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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38】 著名的“右派标本”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3 08:54:32 点击:1695 回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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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38】 著名的“右派标本”

  1、留下了“右派标本”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9个月又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78年,他在中央党校,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他在中央组织部,奋力推动平反历史上由共产党所造成的一切冤假错案工作。这两项工作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由于胡耀邦的努力,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终于作出了改正错划右派的决定。当时中央组织部邀请科学院系统几位遭遇很惨的右派到中组部座谈,诉苦。改正工作阻力很大,各单位在1979年才开始。科学院系统(包括以后分出去的社会科学院)的右派全部得到改正;反右重灾区浙江省以及江苏省也全部改正了。1979年民盟中央给中共中央写过一个报告,指出当年所说的“章罗联盟”根本不存在,所谓他们的右派言论“轮流坐庄”、“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要不是无中生有,就是捕风捉影,穿凿附会。曾经轰动一时的所谓章伯钧于6月6日紧急召集六教授会议,也是莫须有的诬陷。以李维汉为部长的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80年5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虽然承认“章罗联盟”在组织上并不存在,但却认为在政治上是存在的,因此,几个著名的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不能改正。还有一个著名的的学生右派林希翎,虽经多次申诉,也未给予改正。于是,这几个人成了著名的“右派标本”。后人只要看到了这些“右派标本”,就可以看到当年的右派分子是多么猖狂、反动,就可以知道反右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经过两年的复查,全国有55万右派得到改正,未改正的3000人。这3000人中,少数是原单位党组织坚持不予改正,多数是由于下落不明或其他原因。这3000人也是活生生的“右派标本”,以此说明反右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尽管如此,正式改正的右派已占“正式右派”总数的99.44%,不被改正的仅占0.56%,何况不予改正的理由几乎都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有99.44%搞错了?原因不是反右斗争搞错了,而是发生了偏差——“严重地扩大化了”。
  这里所以在右派前面加“正式”二字,是因为反右运动时在小学教师和农村区乡干部中也产生了大批右派,估计人数可能达50万。但不久,中央中央决定,不在小学教师和农村干部中划右派,于是他们就改戴坏分子或地主这类帽子。以后的右派摘帽和改正,他们都没有份。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4 16:53:12
  2、头号右派标本章伯钧的右派言论:“政治设计院”
  章伯钧是未被改正平反的“六大右派”之一,是全国第一号右派。1957年整风反右时,章伯钧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言多必失,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训。
  章伯钧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何况他担任《光明日报》的社长,不仅要说,而且还要写。当然他的文笔是一流的。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而且要开门整风。毛泽东诚恳地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信誓旦旦地说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鼓励大鸣大放。
  章伯钧应邀参加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座谈会,积极鸣放,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
  5月21日下午,章伯钧发言。他在发言中说:
  今天,我谈个人的意见。近二十几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取得了极大效果。……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要进行明年要作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做的事情要经常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有才能的老年知识分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章伯钧的发言被刊登在各种报纸上。《光明日报》更是大载章的文章和言论。
  这次发言被认为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依据,也是后来章伯钧被打成右派的主要依据。平心而论,章伯钧的讲话有某种不足,但把它视为反党的依据是言过其实。
  对于章伯钧发言中的某些错误,一些民主党派的成员发现后给予了批驳,这未尝不可。
  但是,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后,形势发生了变化。章伯钧受到了更加严厉的批判,而且火药味越来越浓。
  更让章伯钧揪心的是人们给他戴上“章罗联盟”帽子。这是千古奇冤。
  “章罗联盟”中的章,就是章伯钧,罗,就是罗隆基。他们都是民盟的副主席。在历史上他们的政治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甚至还发生过矛盾。正如罗隆基所说:同章伯钧的认识有20年的历史,共同在民盟工作有17年的历史。我同他有过长期的斗争,并且有过多次的斗争。我同他的合作是始终有戒心的。两人从来就是在合作中斗争,在斗争中合作。今天的合作,并不是什么划时代的新结合。直到今天,我同章伯钧的主观见解是不完全一致的。我们的个性和作用是绝不相同的。我们的感情并不是真正融合的。两年来我同章伯钧就没有私人相约聚一次,这就说明我同章伯钧两人合作的真相内幕。
  “章罗联盟”中的章,在高压下承认了章罗联盟,罗隆基还是坚决否定。章伯钧的承认是不得已而为之。
  一些当年参加挞伐章罗联盟的人,后来感到深深的内疚,他们说,章罗联盟,千古奇冤。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5 07:14:37
  3、章伯钧的简历
  章伯钧(1895年11月17日—1969年5月17日),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收藏家。安徽省桐城市枞阳县后方乡育才村人。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后任安徽宣城师范校长。1922年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参加北伐,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第九军党代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同年底脱离中国共产党。
  1928年在上海与谭平山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1930年同邓演达等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抗日和民主活动,受聘为第一届、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与筹组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委兼组织委员会主任。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后,同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和与中共的合作。1947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任主席。1948年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召开第十七次扩大会议,决定撤销章伯钧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
  在这的前一天,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六届第四次会议,决定撤销章伯钧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局委员职务。
  1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三次会议,撤销了章伯钧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职务。
  章伯钧的社会职务基本上被撤销了,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这一项。他的名字渐渐被人们淡忘。
  在家里,章伯钧常常沉默寡言,他还是不能忘记1957年的冤屈。他对家人说,1957年,我的本意是希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探索如何实现民主政治的问题,我没有说过轮流坐庄的话,那是别人强加在我头上的。
  文革中遭到严酷迫害。1969年5月17日因胃癌病逝于北京。章伯钧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无限留恋离开了人世,终年74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章伯钧的罪行材料均已推倒,只是不宣布平反。他的骨灰于1982年11月15日被安放进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他的亲属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皆得到安排或平反,夫人李健生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常委、中央咨监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1990年逝世。儿子章师明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常委、中央执行局副主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秘书长、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2002年年底离休后任中央名誉副主席。长女章诒学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北京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这位北京大学物理系1964年毕业的高材生,潜心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卓有建树,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幼女章诒和1963年毕业于中国戏曲研究院(现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迫害,被判处徒刑20年,坐牢10年,九死一生,1979年平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1986年5月23日章伯钧夫人李健生代表章伯钧将生前苦心珍藏的古籍全部捐给安徽省图书馆,这批古籍共有明刻本277种、2239册,清刻本53种、323册,全系珍贵善本图书,具有很高的价值。
  1985年11月11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和民盟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纪念章伯钧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发表讲话,说:“章伯钧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尽管在他的一生奋斗中也有过曲折,然而他不断追求真理,总结经验教训。纵观章伯钧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6 06:42:54
  4、章诒和回忆父亲章伯钧 (1)
  章诒和:《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问:凡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章伯钧是中国头号大右派,能否谈谈他的生平?
  答,现在的人,只知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以此获罪,又以此留名。历史本身就隐含着无法估计的因素在内。
  1895年阴历十月初一,我的父亲出生在安徽桐城的一个地主家庭。所谓地主,不过小康之家。6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溺水而亡。从此,他与二弟章伯韬(3岁)、三弟章伯仁(5个月)由两位叔叔抚养。
  他先入私塾,一年后转入乡间育才小学。我父亲自幼喜读书作文。每日归家放牛,以牛背上的吟诵为一大乐事。小学毕业遂投考省内有名的桐城中学。因数学不及格,几将落榜。后因文章着实写得漂亮,被校长(桐城派文人)破格录取。章家距学校90华里,那时的寄宿生须自带伙食。于是,我的父亲每月利用假日,由家肩挑大米、菜油,跋涉返校。他得知叔父为侄儿的求学上进,不断变卖田产,经济日渐拮据,便更加刻苦自励。
  1916年20岁的父亲赤脚草鞋来到武汉,考入武昌高等师范英语系。这时,新文化运动正以磅礴之势在全国兴起。他酷爱西方哲学著述,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明确意识到中国人必须用民主科学态度去重新审视历史,正视社会现实。从此,民主主义开始成为他政治上追求的理想。他一面勤学功课,一面结交有志之士。其中有恽代英, 这个与他同龄的江苏武进人在武昌成立了《利群书社》 、《互助社》、《共存社》。我父亲常去书社读书学习,与恽代英相处甚洽。后又与肖楚女相识,肖乃湖北汉阳人,熟悉武汉社会情况,遂多与之探讨有关改造社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父亲在武昌高师曾发起组织读书会,继而又参与组织学生会。五四运动爆发,他作为武昌高师学生会代表参加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积极组织武汉学生开展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
  1920年,刚毕业的父亲即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员。不久,升任该校校长(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第四师范)。为了把学校办成传播进步思想的园地,他先后聘请恽代英、肖楚女、陈霞年(陈独秀之侄)来校任教。恽代英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月薪与校长相等,大洋百元,父亲与他商讨革新教育的方针、计划,决定从充实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入手。不仅使学生学好书本知识,还要懂得人生意义,树立革命理想。为此他俩付出很多心血。利用课堂宣传民主科学,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去了解中国社会现状。一次,恽代英领着学生远走黄山,沿途作社会调查,数日不归,家长纷纷跟父亲要人,认为这是把孩子引入歧途。他再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闹得满城风雨,还告到芜湖和安徽省当局。半年后,恽代英被迫离职,我父亲通过高语罕介绍他到芜湖省立第五中学教书。
  为实现改革教育的理想,继恽代英之后,父亲又邀请肖楚女任教。肖楚女的作风不减恽代英,又极善讲演,把个课堂作为传播真理、批判封建思想的讲坛。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芜湖与安徽省教育厅,又免去肖楚女之职,父亲也愤然挂冠而去。他任宣城师范校长仅一年,其敢作敢为,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教育举措,至今在安徽老一辈人心中仍传为佳话。后来的宣城四师,一直是皖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当然,现在“宣师”的学生已不明细这段历史,据说该校园里高悬着恽代英、肖楚女的肖像,却无人再提章伯钧。
  1922年,省长许世英以安徽省公费送我父亲赴德留学。他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他与朱德同住一室,又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小组副组长。1925年邓演达被迫前往欧洲游历,在这群留学生中与我的父亲交往较密,常促膝长谈,探索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道路。对这两个问题,两人观点极为接近,可谓志同道合。邓演达的精辟思想,据我父亲的阐释和回忆,可以归纳如下:
  ●资本主义在中国尚未形成,在经济上受制于帝国主义。
  ●中国资产阶级并未掌权,国家政权实际上是军阀、官僚、买办的统治。
  ●各中小城市虽被外国商品侵入而涂上一些资本主义色彩,但土豪劣绅依然垄断了乡村,广大地区笼罩着封建主义制度。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是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是一个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下不断挣扎、日趋腐朽破碎的社会。而所谓前资本主义,则是指中国从东方式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阶段。
  ●这种社会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农工为重点的平民政权,实现节制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和耕者有其田,以准备向更高的社会阶段过渡。
  邓演达的观点,不仅为父亲所接受,而且运用于后来的革命实践。在福建事变中他就是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后来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言论,也一贯以这些理论来表明自己的主张。北伐出师,我父亲一直在邓先生左右进军到武汉,并深受倚重。邓演达被杀害,父亲继承着邓演达这面旗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第三党几次易名, 但都是以邓演达手拟的纲领作为党章的基石。 父亲对别人曾说:“要像寡妇守节一样,守住邓先生的精神。”我想,父亲用他的一生完成了自己的承诺,并付出了失败、流放、通缉、被黜出以及凄孤而死的代价。
  我父亲在柏林大学的四年,系统地研习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充满辩证精神的黑格尔哲学。因而,他有着建立在丰厚社会科学知识基础上的理论坚定性和崇尚真理的革命意志。这一切,为其后来无条件献身社会、追求进步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他在北伐失败后,参加发动南昌起义;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参加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建事变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日本一边重新学习、反思自省,一边又重振组织;日寇发动侵略的枪声一响,他立即潜回香港,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在蒋介石宣布解散民盟的时刻,他流亡香港与沈钧儒一道宣布恢复民盟……。这一系列不屈不挠的表现,都与他在德国的初衷相一致。在家庭生活中父亲从来不怎么检查我的成绩单,但极其重视“如何做人”的教育。他常说:“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最起码的条件和最终的要求就是表里如一,始终如一。无论生忧患之中,还是处落魄之境,无论自幼至长,还是自长至老,在这个问题上应无一刻的松动。”
  我父亲的奋发求学与精神气质,对他的两个弟弟起着表率与带动的作用 短他去德国之后,二弟伯韬赴法国留学,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语文部主任,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弟伯仁到日本留学,后去苏联也成为共产党员,继陈绍禹(王明)之后,任苏联远东区伯力学校校长。一家三兄弟相继出国深造,被家乡亲友同学称为“一门三国”、“一门三龙”。而且,这“三国”、“三龙”还都是共产党。但兄弟三人均未能善终,我父亲成了反党右派;我二叔操劳早逝;我三叔在斯大林清洗中被枪决。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8 07:38:47
  5、章诒和回忆父亲章伯钧 (2)
  问:章先生最初是共产党,为什么又离开了共产党?
  答:这个问题我现在只能回答一部分原因。大革命失败后,我的父亲对当时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倾”路线极为不满。对第三国际亦大有看法。他作为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深感自己不能适应。
  所以在与中共失去联系之后,再也没有主动恢复。他愿意追随邓演达创建第三党。邓殉难后,他矢志奋斗到底。在漫长的斗争中,他历尽险阻,贫病交加。蒋介石用高官利诱,用权势威迫,他都不为所动,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民主战士。
  问:据我们所知,章伯钧先生不仅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袖人物,而且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和实际负责人。
  答:是的,但现在实际上已经把章伯钧遗忘了。记得1981年民盟中央召开了一次纪念建盟40周年的座谈会。母亲就是兴冲冲而去,悲戚戚而归。
  谁都知道,民盟是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建立的,它承担着国共两党之外“第三者” 角色和重要的调停作用, 以推动两党团结抗敌。它是由三党三派组合起来(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人士)。本着“一则团结各党各派,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的目的,父亲怀着巨大的热忱,拿出全部的精力投入了民盟的酝酿、筹建及日常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帮助下,奔走各方,沟通意见,尤其是争取青年党的加盟,我父亲不知与李璜、左舜生打了多少交道。
  1941年3月29日民盟秘密成立。父亲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员,兼任组织部长。
  1958年1月26日, 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
  我是章氏后代中唯的一盟员。但只要提到民盟,我内心总是隐隐作痛。因为为了这个组织,我父亲几乎送命,他的家庭几乎破裂,我和姐姐整天被搁在乡下的红薯地里,形同孤儿。它存留在我心中。
  问:现在出版的关于反右运动的书不少,您都看了吗?
  答:现在出版的关于反右运动的书,我翻翻而已,如叶永烈的,如化名为姚杉尔的“中国百名大右派”,它们算是文学作品吧。从前的血泪,可以成为现在的资本;写别人的血泪,可以转换为自己的资本;不懂得民主党派,不熟谙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弄不透反右运动的。别以为把那些旧报纸上的东西用粗针大线穿起来,就自诩为“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1957年右派的问题的开山之作”,是对“那个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进行了真实的记述,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文学也在分化,就整体而言,几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无所作为。文学不再是艺术,而是商业活动的特殊形式。他们不是创作作品,而是制造作品,用发表过的文章或资料加以组合,再“返销”给出版社。其中,纪实文学、内幕故事和名流生平、隐闻是其着重关注的领域。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9 05:43:27
  6、章诒和回忆父亲章伯钧 (3)
  问:那么,您能谈谈反右中章先生的情况吗”
  答:对这个问题,我只能简而言之。
  新中国成立,我父亲在政府部门和其它部门担任许多职务。诸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等。每年都要出国,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他春风得意,心情舒畅。他认为自己是靠拢共产党的,共产党也是善待他的;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追求民主科学的职业政治家,对当时在权力行使、方针决策、政策贯彻以及意识形态、外交业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他都有所察觉,也有所议论。
  1957年4月30日, 他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非常兴奋。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概念的提出,“今后主要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总体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确立,是毛泽东对自身理论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将有益于他的社会实践。父亲说:第一代领袖是决心要把国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领袖;第二代领袖是要能满足人民生活渴望的领袖,而生活又是不那么容易满足的。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和解决途径,他很可能要去完成两代领袖的任务。当中共提出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我父亲是相信的,相信毛泽东当初的确想整风,也要整风。但为什么忽然从整风转变为反右,又是在什么时候确立了这种转变,父亲却一概不知(现在有人考征是罗隆基的一句话触怒了毛泽东同志,我不完全相信此说)。
  既然确立了反右,也就同时确立了反右目标。于是中央统战部出面召开座谈会,让目标“入围”。于是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电话催促父亲,一定要出席座谈会,给中共提批评意见。父亲再三推托,声明自己的观点意见平时都讲过了。“平时讲的不算数, 一定要在会上讲。”——看来,非去不可了。1957年5月21日下午,腹泻不止的父亲坐在“吉姆”车内,心里还不知一会儿该说些啥?想来想去,想出个“设计院”,还有些即兴内容:
  ●今天,我谈个人意见。近20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取得了极大效果。
  ●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待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做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做的事情要经常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知识分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做。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问题,多听听多方面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以上这篇刊于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 的发言,最终成了我父亲划右的罪状和定性材料。罪状的第一条是主张政治设计院;罪状的最后一条是反对文字改革。另加了一条是主张“轮流坐庄”。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 扶定保留五个右派分子,以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领导者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在此决定下达的前一天,中央统战部把我母亲(由我陪同)找去谈话。谈话大意是:
  “既然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
  又说:“当年给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按到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用的是孙大光的揭发材料。”说罢,问我母亲有何感想。母亲说:“对此决定,我只能服从,而不能赞成。”有关领导说:“服从就好。以后我们对您及章家会有所照顾的。”
  从府佑街出来,母亲默然不语,两手冰凉。她临终前还一再对我说,自己心底还有一桩事。我知道母亲的心事。其实,父亲的事在1957年夏季就完全、彻底地结束了。我希望右派这两个字永远保留下去。它永远属于章伯钧,属于我最亲爱的爸爸。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9 18:04:25
  7、章诒和回忆父亲章伯钧 (4)
  问:反右之后,章先生的心情如何?
  答:这个题目是一个中篇题材。
  划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以至那副躯壳对于灵魂似乎都是“异已”的。棋天跼地,拘手挛脚。肉体的不自由,伴以心灵的不自由。人作为“人”被有形、无形的外在力量所剥夺。只把一小部分(而且是一部分的内心生活)留给了自己。除了被批判和被抛弃之外,父亲一无所有。他看到的是头顶上的一块天空,面对的是一个妻子两个女儿。也是到了这个时候,现实才终于提供了必要的距离,使得原本就极具哲学思辨力的父亲得以看清表现为历史过程的“大跃进”、“三面红旗”、“文革”,成为一个孤独的思想者。
  我这里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当大家都在大跃进, 欢呼“1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父亲对我说:“对一个贫穷国家来说,经济就是政治。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畸形,我想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政治上是巨人,经济上则是侏儒,加上我们总爱学苏联,把军备开支列在第一。现在一时看不出来。就像刚出娘胎的畸形,过几年,我们作为社会的每个细胞,就会承受这种畸形的痛苦。对共产党的最大威胁是什么?不是抗美援朝,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一旦国门大开,老百姓发现外面的生活比自己好的时候,对一个执政党的真正威胁便来临了。”
  当在反右之后,又搞反右倾,拔白旗运动,父亲偷偷对我说:“近代中国之败,败在热衷权力的人太多,始终忠于理想的人太少。发动批判的人如不能自我批判,他一定是把批判当作获取权力的另一种形式。”
  当“文革”一临,数亿人都处在癫狂状态的时候,爸爸告诉我:“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开始了。对一个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人来说,生是地狱,死是天堂。马克思万万想不到他的哲学被糟蹋成这样。报上宣传的思想,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宗教。只有一个主义欢迎它,那就是法西斯。”他对“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的五统一提法,觉得非常可笑,并建议我将来能读读1945年他在《中华论坛》写的发刊词。他去世后,我读到了,父亲是这样写的:“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遵守民主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受批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
  除了可以思想,父亲还有深深的痛苦。他说这辈子面对共产党,他问心无愧。但面对数十万右派,数百万知识分子,他的理智备受煎熬,他的情感处在永无休歇的歉疚之中。
  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相比,父亲认错、认罪是最早的,而且是按着指定的调子去检查。为此,他反复思忖,最终很快下了决心,他对妈妈和我说:“难道让上面认错吗?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大蔓延下去,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杀头,老罗和乃器哪有我清楚。”
  一直到死,父亲不断地和我谈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每次谈及都无比激动,无比痛心。父亲认为,中国多的是知识者小人物。这种小人物也正是所谓小知识分子。贫穷的中国既然不可能支撑一个宠大的贵族知识者层,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大多数就被注定了要与使用双手的劳动者一样忍受屈辱和饥寒。安于卑屈的地位,以诚实勤奋的精神劳动来维持一个紧窄狭小家庭的生存。在生命价值与知识价值日趋低廉的国度,自然很少有发挥才力的场合,秀木却又极易被外力摧折。不是中国人,不是知识分子就很难估量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史上承受过的压力及分量。
  问:关于您的母亲,我们只知道她生前是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咨监委员会副主席。您能不能较为详细地谈谈她,以及她与章先生的婚姻?
  答:我母亲原名李淑娴,其父在当地最早兴办洋学堂、女子学堂,开教育之先河。她自幼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初中读的是河北宣化中学,高中考入享有盛名的北京女师大附中,入学不久,即被推选为学生会《学生月刊》主编。1927年,传来北伐战争胜利的号角,热血沸腾的她,怀揣六枚铜板,跟罗瘿公之子罗中震毅然南下投奔革命。那时,一向关怀并支持她学业的大姐李哲民(北京女师大化学系助教兼附中化学教师)正在武汉兵工厂任技术员,并与担任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章伯钧结为伴侣——
  问:对不起,我插上一句,是不是章先生有过两次婚姻?
  答:不,准确地说,我的父亲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次是1921年在安徽桐城,由他的寡母包办,娶当地农家女林氏,生子章师明。翌年,父亲留学海外,获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与好友孙炳文同船归国,在广州应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之聘,任该院哲学教授。月薪280大洋。交党费200元,80元自由。须加以说明的是,我的父亲是在德国经同窗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年在中大管理党费的是徐彬如(前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徐老晚年每每对我提及这段生活,总得意地说:“这200大洋可管用啦!那时的共产党穷啊!”
  1927年父亲与郭沫若一道参加北伐战争,他俩从此搭档工作30载,1957年夏分道扬镳。父亲回忆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生活,常面带笑容。他说:“那时人年轻,工作严肃紧张,生活简单,情感上其实还是浪漫的。像郭沫若追求于立群,黄琪翔倾心范志超。在武汉政府工作,只要听说有女士来投奔革命,一班光棍干部都禁不住跑出来看,我就是这样看中你母亲的姐姐的。”1932年李哲民患肺结核,病逝于北平。断气前,她把自己的妹妹托付给丈夫。——这是章伯钧的第二次婚姻。它的时间虽短,但给父亲留下了很长的回忆。或许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恋爱。我已经长大,爸爸还曾举着一张他与李哲民上了水彩的结婚照片对我说:“好好看看,是你妈妈漂亮,还是大姐(指李哲民)漂亮?”
  1933年,父亲正式写信给母亲,要求与之续弦。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五年级的她,思前想后,既痛死者,又怜生者,遂于这年的暑假在上海与章伯钧共结连理。有人说,女人是男人温暖的港湾。我的父亲在游离了两个渡口之后,最终停泊靠港了。我的母亲也是在一种异常复杂的心态下,允诺了这桩姻缘,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从此,他们双双携手,步向生活,共同面对不可测知的时代风云。同时,也开始了她一生一世的牵累。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31 19:46:54
  8、章诒和回忆父亲章伯钧 (5)
  问:章伯钧先生是您母亲一生的转折点,否则,她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对么?
  答:对,但又不完全。因为扭转她人生轨迹的,还有邓演达。
  邓演达与家父过从甚密。邓演达从德国归来,他们便一道在上海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今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身),人称第三党。这个党的构成,一部分是国民党左派,如邓演达、黄琪翔;一部分是从中共脱离出来的知识分子,如章伯钧、张申府。
  1932年邓演达从东北返回北平,逗留了一周左右。他听说李哲民的妹妹在此读书。邓一向对哲民有很好的印象,据同志们介绍其妹也表现不错,于是决定抽空亲自去北大医学院宿舍看看。
  当邓演达出现在我母亲面前的时候,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个操着广东口音的中年男人,就是参加辛亥革命,讨伐陈炯明叛军,组织领导北伐战争,一身兼四任,国共两党军事精英皆出其门下的邓演达,邓见母亲的宿舍堆满医学书籍,便问她是否想做个名医。母亲遂将自己愿以知识、智慧报效国民,服务社会的志向告诉邓先生。邓演达肯定了我母亲的求知心,接着又向她讲述了个人的观点:治病固然好,但对于国民、社会来说,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是革命。职业是医生,天职是革命。中国革命道路漫长、曲折,需要许许多多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去肩负革命,作持久的奔跑。邓演达的讲话态度谦和、手势生动,浑厚的声音非常富于吸引力。最后,邓演达看了看腕上手表,即起身离去。他的来去似一只鸿雁,了无痕迹,而他的话,却像刀镂斧凿,永铭于母心。
  问:您在刚才的谈话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邓演达看表的细节?
  答:您是一位精细的记者。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被捕。 戴季陶乘机向蒋介石进言:中国当今政坛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日,唯有邓演达一人。这时,蒋介石收到历届黄埔毕业生请求释放邓的联名信。此举使靠黄埔起家的老蒋大为震惊,他决心杀邓。11月29日蒋亲自派其卫队,将邓杀害于南京城东。噩耗传来,举国骇然。特别是当我母亲听说一位看守托人辗转送出邓的遗物是一副对联(上书: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另有带有汗渍与血痕的手表。她泣不成声,不由得想起邓先生以革命为天职的叮嘱,想起邓将军临别时朝手表投去的匆匆一瞥。在悲痛欲绝的哭号中,她感到自己未来的人生旅途将永远和邓演达创建的第三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要将毕生的精力与心智无条件奉献给革命。在那几天,我的母亲与同学连夜印发《宋庆龄宣言》,赶写反蒋标语。一月之内,标语传单遍布全城。她甚至与一些女学生黑夜摸到狮子胡同的北平卫戍司令部去张贴。
  在我父母的婚后,父亲双手赠她一个用白绢包裹的物件。打开一看,是邓演达的那只金表。此后,我母亲奔波流离数十载,始终带着这件遗物。它浸透着那个时代的风雨烟尘。1966年,红卫兵连抄我家无数遍,这只手表被抄没。最珍贵的东西,以最粗暴的方式毁灭——中国的人与物之命运,常如是。
  1978年我无罪释放,妈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带我去南京祭扫邓墓。秋阳下我母女二人含泪伫立在邓演达墓前,墓边绿草如茵,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群青年,且又吃又喝。当我们默然离去时,只听得背后传来议论:“这邓演达是谁?”“大概是邓颖超的哥哥吧?”
  问:想必你母亲李健生先生在“反右”及“文革”中,都受到很大冲击吧?
  答:是的。“反右”红火的时候,上级派人来动员她与我父亲离婚,让她远看刘清杨、近学浦熙修(这二人都是在丈夫张申府、罗隆基倒霉之际,宣布“划清界限”的)。我母亲听了摇摇头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在这个时候要老婆离婚,绝对办不到。”翌日,这段话就上了首都各大报刊。自然,我的妈妈也戴上右派帽子。
  谈到“文革”,我的心情极其沉重。以后,我会专门撰文追述这段锥心裂肺的岁月。总之,一切惨烈无情都指向了两个孤立无援的老人。那时的民主党派以及政协均被红卫兵、造反派一律当成牛鬼蛇神。而我的父母便是牛中牛,鬼下鬼。别瞧民主党派从未执政,可整起人来一点也不逊色。
  问:能否再介绍一下包括您本人在内的章氏后代的情况?
  答:我父亲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儿子叫章师明,即我的大哥。他1920年生于我父亲的老家安徽桐城,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现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
  我的姐姐章诒学,1939年生于香港,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现为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工。北京市政协常委,全国妇联执委。
  我叫章诒和,1942年生于重庆,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问:如此看来,章氏后代皆为民主党派成员,而且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
  答:成就二字不敢讲。但我们几个平素为人及工作成绩,至少在民主党派的圈子里大家是清楚的。从职业上看,我的兄长有那么点子承父业的意思。姐姐与我,一理一文。这与1957年后父亲对职业的看法有关。家父历尽政治风波,饱受精神折磨。1957年6月8日前,称他为民主人士,高官厚禄;6月8日后,说他是马路政客,人格全无。作为一个职业政治家此时似乎才明白政治为何物。60年代初,我就择业问题请教他,父亲说:“年轻时留学柏林,德国人告诉我,他们最尊崇的职业是医生和律师,因为人命关天,故学这两个专业的学制也最长。不想,当年我问异国人的问题,如今你拿来问我。这里,我只讲一句话,你选择什么职业都可以,但我唯一尊敬的是科学家或艺术家。因为他们比较干净。”
  问:听说《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政协报》、香港《文汇报》曾刊出章伯钧子女家属出资20万元,为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在其家乡河北省怀安县建立了李健生教育基金会。请问什么是李健生教育基金会?它是由谁建立的?
  答:这是由私人捐款,以个人姓名命名的教育基金会。该会设立在河北省怀安县,旨在奖励这个地区的先进教师和优秀学生。李健生是章伯钧夫人,捐款人是章伯钧的子女。也就是说,是我们兄妹为纪念母亲,为发展其家乡的教育事业而办的一件善事。
  问:你们兄妹怎么会想到要建立教育基金会?据我所知,你们当中谁也不是富翁大款。
  答:自1957年始,我们三人在不同的地方均受着政治压力与社会歧视,人生道路坎坷不平。譬如我,“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坐牢10载。父亲殁于被捕之初,女儿生于团圆之内,丈夫亡于平反之前。生活搅拌着血泪,血泪熔炼了灵魂。 我对这样的人生并无怨悔,反觉自己有幸出自于这样的家庭,非常珍惜它。尽管父亲的骨灰摆进了八宝山,其实在他背上还背着黑锅。越是如此,子女就越应自强。我们兄妹性格迥异,待人接物亦有所不同,但都自觉尊守一条“法则”,那就是自己的行为不能给父母抹黑。现在,我们三人均已年过半百,更感到有必要为父辈、为社会做点事情。
  问:听您的谈话,是否还要为章伯钧先生做点什么?
  答:是的,只要主观条件具备,客观环境允许。

作者 :马克思门徒 时间:2015-06-07 11:17:53
  顶多也就是个投机分子,相信了毛这个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者在抗战与内战中给它们这些投机分子们开出的“本领安堵”(新民主主义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果报。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09 06:48:39
  9、密友史良揭批章伯钧

  史良与章伯钧的友谊

  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她无论走到哪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
  20世纪50年代初夏的一天,史良坐着小轿车来到章伯钧家。只见浓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飘然而至。
  章伯钧家的庭院里缠绕在竹篱笆上的鸟萝松,正绽放着朵朵红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鲜丽的花色,勾起她的兴致,俯身摘了几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接着,从大客厅里传来了一声史良的吴侬软语:“伯钧,你家的镜子呢?”章伯钧带路,引她到妻子的梳妆台前,史良仔仔细细地把小红花一朵朵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后还左右端详。公事谈毕,她便戴着胸前的那些“鸟萝松”匆匆离去。
  一个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几个负责人在章伯钧家开会。会开久了,茶喝多了,人们陆续如厕。
  史良当日并没有对章伯钧家的卫生间及其使用发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史部长又来到章伯钧家里,手里还提着两大包东西。
  史良被请进客厅。她把牛皮纸包的东西,往客厅当中的桌上一放,笑眯眯地说:“我今天不请自到,是特意给你们送洗脸毛巾来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12条。这是两包,共24条。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的毛巾,都该换了。”她转身对章伯钧的妻子说:“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章伯钧妻子的脸顿时红了,章伯钧也很不好意思。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与章伯钧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不错的。一次,章伯钧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得知后,很快叫人送来一只沉甸甸的宜兴小罐,章妻揭开盖子,一股鸡汤的浓香直扑鼻子。史良还带话给章妻:“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章伯钧用小细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说:“史大姐因高血压住进北京医院的时候,小陆都要送这种小罐鸡汤。”
  史良的丈夫叫陆殿栋,外交部的一个专员,这个差事是周恩来安排他的。他的年龄比史良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当时在上海,史良已经是个名律师,陆殿栋还在巡捕房当巡警。章伯钧在谈到此事时,他对家人说:“他们的结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里明白。有时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
  虽然陆殿栋对妻子照料之周,体贴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实在是福。但人们都认为史良应该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机会。她原本和罗隆基相爱,却因种种原因失去结合的机会。

  “反右”时史良揭发章伯钧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气不顺、想不通的章伯钧,想找个人说叨说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当晚就找上门去。而此时的史良在判断问题上要比章伯钧理性得多,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觉得前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发言问题严重,已经超出了被容许的界限。所以她问章伯钧:“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
  章伯钧答:“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史良的问话,并未引起章伯钧的警觉醒来,却引发出他对现实的不满,大发议论。回到家中,妻子关切地问:“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

  章伯钧说:“很好。”是的,他的感觉很好。当夜他睡得也好。
  6月14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了长篇发言。第一段是她继续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司法工作提意见;第二段是以储安平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对反右斗争的形势,明确表态并划清界线。最后,史良话锋一转,矛头直指章伯钧。她说:“在这里我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
  史良接着又说:“记得上星期六晚间(6月8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的。’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
  史良的结束语,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这篇新华社的通讯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章伯钧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
  章伯钧看了报纸,吃完午饭,把筷子一放,对妻子说:“我相信,史良在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
  从此,章伯钧和史良二人再无往来。
  “文革”中史良遭批斗

  1966年“文革”爆发。
  一天,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章伯钧去王府井东厂胡同(民盟中央所在地)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下午一点多,年迈的章伯钧徒步而归。
  章伯钧把妻子和女儿章诒和招呼过来,说:“我满以为民盟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个陪斗。原来今天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开初的批判,不过是些口号和空话。后来,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他所说的是指1957年以前。
  章伯钧接着说:“当初,他俩的恋爱失败,史良曾经向罗隆基索讨自己写的书信,这个努生(罗的字)就是不给,把风流余韵系于纸墨之间。现在都成了罪证和炮弹,投向这些从前爱过他、现在还活着的女人。”
  “健生,”章伯钧唤着妻子的名字,又道,“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落成这个样子,一个批斗会搞得如此下作。”
  这个批斗会,成了章伯钧和史良之间最后的会晤。
  1969年章伯钧病逝。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1 07:12:24
  10、章伯钧的婚姻与子女

  章伯钧与张伯驹夫妇的交往

  1958年1月,章伯钧被划为右派分子后,被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但特意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的职务。在由行政三级降至七级后,还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
  不过在岁月悠悠中,慢慢地,亲近的、亲切的、亲密的,一个接一个地疏远、疏隔、疏离了。他感受到了世态炎凉。
  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读高中后,想要学绘画,他决定为女儿物色一个适合的老师。这时,他想到女画家潘素。
  潘素是张伯驹的夫人。
  张伯驹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曾被人称之为“民国四公子”。他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
  张伯驹藏有李白的真迹《上阳台帖》。他把这个帖送给了毛泽东。
  他收藏有杜牧的字,有范仲淹的手卷......
  张伯驹把最好的藏品,捐给了国家,文化部发给了他一张奖状。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章伯钧领着女儿章诒和来到位于什刹海的张伯驹家门口。当他们的车在小门旁停下来时,只见一位四十来岁年纪,身着藏青色华达呢制服的女士从北房快步走出。她体态丰盈,面孔白皙双眸乌黑,腮边的笑靥生出许多妩媚。惟有开阔而优雅的额头上,刻着光阴碾过的印痕。
  “章部长,欢迎您光临寒舍。”虽然说的是北京话,却带着吴音。
  潘素用充溢着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着章诒和,还没等章伯钧介绍,便说:“这就是女公子吧?”接着把他们引入了北房。
  她见厅内无人,即转向里屋喊道:“伯驹,章部长来了。”
  与正厅相连的西侧屋是画室。张伯驹穿着古铜色中式夹袄,站在宽大的画桌前面,上身微微前倾,双手背在腰后,眼睛半开半阖地打量着铺展于桌面的一幅水墨淋淋尚未完成的作品。听见夫人的喊话,他不紧不慢地走出画室,跨进正厅,把目光投向了章伯钧父女,并用手势招呼他们坐下。
  寒暄一番后,章伯钧把话切入正题:“我这个读高中的女儿,想学点国画。不知潘先生可愿收这个学生?”
  潘素走到丈夫跟前耳语几句,尔后一团和气地说:“既是章部长的女公子愿意向我学,我自然也就愿意教啦!”
  章伯钧问潘素:“小女孩如何拜师?”
  没等她回答,张伯驹把手一摆,说:“不用。”
  “小愚,快,快给老师鞠躬吧!”
  在父亲令下,章诒和向老师深鞠一躬。
  一会儿,章伯钧父女起身准备告辞。章诒和向张氏夫妇执弟子礼。
  此后,每半个月,章诒和便去张伯驹家学画一次。在一点一滴的临摹中,潘素向她讲述国画的基础法则与技巧。当她把第一幅完整临摹老师的山水习作呈上,潘素仔细看后,连呼:“伯驹,你来看,这孩子画得蛮可以。”张伯驹闻声进来,瞧了瞧,点点头。
  渐渐地,章诒和看出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的。听熟人说,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一次张伯驹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旧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有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话,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章伯钧的婚姻与子女

  据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学说,她父亲章伯钧在1922年由朱德介绍加入共产党,后来因不满当时党的一些做法,脱离了共产党。脱党后他参与组织了农工民主党并担任该党的领袖近20年。
  章诒学还说,她父亲可以和民盟的张澜、沈钧儒联盟,因为他们政见一致,但就是不能和罗隆基联盟,他俩是一对冤家,碰面就吵,以所罗隆基听说他们结成联盟时,拿着一根手杖跑到章伯钧家一折三截,大叫:“章伯钧,我从前没和你联盟,现在没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
  但后来,他们都当了右派后,反倒常常聚在一起,尽释前嫌,像孩子盼过年似的,向往着摘帽的那一天。
  章伯钧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在家乡安徽桐城与林氏结婚,生下大儿子章师明(现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名誉副主席);第二次是在武汉娶李哲民为妻,但不久,李哲民病逝于北平,去世前,她把妹妹李健生托付给丈夫;当时李健生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书,章伯钧向她求婚时,她是在一种矛盾的心情下允诺了这桩婚姻,生下两个女儿章诒学和章诒和。
  章伯钧被打成右派后,上级就派人来动员李健生与丈夫离婚,李健生摇摇头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在这个时候要我做这种事,绝对办不到。我心甘情愿和章伯钧一起当右派。”
  妻子的支持,让待在家里甚少活动的章伯钧得到一些安慰。
  后来,在彭真的帮助下,章诒学进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分到北京机电工业局下属一个单位,搞光谱仪器的研发工作。章诒学在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研究所所长位置上工作到快退休时,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调她去任专职秘书。
  章诒学和章诒和的子女都在国外谋生。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3 06:06:04
  11、章伯钧拒绝给刘少奇加罪

  1967年春,正是“文革”中疯狂迫害革命老干部的时候,同时也迫害被划为“右派”的人。“大右派”章伯钧是“章罗联盟”的头号人物,在年初就被民盟机关的“造反派”“燎原队”囚禁在一间空办公室内,地上铺了一些稻草,让章伯钧坐卧,在门口北侧放一张小木床,是看管他的人使用的。他不能自由活动,吃饭和上厕所都有看管人跟随。一般干部不准进囚室。看守的人叫姚振中,他看到六七十岁的章伯钧睡在稻草上,于心不忍,于是让章伯钧睡在床上,自己睡在稻草上,为此他还受到批斗。
  一天,在东院的会客室里,有三个青年坐在沙发上,不一会儿,“燎原队”队长领着章伯钧走进会客室,他向三个调查的人介绍章伯钧后就走了。调查的人最初比较客气,让章伯钧坐在靠南墙的沙发上,他们三人坐在靠西侧的大沙发上,被叫来担任记录的阎秉华(与章伯钧是熟人)坐在写字台东侧,与章伯钧对面。
  一个年纪稍长的外调人员对章伯钧说:“我们来是向你了解一个情况,希望你讲真话。你讲实话,对你有好处,将会给你改变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你的主要反动言论是主张我们国家实行两院制。我们查到,这话是刘少奇先讲的。刘少奇早在1956年底一次国务会议上就曾提出在我国实行上下议院的两院制主张了;你是在1957年春天才提出来的,可见你那个两院制的主张,是从刘少奇那儿听来的,你是受了刘少奇的影响。”
  章伯钧听完这番“启发”“诱供”的话后,沉默了一会儿,微微一笑,然后平静地说:“你们一定了解我的过去,我曾到外国留学多年,我对欧美国家的议会制、两院制比刘少奇知道得早,知道得多。解放前,我们搞民主运动,就有效法欧美实行两院制的主张,拥护实施宪政的活动。我的这些所谓政论、政见,解放前是公开的,许多人都知道。说刘少奇提出的两院制是受了我的影响还可能像点(说时发笑,边笑边说)。至于刘少奇1956年底在国务会议上讲没讲过在我国也实行两院制的话,我没有听到,我不知道。我讲的两院制是我自己多年来的想法,与刘少奇无关!”
  当章伯钧讲到“与刘少奇无关”时,三个调查者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吼叫起来,虎视眈眈地盯着章伯钧,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章伯钧却若无其事地背靠着沙发,低着头,又沉默了片刻,抬起了头,平静而严肃地讲道:“我正是凭良心,讲的是老实话。我在什么时候参加过哪一次会,或者没有参加哪一次会,事隔十多年,我已记不清了。但是,我没有听见过刘少奇讲实行两院制的话,这是事实。我的错误和罪行,是我自己的事,与刘少奇无关!”章伯钧讲最后一句话时,两眼盯着记录者,记录者会意,急速记了下来。
  调查者反复追问,软硬兼施,但章伯钧始终不为所动,或沉默不作声,或重复说过的话。那三个人纠缠了将近一个小时,一无所获,最后吩咐说:“你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写材料交给我们,对你有好处。你知道吗?你走吧!”章伯钧站了起来,看看记录者,调转头时,轻蔑地微微一笑,眨了眨眼,走了。
  这三个外调人员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三个“调查”者向他提问题,是妄想从这位“大右派”口里捞到一颗重型炮弹,把1957年所谓的“右派向党进攻”的重大罪行,加在刘少奇的头上,加重打击。
  据章伯钧夫人李健生说:1957年春,统战部给章伯钧发来召开座谈会的通知,就在章伯钧出席座谈会那天凌晨两点来钟,统战部长李维汉打来电话说,刘少奇主席讲伯钧可以在座谈会上谈论可否在我国试行西方的两院制问题。章伯钧在解放前就与共产党很近,支持共产党。解放后一切听共产党的,所以他就按照李维汉的意思在座谈会上讲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4 05:51:18
  12、二号右派标本罗隆基的右派言论:“平反委员会”
  罗隆基是未被改正平反的“六大右派”之一,是全国第二号右派。1957年整风反右时,罗隆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195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在会上发言,提出了著名的右派言论——“平反委员会”。
  罗隆基发言说:最近有两位外国记者到他家去,请他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于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他说,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同时他还对外国记者说,他认为马寅初老先生顾虑太多。他不同意马寅初的意见,他说,在解放初期,许多老教授不能上课,经过学习提高,现在可以上课了。马寅初说,整风运动以后,许多青年助教因为教条主义太多,上不了课。其实这又有什么可怕呢!青年教师经过整风,抛掉教条主义,提高自己,将来就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这正是辩证的发展,这正是整风的作用。也不完全同意张奚若的意见。

  他说,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像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他说,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第二,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未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成绩,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人有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他以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第三,他认为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是值得领导党考虑的。在解放后这几年里,党员很快地发展到1200万。在他看来,在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却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入党。这些人多半没有经过多年的革命锻炼,也缺乏同自然作斗争的知识,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分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
  第四、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认为,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他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很多事情都是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 镀划整个地建立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经委和计委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多是党员,这也正说明党对旧知识分子很不信任。他以为“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第五、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的问题。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张奚若先生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都是说的它的表现。这是把毛主席所说的“稳步前进”忘了的结果。
  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30 07:07:36
  13、罗隆基的简历
  罗隆基(1896.8.14~1965.12.07),字努生,又名国琅,笔名生辉、野度,江西省安福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他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也是最终没有得到正式平反的六名右派之一。罗隆基的主要著作有《人权论集》、《政治论文集》和《斥美帝国务卿艾奇逊》等。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初六,罗隆基出生于安福县枫田镇。9岁时生母病故,自幼受父亲熏陶,爱好古文及古典诗词。罗隆基从小天资聪颖,有神童之称。
  1913年,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全国招生,罗隆基以江西总分第一考入清华大学。“五四运动” 时罗隆基以清华大学辛酉级学生领袖的身份,冲杀在示威队伍的最前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1921年,罗隆基考上公费留美学习,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出于对英国著名政家拉斯基的敬幕,又从美赴英求学,成为拉斯基教授的得意门生,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1928年罗隆基学成回国,即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创办《新月》杂志并担任主编。因发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而逮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罗隆基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力抗日。“皖南事变”后,罗隆基积极参加发起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他和张澜、沈钧儒等民盟参政员一起,支持中国共产党参政员,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同时他宣布脱离国社党,并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他在昆明主持创建民盟昆明支部,任主任委员、积极推动昆明抗日运动的开展,为民族民主革命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隆基全力从事民主运动,他在重庆、南京和上海期间,与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甚密,得到他们的许多鼓励帮助,在重大问题上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也因此上了国民党保密局行刺名单中,后经国民党起义将领杨虎、阎锦文保护下脱险。1949年9月,他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罗隆基在1957年6月被划为右派,1958年1月26日被撤消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同月31日被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与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工资从四级降到九级。
  1965年12月7日子夜,罗隆基因心脏病突然发心绞痛,孑然一身猝然离开人世。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没有举追悼会。
  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大厅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90周年诞辰。全国人大常务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图南讲述了罗隆基的行平事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会上追述了罗隆基先生的一生,热忱肯定了罗隆基先生的革命贡献,认为他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22 14:55:07
  著名的“右派标本”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4 07:05:19
  著名的“右派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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