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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34】春风吹向知识分子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3 08:38:23 点击:4566 回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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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34】春风吹向知识分子
  第一章 知识分子被改造成“秋后寒蝉”
  新中国建立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使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俯首听命,为新社会服务。经过1950-1955年几番思想教育和改造运动,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或者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大部分表示了归顺的意愿。但是,他们的情绪受到压抑,内心并不满意。
  在中国,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早年投奔延安或在白区参加地下党,成为党内知识分子。这部分人数不多,且后来大都脱离知识界做了官。另一部分是占多数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有接受西方民 主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多数高级知识分子选择了留在大陆。据统计,在1956年初10万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外知识分子占93%,建国后增加的人数约占35%,其中不少是海外归来者。这些留下或归来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和政治信仰多么复杂,多么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就是爱国。虽然不一定认同共产主义,甚至对此存有疑惧,但他们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却是实情。因此,多数人倾向于新政权,希望有机会为国家效力。
  进城之初,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相当宽厚。原来在大专院校教书的,仍然教书,原来在政府机关任职的,也续任其职,一切维持原状,失业知识分子的基本生活反而得到前所未有的照顾。还把知识分子分别编入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等协会。其中比较特殊的是文学艺术界的社会团体,如参加作家协会者,不但不用缴纳会费,反而像进入政府机关一样,有固定薪资可领,作品也有该团体的刊物可供发表,甚至一年半载没有创作,也用不着担心饥寒冻馁。通过“包”下来的政策,变成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衣食父母,使那些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颇有知遇之恩的感觉。
  不过,这批知识分子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让他们为新社会服务,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造。对于建国之初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知识界究竟是被迫承受还是主动反省?有一种估计是比较客观的:在运动之初,主动反省成分多于被动承受。正是由于愧疚感和感恩情结,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承认有自我改造的需要,自愿地接受了起初比较温和的思想改造要求。还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前,1949年11月,美学家朱光潜率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进行检讨,随后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哲学家冯友兰等人,也都纷纷自我批判,公开宣布与旧的自我及旧的社会一刀两断,并决心按照新社会的需要重新创造自我。
  的确,1951年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是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在北大师生中发起的。北大12位教授自发组成“教师学习会”,并通过马寅初请周恩来到校讲演。9月29日,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北京、天津各高校1700多位教师听取报告。周的谦虚谨慎、谆谆善诱,坦言自己的家庭身世及自我改造的心路历程,使听者莫不感动。知识分子因为心中的愧疚而承认自己需要改造。因此他们对开始的思想改造工作,与其说是抗拒,毋宁说是欢迎。
  然而,接下来的运动却日趋激烈。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肖也牧的创作倾向、批判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一步步形成了政治围攻,知识界感到的压力与日俱增。这些运动未必能打碎知识分子埋在心底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但可以迫使大多数人屈服于权威,至少暂时接受新的立场和观念。
  最令知识分子不寒而栗的,是1955年由追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引起的肃反运动。不但一般知识分子必须参加肃反,大学和中专的学生也必须参加坦白检举运动。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历史、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受审查、被牵连的人也就更多。按照中 共中央的规定,反革命分子一般地控制在5%左右。这在运动中实际上成了各部门、各地区必须达到的最低目标,而实际人数则远远超出了这个比例。特别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斗争面更大,如河北省20。9%的教授,20。97%的工程师,都被列为重点斗争对象。这个比例,在贵州省工业厅工程师中竟高达58%。即使那些“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者也不能幸免,在对学术机关进行清查的过程中,拟定受审的著名学者就有250名。知识分子的情绪由不满转化为恐惧,许多人“心惊胆跳”,“畏罪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过了近30年,作家巴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说:这使“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
  也不敢做声了”。
  1955年秋天以后,声讨胡风和肃反运动最狂暴的阶段过去了。然而,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犹如秋后的寒蝉,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知识分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为什么思想改造要采取如此暴烈的方式。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著名数学家傅种孙后来回忆说,肃反以后,“最令人伤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学间几乎不敢来往,象一盘散沙,没有粘性”。北师大教授董渭川也谈到:“肃反过后,使有些人有了顾虑,愈是相熟的人,见了面,除掉谈谈天气之外,国事、校事一概‘三缄其口’,唯恐被人抓住小辫子,说不定哪一天挨整一番”。肃反运动也打击了知识分子钻研业务的积极性。肃反后期,批判“单纯业务观点”,强调“突出政治”,许多“只问业务、不问政治”的著名学者受到批评,被迫公开检讨。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不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停止了研究,那些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也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这种现象在文艺界特别突出。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不写,解放区来的作家也屡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主题思想概念化,人物刻画公式化,作家只能撷取生活中的一些片断现象,敷衍成一篇小说。
  文艺批评家们更陷入动辄挨批的境地,有的人处处担心,唯恐‘失足’,表现出可惊的慎重。总之,人们失去了对社会、对文学事业的责任心。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4 16:49:49
  第二章 对知识分子从改造转为利用
  1955年后半年,毛 泽 东正在筹划一个新的宏伟蓝图,即在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三大改造将要提前结束的形势下,掀起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尽快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
  从合作化到私营工商业改造,汹涌而来的全国社会主义热潮,强化了毛 泽 东改造中国的自信。在批判“右 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党内各级领导人的头脑也开始发热。国务院各部委召开专业会议,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建国后的第一次经济“跃进”,由此发韧。
  毛 泽 东清醒地知道,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他想到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他说“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然而,这时的知识分子已经被改造得如同秋后寒蝉、萎靡不振。
  如何使知识分子振奋起来,让他们满腔热情地为经济“跃进”服务?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总理周恩来和统战部长李维汉首先动议:应该调整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以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
  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动议,来自于周恩来和李维汉,这不是偶然的。周恩来的出身、修养和秉赋,以及在上海和重庆工作时期同党外民 主人士和知识界的密切交往,使他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理解和沟通,并与许多高层文化名人私交甚笃。建国初期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从海外回来,主要就是他的努力结果。早在1955年初,周恩来就有意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但这个想法与即将开展的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直到肃反运动的高潮告一段落,问题才有可能提上日程。
  由于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党外,所以中 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举动必须首先从民 主党派开始。中 共中央统战部是专门管理民 主党派的机构,这项工作理所当然地落到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身上。1955年下半年,李维汉决定把知识分子问题作为近期工作的重点,推动民 主党派,主要是中国民 主同盟,去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
  李维汉先把社会学家费孝通请来商议,随后通过费孝通的积极串联,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搞调查,获得了一大批第一手材料。材料送到统战部,整理归纳出六个方面的问题,简称“六不”,即:“一是估计不足,包括对他们的政治进步和业务水平都估计不足;二是信任不够,如他们应该看的资料不让他们看等;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当,该用的,有的没有用或用非所长;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帮助不够。”
  李维汉听过汇报后,立即向周恩来汇报。过了几天,中国民 主同盟负责人章伯钧在11月9日又直接向周恩来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章说,农业合作化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了,这两翼都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主体前进了,那么,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应该讨论一下。
  这些材料为周恩来正式向毛 泽 东提出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依据。11月22日,周恩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 泽 东汇报了这些情况,并表露了他本人对知识分子受到伤害的忧虑:“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为此,周提出打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毛 泽 东表示:“我们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天,毛 泽 东召集中 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议,并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还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负责的中 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
  11月24日,在中 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向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布置各地开展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要求各地在党中央开会之前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像中央那样成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领导小组。周恩来说,“因为建设就需要知识分子”,要进一步让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服务,要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还说,对知识分子要坚持用而不疑,给予信任。毛 泽 东在讲话中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要求各省市委在12月都召开一次知识分子会议。
  但是,中 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并非没有阻力。尽管早就意识到缺乏知识分子对于经济建设来说是一个严重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是党内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中下层干部,就是在最高层领导人眼里,也大都把知识分子看作“异类”。实际上,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正是毛 泽 东本人的思想。
  毛 泽 东从来不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体的一部分,他的著名的“皮毛”论就是非常典型的说法。在毛 泽 东看来,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工农,知识分子只有通过思想和感情的痛苦转变,实现与工农相结合,才能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而在旧社会,知识分子就其多数来说,由于其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生活态度,基本上是依附于地主、资产阶级,依附于旧政权的一群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的看法在党内有相当的代表性。最近披露的一份俄国档案记载说:“同陈云对工业战线的资产阶级专家不满一样,郭沫若也对国民党留下的专家表示忧虑。他在1949年10月28日同苏联大使讲过:‘这里有20多所高校。这些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孩子。高校学生中不仅没有工农子弟,甚至连富农的子弟都很少。’郭沫若还对罗申说:‘最糟糕的是科学院的状况,这里聚集了不少旧的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
  但是,中国缺少的就是知识分子,尽管在政治上对他们不信任,却又不得不使用。于是就要强迫皮毛相附,对他们进行强制性的思想改造。1955年1月8日,毛 泽 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谈时,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种意图。毛说:“(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缺乏联系。他们头脑里有一大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还处在资产阶级思想,尤其是从美国人那里继承而来的思想的影响之下。”中 共中央制定了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准备在科学、艺术、文学整个基本方向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毛 泽 东还表示了这样的决心:“我们一定要使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党员的心目中和人民群众、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即使不能做到彻底,至少也得使其极大地名声扫地。”他确实这样做了。
  无论实际效果如何,在毛 泽 东看来,到1955年底,他的目标基本上是达到了。经过改造,多数知识分子已经俯首帖耳。然而,这种改造也带来了一个不良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的普遍消沉。这对实现毛 泽 东的宏伟设想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毛 泽 东认为,现在农业取得了主动,资本主义工商业取得了主动,“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显然,现在轮到要知识分子“主动”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5 07:10:45
  第三章 研究如何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

  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成立的第二天,周恩来就邀请中国科学院、建筑工程设计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中国戏剧学院的有关人员座谈,了解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知识分子的现状。又请了各门学科的第一流科学家谈话,核实情况。周恩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武汉、重庆等大城市,全面调查建国6年来知识分子的变化情况,收集整理出材料。同时要求中央各办、各部、各委、各直属机构指定专人研究这个问题。
  11月25日,周恩来召集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动员民盟、民革、九三学社、民进、民建等各民 主党派搜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11月30日,周恩来起草了《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并审定了一份《关于收集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题目单》,其中包括政治和业务状况的估计、对知识分子的信任等12个方面的问题。对于多少有些急功近利的发展需求来说,中 共领导人关注的似乎主要是10万高级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
  1955年12月1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发出的《关于收集高级知识分子统计数字办法的规定》明确指出,“此次调查统计仅仅限于高级知识分子。”
  由于得到了毛 泽 东的首肯和过问,知识分子问题自然引起各地和中央各部门的重视,在全党上下形成了检讨知识分子工作问题的氛围。12月1日,张闻天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作报告,专门谈了“大知识分子问题”。他提出,“我们对大知识分子是否信任?……我看对到过美国、英国的就不够信任,肃反运动一来对他们就更加警惕。”
  他还说,大知识分子人数很少,十分可贵,如使用不当就是浪费。一些人就是入不了党,看戏的时候他们坐后面,首长坐前面,对他们尊重不够。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不要对有技术的人总是看不顺眼,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能强求一致。
  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对资改造座谈会期间,也专门讨论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李维汉指出,知识分子属于脑力劳动者,以自己劳动收入为生活来源,同资产阶级有根本的区别。应当同志式地帮助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专长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需要经过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强制的办法。在学术思想批判中,要鼓励自由辩论,允许批评反批评,允许保留个人的意见,不要急于作结论。李维汉还强调,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对立的思想体系,但是不能把具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专家学者作为“思想敌人”对待。这些都表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重点开始从“改造”转为“使用和培养”。
  12月16日,中央十人小组拟就《中 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并下发征求意见。《指示(草案)》明确写道:“目前,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较之全国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他们的政治变化估计不足,不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而同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阂。……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
  草案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培养,至于思想改造,则相应放宽了政策: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而应该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他们逐步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毛 泽 东在此处加了一段话:“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由此看出,毛 泽 东此时对解决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表现出了足够的自信和耐心。
  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中央十人小组一鼓作气起草了“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问题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工作规划(1956-1967)的初步意见”、“关于解决在党外科学家、教授、医生、作家、艺术家中一部分人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关于高等学校未开课教师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关于城市失业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等11个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告。
  与此同时,周恩来将在大会所作的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也准备好了。1956年1月中旬,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准备提交大会的还有一些地方和部门上报中央的调查报告。
  根据中央的指示,各省市都成立了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小组,于1955年底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向中央提交了调查研究报告。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从1955年12月底到1956年1月,陆续刊登了新华社驻各地分社发出的电讯,充分反映了山西、江苏、湖南、广西、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哈尔滨等地区和城市知识分子状况和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情况。1956年1月21日第10期刊登了“各地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问题”的综合报道。这些报道或报告都是在《中 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下发后写出来的,对于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没有超出中央的口径,检查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偏向”,也基本上限于“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六个方面。
  各地检查知识分子工作都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判断,即认为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1955年12月25日在省委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全省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仅和解放以前不同,和解放后的初期,都有所不同”。全省1699名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分子大体上要占40%左右,中间分子大约占35%左右,落后分子大约占20%左右。反革命分子和思想反动分子一般不超出5%到10%。来自重庆市的报告说,重庆246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其中“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占绝大多数”。重庆大学讲师以上人员114人,其中进步分子54人,占47。4%;中间分子43人,占37。7%;落后分子12人,占10。5%;坏分子和反革命嫌疑分子仅占4。4%。云南省的估计比较悲观,认为全省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的仅占20-30%;中间的占30-40%;落后的仍占20-30%;反革命分子约占5%。江苏省的估计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约占50%,中间的约占35%,落后的(包括少数反革命分子在内)约占15%。[56]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和可靠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政治排队的做法本身,就说明中 共在整体上还是把高级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的。不过,有一点与以往不同:各地的分析都承认,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与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进步,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增多,落后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大为减少。正是基于这种估计,各级党委的关注点,从警惕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转向检查自己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缺点和偏向”。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6 06:35:02
  第四章 对待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之一
  ——政治上不够信任
  一是政治上的信任问题,即所谓“估计不足、信任不够”。从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出,尽管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或主动或被动地表示了对新制度的顺从,仍然难以取得中 共各级党组织的信任。普遍的反映是,干部对知识分子建国以来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估计不足”。一些人以“江山好改,本性难移”的思想一成不变地看待知识分子。
  上海的材料反映,对知识分子中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常常不加分析地与反革命问题混淆在一起,对“落后表现与反革命表现常常区别不清”,“运动中打击面过宽”,“可以不伤感情的人也伤了感情”。“三反”时,华东纺织管理局的技术人员“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被不同程度斗争过”。不仅对高级知识分子不信任,对中、小知识分子包括农村中小学教师也同样如此,甚至更为严重。如1955年12月江苏省第三次农村宣传工作会议上反映,“一般干部都认为知识分子是地主、富裕和资产阶级出身,历史复杂,不可信任”。“邳县有200多小学教师无选举权”。有些地方谈到知识分子时“先问成份”,如是地主、富农成份,则“罪加一等”。
  这种普遍而又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除了受中 共对知识分子总体估计的影响外,也来自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感情上的隔膜。在那些干部中,对知识分子普遍存在双重心理:一是轻视,二是害怕。江苏的材料反映,有些人一方面把曾在英、美等国家留过学的老教授、研究员、工程师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样子,官僚主义的架子”,工程师是“签签到,批批号,到期拿钞票”的人;一方面又“认为知识分子难领导、难相处”,“不敢对知识分子做报告,不敢和高级知识分子接触”。南通县宣传部长说:“到中学去有顾虑,感到没话讲。”陕西流传的一个说法十分典型:许多党员负责人认为,高级知识分子“看起来不顺眼,用起来不顺手”。
  中 共干部的不信任,使知识分子,包括积极靠近党的知识分子,都感到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华东纺织管理局一级机电总工程师陆芙塘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我们和领导之间,总有一条鸿沟,虽宽窄不一,但都是有的,有些同志很想靠近党,但好像党有些不愿伸手的样子。”纺织一厂一个技术人员说的更直接一些:“我们和领导同志之间是面和心不和,见面都很客气,但从来没有深谈过。”华东纺织管理局的调查报告认为,“这些话相当普遍地反映了目前我们党的领导者和技术人员之间的一般关系”。
  重庆市反映,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认为“领导上把自己当外人看”,“组织上不信任”,因而“作客思想”甚为普遍,“好像只是帮党的忙似的”。广西民盟副主委石兆棠说:“在新时代里,知识分子像一个新嫁娘,又喜欢,又害怕,想骄傲,又自卑。翁姑、小姑那么多,找缺点的人毕竟多,给予同情关怀的人毕竟少,这样三天下厨打烂碗的机会也毕竟多一些了。”
  各地反映的另一个情况是,在高级知识分子加入共 产 党的问题上,中 共各级组织普遍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政策。北京市高级知识分子最多,有15000人以上,其中许多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工程师、医师、作家、艺术家,仅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就有153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有400多人加入了共 产 党,在全国是最多的。但即使如此,同样存在着关门主义的倾向,不少人虽“再三申请入党,也没有被接受”。如北京大学,只发展了极少数的教授入党,且以种种原因使他们四、五年不能转正。其他省、市更是如此。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曾有16位教授写了入党申请书,不少老教授表示“以余年献给党”,却始终没有得到党组织的青睐,不少单位没有发展一个党员。全市8所大专学校的259名教授中,只发展了一个党员。南京市9个高等学校没有吸收一名教授入党。湖南也是全省没有吸收一名教授,河南省也只发展了一名教授。江苏有些县委组织部甚至在布置工作时公然宣布“在教师中不建党”。这种关门主义使许多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很受挫折,难怪哈尔滨市有高级知识分子说,“捧着猪头进不了庙”。
  北京市的一份材料说:
  第一,对知识分子信任不够。由于很多知识分子是地主、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导致有些党员干部不愿意把知识分子看成一家人,要对他们“划清界限”、“提高警惕”。如市立第四医院,每年国庆节安排参加救护队工作的,总固定于一名党员医生,有的非党员医生热情要求参加被拒绝。
  第二,对知识分子的进步估计不足。北京市知识分子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几年的改造,觉悟程度有了很大提高,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有些知识分子已经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党员干部未能注意到知识分子的巨大变化和进步,在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存在关门主义的倾向。建国以来的六年中,北京市20所高等学校的教授、副教授中,一共发展了17人入党。建筑系统在1954年至1955年两年内一共发展了5000人入党,但是在500多个工程师中没有发展过一个党员。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7 06:36:06
  第五章 对待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之二
  ——使用不当、培养不够


  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即所谓“安排不妥、使用不当”。政治上的不信任,自然影响到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高级知识分子用非所学,专业知识和技术专长得不到发挥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更不可思议的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失业现象。
  一位擅长水墨花鸟画教学的著名画家、教授,所在美术学院却不让他开课,而派他到图书馆去写书签,到陶瓷科去画瓷碗,后来干脆由工会安派他去给教职员工买戏票。上海第一重工业局业务处有23名工程师,其中16人被安排做行政工作。一位在学术上有建树的甾体化学家,却被分配做应用化学方面的工作,使他有“硬逼木匠去种田”之感。
  有些科学家、教授的社会活动过多,如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当时很少有时间从事科研工作,内心十分苦闷;协和医学院妇产科教授林巧稚在校外兼职多达13项,严重影响她的医疗、教学和研究工作。据北京、天津、广州等128个城市统计,失业的高级知识分子竟有3005人。这种现象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中也有大量反映,失业或用非所学的情况如:广东大埔县有一个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得不到工作安置;佛山市重修“祖庙”时,本来应负责雕塑墙画的雕塑家布柏生,却在建筑工会里当一名杂工;海丰县有9个大学生当了售货员;佛山市共有24名大学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其中有14人失业。海南地区有的部门分配大学生做记账、收发或挂号工作。马祖铭曾在北京大学做过中文教授,江苏徐州地委却分配他在工农干部学校教初小的语文,结果学员们在上课时听不懂,就批评他:“大学教授连初小都教不好”。苏州市把做过大学教授的沈维钧,分配在园林管理处做办事员。
  兼职或社会活动过多的情况如:江南水泥厂的工程师张阳谷,一个星期参加了29个大小会议;南京大学校长潘菽,身兼11职,经常在外面跑;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身兼16职,一个学期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校工作;南京农学院院长金善宝,过去身兼18职,现在兼13职,别人都说他是“会议校长”。而西北医学院院长侯宗濂,兼职竟达24个,一年有七、八个月在外面开会。有的老教授因为科学研究时间太少,心情十分苦闷。天津棉纺二厂的技术干部的技术工作时间仅占20-30%,有时一个人一天开五六个会,有的车间主任四天不下车间,光开会。如此等等。
  这种高级知识分子用非所学甚至失业的状况,是对奇缺的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还有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隐形浪费现象,就是许多知识分子虽在其位,却不能谋其事。武汉市反映,“在工厂内部,有的工程师可以参加画圈,但不能下现场。在学校中有的可以在课堂上教课,但不能到工厂实习,使一批人惶惑不安。大学里系主任不如系秘书(党团员)有权。”哈尔滨市反映,“在学校中,有些非党系主任的意见,党员干部说‘没接到党的通知’就不执行”。有的工厂“高等技术人员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往往不研究,不采纳,一律认为是不愿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山西省的材料说,太原矿山机器厂科研人员的成果得不到尊重,“有的对技术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进行表决”。 
  北京市一份材料说:有些高级知识分子被安排了过多的行政职务,使他们成天忙于行政事务,没有时间和精力开展业务工作。对有些学有专长的人不加以使用或不能量才使用,例如旅日归侨高级知识分子祝某在日本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且有临床经验,1953年归国后,本应担任主治医师,却只给安排了二等住院医师的工作。
  对新知识分子的培养工作不够。有很多高等学校的助教担负了指导毕业设计、学年论文等讲师、教授应负的任务,忙于教学、行政和政治工作,很少有时间进修。另外有些部门的领导没有计划地放手提拔和培养年轻的新专家,例如北京医学院自1952年曾提拔过一些助教,以后四年内就一直没有再提拔,有不少七八年的老助教。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8 07:30:41
  第六章 对待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之三——待遇差(1)
  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反映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的省市认为在这方面问题不大,如重庆市反映,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对生活待遇没有大的意见,他们认为,“国家的钱的确用到建设上去了,一般党、政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生活也是艰苦朴素的,今天的生活比起解放前十来年,已经算不错了。”天津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也认为,生活待遇“比抗日战争前是降低了,但比供给制干部就没话可说了”。但这很有可能是不真实或不全面的反映,因为在同一篇报道中还谈到:家庭人口多生活有困难的,“虽有意见,但不敢公开讲”。有些省市则反映出强烈的不满情绪,所提意见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没有正常的晋级制度,一是待遇差别不合理。江苏省有些人对6年来不晋级“很不高兴”。太原钢铁厂32个工程师中只有两人升了级,20多个一级技术员没有一人升级。安徽、河南等省都反映,缺乏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标准和妥善的晋级制度,很多人长期得不到晋级。此外,武汉的工程师、教授普遍反映,工资待遇地区差别和工程之间差别很大,东北、上海同一级别的工程师、教授的待遇比武汉高。
  相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中、小知识分子,特别是小学教师的生活要清苦得多。江苏江都县湾头区58个小学教师,只有一个中心小学的校长拿月薪36。3元(比国家机关24级干部待遇还低),其余有3人拿32元(相当于25级干部待遇);22人拿26元(相当于26级勤杂人员待遇);还有21人只拿20元左右。所得薪金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甚至靠借贷度日。他们自嘲:“光荣愉快伟大的嘴,悲观失望痉挛的心。”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局稳定,社会秩序良好,知识分子获得了安心工作的外部环境。另外由于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北京市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留任原职,继续从事原有工作。有些知识分子由于其杰出学识为党所重视,被安排了一定的行政职务。例如,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北京林学院系主任汪菊渊被任命为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农林局局长。
  在生活方面,知识分子结束了战争年代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活,有了固定的住所。北京市各大学都安排了教师住宅;教师们基本上不在校外租房居住了。北大的老教授们住在原来燕京大学的别墅式洋房中,每家住1幢2层小楼或1所平房小院,住房条件较好。年轻一些的教师、职员住在新建的宿舍楼,也较为宽敞,单身教师还有公寓。知识分子的收入虽不高,但比较有保障,逐步摆脱了物价飞涨的困扰。经历了多次战乱的知识分子头一次过上了平稳的物质生活。与解放前相比,北京市知识分子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有了一定改善和提高,但有些知识分子仍感到有些困难。有些高级知识分子担任的行政职务和兼职过多,影响了业务的提高。例如协和妇产科主任林巧稚在校外身兼13职,没有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另外,由于当时的工资制度存在着平均主义的倾向,专家的待遇偏低。冯友兰说:“现在的大学教授的生活比解放前是好多了。但是如果他没有过去的储蓄或者是稿费的贴补而家里人又多一点,生活还是很紧的。”以上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投入全身心的精力去从事科学研究,不利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提高。
  笔者摘编几条资料如下,供读者体会1955年以前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情况:
  (1)画家吴冠中回国后的经济生活:
  吴冠中1919年生于江苏宜兴农村。1942年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后考取教育部公费留法,1947年至1950年在巴黎国立美术学院进修。1950年的秋天,吴冠中从巴黎回到北京,住进西单旧刑部街教育部归国留学生接待处,第一件事是到东安市场买了一套蓝色制服,换下了西服和领带。很快地,吴冠中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但美术学院住房紧张,一时没有吴冠中的宿舍,靠友人帮助,暂租到东四魏家胡同一个四合院的两小间南房。南房朝北,不进阳光,房中无隔断,似堆杂物的仓屋。房门口有棵不大的树,院子极窄,这里属进入正院的入口处,大概原先是看门人的住处。
  吴冠中匆匆赶回宜兴老家,接来久别三年的妻和未见过面的孩子可雨。吴家三人就落户在这小屋里,除了吴冠中从巴黎带回的三大铁箱画册和法文书籍,什么家具也没有,开始买双人木床、木桌、木椅、木书柜、煤球炉、煤、米、油、盐。妻子学习如何用煤球炉生火、封火,用一只桶到里院打水。他们开始在不习惯的北京做自己南方口味的简易饭食,往往中午做一顿饭,晚上将剩饭煮成泡饭,保持老家农村的习惯。人地生疏,门庭冷落,几乎没有客人,只有老同学董希文和罗工柳来作过客,妻子做饭招待他们,炖了红烧牛肉……
  吴冠中被定级的月薪是700斤小米(注:合今人民币约1000元),并须给在故乡的父母按时寄去生活费。土改前后,他们的生活困难极了,还抚养着几个未成年的妹妹。吴冠中节省下不多的美元存在东四一家银行里,每月工资用完时,便到银行去取一点美元兑成人民币。
  从魏家胡同到帅府园中央美术学院并不远,吴冠中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每天骑车到校上课。 课外,骑车上街办事、买菜、写生,此后三十余年,吴冠中前后骑破了三辆飞鸽牌自行车。
  不到一年时间,美术学院给他分配了住房,就是那大雅宝和小雅宝胡同间的古老院落。吴冠中跟李可染对门而居,同院尚有李苦禅、王朝闻、张仃、董希文、彦涵等等。有一次齐白石到李可染家作客,可染先生请吴冠中过去相见,这是他见齐老先生惟一的一次机会。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9 05:38:36
  第七章 对待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之三——待遇差(2)
  (2)学校待遇逐步改善(1952—1955年)
  对于饱经忧患、战乱之苦的教师们说来,50年代前半叶是生活较为稳定、待遇逐步改善时期。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对《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工薪津暂行标准》进行了修订。1951年,部分人员调整工资,清华大学教师214人(占教师总数435人的49 %)增加小米11 805斤,人均月增55斤小米;职员67人增加小米2 360斤,人均月增35斤多;工人205人增加小米9 050斤,人均月增44斤多。
  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说:从美国归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时工资是每月800斤小米(专任讲师、合今人民币约1200元);后来升级,任副教授时月工资为1000斤(合今人民币约1500元),升教授时月工资1200斤(合今人民币约1800元)。
  1955年大学教师定编时,何兹全评为4级教授,月工资204元(合今人民币约2040元)。那时候猪肉大约5角钱1斤。出门购物买书,口袋里的人民币大把往外掏。钱还是够用的。
  从1952年至1957年,大学教职员的工资待遇有几次改善。1952年7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各级类学校教职员工工资及学生人民助学金标准表》,到1954年又制订了新的《工资标准表》,从6月以后施行。
  依照1955年10月制定的全国高教职工工资标准表,在北京地区,原l级至33级的货币工资额为:
  校长 (1—9级) 143.0—270.6元;教授、副教授 (4—13级)100.1—217.8元;讲师(11—20级)61.6—117.7元;教(19—24级)45.1—60.0元;职员(14—28级)31.9—93.5元;工警(28—33级)19.8—31.9元。
  1955年新币1元的日用品购买力,约合1997年的10元,那时候猪肉大约5角钱1斤。可见1955年我国教授的收入水平合1997年的1001—2178元。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9 17:59:03
  (3)教授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改变原有的欧美模式,按照苏联教育模式改造,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各系合并组成“综合性”的北京大学,迁入西北郊燕京大学旧址燕园。
  建国后,各大学都安排了教师住宅;教师们基本上不在校外租房居住了。北大的老教授们住在燕南园、燕东园、朗润园、镜春园,在原来燕京大学的别墅式洋房中,每家住1幢2层小楼或1所平房小院,园中颇富园林之美,住房条件较好。年轻一些的教师、职员住在新建的中关园、蔚秀园宿舍楼,也较为宽敞,单身教师还有公寓,或在未名湖畔的雅致房间里。
  50 年代马寅初、汤用彤、周培源、冯友兰、侯仁之、林庚、朱光潜等都住在燕南园,翦伯赞、游国恩、浦江清、何其芳、杨晦、冯至、周一良、邓广铭、李汝祺等都住在燕东园,季羡林、金克木、吴组缃等住在朗润园、镜春园;王瑶、林焘、力扬等住在中关园。
  清华大学的老教授们,除了一些因院系调整而调走的以外,仍住在清华园几个老住宅区:北院、西院、南院、工字厅、西客厅等处。
  据1952年12月底北京大学总务处起草的《北京大学校园面积房屋设备使用情况调查分析》报告,当年新建筑面积48454平方米(使用面积占73 %);全校用于教学部分的建筑有八座大楼:外文楼、物理楼、化学楼、民 主楼、俄文楼、生物楼(新建)、文史楼(新建)、教室楼(新建);饭厅六处:大饭厅(新建)、第一食堂(肺病专用)、第二食堂、东欧食堂(群斋饭厅)、业斋饭厅、工人食堂。
  在中关园新建教职员工宿舍18548平方米,其中100平方米一套者20户,75平方米一套者96户,50平方米一套者64户,35平方米一套者72户,24平方米一套者30户;另建公寓楼2幢,可住43户,共能容纳325户。
  再以广州中山大学为例,老教授们住房仍然是优惠的。一级教授陈寅恪,起初住在西南区52号;1952年夏迁居到东南区1号二楼,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洋房,是辛亥革命那一年由美国人麻金墨夫人捐资6千美金建造,所以又称为“第一麻金墨屋”。陈寅恪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6年。这幢洋房座落于康乐园的中区,四周草坪环绕,楼房独立自成一格。中文系主任王起教授也居住在这里,与陈寅恪为邻。(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二级教授容庚住在康乐园南区九家村,是一幢两层楼房,客厅、书房都很宽敞。
  可惜好景不常。到“十年浩劫”时期,全国各地的老教授们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原有的住房几乎都被侵占,甚至遭到“扫地出门”的厄运。而下一代知识分子住房普遍地简陋、拥挤不堪。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31 19:42:44
  (4)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工资分”待遇
  1950年2月,政务院通知:各单位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尽可能实行供给制或低薪制,月薪标准为240斤小米(合今360元),研究院毕业生月薪不超过300斤小米(合今450元)。见习期半年到1年,期满后适当调整工资。这说明当时一般供给制的津贴待遇比薪给制低。
  1953年到1954年;大中专毕业生实行按学历和修业年限规定见习期间、临时工资和定级工资的制度。
  1953年2月政务院对大中专毕业生按学历规定了临时“工资分”标准;以后又作三次修改(每次略调低些),并规定见习期半年,期满后按表现评定工资级别。
  1954年修改后的规定如下(按照北京一个工资分折合2200元老人民币计算):
  高等学校研究部毕业:220分,北京月薪48.4万元;上海58.6万元;(旧币1万元等于新币1元)。
  大学5年本科毕业:200分,北京月薪44.0万元;上海53.3万元;大学4年本科毕业:190分,北京月薪41.8万元;上海50.6万元;大专3年专科毕业:180分,北京月薪39.6万元;上海47.9万元;大专2年专科毕业:170分,北京月薪37.4万元;上海45.3万元;专业学校高中班4年毕业:150分,北京月薪33.0万元;上海39.9万元;专业学校高中班3年毕业:140分,北京月薪30.8万元;上海37.3万元;专业学校高中班2年毕业:130分,北京月薪28.6万元;上海34.6万元;专业学校初中4年毕业:115分,北京月薪25.3万元;上海26.0万元;专业学校初中3年毕业:105分,北京月薪23.1万元;上海23.7万元。
  这个标准从表面上看来,确实比较低。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时“国家干部”由公家提供房屋、家俱,日常生活的用水用电,子女送托儿所等,一律不用缴租、纳费。就是说,享有的福利待遇要比纯粹“薪给制”高一些。
  笔者1955年7月毕业于河北省某校初级师范班(相当初中毕业),在小学任初级教师,工资是每月24元7角5分。当时的伙食费每月大约7——8元,学校提供集体宿舍。1956年工资提到每月34元。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09 06:42:42
  (4)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工资分”待遇
  1950年2月,政务院通知:各单位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尽可能实行供给制或低薪制,月薪标准为240斤小米(合今360元),研究院毕业生月薪不超过300斤小米(合今450元)。见习期半年到1年,期满后适当调整工资。这说明当时一般供给制的津贴待遇比薪给制低。
  1953年到1954年;大中专毕业生实行按学历和修业年限规定见习期间、临时工资和定级工资的制度。
  1953年2月政务院对大中专毕业生按学历规定了临时“工资分”标准;以后又作三次修改(每次略调低些),并规定见习期半年,期满后按表现评定工资级别。
  1954年修改后的规定如下(按照北京一个工资分折合2200元老人民币计算):
  高等学校研究部毕业:220分,北京月薪48.4万元;上海58.6万元;(旧币1万元等于新币1元)。
  大学5年本科毕业:200分,北京月薪44.0万元;上海53.3万元;大学4年本科毕业:190分,北京月薪41.8万元;上海50.6万元;大专3年专科毕业:180分,北京月薪39.6万元;上海47.9万元;大专2年专科毕业:170分,北京月薪37.4万元;上海45.3万元;专业学校高中班4年毕业:150分,北京月薪33.0万元;上海39.9万元;专业学校高中班3年毕业:140分,北京月薪30.8万元;上海37.3万元;专业学校高中班2年毕业:130分,北京月薪28.6万元;上海34.6万元;专业学校初中4年毕业:115分,北京月薪25.3万元;上海26.0万元;专业学校初中3年毕业:105分,北京月薪23.1万元;上海23.7万元。
  这个标准从表面上看来,确实比较低。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时“国家干部”由公家提供房屋、家俱,日常生活的用水用电,子女送托儿所等,一律不用缴租、纳费。就是说,享有的福利待遇要比纯粹“薪给制”高一些。
  笔者1955年7月毕业于河北省某校初级师范班(相当初中毕业),在小学任初级教师,工资是每月24元7角5分。当时的伙食费每月大约7——8元,学校提供集体宿舍。1956年工资提到每月34元。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0 06:01:02
  第八章 对待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之四——“左”的倾向根深蒂固
  尽管遵照中央的指示,各地都在刻意检查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问题,但都回避了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造成的伤痛,以及知识分子最为珍重的学术思想自由的问题。就目前笔者所见,只有江苏省的两份材料谨慎地提到了知识分子在以往政治运动中承受打击及其后果的问题。如有些单位在肃反运动中,打击面太宽,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有的人怕“祸从口出”,不敢讲话,不敢与人往来;苏北师范专科学校在肃反中对教师采取“普遍地大胆怀疑的态度”,结果是“不讲不斗,愈讲愈斗”,打击面扩大到14。8%。“很多县初步排队,中、小学教师中有问题的达百分之四、五、六十,凡是过去自觉交代的材料都当做罪行,认为中央提出的百分之五左右根本不可能。”
  其他省市的材料则一概回避了这个问题,有的报道甚至以赞同的口气谈到,在肃反运动中,“高级知识分子中的重点对象平均在百分之十以上”。对于批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造成的知识分子群体性的压抑和恐惧状况,在1955年底中 共各级组织所作的知识分子问题调查中,没有得到正确的反映。究其原因,干部的认识局限是一个问题,更主要的恐怕是被调查者不敢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
  这种现象是不难理解的,在干部的理念中,承认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取得了极大进步,正是以完全肯定以往针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改造运动为前提的,而把这种进步看作是这些运动的积极成果。况且,即便是经历了如此深刻的改造,按照各地党委的估算,在知识分子中仍然有20%左右的落后分子,5%左右的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有的地区(如云南)的估计,这两种知识分子竟达到25-35%!如果按照一般的比例来计算,那么在全国10万名高级知识分子中,就有2万个落后分子,5000个敌对分子。这个结果是否符合实际状况暂且不论,就凭这种思维模式,是否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知识分子政策、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值得怀疑。
  正是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尽管意识到知识分子工作存在严重问题,但并没有放松对“反动”知识分子的警惕。就在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前夕,1955年12月21日,毛 泽 东仍然对尤金大谈阶级斗争问题:“自然,必须战胜阶级敌人的反抗行动。整个1955年和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将镇压大约200万名敌对分子。”
  显然,虽然需要重用知识分子,但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12月底吉林省委召开知识分子工作干部会议的情况很说明问题。省委书记处书记富振声在谈到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时指出,承认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是不是就认为高级知识分子中在政治立场、思想观点上都没有问题了呢?就可以忽视对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呢?不是的”。因为根据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指示草案中的说法,“必须看到,不但中间分子,就是进步分子,在思想上一般地也还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还必须对他们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和必要的思想上的斗争,以便继续帮助他们改造自己,逐步地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
  所以,省委强调,“我们要反对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右 倾保守主义,但也不能否认过去‘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所起的重大作用;过去的成绩是主要的,不能因为过去工作中有某些缺点,就否定一切。……肃反中,许多单位检查,斗争面过宽,重点对象大大超过了中央指示的百分之五左右的控制数字。各单位应立即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进行复查,重新排队,端正政策;但同时在具体单位,又要根据中央指示草案中规定的界限,实事求是地加以区分,不要使反革命分子漏网。工矿企业的专案小组,按中央规定,应吸收党员工程师参加,不应吸收非党知识分子参加。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工厂矿山、基建单位必须按中央指示,认真领导肃反斗争,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
  这种态度和立场,预定了即将开始调整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限度,同时也决定了已经进行的知识分子问题调查的内容。总之,以往对知识分子的打击以及由此给他们造成的痛苦,是干部和知识分子本身都不愿或不敢启口的。至于知识分子追求的学术思想上的自由问题,更是人们绝口不谈的——大概高级知识分子不敢有此奢望,估计干部也不会给予理解。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1 07:07:39
  第九章 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1956年的春天来的特别早,尽管冰雪尚未融化,中国大地已经显示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说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动态。1月14日中 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像一支报春花,预示了中 共领导人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充满理想和信心的蓝图,也标志着中 共将对其执政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1956年1月14-20日,中 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279人,包括57位在京中 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 共中央上海局、各省委、市、自治区党委和27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中 共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国家机关各部门、全国性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员负责人。
  会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 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主题报告,中 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作了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说明。1月16日至20日,会议展开讨论,主要是大会发言,发言者前后达61人之多(另有29人印发了发言稿)。周恩来的报告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中 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和11个专题报告也是讨论的主要议题。在大会最后一天,陆定一、陈伯达、李富春、彭真、陈云先后在会上发言,毛 泽 东到会作重要讲话,最后由周恩来作结论。
  召开如此规模、如此规格的大会,建国以后是不多见的。杨尚昆日记记载:“从去年下半年起,中央连续开了几个大会,以这次大会的人最多、方面最广”。足见中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心之坚定。
  中 共中央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周恩来作的报告中。这个报告是由周恩来主持、胡乔木执笔写成的。周恩来自己先草拟了一份《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后约胡乔木谈报告起草问题。1月上旬胡写出报告初稿后,周恩来召集十人领导小组会议进行了三天的讨论修改。最后,周恩来又亲自修改并增写了一些内容。
  毛毛 泽 东主席当时关注的是他主持起草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6年1月8日和9日,周恩来先后收到毛 泽 东两封来信,都是关于要求中央政治局讨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并要求“发给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到会各同志”。
  周恩来的报告首先坦言,国家面临的一个矛盾就是各类专业人才的匮乏。报告认为,当前知识分子的力量,在各个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周总理明确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报告把中 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必要性确立在三个基点上:
  第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中国必须急起直追。报告用了近1/4的篇幅讲科学工作。在报告中,周恩来提醒代表们说,“世界科学技术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其意义“远远超过蒸气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周恩来以异常紧迫的心情呼吁:“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大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
  第二,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很大进步,其阶级属性发生了重大变化。报告确认,“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这里,周恩来提出了两条依据:一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一是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前者是一个事实陈述,知识分子被“包下来”,也就自然成为拿国家工资,为国家服务的“工作人员”,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后者则是一个大胆的政治性判断,而且在党内是有不同看法的。为了证明这个判断,周恩来用相当的篇幅来说明知识分子何以发生了“根本变化”,还试图用一些统计数据来说服全党。这就是,目前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进步分子约占40%左右,中间分子也约占40%,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当然,周恩来看来,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变化是对其思想改造的成果。
  第三,中 共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周恩来指出,党内对待知识分子存在麻痹迁就和宗派主义两种倾向,但主要倾向是低估了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周恩来特别批评说,在“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的今天,普遍存在的“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的想法是要不得的。
  针对这些问题,周恩来提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
  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
  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
  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周恩来还提出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了分工:在国务院内准备设立一个中国专家局,负责需要中央统一解决的行政管理工作,但各部门不能减少他们直接处理的责任;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处理反革命分子等政治性质的问题仍由各有关部门直接负责,中宣部负责统一监督;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则由中央组织部负责。
  会议最后一天,毛 泽 东到会讲话。他首先谈的还是在经济建设中反对右 倾保守的问题,说到要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计划地赶上外国时,提出了知识分子问题。毛 泽 东批评党内存在着一种情绪:“老子打了一辈子仗,没有你也行!”毛 泽 东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没有文化,文化很低,无知,愚蠢,要革这个命,要技术革命,没有你也行呀,没有他们就不行了,这个很清楚,单是我们这些老粗那就不行。”毛 泽 东强调,关于这方面要向党员进行广泛教育。还说,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造出大批的知识分子,高级的知识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毛 泽 东在这里没有提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强调的只是使用知识分子以及培养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根据和条件而言,周恩来从知识分子政治地位和阶级属性已经改变的现状出发,突出的是问题合理性,而毛 泽 东重点是谈使用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给人的感觉是更具功利性。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3 06:01:36
  第十章 春风吹向知识分子
  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预示着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开始解冻,一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向知识分子吹来。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使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老知识分子感激涕零、心情振奋。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现在,终于听到了中央总理亲口说出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长长舒了一口气。
  总理批评了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左”的倾向,提出了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待遇的三项措施。这令长期遭到“左”的压制、打击的知识分子心潮澎湃、热泪盈眶。这些年,对待知识分子只是不断地批判、改造。许多情还记忆犹新:
  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接着就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学者教授,到中学教师,所有知识分子都要参加运动。人人检查“反动思想”,大会小会批判反动思想,不少人被逼得自杀;同时,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一大批作家和作品遭到了批判;1953年批判了末代大儒梁漱溟;1954年开展对俞平伯《红搂梦研究》的批判运动;1955年,主席亲自把胡风及与胡风有交往的一些作家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及所谓的“胡风骨干分子”锒铛入狱,两千多名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受到株连;紧接着,全国就开展“肃反运动”,1955年暑假,农村中小学教师都集中起来办“肃反学习班”,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笔者中学时期的老师董欣周先生等人,就被诬陷为“反革命分子”而被投进监狱。1959年获得平反。1955年对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进行批判。
  建国初期,一切照搬苏联的一套,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当时,苏联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实行一系列极左的方针政策。例如,在苏联,学术问题的争论常用行政干预,由政治裁决,任意宣布什么学说是无产阶级的,什么学说是资产阶级的。由斯大林亲自插手定论,把创立“基因”学说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称为“伪科学”,是“唯心的”、“反动的”,是“资产阶级的”;而把否定“基因”存在的米丘林-李森科学派说成是唯一真正的生物科学,是“无产阶级的”。
  这种行政干预、政治裁决学术问题的风气也被中国学来,当时北京农业大学发生的“小麦事件”就是一个典型。农大小麦育种栽培学家蔡旭教授,以摩尔根“基因”理论为指导培育出一个小麦新品种,既能抗倒伏又能增产,却被农大校长认定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产品,不准陈列展览,不准农民参观,更不准推广。更有甚者,还对蔡旭教授进行批判,令其检查,压得他痛哭流涕。
  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他大声疾呼:“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急起直追”。 知识分子们摩拳擦掌,决心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献出全部聪明才智。
  知识分子会议召开后,中 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步骤。2月24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地不足以适应国家的需要,因而要求全党“进一步地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提出改进意见,并及时向中央作报告。
  4-5月间,中 共中央先后转发了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情况的报告》、统战部《关于解决高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士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
  5月,国务院成立了专家局,专门管理高级知识分子,负责督促、检查各部门对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负责解决需要统一处理的有关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同时,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分别成立了有关办事机构。
  7月20日,国务院转发了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以及关于这个文件的《通知》。《情况和意见》就有关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14个问题(图书、资料、情报、学术交流、仪器、试剂、实验用土地、研究经费、工作室、助手、工作时间等),分别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和措施。《通知》开列了一个很长的应办理的有关事务的目录,要求各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关于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贯穿于1956年全年的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的工作,成为中 共地方各级党委紧跟中央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央会议结束后,各地纷纷进行传达贯彻,并制定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工作纲要。中 共上海市委于2月制定了《上海市1956-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要求上海各级党组织在3月底以前对知识分子工作作一次全面的检查,切实解决全市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工作安排、思想改造、生活待遇以及建党等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中 共上呼下应的惯例,不仅省一级,地县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党组也都制定了知识分子工作纲要。如中 共佛山市委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于2月22日发出《佛山知识分子工作规划(1956-1957)》。中 共北京建筑工程委员会也制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规划》。
  在舆论上,“全国大小报刊上的大批判文章迅速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对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宣传,对著名知识分子近况的报道。”啊!
  春风吹来了!春天来了!知识分子们心潮澎湃、欢呼雀跃。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也有人心有余悸,不相信春天就这样快的到来。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说:现在只能说是“早春天气”,“草色遥看近却无”。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4 05:46:48
  第十一章 调整知识分子政策
  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步骤,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2月24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地不足以适应国家的需要,因而要求全党“进一步地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提出改进意见,并及时向中央作报告。
  4-5月间,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情况的报告》、统战部《关于解决高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士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
  5月,国务院成立了专家局,专门管理高级知识分子,负责督促、检查各部门对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负责解决需要统一处理的有关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同时,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分别成立了有关办事机构。
  7月20日,国务院转发了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以及关于这个文件的《通知》。
  《情况和意见》就有关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14个问题(图书、资料、情报、学术交流、仪器、试剂、实验用土地、研究经费、工作室、助手、工作时间等),分别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和措施。
  《通知》开列了一个很长的应办理的有关事务的目录,要求各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关于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贯穿于1956年全年的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的工作,成为中共地方各级党委紧跟中央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央会议结束后,各地纷纷进行传达贯彻,并制定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工作纲要。
  中共上海市委于2月制定了《上海市1956-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要求上海各级党组织在3月底以前对知识分子工作作一次全面的检查,切实解决全市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工作安排、思想改造、生活待遇以及建党等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中共上呼下应的惯例,不仅省一级,地县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党组也都制定了知识分子工作纲要。
  如中共佛山市委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于2月22日发出《佛山知识分子工作规划(1956-1957)》。
  中共北京建筑工程委员会也制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规划》。
  在舆论上,“全国大小报刊上的大批判文章迅速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对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宣传,对著名知识分子近况的报道。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22 14:46:24
  春风吹向知识分子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10-17 07:03:17
  第十二章 改善知识分子生活工作条件
  4月1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对当地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医师、文学家、艺术家的工作条件作一次检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一是迅速解决高级知识分子缺少助手的困难;二是积极地解决所缺房屋、所需实验用土地和基本建设的地皮等问题。三是切实改善图书、文物、档案和各种资料的收集、保管、整理、利用的状况。
  在1956年的工资改革中,提高了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
  上海市的规定更加具体,如要求市卫生局半年内首先改善3000余名学术地位较高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医疗条件;
  市房管局先拨出宿舍房屋500户,分配给著名学者、专家、作家、艺术家居住;
  市工联利用已有工人休养所扩大高级知识分子的休养名额;
  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负责解决年老体弱、工作繁重的“第一流专家”的交通问题;
  市合作总社做好高级知识分子各种副食品的供应工作,等等。
  各地在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都为教授们专辟了阅览室。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馆准备补订200种外文期刊和3000种外文书籍。
  北京大学的教学辅助人员将增加一倍,即110人。复旦大学各系配备了科研秘书,并且准备给老科学家配备助手和增加实验室人员。
  中国科学院图书经费也由原来80万元增为546万元,增订的书刊中有资本主义国家期刊2000种。正式成立了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搜集、研究并传播国内外科学发展的情况与最新成就。
  许多高等学校还采取各种办法改善教师们的生活条件。
  清华大学实行了“优待通用证”的办法,教授、副教授等拿着“优待通用证”到校医室看病、到食堂吃饭和到消费合作社买东西,都可以受到优先和其他照顾。
  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对教师吃饭、理发、看病、购买东西等也订出了照顾办法。
  中国医科大学为教授和部分讲师增加了住宅面积。
  东北药学院在食堂给教授讲师设立了专席,等等。
  对于中共的这种努力,罗隆基在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的发言中给予了充分评价。
  他认为:“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四个多月来,在解决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有了很显著的成绩”。
  并特别提到:“最近国务院改革工资的决定实施以后,对知识分子,特别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们的工资都将有较多的提高。”
  在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改善知识分子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的要求。
  随后,国务院陆续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关于协助办理知识分子中招聘工作人员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贯彻落实。
  根据中央的要求,北京市委提出了相应的规划意见,下属各单位也分别制定了具体规划,主要包括:

  第一,妥善安排知识分子的工作。
  给尚未就业的知识分子、工作安排不当和用非所学的人员、以及具有一定的专长又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人,提供工作岗位。
  在国务院《关于协助办理知识分子中招聘工作人员的通知》下发后,北京市立即成立了招聘工作人员委员会,开始招聘工作。
  知识分子非常踊跃,在两周内就有1500多人应聘报名,其中应聘科研人员、翻译人员、高校教员的有700多人。
  对高等学校、企业机关少数教师和技术人员使用不当的状况进行调整。
  例如北京市建工委提出,检查对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使用情况,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要求在6月底之前通过人事安排、工作组织、机构调整等措施予以解决。
  同时鼓励、支持知识分子进行专业活动,减少高级知识分子的行政事务工作,保证高级知识分子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其他业务活动的时间,每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40个小时直接用于业务。

  第二,改善工作条件。
  例如北京市卫生部门提出要有计划地在市中心医院和条件较好的专科医院设立研究室、实验室,增添图书资料,有计划地增订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医学书刊,筹建一所全市性的卫生医药图书馆。
  第三,改善生活条件。
  在《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下发后,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北京市粮食局决定给高级知识分子每人每月在定额(一斤)食油供应的基础上另补助一斤。
  清华大学决定给教授、副教授、担任教研室主任或副主任的讲师以及行政工作干部共137人发证,在校内就餐、购买副食品、理发、治病、看电影或演出方面享受优惠政策,其子女可以优先送入保育所。
  此外,学校的合作社对上述人员还实行预购副食、定时送货、电话预约,校医院安排专门的保健大夫负责教授的保健工作。
  为了切实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根据国务院工资改革的决定精神,有关部门还对知识分子的工资进行了调整,使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  
  相比1956年之前,北京市知识分子的业务工作获得了肯定,还得到了实质上的改善。
  例如清华大学新设了一个可以容纳200人的教师专用阅览室,室内有各种科学技术书籍和俄、英、德、法、日文的百科全书,供教师们备课和查阅。
  同时为解决教授宿舍中小孩吵闹影响备课的问题,学校专门在教授住宅区腾空了一所房子,供教授备课使用。
  知识分子工资的增加也表明了其生活待遇的提高,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六所院校的统计,教授、副教授的平均工资原为169.74元,调整后为228.79元,平均增长了59.05元;讲师平均工资为90.39元,调整后为116.26元,平均增加25.87元。
  北京市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给知识分子业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物质保障,使知识分子能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4 18:44:39
  知识分子被改造成“秋后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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