过这个座谈会,官方批判了乐天宇的错误观点、撕掉了遗传学的“政治标签”么?非也!这个座谈会没有批判乐天宇的错误观点,只是批评了乐天宇的工作方法不对头;这个座谈会不仅没有批判乐天宇的错误观点,没有撕掉遗传学的“政治标签”,反而以官方的权力肯定并发展了乐天宇的错误观点,把“政治标签”贴得更加牢固,进而大张旗鼓地讨伐、批判“摩尔根学派”,使我国的生物科学遭到一场浩劫。
  政务院和中科院联合召开的第三次生物科学座谈会作出了结论,在此基础上,《人民日报》发表了影响很大的长篇署名文章《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邱林方向而斗争》,文中给摩尔根学派扣上了“反动的”、“唯心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等政治帽子,认定米、摩两种学说“是不容调和的根本性争论”,号召全国对摩尔根学说“开展系统的批判”。这篇代表官方意见的权威文章,为两个学派定了性。
  1952年秋,大学停止教授摩尔根遗传学说,大学生物学课程面临尴尬处境,在复旦大学任生物系主任的谈家桢,没有资格教遗传学;科研中有关摩尔根遗传学的课题全部停止;中学教材重新编写;学术刊物上只登米邱林、李森科一派观点的文章。摩尔根遗传学说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我国生物科学遭到严重破坏。
  《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邱林方向而斗争》(简称斗争),《斗争》共分五个部分,一万余言。概括起来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乐天宇在生物科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分析和批判;二是中国生物科学的现状及其问题;三是必须坚持米丘林生物科学方向,系统批判摩尔根主义,用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旧生物科学。其主要结论如下:
  1、乐天宇是我国在学习、研究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中发生一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偏向的主要代表者
  《斗争》指出,乐天宇同志的经验主义偏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重视点滴的生产经验,忽视系统的农学理论;强调从生产中学习,否定实验室工作;认为‘农场就是实验室,大自然就是课堂’。……把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强调一面忽视另一面……。”“错误地、幼稚地把理论和实际对立起来”。“说什么‘我们在显微镜下解决问题,老百姓从栽培上解决问题。老百姓如果不靠自然规律解决问题,就要饿死。学者们没有生活问题,可以不靠自然规律来作。老百姓是唯物论,学者们是唯心论’。”“‘左’倾幼稚观点全盘否定了传统生物科学。……既然物种是一直在变化着的,植物分类学自然一无用处了。”他“对待像生物统计一类的学问,也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斗争》认为,“这种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偏向,本质上便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斗争》指出乐天宇同志的教条主义偏向表现为:他“不把米丘林生物科学看作实践的指针,而把它用作吓人的符咒。”“只是牵强附会地搬用哲学术语,把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去代替生物科学中的一些具体规律”。他“写的《遗传选种要义》一书,基本上是抄袭李森科、特洛申等人的著作而成的,并且抄袭得颠倒混乱,使人不知所云。更表现在牵强附会地搬用哲学术语上。”
  《斗争》还指出乐天宇同志的武断的非科学态度,以及用米丘林生物科学作为一根鞭子打人的恶劣作风。例如:他“对于科学工作采取一种武断、肤浅的非科学态度。他在批判旧遗传学时便采取这种态度。”他武断地说:“基因不但任何人没有看见过,连摩尔根自己也没有看见过。他拿这种虚伪的基因来肯定生物遗传的性状,这种看法是不真实的,是不可掌握的,而是一种幻想,幻想就是唯心论。”乐天宇“只用见过或没有见过的理由来批评一种科学上的假设,是太不充分了。”他“自己既不好好地研究米丘林,也阻碍别人研究米丘林。如有人对他的工作提意见,他就说是反对米丘林;有人反对他的恶劣作风,他就说对方政治有问题,别有用心。……他不许别人学米丘林,因为那是投机,也不许别人不学米丘林,因为那是反动。”
  《斗争》认为,“乐天宇同志用这样的态度对待科学,用这样的作风来领导国家的科学研究工作,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群众,自然只会使国家的科学事业遭到重大的损失。”“严重地影响了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推广。”
  《斗争》只是批评了乐天宇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并没有批判乐天宇的观点,反而支持了乐天宇的观点。(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3 07:10:25
  4、生物科学的一场浩劫(2)

  2、我国生物科学的现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斗争》就我国生物学界对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态度,诸如:反对的;认为只是“一家之言”的;或把它与摩尔根遗传学等量齐观、予以调和的,等等,逐一进行批判后写道:
  “大学中生物科学各部门甚至基本上原封不动,旧生物学的观点仍然贯穿在课程的各方面,米丘林生物科学只是一个‘学期课程’。……在中学生物学教科书中,米丘林生物科学只占一个章节。在讲到生物科学的研究方法时,对于科学工作中指导思想的作用,根本没有适当地加以说明,竟把‘用思想研究问题’和所谓的科学观察、试验方法对立起来。”
  “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农业科学机构仍把主要的工作放在抗病育种上,纯系育种的方法仍然是基本的方法,纯系的理论仍然是基本的指导理论。”“纯系根本是不存在的,纯系育种就只好如摩尔根主义者那样,把所谓科学建筑在偶然的巧遇上,求助于统计和幸运。……进行盲目性、偶然性的挑选以图找到所谓‘同质的基因配合’。这除了引起资财人力的浪费外,一定只会招致品种的退化和毁灭。……我们的一部分农业科学家,连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都还没有接受。”
  “米丘林生物科学的伟大,在于它彻头彻尾为提高农业生产、改造自然服务。但这一点好像没有引起我们的生物学者的注意。我们的植物分类工作,仍然片面地致力于野生植物,且为分类而分类。不注意植物的分布、产量、生活习性、经济价值等方面的研究,因而不能密切联系实际工作。大学中的研究工作,也往往提倡做些冷门的工作以求成名,比如学生要研究臭虫生活史来消灭臭虫,但教授要学生研究腔肠动物。比如学生要研究改良役畜品种,但教授要学生研究腔肠动物或者青蛙的肝糖变化,……。”
  “上述情况说明,我国生物科学的现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如果长此以往,‘生物科学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将只是一句空谈。”
  3、“米丘林生物科学是生物科学的根本革命”,要“用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生物科学的各部门”
  《斗争》用了几乎五分之三的篇幅高度评价米丘林生物科学。例如:
  “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它把生物科学发展到了全新的、更高度的阶段”;“米丘林生物科学完全改变了生物科学的面貌。”“以米丘林生物科学为指导,苏联生物学者在生物科学的各方面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巴甫洛夫揭发了生物的心理与生理职能之相互依属和影响的事实;勒柏辛斯卡娅成功地证明了新细胞的形成不仅是经由细胞本身的繁殖,而且还直接从非细胞体中发生;波什扬确定了微生物与病毒是从同一有机体发展的不同阶段,滤过性病毒可以转变为微生物形态,微生物也可能变为病毒……,所有这些,说明了米丘林生物科学对生物科学各部门有着多么大的启发意义,证明了米丘林生物科学绝不是生物科学中的‘一个部门’,而是生物科学的根本变革。”
  《斗争》为米丘林生物科学带上各种桂冠的同时,给“旧”生物科学特别是遗传学贴上了政治标签和哲学标签。它写道:“旧遗传学的思想是反动的”;“旧遗传学中所捏造的‘基因’,自然是一种臆造”;“我们不能批评旧生物学家‘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法西斯’便算了事。我们应该说清楚:生物科学上摩尔根主义和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在科学上的表现,是不容调和的根本性质的论争。旧生物学某些部分已经证明是伪科学,旧遗传学的某些结论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某些旧的农学在实践中被证明‘差不多全是坏的’。”“所以它必须加以改造”,因此,“认真地系统地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批判摩尔根主义在生物科学上的影响对于我国生物学界是迫切的需要。”
  《斗争》号召:“我国的生物学界应该发动一个广泛深入的学习运动,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最重要的是学习它的根本,不是学习它的枝节。……要认清米丘林生物科学是生物科学中的根本革命,纠正‘米丘林生物科学仅是生物科学中的一个部门’的错误说法,介绍苏联科学界基于米丘林生物科学而发展的……成就,彻底改造生态学、细胞学、胚胎学、微生物学……等生物科学的各部门”;“要从批判旧生物学、旧遗传学的工作中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大学生物学系,应把各种课程彻底地加以改革;要认真地把纯系理论加以彻底批判,生物统计、生态学等部门中的有害部分也要予以批判”。(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3 17:01:53
  5、生物科学的一场浩劫(3)
  《斗争》的发表产生了严重后果:
  1、一些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家被迫作了违心的公开检讨。他们检讨了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留恋摩尔根遗传学,错误地对待“先进的”、“无产阶级的”米丘林生物科学。
  谈家桢教授(当时在浙江大学任教)在读了《斗争》后写道:“摩尔根根遗传学是为帝国主义及一小撮资产阶级而服务。我过去受了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假科学理论的毒害极深,还夸耀自己是摩尔根的所谓‘入室弟子’,自以为很了不起……”,“我是基本上没有认识到新旧遗传学是根据两种不同哲学基础一条连线,不宜分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表现着两个不同世界侵略阵营和和平阵营的思想系。”“今日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超政治’、‘超阶级’是代表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站在反人民的立场,来看先进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当然是不会正确的”。他说:“我是完全同意和坚决拥护《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论点,并且有勇气和信心为这个科学革命而努力。”
  戴松恩(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也检讨说:“我曾说过一句话:‘米丘林生物科学是正确的,但是还没有成为完整的一套’。今天检讨起来,仅仅这一句话已足够说明我还是留恋着摩尔根的老一套,认为老一套虽有问题,但已成为完整的一套。这明显地表示我起初对米丘林生物科学基本上是抵抗的。”“今天我认识到我为什么不能从基本上来接受全部米丘林生物科学,就是因为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去对待无产阶级的新科学。今后我必须叛变我原来的资产阶级立场,才能从基本上接受新科学”。
  2、有些米丘林学派的学者把两个学派的争论上升为路线斗争。
  1952年7月,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以《为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肃清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影响》为题,做了三年工作总结。[15]总结写道:“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深切地感到了目前存在于我国农学界和生物学界的问题,确实是十分严重的。……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的试验、研究工作,基本上还是老一套,还是为摩尔根主义的思想体系所控制着的。”“米丘林遗传学是科学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武器,而摩尔根遗传学则是虚伪无用的,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发展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因此,我们就不应该再以这种虚伪的谬论去毒害青年,而应该与同学一起去学习先进的科学的米丘林遗传学。”“有少数动机不纯或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对米丘林科学,不仅不虚心学习,反而抱着敌对态度。……例如,当讲到米丘林生物学的哲学基础时,他们就说‘苏联的遗传学带着政治色彩,不是纯科学’。”“在他们看来,米丘林遗传学与摩尔根主义之争,完全是无意义的,是苏联制造出来的。因此,在谈到1948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会议揭穿反动的生物学路线实质这一重大事件时,他们就说‘这是苏联的大错,以后的事实会证明的。’今天应该告诉他们,三年来的事实证明了,以后并将不断地证明着,错了的不是苏联,而正是摩尔根主义拥护者的主观愿望。”
  《人民日报》发表这份总结时加了编者按,指出“这个总结说明了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乃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
  党中央的机关报,在半年之内发表了《斗争》和这个总结,公开支持米丘林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反映了当时中国领导者的思想状况。
  3、大学摩尔根遗传学课程基本停止,以摩尔根学派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工作全部停顿
  “这篇文章(注:指《斗争》)发表以后,各有关部门、各高等院校有关的系,都为贯彻文章的内容而进行了部署。从1952年秋季开始,摩尔根学派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内基本停止,明显地以摩尔根学派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工作也全部被迫停顿。在多数农业系统的院校和研究机构中,已有明显成就的杂交育种工作,也被视为‘摩尔根主义的碰运气的方法’而全部中断了。甚至中学教材也按照这一指导思想重新编写。学术刊物上则只登李森科一派观点的文章。直到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时,情况基本如此。”农业科学研究工作部门还发生几起“毁掉育种材料的事件。”
  中国的遗传学经历了一场浩劫。
  4.座谈会没有纠正乐天宇同志的根本错误,乐天宇同志也没有接受教训。
  座谈会批评乐天宇在介绍、宣传、推广、研究米丘林学说工作中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偏向,以及武断的非科学态度等等,有其正确的一面,其中也有一些很好的提法,例如批评乐天宇同志“把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替代生物科学中的一些规律”。批评哲学代替论,在国内这是第一次。
  乐天宇的根本错误在于粗暴地批判和压制摩尔根遗传学派。座谈会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没有触动乐天宇,而且恰恰与乐天宇犯了同样的错误,使用了与乐天宇同样的语言。
  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虽然正确地提出:“处理学术问题和处理政治问题应该有所区别”,“我们可以说旧遗传学的思想是反动的,但不能说信服旧遗传学的学者一定就是政治上的反动分子”。但是随后它又用李森科、乐天宇的语言,否定了这些正确的论点,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给所谓的旧生物学家,给摩尔根遗传学戴上了“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法西斯”等等帽子。
  给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所扣的种种帽子,不是座谈会的发明。在这以前,在来华的苏联专家的报告中,在国内学者的著译或文章中,早已屡见不鲜,但那都只是个人的语言,没有行政上的约束力。而座谈会的结论《斗争》,作为官方文章,首次在党中央机关报上为摩尔根遗传学定性;而且《人民日报》编者按公开号召“关于摩尔根主义对旧生物学各方面的影响,需要继续展开系统的批判”,意味着是经过党中央认可的,就不同凡响了。这就是为什么座谈会不但没有纠正乐天宇同志的根本错误,反而一呼百应,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批判与压制摩尔根学派的高潮,产生严重后果的原因。
  从1953年Watson和Crick发表DNA分子结构的文章;到1973年,Cohen和Byer共同报道了体外组建的重组质粒在细菌中繁殖成功,这20年中,国际上分子遗传学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发展速度一日千里。可是反观国内,对摩尔根遗传学的讨伐始终没有停息过,而且还要批判已经见之于事实的“基因工程”,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4 10:30:23
  6、批判生物学家胡先骕

  胡先骕(1894—1968)先生,字步曾,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之一。1922年,他同我国生物学前驱秉志先生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8年,他又同秉志先生一起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并从1932年起直至1949年止,任该所所长。新中国建立后,他一直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为发展我国的植物分类学做出过重大贡献。
  《植物分类学简编》出版引发的风波
  1955年3月,高等到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先骕先生所著的高等学校教学用书《植物分类学简编》(以下简称《简编》)。《简编》第十二章《植物分类的原理》中,第三节为《分类的方案与范畴》。胡先骕先生在讨论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时,对李森科的物种新见解进行了批评。他写道:
  “李森科‘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一时颇为风行。接着便有若干植物学工作者发表论文来支持他的学说:报道黑麦‘产生’雀麦,橡胶草‘产生’无胶蒲公英,作物‘产生’杂草,白桦‘产生’赤杨,鹅耳枥‘产生’榛,松‘产生’枞,基至向日葵‘产生’寄生植物列当。但不久即引起了苏联植物学界广泛的批评。自1952年1954年各项专业的植物学家先后发表了成百篇的专门论文,对于李森科的学说作了极其深刻的批评,大部分否定了他的论点。苏联《植物学期刊》编辑部根据这大量论文所提供的资料与论据,发表了一篇《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这篇论文认为‘李森科观点的拥护者犯错误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实际材料的局限,以及没有利用关于物种及物种形成的极其不同并且相当具体的知识……。’‘他们进行实验的方法水平很低,研究的不够精确和不足为据。’……‘李森科忽视了祖国和外国研究者的已有的一切经验,显示出他以不可容忍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像分类学这样的生物部门。’这篇论文还指出了李森科的新学说对于动植物选种,农业工作者与杂草作斗争,开垦草原地,植物学,资源学,森林学,苔原学,地层学各种科学实践都有害处,因之须予以根本的否认。”
  转贴胡先骕先生接着写道:“这场论争在近代生物学史上十分重要。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致于被引入迷途。”
  《植物分类学简编》出版后,有人认为胡先骕先生反苏、反共,反对党领导科学。
  当时在高等教育部工作的苏联专家“就此书提出‘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在政治上的诬蔑’。”
  北京农业大学六位讲师、助教给高等教育出版社写信,认为《简编》“是一本具有严重政治性错误,并鼓吹唯心主义思想的著作”。胡先骕“诋毁苏联党和政府,反对党领导科学。”“在生物学上,他也是个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 “不能容忍这本书继续毒害青年,贻误学界。我们建议立即停止出版胡先骕的著作,收回已售出的书。”还要求“胡先骕彻底检查,公开检讨,真正下决心改正”;高等教育出版社“应当深刻地进行检查,吸取教训。”
  信里批评中国科学院说:“胡先骕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出版了这样反动的一本书,这说明中国科学院在政治思想教育和学术思想批判上进行得很不够,今后应当加强,才能领导我国科学界前进。”

  在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胡先骕受到批判
  1955年10月28日至31日,中国科学院与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举办了“伟大的自然改造者伊?弗?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在全体会议和分组讨论中,胡先骕先生受到政治批判。
  10月28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在开幕式上做了题为《创造性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不点名批评胡先骕说:
  “在生物学界中也还有一些人坚持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对米丘林学说采取盲目反对的态度。个别的人,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完全忽视米丘林学说,在他的生物学著作中一字不提米丘林,又不以科学家的态度来进行学术论争,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苏联科学家们对物种问题的学术争论,利用苏联一些生物学家在物种问题上对李森科持有不同的学术见解,来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苏联党对科学事业的正确的政策,说什么李森科关于物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而风行一时,但不久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批评大部分否定了李森科的论点云云。十分明显,这种论调是完全不符合事实。”报告用胡先骕同样的话提醒“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必须对此有十分深刻的认识,才不致被引入迷途。”
  报告还批判说:“宣传什么党支持错误的理论,宣传什么科学家如果尊重党的领导,就要被引入‘迷途’,是完全违反科学家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的。”“这种思想的错误性质是极其严重的,……因此,我们在这里仍要提请大家注意加以批判。”
  会议的九个小组也“一致热烈地批判了个别科学工作者在著作中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党对科学事业的正确的政策”。
  10月31日,竺可桢副院长在闭幕式上做会议总结时说:“在纪念会中开展了学术思想的批判,特别是对胡先骕先生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上的错误思想,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批评。会上一致指出,胡先生在政治上的错误,诬蔑苏联党支持错误的思想,暗示科学应该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在学术思想上,他系统地宣传唯心主义,反对米丘林学说。这种错误引起了科学工作人员的愤怒,一致加以严格地批判,同时大家仍希望胡先生改变错误立场,改造思想,做一个爱国的科学工作者。”
  竺可桢副院长接着检讨说:“在此,我个人作为科学院的一同人……没有做好工作给胡先骕先生以必要的帮助,使胡先骕先生能提高认识改变立场。院里边同人尤其是植物研究所同人也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经过这次大家的批评给我们以当头棒喝,应该使我们在麻痹大意中清醒过来,要大家以切磋琢磨的方式来给胡先生以帮助”。
  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童第周副主任的报告。
  胡先骕先生受到批判,《简编》一书被全部销毁,此后一段时间,我国的生物学家都不敢再公开发表不同于李森科的学术见解。
  对胡先骕先生进行政治批判,也是中央宣传部直接部署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后来说:“那时候批判胡先骕先生,就是着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是在米丘林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一个名字都不讲,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5 06:48:43

  7、郭沫若高度评价"米丘林生物科学"
  1955年,李森科在苏联已开始沦为落水狗;"米丘林生物科学"在苏联学术界的穷追猛打之下,似已走到尽头。中国的"米丘林生物学"却正在回光返照之中。这年10月28日,中国科学院、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联合举办了"伟大的自然改造者伊.弗.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纪念会致了开幕词。在开幕词中,郭沫若一方面高度评价"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政治哲学意义,一方面充分肯定用"米丘林生物科学"改造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已经获得了不少重要的成就"。号召中国学者"以米丘林为榜样,以米丘林学说为基础,更全面地展开深入的研究,把研究的成果及时地愈来愈多地贡献出来"。大会主题报告拟由戴芳澜院士担纲,但戴芳澜曾因信奉"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挨批,对"米丘林生物学"没有好感,一听会议筹备组要他准备报告稿便直摇头。无奈,改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做专题报告。报告题为《创造性地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其主要特点,是对响应苏联遗传学界第三次大论战而向"米丘林生物科学"发起反击的中国摩尔根学派予严厉抨击。
  童第周在肯定"六年来,我国极大多数的生物学家、农学家在学习米丘林学说方面是热情的和积极的"之后,话锋一转,说: 但是在生物学界中也还有一些人坚持孟德尔一摩尔根主义,对米丘林学说采取盲目反对的态度。个别的人,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完全忽视米丘林学说,在他的生物学著作中只字不提米丘林,又不以科学家的态度来进行学术争论,利用苏联一些生物学家在物种问题上对李森科持有不同的学术见解,来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苏联党对科学事业的正确的政策,说什么李森科关于物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而风行一时,但不久就引起了学术界批评,大部分否定了李森科的论点云云。十分明显,这种论调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必须对此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不致被引入迷途。
  童第周警告学术界,"抱有上述错误思想的,只是科学队伍中极个别的人。但是这种思想的错误性质是极其严重的。这种思想如果任其传播就会严重地阻碍我们学习和研究米丘林学说,使我们的科学事业和革命事业遭受损害。因此,我们在这里仍要提请大家注意加以批评。"
  中国生物学界的气氛又开始紧张起来。但毕竟是回光返照,难于持久。1956年4月,来中国参与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苏联农学家齐钦带来了苏方解除李森科职务的消息,**中央对此非常重视,马上邀齐钦座谈。齐钦转告**中央,李森科的春化法作为农业技术在苏联已被废止,李森科的其他重要理论也被否定。决策层为之震惊。决策层同时注意到东欧国家对李森科问题的反应,尤其对东德的立场感兴趣。东德著名遗传育种学家汉斯.斯多倍(Hans Stubbe)一贯抵制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但东德当局并没有强制他放弃自己的观点,在学术上对他依旧很尊重,他仍然可以运用自己的"摩尔根主义"育种学说,终于在育种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东德的这个案例给了决策层央很大启示,主席、周恩来当即指令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科学院调查研究这方面的情况,以采取相应措施。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5 15:32:15
  8、胡先骕拒不检讨

  米丘林诞生百周年纪念会前,中国生物学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秉志先生坦陈不同意批判胡先骕。10月23日,竺可桢副院长去中关村会晤秉志先生,谈胡先骕先生《简编》一书的问题。秉志先生明确表示不同意批判胡先骕先生。据竺可桢副院长的当天日记记载:“农山(即秉志)认为要步曾(胡先骕)检讨不但不现实,而且无需要。”秉志“对于李森科的科学造诣有意见,认为许多人是盲从了。”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的手里,但很难力挽狂澜。
  米丘林诞生百周年纪念会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动员胡先骕写文章做自我批评。11月5日,竺可桢副院长偕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张肇骞赴石驸马大街83号看望胡先骕先生,“适张稼夫副院长和过兴先已先在,谈胡著《植物分类学简编》中胡犯错误事。步曾自己承认对于批评苏联以政治势力推行学说语的不妥当,决定由他写一篇关于学习米丘林一文,述他对于物种成功的见解,同时批评自己立场的错误,稼夫认为满意。”
  胡先骕先生真的写了一篇学习米丘林的文章,但未做公开检讨。究竟是出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拒绝检讨;还是由于这时党已提出了“百家争鸣”,可以不做检讨,就不得而知了。
  1956年8月,《科学通报》发表了胡先骕先生写的、长达两万余字的、学术性很强的文章《我国学者应如何学习米丘林以利用我国的植物资源》。他写道:“米丘林是一个为人民大众的事业而服务的人民科学家”,“他为人民大众的事业而工作了60年,直至临终前还指示他的助手们修正工作计划和提纲。这种人民的科学家爱祖国爱人民的忘我精神,是我们生物学与农学工作者首先要学习的。”“米丘林以60年漫长的时间从事于改良果树品种,……300多种优良果树品种,便是他的学说的根据与工作方法的基础。”
  他在简述了米丘林的主要育种方法和理论后说:“这些工作方法与理论都是我们生物学与农学工作者应该学习的。但是他的工作方法是精深而繁复的,不是轻易能掌握的,我们的农学工作者必须在长期工作中亲身体验才能运用自如。他的理论在他的论文中有着详细说明,也要精心研讨,尤不可为似是而非的学说所惑。”在“尤不可为似是而非的学说所惑”一句下胡先生加上了表示重要的黑点。
  胡先骕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没有点李森科的名字,但明显地看出他反对带引号的米丘林学说,也就是他反对李森科学说、李森科主义的初衷不改。他告诫人们学习米丘林的工作方法和理论,要从米丘林的原著中去学习,才能不为似是而非的李森科学说所迷惑。这就是他的潜台词。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6 06:44:49
  9、 批判错了
  1956年,主席和中国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双百方针酝酿的过程中,1956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言,提到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的问题,要让它自由时,对当年发动批判胡先骕一事进行反思。
  陆定一说:那个时候就是着重政治问题,因为胡先骕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在米丘林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一个名字都不讲。
  这时,主席插话:“胡先骕的那个文章对不对?”
  陆定一回答说:“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
  康生插话说:“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还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什么问题呢?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一个突变论。”
  主席问:“能不能变?”
  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出榆树,那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情胡先骕反对是对的。但说李森科所以吃得开是有政治势力支持着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了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是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人家的小辫子,就说他都是错误的。”
  陆定一接着说:“那倒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
  但是,周恩来认为,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应该向胡先骕承认错误。
  1956年5月1日,周恩来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指出:可以先把二者分开,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比如对李森科的学说,首先应在科学领域内进行研究,看看哪些是对的或是不对的。其次再对李森科否定的那些学说进行研究,看哪些是对的不应否定,哪些是不对的应该否定。然后再对中国科学家胡先骕批评李森科的文章进行研究,看看批评对不对、对了多少。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被批评的胡先骕承认错误。对一切科学,都要这样。
  1956年7月1日,竺可桢副院长到胡先骕家,代表有关方面,就去年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对他的错误批判,向他道歉;同时,邀请他出席即将于8月在青岛市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是陆定一建议,并在**中央宣传部科学处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它是自然科学方面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而召开的第一个会议。胡先骕教授参加了座谈会,做了十多次发言。1958年,胡先骕教授被禁售销毁的《简编》,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再版问世。
  受益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严格区别开来,胡先骕教授的冤案,才得以较快地平反,才得以推倒强加给他的政治罪名和不实之辞。他是有幸的。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6 18:46:51
  10、“政治标签”松动
  在新中国的科学史上,1956年可以称为“科学年”。这一年的1月,**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3月,集中各方面精英人物着手编制科学发展十二年长期规划。
  主要靠政治力量支持发展起来的以李森科为首的米邱林生物学派,在原苏联国内也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其在农业生产上毫无贡献,许多技术建议都证明是无效的,支撑其基本理论物种问题的重要证据被揭发是弄虚作假。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被压制多年的不同意见爆发出来。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苏共二十大尖锐地批评了斯大林。四月,李森科被迫辞去了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同时,苏联科学院宣布恢复瓦维洛夫的名誉,并准备出版他未能出版的著作。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八日,主席批阅了康生送上的东德党的宣传部长的谈话记录,其中说到德国人对苏联过去批评德国的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一直有反感,特别对李森科批评遗传学不满,东德的农业科学院长斯托比特别不服,请他到苏联去参观,他看了,还是不服,东德对他宽容,还是让他当院长。
  主席看了这个谈话记录,批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说:“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
  一九五六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时,主席讲学习外国的时候,就说了“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并且举了李森科问题为例子。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也讲到:“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这就明确表示中国党的最高领导人,主张对学术上的不同学派不要干预,并且不以苏联党过去的做法为然。
  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席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围绕如何“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展开,强调了不可盲目地学习外国,学术研究也不能搞教条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好的东西也应该学习等。
  主席谈到胡先骕,说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陆定一回答:“不是,没有给。”主席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4月27日,会议讨论主席的讲话,陆定一在发言时认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争鸣,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陆定一讲到了自然科学的问题:“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这是根本错误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他还说:“中国现在发展科学,向科学进军,如果有人出来一个主张,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者或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那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这样对我们的建设是很不利的。”
  有了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和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对李森科问题那样一些明确表示,有了陆定一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中对自己摸索过程的那样一番叙述,陆定一在双百报告中,在说到反宗派主义斗争的经验时,就说了那样一段斩钉截铁的经典论断:
  “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例如说什么‘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就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
  陆定一在作了双百报告之后,就部署于光远准备会同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召开遗传学座谈会。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7 10:54:02
  11、转机降临了
  恰好与中国生物学界的"小气候"相反,这时整个中国意识形态正处于文革前最平和的时期,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甚至把知识分子叫做"国家的宝贝"。重新估价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一个精神创造必需的宽松环境,正在形成共识。时为中国意识形态主管的陆定一决定利用这个契机,解决学术自由问题。这年2 月,**中央在主席居所颐年堂开会,陆定一就学术自由做专题汇报,以"米丘林生物科学"与中国经典遗传学派的长期交战为例,说明在学术领域实行专横的行政干预的危害。报告得到**中央认可,会议决定对学术问题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遗传学问题就成为我党中央制定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个主要依据"(于光远语)。遗传学是政治风暴摧残的重灾区,以遗传学问题为实施双百方针的突破口,就不仅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在政治上也最具震撼力,最具示范意义。双百方针的实验对象,自然要选择遗传学。换句话说,遗传学既是引出双百方针的发源地,也必定是最早受双百方针之惠的一个主要的试验田。
  这年5月2 日,主席在一个重要讲话中正式提出双百方针。5月26日,在北京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陆定一代表**中央就双百方针作了公开阐释。陆定一说:"我们主张的百家争鸣是在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他特别谈到遗传学问题,说: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例如说什么"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一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就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
  陆定一的这个报告,对中国"米丘林学派"无疑是致命一击,长期受压的经典遗传学派则欢欣鼓舞。更令经典遗传学派振奋的是,**中央决定:"要在遗传学这个领域开展学术讨论,为贯彻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提供一个榜样。"根据陆定一的指令,中宣部科学处、中科院和高教部"认真研究了遗传学的有关问题和在我国遗传学界具体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步骤。"中国遗传学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遗传学界贯彻双百方针的第一步,是在舆论上为平反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造势。由于有意识的引导,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现状作冷静的反思和大胆的批评。首先对苏联的学术方法、苏联专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光明日报》组织一批知名专家教授展开讨论,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朱淇昌先生撰文说:几年来,我们学习苏联是有成绩的。但是,也应该指出,在我国科学领域里,许多人存有一种依赖苏联的思想。他们在很多科学技术问题上一成不变地搬用苏联的标准,却没有很好地去钻研苏联科学技术的实际和精神。如果有人提出不同于苏联标准的意见,或者提出在苏联的技术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的意见,以及提出自己创见性的意见以代替苏联的方法时,就认为是"不好好地向苏联学习"。应该肯定,我国的几乎每一门科学都不同程度地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需要进一步向苏联和其它国家学习。但我们的学习不应该是生搬硬套,盲目照抄。过去曾有一个时期,在我国科学领域内产生过科学技术"一边倒"的思想,因此忽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成就,使得自己闭塞了对科学发展的见闻。最近,我参加制订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新的科学技术书刊上,看见这几年来,他们已经有了不少的成就。如果我们还不重视学习,那对于我们国家科学的发展是不会有好处的。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研究员熊毅也指出,"有些科学成就,在任何国家里也可以使用,我们最近在研究土壤物理学方面的某一问题,就采用了美国科学文献上的一种办法,效果很好。如果严格地把自己限制住,那就是自己倒霉。"学术研究受政治大气候支配向苏联一边倒,以致与代表世界科学技术主流的欧美学术界几乎完全隔绝,中国知识分子对这种状况积郁已久的强烈不满,这时终于爆发。欧美的科学技术仍然应该为中国学术界所师法;而对苏联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学者们则认为不应再继续下去了。第一个在中国实现动物人工无性繁殖的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朱冼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向苏联学习,也应向别的国家学习。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是不好的。苏联对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以至于对南美洲等国家的科学,都很重视。都把它介绍翻译过来。苏联的科学情报工作做得很完整。我们也应该把其它各国东西介绍来中国,丰富我们自己。"中国学术界必须打破姓社姓资的禁忌,批判地看待苏联的科学技术,大胆取资欧美,这已是中国学术界共同的呼声。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8 17:28:29
  12、开始拨乱反正
  在中国学术界的强烈期盼中,开始了遗传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一方面不能在科学技术问题上一边倒,必须取资欧美。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参与笔谈的学者,不论是属于哪个学科,大都以遗传学问题、并且主要是以"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引进为例证。朱冼就说:
  要学习苏联,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在学习苏联方面并没有学好。我们缺乏自己的见解,又不看中国的具体情况,就把苏联的东西搬过来机械地运用。如中国某些科学工作者学习米丘林的嫁接苹果工作,就值得考虑,因为中国苹果比苏联的还好。米丘林学说是对的,我们学习的是他的理论,而不是学习他的具体办法。因为具体条件不同,在苏联行得通的在中国就未必行得通。
  在《光明日报》主办的"大胆开展自由讨论,做到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上,"几乎每一个科学家都强调地说,我们向别人学习要虚心,更重要的是要能够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东摇西摆,不加辨别地搬运过来。"好几位专家当场举例说,威廉斯的草田轮作制和马尔采夫的新耕作法,本来有地域性限制,不适合中国情况,但因为是李森科所大力推崇的,一些人就想照搬到中国来。在华南地区某个农业学校,教师讲授怎样在当地推行草田轮作制,学生问他,当地的农作物一年三熟,如果土地照你说的休耕二三年,还增产什么?教师不能回答。此前,陕西、甘肃等地还发生过为了推行草田轮作制而铲去多年生苜蓿草的大笑话。与会的科学家们由此把话题转到李森科问题上来,指出,"李森科的学说曾在我国风行一时,有些科学家对李森科学说有意见,也不敢提出来讨论,今天看来,这不是科学家应该采取的态度"。
  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林傅光教授更是大声疾呼科学家应该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理性对待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他这样说:前几年,我们在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理论方面,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生物科学方面,有的人不同意李森科的某些论点,但心中存有顾虑怕提出来会犯政治错误,怕别人给他"扣帽子",因而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有的人顾虑到:对李森科的某些论点也提出批评,会不会影响我们学习苏联的信心等等。也有些人故意对李森科的某些错误论点,避而不谈,而过分强调了他正确的部分。这些,都给我们的科学工作造成损失。
  林傅光教授主要从科学家自身的不足的角度检讨"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横行的原因,以直言不讳著称的北京大学化学系傅鹰教授则把批评锋芒直指中国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他说:党和政府过去也是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自由论争的。但是,几年来这方面的情况并不怎样好,讨论少,论争就更少。这和某些人对待论争者的态度不好有关,他们随便给人扣帽子。例如:在前几年如果谁对李森科的学说提出不同的意见,就会马上被戴上"你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你这是唯心主义"的帽子。我觉得这种态度,是和党的政策相违反的。
  学术自由原则未能切实推行,这是影响执政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学术自由原则之未能切实推行,在"米丘林生物科学"肆虐的中国遗传学界表现最为突出。也就因此,在双百方针提出后,遗传学问题就成了热门话题,对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积怨甚久的中国学术界,强烈呼吁结束"米丘林生物科学"一家独鸣的不正常局面。以遗传学问题为实施双百方针的突破口,在这点上,决策层和学术界是不谋而合。
  在中国学术界的强烈期盼中,开始了遗传学领域的拨乱反正。1956年7月,当局尝试着为遗传学初步恢复名誉。《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对中国高等农业院校的植物生理学教材提出了批评。这些教材是参照苏联八月会议之后制定的教学大纲编写的。《人民日报》署名文章指出,这些教材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现在看来,有些论点不够成熟,有些批判不够公允,不宜单方面地列入教材中去。仅就发育一章来说,小麦春化处理的不可逆性,在当时就同国际文献中的实验报告抵触;植物在光照阶段中要求不断光照或不断黑暗的说法,根本同生物和环境统一以及自然界有昼夜光暗的交替就有矛盾的地方。马铃薯的退化原因,并不仅仅是由于高温……。而这些未经公认的一家之言所以能一度列入教材,很难说不是受了惟我独尊思想的影响。"而对中国农业高等院校教材的这些批评,间接地都是指向李森科的基本理论。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署名文章对在苏联和中国被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欧美遗传学作出了新的评价。文章在沿袭旧说对欧美遗传学作了一番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批评之后,指出欧美遗传学也有合理成分,不能全盘否定。文章并具体陈述了全盘否定欧美遗传学给中国生物学教学和实践工作造成的严重后果: 在我们的教学中,我们虽然在生物化学上着重介绍蛋白质是生活物质的主要成分,而在生物学课程里却认为核物质(特别是染色体)是种"禁忌",避而不谈,或者在谈到遗传性的物质基础的时候,却有把细胞内部结构一视同仁、主次不分的倾向,甚至有时把一些染色体中科学界公认的现象,如减数分裂与世代交替的关系,都抛开不提。难怪现在从未听说过什么是染色体的学生,听到批判染色体学说的时候,只能囫囵吞枣,强咽下去,而一听到有人在研究染色体的时候,就要发生莫名其妙的警惕。我们在教学上疏忽了某一方面,在实践上就会遭到相应的损失。正是因为在遗传学上过分强调了物种形成乃是适应生存条件改变而引起的一定的变异,而忽视了核物质本身构造上的更动也会在有机体中引起有利的改变,在实践上就杜绝了一些利用物理化学因素处理的迅速而有效的育种方法。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20 07:10:11
  13、呼吁为“遗传学冤案”平反昭雪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打响了为经典遗传学洗刷不白之冤的第一枪。但毕竟是**中央机关报,措辞上不能不把握分寸。民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则无此种顾虑。《人民日报》署名文章刚刚发表,《光明日报》就作出回应,刊发了《吴仲贤教授谈遗传学教学问题》一文。北京农大教授、著名遗传学家吴仲贤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专访时,从纯学术角度对经典遗传学作了全面肯定。
  吴仲贤教授开门见山地指出:"过去我们高等学校讲授的遗传学,1949年就被取消了。现在讲授的遗传学是李森科的。"换句话说,吴先生只承认早已被取消的遗传学即经典遗传学才是遗传学的正宗,李森科的"遗传学"被他加了引号,事实上他拒绝承认李森科的"遗传学"为真正的遗传学,事实上他是认为真正的遗传学在中国已不复存在。他这样痛斥对经典遗传学的政治攻击:"有人把过去讲的遗传学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唯心的,甚至反动的,可是说这样话的人都不是学遗传学的,或者是对于这门学问不了解,或者是乱扣帽子。这样,当然谈不到科学的态度。"
  吴仲贤教授强调,评价遗传学不能从纯粹的政治需要出发,"科学的态度是,对这门学问的基本规律加以研究,看是否有实验的根据,用不同种的动植物加以考验,然后根据实验的资料得出结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不会发生谬误了"。过去当然没有这样做,这是发生遗传学悲剧的根本原因。吴先生进而热情洋溢地评价经典遗传学在学术上和实践上的巨大意义:吴仲贤教授说,遗传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从1900年起直到现在才不过五十多年,就已经成为生物科学的中心,渗透到分类学、胚胎学、生理学、生态学、医学等各方面去,而在农业科学中则成为改良动植物品种的有力武器。从遗传学发展的一开始,它就和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因而使理论和实验、预测和验证相并地进行。同时,它又利用着近代物理学和化学的方法来研究它的问题,因而形成了放射遗传学、化学遗传学等新的部门,一方面用以来丰富自己,一方面又转而刺激这些科学的发展。因而有人预测,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物理科学在整个科学界的重心将可能为生物科学所代替,倒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吴仲贤教授说到遗传学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他说,遗传学在农业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虽然为时较短,却也是至足惊人的。仅就杂交玉米一项而言,根据1948年的估计,就使美国每年增产三十五亿美元。最近这些方法更转而应用到鸡、猪、洋葱、番茄等等其他农业生产方面;就已获得的效果来看,它的应用还没有止境。此外,用诱导性的突变和多倍体的方法造成新的优良品种,也已产生良好的效果。而生物遗传学在阐明连续变异的理论方面的收获,在广泛应用到改良动植物经济性能上面之后,预计当可能有更大的成就。
  遗传学既然如此重要,恢复并大力发展中国的遗传学研究,自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为遗传学正名。吴氏因此呼吁抛弃对遗传学的偏见成见:他说,对于这样的一门科学,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是摒弃它,避而不谈呢,还是讲授它、研究它、利用它来促进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呢?这已经用不着我们来答复了。唯一的是,有一点是我们必须澄清的:在遗传学发展的初期,摩尔根曾经作了一些有力的贡献,于是就有人把它称为摩尔根遗传学,这样就抹煞了许多别的人的贡献;至于称它为美国的或资本主义的,则更是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的劳动以及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就,一概抹煞了。它的正确名字是"国际遗传学"。
  为遗传学平反昭雪这个主题,就这样被吴仲贤完全点破,变得无可回避。舆论造势的目的至此也就基本实现了。
  解决遗传学问题,众望所归,水到渠成。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跨出了第二步: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正式为经典遗传学平反昭雪。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21 07:09:21
  14、青岛遗传学座谈会(1)  
  1956年8月,在中央宣传部的关心指导下,包括遗传学两派(米邱林学派、摩尔根学派)主要人物在内的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召开。历时半月的会议(8月10日至25日),在团结的气氛下,大家破除顾虑,发言踊跃‘彼此交锋’争辩热烈,被学界称道为“贯彻‘双百’方针的一个典型”、“我国开始学术争鸣的重要标志”。这次会议的成功得到主席的肯定,后来他在接见与会的复旦大学生物系谈家桢教授时说:“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搞起来”。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李汝祺先生会后在《光明日报》(1957年4月29日)上发表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主席看到后立即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此文,并亲自为文章拟了一个新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而把原来的题目作为副题;并为《人民日报》代拟了按语。
  这次学术会议的社会影响之大,得到中央最高领导层如此的关注,在新中国科学史上是罕见的。

  遗传学是一门生物基础学科,它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价值。遗传学的问题涉及到农学、医学以及生命科学最复杂的领域,因而解决遗传学问题的意义,远远超出遗传学学科本身。而遗传学在发展进程中,不仅有不同学派的争鸣,而且又很难避免同政治、哲学等意识形态领域的纠葛。公认的遗传学的两大派为摩尔根学派和前苏联李森科院士所倡导的米邱林学派。
  两派的根本分歧在于,摩尔根学派认为染色体和它上面所假定的基因是遗传的主要物质基础,而米邱林学派则认为环境决定遗传性,只要通过改变生物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就可以定向地改造生物,否认生物的遗传有特定的物质基础。两派都有正确的一面,但都不够全面,双方本可以取长补短,共同把年轻的遗传科学推向成熟。
  可是,从1948年起,苏联的李森科米邱林学派利用了人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政治和行政手段,一棍子把摩尔根学派打下去,把伪科学,唯心和反动的帽子扣在一些学者头上。纯学术的不同见解,不幸被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学习苏联,在“一边倒”的大环境下,通过各种行政性指令,把米邱林学派封为唯一正确的“新遗传学”。米邱林学派走向一统天下,传统遗传学(摩尔根学派)遭到无情的封杀。
  1952年6月,在政务院和中科院联合召开的第三次生物科学座谈会的基础上,《人民日报》发表了影响很大的长篇署名文章《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邱林方向而斗争》,文中给摩尔根学派扣上了“反动的”、“唯心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等政治帽子,认定米、摩两种学说“是不容调和的根本性争论”,号召全国对摩尔根学说“开展系统的批判”。这篇代表官方意见的权威文章,为两个学派定了性。
  1952年秋,大学停止教授摩尔根遗传学说,大学生物学课程面临尴尬处境,在复旦大学任生物系主任的谈家桢,没有资格教遗传学;科研中有关摩尔根遗传学的课题全部停止;中学教材重新编写;学术刊物上只登米邱林、李森科一派观点的文章。在此前后,各地摩尔根学派的一些学者连遭厄运。四川农科所鲍文奎先生以摩尔根遗传学的方法,用小麦同黑麦进行远缘杂交,以获得高度的杂交优势,然后用使杂色染色体加倍的办法克服其不孕的问题。该所为坚持贯彻米邱林方向,粗暴的派人强行毁掉了鲍先生实验地里的杂交材料。河南农学院吴绍揆院长的玉米杂交研究,也是典型的摩尔根派的东西,因而他的研究也遭到与鲍先生同样的命运。最为典型也最为恶劣的是乐天宇制造的“农大风波”。身为北京农业大学校委会主任(相当于校长)、中国米邱林学会会长的乐天宇,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停开了摩尔根学派的“旧遗传学”,开设了米邱林学派的“新遗传学”以及相关连的田间设计、生物统计三门课程,几位著名教遭到迫害。同时他还把一些被认为是“非生产专业(如农业化学、植物病理等)的学生转到生产专业(如农艺、畜牧等)”去,使学校上下动荡不安,师生纷纷告状、请愿。乐天宇的问题最后虽然得到适当处理,但也只是解决其工作作风而已,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遗传学教学和研究上的问题。
  主要靠政治力量支持发展起来的以李森科为首的米邱林生物学派,在原苏联国内也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其在农业生产上毫无贡献,许多技术建议都证明是无效的,支撑其基本理论物种问题的重要证据被揭发是弄虚作假。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被压制多年的不同意见爆发出来。我国学术界对苏联生物学界的新动态十分关注,并开始活跃起来。这时,主席和周恩来曾指示中宣部和中国科学院调查研究有关遗传学的问题,拟采取相应措施。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报告中,明确指出了苏联在李森科问题上的错误和我国在“学习苏联”中的一些问题,反对给自然科学扣政治帽子,反对用一种学派压倒一切的独霸作风。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中宣部科学处倡导,中国科学院会同高等教育部,决定于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22 06:48:30
  15、青岛遗传学座谈会(2)
  8月的青岛是高温季节。在青岛栖露路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的气氛也逐步升温,发言之活跃,争辩之激烈,为多年来所未有。
  参加座谈会的有中科院、高教部、农业部、教育部、林业部系统的遗传学、育种学、细胞学、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生态学和分类学等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出席43人,列席73人。其中两派观点的主要学者如胡先骕、李汝祺、吴兆发、乐天宇、谈家桢等都出席了。
  于光远作为中宣部科学处的负责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开会的第一天和会议中间,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作了重要发言。会议上成为各派学者关注的中心人物,他反复阐明了中国党不准备重复苏联党的做法,不准备在遗传学或者别的什么学术争论上作出决定,同时以哲学家的身份批评了李森科和苏联哲学界关于“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的哲学命题。他针对遗传学两派之间的严重不正常状态,阐明了党的双百方针政策,强调要严格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郑重宣布全部摘掉过去强加给摩尔根学派的各种政治帽子。他的发言,进一步解除了与会者的思想顾虑,大大活跃了会场的学术空气。
  中宣部科学处的孟庆哲、黄青禾、黄舜娥为会议准备了调研资料,特别是黄青禾从北京图书馆所藏苏联旧报刊上查到的关于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中李森科攻击瓦维洛夫的情况和一九四八年李森科主持生物学大会掀起反摩尔根学派最高潮的情况,许多在中国都是前所未闻的,给人震动很大。
  由于中国党明确制定和坚决贯彻了百家争鸣方针,也由于苏联已经撤销李森科的职务,过去长期被压制的摩尔根学派遗传学家解除了疑虑和压力。
  从8月10日开幕到25日闭幕,共有56人发言,有的学者发言多达七、八次。山东大学曾呈奎、方宗熙教授应邀出席并发言。山大的几位年轻教师也积极争取列席了会议旁听。开幕式和闭幕式皆由原山东大学副校长、刚调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的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教授主持。主持人一开始就强调了自由争辩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经大家同意,会议先就遗传学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遗传与个体发育、遗传与系统发育等四个问题进行系统讨论,然后再就今后的研究、教学工作交换意见。
  在讨论的第一阶段(遗传学的物质基础),出席会议的摩尔根学派的专家用摩尔根派多年来杂交实验及细胞学观察方面的事实,来证明遗传现象与染色体变化的相关性,并且介绍了近年来微生物遗传学的工作,说明对遗传物质基础化学成份的研究已有初步结果。而出席会议的米邱林学派因准备不足,在这方面拿不出东西来,因此摩尔根派认为在争论中已经取得胜利。有几位摩尔根学派的专家就要求在这次会议上作出摩尔根学派是唯一在科学上站得住脚的遗传学学派的结论。个别学者还流露出“米丘林学派过去骂过我们,我们也可以骂他们”的情绪。
  在讨论的第二阶段(遗传与环境),米丘林学派着重介绍了他们研究生物的生活条件的改变对于遗传物质影响的工作,摩尔根学派则着重介绍了强烈的刺激因素对于遗传物质影响的工作。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两派都摆出了一些事实进行争论。特别是米丘林学派的专家,这些年亲自作了一些实验,拿出了一些自己的成果。在这些事实面前,上一阶段摩尔根学派的一些专家要求“一家独鸣”的倾向就起了一些变化。
  在讨论上述两个内容的第一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四人,第二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八人,第三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11人,第四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七人。
  在讨论的第三个阶段(遗传与个体发育和遗传与系统发育问题),由于两个学派在这方面的工作做的都不多,许多重要现象两个学派都不能解释。大家被迫承认遗传学还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两派学说基本上还是假说,不是定论,彼此承认双方都有长处和短处,认为应该继续开展争论,取长补短。
  这次座谈会上,正式摘掉了过去强加给两派的各种政治标签,使两派学者经过几年的对立之后,第一次坐在一起共同进行学术讨论,摆事实,讲道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第一次打破了几年来在我国遗传学界形成的“一家独鸣”的僵硬局面,也第一次给两派学者提供了在一起交流世界遗传学进展信息的机会,使大家痛感我国在遗传学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会议虽然没有作出任何学术结论,但还是建议主管部门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给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在教学、科研和学术出版等方面和李森科学派享有平等的权利。
  半个月的讨论,预定的目标圆满实现。会议结束的那天晚宴上,不少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喝了酒,满面春风地即席讲话,北京农业大学的李竞雄教授上台讲的第一句话是:“我是Morganism!”,被批判了六年之后,终于可以公开说自己是摩尔根主义者了,其心情如同再一次得到解放。复旦大学的谈家桢教授(摩尔根的入室弟子)已喝的有了几分醉意,但却非常兴奋地大声宣称“我没有醉!我没有醉!有人气不过了,曾跑到中宣部长陆定一那里告状,陆定一对此人的“义愤”表示惊讶,回答说:“你们骂人家那么多年,还不许人家骂你几句?”消息传到谈家桢那里,他的气更顺,劲更大了,要急起直追,为使中国遗传学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贡献力量。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22 12:46:05
  16、中宣部长陆定一抗逆流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开创新局面开了一个好头,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树立了一个好典型。会后,报刊上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产生了相当好的社会影响,还通过行政渠道采取了若干措施,会议精神逐步落实。
  青岛遗传学会议闭幕不到两个月,即当年10月20日,中宣部接着邀请党内外科学家及文学艺术工作者60余人举行座谈会,会上陆定一根据中央意图提出五点意见:一、除了继续开设马列主义的教育课程外,有准备有步骤地在高等学校的高年级开设资产阶级学说课程(包括唯心的、唯物的、近代、古代、外国、中国),二、请各国(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流学者来我国讲学,马列主义的、唯心的、反动的都可以请,三、尽可能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四、讲授马列主义课程,既讲正面,也要讲反面。出孙中山的书,也出蒋介石的书。讲太平天国也要讲曾国藩,讲国际问题也要讲希特勒。反动的书不公开出卖,可供研究。
  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党的八大,八大的特点之一,是有许多大会发言,并且一一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于光远作为中宣部科学处长,也有一篇大会发言,就党领导科学工作的问题讲了四点意见,其中就包括党建议召开遗传学座谈会的经验。
  参加过青岛会议的李汝祺,一九五七年发表了一篇谈与会体会的文章,主席看了认为很好,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并且为《人民日报》代拟了一条编者按语:“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改后的题目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扑面而来的遗传学研究的春风,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春风,百家争鸣的春风,令人欢欣鼓舞,信心倍增。
  然而好事多磨。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拔白旗”,1960年全国高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像一股股强大的逆流,把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以来的大好成果和良好气氛,冲得精光。政治和学术问题搅在一起的问题再次复活。在前苏联,李森科又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摩尔根学派再度受压。在这种国内外大背景、大气候影响下,国内一些李森科的追随者和摩尔根学派的学者的对立又趋公开化。某高校在大批判中针对摩尔根学派的大字报达两万余张。一些学术刊物和报纸,又重新刊登了批判摩尔根遗传学的文章,其内容仍沿袭了贴政治标签、戴政治帽子的老一套东西。尤为突出的是,一位政府业务部门主管科技的领导竟明确表态:“在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米邱林失败了,要再开一次会批判摩尔根遗传学,来扭转一下形势。”
  在这种情况下,陆定一也难免迷惑和紧跟。尽管如此,为在生物学领域坚持百家争鸣方针,陆定一还是保持了难得的清醒,进行了可贵的努力。熟悉那段历史的人知道,在那几次政治运动中,许多地方的高等院校重新拾起“批判资产阶级生物学”的旧法宝,开大会,贴大字报,围攻了好几位著名的生物学家。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和他们在会上的发言,成为围攻的目标。中宣部曾经派过多起调查组去调查、纠正。陆定一在一九六〇年十月的各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上,指名一些大学在青岛会议以后再次展开批判遗传学是错误的,批评这些学校的领导没有在生物学中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没有实现党的领导。在陆定一的及时有力的纠正下,从而制止了在全国范围发生更大的反复。此后,遗传学在中国再次得到正常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问题得到根本解决,遗传学工作进入建国以来发展最快、成果最多、社会效益最好的时期。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23 12:02:26
  17、遗传学家谈家桢的荣辱沉浮(1)
  谈家桢(1909--2008),浙江宁波人,国际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为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院。
  1934年,谈家桢告别了母亲和新婚夫人,只身漂洋过海,来到人地两生的美国,成了摩尔根的“入室弟子”。
  那时正是染色体遗传学的全盛时期。谈家桢决定开辟以果蝇为材料的进化遗传研究领域。
  谈家桢的刻苦治学精神及作出的优异成绩赢得了导师、同事的爱戴和尊敬。导师盛情邀请他留下来继续从事遗传学的研究。谈家桢也很留恋自己的导师和同事以及良好的研究环境。从发展来看,留在国外,声望和地位很可能有重大的改观,展现在面前的是另一幅生活图景。但是“科学救国”的志向使他坚定了返回祖国的决心。
  导师见谈家桢决心已定,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即延长一年时间,跟随他一起工作。在后一年时间里,谈家桢获得了博士后学位。导师希望谈家桢再留下来按照他的研究路线搞果蝇的种群遗传学研究。谈家桢抱歉地对导师说:“我不能一味地钻在果蝇遗传学研究领域里。中国的遗传学底子很薄,人才奇缺。要发展中国遗传学,迫切需要培养各个方面的专业人才。我是属于中国的。”
  1948年在瑞典召开的第8届国际遗传学会上,谈家桢当选为国际遗传学会常务理事。
  在这次会议上,一位哥伦比亚大学遗传学教授好心地劝告谈家桢说:“密斯脱谈,亲苏俄的中国党马上就要在贵国建立赤色政权了,您难道不想一想,假如回到您的国家,党还会让您继续从事摩尔根学派的研究吗?鉴于瓦皮洛夫的教训,希望您三思。我想告诉您的是,我们美国任何一家研究所的大门,对您都是敞开的。”
  当时,国际遗传学界受到了来自苏联的一股寒流的影响。苏联的“学霸”李森科将自己的“春化”理论吹嘘成能够代替一切遗传学理论的“神学”,进而把持了苏联的生物学界,并且公开将孟德尔-摩尔根的科学学说,打成“反动的”、“以纯粹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伪科学。许多相信孟德尔-摩尔根观点的苏联教授、学者,被撤掉了职务。苏联所有生物学研究工作者都要表示对李森科效忠的态度;所有同生物学有关的学科,包括解剖学、组织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等,都被勒令归纳到“李森科主义”的基础上。原定担任第8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主席的著名苏联遗传学家瓦皮洛夫被李森科打成“资产阶级分子”而横遭迫害,未能出席这次会议。对于这些,谈家桢自然觉得寒心。
  会议结束后,又有一位美国科学家邀请谈家桢去日本工作,研究广岛原子弹射线遗传效应。谈家桢有所动心,他当然不是稀罕在日本工作的高报酬,而是对这个课题感兴趣,想为遭受原子弹侵害的日本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经过思考,他还是拒绝了美国同行的邀请。
  离开瑞典后,谈家桢应各国同行的邀请,又在美国等一些国家进行了考察和讲学。美国遗传学界再次向他发出盛情邀请,罗氏基金会还为他作出了精心周密的安排,先让他到台湾,再由罗氏基金会负责将他的家属接到台湾,然后一起赴美定居。但是,谈家桢还是婉言谢绝了。他忘不了养育自己的祖国,也忘不掉自己早年曾立下的雄心壮志:发展中国的遗传学事业,提高中国人的体质和素质。这样的事业当然是不可能在美国或其他国家进行的。
  对于党,谈家桢尽管当时还很少了解,但他早年曾参加过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他相信党肯定比腐败的国民党政府要好得多。
  与此同时,谈家桢通过留美同学朱正元先生及其老师胡刚复先生的引荐,收到了浙江大学竺可桢先生的聘书,聘他为浙江大学生物系二级教授。为了发展中国的遗传学事业,谈家桢打点行装,告别了导师和朋友,1948年底,在解放战争的炮声中,谈家桢毅然回到黎明前的祖国。
  回国后,谈家桢执教于浙江大学,当时并没有因他是摩尔根的弟子而受到排斥。但是,“李森科”风波并未就此结束。1950年年初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副所长努日金来华鼓吹“米丘林-李森科”学说,指名要与谈家桢讨论“新旧遗传学理论”等问题。努日金对谈家桢说,你一定要从反动的遗传圈子里跳出来,并宣称“新旧遗传学理论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问题”。谈家桢当即回答:“我不能理解,科学与阶级立场究竟有什么关系?”断然拒绝转投米丘林派。
  1952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谈家桢洗了“热水澡”,在政治压力和积极分子的逼迫下,他违心地公开自我批判:“由于我对辩证唯物论的愚昧无知,更因为我长期中了摩尔根反动遗传学的毒害……追究思想根源,我还迷恋着‘基因理论’,紧紧不肯放弃自30年代来统治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生物学界的一套把戏……”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谈家桢来到上海复旦大学,担任生物系主任。20世纪50年代初,处处都要学习“苏联老大哥” ,学习“苏联模式”,不加分析地照搬苏联的做法,生物学界也受到影响。有人提出“消灭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口号,强制推行和灌输李森科的那一套理论,把经典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体系打成“伪科学”,戴上了“唯心的、反动的”、“为帝国主义效劳的资产阶级反动理论”等帽子。
  1952年年初,全国各大学推行起李森科那套东西,批判摩尔根遗传学说。同年秋天起,各大学停止教授摩尔根遗传学,有关研究课题也被停止。谈家桢首当其冲受到批判,在政治上、学术上受到极大压力,身为生物系主任,却不能教遗传学。但他并不气馁,虽被禁止教摩尔根遗传学说,但也坚决不教“米丘林派”学说,他就坚持翻译国外的遗传学研究先进成果,教学生进化论课程。他始终坚信科学终归是科学,真理最终会愈辩愈明。
  这种局面,直到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以后,才开始有了转变。会议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根据主席同志提出的“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的精神召开的。由于有了“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求同存异”的会议宗旨,谈家桢把几年来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倒了出来,并就“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间的关系”、“关于物种形成与遗传机制”等问题作了专题发言。在几天的会议中,他心情舒畅,欢欣鼓舞,觉得中国遗传学的发展有了希望。为此他还举杯畅饮,喝得酩酊大醉。
  1957年3月,主席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谈家桢,鼓励他说:“你们青岛遗传学会议开得很好。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搞嘛,可不要怕!”此后,主席主席又接连两次接见谈家桢,亲切询问他在遗传学研究方面的困难。党中央和主席的有力支持,使谈家桢解除了思想上的沉重负担,从而下决心竭尽全力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
  1958年,复旦大学生物系开设了全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1961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遗传学研究所,谈家桢担任所长。他选定了以猕猴为实验材料的辐射细胞遗传学的研究方向,作为原子能和平利用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部分。短短几年的时间,他们就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并且培养了大批遗传学的研究人才。(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6 06:57:08
  18、遗传学家谈家桢的荣辱沉浮(2)

  正当谈家桢率领助手们急起直追国际先进水平时,又遭到“十年动乱”的空前磨难。谈家桢的人类遗传学研究被污蔑为“希特勒种族主义”,是宣场“龙生龙,凤生凤”的资产阶级血统论,他本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抄家和蹲“牛棚”的不幸待遇。他的妻子傅曼芸在1966年不堪折磨,含冤离世。
  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放弃继续从事遗传学研究的愿望。他把个人的冤屈和遭遇撇在一边,保持着对党的信念。
  有一次,同他关在一起的一位教授向他吐露了厌世的念头,他对那位教授说:“我了解党,党也了解我,将来发展科学,相信党还要用得着我们这些人的。”他还表示,为了祖国的遗传学事业,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这些发自肺腑的话,深深感染了对方,也鼓起了对方的生活勇气。
  1972年,在海南召开了全国第二次遗传学讨论会,谈家桢自然没有资格参加。在这次会上,有人提出,既不相信米丘林,也不相信摩尔根,要相信中国的“农民科学家”,并要广泛推广“农民科学家”张泗洲用蓖麻和棉花杂交培育出“蓖麻棉”的经验。更为荒唐的是,有人宣称利用染料可以使后代棉花变成有色棉花苗。当时的“工宣队”问谈家桢是否相信。他想,一个属棉锦葵科,一个属大戟科,二者亲缘关系如此远,一般手段能进行远缘杂交吗?他只好说:“没有亲眼见到的东西,不敢妄加评论。”这样,他便被安排到四川跟张泗洲“学习”,先后搞了二个月。他回到上海,又进行重复试验,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1975年,谈家桢收到《植物学报》编辑部的信,说准备发表张泗洲《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搞远缘杂交》的论文,并说张泗洲提出要同他一起署名。谈家桢立即回信,含蓄地以“无功不受禄”的托辞拒绝了。

  严冬过去了,几经磨难,几度曲折的谈家桢已到了古稀之年。跨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他深深感到科学的春天真正来到了。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制订了科研计划,整顿研究所,重建实验室,要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为了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谈家桢到处奔走,宣传遗传学和生物工程将在新世纪承担的重要使命,呼吁国家政府部门要重视培养生物科学的人才,并提出发展我国分子生物学的战略设想。
  进入新世纪后,谈家桢还就“广泛普及生命科学知识”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最近半个世纪,兴起了以分子生物学为核心的现代生命科学,它已成为当前自然科学各领域中最活跃、发展最迅速的领先学科。生命科学对于探索和综合治理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如人口、农业、能源和环境等问题,将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伴随着基因组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疾病和疾病治疗的观念也将发生根本的改变,从而促进人对自身的认识。
  他指出,向社会公众普及生命科学知识,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科普工作者应多写一些有关生命科学的科普读物,把深奥的科学道理,用通俗的笔法系统而完整地介绍给读者。他希望,各出版社多出些介绍生命科学的科普书籍,新闻媒体多宣传些普及生命科学知识的意义,这对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与下一代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谈家桢是一位中等身材、体胖型、慈祥而豁达的老人。他从年轻时起,至今仍保持着堂堂仪表,从不见他乱发、浓胡之状。他穿着得体,合乎身份又不显浮华。他戴着一副金丝边框眼镜,一派学者风度,总给人以一种干练、清新、精神的感觉。
  谈家桢先生八十九岁高龄,按中国的习俗是“过九不过十”,因此,他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早就开始筹划谈先生九十华诞和执教七十年的庆祝会。八月,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北京举行,谈家桢作为大会执行主席主持这次大会。会上部分中外遗传学家商定以“AA”制形式自发地为蜚声中外、中国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先生举行祝寿会。
  谈家桢之所以受到中外朋友和学生的敬重和爱戴,是由于他人格魅力的感染。他为事业始终不渝,不改初衷;面对挫折和逆境,锲而不舍,顽强抗争。他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求是”、“求实”,追求真理,不断开拓。这种人格力量能穿透地域的距离和年龄的差距,深深地铭刻在他的朋友和学生的心中。
  2008年11月1日,谈老去世,享年100岁。各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消息:【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中国党的挚友,著名生物学家、中国现代遗传科学奠基人之一,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杰出的领导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上海市第八、九、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五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名誉主席,民盟上海市委员会名誉主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副校长谈家桢同志,因病于2008年11月1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0岁。谈家桢遗体今天上午在上海龙华殡仪馆火化。
  谈家桢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王刚、王兆国、刘延东、李源潮、张高丽、俞正声、李鹏、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刘华清、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王沪宁、路甬祥、韩启德、陈至立、蒋树声、严隽琪、桑国卫、孟建柱、杜青林、张梅颖、万钢、厉无畏、周光召、李铁映、丁石孙、钱伟长、罗豪才、徐匡迪等同志分别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谈家桢逝世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民盟中央等也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慰问家属。
  俞正声等同志和部分国内高校负责人,谈家桢亲属、生前友好,谈家桢曾倾注无数心血的复旦大学教师、学生和部分国际友人等各界人士近2000人前往龙华殡仪馆向谈家桢作最后告别。
  谈家桢1909年9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1926年高中毕业后被保送至苏州东吴大学,主修生物学。1930年被推荐至燕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李汝祺教授。1934年至1937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摩尔根及其助手杜布赞斯基。1937年8月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国,被聘为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1961年起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文革”期间遭受迫害。1979年起任第五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3年至1998年任上海市第八、九、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民盟第八、九届中央名誉主席,民盟第七、八、九、十届上海市委主任委员。他是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谈家桢是蜚声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具有崇高师德的教育家。他发现的瓢虫色斑遗传的“镶嵌显性现象”,被认为是经典遗传学发展的重要补充和现代综合进化理论的关键论据。他最早将“基因”一词带入中文,被誉为“中国的摩尔根”。1999年国际编号354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谈家桢星”。
  谈家桢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的爱国热忱和真知灼见,受到几代**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重视。他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中国民主同盟的自身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6 07:23:41
  学习苏联,给生物遗传学贴上政治标签,打击创立“基因”学说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我国许多优秀生物学家遭到批判,生物学界破坏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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