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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65】调整政策 缓和矛盾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26 16:49:33 点击:2848 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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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65】调整政策 缓和矛盾
  通过调查研究,毛主席和党中央终于拨开蒙蔽迷雾,清楚了农村大饥荒的真相和根源。于是,调整农村政策,缓和社会矛盾,带领人民走出低谷。
  1、主席渐清醒关注《六十条》
  主席十分关注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而且很急切。广州会议结束后,主席等候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来,听他们下去以后群众对“六十条”有些什么意见。主席听完汇报第二天就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
  三月三十一日,主席在停靠于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主席听了一段汇报后说:“这只是公社、大队这两级干部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主席特别嘱咐,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还要修改,还要补充,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
  对于一个中央文件,主席采取如此慎重的态度,经过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征求意见,从“大跃进”以来,实属罕见。以后,主席越来越看重“六十条”,把它当作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主席在武昌呆了七天。四月八日下午,主席离开武汉回到长沙。
  四月九日,在长沙专列上,主席先后与张平化、胡乔木谈话,从晚上七时半谈到十一点二十分。他们俩都刚从乡下调查回来,带来许多具体生动的第一手材料,谈困难,谈问题,也没有多大顾虑。主席听得津津有味,偶尔插几句话。
  张平化反映,在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一个是供给制,一个是食堂,一个是粮食定购问题。关于粮食定购,他说,生产队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缴大队的、缴给国家的粮食数都定下来,其余都是生产队的,这样就有个奔头。
  讲到食堂问题,张平化说:“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主席说:“才不是哩!”张平化说:“现在看来不见得。”主席肯定地说:“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张平化汇报供给制问题时说:“现在初步地可以说,供给部分超过百分之三十,肯定不必要,过去搞那么多是错了。估计百分之十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主席说:“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百分之三十是多了,这不是真正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基本原则是两条: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将来所谓公,靠什么呢?靠积累,现在就困难了,现在公社就不要搞积累,恐怕两年、三年之内,新的公社就不要积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现在划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调,这个你们要议一下,万万不能再平调。如果认为没有家底又去平调,那可不得了啦!”
  由于社、队规模划小,又加大了生产小队的权力,原来人民公社的那个“大”字,事实上已被否定。这回主席又说,所谓“公”只是表现在积累上,而且两三年内又不能搞积累,这样,原来的那个“公”字,事实上也发生很大变化。对人民公社制度,主席没有否定。但它的内容,不论在体制方面,还是分配方面,以及农民的生活方式,同公社化运动时大力宣传的那个“一大二公”,是大大地不同了。
  主席对张平化说,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集中在这四个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他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这是主席第一次明确地把供给制和食堂看作是平均主义的东西。他对于平均主义表现的认识,已经不限于队与队之间、人与人之间这个层面上,而且深入到供给制和食堂这两个敏感领域。他还说:“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主席的认识也在深化。对于公社化以来由主席和由中共中央决定的一些不符合实际的、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决定,在一个一个地推翻。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调查工作的那封信中所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的判断和决定”。
  (2008,4,19.6:15)

  2、阎红彦上书毛主席,列举食堂三大问题

  作为具体体现“共产风”供给制分配方式的公共食堂,到了60年代初时已难于继续维持下去,加之食堂本身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浪费严重、食堂种菜占用了自留地、路途遥远的来回上食堂吃饭不方便、同社员干家务活相冲突、粮物管理混乱等等,社员生活同公共食堂产生了矛盾,认为上食堂吃饭是“众口难调”、“浪费”、“不自由”等。有些地区因粮食减产,公余粮征购任务过重,出现了粮食不够吃的情况,群众吃不饱还要强撑着苦战,社员体质普遍下降。1959年4月,省委发出《关于最近群众来信反映公共食堂粮食不够吃的通报》,称:最近陆良广大群众又在挨饿受冻,公共食堂普遍吃菜、吃稀饭。先锋公社的一些食堂,早上12点才得吃半饱稀饭,晚上7点半才给吃半饱菜汤。而昭通县博禄公社成立公共食堂后,不到半年时间粮食就糟踏光,至1959年时,每个劳力1天仅1公斤洋芋和半公斤山萝卜。曲靖县下代公社仅几个月粮食就吃完了,不得不规定每天人均2.5公两粮或瓜菜代。麻傈坡的社员长时间喝大锅清水稀饭,吃代食品。群众已从开始时的自愿参加,到后来普遍对食堂产生了不满和意见。
  造成社员口粮不够吃的直接原因在于公余粮征购指标过高。1959年云南省的粮食实际产量为101.4亿斤,比1958年减产7.36%,而上报中央的估产数则高达170亿斤,1960年初省委又提出当年粮食产量达到200亿斤的高指标。按过高的估产数,1959年公余粮的征购数高达25亿斤,多征了5亿,相当于内地农民1个半月的口粮,是云南省历史上征购量最高的1年,而人均留粮(含籽种和饲料粮)则是历史上最低的1年。国家多拿了公余粮,又不适当地号召储备,因此造成农民口粮减少。为保证国家征粮任务的完成,又在农村大搞“反瞒产”,在“打不打人是小是小非,粮食增不增产是大是大非”的口号下,采用捆绑吊打等粗暴方式强制征粮,以致1960年下半年后,全省浮肿病再度爆发,骡马等大牲畜也出现了大量非正常死亡。由于从上到下的干部都怕犯“右倾错误”,不敢如实反映真实情况,致使肿病死人现象未能及时发现和迅速制止,以后情况越来越严重,全省大部分县都发生了肿病和死亡情况。据省委1960年8月6日关于当前肿病发展情况的通报称:“7月以来,全省肿病又有上升,全省肿病人达7.9万多人,以大理、楚雄、德宏、玉溪、思茅、昆明6地增加较多。” 省委对肿病问题极为重视,采取紧急措施,组织了近3万人的医疗队分赴疫病严重的地区对病人进行集中治疗。
  为解决粮食不够吃的问题,7月4日,省委通知各地:“凡是几个队合办一个食堂的,由于所有制和分配制的不统一,必须坚决分开。”但同时又强调:“不要以为过去一切都错了,不能把食堂一风吹散。”除增加粮食供应和拨出黄豆、油脂等营养品救济,帮助社队办好公共食堂,解决社员生活上的暂时困难外,还改进了粮食分配办法,内地社员口粮实行“以人定量、指标到户、集体保管、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办法,边疆民族部分地区实行口粮分配到户,不提倡办公共食堂,开始纠正放开肚皮吃饭的不顾实际的极端做法。1961年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说:“吃饭不要钱,说是一阵口号,后来反对,那里反对?实际上3年吃饭不要钱,群众都是那么个观念,实际上也没有办法核算,要办那样的食堂只能是‘饥饿’共产主义,所以办不得。”
  不顾物质条件地搞供给制,在农村乱刮“五风”的结果,不仅造成大面积肿病死人现象,还导致了云南省农业大幅度减产。据统计,1960年,全省全年粮食产量比上年下降了3.51%,农业继续大幅度减产,市场商品和农副产品供应奇缺,居民消费水平比1957年下降了7.9%,人口继续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
  “饥饿”共产主义的公共食堂事实上已经难以继续维持下去。据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当前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中提到:截止到1961年5月15日,全省已有10 688个食堂停办,占当时公共食堂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有领导、有准备,经过社员充分讨论决定的,停伙后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也有小部分食堂由于准备不好就一哄而散,使社员生活发生困难。有的地方还发生了趁停办食堂之机乱拿集体财物的混乱现象。
  中共云南省委于1961年4月10日发出《关于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补充规定》。指出:“对公共食堂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至于今后如何办,应经过群众充分讨论,秋收以后具体确定。”为慎重起见,防止一哄而散而发生混乱,影响到生产和社员生活稳定,省委对此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同年4、5月间,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根据中共中央的农业六十条,在普洱、景谷、景东、弥渡等县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将调查结果写信反映给毛泽东。在信中谈到有关公共食堂问题时说:“每到一个地方都接触到食堂问题,无论山区和坝区,群众反映普遍都很强烈”、“主张不办食堂的人占85%。”又说:“食堂本身办的好与不好,不是能不能办下去的先决条件,只要认真地解决了自留地和私人养猪,就和食堂发生了矛盾。”信中列举了公共食堂存在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浪费大,二是平均主义,三是办食堂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继续在公共食堂吃饭,就无法顾及这些自留地和自养猪,产生了矛盾,直接影响了社员的生活。”在谈到分配及商业问题时说:“省委规定供给部分不得超过30%,工资部分不得少于70%”、“多数地区的群众不主张实行部分供给制。社员对六十条中有关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规定非常拥护,主要问题:一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什么都按人头分,不能多劳多吃。二是商业部门不按政策办,在收购上不考虑自给部分和商品部分的合理分配。”
  信中提出:“办不办公共食堂,根据群众自愿,由群众讨论决定。”信中所列举的公共食堂存在的3个方面问题,同1958年7月8日《人民日报》关于公共食堂有8大好处的报道相比较,在认识上已有了很大差距,反映出在公共食堂的问题上省委更加实事求是。毛泽东对这封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转发全国。
  1961年5月13日,省委批转楚雄县下白庙公社停办食堂的两个材料,强调停办食堂必须有准备、有秩序地停,切忌在群众没有做饭准备的情况下限期停伙的作法。25日,省委再次转发《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当前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对停办公共食堂必须做好的六项工作做了具体规定,要求春耕后,即有步骤地停办公共食堂。6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公共食堂,从政策上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村工作的公共食堂问题。此后,省委有领导、有准备、有秩序地解散了自“大跃进”以来用行政命令组织起来的11万多个“全民食堂”,停止了供给制的做法。食堂停办,由于事先经过群众充分讨论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没有造成大的混乱或大吃大喝、乱分乱拿集体财物的现象,对生产和社员生活也没有影响,做到了散而不乱,人人满意。同时,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坚决纠正“五风”错误,彻底退赔,进一步落实了社员自留地、私人养猪及家庭副业,恢复了农村初级市场。从1960年12月起至1961年4月,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精神,重申和强调了边疆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必须是“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继续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进一步明确指出在“大跃进”中反“三论”是错误的,并对所有制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包括不办公共食堂在内的若干具体规定,使边疆地区得以稳定,部分外迁外逃边民返回。群众高兴地说:“像个过日子的样子”、“这回可以多活几年了”。
  经过调整,云南省农业生产开始改变了前三年大幅度下降的局面,粮食产量开始回升。1961年农业总产值15.21亿元,比上年增长3.9%,生产粮食500.05万吨,比上年增长2.19%。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5 06:38:22
  通过调查研究,毛主席和党中央终于拨开蒙蔽迷雾,清楚了农村大饥荒的真相和根源。于是,调整农村政策,缓和社会矛盾,带领人民走出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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