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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32】“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冤案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6 21:20:04 点击:3292 回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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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32】“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冤案

  简介:“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是1955-1956年轰动文坛的一件大案,此案的公布离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不久,使全国知识界和广大干部群体大为震惊,也在国际上造成影响。丁、陈均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作家,尤其丁玲,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在文坛享有盛誉,一些作品还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流传。建国初,丁玲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学讲习所所长,她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陈企霞是《文艺报》副主编。他们在文艺界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丁、陈被打成“反党集团”后,“问题”升级,在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丁玲被送往“北大荒”劳改,文革中被投入监狱,1975年释放后又被流放到山西农村,一直到1978年后,才返回北京。陈企霞也被贬谪基层,先在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三分场劳动改造,后调杭州大学,受难多年。



  前言
  建国初期文坛的“大姐大”,就是著名女作家丁玲。在女作家中,丁玲参加革命最早,1931年2月7日,她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1932年加入共产党,任“左联”党团书记;他的文学成就最大,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在文坛享有盛誉,一些作品还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流传。1948年写成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被译成多种外文,在各国读者中广为传播,并荣获“斯大林文艺奖”;她的官最大,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等职,是副部级高级干部。
  这位文坛“大姐大”才华横溢,成就斐然,但是一生坎坷。解放前,她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枪杀,她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逃到延安;1955年,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头子,1957年反右时,和丈夫陈明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流放到北大荒;文革时又被打成“叛徒”,和丈夫同时关进监狱,文革中被投入监狱。1975年释放后又被流放到山西农村,一直到1978年后,才返回北京。沉冤20余年,1979年春天,重返文坛,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兼文化组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她不顾年高体弱,多次出访,勤奋创作;一如既往地热情培养青年作家,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学杂志。
  丁玲的平反一波三折,直到1984年8月才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6年3月4日,丁玲走完了她八十二年光辉的人生历程。
  丁玲一生历尽坎坷,无论是在群魔乱舞的魍魉世界,还是在沉冤莫白的风雪人间,她始终像一只扑火的飞蛾,向着光明振翅飞翔,至死不渝。她在将近六十年的革命文学生涯中,创作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杜晚香》等一系列思想深刻,受人民喜爱的作品。在现当代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的创作都体现了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方向,从而奠定了她作为一位继鲁迅、郭沫若、矛盾之后的无产阶级领导革命作家的基础。她的作品,曾吸引和鼓舞许多青年走向革命。她留下的三百多万字的著作,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文学宝库灿烂的篇章。
  本书主要讲述丁玲坎坷的一生。写作时参考了大量的参考材料,有些章节和段落直接摘录了参考材料的内容。主要参考材料有:
  1、《丁玲陈企霞集团冤案》作者:李向东,王增如
  http://www.bookbao.com/view/200905/02/id_XODA0NA==.html
  2、《红色炼狱——丁玲冤案始末》作者吴雪晴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DSZH199906015.htm
  3、《丁玲“反党小集团”冤案始末》作者 佚名
  http://www.71.cn/2012/1123/695842.shtml
  4、《“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作者李向东 湖北人民出版社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025/17/97471_63925523.shtml
  5、《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作者陈明出 版 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1-1
  6、《回忆母亲丁玲 ——1957年前后》作者:蒋祖林http://www.shuku.net/novels/zhuanji/hymuqdl.html
  7、《丁玲在北大荒》作者:郑笑枫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 出版时间:2008年12月
  http://read.dangdang.com/book_1270?ref=read-3-C

  1、横空出世的左翼女作家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现代著名女作家。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
  丁玲父亲曾留学日本,为人豪侠仗义,常在乡间行医散药,扶贫济困。人说其“挥金如土”。丁玲的母亲仰慕新学,自立自强,在丈夫病逝后,不顾族人反对,带着四岁的丁玲和一个遗腹子,千辛万苦辗转求学,最后取得了教师资格,自己办学教书,不失为中国现代女性解放的先锋。
  丁玲身上豪爽、独立的气质,与父母的遗传及言传身教显然是有关系的。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曾与杨开慧同学。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1922年初与好友王剑虹赴上海,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19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
  在上海期间,王剑虹与瞿秋白相爱并同居。丁玲感到形单影只,遂于1924年流浪北京。在北京期间,曾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丁玲与胡也频、沈从文相识,并与胡也频相爱,1925年与胡也频结婚。丁玲后来回忆他们的相爱时说:“那时我们真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作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地就玩在一起了。”
  丁玲在当时并没有投身文学。但是沈从文已经看出她的文学天才:在文字方面还没有显出这个作家的天才时,在批判上却证明了她某种惊人的长处,业已超过了男子,什么作品很好,好处在某一点上,好中小小疏忽处又在某章某段,由她口中说出皆似乎比我们说的中肯。……她善写平常问讯起居报告琐事的信,同样一句话,别人写来平平常常,由她写来似乎就动人些,得体些。同样一件事,一个意见,别人写来也许极其费事,极其含混,她可有本事把那事情,意见,弄得十分明白,十分亲切。
  1927年开始发表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小说作品。处女作《梦珂》于同年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不久又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
  1927年12月,《小说月报》头版位置上发表了署名“丁玲”的小说《梦珂》。1928年2月,《小说月报》又发表了丁玲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此后不到半年间,又有《暑假中》和《阿毛姑娘》,皆在《小说月报》以头条位置刊载。这些小说后来又很快结集为《在黑暗中》出版(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10月版)。连续在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并很快出版小说集,自然使“丁玲”蜚声文坛。
  沈从文曾经这样评价横空出世的丁玲:大胆地以男子丈夫气分析自己,为病态神经质青年女人作动人的素描,为下层女人有所申述,丁玲女士的作品,给人的趣味,给人的感动,把前一时期几个女作家所有的爱好者兴味与方向皆扭转了。他们忽略了冰心,忽略了庐隐,淦女士的词人笔调太俗,淑华女士的闺秀笔致太淡,丁玲女士的作品恰恰给读者们一些新的兴奋。反复酣畅地写出一切,带点儿忧郁,一点儿轻狂,攫着了读者的感情,到目前,复因自己意识就着时代而前进,故尚无一个女作家有更超越的惊人的作品可以企及的。我们知道,“五四”时期出现了一个女作家群,但到了1928年,这个女作家群已经显得很沉寂。冰心正处在沉默期。石评梅已经去世。庐隐的创作出现了停滞。凌叔华搁笔不写了。冯沅君做学者去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群似乎已经风流云散。但这时,突然冒出了一个“丁玲”。这个女作家比“五四”时期的女作家都更为大胆,“带点忧郁,带点轻狂”,闯进了文坛。而丁玲的这些小说,“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
  丁玲当时最想做的事情是演电影,她想当一个电影明星。1926年她又去上海,到明星公司应试。丁玲年轻时长得比较漂亮,片商对她的相貌也感到满意,想和她签三年合约。但是,丁玲对电影圈子习以为常的混乱随便的男女关系,不仅不想适应,而且感到厌恶和恐惧,因此很快就断了电影明星梦,又回到了北京。这段经历后来被丁玲写成了处女作《梦珂》。小说中的梦珂出生在破落的封建家庭,长于言谈,长得漂亮,会喝酒,会花钱,这些与丁玲都很相似。而梦珂最后去当电影明星,也是丁玲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梦珂》所表现的主题,就是: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女人要忍受屈辱,要出卖身体甚至灵魂。这就引起了在社会上无法实现自我价值而有失落感者的共鸣。这部作品的笔法虽简单稚嫩,但已显出了作者独特的女性意识。
  与《梦珂》相比,《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女性意识更为鲜明和强烈。这本小说的发表,可以说是震惊文坛。而丁玲后来的一生,也与《莎菲女士的日记》结下了不解之缘。用一句话来概括,《莎菲女士的日记》写的是青春期少女对性和爱的幻想。它以主人公日记的形式,记叙了莎菲女士的一段生活和苦闷情绪。莎菲是一个走出家门,漂泊异地的知识女性。她孤身跑到北京求学,在大学旁听,因为患肺病而不得不待在公寓修养。苇弟追求莎菲,但是莎菲却不喜欢苇弟。苇弟虽然年纪比莎菲还大几岁,但却是一个长不大的小男人,只会卑微地企求着莎菲的爱。莎菲讨厌这种跪着的爱,从他的泪水中寻找快意,却又为这种冷酷的快意暗自忏悔。莎菲喜欢华侨青年凌吉士的漂亮风仪,渴望和他接吻,渴望和他做爱。但又不想自己去追他,而想让凌吉士来追求自己,满足自己征服男性的渴望。但是,莎菲和凌吉士稍一接触,又觉得这个人思想庸俗。凌吉士渴望的是一个居家好太太,而莎菲认为自己不可能做一个居家好太太。莎菲还从侧面了解到,凌吉士已经结婚,还逛过妓院(不知道是真是假)。莎菲认为,即使自己征服了他,也不过是他的玩物。所以最后凌吉士虽然拥吻了莎菲,但莎菲还是斩断了自己的情丝。中国的女子向来不敢正视自己的欲望。“五四”一代女作家在表现个性主义思想时,也都不敢有性心理的大胆暴露,就是男作家,也只有郁达夫等少数几个人能大胆率性。《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一个女性的性心理,因此显得相当大胆。在某种意义上, 莎菲可以说是丁玲的自画像。莎菲的心理、个性以及行为方式,都与丁玲十分相似。丁玲后来还写了《莎菲日记第二部》,其主要目的是告别莎菲,描写莎菲的转变。让这位著名的主人公与过去告别,与过去“所有的梦幻、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感伤、所有的爱情的享受”告别。从而在新生活中“审判我自己,克服我自己,改进我自己”。《日记第二部》写莎菲嫁给了一个青年作家,后来这个作家被国民党政府杀害。这不就是写她和胡也频吗?丁玲1932年回忆说:“我当初也并不是站着批判的观点写出来,只是内心有一个冲动,一种欲望。”丁玲也是渴望征服男性的。胡也频在性格上类似于苇弟,也曾自称是丁玲的弟弟。莎菲可以说是丁玲的自画像。丁玲在这个形象的塑造中,寄予的是自己蔑视世俗礼教与成规、勇于追求自我的叛逆精神。
  《阿毛姑娘》的主人公是一个乡下姑娘,家庭生活本来很幸福。后来阿毛姑娘接触到新的青年男女,开了眼界,产生了新的生活追求,但为家庭所不容,她受毒打后服毒自杀。有批评家认为这篇小说是批判阿毛姑娘好高骛远、爱慕虚荣,批判都市文明对淳朴乡风的污染。但事实是,追求美好生活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丁玲并没有否定阿毛姑娘的追求,而是给予了阿毛姑娘内在的同情。小说里写到,阿毛受一对城市青年恋人的亲热的感染,在一天夜里也无意识地萌生出同丈夫小二亲热一下的愿望,所要的“仅仅用力抱她一下”。但结果却遭到劳累一天的男人在她光赤的身上打了一下,和一句伤感情的责骂:“不要脸的东西,你这小淫妇。”这就将一个乡下女人性别意识的苏醒,表现得相当微妙。离开了这种性别体贴,这部小说的意义便难以理解。
  《暑假中》的主人公是自立女校的几位青年女教师,她们反对肉欲的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因而奉行独身主义。在相互依存的独身生活中,她们之间产生了同性恋情。承淑痴恋嘉瑛,春芝迷上了德珍。玉子和娟娟参加游艺会回来因为过于兴奋,竟然倒在床上“用力地拥着,并恣肆的接起吻来”,承淑甚至因为自己爱着嘉瑛而对接近嘉瑛的春芝起了猜忌之心。女性同性恋是“反男性”的一种极端形式。丁玲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此类人物的生活,并给以充分的理解与同情。
  可以说,鲜明的女性意识,可以说是丁玲作品的特色。丁玲小说中的女人,既不同于冰心笔下的圣母和冯沅君作品里的闺秀,也并非庐隐故事中的痴情弱女子和凌叔华小说中走不出旧生活阴影的小太太,而是敢想敢做的激情女性,勇于追求新的生活。不过,由于社会的黑暗,她们在社会上往往碰壁,因此,又感受着寂寞与苦闷。茅盾曾说,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她笔下的人物“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丁玲对这些人物是充满同情的。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7 07:31:43

  2、“莎非女士”爱上了冯雪峰
  1927年冬天,一个朋友介绍冯雪峰教丁玲学日文。两个人见面后,相貌平常、性格沉静、一副苦学生模样的乡巴佬雪峰,让丁玲一见钟情,深深打动了她的心,她立即爱上了冯雪峰。丁玲这样回忆:“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与胡也频相比,冯雪峰显得成熟很多。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后来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段日子,结果胡也频首先坚持不住,返回上海向沈从文诉苦,沈从文告诉他夫妻应该怎样相处,胡又回到了杭州。最后是冯雪峰黯然离开杭州,丁玲和胡也频和好如初。
  丁玲在延安时,有人问她,“你最怀念什么人?”她答道:“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 后来在《不是情书》一文中,丁玲又写道:“我自己知道,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求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
  丁玲1928年又到上海,和胡也频、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文学杂志。1930年发表中篇《韦护》。写的是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恋爱故事。主人公丽嘉是一个敢于追求爱情与幸福、敢于享受生命的新女性。丁玲还计划以《一九三〇年在上海》为题写五部中篇,但才发表两篇,便因胡也频被害辍笔。第一篇写的是主人公美琳不甘在丈夫的呵护下做安闲的太太,最后背弃了丈夫,跑到外面投身火热的文化运动中了。这两篇小说在爱情中加入了革命的因素,说明丁玲的创作发生了某种变化。
  不过,丁玲的创作是复杂的。在丁玲这一时期的创作总,女性意识虽然已经被革命排斥,但是仍然存在。
  在《韦护》中,丁玲让革命战胜了恋爱。女人为爱情的美妙所陶醉,愿意永远与男人一起“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栖在小房子里”。男人虽然迷恋女人的美与肉体的魅力,欣赏彼此间那种难以言表的生命的和谐;也曾在多喝了几杯后抱着女人表示:愿与她一起像鲁滨逊那样去到一个无人世界相依为命,并在女人的全身心投入中也“像酗酒者般的醉在爱情中的一些难忘的快活时日”。但一旦恢复常态,他便会陷入到一种自责中,暗暗埋怨女人消磨了自己投身革命的意志。
  但是,在《一九三〇年在上海》的第二篇中,丁玲却站在女性的立场对革命提出了抗议。在这本小说的第8章,当革命者望微向其情人玛丽抱怨她使他痛苦时,玛丽被激怒了,她向望微大声吼道:“我使你痛苦吗?笑话!是你在使我痛苦呢!你有什么痛苦?白天,你去‘工作’,你有许多同志!你有希望!你有目的!夜晚,你回家来,你休息了,而且你有女人,你可以不得我的准许便同我接吻!而我呢,我什么都没有,成天游混,我有的是无聊!是寂寞!是失去了爱情后的后悔!然而我忍受着,陪着你,为你的疲倦后的消遣。我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玛丽的这一番话自然是反“革命”的,但却让人过耳难忘,因为它来自一个拥有真实的生命力的女人的生命深处。它深刻地揭示出,在男人们那看似十分堂皇的政治抱负与事业奋斗中,其实隐蔽着多么严重的男权中心主义的自恋与自私。
  不过,丁玲还是在急剧地转变。1931年,胡也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杀害。丁玲正式加入左联,并且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丁玲还申请加入了共产党。其实,早在1922年,丁玲就已经接触到共产党人。当时也有人要介绍她加入共产党,但是丁玲说:“我觉得共产党是好的,但有一件东西,我不想要,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加入共产党之后,丁玲开始按照新的文学规范进行写作。这时,冯雪峰扮演了丁玲文学道路上引路人的角色。
  冯雪峰曾这样不留情面地批评丁玲过去的创作:
  丁玲在写《梦珂》,写《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写《阿毛姑娘》的时期,谁都明白她乃是在思想上领有着坏的倾向的作家。那倾向的本质,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她是和她差不多同阶级出身(她自己是破产的地主官绅阶级出身,“新潮流”所产生的“新人”——曾配当“忏悔的贵族”)的知识分子的一典型。在描写一个没落中的地主官绅阶级的青年女子,接触着“新思潮”(“五四”式的)和上海资本主义生活时所现露的意识和性格的《梦珂》里,在描写同样的青年知识女子的苦闷的,无聊的,厌倦的不健康的心理状态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里,在说述一个贫农的女儿,对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的虚荣的幻灭的可怜的故事《阿毛姑娘》里,任情的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离社会的,绝望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的倾向。
  据说,冯雪峰读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感动地流了泪,但他又说:“这篇东西效果不好,是消极的,看了会使人消极,太空虚了,太消极了!”
  丁玲是十分相信冯雪峰的。在冯雪峰的引导下,丁玲写出了《水》《奔》《田家冲》等小说。尤其是《水》,曾被视为“新的小说的诞生”。《水》写的是水灾逼迫下农民的起义。用今天的话说,是一次大规模群体性突发事件。应该说,就小说艺术而言,这篇小说是不成功的。小说全篇基本上是场面和群体描写,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不少人物不辨面目,反映群众情绪的许多话,都是无名无姓者的杂乱呼喊。丁玲这一时期写的小说,已经完全丧失了以前的特色。不过,当时人们将此视为进步。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8 06:58:14
  3、套上了“历史问题”的紧箍
  丁玲有一个“历史问题”困扰了她一生。
  1931年初,丁玲丈夫胡也频被捕,丁玲抱着幼子找到邵力子等国民党要人营救,却坚决拒绝丧失政治原则的条件。不久,丈夫和另外几个人在龙华监狱中被集体屠杀,成为左联五烈士。丁玲继承亡夫的事业,翌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瞿秋白作为中宣部代表主持了入党仪式。
  一次,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丁玲,丁玲由此结识了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冯达。冯达是地下党员,他为丁玲的经历所感动,默默地为丁玲服务,后来两人同居。丁玲这样回忆他们的关系:“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的亭子间。”
  1933年5月,丁玲突然失踪。原来,国民党特务到上海租界搜捕共产党,先是抓住了冯达,冯达极力分辨。国民党特务说:“你既然是一个普通人,那你总有家室,总有家,只要到你的家里看看,证明你不是共产党,与共产党也没有关系,就没有事了,就立即放你。”
  于是,冯达把特务带到家里,不巧潘梓年等几个地下党员正好在丁玲家里,于是将他们一并抓走。在抓捕过程中,革命诗人应修人与特务搏斗,壮烈牺牲。
  由于丁玲是知名作家,因此,丁玲失踪事件闹得很大,国民党不好下台,只好把丁玲软禁起来。实事求是地说,丁玲在软禁期间,既没有坐牢,也没有受苦,相反受到优待。丁玲自己也说,在上海时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舒服过。但是,这就引起了后来中共党内有些人的怀疑,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国民党为什么对丁玲那么好?为什么把丁玲养起来?显然是丁玲叛变了共产党。
  国民党政府确实是希望丁玲能为自己服务的。后来出任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头脑的徐恩曾在回忆录这样写:“因为她没有担任过激烈的破坏活动,问题并不严重,同时她有出色的写作天才,我很希望她今后成为本党的有力文化工作者。”但是,丁玲并没有答应。

  丁玲被秘密逮捕。她被秘密逮捕后,国内大报纷纷登出了“国内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日前失踪,有人怀疑是被绑架或被杀害”的消息。丁玲失踪事件闹得很大,国民党不好下台,就把丁玲押到南京软禁起来,让她和丈夫冯达住在一起。
  丁玲曾怀疑是冯达出卖自己和同志。但是冯达坚决否认自己有叛变行为。他认为自己曾经和丁玲约定过地下工作的规则,是丁玲没有遵守十二点之前离家的约定。他把国民党特务带回家时,根本没有想到丁玲会在家中,更没有想到被国民党通缉的潘梓年等人也在自己家里。
  在软禁期间,冯达叛变了,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这些,丁玲根本不知道,继续与冯达同居,并生了一个女儿。这也就成了丁玲变节的证据。后来周扬等人极力阻挠为丁玲平反,证据就是“丁玲明明与国民党特务睡过觉嘛。”
  敌人对她采取了软化手段,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都来劝她发表反共声明或自首,为国民党做事。后来,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在回忆录这样写:“因为她没有担任过激烈的破坏活动,问题并不严重,同时她有出色的写作天才,我很希望她今后成为本党的有力文化工作者。”但是,丁玲坚决拒绝。
  已经当了特务的大叛徒顾顺章拿来一张八行信纸那样大的一张白纸,让丁玲写悔过书。说只要写了悔过书,就立即恢复她的自由。丁玲拒绝了。冯达劝她写,说不写脱离共产党的字样不算自首,你写一句应付一下,赶快回复自由最重要。他还教给了丁玲写什么。丁玲相信了冯达的话。她不知道这时冯达已经叛变当了特务。
  顾顺章第二次来找丁玲,丁玲就在他拿来的一张白纸上写了 “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11个字。写完,冯达让她加写了一句,“未经什么审讯。”这一句表示丁玲没有受刑,这张纸条不是刑逼出来的而已。丁玲当时认为他写给国民党的这张纸条没有什么价值,既不是叛变、自首,也不表示动摇、妥协。对敌人来说,这没有什么用处。这只不过是应付敌人的一种方法,是伺机摆脱敌人的一种手段。她万万没料到:这张小纸条却成了套在她身上的万钧沉重的枷锁,使得她在后来的生涯中吃尽了苦头。
  后来丁玲懊悔的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卑劣的一段历史,这是国民党及其特务们千方百计使我上当的结果。固然我应自责于我之缺乏阶级立场,由于我之糊涂,认贼作友,我之软弱,为人欺骗所致;但国民党之恶毒无极,驱使特务冯达丧尽天良,无事不可做,是应贻告
  人类而群起讨伐的。”
  1943年8月,在延安整风时丁玲详细交代了这个“历史问题”,她被迫检讨说:“我写这个条子上,决无脱离共产党字样,然其实质即是脱离共产党,不反对国民党,是自首行为,尤其在做为我这样一个党员,在文艺界还有些地位的,是不可饶恕的。”
  丁玲后来知道冯达已经成了叛徒,虽怒斥此人,却无法赶他出去,还生了一个孩子。丁玲时刻想逃离南京,和冯达一刀两断。
  1936年,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丁玲逃离南京,投奔陕甘宁苏区。
  1936年10月初的一天,丁玲在西安的一家小旅馆里闷闷地呆着。她来西安已经有好些天了。她在这里急切地等待中共地下党派人来和她联络然后把她送往延安。可是一连等了好些天仍不见有人来,因而有些着急烦闷。
  恰在这时,中共派往南京去和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代表潘汉年正途经西安,他得知丁玲要去陕北,并根据党内同志提供的地址找到丁玲临时居住的这家小旅馆时,却出人意料地向丁玲提出了先不要去陕北的建议。潘汉年认为,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关押期间曾经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关注,已有一定的国际影响,现在出狱后如能去国外,比如去法国,那里的左翼势力较大,不仅可以宣传中国革命而且可以进行募捐活动。
  丁玲稍加思索后便拒绝了潘的建议。她对潘说:“法国当然是个好地方,我好多年前就很向往的。可是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这是我三年来朝思暮想的。请你一定答应我,让我去陕北去保安。”
  潘汉年深知丁玲的个性以及她对革命的满腔热情。还是在5年多之前,即在胡也频牺牲后不久,潘汉年就曾在上海会见过一次丁玲。那时丁玲就向他提出过类似要求。当时她就满怀激情地对潘汉年说,她要离开上海旧的一切,要闯进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与旧的无瓜葛的新天地。我需要做新的事,需要忙碌,需要同过去的一切有牵连的事一刀两断。
  丁玲知道潘汉年是代表党来看望她的,于是她明确地向潘提出要求:“我想我只有一条路,让我到江西去,到苏区去,到原来胡也频打算去的地方去。”面对丁玲的急切要求,潘汉年当时是答应了要设法让她到江西苏区去的。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丁玲并未去成苏区。5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现在丁玲又在西安向潘汉年提出了和5年多前同样的要求。虽然潘汉年认为丁玲暂不去陕北而去法国可能对革命更有利,但因丁玲的态度坚决而最终答应了把她送往陕北的要求。
  当时和丁玲同行的还有一位左翼作家聂绀弩,他听从了潘汉年的建议立即返回了上海,而丁玲则如愿以偿到达了陕北保安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8 15:41:09
  4、毛泽东写词赠丁玲
  11月上旬的一天,结束了在南京三年监禁生活的丁玲,来到了其时的“苏区首府”保安,中共中央以罕见的规格接待了丁玲,用中宣部的名义在一个大窑洞里开了一个欢迎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来了。
  丁玲是全国知名的大作家,被保安视作宝贝,中共最高层领导都对她宠爱有加。对于丁玲来说,这当然是极大的荣耀,也令她满怀感激。直到晚年访美时,她还对人提起刚到延安时周恩来请她到家里吃了一顿“好饭”:“还有样最了不起的东西,别人都吃不到的,周恩来请我吃了。就是他们在陕北边上搞来的牛油。我吃了牛油!牛油是保安最好的东西呀!馒头夹牛油。”
  丁玲住外交部招待所,毛主席常在晚饭后,到她的窑洞里聊天,这最是丁玲的所好。毛主席一条腿支在炕沿上,背靠墙壁,海阔天空什么都谈。可以说,丁玲一到解放区,就得到毛泽东分外的恩宠,这类令她倍感温暖也令她由衷感激的聊天、散步,在此后的延安时期似乎更是一种常事。
  丁玲立即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召开,丁玲当选为主任。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出席了大会。在演讲中,毛泽东强调:“中国苏维埃成立已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
  此前,中共虽在国民党统治的一些大城市积极从事左翼文艺运动,但在自己的“苏区”,却并没有一支有组织的“文艺队伍”。而以丁玲为首的“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在苏区有组织的“文艺队伍”的诞生。其实,即便在此时,多少有些名气的文化人士也屈指可数,除丁玲外,也就只有成仿吾、李伯钊、危拱之寥寥数人。毛泽东也好,丁玲也好,也许此时都没有想到,不久之后的“西安事变”和半年多之后的“芦沟桥事变”后,便有大批文艺人士投奔延安。这两次事变不但使中共“拿枪的队伍”迅速壮大,也使中共“拿笔的队伍”人腾马嘶,真正做到了“文武双全”。
  丁玲此次在延安逗留的时间并不长,最多也就二十来天,11月下旬她就随主力部队奔赴前线。12月间,在前方正准备迎接新年的丁玲,一天忽然从聂荣臻司令员手里接过一封电报,打开一看,原来是毛泽东发来的一首词,这就是那首广为人知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赠给作家的作品。”
  获此殊荣的作家就是丁玲,获赠作品就是这首《临江仙》。以电报的方式写诗词,这真是一种特别的慰问,表达的应是一种特别的珍爱。而说丁玲手中一支“纤笔”可抵“三千毛瑟精兵”,把刚来到军中的丁玲称为“武将军”,也真是极高的评价了。可以想象,打开这封电报后,丁玲一定心跳加速、久久难以平静,又惊又喜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
  1937年2月,丁玲从前方回到中共中央新驻地延安后,去向毛泽东道谢,并为没有手迹而遗憾。毛泽东当即找张纸,把这首《临江仙》写了一遍,送给丁玲。毛泽东的这份手迹之所以能一直保留下来,得力于胡风。不过,这是后话。
  丁玲在延安时,在毛泽东面前可以无拘无束地聊天。一次,丁玲和毛泽东谈起对延安的观感。丁玲说:“我看延安就像一个小朝廷。”毛泽东说:“好啊,那你替我封封官吧。”丁玲信口说:“林老,财政大臣;董老,司法大臣;彭德怀,国防大臣。”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你还没有封东宫西宫呢!”丁玲说:“那可不敢,这是贺子珍大姐的事。我要封了,贺子珍大姐会有意见的。”
  当然,丁玲到延安后,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保安部负责人康生怀疑丁玲是叛徒。丁玲要求中共组织部对她进行审查。审查结论是:“丁玲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丁玲放下了心头的政治包袱,她感到在延安生活,心情轻松愉快。个性主义意识于是又在不自觉中流露出来。
  1941年,丁玲发表了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写的是贞贞的故事。贞贞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女孩子,她与村里一个叫夏大宝的青年自由恋爱,决不服从家庭的包办婚姻。为此她进了修道院。但正遭日本人扫荡,贞贞不幸被掳走,做了慰安妇,也因此成了我方的情报员。她受尽折磨,得了严重的妇科病。后被我方解救出来。当她回乡探亲时,受到乡亲的蔑视和冷眼。在乡亲眼里,贞贞是一个不知廉耻的破鞋。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到边区开展工作的知识女性(丁玲的代言人),她对贞贞的处境,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对贞贞周围那些冷漠的群众、愚昧的言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批判。
  1941年,丁玲还发表了小说《在医院中时》。小说写一个由国统区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陆萍在延安的经历。陆萍毕业于上海产科医院,像一切热血青年一样,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被分配到一所医院工作。医院管理混乱、不少医护人员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不懂护理知识。医院对病人也敷衍塞责,轻率地就给病人截肢。病房的卫生没人打扫,病人的苦痛没人过问。人们感兴趣的,倒是捕风捉影地制造谣言,传播绯闻。陆萍以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向领导呼吁,却被领导认为她是知识分子的骄傲自大,看不起工农出身的领导和同事,结果遭来更多的误解和批评,被扣上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帽子。最后陆萍身心俱疲地离开这所医院,学习去了。
  从这两篇小说,我们还可以看出,丁玲并没有放弃个性主义。更为关键的是,这两篇小说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区,对解放区的一些落后现象提出了批评,被认为是“暴露黑暗”。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9 07:01:05
  5、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和丁玲为首的“文抗派”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大批进步青年和文化人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中共中央根据形势需要,决定从国统区选调一些在文化学术方面有较高水平与成就的党员干部到延安工作,以加强文教战线的领导力量。1937年9月,李初梨、何干之、艾思奇、周立波及周扬夫妇等12人到达延安,受到热烈欢迎。
  周扬当时还不满30岁,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已经是一位崭露头角的文艺理论家,担任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局临时文委书记。他提出过“国防文学”口号,与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人开展激烈争论,犯过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受到鲁迅的尖锐批评,因此中央负责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知道周扬的大名。他到延安不久,毛泽东就找他谈话,了解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委任他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后来又让他担任鲁迅艺术学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和延安大学副校长。周扬在1942年2月开始后的整风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整风以前,周扬不但受毛泽东青睐,在鲁艺师生中也有较高的威望。他作风平易近人,同学找他谈话,他都热情接待,有时就在校园内边走边谈,周末和节日还和大家一道唱歌跳舞。他对职工不摆架子,碰到理发员炊事员常在一起聊天,对知识分子也很尊重,先后争取团结了100多名作家艺术家在鲁艺从事教学和创作,发挥他们的特长,取得显著的成绩。当年在美术系任教的华君武回忆说:“周扬同志不是一种‘左’得可怕的领导人,他不霸道,使人敢于向他反映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延安文艺界有派别之争与文艺思想的矛盾斗争。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以周扬为首,包括何其芳;一派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 “鲁艺”这一派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文抗”,又称“文协”,全称是“陕甘宁边区文艺抗敌协会”。由于观点有所不同,再加上宗派主义,两派作家之间存在着一些隔阂与矛盾。1941年,原来在上海的党员作家罗烽来到延安,他认为周扬在上海就搞宗派,在延安又“企图造成宗派大集团”,因此不愿到周扬领导下的鲁艺任教,要求组织上派他去文抗工作。他在那里办了一所培养业余文学爱好者的“星期文艺家园”,请文抗派的作家丁玲、萧军等人上课,这引起周扬的不满。文艺家园开学后不久,周扬碰到罗烽就说:“你这不是和我唱对台戏吗?”
  周扬与毛泽东接触较多,1941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还没有召开,毛泽东还没有发表《讲话》,但周扬已经意识到毛泽东是主张文艺应当歌颂光明的,因此,他于这年7月17日至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不指名地批评“文抗派”作家萧军等人的文艺观点,指出他们在延安“感觉写不出东西或者写得很少,主要是因为他们仍然走着老路,或者只看到‘太阳的黑点’,或者住在自己的窑洞里,被外面的生活甩在了后面,或者陷于自己人的圈子和新生活格格不入,甚至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萧军、舒群、罗烽、白朗与艾青等人不满,他们合作写了一篇文章对周扬反唇相讥,说他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却无端贬低其他人只知和首长闹平等争肉吃。萧军等人气愤地说:“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来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有马骑一样。”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当时周扬在文艺界的权威地位还没有树立,鲁艺圈子以外的文艺家尤其是“文抗派”的作家对他并不尊重,文艺思想也有分歧。所以周扬后来说,在延安时有5位作家写文章反对我。
  1957年反右斗争中,罗烽、白朗、艾青等人被定为右派。有一位来自鲁艺的著名作家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发言时说:“罗烽等5人在延安署名写文章反周扬,不只是反对周扬的问题,周扬的文章发表在党刊《解放日报》上,反周扬就是反党,反延安。”
  周扬当年为什么没有写反驳萧军等人的文章呢?可能是因为此时他正与凯丰、胡乔木等人协助毛泽东筹备召开文艺座谈会。
  1942年初毛泽东为了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他找鲁艺派的何其芳、陈荒煤、刘白羽,也找了另一派的萧军、艾青等人,分别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做到心中有数以后,便于5月2日召开了有100多人参加的文艺座谈会。会议首先由毛泽东致开幕词,讲完后建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萧军讲话内容很多,主要一点说作家是独立的,要有自由,如鲁迅当年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听了这样的意见,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忍不住了,起来反驳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毛泽东听了胡乔木的发言很高兴,会后就让胡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
  5月12日举行第二次大会,萧军发言仍坚持原来的观点,态度更加激烈。周扬站在党的立场上从理论高度加以反驳,强调鲁迅参加左联,是拥护共产党的。5月12日毛泽东在最后一次大会上作了总结,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艺工作必须服从党的一定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他一锤定音,使延安文艺界沸沸扬扬的争论从此平息下来。以周扬为首,主张歌颂光明的一派取得胜利,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得以顺利开展,每个文艺工作者都对照毛泽东的讲话检查自己文艺观点与思想感情上的毛病,交代历史上的问题。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9 15:52:36
  6、延安整风开始提倡批评领导
  6月,中共中央成立以毛泽东与康生为首的领导整风的总学委,下设4个分区学习委员会(简称分学委)。中直机关分学委由康生与李富春负责,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分学委由陈云负责,中央文委系统分学委由周扬负责,中央党校分学委由彭真负责。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当时还没有当上中央委员的周扬几乎与中央高层领导人并驾齐驱了。
  延安文艺界比较有名的人物当时分成两部分参加整风,一部分(如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林默涵和贺敬之等)在鲁艺整风,得到周扬保护,基本上未受冲击。另一部分人,大多是不属于鲁艺派的作家艺术家(如艾青、白朗、罗烽、吴伯萧、于黑丁与萧军夫妇等),他们被集中到中央党校三部参加整风与抢救运动。
  薄一波1996年写的回忆录中曾说:“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有的作家就在那里被整得灵魂出窍,死去活来。其间,周扬做了件好事:他在整风高潮期间,建议上级把少数作家暂时调出中央党校三部和鲁艺,住进设在桥儿沟西山的“创作之家”,要求他们在那里写出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好作品。得到上级同意后,周扬挑选了艾青夫妇、塞克夫妇、杨朔、高长虹等非党作家,还有刚从苏联回国的萧三。这些人在急风暴雨的审干抢救运动中受到保护,无不心存感激,其中有人果然写出了符合要求的作品,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方针政策。
  不过,周扬在整风中也做了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最突出的是他参与批判王实味的斗争,写的文章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负面影响非常深远。
  整风开始后,毛泽东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康生根据毛的部署作动员报告,强调发扬民主,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观点不立刻反驳,也不加以压制。于是从3月9日开始,《解放日报》陆续刊登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萧军的《论同志“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这些文章一刊出立刻轰动了延安,各单位的墙报也如雨后春笋般办了起来,登出广大年轻知识分子写的各种揭发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与“首长至上现象”的文章。
  在形形色色的文章中,影响最大、最有冲击力的还是3月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分两期发表的《野百合花》。他在文章中大胆揭露了延安生活中的阴影,反映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失望情绪,并对革命队伍中逐步出现、不断强化的等级制度与特权腐败现象表示严重的忧虑。王实味急切地向中央与全党呼吁,重振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光,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同志之间平等友爱互相尊重,使革命队伍充满永久性的动力。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0 06:53:56

  7、批判斗争王实味

  王实味的文章发表以后,在大多数知识分子中产生热烈反响,也引起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关注。毛泽东看过解放日报上刊登的《野百合花》以后,气愤地猛拍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随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报社作出深刻检查,后来又亲自到中央研究院去看《矢与的》墙报上的文章,边看边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反面教材”。“这回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于是召开高干会议进行研究。文艺界党员干部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周扬和丁玲二人。会上曹轶欧(康生的妻子)发言痛斥王实味与丁玲。
  毛泽东在总结时把丁与王区别开来,说丁玲同王实味不一样,丁玲的文章有建议,虽说也有批评,而王实味则是托派。毛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将延安知识分子中的“绝对平均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潮打下去。

  紧接着,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反王实味斗争在延安展开。原来支持或同情王实味意见的知识分子被运动的声势吓得不知所措,力求自保,纷纷转变立场,反戈一击,有的还强烈要求领导上惩办王实味。到6月份,王就被定了3项罪名:反党分子、托派和国民党探子和特务。1943年1月被关进社会部看守所,后来被秘密处决。直到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正式为他平反昭雪。
  当时延安如临大敌,所有党与非党干部都投入了反王实味的斗争,身为文艺界领导人的周扬当然也不能例外。6月18日,延安文艺界代表在文抗作家俱乐部集会批判王实味,周扬、丁玲主持会议。经过严肃认真讨论,与会者一致认定,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是文艺界的敌人。其根本思想是托派思想,其《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是他的错误思想的宣传,中央研究院和《解放日报》对他的错误思想的清算斗争是正确的。最后一致通过开除王实味文抗会籍。
  周扬以“延安文艺界”的名义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洋洋万言,《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事先经毛泽东审阅,被认为是“如何将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的范本”。
  若干年来,人们也确实把这篇文章当作文艺批评的“范本”来反复学习。其实,周扬的文章本身有很多毛病,表面上看是从文艺理论上进行批评,实际上是断章取义,不讲道理,任意歪曲对方的观点,然后再根据需要无限上纲。该文中指责“王实味的每篇文章,每句话,每个字的精神实质”都是“鼓动艺术的力量、青年的力量来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革命”;“他是一个暗藏的托派,只是想将问题引到错误解决的途径上去,引到托洛茨基的方向去”。事实证明,王实味不仅不是托派,不是特务,而且是一位信仰马列主义而又富于人道精神的理想主义者。周扬指责他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等等都是无中生有,强加在他头上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扬在这篇文章中首创一种专门用于大批判的语言、文风,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模式。此后若干年,每逢文艺界政治运动,他总是根据上面的意图,运用这个模式进行权威性总结,给被斗争对象下政治结论,置之于死地。他后来写的这些杀气腾腾的“总结”几乎就是当年批王文章的翻版或重复。不幸的是,在其影响下,中国不少文艺批评家和准批评家都从周扬那里学会了运用这种模式写大批判文章的本领,写出来的东西大同小异。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中姚文元批判周扬用的就是周扬去批王实味的套路。
  周扬认为王实味主张艺术“要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去防止黑暗的滋长”,这就是真真实实地为剥削阶级与黑暗势力服务,为反革命服务。周扬在他的文章中首创了光明与时代声音“淹没一切”的理论,要求文艺反映“本质真实”的理论。此后几十年,一部作品如果反映人民(尤其是领导干部)一些缺点,表现一些生活中的阴暗面,总有人跑出来根据上述理论指责作家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丑化人民,攻击干部,歪曲现实,有意识有目的地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最后再由组织上出面把这些作家定为“右派”、“反革命”,“反党分子”。所以《王实味传》的作者黄昌勇认为,“周扬文本”后来在一个相当时期的流行,给文艺界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也使许多文艺作品成为歌功颂德的装饰,使文艺界陷在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大洋之中。
  其实,王实味的文章不仅毫无恶意,而且正是为了革命事业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他批评了某些不合理不必要的等级制与部分干部对群众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反对特权腐败以及所谓“首长至上现象”,其出发点恰恰是为了防止腐败现象的蔓延与恶性发展。他认为,“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因此,王实味大声疾呼发扬民主,开展批评,要听听一般下层青年的“牢骚”,认真进行自我批评,通过艺术来“改造人的灵魂”。在他看来,这种思想启蒙是艺术家的重要使命,这不仅决定革命成功的持续,也关系革命事业的成败。
  有位学者说:“从探讨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角度来看,对《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的批判所造成的更大损失,是扼杀了一个宝贵的思想的萌芽。”其实,问题比这严重得多,王实味冤案是现代文字狱的开端,有人认为通过这种斗争方式可以实现“舆论一律”,把干部群众的思想行为都统一起来,因此把它当作治国的妙方,此后几十年就不断地如法炮制。殊不知斗争王实味甚至把他杀掉,其结果只是将各种不同观点意见都压了下去,从而堵塞了言路,窒息了民主空气,所谓让人民监督政府,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法宝”在很大程度成了空话、套话。一路发展下来,到1959年以后,权力进一步高度集中,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愈演愈烈,左倾思潮泛滥,最终导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现在回头看来,从30年代王实味个人的悲剧开始,到50年代“胡风反革命集团”与50多万“右派分子”的悲剧,再到60年代全民族的大悲剧,发展的轨迹非常清楚。而从周扬批斗王实味开始,几乎每次整风都整人。所以不少人认为周扬也是个悲剧人物,他走过的道路和一生的经验教训实在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1 07:03:51
  8、在“抢救失足者”中鲁艺揪出60多名“特务”

  整风转入审干、肃奸阶段以后,总学委布置各单位开展坦白运动、抢救失足者。6月19日毛泽东就审干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借王实味事件明确指示,要在干部中发现暗藏的托派、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并对审干的策略和方法作了具体部署。但过了几个月,各单位还没有挖出几个特务,引起毛泽东强烈不满,在10月19日的一次高干会议上痛斥对敌特破坏麻木不仁的自由主义。
  康生闻风而动,千方百计在西北公学的学员中“挖出”一个“特务”张克勤。
  此人原名樊大畏,时年19岁。1936年10月,他13岁时在西安参加中共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组织上派他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吸收入党,1939年调回延安,整风运动前在西北公学接受情报工作训练。他被康生选中,作为特务典型抛出来的直接原因是鲁艺有一份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鲁艺有个学生原是张克勤的朋友,一道从国统区来到延安,这位朋友在领导与积极分子的大力“帮助”下坦白交代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紧接着就揭发张克勤同伙。
  康生看了鲁艺送来的材料,喜出望外地说:“揭发本身就说明问题,为什么别人没被揭发,只揭发张克勤,而且揭发人又与他一起来延安的。”于是,在社会部正、副部长的直接领导下,西北公学审干领导小组的几位成员亲自提审张克勤。
  一开始,张还坚决否认自己是特务,经过三天三夜轮番“轰炸”,有人甚至威胁要干掉他,张的精神终于崩溃,决心争取坦白从宽,审讯者要什么,他就讲什么。
  第二天,趁热打铁,西北公学根据康生等人的指示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并邀请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参加,让张克勤现身说法。在会上,张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如何在兰州混进共产党,又如何受国民党派遣来延安搞特务活动,接着一口气交代了十几个暗藏在延安的“特务”,当然也包括在鲁艺学习、先前揭发他是“特务”的那位明友。从此张克勤成了坦白从宽的典型,改善他的伙食吃一碗面条,康生让他骑上高头大马戴上大红花到各单位去作报告,把整个延安的坦白运动和抢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战果“辉煌”,周扬领导的鲁艺当然也不例外。
  整风之初,周扬领导全校师生学习文件,写反省笔记,交代问题,投入反王实味的斗争。运动转入审干阶段后,他依靠积极分子对所有的师生员工排队摸底,清查可疑分子。1943年4月1日,社会部在延安各单位与周边地区进行大逮捕,总共抓了460多人。康生在圈定逮捕人员名单时手里拿着笔,一边同手下的工作人员谈,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社,这个是汉奸,叛徒,日特……有的工作人员反映,某人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楚。康生便说:“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了弄清问题。”鲁艺原已初步认定特务嫌疑人员29名,名单报康生,经过他批准,4月1日全部逮捕,送往边区保安处关押审讯。
  在此之前半个月,上级决定将鲁艺、新文学干部学校、民族学院与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校长仍由吴玉章兼任,周扬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5月18日,周扬在合并后的延大主持召开全校规模动员会,部署各单位分别召开坦白大会,让暗藏的各式各样的特务分子主动向党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几天后,延大所属4个单位都发现了不少特务嫌疑分子,鲁艺一举揪出了12名。5月21日,周扬主持“坦白”大会,会计科长蔡某等8人上台“坦白”,大会气氛十分紧张。从上午一直开到深夜11时左右,结束前周扬讲话要各部门一鼓作气,再开展3天突击“坦白”活动,来一个“坦白”检举大比赛。
  “大比赛”搞起来了,全院成立了许多规劝小组,按照组织布置,纷纷找嫌疑分子谈心,劝说他们坦白,早上劝,上午劝,夜深人静还在劝;今天劝,明天劝,后天还要不停劝。在密集性的劝说攻势下,3天之内有23人“坦白”“交代”了,连先前已经关押、已坦白的算在内,鲁艺总共有近60名“特务”。好在这个阶段运动进行还比较温和,没有使用捆绑等暴力手段。7月以后,抢救运动进入高潮,斗争形式多样化,暴力手段就司空见惯了。
  鲁艺的抢救运动虽然声势不小,比起中央党校三部等重灾区来,还不算那么过火,那么荒谬可怕。总学委的文件上要求“首长亲自动手”抓运动,有的单位领导人就动手打人刑讯逼供。绥德师范全校挖出230个特务,从教职工到中学生、小学生,十一二岁的都成了特务,还有个6岁的小特务上台坦白交代,西北公学在两年内关押500余人,其中480人被打成特务、叛徒和日特。有人问审讯能不能用刑罚,康生说:“不用刑,那怎么审?”因此不少单位采用饿饭、捆绑、吊打、老虎凳、压杠子、假枪毙等残暴手段进行肉体折磨。
  鲁艺主要是大会动员后小组劝说,疲劳战、车轮战,也有打耳光的,但似乎打得不那么狠毒,如对骆文就是打耳光,鼻子给打出了血,擦擦了事。所以鲁艺在整风中死的人不算多,连家属孩子在内一共大概五六个人,不到全院总人数的十三分之一,被抢救出来的“特务”约占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领导鲁艺运动的周扬副院长思想言行上有不少矛盾。骆文、李纳还有其他当事人都说他没有胡乱地整人,当然更没有打人,他还关心骆文的孩子,用被子替孩子盖好,还为李纳打听男朋友的情况,给她一些安慰与希望。这些虽然是小事,但在紧张的运动中能这样做也就不简单了,尤其是骆文当面表示不同意他说国统区进步青年中有许多特务,他没有发火也没有反驳,沉默片刻后把话题岔开了。所以骆文认为他心里有数,但不能不执行党的决定。从这些表现看,周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内心有矛盾,有良知。还有对青年的同情,与专门残忍整人害人的康生有所不同,与他手下那些要把骆文的孩子冻成肺炎的打手也有差别。
  但是周扬在公开场合的表现似乎又是另一副样子。他在大会上做动员报告时态度严峻;他发动检举坦白大比赛抓得很紧,利用积极分子3天之内就揪出20多个“特务”;他在大会上痛斥石泊夫的妻子带着孩子自杀是“对党怀着很大仇恨,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种逻辑不是周扬首创的,但出自周扬之口令人吃惊,因为他自称“一生都在坚持人道主义”。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2 08:17:09
  9、毛泽东说:周扬的长处就是听话
  在运动中是不能讲人道主义的,所谓“抢救”其实是从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诬蔑人、侮辱人、折磨人、威慑人,造成一种紧张气氛,使人产生恐惧感与负罪感。当时延安干部包括抗大与鲁艺等校学员共约3万人,据胡乔木回忆:1943年至1944年这一年清查出“特务”大约1.5万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有的单位比例更高,如军委三局200人有170人被关押或隔离审查)。
  后来,这些人除了自杀身亡与失踪的以外大部分都“解放”了。但是其中仍有一些人长期背着黑锅,如延安妇孺皆知的“特务”张克勤在1945年甄别时,康生坚决拒绝为他做结论,他只好戴着帽子到东北工作。直到1950年4月,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才作了“历史上没有问题”的结论。后来他担任过中共兰州大学党委书记、甘肃省政协常委。l986年他感伤地回忆说:“今年是我参加革命50周年,50年中一半时间挨整,1943年抢救开始就戴上‘特务’帽子,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又被康生点名,关了5年监狱。”
  比较起来,张克勤的命运不算太坏,抗日战争胜利后还有150名抢救出来的“重犯”关在(延安)看守所,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保卫部门把这些人带到山西兴县,因敌机轰炸,形势紧急,经康生批准把这些人在黄河边全部处决了。其中就有重点批判过的王实味,不过他是作为个案,由下面打报告请示,经过中央社会部部长特批,于当年7月1日秘密处死,死后被放进一口枯井中掩埋。
  毛泽东早就交代不要杀王实味,这些人没有请示毛就把王杀了。毛泽东知道后大发脾气,要求“还我一个王实味来”。其时,康生已离开社会部,原副部长、接任部长的李克农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表示由他承担主要责任并请求处分。毛泽东批示“有声明即够,不必议处”。
  1944年春,毛泽东因为抢救运动中有些过火的做法伤害了不少同志,多次在台上举手敬礼道歉。作为中央文委系统分学委负责人周扬态度又如何呢?骆文等人都说他态度比较好,而且谅解他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不得不执行党的决定”。
  当时不少党的高级干部(周恩来、陈云、王若飞、叶剑英等),对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感到忧虑和不满,任弼时曾两次向毛泽东提出“抢救”中的严重弊端,要求予以纠正。
  地位与周扬大致相等的蒋南翔冒着危险写了意见书呈送党中央,对运动提出批评(后来果然受了处分)。
  时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党团书记的谢觉哉老人,运动开始不久,就发现出了大问题,说:“反奸斗争被逼死的人,无法审查了,但其中未必有主要特务”。康生自恃手里有尚方宝剑,不把谢老放在眼里,当面指责他是“老右倾”、“包庇特务组织”,谢老不为所动,仍尽其可能保护自己所在单位的干部。
  同样令人敬佩的有另一位革命老人徐特立,他当时已67岁高龄,担任自然科学院院长,大概因为心慈手软不适合整风,组织上将他调回中宣部,不让他过问学院的运动,但他几乎每天步行几十里去自然科学院。有一天在路上碰到保卫机关一些人将学院一个怀孕的年轻女同志绑走了,徐老把自己的棉衣脱了下来,披在那位女同志身上。后来他质问学院审干抢救运动的负责人:“凭什么证据将一批批师生抓走?我是院长,我有责任,为什么不许我管?”他还亲自到窑洞看被关押的师生。有人说他“同情反革命”,也有人好心劝他要注意点,徐老说:“我是院长,我就是要保护人才。”
  周扬也是一院之长,但他是不可能像徐老谢老那样做的。毛泽东说过:周扬这个人的长处就是听话。整风是主席部署的运动,他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当然要听领袖的话,无条件地全力执行,不能有任何怀疑与自作主张的行动。从个人方面来说,周扬只有这样做才能保全自己。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3 06:05:40
  10、丁玲脱胎换骨革面洗心

  周扬后来说:在延安时期文人分成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周扬还透露,这两派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周扬和丁玲在“左联”时期就共过事。但是,在感情上,丁玲显然是偏向冯雪峰的。而冯雪峰与周扬是对头。这就为丁玲和周扬之间的争斗埋下了伏笔。
  1942年初,毛泽东发起延安整风运动,起初目标本来并不在文学,而是针对王明等人的政治斗争。但是,延安文人受到整风运动的鼓舞,打着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旗帜,大胆地揭露和批判延安社会的各种弊端。1942年3月间,《解放日报》《文艺》栏陆续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文章,在延安文坛掀起了一个针对延安的落后面与阴暗面的“杂文运动”。
  在杂文运动中,尤以丁玲和王实味最为引人注目。丁玲的《三八节有感》,针对延安存在的隐性歧视女性现象,提出了直率的批评。这篇散文还将笔锋指向了毛泽东的新婚夫人江青。文章说,“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听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个“她”就是江青。
  由于王明不在延安工作,那么延安出现的问题显然就不应该由王明而应该由毛泽东负责。这样,杂文运动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而不是王明,这是毛泽东难以忍受的。因此,整风运动很快把矛头对准了这些不了解政治斗争秘密的作家。
  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丁玲虽“罪证确凿”,但却小惊无险。丁玲在南京被监禁的经历,本来是极易被鸡蛋里也要寻出骨头的康生之流抓住把柄的,但因为毛泽东的话而使康生们无从措手。1940年,丁玲找毛泽东,要求审查她在南京的历史并做出书面结论,“毛主席听了丁玲的陈述,对她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于是丁玲找了陈云同志,对这一段历史作了详细的汇报写了书面的材料。经过中央组织部认真审查,给丁玲作了实事求是的正确的结论,认为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并且把这个书面结论放进了丁玲的档案。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几乎同时发表于《解放日报》副刊(丁文发表于1942年3月9日、王文分两次发表于3月13日和26日),两文都因对延安某种现状有所批评而为一些“老干部”所痛恨,在“抢救运动”中也是与《野百合花》齐名的“大毒草”。丁玲本来是主要批判对象,贺龙就曾激烈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但丁玲后来被毛泽东保住了,在一个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说:“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于是,延安整风的主要对象后来变成了王实味。
  倘没有毛泽东的这种表态,丁玲的这篇《“三八节”有感》、再加上南京三年颇为“暧昧”的被监禁,足以使她在“抢救运动”中不死也脱层皮。目睹了王实味以及许许多多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有过被捕经历的人,在“抢救运动”中被整得死去活来,丁玲吓出了一身冷汗,也由衷地感激毛泽东的救命之恩。在晚年回忆起此事时,丁玲仍由衷地说:“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激他老人家。”
  有毛泽东保护,谁还敢再难为丁玲?于是,丁玲转身投入批判王实味的斗争,洗脱了自己。
  延安整风使丁玲受到冲击。她自觉地全身心投入延安文艺整风运动,运动中她写了两本学习心得,一本封面的题目是《脱胎换骨》,另一本是《革面洗心》。遗憾的是这两个笔记本后来都丢失了。
  整风运动之后,丁玲心态大变,逐渐放弃个性主义。不久,丁玲写了歌颂合作社工作模范人物的小说《田保霖》,得到毛泽东的表扬。毛主席在一次高干会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丁玲听到之后,心中自然感激。但是丁玲后来说:“我以为我的《田宝霖》写的没有什么好,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明白,这是毛主席在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
  于是,丁玲到河北一个村子蹲点,参加土改运动,后来以此为生活基础,创作了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4 06:34:45
  11、周扬不同意出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952年3月,丁玲出版于1948年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艺奖金。这在当时,有点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诺贝尔奖了。丁玲把5万卢布的奖金全部捐赠给教育基金会。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具有争议性的小说。不仅在当时有争议,到现在也还有争议。在40年代,周扬等人从左的立场上腹诽这本小说。在80年代,这部小说又被认为是一部左的作品。有人认为:“那里面简直看不到丁玲自己独特的感受,只有那一个纯粹政治性的主题,而这样的主题是其他许多作家都已经写过,以后还有更多的作家将要来写的。如果说在《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里,我们还能感受到那个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独特的女作家,这部长篇小说却明白地宣告了这位女作家的彻底的消失,作为《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几乎完全丧失了她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包括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那些独特的禀赋。”
  怎样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一本复杂的小说。从整体上讲,这本小说是符合当时左的文学规范的。小说是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进行写作的。但是这本小说也有挑战规范的地方。
  首先表现在顾涌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丁玲后来说,写这个人物是有纠左的动机的。
  我们开始搞土改时根本就没什么富裕中农这一说,就是雇农、贫农、富农、地主。我们的确是把顾涌这一类人划成富农,甚至划成地主的。拿地的时候也竟是拿他的好地,有些做法也很左。表面上说是献地,实际上就是拿地,常常把好的都拿走了,明明知道留下的坏地不足以维持那一家子人的吃用,但是还是拿了,并且认为这就是阶级立场稳。在这样做的当中,我开始怀疑。有一天,我到一个村子去,我看见他们把一个实际上是富裕中农的地拿出来了,还让他上台讲话,那富裕中农没讲什么话,他一上台就把一条腰带解下来,这哪里还是什么带子,只是一些烂布条结成的,脚上穿着两只两样的鞋。他劳动了一辈子,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他往台上这一站,不必讲什么话,很多农民都会同情他,嫌我们做的太过了。我感觉出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不过当时不敢确定,一直闷在脑子里很苦闷。所以当我提起笔来写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从顾涌写起了,而且写他的历史比谁都清楚。我没敢给他订成分,只写他十四岁就给人家放羊,全家劳动,写出他对土地的渴望,写出来让读者去评论,我们对这种人应当怎么办?
  其次,还表现在黑妮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丁玲在不经意中表现了对作为地主侄女的黑妮的命运的某种关注。
  丁玲这样讲述塑造黑妮这一人物形象的动机:“我在土改的时候,有一天我看到从地主家的门里走出一个女孩子,长的很漂亮。她是地主的亲戚,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觉得那眼光表现出很复杂的感情。只这么一闪,我脑子忽然就有了一个人物。”丁玲还说:“马上我的感情就赋予了这个人物,觉得这个人物是应当有别于地主的。”
  在黑妮形象的塑造上,丁玲内心深处的女性解放的追求又浮现出来了。黑妮是一个敢于追求自己的爱、自己的幸福的姑娘。她爱上了家里的长工程仁,就不顾门第、不顾一切地大胆爱着。这爱情被钱文贵发现后自然遭到反对,为拆开这一对恋人,钱文贵辞退了程仁。但这并不能破坏黑妮心中的爱。她偷偷地将鞋袜送给程仁,悄悄地与程仁约会。她对程仁说:“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咱一个亲人也没有,就只有你啊!你要没良心,咱就只好当姑子去。”当面表示了非程仁不嫁的决心。黑妮尽管是一个农村姑娘,她身上却有着莎菲的基因。
  应该说,周扬对这本小说的腹诽确实很敏锐,他看出了这本小说的异端之处。可惜的是,八十年代的批评家反而没有看出这两点。
  在这本小说中,丁玲独特地感受和展现了农村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写了土改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特别是写农会主任程仁的心理,写他的苦恼和彷徨,贴切而细腻。
  丁玲后来在回答“写好一部作品何者最重要”时,指出:“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来,就是要钻到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故事,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兴趣。”丁玲小说最受左的批评所訾议之处就是写出人物内心的多重性,而她的小说最经得起时间考验之处,也就是写出人物内心的多重性。
  这部小说的出版颇有波折。丁玲首先将稿子送给周扬审查,周扬看了稿子后,认为小说有原则问题而不同意出版。周扬还和彭真讲:“这本书里表现了富农路线。”在一次晋察冀土改工作会议上,彭真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丁玲。他说:“我们的作家有没有地富思想啊?我看作家也有地富思想嘛。写雇农家里如何如何脏,地主家的女儿怎么怎么漂亮。”丁玲觉得这是在批评自己,对周扬产生了意见。她认为,彭真未必读了小说的手稿,很可能是听了周扬的一面之词。后来丁玲又将稿子送给胡乔木看,胡乔木很欣赏。萧三看了这本小说,也说好。于是,这本小说才得以出版。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1951年得到了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周扬在做报告又说这本小说好,这让丁玲很看不起周扬,私下说周扬长着一张做报告的脸。两人的矛盾也在积累和酝酿。
  丁玲当年的秘书张凤珠曾说:“从内心里,她瞧不起行政工作,瞧不起周扬。她认为只有作品才能说明一个人,而且作用是长久的。所以,她与周扬去苏联开会,高莽一路给他们当翻译,高莽会画画,就给他们画像。她说高莽画的周扬不像。意思是周扬没有画上的那么好。到了苏联,爱伦堡请客,名单上没有周扬。大概爱伦堡认为周扬不是作家,只是共产党的官员。但周扬是代表团团长啊,丁玲给爱伦堡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希望他们注意到这个问题。那边说商量一下,后来回电话说:爱伦堡睡觉了。实际上就是拒绝再更改了。这是丁玲回来讲给我们听的。她告诉我这些,说明她是瞧不起周扬的。丁玲还讲,他们在苏联一起走时,周扬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就说,她很像周密(周扬的女儿),又看到一个长得挺丑的孩子,就说像蒋祖慧(丁玲的女儿)。丁玲当然不高兴了。你说,就这种极小细节,都很在意。可见他们的矛盾太深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4 19:21:16
  12、进京之初当上了文艺界高官

  全国解放之初的那几年,是丁玲一生中“官运亨通”的几年,如果把职务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称为“事业”的话,那么,那几年是她一生中事业的巅峰。
  1948年11月,丁玲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赴布达佩斯出席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到莫斯科参观访问并会见法捷耶夫;1949年4月,丁玲随中国和平代表团赴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会后访苏,10月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典。
  她是1949年6月初,从居住地沈阳来到北平的。1936年初夏,她从南京独自悄悄来到北平,寻找党的关系,从那时算起,阔别这座城市已有十多年了。旧地重游,引起她许多遥远的回忆。她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那是一座精致的四合院,她的邻居有萧三甘露夫妇、柯仲平、沙可夫等,都是老朋友,长久不见,十分亲热,彼此述说些这几年的情况,他们都问到丁玲的丈夫陈明。沙可夫是文代大会筹委会的秘书长,他说,陈明可以作为特邀代表来参加文代大会!
  林伯渠也来看丁玲,他们有一点远房的亲戚关系,丁玲十分喜爱这位老人,多次在书信和日记里称他“可爱”。她也抽空去看了老友沈从文,二十年代在北平时,沈从文是她和胡也频非常亲近的朋友,那时他们三人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前途无着,生活窘迫,一起共过患难的,一篇小稿,两块钱稿费,都能带来极大的惊喜。
  她还去香山见了毛泽东,他忙得很,马上就要领导整个国家了,没有时间长谈,他劝丁玲去读书学习,可是丁玲实在不想进学校了。走出双清别墅,从香山下来,丁玲看到一道道严密的安全警卫,不由惆怅地想:百废待兴,政务繁忙,以后再想见他,怕是越来越难了!但是毛泽东没有忘记她,两年后的夏天,在游览颐和园时,又专门顺道去看望她。甘露的《毛泽东与丁玲》这样写道:“1951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带着孩子去颐和园,探望住在颐和园云松巢的丁玲、陈明同志。下午三时左右,一位警卫员同志跑上山来,问丁玲是否住在这里,并说‘有一位首长要来看丁玲同志’。我们想不出是哪位首长要来。------过了一会,只见罗瑞卿同志陪着毛主席来了。毛主席踏着山坡拾级而上有点气喘,穿的黄绸衬衫都被汗湿透了------丁玲迎上去拉着毛主席的手在廊前的木椅上坐下来。------毛主席、罗瑞卿等同志和丁玲同志边吃西瓜边聊天,互相问候,------休息了一会,警卫员来说游船准备好了。丁玲才依依不舍地送别------”不知这是否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与丁玲交谈。
  丁玲喜欢北平,但她并没有打算在此久居。来之前她就和东北局宣传部的李卓然部长、刘芝明副部长说好了,开完文代会就回东北去,到鞍钢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准备创作,因此这次来北平,连党的组织关系都没有带。她已经有了一部农村题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还要再写一部工业题材的大作品,因为党的工作重心正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战争转向建设。一年前在西柏坡毛泽东就对她说过:你在农村有了十二年,再拿八年去城市,了解工业。她一直牢记着这些话。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开幕,9日,丁玲作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书面发言。大会闭幕时,她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文联常委。7月23日,在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简称“全国文协”)成立大会上,她又和柯仲平一起,当选为文协的副主席。主席是茅盾。
  当时,新中国成立在即,崭新的国家政权,迫切需要一大批精兵强将,各个部门都在物色人才挑选干部,筹组机构搭建班子。文学战线同样如此。丁玲进了京城便身不由己,她是来得去不得了。
  党选择了丁玲。于是,一心想要回东北去搞创作的丁玲,就变成了留居京城管行政的丁玲,文学作家丁玲就变成了文化官员丁玲。陈明随后也来到北平,他们的家就安在了东总布胡同22号文协机关院内,1951年春天又搬至多福巷16号的四合院。
  党中央委以重任,两三年间,丁玲可谓“官运亨通”,头衔一增再增,而且全都分量十足:1949年9月,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出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1950年春,任全国文协常务副主席,主持文协日常工作;7月,被中央任命为中国文协党组组长,相当于后来的作协党组书记。1951年1月,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春天,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11月,参加领导全国文艺界整风学习。1952年4月,接替艾青任《人民文学》副主编。那时,《文艺报》是全国最权威的文学批评刊物,《人民文学》是最权威的文学创作刊物,文学研究所是多少青年引颈向往的“作家摇篮”,中宣部文艺处则相当于现在的文艺局。诸多要职集于一身,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丁玲可以称得上文学界最红的人,是极少有人可以相比的高级别领导人。
  她的影响和声望,甚至超过了周扬。
  不过,丁玲在建国后一段时间内,文艺思想有时表现也很“左”。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就表现了这一点。
  但是,丁玲也曾私下表达对当时的文学规范的不满,她说:“我们现在就怕写落后,就只能写新人物,写英雄品质,他们不知道这种英雄品质是如何来的,如何经过斗争才能成熟,因此一切都成了概念化。”她还批评当时的创作:“不是废话连篇,就是干干巴巴,板着脸死说教,都是气不足,都想纸扎的花,其中没有水分,没有活气。”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5 06:58:29
  1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

  1952年2月末,丁玲与曹禺受中国文联和全国文协的委派,去苏联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这已经是她第四次访问苏联。
  他们两人2月27日早七时乘飞机离京,途中在苏联的伊尔库茨克和鄂木斯克两地停留过夜,29日下午二时抵达莫斯科,住进萨伏依饭店。3月2日下午,他们参加了果戈理铜像揭幕典礼,3日上午拜谒了果戈理墓,4日晚上,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丁玲代表中国文艺界作了《果戈里——进步人类所珍贵的文化巨人》的发言。这些,就是纪念活动的主要议程。其余时间,他们白天去参观博物馆,徜徉于高尔基、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等名人的珍贵手稿和照片之间,晚上则是丰富的文艺活动,去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观看《蝴蝶夫人》、《浮士德》、《泪泉》等歌剧、话剧和芭蕾舞,还看了一场莫斯科讽刺剧院根据王实甫原作改编的《西厢记》。闲暇时,丁玲常去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找张闻天大使聊天,他们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1931年胡也频在上海遇难后,丁玲向地下党领导人冯雪峰、潘汉年提出要求去江西中央苏区。过了几天,刚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宣部长张闻天在兆丰公园约见她,叫她等候消息。但最后的决定,还是要丁玲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这次来苏联,丁玲还从国内给张闻天带了些橘子。他们一起谈些往事,谈些共同认识的熟人,谈些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四十年代的延安,谈些丁玲前几次访苏的故事,大使称赞了丁玲写的那些访苏散文,说里面表现了国际主义的精神。
  3月13日晚上,电台广播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将斯大林文艺奖金授予1951年度文学艺术方面有卓越成绩者的决定,中国共有三部作品获奖: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二等奖,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获二等奖,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三等奖。这既是苏联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界的极大鼓励,也是苏联政府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友好表示。这是新中国的文学作品第一次在国外获奖,因而意义非凡。
  第二天清晨,我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戈宝权就打来电话向丁玲表示祝贺,接着曹禺、兰斯科依、蒙古作家丹京司龙也来祝贺。丁玲又一次被邀请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做了两分钟的广播讲话。她在接受苏联记者采访时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苏联被译出后,印了50万普及本,陆续得到各方面来的鼓励,现在更承苏联部长会议宣布授予斯大林奖金。这个光荣是给中国所有作家和中国人民的。这是对全体中国人民和作家的鼓励。”
  4月,丁玲回到北京。6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丁玲、贺敬之、丁毅、周立波颁发了斯大林文艺奖金。第二天,全国文联举行庆祝会,丁玲在会上宣布,将所获的全部奖金五万卢布捐赠给全国妇联儿童福利委员会。
  丁玲更加“红”起来了,报告会聚餐会各种社会活动的请柬不断,有时一天通讯员就送来两三份,丁玲无暇参加,大部分都推辞掉了。公务员夏更起看着那些烫了金字的请柬实在漂亮,就收藏起来,攒了厚厚一摞。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奖,是丁玲一生文学创作的高峰,也是她作为一个文学家获得的最高荣誉,它给丁玲带来了证书、奖金和巨大的声望,她成了真正的文化名人,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一阵营在当时有12个国家之多。这一个荣誉的影响程度和范围所及,超过了丁玲头上所有那些个官衔的总和。
  很可能就是从那时起她下了决心:从官场上脱身,下到生活中去,回到书房里去,摆脱仕途,重走文学创作之路。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奖,就决定了丁玲此后的生活道路,决定了她的后半生。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5 17:33:38
  14、一步“臭棋”——辞官不做专写书
  1953年某天,丁玲到小羊宜宾胡同三号《人民文学》编辑部来和大家聊天时,有人问她今后的创作计划,她说,一个作家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写作,不写作品还叫什么作家?
  丁玲写给乔木一封信,是希望能卸掉职务,让她搞创作去。她信里一句话说,50岁对女同志是一个痛苦的年龄。”
  就性情而言,丁玲是一个不愿当官只想写作,不爱管人管事,只爱自由自在的人。更何况丁玲的官当得并不十分如意。1979年11月,她在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回忆起当年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时的情形说:“我到文艺处去是乔木同志跟我谈了三次话。我说,我不是这个材料,还是让我搞创作吧,乔木同志也讲,支持你搞创作,知道你不是做工作的人,但是现在没办法,你要来做一个时期。我去了,在那里‘混’了二年多,没有做什么工作。我在那里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嘛!严文井同志可以证明嘛!乔木同志说,给丁玲一个办公桌,弄间房子,让她每天来办公。但没有人给我弄桌子,也没有人给我弄房子。我每次去,不是在林默涵的办公桌边坐一会儿,就是在严文井的房子坐一会儿,就这么混了一年多。”
  当时的中宣部在中南海里办公,文艺处只有丁玲、林默涵和严文井三个人。她感觉很累。后来她回忆那时的情况说:“我个人缺少工作经验,那时,又兼负责文学研究所、《文艺报》的具体工作,《人民文学》也改由我去主编,我曾请求乔木同志只管文艺处,其余工作另找人,乔木同志答应找着人了再说。因此,那时我的担子很重。工作复杂,感到难于应付,正处于焦头烂额之时”。
  官不好当,创作却受到影响,1951年6月出版的散文特写集《欧行散记》,共收入18篇文章,前八篇,她在沈阳只用了三个月,后十篇,她在北京断断续续写了一年。
  1956年8月,丁玲在检讨书中检讨自己那一段的工作说:“我一方面感到自己的力不胜任,一方面又由于有创作的矛盾,常却于负责,自居于领导之外。特别当工作遇到复杂、困难,不顺利的时候(这在工作中,在生活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不懂得依靠领导,依靠组织,不善于取得组织的帮助,也不追求去懂得这些;又不能任劳任怨,坚持工作,而是怕麻烦,怕复杂,怕斗争,怕挨批评,怕犯错误,反觉得自己不被了解,有委屈,而产生退缩情绪,逃避现实,有专搞创作去的想法。我对自己这个弱点和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总以‘我是专搞创作的,工作太不适宜,只要能离开工作岗位,或不至有大影响的’这些看法来原谅自己”。
  丁玲写文章可以,讲话做报告可以,管人管事管行政却未必那么“可以”。她不大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她缺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愿意去学习掌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那些个素质。穷其一生,丁玲始终是一个文化人,是一个作家,她是写文章的好手,却始终不是当官的好材料。她的兴趣在写作上,特长也在写作上,她很清楚自己适合干什么,不适合干什么,她有自知之明。
  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之后,她对自己的创作实力更加自信,再写出一部成功作品的心情也更加急切。1952年8月4日,她给正在朝鲜战场上体验生活的徐光耀写信说:“因为你发表过一本书,你就有读者,你的读者和朋友就要求你跟着写第二本更好的书。”这也是她自己的心声。后来,这成了她的一个罪名:宣扬“一本书主义”。
  丁玲看重的不是高官,而是作品,她认为作品更能说明一个人,而且作用是长久的,只要有了作品,就谁也打不倒。
  但是要专心写作,必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她身兼多项要职,隐身而退实非易事。恰在此时,她有了一个可以名正言顺退下来的理由:她的腰疼病加重,坐着站不起来,站着坐不下去,医生经过检查,诊断为三节腰椎增生,9月,丁玲住进北京医院治疗。
  丁玲那时候腰疼,坐汽车要么进不去,进去了就爬不出来,站不起来。冯牧说,丁玲开会的时候是“坐立不安”。
  腰疼是老毛病了,1946年冬天,她在河北阜平县抬头湾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腰就疼得厉害,去区党委走二里来地都困难,白天把腰贴在火炉壁上烫着,夜晚要靠热水袋敷着才能入睡。她是忍着病痛完成长篇创作的。
  这一次犯病更加厉害。10月,她写了一纸报告,请求辞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全国文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副主编等几个职务。把报告递交上去,她就去了旅大疗养。在疗养期间,她接到胡乔木副部长的通知,同意她的意见,免去她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全国文协党组书记职务。
  丁玲专心从事文学写作的决心已定,组织上同意了她的请求,把她担负的领导职务一个一个卸下。在1953年8月7日出版的《人民文学》七、八月号合刊上,丁玲不再担任副主编一职,茅盾也不再担任主编,新的主编是邵荃麟,副主编是严文井,何其芳、沙汀、胡风、袁水拍、张天翼、葛洛等则做了编委。
  这时,中央文学研究所也有了变化。1952年早春,由于中国科学院也设立了一个文学研究所,中宣部决定,中央文学研究所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
  胡乔木的意见是,文学讲习所应该压缩编制,抽出一些干部去搞创作和普及工作。丁玲服从了这个决定,起草了改组方案。夏天,文讲所第一期学员结业。9月第二期开学时,文讲所改由田间、康濯负责,丁玲不再担任所长,只负责辅导玛拉沁夫、李涌、谷峪、羽扬等几个学员,当个“客座教授”。
  1953年9月23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丁玲以《到群众中去落户》为题,做了大会发言。她说她只想讲一个在目前创作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深入生活的问题,因为“许多人对于深入生活这一最主要的原则发生动摇。”她举了杨朔新写的抗美援朝题材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作例子,说许多人认为这本书的主要缺点是结构问题,“我以为《三千里江山》的缺点,还是由于生活不够”,书中所表现的生活,很多是表面的东西。丁玲发言末尾的一句话是:“我更悄悄地告诉你们,我还有一点雄心,我还想写出一本好书,请你们也给我以鞭策。”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9月25日,全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决定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选出新的领导班子:主席茅盾,副主席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10月,中央任命了中国作协第二届党组,周扬为书记,邵荃麟为副书记。
  至此,丁玲只剩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这两个职务,除了在北京时偶尔参加一些会议外,她一般不负责具体工作,真个是无官一身轻,可以专心从事创作了
  丁玲想一心写书,就辞官不做。这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选择,是她人生道路上走了一步“臭棋”。一则,当时文艺界急需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需要她这样老资格的人来主持工作,可是她偏偏不想工作,一心想干自己的事情——写书。这一定会引起上面不高兴;再则,在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芸芸众生中,文艺界一些趋炎附势者就认为丁玲被解职,是失宠,是上边不喜欢她了,她失去了靠山。因此在后来,就借运动之机对她栽赃陷害,有恃无恐。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6 06:44:51
  15、周扬连给丁玲两封亲切的信,丁玲竟然没有理他

  1952年10月22日,丁玲由陈明陪同,住入旅大市岭前桃源台卧龙街22号,开始了在旅大的疗养生活。此前,陈明一直在大连创作电影剧本《海港生涯》。
  疗养的日子是轻松而悠闲的,有几位老熟人也在旅大疗养,所以她不感觉孤单。
  1953年的春节来得晚,阳历的2月14日才是正月初一。
  春节前,丁玲收到周扬的一封来信。
  “丁玲同志:去年接了你的信,以为你不久即可回来,就没有立刻回你的信,后来又听说你的病仍未痊愈,一时还不能回来,天天想着给你写信,因循至今,也许这封信到时你已离开大连了。日子过的多快呵!”
  “中央已决定调刘芝明同志来文化部工作,他来了可以负主要行政责任,我可以腾出时间来做些研究作品的工作,希望你快好,快回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文协工作搞出一点明(名)堂来。其他协会也需要跟着加强,我们正在考虑干部的重新调配,没有干部什么也谈不到的。《六号门》第一次和你们一起看部分样片时觉得很满意,第二次看完成片,我感觉缺点很多,几乎有些感觉失望,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第三次看修改了的完成片,仍然满意了,我很高兴。这片子比《葡萄熟了》要好得多。听说陈明同志最近身体亦不好,甚念。电影局计划会同文协在本月内召开电影创作会议,希望你和陈明同志能赶回参加主持。
  “前信提及祖慧学习的事,我一直放在心上,我和巍峙同志也谈过,希望他注意。这自然不只是她个人的问题,现在我们整个的艺术教育(特别像舞蹈这类部门)可以说还没有上轨道。我本来想找祖慧谈谈,详细问问她学习情况的,但她已下去学习和考察民间舞蹈去了(各地正进行民间艺术会演,听说很有些好的节目)。”
  写信的日期是二月二日。信写得很亲切。不光问候了丁玲的身体,介绍了家里的工作,还谈到陈明改编创作的电影《六号门》,谈到丁玲女儿蒋祖慧想要去苏联留学的事情,既有公务,也谈家事,像是两个十分熟识的老朋友之间的谈话。但是丁玲没有给周扬回信,而是给另一位副部长胡乔木写信,汇报了治疗情况,并提出想转去鞍山附近的汤岗子疗养院,那里的温泉,据说治疗腰痛效果很好。
  胡乔木的回信还没有到,周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这封信写于2月16日,正月初三。
  “丁玲同志:前寄一信,想已收到。昨见你给乔木同志的信,知你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你想到汤岗温泉去治疗一下,我完全赞成。此间工作,虽急待你回来,但还是先把身体搞好了再说,这是急不得的,你安心地休养吧。
  “中央已决定调刘芝明同志来文化部,荃麟同志到文协,这样工作一定可以加强。我以后也可以多有点时间放在文协工作上。我这两三年来工作得相当苦,痛感自己在理论上和工作方法上的进步之小,始终没有能脱出被动的、忙乱的状态。但我有决心一定要好好地整顿自己一下,我这人别的好处也许不多,但有一点自信是好处的,是在工作中从来不消极或畏难。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很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希望你快快好,早点回工作岗位,不管是创作或组织工作。但是你自己还是不要急。”
  信依然写得亲切,并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央决定调邵荃麟到文协工作,他原来是中宣部教育处长,既然是中央安排的干部,肯定是担任主要领导,这样就填补了丁玲离去的空缺。从这两封信看,周扬仍然对丁玲寄以希望,希望能尽快回来帮他开创局面。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周扬是很看重丁玲的。1949年把丁玲留在北京领导中国文协的工作,是周扬的坚持,一年前,1948年初夏,周扬担任华北局宣传部长时,就曾极力劝说丁玲来华北局领导文艺工作委员会,在拟定的萧三、沙可夫、陈荒煤、赵树理等几名文工委领导成员中,要丁玲负主责。丁玲自己也在日记中说:“我知道他的确愿意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他知道我这人还有些原则性,在许多老的文艺干部之中,他比较愿用我”。(1948年6月14日日记)
  周扬在1951年12月一次谈话中说:“丁玲有很大的进步,这两年来工作很积极,接受新事物强,社会知识多,识大体,有分寸,工作努力。”而丁玲也很看重周扬对她的表扬,蒋祖林回忆说,1952年初秋的一天中午,丁玲下班回来满面春风,把手提包往沙发上一扔高兴地说:“我今天在会上又受到表扬啦!周扬同志说我工作有成绩,党性强。”
  丁玲不知道,周扬之所以对她“亲切”、“看重”,是因为毛泽东对她的关心和赏识。其实,周扬也一直念念不忘丁玲“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
  那么,丁玲为什么绕开周而致信胡呢?
  那时的中宣部,周扬是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胡乔木是常务副部长,部长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兼任。本来解放以后中宣部部长一直是陆定一,但是在1952到1954年的一段时间内,陆定一降为副部长,内中原由不得而知。习仲勋对中宣部工作中途接手,不愿多管,所以很多事情是常务副部长胡乔木说了算。胡乔木和周扬有矛盾,在胡乔木掌管宣传部的时代,周扬根本吃不开。林默涵曾说:“乔木和周扬的关系是客客气气,不是特别亲切。”胡乔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非常有分寸,显得谨言慎行,不像周扬那样锋芒直露。
  就丁玲当时与周、胡二人的关系言,她与周扬更熟悉,但可能在感情上与胡更贴近。几年前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问题上,周扬消极,乔木积极,如果没有乔木很可能书就一时出不来,而调丁玲到中宣部文艺处,也是乔木的主意,他用丁玲接替了周扬。胡乔木找丁玲谈话,说周扬不行,要她来当处长,丁玲回家和丈夫陈明商量,当不当?陈明说乔木都这样说了,你就勉为其难吧!
  曾经担任过胡乔木秘书的郑惠说:“乔木平时跟我谈话中,表示过对周扬的不满,觉得周扬对丁玲是不公平的。当年丁玲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让陈伯达和胡乔木看,他们都认为不错,但周扬就有微词。”
  讲到胡、周、丁三人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审视1951年,那是很微妙的一年。那一年的春天,丁玲由常务副部长胡乔木调来中宣部,接替周扬出任文艺处长;而周扬却在那一年连续遭遇两件“倒霉”的事情:一件是年初的批判《武训传》,一件是年底的文艺整风。这两件事都是通天的,一件是毛泽东直接发动,一件是毛泽东亲自过问。周扬在这两次运动中都犯了“错误”,走了“麦城”。
  周扬作为主管文艺的高层领导,参与了《武训传》的审查通过,因而对这部影片的隆重公映负有责任。5月15日他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到《武训传》和另一部影片《荣誉属于谁》说:“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因为这两个电影我自己也看过也审查过,但是,没有看出它的错误,没有加以注意就通过了,结果主席就看出来了。”他在分析了两部影片的错误后说:“那就是胡乔木同志讲的,那实在是到了一个不能忍受的程度。”他还称赞了《文艺报》上发表的批评文章。
  6月下旬,夏衍出国访问回到北京,第二天周扬就急忙去找他,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批判《武训传》的事知道了吧?还说他已经作了检讨,要夏衍也赶快写检讨,周扬显然很紧张了。
  8月8日,周扬批判《武训传》的长篇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说看了这部影片后,“没有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这是一句自我检讨,而且是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检讨。后来在1957年9月,周扬在中国作协反右派斗争总结大会上做报告时,一开头还讲了这样的话:我也有错误嘛,不就是没有看出《武训传》的问题嘛!
  调丁玲来中宣部接替周扬做文艺处长,很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武训传》:一个有功,一个有过。
  也是在1951年,年末,由胡乔木主持,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这是丁玲担任中宣部文艺处长后,参与的第一项重大工作。这次整风对于后来周扬和丁玲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周扬感觉到,丁玲已经对他构成一种威胁,她和胡乔木站在一起,成为胡乔木的有力对手,甚至危及到了他周扬的地位。
  周扬连给丁玲写了两封信,写了那么多亲切关心的话,而丁玲却没理周扬,反而绕开周扬给胡乔木写信汇报情况。她对周扬的冷淡、不屑之情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周扬能不生气吗?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7 07:27:49
  16、《在严寒的日子里》
  周扬喜欢做官,走了“仕途”。丁玲却不想照周扬的路子走,她要写出一本好书来,这本书的分量应该超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因为她已经站在了很高的台阶之上。题材对于一本书的成功至关重要,写什么呢?丁玲在考虑。来北京之前,她曾经打算深入工厂,去写工业,但工业对于她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而且包含着较多的科学技术因素,要真正深入进去是很困难的。恰在此时,一团火花一闪,就像冥冥之中灵光一现,让丁玲一下子就捕捉到了灵感。
  她收到一本1953年10月号《人民画报》,上面刊登了记者宋学广拍摄的反映温泉屯变化的一组照片,那些照片一下子就激发起她对当年土改工作的回忆,对一些乡亲和战友的回忆,温泉屯的变化使她异常兴奋、惊喜!她立刻和宋学广联系,约他到家里来吃晚饭,并拿起笔,给温泉屯的屯主任、当年土改时的积极分子曹裕明写了一封信。她在信里说:“我把许多照片看了又看,那不是七年前我走过的一些地方——桑干河边温泉屯一带的风景、生活、人物吗?这些照片引起我许多说也说不清的感情。……多么依旧的景物呵!那河流急湍地流着,那胶皮毂辘车,那河滩地,那高粱地,那羊群,那果树园,那丰收的葫芦冰和葡萄呵……而且,还有了熟人哪!我一看照片,我就笑了起来。那不就是曹裕明?他还没有变样子,还是那个样,更使人快乐的是,他竟有了那么大的孩子了!你记得么,我们曾经向你说着玩,希望你请我们吃了结婚酒才走。后来到底也没有吃上。”
  丁玲心中怦然一动:何不就续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写护地队的故事!这也是她心中的一个夙愿,一笔旧账,是一本早就列在计划之中的小说。
  1946年底她开始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时候,最初的计划是分三个阶段写,第一段是斗争,第二段是分土地,第三段是参军。但最后的成书,她只写了第一阶段,即闹斗争这一部分。她在1948年6月为此书写的前言中说:“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一些沦陷后桑干河一带护地队斗争的材料,是很生动的材料。……我幻想再回到那里去,接着写小说的第二部,因此在写的当中,常常便想留些伏笔。”
  丁玲手头积累了许多护地队斗争的生动材料,一直觉得如果弃置不用实在可惜,所以一直想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续篇。
  从宋学广拍摄的一组照片,从写给曹裕明的一封信,丁玲回忆起温泉屯那一段难忘的生活,回忆起当年让她牵肠挂肚的护地队,她决定了:就写一部反映护地队斗争的小说,小说的名字叫做《在严寒的日子里》。她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生活,寻访更多的素材,于是,她重回温泉屯,重访桑干河,看望当年结下深厚情谊的乡亲们。此外,她还到热火朝天的京郊官厅水库工地上去体验生活,那里正是去涿鹿县的必经之地,而且水库的重要水源之一便是桑干河。
  1953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的第三版上,登载了丁玲的新作《粮秣主任——官厅水库散记之一》,作品后来又发表于12月7日出版的《人民文学》12月号上。这篇不到九千字的小文,对于丁玲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是解放以后丁玲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在此之前,丁玲虽然也不断有新作面世,但那些文章要么是序跋,要么是报告或讲话,要么是应景之作,也有一些访苏散文,但那只是公务活动的副产品,而非深入生活的结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因此可以说,《粮秣主任》是官员丁玲回归到作家丁玲的第一个标志。
  转过年来的3月,在北京城里依然春寒料峭,而江南却已是莺飞草长的季节里,丁玲和陈明一起,怀着一种“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喜悦心情,去湖北湖南参观访问。这是她自1931年3月,在胡也频遇难后把幼子祖林送回老家以后,第一次回故乡。时间跨度是23年。
  回到北京之后,她又到河北涿鹿县的温泉屯等几个村子去采访,继续搜集解放战争时期护地队斗争的材料。6月29日上午,丁玲去文学讲习所讲课,她选的题目是:创作要有雄厚的生活资本。这正是她在那些日子里充分准备的一个总结。丁玲感到她心中的那部作品已经雏形渐现,她准备动笔了。于是,她与陈明开始做再一次出门的准备。
  初夏,丁玲和丈夫陈明来到黄山,住到紫云别墅。丁玲分外喜欢这里的凉爽,她给祖林、祖慧和康濯各写了一封信,告知离京这几日的行程和自己的住址,然后静下心来,开始她的写作。那年夏天黄山雨水极多,几乎日日有雨,丁玲在哗哗雨声中,以每日两三千字的速度,开始了《在严寒的日子里》。
  丁玲的宿处是后海狮子岭,她十分喜爱那里的景色。画家刘海粟夫妇,也住在那里写生。丁玲看他们每天只带一点罐头,早出晚归,一出去就是一整天,心生敬意,便把刘开渠寄来的火腿送给他们一些。刘海粟收下火腿,又回赠罐头,投桃报李。彼此过去并不熟悉,这几日相处甚洽,分别时刘海粟留下家里电话,要丁玲回京途经上海时一定住几天,他要找位大夫为她医治腰疼。在那个夏天,丁玲一共写出开头的五万字。
  8月19日,在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出山东省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有茅盾和丁玲。9月15日至29日,丁玲回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她就宪法草案发表的意见,登载在9月19日《人民日报》上。
  也是在9月,还发生了一件小事,这件事在当时并没引起她多大重视,但日后却成为她的一大罪状。民主德国一个作家代表团到文学讲习所访问,秘书长田间提出挂一些中国作家的照片,其中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和丁玲。丁玲从秘书张凤珠那里得知此事后,立刻要她通知田间把自己的照片取下来,并且说,只能挂鲁、郭、茅的照片。第二天,她又让张凤珠追问了落实的情况。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7 19:03:08
  17、走避无锡

  1955年1月,中宣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目的是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要求各级党委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2月5日、7日两天,丁玲出席了中国作协主席团第13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胡风的文艺理论展开彻底全面的批判。
  丁玲对批判胡风毫无兴趣,她更不会预见到事态后来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开完会,她就同陈明一起去了无锡,躲到那里去写《在严寒的日子里》。临行前夜,她给正在住医院的女儿蒋祖慧写信说,本来想等祖慧出院再走,可是如果不走,结果“是只能参加开会,把文章又耽误下去了,所以只好决定走。”
  到了无锡,他们先是住在交际处,两天后搬到太湖边上的鼋头渚,住进江苏省疗养院一幢独立的小楼万方楼,她和陈明住楼上,夏更起住楼下。刚去时屋子有点冷,有点潮,他们生了火烤一烤。3月9日,丁玲给祖慧写信说:“我的工作开始还顺利,修改旧稿,又重抄,到现在已整理出二万字,还差得远,而且也还有困难的。但总之,我要克服它,我希望到夏天能搞出十五万字来。”
  这时的北京,却是风雨欲来,天低云暗,空气中涌动着大斗争来临之前的兴奋与激动。四月,极富战斗精神的刘白羽从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的位子上,调来中国作家协会,被增补为作协党组副书记。
  到了五月,斗争就更加紧张。
  胡风的夫人梅志回忆说:“5月16日下午,正在晚饭时,门铃响了。刘白羽领来了好几个从未见过的干部,还有几个在院内徘徊。刘白羽向胡风介绍说,这是公安部的**。那人拿出了一张盖有公安部红印的拘捕证,胡风一切都明白了。来人只问了几句,就开始搜查所有的东西。刘白羽完成了领人来的任务就先走了。第二天凌晨,胡风夫妇先后被带离了他们的家。”这时已是17日。
  四天前,5月13日,《人民日报》刚刚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到6月10日发表第三批材料时,题目改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反党集团”改为“反革命集团”,性质更严重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丁玲在无锡期间发生的。虽然在此之前已经有一系列明显的迹象,但是事情发展如此之快,定性如此之重,还是让她深感震惊。无锡书斋里的丁玲再也不能置身于桃花源中、是非之外了,她赶紧拿起笔来做刀枪。5月23日,她写的批判胡风的文章《敌人在哪里》,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三版上。这不仅因为她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对于这样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必须明确表态,还因为她与胡风是有着二十多年友谊的老朋友,在这个关键时刻必须划清界限。可惜,这篇文章既未收入八十年代湖南出版的《丁玲文集》,也未收入本世纪初河北出版的《丁玲全集》,成为难得一见的“奇文”。
  丁玲晚年,对于这件事情常感到歉意,特别是1985年得知胡风患了晚期癌症之后。她想写一篇文章,为此要秘书王增如去查找《敌人在哪里》。6月17日,王增如在北京图书馆里找到这篇文章,立即打电话,陈明要她将全文抄回来。但此后丁玲因身体状况不佳两次住院,文章终未写成。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9 05:20:05
  18、丁玲和胡风是老朋友

  丁玲和胡风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32年底,初次见面便“一见如故”。1936年夏天,他们又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重逢。那时丁玲被国民党拘禁南京已有三年,终于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委派张天翼到南京与丁玲接头,经张天翼细心安排,丁玲悄悄乘火车到达上海,来车站接她的就是胡风。胡风租了一辆汽车,把丁玲接到北四川路的俭德公寓。两人见面都很高兴,胡风告诉她,饭已经订好,有人会送来,千万不要一个人出去,雪峰会来看她。胡风怕丁玲寂寞,还带来几份新出版的左翼刊物。第二天下午,胡风又来看她,知道雪峰因为忙还没有来过,就和她谈了一些雪峰的情况,希望她理解。当时在上海左翼作家内部,“两个口号”的论争激战正酣,冯雪峰、胡风都在鲁迅的大旗下,而周扬等人则被鲁迅讥讽为“四条汉子”。
  那一年的秋天丁玲就去了陕北,她与国统区的胡风没有了见面机会,只有鱼雁相传。丁玲有很多需要在国统区办的事情,都委托给了胡风,把他看作一个可靠的朋友。那年年底,毛泽东写了赠丁玲的《临江仙》词,这是毛泽东唯一题赠作家的诗词。丁玲惟恐遗失,把它寄给在重庆的胡风,请他代为保管。胡风深感责任重大,将它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上书“毛笔”二字,放在装重要稿件的小皮箱里,这样可以随时拎着去躲防空警报。1982年,胡风在历尽沧桑,遗失了自己许多珍贵的书籍和文稿后,竟然神奇地将这一珍贵文物完好保存下来,从四川回到北京后,完璧归赵,交还给丁玲。这时,时间已经跨过了45年。
  再度相逢,已经是十几年后的1949年,他们相继来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筹备工作,丁玲是筹委会委员,胡风被选入报告起草委员会。在文代大会期间和其后,他们有了较多的接触,那是他们两人之间,交往最为频繁的一段时光。
  私交归私交,政治归政治,解放以后胡风保持高傲的孤立,不肯接受对他的批评,成为一个招风的“靶子”。作为文艺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丁玲很小心地同他保持距离,她在1956年的《辩正书》中说:“我对胡风是有警惕的。胡风向我发牢骚,说他被压下去了,我说我们决不会有宗派。我们现在都在中央领导之下,谁也不敢有宗派。”陈明2000年4月与邢小群谈话时说,“丁玲和胡风虽然是好朋友,但是她很注意和胡风的关系,她知道党内与胡风的矛盾,所以很注意分寸,不让人家抓住把柄。”
  丁玲和胡风两个人之间便渐渐出现了缝痕,缝痕源自差异,观点的差异,地位的差距,这种差异和差距与日俱增,渐渐拉大。很可能从第一次文代会就开始了,那次大会,丁玲以积极热情的态度参加,胡风却是心有怨气,冷眼旁观,他这个“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从一开始就拒绝参加起草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茅盾在大会上作报告时特地说明“胡风先生坚辞”,并且在报告中文艺思想理论那一部分,不点名地批判了胡风和他所代表的“七月”派。林默涵晚年讲过一段往事:“1945年,胡风办的刊物《希望》出版,发表舒芜的文章《论主观》,批判客观主义。他们认为,茅盾是客观主义的代表。在郭老主持的第三厅开过一次会批评胡风的刊物。会议由冯乃超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何其芳、冯雪峰、茅盾、刘白羽、胡风等人,我也参加了这次会。第一个发言的是茅盾,他很生气地说:什么论主观,我看是卖野人头!他讲完就走了。”
  从第一次文代会开始,胡风就表示出与新中国文化界当权者不合作的态度,此后一直“走背”,而丁玲却进入文化界当权者的圈子,在文代大会之后一路“走红”。他们的分道扬镳已成定局。
  依胡风那严苛的性格,他不可能不对丁玲产生看法。1954年11月,在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举行的批评《文艺报》联席扩大会议期间,胡风写给方然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三次会上,……子周(按指周扬)为主,凤姐(按指丁玲)双木(按指林默涵)一干人都同谋;提出了宗派和军阀统治。”后来有一些文章说,胡风曾在密信中称丁玲为“凤姐”,大概就源自此处。显然,这里的“凤姐”含有贬义,因为她与周扬林默涵一干人“同谋”。
  但胡风又懂得,丁玲毕竟和周扬林默涵不一样,一则丁玲与他有私交,比较知心,是朋友;二则她对周扬也有意见;三则丁玲是搞创作的“实力派”,不是想当官整人的。所以,胡风对丁玲既有微词,也有好言,区别对待,把她划为“可以合作者”之列。胡风被拘捕以后,中宣部和中国作协抽调一些人,到公安部去审读胡风的信件和日记,刘白羽发现,胡风日记中说丁玲是文艺界的“实力派”,特别是“可以合作的”。
  就是这个“可以合作的”,日后给那些“欲加之罪”者,提供了整倒丁玲有利而又有力的“口实”。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0 06:43:29
  19、提出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
  1955年7月初的一天晚上,在无锡火车站站台上,昏暗的灯光下,陈明把丁玲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她回京去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那次会议7月5日开幕。陈明继续留在无锡,去一个水产供销社体验生活,等待丁玲开完会再回无锡来。
  一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审议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丁玲在讨论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说:“在伟大的生活面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面前,在党的领导面前,在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面前,我好像也在生长,在飞翔,我要说话,我要歌唱,我要写。在我心中聚满了一个声音,我不得不喊出:我要劳动啊!我要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去,投身到这个斗争中去。在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时候,新的生活更加展开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那里面也有一点滴的力量是属于我的,当我这样感到的时候,我就会更觉得幸福了!”她满怀激情,对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前途都充满美好的希望。
  但是她的这种幸福心情,很快就被一种复杂而紧张的心情所取代。
  7月16日,丁玲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那个报告说,“因为已经发现”潘汉年、胡风两代表“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委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
  第二天,全国新闻媒介公布了这个报告。
  这个消息使丁玲十分震惊。
  潘汉年与胡风不同,他是老资格的**高级领导人,与上层关系很深很熟,丁玲在三十年代就熟悉他,1930年5月在上海,他来动员丁玲和胡也频加入左联,并成为他们的介绍人,后来丁玲说:“我们就在这一个多钟头里愉快地决定了我们的一生。”1936年10月,丁玲逃离上海到达西安,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受党组织委派来同她接头的也是潘汉年。全国解放以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重要职务,这样受党培养多年、久经考验深得重用的人,也会是“反革命”吗?她不敢相信,又不能不信,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啊!震惊之余,她深深为这位老资格的**人感到惋惜。太复杂了,她感到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对瞬息万变的形势有点跟不上了。
  1955年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不久,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这个揭发报告和附件,又提出关于1954年批判《文艺报》的事。问题是反映到了中宣部长陆定一那里。他该如何处理?找丁玲谈话,指出问题,劝其改正,这是“与人为善”,不失为一种既稳妥又简便的处理方式,都是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嘛,又先后都在《解放日报》工作过。但陆定一走了一步狠棋。
  在七月下旬,由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报告中罗列丁玲的“罪名”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极为严重,影响了文艺界的团结,对检查《文艺报》错误极为不满;材料的来源有二:一是一些同志揭发,一是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口供中发现的材料。报告提出,要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
  紧接着,根据中宣部的指示,按照陆定一报告的基调,中国作协停止了正在开展的肃反运动,从8月3日起,连续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地点在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协机关。
  一开始,会议的规模不大,内容是批判胡风,地点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家协会楼上最东边的一间办公室,那个办公室不小,有十来张办公桌,参加人员有二十多位十三级以上党员干部,有严辰、白朗、韦君宜、康濯、李又然等人。那个会议主要追查两个人,一个严辰,一个李又然,追查他们和胡风分子的关系。
  追问严辰和王亚平的关系,严辰说,我们只是在一起喝茶,再问,他还是说我们在一起喝茶。白朗还跟严辰拍了桌子。后来让李又然讲他和胡风分子鲁藜的关系,李说,我爱鲁藜,现在还很爱他。鲁藜是“七月”派诗人,诗作清新而有哲理,解放初曾任天津文协主席,当时已经被点名批判。
  会议由刘白羽主持,周扬以领导的身份出席,有时讲几句话。徐刚那时年轻,坐在靠门的地方,丁玲坐得比他还要靠门,经常站起来,来回走走,用手揉着腰和脊椎骨,大概是腰疼。
  这个会开了两三次以后,规模扩大,人数增加,会场改在作协楼上中间的长条形会议室,那里可以容纳三十多人,仍然由刘白羽主持会,中宣部文艺处由林默涵处长带领,全部来参加。
  这时开始追查匿名信,每人发了一份。匿名信是1955年4月,以“作家协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名义写给**的,内容是反映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搞宗派主义。
  就在这个会上,提出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1 05:58:56
  20、陈企霞顶撞周扬

  陈企霞(1913——1988),浙江人。作家、文学评论家,编辑家。童年时代家境贫寒,初中未毕业即外出谋生。在此过程中,陈企霞开始了文学创作。1932年到上海后,与叶紫一起创办“无名文艺社”,并出版《旬刊》、《月刊》,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因从事革命的文学活动,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黑名单”,并在1934、1935年两次被捕入狱。但是,陈企霞并未屈服,出狱后,继续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底,陈企霞怀着对党的向往和进行抗日的强烈愿望,奔赴延安。在延安,他先在由胡乔木和冯文彬领导的中共中央青年运动委员会宣传部工作。1941年,丁玲主持《解放日报》文艺栏时,手下缺少人手,经李又然介绍,陈企霞到丁玲手下任编辑。这是他与丁玲有实际工作接触的开始。
  在延安文艺整风中,在追究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三八节有感》等文章发表的情况时,陈企霞当然也被要求作检查交代。所幸的是,当时《解放日报》的社长博古承担了责任:在让陈企霞检查交代的会上,博古说:文章是陈企霞发的,但发稿之前他都交给我和文艺栏负责同志看过,最后由我审定发排。如果有责任,也应该由我这个社长承担——博古也以同样的理由为丁玲承担了责任。这样,陈企霞有惊无险地过了关。但是,这一段与丁玲共事的经历,在1955年却被批判者荒唐地认为是两人结成“反党小集团”的源起。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企霞参加华北文艺工作团,来到张家口,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主任,并参加编辑《北方文化》和《华北文艺》等刊物。
  新中国成立前,陈企霞从华北来到北京,参加了接管北平的文化教育工作委员会。在党中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周扬主持筹备工作,陈企霞作为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为沙可夫),在周扬和沙可夫的领导下,参加筹备工作。
  会议结束后,周扬鉴于陈企霞“工作有魄力,有主见,有办法,也能坚持原则,团结同志”,因而希望他到由自己担任副主席的文联任秘书长,但陈企霞却因为对周扬的“某些领导方法上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而拒绝了周扬的邀请,而到丁玲任主编的《文艺报》任副主编。
  陈企霞对周扬领导方法上的看法是什么呢?
  周扬与陈企霞的早期交往,在左联时期,两人就应该相识了。此后,周扬、陈企霞先后到延安,两人工作岗位不同,也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两人真正开始有工作接触,是在华北联合大学期间。那时,周扬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并兼任这所学校的副校长,陈企霞是这所学校的文学系主任。
  1949年春,由于周扬主持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联合会,并筹备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学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工作,陈企霞才成为周扬领导下的一员。
  那一年,周扬41岁,陈企霞36岁,这样的年龄还仍保留着一些爽直和坦率——在后人的回忆中,两人都有“对人动不动疾言厉色”的性格特征,只不过是陈企霞在这方面或许更明显一些。大会的筹备和召开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期间因一些事情的协调,必然会有一些正常的争执。
  作为大会秘书长沙可夫助手的副秘书长,陈企霞要负责文代会各项会务工作,其中之一是文艺工作者为大会准备的演出。一直在解放区的陈企霞,习惯了文艺工作者免费为工农兵演出的事情,而对在国统区靠演出为生的演艺界人士惯例的收费演出不是很适应。当时,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要为大会演出,负责为此事联系的北平文艺界知名人士马彦祥告诉陈企霞要收费的事,并在电话中商量演出报酬事宜。陈企霞并不了解梅的演出是不能少钱的,觉得给点也行,但不能太多。大约双方为此事争论得不欢而散,发生了一方发脾气把电话挂了的事情。事后,陈说马挂了电话,而马却到周扬处说是陈挂了电话。周扬或许听信了马彦祥的话,或许是觉得马彦祥是民主人士,不管双方谁对谁错,总要让党内的同志承担责任,因而在一次会上对陈企霞提出了批评。到了1955年对陈企霞“算总账”时,这件事又被重提,上纲上线到陈反领导的“罪行”。
  忙忙碌碌的第一次文代大会即将结束时,周扬和陈企霞又一次发生了冲突。
  当时周扬受命筹建文化部,需要招兵买马。这时期,文联和文化部的工作搅在一起,陈企霞也曾帮助周扬做一些有关于文化部的事情。稍后,文联和文化部的工作也就分开了,陈企霞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文联。当时,周扬想让京剧表演艺术家马少波留在文化部工作。为了解决一家数口人的住房问题,周扬让马拿着他写给陈企霞的条子让陈给他们找房子。陈认为马少波等已决定在文化部工作,不应由文联借给住所,文联房子虽有一些,但当时都住满了人,马少波他们人多,一时也无法腾出空房来。况且,周扬事先并未向陈交代过。因此,陈告诉来人,暂时不能解决。事后陈将此事经过告诉了周扬、沙可夫。
  本来,在进城不久、工作紧张的情况,这种工作之间衔接不上的事情发生是正常的,上下级互相按实际情况来研究并体谅困难,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结果并不如此。陈企霞在1956年所写的《陈述书》中写道:
  在一次党组会议上(当时我是党组秘书),周扬同志严厉责备我不帮马少波找房子,认为是故意违抗他的命令,并说我对马彦祥发脾气,我稍稍声辩了一下,他拍桌子骂我:“你这算什么共产党员!”我觉得受侮辱当即回答:“你这算什么领导。”这就闹僵了。周扬同志向在座三四十个文艺界负责同志说:“你们大家说说,这太不像话。”当时并无任何人发言,后来周扬同志只好说:“沙可夫同志,开了会同企霞谈谈吧。”事后,沙可夫同志同我谈了一次不关痛痒的话,也就算了。
  这样说来,周扬作为一名领导,在工作方法上不无可检讨之处。但是,另一方面,陈企霞的率直脾气也同样是不饶人的。陈企霞的老朋友许觉民认为,陈“对大小事都十分认真,只要存一点冤屈他万难忍受,他不像有些人在逆境中善于忍辱,而是愈不被理解,便愈加‘反弹’更甚”。通过陈企霞的叙述,我们在依稀感觉到会上的火药味的同时,对许觉民的说法可以得到大致的印证。
  上面所讲到的周扬与陈企霞之间的争吵,说到底还是正常的工作范围内的事情,本不值一提,但在后来也同样成为陈“反对党的领导”的罪状。在当时,则是导致陈企霞对周扬领导方法有了看法并拒绝周扬邀请的原因。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6 07:21:42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是1955-1956年轰动文坛的一件大案,此案的公布离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不久,使全国知识界和广大干部群体大为震惊,也在国际上造成影响。丁、陈均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作家,尤其丁玲,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在文坛享有盛誉,一些作品还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流传。建国初,丁玲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学讲习所所长,她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陈企霞是《文艺报》副主编。他们在文艺界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丁、陈被打成“反党集团”后,“问题”升级,在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丁玲被送往“北大荒”劳改,文革中被投入监狱,1975年释放后又被流放到山西农村,一直到1978年后,才返回北京。陈企霞也被贬谪基层,先在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三分场劳动改造,后调杭州大学,受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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