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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31】肃反运动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6 21:17:32 点击:3092 回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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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31】肃反运动
  简介:1955年-1956年,中国大陆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肃清暗藏的反革 命运动”,简称“肃反运动”。粉碎“胡风反 革 命集团”拉开了“肃反运动”的序幕,清查出约140万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是,由于没有严格依法办案,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伤害了130多万无辜,教训是沉痛的。本书选编了关于“肃反运动”的一些资料,仅供想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们浏览。

  第一章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4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代表团所乘专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被台湾国民党特务安装了定时炸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约5小时后炸弹爆炸,飞机失事……。
  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一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部门获悉,周恩来总理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包租印尼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专机将在香港进行短暂停留。  
  台湾情报人员决定在香港下手,在飞机上安装炸弹,暗杀周恩来。具体策划者之一叫赵斌丞,他曾是戴笠的得意门生;另一个是他的手下陈鸿举。两人都是台当局派到香港从事颠覆活动的情报人员。
  为了找到一个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人安装炸弹,他们盯上了香港机场清洁工周驹。周驹原名周梓铭,二十岁左右,除了一个嗜赌如命的父亲,没有什么家累。此外,他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卫生,不易引人注意。在五十万港币的重赏下,周驹决定接下暗杀周恩来的任务。  
  计划拟定后,赵斌丞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做了“口头报告”,毛人凤当即表示同意。但是,赵、陈两人没敢向毛人凤提起五十万港币酬劳的事情,怕金额过高,遭到反对。最后,两人决定请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的“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出马为五十万港币游说。  
  谷正文听完计划后也立刻表示赞成。他的理由有三:一是暗杀中 共领导人物,本来就是特务工作之一;二是想藉此给香港政府压力,因为在此之前,香港对台湾情报人员不太客气,抓到就判重刑;三是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谷正文建议赵、陈两人,最好前一天能带周驹住旅馆,并将他的爸爸一起找来,免得周驹临阵退缩,坏了整个计划。  
  1955年4月10日,赵、陈两人从台湾带着50万港币利用货船偷渡至香港,与周驹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给周驹的父亲保管。当晚,除了交给周驹炸药外,同时还教他如何使用,并就计划细节反复进行沟通演练。  
  4月11日,周驹跟往常一样上班,平安地通过了安全检查。原来,台湾人员交给他的定时炸弹特意做成牙膏模样,因为简易的盥洗用品是允许带入的。定时炸弹内装烈性炸药,是一种高科技产品,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给台湾情报网使用。
  通过安检后,周驹开始进行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就包括来加油且做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他神色自若地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东扫扫,西擦擦,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到底什么时候钻进行李舱装了定时炸弹。 
  二
  就在美蒋特务加紧进行破坏准备的时候,我情报部门也获得了美蒋特务阴谋在香港对我实施破坏行动的情报。情报显示,美蒋特务有可能会从事破坏活动,但是对破坏活动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当时的估计,破坏活动可能会有几种情况,诸如破坏交通工具,在沿途实施破坏,或暗杀代表团成员等。有关部门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此时,周恩来已经率领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抵达云南昆明。得此情报后,周恩来立即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4月9日,周恩来打电话给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命令工作人员迅速将这一情况告诉外交部,并指示外交部,在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之前,立即将我情报部门获知国 民 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的情况,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当天晚上,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将周总理的指示转告新华社香港分社,并通知在香港的代表团成员提高警惕。
  4月10日上午9点30分,外交部欧洲和非洲司副司长张越紧急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并要求他立即转告港英当局,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
  敌人的破坏计划使人们为周总理一行的万隆之行感到担心。4月10日,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这次蒋贼是蓄意决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外出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也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归来!”
  4月12日凌晨,周恩来复信邓颖超:“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
  周恩来当然清楚,敌人暗杀阴谋的主要目标是他本人,从他特意将邓颖超的来信和自己的回信一并寄回给邓颖超,“免得失落”这一举动来看,他当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按计划,“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将于4月11日上午自印度孟买飞抵香港,然后飞往雅加达。在香港的代表团成员接到外交部的通知后,立即进行研究,制定了应对方案。
  当日凌晨1点多钟,代表团派新华社香港分社潘德声来到印度国际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经理的家里。潘德声告诉印度经理:“我深夜来见你,是因为刚刚接到消息,有人要阻挠中国代表团顺利前往雅加达,如果发生问题,后果将非常严重。”潘德声要求印度航空公司方面采取必要措施,保障飞机和人员的安全。
  印度经理起初对中方的提醒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克什米尔公主号”11日中午才抵达香港,而且按计划只在启德机场停留一小时零十分钟,也不在机场过夜,加油之后即可起飞,应该不会有谁胆大妄为,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破坏。
  潘德声强调,机场的地勤人员里面,就有亲蒋反共分子,很难保证这些人不会从事破坏活动。潘德声坚持要求印航必须加强安全措施。印度经理最后答应,他会亲自前往机场进行监视,派印度航空公司自己的机械师负责对飞机进行检查,并安排专人押运行李,同时,对飞机的燃油、食品等进行监督。有了印度经理的这番许诺,大家才略微放心一些。
  1955年4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自印度孟买飞抵香港启德机场。这是一驾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星座式749A型飞机,在当时是不错的飞机了。这架飞机已经飞行了11163小时,飞机状况良好。担任此次飞行任务的机组人员一共有七个人,包括机长、副驾驶员、领航员、飞行工程师、飞行事务员、空中女服务员、机械师等。
  此时正值中午,飞机停稳后,机组人员除了机械师卡尼克留在飞机上以外,其他人通通下飞机用餐。
  虽然事先中国政府已经通报港英当局,美蒋特务可能会对飞机实施破坏活动,要求港英方面加强保护措施。然而,此时香港警方却并没有对飞机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对机场的地勤人员,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检查和监控,只是派了辆警车停在离飞机很远的地方监视,把观察的重点放在了行李检查处和机场入口处。
  机组人员下飞机后,机械师卡尼克发现机组的行李少了两件。在他印象里,这种事情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于是卡尼克赶紧离开飞机,去告诉准备用餐的其他机组人员,让他们找找行李。就在他离开飞机十来分钟的时间内,周驹把定时炸弹放在了飞机右翼两引擎之间。
  三
  4月11日下午6时30分,“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约5小时后,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时,炸弹爆炸,导致飞机右翼第3号发动机吊舱后面的地方局部着火;正在距海面18,800英尺高空飞行的飞机被迫紧急在海面上降落……
  事件发生后香港警务处立即展开调查并查明事件嫌疑人周驹。但是周驹在警方能够采取行动将其逮捕之前,成功逃往台北获得庇护。
  看起来貌不惊人的周驹其实很有心计。当初与台湾情报人员研究退路时,他提出一套逃生计划,即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因为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台湾和香港之间,很方便。   当天,周驹果然顺利地躲入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内。周驹躲进去后不久,陈纳德的飞机就从启德机场起飞了。周驹安全地逃往台湾。
  台湾情报当局将周驹安顿妥当后,就接到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没有按原定计划从香港起飞,周恩来可能没在机上。
  周恩来总理的确没有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他接到缅甸总理乌努的邀请,乌努希望周恩来能提前经昆明赴仰光,一起商议万隆会议的提案,然后一起去雅加达。于是,代表团做出兵分两路的决定:周恩来、陈毅带队从北京出发赴昆明,等待缅甸方面的专机;另一路人马则按原计划从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赴雅加达。周总理命大,逃过了这一劫。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中国代表团3人、记者5人以及来自波兰、奥地利和越南的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只有3名机组人员生还。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7 07:30:23
  第二章 决心肃清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令毛 泽 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震惊,决心肃清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这时,正值文艺界批判七月派诗人领袖胡风及其小集团,毛 泽 东主席把警惕的目光盯住了胡风。
  逄先知主编的《毛 泽 东传(1949-1976)》写道:
  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关于胡风反 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毛 泽 东审阅修改了编者按和结束语。
  和第一批材料相比,这次发表的大都是五十年代的信件。因此,在编者按中,毛 泽 东加写了一段话,指出:“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在结束语中,毛 泽 东加写了一段,把胡风称为“反 革 命”。他写道:“反 革 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 革 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
  这样,对胡风问题的定性,由“胡风反 党集团”又变成了“胡风反 革 命集团”。六月三日,毛 泽 东审改中 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 革 命集团的指示》稿时,加写了第六条,提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 革 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国 民 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这个指示,毛 泽 东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阅后发出。由此,对“胡风反 革 命集团”问题的揭露和追查,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 革 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由于这部分材料侧重于揭发胡风的所谓“反 革 命”阴谋,毛 泽 东对这批材料看得特别仔细,并加写按语达十七处之多。在这些按语里面,说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 革 命政治集团”;他们的策略手段是“往往采取以攻为守”和所谓“清君侧”等等。这些论断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这些不正确的论断出发,毛 泽 东提出:“由于他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 革 命分子’深入到’他们的’肝脏里面’来了。”
  同时,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从胡风事件中吸取教训》。毛 泽 东修改这篇社论时,加写了三段话。
  他写道:“他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或坏分子。但是他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 革 命分子或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他们的肌体,使他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 革 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他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 革 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他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他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 革 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他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
  随后,这三批材料结集出版,定名为《关于胡风反 革 命集团的材料》。毛 泽 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两条按语。《序言》说,编辑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提高辨别能力,清查各种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8 06:57:01
  第三章 全国开展肃反运动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和“胡风反 革 命集团”的被揭露,令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十分震惊。啊!不得了!反 革 命分子真是多如牛毛防不胜防啊!在知识分子内部竟隐藏着这么多的反 革 命分子啊!不肃清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怎么能贯彻总路线搞“一化三改”!于是,在1955年全国开展了一个肃清内部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的运动,即肃反运动。
   1955年7月1日,中 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的指示》,于是,全国一切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企业(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公私合营的)立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的“肃反运动”。
  《指示》说:“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和坏分子。”(这个“百分之五”的比例以后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一种“经典比率”。)这样,以“肃清一切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的名义,自1955年六月起至1956年底,在全国(除西藏外)城乡开展了肃反运动。党政机关、团体、工矿企业、部队和学校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机关肃反或内部肃反;农村、街道和私营企业等方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社会肃反。
  历时一年多的肃反运动到底牵涉了多少人?据已经解密的早期政治运动档案,肃反运动到一九五六年底结束,运动中一共逮捕了二十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人,判死刑二万一千七百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五万三千二百三十人(所谓“非正常死亡”,是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或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等)。
  据朱正在《忆凤翔》一文中透露:人们根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所提供的数字,很容易推算出:这一场打击了一百四十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肃反运动,错案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四。具体到某一单位,假如那里主持肃反运动的五人小组负责人作风不怎么正派,喜欢整人,或者另有什么个人目的(例如泄私愤之类),那里的偏差就必定更大一些。比方说,像新湖南报社,让一个伪造了自己全部政治历史的官健平当了五人小组的组长,他就把报社的肃反运动搞得一塌糊涂。打击了十多个人,尽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和没有隐瞒问题的,最终没有肃出一个反 革 命来,错案率是百分之一百,则肃反运动中受牵连的人还要多。
   毛 泽 东于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讲到肃反运动时,说道:“一定要肃反。没有完成肃反计划的,今年要完成,如果留下一点尾巴,明年一定要完成。有些单位进行过肃反,但是肃而不清,必须在斗争中逐步肃清。反 革 命不多了,这一点要肯定。在闹事的地方,广大群众是不会跟反 革 命跑的,跟反 革 命跑的只是部分的、暂时的。同时也要肯定,还有反 革 命,肃反工作没有完。”他还说:“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肃反的成绩是伟大的。错误也有,当然要严肃对待。要给做肃反工作的干部撑腰,不能因为一些民 主人士一骂就软下来。你天天骂,吃了饭没有别的事做,专做骂人的事,那由你。我看越骂越好,我讲的这三条总是骂不倒的。”
  虽然毛 泽 东强调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但他也没有否认这场运动也有错误。这意味着,人们可以从另一面来认识肃反。实际上在这场运动发生后不久,对于它的反思就已经开始了:
  在1957年的“整风鸣放”中,同济大学卫生工程系助教汪长风就在该校青年教师大会上发言,他“认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肃反是方针政策的错误,不单是方式方法上的错误。因此我建议党委应检查方针上的错误,不单是个别的道歉。”
  著名女作家冰心说:“肃反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也许我来说些话较为公允。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了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不应该那么做。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他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不合中国传统。国家丧失了元气,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再不整风,那真将不堪设想。好的教授没有了,好的科学家没有了,好的医生、好的护士没有了。”
  原华中工学院教师许宗岳写过一篇“万言书”,申诉他在肃反阶段的遭遇:“……方法则更为粗暴,根本蔑视宪法,给祖国光荣的基本法则涂上了重大的污点。诱供、逼供、打人、骂人、不准人睡眠等变相肉刑样样俱全。没有经过公安部门或法院的拘留及抄家,也样样做到。……在被监禁的几百人中间,我受的待遇是最好的,可以称为高等罪犯,由此可以推论其他。”
  汪长风、冰心、许宗岳都提到肃反在“方针政策上的错误”、“违反宪法”、“蔑视宪法”的特征。说的对不对?姑且算作一家之言吧。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8 15:39:41
  第四章 安徽省肃反运动(1)
  各地方都是怎样搞肃反的呢?安徽省的肃反情况就是一个缩影。
  《安徽省地方志》记载了安徽肃反的情况,摘编如下:
  一、肃反前的形势
  解放初期,安徽各行各业、各项工作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
  各阶级各阶层的一些反动分子掩盖反动面目,伪装靠拢党,有的钻进党内和各机关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窃取领导职位,占据要害部位。
  虽经镇压反 革 命运动、清理“中层”,但仍有一部分漏网。遇有时机,他们就进行破坏活动。
  1954年,淮南3个矿和合肥、蚌埠等5市就发生破坏事故127起。淮南矿在反破坏事故斗争中查明的24起事故中,其作案成员均系历史或现行反 革 命分子。
  合肥矿山机械厂一反 革 命分子以自己是“工程师”的便利条件,故意将一吨半冲天炉的出铁口改小,使铁水流不出来,企图造成爆炸事故。
  省计委一名职工,成立所谓“日学社”反动组织,进行反 革 命活动。
  淮南新庄孜煤矿一名职工,将雷管放在铁轨上,阴煤炸毁火车。
  马鞍山铁厂一高炉值班工长在给高炉投料时,故意将两批循环改成三批循环,并增加风量,降低炉温,先后造成废品和次品钢铁260吨。
  据1955年6月统计,全省内部单位在一年时间内,发生各种破坏事故近400起,其中发生在省直机关47起。
  潜伏的特务间谍也蠢蠢欲动,发展特务组织,组织反 革 命暴乱。
  台湾当局派遣的一个特务分子,在庐江县拉拢国 民 党政府残留下来的散兵游勇,搜集武器弹药,企图利用自然灾害的机会,组织武装暴乱,上山建立所谓“游击根据地”。
  对于上述问题,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存在麻痹思想,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失去警惕,对反 革 命的现行破坏活动打击不力,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开展肃反斗争
  1955年5月,全省开展肃反斗争。中 共安徽省委和各地、市、县委及省直各部、委、厅、局都成立5人小组,分别领导肃反运动。
  6月底至7月初,中 共安徽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对内部肃反作具体部署。
  会议要求:安徽肃反斗争,要始终贯彻中 共中央和毛 泽 东主席制定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实行群众肃反的路线。
  强调正确区别反 革 命问题和政治历史问题的界限;反 革 命碳坏和工作过失的界限;反动言论和落后言论的界限。
  对嫌疑问题,采取积极慎重的调查研究的态度,把打击的锋芒对准极少数证据确凿的真正反 革 命分子和坏分子。
  强调要分清轻重,区别对待。
  对坦白分子、立功分子、立大功分子一律给予宽大处理,对查有实据、拒不坦白的反 革 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则坚持从严惩处。
  对于罪行轻微的历史反 革 命分子,只要坦白交待,一律免予刑事处分。
  严格区分普通的历史反 革 命分子和重要的历史反 革 命分子、历史反 革 命和现行反 革 命、一般反 革 命分子和骨干分子的界限,前者从宽,后者从严。
  对于需要逮捕的反 革 命分子,其逮捕的批准权属中 共安徽省委,需处死刑者,必须报中央批准。
  肃反对象中的反 革 命分子主要包括:特务、间谍;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头子;恶霸、土匪、汉奸;国 民 党军、政、警、宪人员中的反 革 命分子;敌对阶级中的反 革 命分子;其他现行反 革 命分子。
  其他坏分子包括:政治骗子、叛变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分子。
  对于历史上曾加入国 民 党、三青团和其他反动组织的一般成员,只有一般政治历史的人,或思想落后者,都不列为反 革 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不作为肃反斗争的对象。
  对反 革 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依法逮捕法办:
  国 民 党和帝国主义潜伏及派遣的特务、间谍分子,或解放后参加特务、间谍组织活动的分子;
  历史上有严重罪恶或不逮捕法办不足以平民愤的分子;
  历史上参加反 革 命组织,虽无严重罪恶民愤,但混入革命队伍后,隐瞒罪恶和反 革 命身分,继续进行反 革 命破坏活动的分子;
  被反 革 命分子收买或指使而进行反 革 命破坏活动的分子;
  进行报复和破坏,情节严重的敌对阶级中的反 革 命分子;
  反 革 命小集团中的首要分子,或罪恶重大的分子;
  越狱潜逃犯或通缉在案的在逃犯;
  叛变后出卖同志或组织,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的分子,或叛变后积极破坏革命组织,混入革命队伍后又长期隐瞒的分子;
  有严重破坏行为的政治骗子;
  隐瞒反 革 命身分和反 革 命罪恶,情节严重,查证属实,在运动中经过动员和斗争,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拒不交待的分子;
  过去经过宽大处理的反 革 命分子,但仍坚持进行反 革 命活动的分子;
  其他进行现行反 革 命破坏和严重刑事犯罪的分子。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9 06:59:49

  第五章 安徽省肃反运动(2)

  对于符合下列情形的反 革 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分别从宽处理:
  凡在运动中自动坦白交待,或经过斗争后坦白交待问题,只要在重要事实上坦白真实,应按“坦白从宽”处理;
  解放前有严重罪恶和血债民愤,或者解放后积极从事反 革 命破坏活动,罪该判处死刑的反 革 命分子,若在运动中坦白交待,经查属实,根据坦白程度,可以免处死刑,判处长期徒刑或短期徒刑;
  凡参加反 革 命组织,有罪恶有民愤,或者虽未参加反 革 命组织,但有现行反 革 命破坏活动,应该判处徒刑的分子,若在运动中坦白交待,查证属实,根据坦白程度,可以减刑,或判处管制,或劳动教养;
  历史反 革 命分子罪恶轻微,或者被迫被骗参加反 革 命组织,没有积极进行反 革 命活动的分子,若在运动中坦白交待,查证属实,应免予刑事处分;
  凡反 革 命分子,不但自己真诚坦白,又能积极检举其他反 革 命分子,并经查证属实,应算有立功表现,将功折罪,免予刑事处分或其它处分;
  反 革 命分子不但自己真诚坦白,又能积极协助政府进行肃反工作,发现重要反 革 命分子或破获重大反 革 命案件,经查明属实,算为立有大功。不论其过去罪恶大小(包括血债),应该免予刑事处分,并根据具体情况,给予物质的奖励;
  对于罪恶虽然较大,但确有真才实学和专长的高级知识分子或其他技艺人员,只要在运动中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就应该从宽处理,继续使用,如果交待不好,可以依法判刑,然后放在一定岗位,控制使用。
  1956年12月26日,省公安厅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肃反当作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协助各级党委研究斗争方法、策略,训练肃反干部,指导专案工作和直接办理专案,并规定下列案件由公安机关直接指导或办理:
  现行特务或反 革 命案件;
  同特务机关和特务人员有一定联系而有派遣、潜伏重大嫌疑案件;
  涉及区级以上干部和统战人士的案件;
  与资本主义体系国家驻我国使领馆有联系的专案;
  在同国外敌人作斗争中,仍有继续侦察必要和可能的派遣、潜伏特务案;
  其它须由公安机关直接进行侦察的重大案件。
  肃反中,凡判处徒刑的案件,依法做到提请批准逮捕书、批准逮捕决定书、移送起诉书、起诉书、判决书齐全。
  凡判处死刑的罪犯,经中 共安徽省委审核同意后,由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共同向中 共中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作书面报告,提请审批。
  待中央批准并由最高人民法院下达执行命令后,再由省委五人小组拟文下达执行。
  凡应给予纪律处分者,由政府监察部门作出处分决定。如系中 共党员,应给予纪律处分者,由党委纪律检查部门作出决定。
  各地还选择坦白和抗拒的典型案例作公开处理,以体现宽严政策,促进坦白交待。
  1956年5月13日,省委五人小组在合肥江淮大戏院对反 革 命犯汪某、胡某、姜某公开处理。
  血债累累的汪某,在肃反中主动交出手枪1支、国 民 党委任状和派令数张,彻底坦白历史罪恶,免予刑事处分。
  中统特务分子胡某,虽长期隐瞒其历史罪恶,但在肃反中能主动但白,依法从宽处理,判处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两年。
  姜某虽仅参加“铲共军”等反动组织,但交待不彻底,后又潜逃隐匿,予以抗拒,依法从严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经过4年半的肃反斗争,全省共清查出反 革 命分子和坏分子14635名,占全省参加肃反运动总人数的1.22%。
  运动中还破获反 革 命组织和反 革 命集团案件65起。
  在清查出的人员中,有特务间谍分子3059名;现行反 革 命分子1293名。有血债的1791名。
  这些分子中,有的已钻进中 共和共青团组织以及领导机关,有的已占据重要工作职位。
  据统计:从中 共内部清查出反 革 命分子、坏分子584名;从共青团内清查出538名;窃取县、区以上干部职位的314名。
  对于上述清查出的反 革 命分子和坏分子,都视其罪恶事实、在斗争中的坦白态度,以及有无立功表现等,依据肃反政策,严肃、慎重进行处理。
  其中:依法判处死刑者70名,判处徒刑者5855名;管制、劳教、下放农村监督改造者1370名;转送户籍所在地处理者175名;自杀和病亡193名。
  经过肃反运动,还清查出普通反 革 命分子6839名,反动分子772名,揭发出反动、流氓小集团16个。
  另弄清20余万人的各种政治历史问题。
  三、纠正肃反中的偏差
  安徽的肃反斗争进入高潮以后,即1955年秋和1957年1月,在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小组斗争中,曾发生过若干“左”的偏向,斗争面宽了一些,误伤一些好人,并且在个别地方发生“逼供信”等违反政策的现象,错捕少数好人。
  这些偏差,伤害一些人的感情,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但这种情况时间较短,很快便得到纠正。
  肃反中,安徽原定为暗藏反 革 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约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2.8%,高于全国内部肃反的比例,与邻省相比,也属偏高。
  1957年3月,省公安厅根据省委指示,对内部肃反专案进行清理,凡证据不足的予以夏查,错的予以甄别平反。
  经复查,全省第一批肃反专案中,就有174人系错案,由原审查单位予以平反更正。
  1959年,中 共安徽省委五人小组,又多次指示各地按照“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已定的肃反案件,进行全面复查,纠正错、偏。
  在组织对肃反斗争验收时,其各项比例与全国大致相同。
  肃反以后一二年内,又陆续纠正了肃反时一些“左”的偏差。但鉴于当时“左”的错误倾向,纠偏未能彻底,不少冤假错案在1980年以后才得到彻底纠正。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9 15:51:28
  第六章 军队文艺界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的重点是艺术界、文学界和大中专院校的知识分子。于是,艺术家、作家、诗人、大学教授、中学教师等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都被集中起来,进入“肃反学习班”,逐个接受审查。肃反的积极分子们一方面内查外调,一方面大搞逼供信;被整肃的知识分子们一方面坦白交代罪行,一方面互相检举揭发。一时间,红色恐怖笼罩全国知识界,许多知识分子自杀、被杀或者被投进监狱,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作家顾工在《年轻时我热恋》一书中披露了1955年军队文艺界开展肃反运动的情况,介绍如下:
  1955年夏季,解放军电影制片厂的编剧顾工正在东海前线深入生活。一天忽然接到厂里的加急电报,令他火速返回北京。他刚回到厂里宿舍,两个少校就推门进来了。
  “你立即去学习,在莲花池。”少校脸若冰霜严肃地命令,“今天就去,带上换洗衣服和牙具。所有文字东西全部留下,包括你写的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和日记。哦,还有书信——你写给别人的和别人写给你的。”
  莲花池坐落在电影厂的东北角,是总政创作组所在的地方。顾工到了莲花池,被安置在一个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这个房间放着十几张硬铺板床,坐在铺板上的都是文艺界的名人。其中有《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画家黄胄,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的编剧沈默君。
  一个屋里的人就是一个“肃反学习班”,顾工所在学习班的负责人叫叶一峰,是总政文化部的一名副处长。他不动声色,脸上一直没有表情。“开学”第一天他就让白辛交代问题。他警告:“要老实交代,不要妄图蒙混过关!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白辛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编剧,是个魁梧的关东大汉。他开始交代历史。说他是东北人,赫哲族,在“满洲国”时期,他在沈阳办过报纸,在长春拍过电影,在北平组织过剧团……,他仿佛是个说评书的,从早晨一直说到晚上,第二天又接着“交代”。正说着,负责人叶一峰猛地打断:“你别说你的‘过五关斩六将’了。你说了一天半全是放的烟幕弹。你想迷惑群众蒙混过关,你算打错了算盘!你极不老实!你的反动本性一点没有变!你要想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就必须割你的毒瘤,在你的最疼处开刀!不然,胡风就是你的前车之鉴。你的戏法变得再好,也瞒不过党的火眼金睛!与其让别人揭你的画皮,不如你自己主动现出你的原形!”
  白辛面露惶恐,额头冒出了冷汗。
  “你别妄想掩盖你的原形,现在我亮点材料给你看看,给你提示提示。是人是鬼,你心里有数!”叶一峰说着,就从一个大档案袋里拿出一张陈旧的报纸,递交到白辛手中,不到三秒钟的时间又夺回来。随后,厉声吼道:“看清没有?!说,你是个什么人?!说,你是个什么东西?!”
  叶一峰的话音刚落。一位叫樊斌的工农作家,从铺位上一跃而下,怒不可遏地扑到白辛的铺位前,指着白辛的鼻子吼道:“你是人是鬼,你自己说!咱们来个痛快的,别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你快竹筒倒豆子,全都倒出来!别再遮遮掩掩的,你干干脆脆地脱裤子割尾巴!”
  “脱,赶快脱!”
  “割,马上割!”
  “说,快说!交代,老老实实交代!”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快交代,兔崽子!”
  “混蛋!快坦白!”
  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喊了起来,唯恐表现不积极,人们会把怀疑的目光转向自己。
  对白辛的攻势进行了二十多天,然后把他“挂起来”。所谓“挂起来”就是把他编入另队另册,吃饭都不能和“正式学员”在一起,他要继续写交代材料,行动(包括上厕所)都有人监视。
  第二个被揪出来的是郑洪。他14岁参加革命,曾被铺过,这次就是让他详细交代被铺的这段历史。他受不了轮番的攻击批 斗和凌辱,想吞火柴头自杀,被发现没有死去。此后,对他实行了更严密的监视,把一盏100瓦的大灯泡悬挂在他的床头,彻夜不熄。
  郑洪挂起来后,就揪出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舒凡。要他交代大学读书和去过香港那段历史。
  接着被点名的是诗人李瑛。他是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的秘书。他在北京大学上学时曾参加过“反内战大游行”,游行时和他并排走的同学叫朱怀谷,朱怀谷在搞“胡风反 革 命集团”时被打成“胡风分子”。这次让李瑛交代的是:那次大游行,朱怀谷对他说过什么?他对朱怀谷说过什么?每句话都要如实交代清楚,不能有丝毫隐瞒!
  李瑛在一片追问、怒斥声中,无奈地摊开双手,用颤抖的、哀告的声音反复说:“同志们请让我想一想,请同志们不要这样……”
  “谁是你的同志!”吼声更汹涌。
  “呃,呃,请让我想一想,请不要这样。”
  几天后,负责人叶一峰派人去李瑛家进行搜查,指示:“凡是笔墨文字的东西,格抄勿论!”
  接着就轮到了诗人公刘。公刘前不久发表了不少诗篇,篇篇都是歌颂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的,情感是那样的真挚。大家都没有想到,怎么又轮上了他。
  公刘曾在全国学联的地下刊物当过编辑,曾在香港生活书店、《文汇报》工作过。让他交代的就是“地下”和香港的历史问题。在全组的轮番“轰炸”下,他开始失眠。怕他自杀,也在他的头顶上悬挂了一盏100瓦的电灯。
  之后,又揪出了老革命、老剧作家沈默君……
  “肃反学习班”就像菜市场上的鸡笼子,学员们就像里面的鸡。卖鸡人一会儿伸手抓一只,抓着谁是谁。“鸡”们惊恐地挤在一起,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不知道卖鸡人何时抓到自己。
  戏剧家协会挖出来“反 革 命小家族”。
  作家协会挖出来“丁玲、陈企霞反 党小集团”。
  河北卢龙是个偏僻小县,在中学教师中也挖出来一群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卢龙中学的语文教师董欣周先生,学识渊博、诲人不惓,深受学生爱戴,在肃反运动中也被挖了出来。圣手书生当时接到同学何某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你知道吗?我们敬爱的语文董老师,竟是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董老师在肃反学习班上被捕,蹲进了监狱,后来平反。1960年圣手书生回家,路过陈官屯中学,听说董老师平反后在此任教,特意到学校看望了董老师。
  在政府机关和农村也揭出了“反 革 命分子”。那些个攻击总路线的,破坏合作化运动的,对抗粮食统购统销的,都是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作家浩然在《金光大道》一书中,写了一个叫范克明的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他伪造历史装扮成贫农,混入区政府机关当炊事员,他勾结地主分子、漏划富农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不法资本家破坏合作化运动,破坏统购统销,杀人害命……。写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肃反运动震慑了知识分子,也震慑了干部、资本家、手工业者和农民。没有人敢对总路线、合作化、统购统销说三道四,各级干部们都紧跟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更加积极地进行消灭私有制的伟大斗争!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0 06:52:15
  第七章戏剧家协会的肃反运动(1)
  剧作家杜高回忆戏剧家协会的肃反运动,谈了他和他的朋友被“肃”的过程。摘编如下:
  1955年,我还是一个政治上很幼稚,一心沉醉于艺术之梦的天真青年。当一群我心目中敬重的革命文艺家一夜之间忽然都变成了凶恶的反 革 命,紧接着自己也变成了运动斗争对象时,我感到了巨大的惊恐和震动。
  1951年,我和汪明合写的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话剧《向三八线前进》,获得了东北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1952年初夏,我和汪明从朝鲜前线回国以后,便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和路翎在一起工作。路翎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我很尊敬他,我们同住一个小楼,朝夕相处,建立了很好的友谊。1953年秋,,组成了剧本创作室,由文化部艺术局领导,以后又划归中国戏剧家协会。老剧作家陈白尘任主任,成员有安娥、贺敬之、赵寻、蓝光、贾克、乔羽、刘沧浪、鲁煤等。我和汪明、路翎都调到了这个创作室。
  我那时才二十三四岁,是创作室里年纪最轻的一个。这个创作室应当说是人才济济,老中青结合,体现了那个时代艺术创作的蓬勃景象。田汉的夫人安娥是他们的前辈作家,她创作的《卖报歌》《渔光曲》等是中国新音乐的经典歌曲,我小时候就喜欢唱。贺敬之是从延安来的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他参与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刚刚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歌曲《我的祖国》的词作者乔羽,当时作为一个年轻的歌剧作家,也在这个创作室工作。
  胡风曾热情地称赞过这个创作室成员的许多作品。他从上海来北京出席第一次文代会时,和这批当时还很年轻的诗人、剧作家们有过充满友情的接触,他身上洋溢着批评家的魅力,深深吸引着大家。有一次,贺敬之、鲁煤、乔羽等创作室的年轻人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招待胡风先生吃涮羊肉,大家举杯祝他健康,他却举起酒杯热情地说:"让他们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干杯!"胡风针对当时文艺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鼓励作家忠实于现实生活,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但是,胡风的文艺理论和当时代表党的权威领导者有着深刻的分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几乎被一些理论家看成是一种"邪教",胡风及其周围的人也被当做左翼文艺阵营中一个危险的派别。
  1954年,周扬代表中央在文艺界内部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对胡风进行"批评帮助"。胡风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于是对他的批评发展为对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文艺理论的公开批判。这时,毛 泽 东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示,文艺界闻风而动,很快就从质问《文艺报》编者为何压制"两个小人物",发展为对胡适思想的一次总清算。这两场大批判震动了整个中国知识界,每一个欢欣鼓舞地走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到这时都不得不认真地思考着自己该如何脱胎换骨了。
  1954年这一年,是路翎写作最勤奋、最富有成果的一年,也是他发表作品最多,而遭受批评最凶猛暴烈的一年。他被当做胡风理论的体现者,"要批透胡风的理论就要解剖路翎的作品"。我看到,这一年中路翎的神情经常是紧张而痛苦的,他的一双大眼睛常常流露出不安和惊恐。他不停地吸烟,平日极少说话,整天关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有一天深夜,他来敲我的门,邀我一同到东单的馄饨摊上吃夜宵,切一碟腊肠,要一盘豆腐干,喝一大瓶"二锅头"。这时候他就用无奈的语气痛苦地笑着说:"你看到X X×的批评文章了吗?还有X X的那篇"他垂下头,一口吞下一杯酒,说,"这样的批评只能扼杀文学的生命真没有办法,喝吧,他们不去管它"我内心充满了对他的同情。
  1954年12月8日早晨,创作室副主任李之华叫我和他一起到青艺剧场三楼小舞厅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在前几次会议上,胡风作了长篇发言,路翎也针对批评作了答辩。
  没有想到,剧场楼顶的小舞厅里,这一天竟聚集了中国文艺界的名人巨头,我参加的是一个后来载入中国文艺史册的会议。走进会场时,冯雪峰先生已经孤零零地坐在长条桌边了。他旁边的座位空着,我有礼貌地走近他,叫了一声:"雪峰同志,您好!"他睁开眼向我点了点头,我便坐在了他的身旁。
  这一天,雪峰的情绪显得很沉重,袁水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质问文艺报编者》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谁都看得出,这绝非袁水拍的个人行为,而是大有来头的。雪峰先生一直闭目而坐,我注意到,除了丁玲走进会场时他俩打了个招呼外,他同谁都没有点头。即使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一群人从他身旁走过时,他也没有睁开眼。
  这一天我没有看见胡风。会议先是继续发言批评《文艺报》,李之华发言,对《文艺报?内部通讯》未经组织核实就发表了一封批评来信提出意见。接着是郭沫若讲话,他按照中央的部署提出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与胡风的分歧。最后周扬作了长篇讲话,他扬起手,用湖南话庄严地高声呼喊:"他们必须战斗!"他以一个斗士的姿态宣布:与胡适学术思想、与胡风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变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
  散会以后,路翎脸色苍白,几个小时以前他还很有信心地告诉我,他的答辩文章《文艺报》已经同意发表。没有料到,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他那篇自认为逻辑严谨论证有力的答辩,不过是向即将开展的更大规模的批判运动送上了又一份"反面教材"。(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1 07:02:35
  第八章戏剧家协会的肃反运动(2)
  从这天以后,路翎就不见了。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到文化部送交代材料,恰遇路翎被几个人押送着走出文化部大门。匆匆相遇,我清楚地看见他的前额垂下了一缕白发。那年他三十二岁。
  从1955年春季开始,批判胡风的主观唯心主义成为文艺界政治学习的中心。形势越来越紧迫,创作室每周召开两次学习会,人人都联系自己批判胡风。就连那些曾经和胡风碰过杯的年轻作家们也无不痛心疾首,痛悔自己受了胡风蒙蔽。我和汪明的处境很尴尬,谁都知道我们和路翎关系密切。我几次发言批判自己的作品,挖掘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胡风思想的影响。但不幸的是,我检查得越认真思想就越混乱。情绪越紧张惶恐表达得就越语无伦次,越讲越讲不清,问题也就越复杂越严重。大家纷纷指责我遮遮掩掩、认识肤浅、态度不端正。认为我思想上割不断和胡风的联系,不能过关。
  我在1953年写的一个剧本手稿《祝福人们》和我在1954年《长江文艺》第7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单纯和美及其他》,都被当做我宣扬胡风文艺思想的罪证。
  《祝福人们》写的是一个工厂幼儿园的故事。工人在生产中发生工伤事故,他们的孩子便成了孤儿。我写了这些孩子的不幸,想表达应当珍爱工人的生命,人和人应当互相关爱的主题。这个剧本写得很幼稚,它受到的批评却很严厉——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抽象的人类之爱,和胡风反动思想一脉相通!
  《单纯和美及其他》是我读了苏联作家戈尔巴托夫的剧本《上一代》引发的一点议论。文章一开头就说:"它的力量全在于真诚。而真诚便是最大的美。生活原来就是这样朴素地、自然地表示着自己的美的,而艺术越能接近生活,就只会越单纯,越平易,越使人亲近,越使人觉得它美好。"文章还提到:"戈尔巴托夫的剧本提醒他们,应该多从生活的平常现象里去认识它的意义,应该多从人民的纯朴的爱情里去感受诗情的理想和美。他们的很多作品常常是由于太明显地看出了作者的'宏大志愿'而感觉不亲切。这宏大的志愿是生怕把他们的时代和人民写得不伟大,便故意去制造'伟大'事件的纠葛,给人物插上'英雄'的标记,宁肯抛却单纯和美。"这些议论都被当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当做是对胡风反动理论的传播。
  当时对胡风理论的分析批判主要有这样几个内容:如胡风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批判说这实质上就是阻挠作家参加革命,阻挠作家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胡风提出可以表现"精神奴役的创伤",批判说这是否定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性,是对革命人民的极大诬蔑;胡风提倡"主观战斗精神",批判说这是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扩张,是与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相对抗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而胡风极力主张的现实主义,批判说这是为着反对马列主义世界观,似乎作家只要忠实于生活,没有马列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也能写出好作品等等。
  这些批判完全是强词夺理、上纲上线,但我当时为着表现自己已和胡风文艺思想划清界线,便按照这个思路写了一篇批评路翎的剧本《英雄母亲》的文章,《剧本》月刊安排在当年6月号发表。
  不料,文章排印过程中形势突变。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反 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同时公布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报上的大字通栏标题是:"提高警惕,揭露胡风"。文艺思想的争论已上升为政治斗争,而我的批评文章还停留在文艺思想的讨论上,这又成了活靶子。《剧本》月刊接着就发表了对我的文章的批判文章,指责我有意模糊人们对胡风集团的认识,是在"掩护胡风集团退却"。
  5月25日是一个难忘记的日子。这是胡风集团第二批材料公布的第二天。我又接到通知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扩大会议,地点在东总布胡同贡院西街出版总署的大礼堂。这次会议规模很大,整个礼堂坐得满满的。首先由文联主席郭沫若讲话。他的语气极为严厉,把胡风说成是隐藏在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敌人,声言对这些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必须镇压,而且比解放初期镇压反 革 命要更严厉。然后他宣读了开除胡风作家协会会籍和撤销他一切职务的决议。全场近干人,鼓掌通过。
  郭沫若的讲话,实际已经传达出毛 泽 东决心在全国开展肃反运动的信号。
  接着,一个个发言者上台。慷慨激昂地声讨胡风。当李希凡上台时,周扬特别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他就是毛 泽 东表扬的那个敢于在《红楼梦》研究中批判大人物俞平伯的"小人物",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
  忽然,一个身材瘦弱的书生主动上台要求发言,谁也没想到,他居然不识时务地为胡风辩护,结结巴巴地说:"胡风不是反 革 命,他是学术思想问题"。这个人就是《欧根?奥涅金》的译者、美学家吕荧先生,也是那位"小人物"在山东大学的文学老师。
  吕荧的话还没说完,全场就爆发出一片愤怒的吼声。那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我看到吕荧不屈地站在讲台上,满脸淌着汗。我定定地看着,直到他被高声呼喊着口号的大理论家张光年愤怒地揪下台去。 ,
  最后,周扬讲话。他讲了很多。我至今没有看到这次讲话的记录材料,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一些话:"不久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了两个作家的会籍,一个是苏尔洛夫(剧本《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的作者),还有一个是酗酒成性、道德败坏的诗人维尔塔。现在我们也开除了两个作家的会籍,一个是胡风,一个是道德败坏的孔厥(《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之一)","苏联揭露了一个暗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医生反 革 命集团,现在我们也揭露出了一个暗藏在文艺队伍里的胡风反 革 命集团"。他还特意极为自豪地告诉大家:"毛 主 席对我讲,我们编的这个胡风集团的材料和写的按语,应当送到苏联去得斯大林文学奖。"这些话给我的印象是,苏联是中国的榜样,苏联怎么做,中国也怎么做。(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2 08:15:56
  第九章戏剧家协会的肃反运动(3)
  这次会议以后,肃反运动开始了。几天后创作室派人来强迫我搬家,由青艺宿舍搬到北新桥大二条49号院里一间约八平米的小屋。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路翎的隔离室,几天前他刚从这里被公安部逮捕。我搬来后就失去了自由,隔离反省,由一个共青团员小李监视我。我的朋友汪明、田庄、蔡亮、陶冶等相继被隔离审查,"小家族"成为文艺界肃反运动的一个重要案件。
  我被隔离起来,关进一问斗室,从此和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这时,报刊和电台对胡风的愤怒声讨真是铺天盖地,全中国弥漫在呛人的阶级斗争的火药味里。我的神经处在极度紧张和焦虑中。我不能自由行动,吃饭由小李陪着,理发、洗澡都要经过领导批准,也要小李陪同。我去理发,小李就坐在理发店门口;我去洗澡,小李就站在澡堂门外,像我的影子一样紧贴着我。
  最使我胆战心惊的是连续的夜间审问。经常审问我的人有赵寻、蓝光、李之华、范景宇等人。谈话一两次后,他们没有得到预期的回答,便在剧协机关召开群众斗争会。斗争会由秘书长李超主持,对我施加压力,晚上接着谈话,看我的立场态度是否有了转变。我仍然顽固,便再开群众斗争会,晚上再接着谈话。在连续紧张的斗争和审问中,我心力交瘁,疲惫不堪。
  我的朋友们也都自身难保。田庄被隔离审查后,在日以继夜的"连续作战"(实为"逼供信"战术)的折磨下经受着比我更大的痛苦。其他几个朋友的命运也大致差不多。
  当中央美院忽然把蔡亮从教室里拉出去禁闭起来,责令他交代和胡风反 革 命的关系时.这个还只有二十岁的青年学生吓得浑身颤抖,大哭起来。
  陶冶这时正随郑振铎、周而复率领的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尼,还不知道国内已经刮起了政治运动大风暴,他高高兴兴回到北京,刚下飞机,便走来两个人把他带回文化部,命令他不准回家,立即交代胡风问题。他大吃一惊,吼了起来:"我不认识胡风,交代什么!"对方立刻脸色一变:"老实点!"同时亮出了公安部的搜查证,"立即交出密信!"他吓得再不敢做声了。等到带他去吃饭时,看见同时带来坐在一桌的竟是鼎鼎大名的聂绀弩和吕荧两位先生,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陷进一个可怕的重大政治案件之中了。
  对我的审查完全是按照对胡风反 革 命集团的模式进行的:首先是把我和几个交往密切的朋友汪明、田庄、陶冶、蔡亮、罗坚等定为一个小集团,名称是"小家族";接着确定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小集团,是受路翎指挥的胡风反 革 命集团的外围组织,因而要追查出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纲领、政治野心和组织活动等等;然后进一步查证这个小集团的成员都是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像胡风集团的材料中揭露出的那些人一样,有中美合作所的特务(指诗人绿原)、有国 民 党军队的教官(指理论家阿垅)等等,所以他们这几个人中也必定要挖出国 民 党、三青团来。最理想的是挖出一个中统特务来,说明他们是一群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从而证明运动领导者的政治洞察力是何等敏锐。
  胡风的私人信件通通成了反 革 命罪证,因而我和朋友们的所有信件也被勒令交出,以供专案组从中寻章摘句,巧妙地组成"小家族"集团的一套"家规"和"暗语",作为反 革 命的罪证。
  肃反运动的领导者和负责审问我的人,加上一个到外地进行调查的李悦之。他们大概就是我的专案组了。剧本创作室的另两位成员则是斗争我最猛烈的积极分子。这些人平日都是我尊敬的党员剧作家,现在一个个都变成我最惧怕的政治运动家了。
  对我的审问和追查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小家族"成员的反动思想和路翎的关系;
  二、我在历史上与国 民 党的政治勾结;
  三、"小家族"的政治阴谋和组织活动以及腐朽的生活方式等。
  我就在这不停息的审问、斗争、交代、写材料的煎熬中苦挨着隔离审查的漫长日月。
  我陷入绝望和极度惊恐中,不止一次地有过越墙逃跑和一死了之的念头。我每天不停地写交代材料,拼命回忆自己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和朋友们交往中的每一次谈话,总怕写得不够详尽,不够深刻,批判不够有力。我以为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就会证明他们确实没有什么政治企图,不过是一群年轻人平日交往中的闲谈嬉闹。但是专案组每次来拿材料时,总是留下同样的一句话:"老实点儿,你还有重大问题没交代!"这句话确实令我恐惧万分,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几乎所有运动中的所有被审查者都会听到同样的训斥。
  有一次,监督我的小李带我去洗澡。毕竟都是年轻人,走在大街上就聊起天来。小李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无意中向我讲述了路翎被捕的情景:一辆黑色小轿车驶进小胡同,下来两个着便装的公安干部,让他把他们带进了我现在住的这间小屋。路翎看到逮捕证后,脸色一下变得苍白,把桌上的稿纸和笔匆忙塞到一个脸盆里,然后端起它,垂着头仓皇走出小院。
  这天以后,我的心跳加快了。我时时刻刻在警惕有没有陌生的脚步走进小院,很害怕也会遭到与路翎同样的命运。不然为什么单单把我关进这间小屋来呢?我开始特别敏感地注意来拿材料的范景宇的眼神和表情,企图找到一点暗示。但是他的脸始终是木然的,而且他在小屋停留的时间特别短。
  冬天到来的一天早晨,刮起了大风,我看见一个女人披着一件蓝色大衣,推着自行车走出小院。我像触电一样地吃了一惊,因为她披的正是我十分熟悉的路翎的那件大衣。路翎1953年和汪明、李维时一同到过朝鲜前线,凡到前线的每人都发了一件老羊皮大衣,回到北京后,黄绿色的军大衣不适宜穿了,我和汪明不知道把大衣丢到了哪里。而路翎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他的夫人余明英把羊皮刷得雪白,把黄面子染成蓝色,穿上又暖和又好看,让我和汪明羡慕不已。这件大衣显然是路翎被捕时遗落在这里的。(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3 06:04:41
  第十章戏剧家协会的肃反运动(4)
  我从幼年就崇拜共 产 党,把共 产 党人都看做我的亲人长辈,向往共 产 党将会创造出一个天堂般美好的新社会。但我一直生活在解放前的国统区,从来没有经历过革命队伍内部的政治斗争。我的表姐陈西和表姐夫潘开茨都是1938年到延安的老干部,我偶尔从他们那里听说过一点他们在1942年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经受的磨难,但总把它当成历史故事。我绝不能料到在革命胜利后的自由民 主的新中国,政治运动竟会如此激烈。
  当时创作室的另一位副主任田兵,在那样一个人人争相以无情的斗争来保护自己或求得信任的年代,田兵这位真正的老战士却表现出政治信仰的纯洁和人格的崇高。
  我是在整整四十年之后才知道田兵为我而遭受打击的详情的。
  我被隔离起来以后,田兵在一次剧协领导成员的会议上说,我是我党一位老同志的孩子,建国前才十几岁,从小就参加进步的演剧活动,怎么可能是特务呢?不要把他当做敌人,采取残酷斗争的手段。他的话还没说完,就遭到会议主持者的严厉驳斥,与会者也纷纷指责他思想右倾,和中央对抗,用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来模糊敌我界限,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丧失了革命立场等等。
  几天以后,剧协召开党团员肃反动员大会,副秘书长孙福田作动员报告。报告结束时,他忽然对坐在长条会议桌另一头的田兵说:"你的历史也要审查,你的叛党问题还没有查清楚。"会场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到会的人都转过脸望着田兵。只见田兵再也忍不住愤怒,他一拍桌子站起来,冲着孙福田说:"你胡说八道,我没有一天离开过党的队伍!"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场面。几十年后,当时在场的友人陈刚告诉我,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平时温和厚道的田兵忽然像变了一个人,两眼圆瞪,面孔铁青,愤怒地吼叫着。
  一个星期后,田兵被调离北京,到遥远的贵州担任文化局副局长。
  1998年10月,我从《中国文化报》上读到女作家柯岩一篇很感人的散文《不能忘记》。在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里,作者叙述了诗人田兵的坎坷经历和坚定的人生信念,披露了他在肃反运动中为了"保护一个青年作家"而遭受打击的经过。这使我对田兵高洁的品格更为敬佩。田兵是1938年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的老战士、老党员,参加过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战斗。1942年在与日寇的拼杀中被俘,后与战友们一起组织暴动,夺枪越狱,受到军区司令部的通报表彰。1940年在鲁西区党委开展所谓"肃清托派"的政治斗争中,他被打成"托派"分子,险遭活埋,杨勇将军挺身相救才使他幸免于难。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不仅磨炼出田兵坚毅的个性、无私的品德,还使他成为一个为真理而歌的热情诗人。
  我想,只有一位老战士,才敢于仗义执言,无所惧怕;只有一位蒙冤者,才深知政治运动的严酷;只有一位诗人,才能以宽厚仁爱的胸怀对一个青年的命运倾注真诚的同情。
  我在恐惧中熬过了1955年,肃反运动的高潮似乎过去了,公安部再没有来人,专案组的人也不大来找我了。我仍被隔离在49号小院里,等待审查结论。我不能让时光荒废,便加紧自学俄语,逐渐能够阅读俄文报刊。没有想到,这又在下一个政治运动中给我带来了新的灾难。
  我和我的朋友们所谓的"小家族"集团,成了全国肃反运动的审查重点。"小家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划进这个小集团的又是几个什么样的人?
  专案组把汪明和我定为小集团的首要分子。
  汪明是个孤儿,他的童年是在难童收容所度过的,后来进了四川戏剧专科学校,参加进步的演剧活动。解放前,他曾自告奋勇,泅水偷渡,把地下党的情报送给香港的党组织。后来他在香港《华商报》工作,写文章歌颂人民革命,同时也拍电影,著名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就有他的镜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香港进步文化人士到北京,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编剧。
  汪明身材矮小,身体瘦弱,二十多岁便满脸皱纹。但他感情奔放,能写作,会演戏,还有着高亢嘹亮的男高音歌喉,具有艺术家的浪漫气质。
  抗美援朝时期,汪明数次去朝鲜,1950年12月,曾和我一同奔赴朝鲜前线,他们是炮火中同生共死的亲密战友。
  我至今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从集安边境渡江到朝鲜去是在一个黑夜。汪明望着冰雪封冻的鸭绿江。满怀激情地高唱:"再见吧妈妈,莫难过莫悲伤,祝福他们一路平安吧!再见吧亲爱的祖国。胜利的星会照耀他们"这是当年他们喜爱的苏联《共青团员之歌》。他的歌声是那样强烈地感染着每一个背着背包从他身旁走上前线的战士们。
  过江后,他们随一个后勤分部的民工队伍夜行军。按照命令,我们必须连夜渡过清川江,天亮前赶到一个叫龙登里的地方进入山洞。那年北朝鲜的气温是零下40度,我们在冰天雪地中艰难跋涉,赶到山脚下天色已经发白。突然,领队鸣枪示警,命令大家快步躲进山洞,因为敌机已经开始盘旋侦察。正在这时,体弱的汪明忽然仰面昏倒在雪地上。我连忙呼救,领队跑来命令我:"快跟上,先别管他!"我怎么能忍心丢下汪明呢?幸好警卫员石友闻声跑来,我们两人连拖带拽地把他拉进了山洞。山洞里铺了稻草,汪明躺在上面渐渐苏醒过来。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4 06:33:39
  第十一章戏剧家协会的肃反运动(5)
  1951年初,我与别人合作写了五幕话剧《向三八线前气进》,东北军区后政文工团在沈阳演出。年底,我们第二次到前线,同去的还有王少燕和肖崎,他们都是比我们年长的戏剧家,也是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报名参加志愿军的。
  1952年夏,我和汪明一同回到北京。我记得,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汪明捧起一把泥土。情不自禁地高唱歌颂祖国的歌曲,不管周围有没有人注视着他。听人说,他每次从朝鲜归来时都是这样,他就是这样一个深爱祖国的人。
  1953年冬,他第三次入朝,这次是和路翎同行。1954年回国后他创作了话剧《第一次功勋》,塑造了一个青年战士的形象。这是当年表现朝鲜战争的一部最富有生活气息并诗情洋溢的剧作。中国青年出版社很快出版了单行本,青年艺术剧院也决定排演,他又和剧组的演员们一同到朝鲜,深入部队体验生活。这是他第四次入朝。
  1955年春天,《第一次功勋》的演出海报已经张贴在青艺剧场门口,他们都兴奋地等待首演式的到来。不料,胡风反 革 命事件突然爆发。由于和路翎的友谊,汪明被怀疑与胡风集团有关联,于是剧院宣布《第一次功勋》停止上演。一个年轻有为的作家的艺术生命,从此夭折。
  田庄被定为"小家族"集团的第三号人物。
  他的姑父瞿白音,是新中国剧社的领导人,著名导演和翻译家。田庄和我一样,幼年时代在桂林戏剧运动中受到进步文艺思潮的影响。1947年他在上海戏剧学校毕业后,便和几个进步同学勇敢地越过国 民 党封锁线,秘密地潜入解放区投奔革命。东北解放后他当了陈波儿同志的助理,参与筹建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长影"的工作,随后又和一大批老解放区的电影工作者一同进驻北京,是新中国电影局的第一批干部。
  田庄是有名的才子,有很高的文学天赋。他聪慧过人,勤于读书,又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不但能随口背诵古诗词,不少中外文学名著也能成段成段地背诵。田庄心地单纯,淡泊名利,看重友情。许多电影界的老艺术家如吴祖光、蔡楚生、章泯、王莹、关露等都是他的好朋友,都愿意和他讲知心话。
  1952年我和汪明回到北京后,田庄就成了他们交往密切的好朋友。田庄最难得的品德是对友人的热诚和无私,同辈之间常常存在的那种嫉妒心他一丝一毫也没有。他总是关心别人,赞扬别人,帮助别人。那时他在电影剧本创作所担任剧本审读工作,自己还正在写一部长篇英雄颂诗《杨根思》,但他常常丢下自己正在写的东西,热情地帮助许多还不知名的作者修改剧本。这种无私助人的品德,使他在电影界有很高的人望。可惜他的《杨根思》还没有完成,一顶反 革 命帽子就从天而降,落在这个革命青年的头上。
  罗坚被定为"小家族"的重要分子。
  罗坚是我们当中的"延安老干部"。他和杜鸣心、陶冶,都是在重庆育才学校长大的,是从小受到陶行知先生教育的孩子。1946年周恩来撤离重庆时把罗坚带到了延安。50年代,他的爸爸刘晓是我国驻苏联大使,所以吴祖光每见到他,总爱开玩笑地叫他"大使公子"。罗坚那时担任中央歌剧院乐队队长,俨然一个小小的领导干部,但他还是最爱找我们玩,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天真的大孩子模样。
  杜鸣心那时在天津音乐学院任教。他小时候也是一个流浪儿,陶行知先生从难童中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把他收进育才学校。后来这个流浪儿终于成为引人注目的少年钢琴家,十几岁就举行过演奏会。女高音歌唱家喻宜宣女士从美国回来,特邀这位少年为她伴奏。解放后喻女士任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又请杜鸣心去教钢琴。1953年前后,他赴苏留学前在北京学习俄语,这时常和我们相聚。他常常沉醉在音乐里,就连走路都很有节奏。杜鸣心的成名作是到苏联后谱写的歌曲《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这是艾青的一首诗,是田庄精心为他挑选的。
  陶冶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的人。抗战期间他的哥哥在四川做党的秘密工作,把他送到育才学校。他也是陶行知先生很喜爱的学生,在育才学戏剧表演。他口若悬河,语言风趣,任何场合都不沉默。到北京后,他先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后来调到文化部做国际文化联络工作。
  被划入"小家族"成员的还有蔡亮。蔡亮是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小弟弟,他那时还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学生。我和蔡亮是1950年夏天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相遇的。那一年他才十八岁,和一群同学到工厂学习锻炼,我恰好在那个工厂体验生活。他是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先生把育才迁回上海后进育才学校的。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我从朝鲜回到北京,住在东单北极阁头条胡同,横隔一条大街便是帅府园中央美院。这时蔡亮常到我的宿舍来,在这里认识了其他几个朋友。蔡亮是徐悲鸿大师晚年最喜爱的学生,徐先生最后一幅未完成的巨幅油画《鲁迅与瞿秋白》,炭笔画稿便是由蔡亮把小稿放大到画布上的。(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4 19:20:16
  (未完待续)

  第十二章戏剧家协会的肃反运动(6)
  我爱我的这些朋友,他们也都爱我。我们年龄相近,有共同的爱好和情趣。那时我们都是单身青年,常常聚在一起到剧院看新排演的戏,看内部放映的电影,看画展,听音乐,到中山公园喝茶,到北海公园划船,在长安街的林阴道上漫步。我们激烈地争论,热情地梦想,诚挚地交谈。我们讨论读过的书,讲述自己构想的作品,袒露各自心中的爱情秘密。我们鄙视平庸,我们崇拜天才;我们厌恶虚伪,我们赞美纯真
  我们向往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之间的友谊,热烈赞美19世纪俄罗斯"强力集团"和"巡回画派"的那一群青年艺术家。他们的友爱,他们的集体奋斗精神和对民族思想觉醒的贡献,强烈地鼓舞着我们年轻的心。
  我记不起"小家族"是怎么叫起来的。起初,好像是喜爱我们的一些年长朋友把我们叫做"小家族",说我们像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我们也自认为是一个伟大母亲的一群孩子。
  那时,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住在东单栖凤楼。那个院子里还住着音乐家盛家伦,美术家黄苗子、郁风夫妇,电影家戴浩、虞静子夫妇。那是一个文化气氛浓郁的小院子,吸引了许多文化人来做客,祖光夫妇热情地接待我们这些没有成家的朋友。他们喜欢听祖光谈戏剧,听凤霞唱戏,也喜欢在他们家吃饭。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朱琳、刁光覃夫妇,身患残疾的电影家洪道,都是他们的朋友,也常常到他家去玩,他很赏识这些年轻人的艺术才华。
  当然,年轻人常有的那些缺点和弱点我们都有,幼稚、轻率、爱表现自己,有时也很狂妄。但没有想到,这些青年人成长时期司空见惯的问题,竟会使我们在新中国遭到灭顶之灾。
  我们最初承认小家族活动时,只说是一个感情上的结合,主要是为了互相帮助创作,鼓励创作。在运动中逐渐揭发了我们的造谣破坏行为及生活上胡搞,有意破坏社会秩序的罪恶事实之后,才低头认罪,承认我们是反 革 命活动。
  中国戏剧家协会的“肃反专案组”经常找我谈话。
  所谓"谈话",就是专案组对我的审讯。每一次谈话都使我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对我的压力比开群众斗争会还要大。有的谈话从早上8点开始,有的从晚上8点一直谈到深夜。
  1955年8月23日下午,刚在剧协机关开完群众斗争大会,范景宇亲自护送我回49号院。他大概怕我精神受的刺激太大出问题,在回来的路上还叫小李帮我买了两个热火烧。
  这一天下来我已精疲力竭,头脑昏沉,但还得接着写交代材料。晚上,范景宇和李悦之又走进小屋来和我谈话。先是问斗争会后思想有哪些转变,是否愿意争取光明前途,待我表明态度后,范景宇又一再交代政策,然后就要我交代和国 民 党的组织关系。我意识到这是个严重问题,非常害怕。前几天的一个晚上,范景宇曾专门把我带到崇文门外沙土山赵寻、蓝光夫妇的住所谈话。那晚谈话就是逼问我在解放前与中统有什么关系。我说没什么关系,他们很生气,骂我态度恶劣,对抗运动。我过去只听说过中统是特务,但实在搞不清中统是什么体系、什么性质,实在回答不了他们的提问。现在,范、李又趁着斗争会刚开完接着追问,逼我回答。
  他们说,你既然在《湖南日报》工作,又进过《中国时报》,这些报纸都是有背景的,《湖南日报》是国 民 党省党部出钱办的,《中国时报》是国防部政工局办的,那你不是国 民 党特务是什么呢?我的确很慌张,反复向他们解释,当时在国统区许多报社里既有反动文人,也有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甚至有地下党员,还有许多人只不过是混碗饭吃,没什么政治背景,那时进人也不用严格审查,只要有熟人介绍,有一定文化,收入也不高。
  专案组的人很气愤,责骂我年纪轻轻却是一个反共老手。所以,连着几次谈话都很僵。他们很恼怒,我则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几乎要倒下去了。范、李耐心地"引导"我交代:你进那些报社时难道就没有填过什么表格吗?我又解释:那时是没有什么干部登记表之类的东西要填写的,而且我在那些报社待的时间都很短。这时,已经夜深了,为了尽快结束这次谈话,我便说,仿佛记得在《中国时报:》时填过两张表格。没想到,范景宇高兴地把这句话赶紧记了下来。这次谈话便结束了。
  到了9月2日晚8时,专案组的李之华、赵寻等五人和我谈话。这次人来得最多,挤满了小屋,气氛显得特别紧张严肃,要我继续交代组织问题。我已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力量抵御这种没完没了的逼问了,决心妥协。我垂下头来,无可奈何地说:"我坦白,我参加了国 民 党。"审讯者如获至宝,一个个露出了笑脸,要我交代参加国 民 党的经过。我就信口编了一个故事。于是,这一晚的谈话记录上便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夜十二点)有一次好像在湖南日报,有很多老记者都是国 民 党员,我印象当中记得,专管写聘书的一个女办事员,跟我讲过,加入国 民 党,填表没有,忘了。因为当时填的表很多,有没有国 民 党的表记不清。介绍人可能是社长(陈大仁)。可能是女办事员盖的章。
  我印象里好像刚进湖南日报的时候(1947年7月间)坐在经理部的一个负责人员登记发薪等事务的女职员和我讲过入国 民 党的话,我记不得是否填过一张表。也没有提什么介绍人之类,也没有发给我党证之类,也没有开过什么小组会,因为湖南日报是当时国 民 党省党部的报,大概把入国 民 党看做是一种很轻便的事(我不知道别的职员是不是也这样),我当时也没有很注意这事。以后也没有提起过了。离开的时候也没有转什么关系。
  对于我所说的参加国 民 党的经过,现在的人们一眼就会看到编得太荒诞,没有一点可信的细节,何况我那时还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可我没想到,专案组的人们急于获得运动的战果,几天以后(9月9日)就急急忙忙把它作为"小家族"是一个反动组织的重要根据,写进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给中央的正式报告里。同样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问题,从此再也没有了下文。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5 06:57:02
  第十三章戏剧家协会的肃反运动(7)
  还有一次难忘的谈话是9月1日上午,赵寻、蓝光夫妇和范景宇三人一道与我谈的。这次谈话的主题是要我坦白我在男女关系上的秘密,比如和哪些女孩有过接触,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有"小家族"别的人又和哪些女孩谈过恋爱。后来才知道,专案组早已设计好把"小家族"搞成一个不但政治上反动而且道德败坏的典型,把他们一个个塑造成作风腐败的资产阶级的"恶少",这样就更能引起群众的义愤。
  我诚实地回答审讯者的提问:和哪些女孩有过接触,和谁跳过一次舞,和谁吃过一次饭,谁对我表示过好感,甚至我在心里喜欢过谁,也都一五一十地向审讯者坦白交代了。范景宇便在一旁把一个个名字记下来。这还没有完,审讯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要我交代具体细节,比如我和上面说的那些女孩发展到了何种亲密程度,拥抱接吻没有,发生性关系没有。
  老实说,我当时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未婚青年,对男女关系还有一点神秘感,审讯者里又有一个女人,我还真有些腼腆和羞涩。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审问实在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亵渎和侮辱。想不到的是,几天后(9月9日)专案组在写给上级的报告中,竟把这天我提到的那些女孩通通作为我几年中"戏弄"的女性排列了一个名单。
  我的朋友们也遭到了同样的审讯,他们实在交代不出什么来,只好挖空心思,把平时的一两句玩笑话也当做污言秽语交代出来。比如汪明、田庄曾在吴祖光家里看到过一本世界名画集,便说成看了"春宫图";把当时大家传阅的《十日谈》和印度故事里表现男女情爱的一些语言也都当成他们的"痞话",写进了"小家族"的材料。
  另有一次难忘的谈话,也是在深夜。范景宇和李悦之来,要我承认"小家族"是胡风集团的一个外围组织,启发我交代"小家族"的政治纲领。我心惊肉跳,不停地辩白,遭到他俩的责骂:"你不要以为他们没有掌握你的材料,他们是留给你一个机会!你不要再负隅顽抗,你的那些朋友把问题都交代出来了!"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政治纲领,他们这才从文件袋里抽出一份检举材料,往桌上一拍:"你不是和'小家族'的人们说十年后你们要坐到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去吗?这难道不就是你们'小家族'的政治野心和政治纲领吗?这难道不就是要推翻党的领导,由你们来取代吗?"
  他们走后,我瘫倒在椅子上,呆望着小窗外暗夜的天空,对面婴儿的哭声更使我焦躁起来,我努力回想着什么时候讲过这样一句话。
  大概是在1953年10月第二次文代会期间,开幕式上我看见徐悲鸿先生坐在主席台上,两天后大会突然宣布徐先生出席波兰使馆招待会时突发脑溢血,抢救不及去世。那些日子蔡亮和他的同学们悲痛不已,我也感触到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便和朋友们说过这样互相勉励的话:"将来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要有这个志向。"我不知道是哪位朋友写的检举材料,是怎么写的,怎么又变成十年后"小家族"要篡夺党的文艺领导权了呢?经过专案组的改造,这句话最后就变成了"小家族"的政治纲领和我一条最大的罪状。我再也无法辩白了。
  我记得在1955年隔离审查期间,先后对我开过两次群众斗争大会,一次是8月12日,一次是8月23日,都是在肃反运动进入火热阶段时召开的,都在剧协机关会议室里,目的是对我施加压力,促使我彻底坦白。所以斗争会开完的当晚,专案组人员总要到我的小屋来谈话,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开展"攻心战",把你的心理防线攻破,你就只有缴械投降了。
  第一次被群众斗争,的确给我精神上的冲击很大。斗争会的那种气氛,群众的愤怒、辱骂、威胁。一片呼喊声包围着你,令你不能不心惊胆战,汗流满面,不敢抬头。最使我痛苦的是那一张张本来很熟悉的面孔忽然都变了样,不知道是真恨你呢还是表演给人看。他们不但憎恶你,还对着你笑,似乎你越狼狈他们就越尝到了"与人斗"的快乐。这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参加我的斗争会的有剧协全体工作人员,青年艺术剧院的代表,从东北军区后政文工团回来的一些人,中央美院蔡亮的一群同班同学,电影局田庄专案组的岳野、颜一烟,中央歌剧院罗坚专案组和文化部对外联络局陶冶专案组的代表等等。二三百人的斗争会紧张激烈,我被斗得晕头转向。从被范景字带进会场后我就笔直地站在人们面前,汗流浃背,不停地回答那一个个永远也回答不清的问题:
  "胡风是怎样指使你们搞反 革 命阴谋活动的?"
  "你是怎样投靠国 民 党的?你为什么要吹捧蒋介石?"
  “小家族'的政治计划你必须彻底坦白交代!”
  我那文不对题的回答不断地被人们不满的喊声打断。我一边低头垂目,用手抹掉脸上的汗,一边继续结结巴巴地东拉西扯。
  斗争会的主持者是当时剧协副秘书长李超。他的表情格外严肃,声色俱厉,但我总觉得他有点故作夸张,像在演戏,他是个演员。斗争会开始时,他指着我厉声吼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站好了,老实回答大家的问题,现在开会!"我就只好笔直地站着,直到斗争结束,他粗声大嗓地命令:"将反 革 命嫌疑分子我带出会场!"(未完待续)
  李超可以说是同我相识最早,也最了解我历史情况的老朋友。他们最初认识是在1944年桂林举办"西南剧展"期间,那时他二十多岁,我十四岁。他当时是演剧四队副队长,正在广西艺术馆剧场演出曹禺的《蜕变》。我那时也在艺术馆演戏。一天下午,四队加演田汉翻译的独幕剧《父归》招待戏剧界朋友,他们便于此时相识。不久,湘桂大撤退,我们都逃难到了贵阳,又相遇了。我常到四队的住处去,和四队的人有很亲密的友谊。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长沙,四队也到长沙来演出,这时我和傅紫荻、汤炜还有四队的舒模(作曲家,抗战歌曲《军民进行曲》的作者)、宋扬(作曲家 《你这个坏东西》的作者)、张客(著名导演)等艺术家交往。他们为四队的演出写过不少宣传文字。1948年初我到了衡阳《力报》,四队的队长魏曼青到衡阳来联系演出,就住在我的小阁楼上。我和他一起找剧场,为演出做准备工作。1948年秋我到南京,路过汉口时又到了四队的驻地,这时四队的朋友悄悄告诉我:李超已去北平,转赴解放区。解放后他们又在剧协相遇。可以说,李超对我在解放前后的政治倾向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而当时偏偏由他来主持我的斗争会。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5 17:32:30
  第十四章 戏剧家协会的肃反运动(8)
  二十多年后,我平反改正重回剧协,李超经过"文革"这时出任文化部教育司司长。有一次他们谈起往事,他诚恳地向我道歉,他说:"肃反时斗争你,我也是不得已。"我当然能够谅解他。他后来也遭了大难。1964年他组织了一次戏剧界的化装舞会,被人告发,毛 泽 东就此严厉指责文联和各协会已沦为"裴多菲俱乐部",他成了这次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
  8月12日在我斗争会上,电影局的岳野递给主持会议的李超一张便条,写道:
  李超同志:
  据田庄交代,吴祖光与黄苗子(郁风的丈夫)关系甚密切。黄苗子的问题在最近的对外贸易部五人小组对中央、毛 主 席的报告中提了出来。这一情况或者不宜于现在就在这会上谈,谨告知。
  上面这张小便条,是我后来在档案里发现的。岳野大概知道黄苗子在外贸部作为肃反重点对象已被隔离审查的情况,并且也听到外贸部有一份重要报告已直接送到毛 泽 东那里,便认为黄苗子的问题可能是又一大案,将涉及吴祖光等另一大批文化人。但当时还不知中央和毛 泽 东的批示意见,所以他及时提醒李超在这个批 斗会上暂不要提及黄苗子和吴祖光为好。李超接受了这个意见,凡是有人大喊要我交代和吴祖光、黄苗二产等人的关系时,他都摆手制止,命令我集中交代和胡风、路翎的反 革 命阴谋活动,和国 民 党的勾结。
  1998年,青年学者李辉在写了《楼适夷的信》一文之后,又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小字条大历史》。因为他从《建国以来毛 泽 东文稿》一书中发现了解释这张小字条的一个重要线索。
  在199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印行的《建国以来毛 泽 东文稿》第五册第293页,刊载了毛 泽 东转发外贸部肃反情况报告的批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并告军委各部门:对外贸易部的肃反经验很有用处,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发各单位仿行。
  批示的时间是8月11日。恰好是开我斗争会的前一天,可见岳野的消息是可靠的。可惜的是,外贸部的报告原件至今尚未发现。我猜测,极有可能肃反时就有人注意到"二流堂"的问题了,并准备从黄苗子突破。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时机成熟,才揪出"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团,于是,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等一大批人,连同我和田庄、汪明等所有的朋友,无一幸免,真正地被一网打尽了。
  专案组的另一重大任务,是极力从我解放前的经历中挖掘出反 革 命的政治内容和线索来。在旧中国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虽然很早就参加了进步演剧活动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但我毕竟还是少年,才十几岁,搞清我的历史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我自十岁在桂林参加党领导的儿童团体新安旅行团,便在国统区那样复杂的环境中,在战火纷飞的旧中国辗转流徙,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但与不少地下党员和著名革命文化人士都有直接联系。肃反时我提供了不少证明人,当时这些人都还活着,有的还担任要职,专案组不可能不向他们调查我的历史情况,而他们也一定会如实证明我从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但万万没有想到,现存的这部档案里,居然没有一份他们写的材料。今天我才明白,为了把一个人整成反 革 命,一切与这个目的相悖的材料,竟都弃之不用。
  我的父亲李仲融,是1925年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抗战爆发后,他是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人之一,和田汉、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张曙等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1938年长沙大火后,他和吕振羽、曹伯韩、张天翼等革命文化人士创办了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这个学院后来被誉为"南方的抗大",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干部。我在七八岁时就随父母生活在这个学院里,受到革命文化的熏陶。1939年塘田讲学院被国 民 党强迫解散,他们一家到了桂林。1941年皖南事变后,父亲奉调去苏北新四军工作,把我留交新安旅行团学习。新旅被迫解散后,大一点的孩子转赴苏北根据地,我随母亲留在桂林上学,同时参加"新中国剧社"、"国防剧艺社"、广西艺术馆等团体的演出活动。我曾在熊佛西导演的《北京人》里演小柱儿,在田汉编剧、瞿白音导演的《秋声赋》里演擦皮鞋的流浪儿,在欧阳予倩编导的《旧家》里演一个孩子。我喜爱戏剧。排戏的时候,我入迷地一边看熊佛西、欧阳予倩这些大戏剧家做示范动作,一边听他们深入浅出地讲解一些戏剧理论。这是我上的戏剧启蒙课。
  我和哥哥都从小爱好写作,十岁那年我在福建的儿童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后来又在邵荃麟主编的《新道理》等刊物上发表习作。我梦想着当作家。
  194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一位戴眼镜的叔叔来到我家。他是爸爸的朋友,妈妈亲切地叫他"黎和尚"。他和妈妈低声交谈了好一会儿。后来妈妈告诉我,为了减轻她的生活负担,这个"黎和尚"要把我带走,送到延安去。妈妈说我太小,不放心,没有答应。这位叔叔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黎澍。
  1944年冬湘桂大撤退,母亲带着我和哥哥,由桂林一步步走到贵阳。我亲历了中国人民逃亡的悲苦,目睹了人流三千里的惨状,这些都使我永生难忘
  我从十五六岁到十八九岁,凭着一个少年顽强的生存能力,在旧社会度过了艰苦而动荡的最后三四年。我曾几次计划投奔解放区,但都未能成功。
  1947年,父亲的朋友曹伯韩先生,曾介绍我到香港去找廖沫沙先生转赴解放区却因故未果;1948年,我又同李金声(解放后上海广播合唱团指挥)、陈奇(上海人艺著名演员,那时她已入党)等几个年轻朋友打算从上海转道苏北解放区,也因种种变故未能成行。
  当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他们便利用一个国 民 党青年军政工队的名义在常熟演出进步话剧《小人物狂想曲》。我还为当地爱好戏剧的青年导演了曹禺的《原野:》。这些青年朋友把我安置在一家小报《新生报》里,和排字工人们一起住宿。这时我结识了从上海秘密来常熟做迎接解放工作的地下党员李牧子。通过他接上了和上海党组织的关系。
  这段经历后来就成了专案组追查的重点。一个是青年军的政工队,一个是《新生报》,都是我无法交代清楚的,于是我成了"特嫌"。就连《新生报:》上刊载的反共消息,也成了我的历史罪证。
  使人不能不万分感慨的是,半个世纪之后,常熟地方的文史资料,记载了我在常熟那短短的子里留下的痕迹,称赞我参与的演剧活动把进步的新文化带到了那个寂寞的小城市。我在《新生报》上发表的那些热情向往新中国的文字,也由当年的进步青年,如今已是老干部的朋友们翻印出来,以纪念那难忘的岁月。(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6 06:43:24
  第十五章 戏剧家协会的肃反运动(9)
  专案组追查我的另一罪证,是抓住我1946年写的一篇短文,说我吹捧蒋介石。
  1946年夏秋间,老作家蒋牧良先生在长沙《中央日报》编副刊。我和两位爱好写作的青年友人傅紫荻(解放后任湖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汤炜(解放后为湖南文联专业作家)常去看望蒋先生。他们除了向他请教文艺问题外,也听他谈论时局。八年抗战刚刚结束,老百姓渴望和平,而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内战即将全面爆发,他们这些年轻人都十分关注时局的变化。那时国 民 党号召全国民众为蒋介石六十岁生日祝寿,而百姓反应冷淡。他们当做笑话谈论。蒋先生提议说,你们何不就这个题目写一篇短文呢?讽刺一下也好嘛!
  两天以后我便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沉默的纪念》,意思是尽管报纸上对蒋介石歌功颂德,老百姓却沉默着。蒋牧良先生看了稿子后说:文字上要作些修改,不能太露骨,透出一点讽刺的意味大家就能懂得了。而稿子发表出来后才知道,蒋先生加上了许多称赞蒋介石的话,如"如椽大笔"之类(这一类词句我当时还不会用),但最后还是点出了"人民沉默着"。
  审查我的时候,蒋牧良先生还在世,正担任湖南省文联主席。我相信他会如实证明当时的情况,如果他否认这篇文章在发表前曾经过他修改处理,那么这样的材料不更可以证明我早就是一个反动分子了吗?但是很奇怪,档案里竟没有蒋先生写的任何一份材料。
  不知是专案组的人粗心大意呢还是有意为之,也不知哪位手笔,把文章题目《沉默的纪念》改成了《沉默的祈祷》,并且断章摘句地将这篇短文当做我的历史罪证编进了档案。
  我想说,当时我只有十六岁。
  如果我的这部档案不能再现于世,我是决不会想到肃反专案组早在1956年3月就写了《杜高解放前后反 革 命罪行提要》这样一份材料报送到中央文化部的。而主管肃反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3月24日就在这份材料上写下了这样一个批示:
  杜高是胡风反 革 命集团的一般分子和"小家族"反动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国 民 党反动统治时期,曾参加伪青年军政工队,历任伪《贵阳日报》校对、《湖南日报》驻香港特派记者、 《衡阳日报》采访主任、长沙《新城日报》编辑、南京《中国时报》记者等职,并进行过反动宣传活动。解放后,伪装进步,编造历史混入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
  杜高思想反动,品质恶劣,积极组织小集团,宣传胡风反动文艺思想,散布流言蜚语,诬蔑党组织和党的负责同志,从思想上生活上腐蚀青年,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在肃反运动中对以上问题虽然做了一些交代,但态度是不够老实的,拟予劳动教养。
  徐光霄3.24/56
  这个批示真是要置我于死地啊!非常明确地把我打成反 革 命分子,还要送去劳动改造。幸亏后来不知被哪个上级否定了,才没有成为我的肃反结论。但这个批示表明,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不需要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只要掌握了政治权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无辜者送进监狱。
  然而徐光霄不会料到,十年后,这种命运恰恰落到了他自己的头上,他被诬为反 革 命分子,关进了秦城监狱。徐光霄40年代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他对当时国统区的情况不应当不了解。那时他用"戈矛"的笔名写过诗,还到过重庆育才学校,罗坚、陶冶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认识他。但不知为什么,他在肃反运动中对我和"小家族"表现了一种特殊的严厉。
  后来在"文革"中,徐光霄作为"走资派",首当其冲地遭受残酷迫害,那时我还在劳改农场劳教。粉碎"四人帮"后,他从监狱出来,不久我和罗坚也相继恢复工作回到北京。80年代初罗坚见到过他一次,他的表情有些尴尬,问到了我们的情况,还表示了歉意。经过监狱磨难,他的身体受到很大损伤,不久便病逝了。
  1956年10月,也就是我被隔离反省一年零七个月的时候,"小家族"的问题才算有了一个说法:不过是几个思想落后的青年在一起吃吃喝喝,同胡风集团没有组织联系。然而这份肃反结论却没有收进我的档案。
  我仍受到降两级的行政处分,罪名是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搞小圈子活动,不过总算恢复了行动自由,结束了一年多的隔离禁闭。
  我最先见到的朋友是田庄和陈敏凡,他俩经过这场人生风暴的考验后已结为夫妻,建立了自己的小家。他们一一告诉了我其他朋友的遭遇:罗坚被批 斗后,撤掉了乐队队长职务,下放到贵州花灯剧团;陶冶经过批 斗,留团察看;杜鸣心提前从苏联调回,检查反省;汪明受到降级处分,其剧作取消演出。
  最使我难过的是蔡亮的遭遇。他被开除团籍,取消留校任教资格,发配西安,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女友张自蔑。自薤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很单纯的小姑娘,她是蔡亮的同班同学,比蔡亮小两岁。蔡亮带她到我的住处来过一两次,不断地在我面前赞美她,说她成绩好,念研究生时就担任了调干生班的助教,已经入党了。我猜到他们正在恋爱,但我绝想不到这场政治风暴竟也伤害到这个无辜的姑娘。
  学院党委把她叫去,问她:"你是要党籍呢,还是要蔡亮?"可怜的姑娘哭泣着表白,她热爱党,但她不愿离开蔡亮,蔡亮是好人。于是她被取消党籍,同蔡亮一起送往西安。
  这对苦难情侣提着一个小网兜,每人背着一个大画夹,凄然告别母校,登上开往西安的火车。有两个同情他们的党员调干生悄悄到车站来给他们送行。张自莪握着这两位年长同学的手,说:"这就算是我和蔡亮的婚礼,谢谢你们来祝贺他们"
  听到这里,我落泪了。一个柔弱的女孩竟敢以这种近乎反叛的举动来维护坚贞不渝的爱情,不屈于政治强力的压迫,不能不令人钦佩,而这一切竞发生在我们生活的现代,又怎能不使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肃反结束,中国社会似乎平和了一些,人们喘了一口气。
  紧接着,1957年来了。谁会想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又将席卷中国大地呢?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7 07:26:51
  第十六章 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冤案 (1)
  潘汉年长期在上海、香港等地做地下工作,为我党我军提供了大量情报。对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1955年肃反时潘汉年被定为反 革 命,1982年才得到平反。这桩冤案长达27载4个月零20天,是开国大冤案。
  会议期间神秘“失踪”

  1955年3月15日晚,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乘上北去的列车,参加将于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 产 党全国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上海市委代表还有市长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陈毅为上海代表团团长。代表团成员下榻于北京饭店。

  党的这次代表会议所拟定的主要议程有一项是关于高岗、饶漱石反 党联盟的报告。在讨论会上,一些代表先后表态,并对自己与高、饶之间的关系作了自我检讨,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对此,毛 泽 东在讲话中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毛 泽 东强调,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这引起了潘汉年深深的思考。会议印发的关于饶漱石、杨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 革 命分子”的材料以及胡均鹤于1954年9月间被逮捕,杨帆也于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等事实,使潘汉年意识到了饶漱石、杨帆的问题已经和他联系上了。因为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实际领导人,是杨帆的顶头上司,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意见,虽然最后由饶漱石拍板,但潘汉年不点头,胡均鹤也不能得到“重用”。更何况,他自己还有一块难于启齿的心病,那就是1943年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潘汉年深深感到应该主动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检讨自己的过失。4月1日,潘汉年找到陈毅,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

  第二天,即4月2日,陈毅亲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 泽 东报告了此事,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了毛 泽 东。毛 泽 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组织人员执行。

  就在罗瑞卿向高院提出请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获准的同一天,4月3日,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来看望潘汉年和夏衍,并一起吃饭。饭后,潘汉年回到了房间。晚上8时许,潘汉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楼下有人找他,请他马上下楼一趟。由于毫无思想准备,潘汉年穿着拖鞋匆匆下了楼。找他的人正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当潘汉年来到客厅后,罗瑞卿立即向他宣布了对他逮捕审查的决定,然后由几名便衣干警“陪着”,走出了北京饭店大门,乘上了等候在那里的一辆小车。转眼间,小车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由于此事的高度秘密,潘汉年周围的人都被蒙在了鼓里。最焦虑的是潘汉年的警卫员相其珍。他马上到陈丕显、夏衍那里去打听,大家都说没有见到过他。
  被捕消息对外保密

  正当相其珍、夏衍等四处打听潘汉年去向时,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赶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着急,潘汉年有要事离开北京了,来不及找你们。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为了防止张扬,中 共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将潘汉年已经被捕的消息直接通知夏衍,并嘱他一定要严守秘密。

  潘汉年被捕之时,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4月5日,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他对代表们说:潘汉年从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人大代表中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时有来往的,请不要担心。因为潘汉年是由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事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显然,陈毅的话是留有余地的,他对潘的所谓“内奸”问题表示了怀疑,也希望与潘汉年有来往的各代表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潘汉年被捕的消息,除上述的小范围内知道外,对外一律严加保密。上海代表团定了一个统一口径:有人问起潘汉年,就说他出国去了。相其珍则被“隔离”起来,直到7月17日中央广播电台公开发布潘汉年被捕的消息后,相其珍才被放回上海。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7 19:02:10
  第十七章 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冤案 (2)
  “罪状”
  潘汉年作为“内奸”的一条主要罪状,是1936年“秘密投靠CC派”,“成了国 民 党特务”。事实上,潘汉年作为中 共谈判代表在1936年至1937年间和国 民 党的谈判代表陈立夫、张冲等有过多次接触,为党做了大量工作,据此认定他投降没有任何证据;另一条主要罪状是“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事实是,当时根据中央指示,凡是敌占区的隐蔽系统,都应派人打入敌伪组织,掌握敌方动态,利用敌方力量,掩护革命工作和保护革命力量。应该说潘汉年从事情报工作成绩辉煌——1941年6月21日,德国进攻苏联,第一个送情报的是阎宝航先生,随之潘汉年的情报也到了,事后,斯大林曾发电报对中国共 产 党出色的情报工作表示感谢;另一次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在日本是北上进攻苏联还是南下态势未定的情况下,潘汉年得到日本即将南下的情报,对中 共中央制定正确的战略起了很大作用。因工作出色而屡受中央嘉奖的潘汉年,不料在50年代,也因此罹祸!
  除了见汪精卫,潘汉年还有一个骇人听闻的“罪名”——就是身为分管政法、情报工作的副市长,与当时的上海公安局局长杨帆在一起包庇敌特3300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上海刚解放时,潘汉年、杨帆根据上级指示,采取“以特反特”,在公安系统暂时留用了部分反正特工、变节分子,利用他们深谙内情的特点,让他们戴罪立功。这种策略本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到了“潘杨案”发,却成了两人的弥天大罪。而“3300”这个数字原本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一个干部在闲谈时对华东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杨帆开的玩笑,说杨帆做敌区工作和保卫工作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手下各色人物俱全。说古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杨帆手下超过三千,并随口诌两句打油诗:“杨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当时不过引起一阵哄笑。到了1955年,“3300”成了实数,于是扩而大之,凡是地下斗争时期与潘汉年有过工作关系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
  更为离奇的罪名是:“解放后向台湾供给情报,导致二六轰炸”。上海发电厂是在解放前建造的,国 民 党岂有不知上海发电厂在何处而需潘汉年“提供情报”的道理?
  李克农为潘汉年辩护
  1955年,李克农接到中央指示后,对潘案十分重视。他布置组成一个班子,检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与中社部、中情部的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结合案情进行研究分析。
  为了对党负责,为了对革命负责,为了对潘汉年负责,李克农向中央写出报告。李克农根据中情部档案中整理出来的关于潘的大量材料,明确地提出五点反证,证明潘汉年不是内奸。这五点是针对指控潘汉年“反 革 命罪行”写的:1、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央、中情部均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批示(因之,潘与敌伪特务系统的接触,是根据中 共中央的指示,不应成为罪行,而且潘的这些接触都向中央报告过)。2、潘利用某些人开展敌伪方面的情报工作是有正式报告的(这是指潘接触敌伪特务头子李士群事,不应当成为罪行)。3、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敌对上海租界控制不严,有空隙可以利用,潘的面目有所暴露,但仍有存在条件(潘在上海一直未被捕,成为潘与敌特有勾结的罪证。所以这点作了相反的解释)。4、在太平洋战争前,潘向中央报告的关于日特、伪军及日美谈判和苏德战争等是有价值的(充分肯定了潘在沪、港为中央进行情报活动的重大功绩,因此说明潘不是内奸)。5潘汉年系统重要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
  这份报告送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转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领导成员都圈阅了。
  1955年7月29日,李克农第二次向中央写报告,继续为潘辩护。可惜,这两份报告的这些反证材料,当时都未被采纳,终于酿成我党在建国后一大冤案。
  潘汉年被捕的那天,1955年4月3日,押送他的小车将他带到了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他的妻子董慧在潘汉年被捕后第46天,即5月19日也被逮捕,也被关进了功德林,只是狱方让他们绝对隔离,所以他们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半点音讯。
  1962年6月,董慧也以“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罪而被结案处理,并获得了“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宽大处理,被安排在秦城监狱的家属宿舍里,至此,两人才知道了对方的下落。
  1963年2月,在秦城过了两个秋冬后,潘汉年终于等来了一个结案的判决通告。事情的经过大抵是这样的:1962年,在国内各方面政策有所调整的政治氛围中,毛 泽 东在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宽松性讲话”中,再一次公开提到了潘汉年。他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 民 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根据这些精神,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文革期间,潘汉年夫妇又遭到残酷迫害。1977年2月24日,
  19时45分,潘汉年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 1982年8月23日,中 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将强加于潘汉年头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统统推翻了。这时,距离潘汉年被捕为27载4个月零20天,距离潘汉年逝世为5周年4个月零9天。
  摘自《文史精华》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9 05:19:03
  第十八章北京师范学院的肃反运动(1)

  想不到,我的青年的第一课,就是全国范围内的肃反!
  1955年,我在北京师范学院,正面临毕业分配。这时,突然,出现了“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批判红学家俞平伯事件。大学生们都轰动了,纷纷议论。
  好像是当时还批判冯雪峰,冯雪峰是《文艺报》的主编,说是《文艺报》也压制了“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哦,对了,是这样的,当时李希凡蓝翎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矛头直指著名红学家俞平伯,说俞平伯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否认《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但文章写出后,北京不给发表,压制了“小人物”,说,后来还是“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刊物《文史哲》给发表了”。不想毛 主 席对这篇文章,很重视,立即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展开了对资产阶级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俞平伯的根子是胡适,所以也是对“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其实,解放以来一直就在批胡适的,这回更有了新的内容。
  李希凡一下子登峰造极,红“透”了,为大学生们普遍倾慕。这时李希凡有一个什么报告,让各班派代表去听。我班的代表易道寒,听了李希凡报告回到班上,给我们传达时,她好激动。李希凡没有感动我,倒是易道寒感动了我!她传达的内容我没有印象,但她站在讲台边,那激动的神情,我至今还很清晰。她说:“李希凡和我握手了,李希凡握过毛 主 席的手,就等于我也握过毛 主 席的手!”这,就是当时大学生对毛 主 席的崇拜!
  同学们都仔细阅读了李希凡和蓝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也读了毛 主 席的指示。记得当时也正在批判朱光潜的唯心主义。批朱光潜没有形成运动,而是一直在批。朱光潜就是反面教材,“文学概论”课一讲反面的,就是朱光潜。其实,当时我们读朱光潜,俞平伯并不多,只是怎么批怎么是。批的人总是正面的、正确的、唯物的,被批的人当然是反面的、错误的、唯心的。要么就是“斯大林说”、“毛 主 席说”。讲授文艺理论,没有老师的观点,大小结论都是“斯大林说”、“毛 主 席说”。这,就是当时大学生受的课堂教育!
  可是还没有过几天,就批起胡风来,不,先是青年作家路翎,从朝鲜前线回来发表了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我读了,感觉不错,还能读下去。(当时的小说,我大都是读不下去的呀!只爱读外国作品,也就迷上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也就是“封资修”)有人问我,路翎怎么样?我说不错嘛!班上就有人说:你怎么这么落后,专爱读这些人的书?班上有一位叫皮猷智的同学,偏偏她也喜欢路翎。说路翎有人情味儿,不是那么公式化概念化。
  《洼地上的战役》当时志愿军组织讨论,都异口同声地说,路翎是丑化污篾歪曲志愿军形象。说,打起仗来是不可能有恋爱之情的,这种思想也不会有。恋爱之情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情调……印象当中,好像路翎还写过三万言(记不清楚了,不太确切)的文章来反批评。
  我班皮猷智,湖南人,在重庆呆过八年,她会说湖南话、会说四川话,北京话也比我们讲得好。她和我志趣相投,我喜欢她。她当年十九岁,比我们大几岁,爱说话,爱讲她的个人经历。她说她来北京之前生了一个小孩,死了。她天天给我们讲这一段故事。她说她是未婚生小孩的。男的是重庆糖果店的一位先生,叫狄鸿达。她把狄鸿达描绘得很高雅,很有风度,给我的印象很深。她津津有味地讲她生小孩的全过程,讲狄鸿达对她的照顾和爱情。对于比她小的同学们,没有不爱听她讲的。每天晚自习后,回到寝室,同学们都围在她的床前,听她讲述她的恋爱,她的生小孩的故事。我清楚地记得,她说子宫有高度的营养价值,她说她爱人狄鸿达为她炖子宫吃。她说:“子宫就像牛肉!”
  是的,我喜欢她,同学们都喜欢她,爱听她讲话,爱看她写的字,爱看她走路……哦,对了,她的长相并不是很漂亮,但她讲究穿着打扮。她清瘦的面孔,细挑的身材,很活泼,兴趣广泛。
  她会跳舞,会滑冰——花样滑冰,这,在当年师范学院是少有的,冰场上很少有比她滑得更好的。几位体育老师都夸赞她,并和她一起在冰场上转圈,飞舞。我穿上冰鞋脚就疼,在冰上站都站不稳。她教给我,拉着我的手,带着我在冰上飞跑,自在极了!
  她还教我荡秋千,她和我面对面地踩在踏板上,她一弯腿,一用力,秋千就荡上去了!,呀,秋千都荡平了,吓死我了,尖叫起来!她赶紧把我放下来,说:“看把你吓的,脸都吓白了。”
  我爱吃蚕豆,她总要为我买一小包,看着我吃,我说:“你不吃?”她说:“我不吃,我喜欢看你吃。”
  有一次我在东四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小照,都说照得很好!皮猷智立刻也去照了一张,她当然就照得更好。并且照相馆,征求她的意见,要把她的照片放大挂出来。她问我,“好不好?”我说:“拿你做宣传呀!我不喜欢。”她说:“那就不放大,摆出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吧?”于是东四照相馆,就在镜框里摆上了皮猷智的照片。招惹得不少同学跑到东四去看。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0 06:41:50
  第十九章北京师范学院的肃反运动(2)


   就这样,我和她形隐不离,上自习在一起,上图书馆在一起,玩耍在一起,她像大姐姐一样照顾着我。
  班上同学绝大多数都是团员,只有几个人不是。我不是,皮猷智不是。团员一开会,我们几个非团员自然便要在一起。皮猷智说,她入过团后来退团了。为什么退团?她说她没有父亲,母亲孤身一人带着她和妹妹,没有工作,生活无来源。她说,她母亲的亲妹妹在美国是化学工程师,说是给她们寄钱不方便,不如迁居香港,这样她就退团了。但不知怎么又没有去香港,而是辗转到了北京。
   后来有一天,在教室旁边的走廊上,我翻阅报纸,看见了舒芜揭发胡风的反 党材料——都是信件,还有编者按(以后很久才知道编者按是毛 泽 东写的),处处都是编者按。最让人震惊的话语是编者按说:“一个暗蕨在革命队伍里的反 革 命派别”。“接着就是大礼堂听报告。第一个报告人是师范学院仓孝和仓教务长,我记得很清楚,他开头的几句话。他说:“胡风,又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
  我听见中文系的一位讲师刘体仁老师,吃惊地说,“胡风可是《人民文学》的编委!”,他的吃惊的样子,我至今记得。于是我找来一本《人民文学》翻看,见到了胡风的照片,高高的个子穿着长衫。
  胡风给中央写了《三十万言书》,于是展开批判。说《三十万言书》是向党进攻的宣言,说他“反对周扬就是反对毛 主 席”。“反胡风运动”,就这样开始了。走廊上的报纸刊载着,原本和胡风要好的舒芜连续的揭发:第一批材料,第二批材料,第三批材料。而正是按照这三批材料,展开对胡风的批判。接着就是揪出大批的胡风分子,说他们都是国 民 党特务,反 革 命。
  形势真是急转直下,原本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压抑“小人物”,是学术上唯心唯物的争论,尽管是粗暴了些,但还不不至于说俞平伯是反 革 命。而胡风却是反 革 命,是要抓起来判刑,一判就是几十年,是终身!
  形势叫我这个不谙事务的大学生,真正是惊住了。无事,我就独自坐在走廊上翻阅报纸。眼看着舒芜的捡举揭发,心中就在想,这不是私人通信吗?又心想,这个舒芜,太可恨,太小人了。
  天天都是开会学习讨论,开会学习讨论。
  但是没有多久,大概是我们刚结束毕业考试,“肃反”开始了。如果说反胡风只是那些当年国统区的党外作家,而肃反,就要从大学生当中寻找斗争对象了,也就是说范围更阔大了。
  恰正这时,师范学院的院长林莎女士来校上任,此前师范学院没有院长。林莎院长多次对全体师生讲话,还亲临我们班来听课。她的态度很随和,也很负责。林莎院长走前走后都有一个办公室主任跟随。肃反来了,林莎立即接手领导全校的“肃反运动”。于是又做报告,她的神情变得冷峻严肃,脸上没有了笑容。
  全校进入了非常时期。我们这一批大学生,是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有一种莫名的惶惶然。当时我刚年满十七岁,算是从少年成长为青年了!想不到,我的青年的第一课,就是全国范围内的肃反!
  我们班的肃反对象,是谁?皮猷智!这,怎能不叫我惊吓?
  皮猷智被“看”起来了,一切行动,走路上厕所,都轮流由两个同学监督着,看管着。小会批大会斗。要她交待,为什么退团?为什么接受来自美国的经济帮助?为什么东四照相馆要摆出她的照片……交待反 革 命罪行?拍着桌子地向她喝斥,问她:“你是不是反 革 命?”发言者都是声色俱厉,不时还喊口号。我们的黄班长,高高的个子,走过去,戳着她的额头,咬牙切齿地痛骂!
  皮猷智满面是汗,头发都湿透了,粘在脸上,脸色刷白,眼睛瞪得大大的,嘴一张一合,听不见她在说些什么。
  我坐在一旁惊呆了,我简直不能想象,胡风、路翎好像距离我很遥远,皮猷智可是我们班上的同学,是和我天天一块儿学习游玩的好朋友,怎么和反 革 命联系得上呢?看着大家“斗”她,我就够害怕的了,我怎敢发言?全班都积极表态发言,就我不发言,于是班干部就来动员我,找我个别谈话,要我站稳立场,划清界限,要我发言,也就是表态。
  听说生物科斗争时,一个像貌藜黑,绰号铁人的女生。斗争会时,她竟“勇敢”地跑上前去,打被斗者的耳光。这一过急行为立时传遍全校。铁人的样子,我至今记得,精精瘦瘦,个子不高,皮肤黎黑,一副极丑陋的尊容。
  我们班的对面教室是美术科,美术科斗争对象叫果秀兰。肃反前,她是优秀生。她是天主教徒,那是绝对的唯心。斗争她,就比斗皮猷智来得更凶猛——林莎院长亲自主持斗争会,在阅览室大范围地全校批 斗。人山人海,我站在最外层,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只能跟着呼口号!
  一时间,师范学院楼上楼下,到处都硝烟弥漫,杀气腾腾!
  尽管是两年以后,师范学院政治辅导处主任赵国梦,亲自到北京市各中学挨门挨户地对被斗过的同学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算是平反了,但那创疼那伤疤,至今要揭开,还会是血淋淋的。
  两年以后的“反右”,面积就更大了,时间就更长了,比无期还无期。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1 05:57:07
  第二十章 江苏师范学院的肃反运动

  1955年夏天的江苏师范学院,气氛非常压抑。因为肃反运动开始了,社会上已经抓了不少人。记得一天夜里,苏州市全市戒严实行大逮捕,人心惶动。不过,学校里的肃反运动却几乎没有抓人。  
  那时候,正好放暑假。学院的气氛突然严肃凝重起来。钟楼北面的路两边,原来搞宣传的两排黑板报,好像是一夜之间就密麻麻写满了很多所谓历史上有问题的人的名字,许多教授都在其中,父亲也不例外,让他们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学校里越发天天开起会来,时不时会听到对有历史问题的人的大声呵斥,其声音之大和尖利,整个院子都能听见。这个暑假的气氛太低沉了,连我们这些孩子都受了影响。家里的大人们出来进去一脸严肃不说,还对我们少了几分耐性,以致我们玩什么都因为不敢高声嬉笑吵闹乱说话而少了很多乐趣。  
  这次斗争被波及的不仅仅是教授们,甚至还涉及到了一部分学生。记得有个叫江岛的学生,因为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而被定性为国 民 党的特务,他非常冤屈愤懑,始终抗拒运动,没过多久,就被逮捕了。  
  这次肃反也搞清楚了我爸爸的历史问题。当时还小的我懵懵懂懂。后来懂事了,才从爸爸的讲述里明白了他的两个重大的历史问题。第一,是1926年他曾在徐州参加共 产 党,1927年却因四一二政变而逃出徐州回到老家,后又经人介绍集体参加过国 民 党,但我父亲最终并不是国 民 党,组织上考察他四一二之后是不是有变节行为?第二,是1940年左右,蒋介石在四川召见郭有守先生,蒋介石这样做是为了对国际上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交代,以显示国民政府在战时的教育发展情况。这时有人便推荐父亲,使父亲重新回到教育厅工作,职务是编审秘书,并由父亲草拟《国民教育计划》。爸爸因为爱国和关心焦虑国家战时的教育,而在在四川教育厅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战时教育计划并著有大量文稿。抗战初期,西安有一些知识分子要奔赴延安,爸爸得知后,便慷慨解囊为这些朋友出资,因此而被国民政府视为共嫌,并随后被革除了甘肃教师服务团主任的职务。  
  1955年秋季时,肃反结束了,因为上级部门和学院的安排,爸爸不再担任教育系主任,童润之先生也不再担任江苏师范学院副院长了。不久童润之先生就搬去了南京。多年后,我直到童润之先生逝世后读过先生的回忆录才知道,肃反后江苏省教育厅本来是有意调童润之先生去徐州办徐州师范学院的,但由于当时他在南京江苏教育学院的训练班还有一些课程,因此就没能到徐州。后来,童润之先生就在江苏教育学院外语系任教。  
  童润之先生是我国的教育家,1919年进入金陵大学农科学习。他在自己的自述中写道:“原因一是我是农家出身,习惯于农业活动;二是目击农村疾苦,要振兴中华,首先要改革落后的农业;三是金大农科比较有名。”1926年赴美留学弃农从教育,“因为以人为工作对象,较之天天与物打交道更有价值。”童润之先生被江苏教育学院老校友称为受人尊敬的老院长。爸爸在《乡村教育实施记》一书中,总结中国三十年代乡村教育发展成乡村运动,一共有七种不同形式,其中提到的:“是要纯粹以教育的力量,做些乡村改进的工作。并不要行政力量来协助。如这种乡村运动可以中华教育研究社及无锡省立教育学院做代表。”就是童润之先生所倡导的乡村运动实践。  
  肃反运动最终给爸爸的历史问题作了结论,这个结论是由苏州市肃反五人小组做出的,不再以历史反 革 命论处。随后爸爸在苏州就加入了中国民 主同盟。  
  1956年暑假,原江苏师范学院院长,时为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吴辛石先生在南京召见爸爸,让爸爸回到无锡,办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在国务院没有批准之前暂定为:江苏省中学师资训练班。 于是,我就随父亲又准备再搬回无锡了。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6 07:22:55
  1955年-1956年,中国大陆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肃清暗藏的反革 命运动”,简称“肃反运动”。粉碎“胡风反 革 命集团”拉开了“肃反运动”的序幕,清查出约140万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是,由于没有严格依法办案,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伤害了130多万无辜,教训是沉痛的。本书选编了关于“肃反运动”的一些资料,仅供想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们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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