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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62】整风整社 惩治恶官酷吏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26 16:12:15 点击:3043 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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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62】整风整社 惩治恶官酷吏

  1959年——1961年,中国大陆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一些地方的恶官酷吏利用上级工作的一些失误,背着上级为非作歹、草菅人命,酿成了大量饿死人的惨案。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河南出现的“信阳事件”。党中央发现了这些严重问题后,果断地采取措施,雷厉风行地进行整风整社,严厉惩办这些恶官酷吏,坚决纠正“五风”,查处大案要案,为民伸冤,救民于水火之中。本书列举了大量的资料,讲述了这些历史故事。
  《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 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介绍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关于整风整社的指示,摘录如下:
  在中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会议首先讨论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
  毛泽东先后听了四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除中央常委外,有彭真、谭震林、陈伯达、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刘澜涛、张德生、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插话。别的人也有一些插话。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和衷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毛泽东的许多插话,反映了他对当前农村形势的估计和一些政策思想。
  十二月二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听取第一次汇报。
  毛泽东在插话中,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他把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取酬、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
  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前三类在湖北占百分之三,问题严重的地区甚至占百分之几十。对于坏人,要夺权。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但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烂了的地方也是好人多。对于好人,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弄清楚问题。对于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毛泽东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讲到退赔,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定要坚决退赔。”关于自留地,毛泽东希望多留一点,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样?要大家议一下。养猪问题,毛泽东重申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
  最后,毛泽东说,中央和省两级要担一些责任。帮助下边,帮助好人。①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听第二次汇报。
  关于整风整社。毛泽东说,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毛泽东肯定县、社、队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坏的,包括打进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上次听汇报时,毛泽东把他们列入敌人;这次改了,说他们同一、二类有所区别,是人民内部问题。讲到糊涂人,毛泽东说了一个故事。楚庄王当皇帝,三年不管事。有一个大臣向楚庄王说,有一种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楚庄王听了这话,觉悟了,开始振作起来。可见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贵州省从农村调出来一百万劳动力,这就是一平二调的“调”嘛。北京大学五百多学生去修铁路,苦战二十天,回来后又不休整,结果一百多人发高烧,患浮肿病,后来下命令休息,病就好了。可见不要随便搞什么不断革命。
  毛泽东肯定江苏省一个报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毛泽东说“这是个新办法”。其实,他早在一九四八年就说过:“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②中国共产党胜利地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它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它能够防止反倾向斗争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避免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毛泽东为什么说是“新办法”呢?所谓新,实际上就是对庐山会议后一味反右的一种修改。
  毛泽东对这次整风整社寄予很大希望。他说,只要把整风整社搞好了,转变局面、争取丰收并不困难。他认为战胜灾荒、争取丰收有许多有利条件,最主要的是,有了苦战三年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
  当有人汇报说,去年农业书记会议强调发展社有经济有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断然说:“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毛泽东终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0年春毛泽东讲人民公社过渡问题的时候,在他强调过渡的条件必须是公社一级的经济比重占一半以上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恰恰是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
  关于退赔,这一次毛泽东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毛泽东赞成退赔要有政策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
  讲到这里,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谈到“共产风”时,毛泽东再次承担了责任。在汇报中涉及省委作检讨的问题,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廖鲁言说:“搞丰产田、大办水利是有关部门提的。”毛泽东说:“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
  汇报当中有人说,整风过后,还要讲讲大办的成绩,还是要从“一个指头”出发。毛泽东却说:先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多年来已经成为估计形势的一种思维定式,一种既定的思想框框。这次毛泽东突破了这个框框。
  听完汇报,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下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一九六0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一九六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他说: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他又说,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
  在这里,毛泽东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这可能是第一次。
  二月六日,在听了田家英汇报后,毛泽东在住地汪庄,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汇报整风整社和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林乎加是浙江调查组的成员之一。
  ……
  二月八日,毛泽东再次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除江华、林乎加之外,还有薛驹和田家英参加。薛驹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自始至终参加了浙江调查。
  毛泽东开头就问:“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江华汇报时说,浙江粮食产量一九六一年争取达到一百六十亿斤。)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二百九十一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要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毛泽东又问:“退赔,有没有决心?”林乎加答:“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四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江华说,这种思想是反动的。毛泽东加重语气地说:“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林乎加谈到,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
  林乎加讲到自留地问题,说几年来几放几收,放有放的道理,收有收的道理。毛泽东说:“两个道理,归根到底,只能是一个道理,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而且要把为什么反复交代清楚,农民不相信,你变得太多了嘛!”又说:“现在反复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们所说的饿、病、逃、荒、死。”
  毛泽东再次谈到生产队规模太大,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他说:“现在这样口粮拉平分配,工分拉平分配,这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基本原则是要增产,要把饿、病、逃、荒、死的原因去掉,做到不饿、不病、不逃、不荒、不死。当然有正常的死,人也难免要生点病,主要的问题是饿不饿的问题。”
  当林乎加谈到三类队的排队数字和比例的时候,毛泽东对三类队作了一个分析:“三类队不完全是敌人,有的是坏人当道;有的是‘五风’严重,加上‘三风’⑥、贪污多占等等;有的是能力太弱,糊里糊涂。要按情况办事。”毛泽东作出这个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改变了原先那种把三类队统统说成是坏人当道或反革命复辟的判断。这个认识正是来源于调查研究。和合生产队属三类队,它就不是坏人当道,更不是反革命复辟,根本问题是“五风”为害。
  最后,毛泽东又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问题。这个问题,从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讲起,一路讲下来,这回是讲得最系统的一次。他说:“……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今年、明年两年,要搞好一点,事情就好办了。”⑦

  1、纷纷上书中央 请求惩恶救灾

  面对肆虐的“五风”和严重的灾荒,不少有良知的平民百姓、普通党员和基层干部,冒着生命危险,纷纷上书中央,报告真实灾情,请求查处惩治恶官酷吏,救灾救民。
  本卷从余习广主编的《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中选几篇上书,
  供读者阅览。这些上书是:
  (1)张自强上李德全并转毛泽东书——述说遂平县灾情(见第十九卷查处信阳事件)
  (2)湖南澧县闸口公社社员给中央的信
  (3) 关于干部问题致地委领导人书
  (4)关于肖县马井公社干部违法乱纪和“共产风”给安徽省委的信
  (5)易琳霞关于干部违法乱纪、残害群众上国务院书(见第十九卷查处信阳事件)
  (6)王万澄关于四川灾情上毛泽东主席书
  (7)花明楼群众关于宁乡灾情上刘少奇主席书

  澧县澧县白衣公社农民上书地委
  ——反映大队书记章自福的恶行
  1960年2月,中共常德地委收到一封“澧县白衣公社精华大队周功剑、周克胜、贺传章、田大祥”的上书,反映该大队书记章自福打死人命、奸淫妇女、强迫命令、多吃多占、特殊腐化的问题。上书用快板形式写成,交给县委工作队,由工作队报至地委。

  这封上书,和澧县其他一些材料送呈中共中央、中共湖南省委,终于引起了有关部门和领导人的关注。在1960年整风运动中,对澧县大跃进•苦日子造成严重社会困难的县委书记马玉书等人进行整风,其中一批干部受到一些处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该上书现存常德市档案馆。

  该信转录如下:
  中共常德地委负责人收:

  章自福,不得了, 他来我队领导好,杀人不用刀。 你若是不信,我就来提人。 一队打死贺自远, 命令如泰山。自福这样说, 准死不准抬。 四队又死郑博先, 死得好凄惨, 死了不上算, 还要吊一晚。 这些话儿且不说, 他还搞老婆,老婆几年轻,就是宋三英。
  他说强迫命令好,打人经常搞,社员吓起跳,都想把命保。只有他就吃得好, 糯米猪油炒,天天吃油饭,还要吃鸡蛋,这次县委来检查,
  他就来传达。谁人若说了,杀你命几条。 我们向党提要求,把他要赶走。把他赶走后,增产保丰收。他的行为是, 天见他昏昏沉沉, 社员见他有死无生。
  澧县白衣公社

  周功钊、周克胜、贺传章、田大祥

  1960年2月

  下面的封疆大吏们一直报喜不报忧,竭力掩盖本地“五风”和大饥荒的真相,所以毛主席和党中央一直不清楚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还沉浸在“持续大跃进”、“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美梦之中。在全国农村“五风”肆虐、人民啼饥号寒的时候,毛主席正在西湖畔读书、刘少奇也正在广东读书,探索着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捷径。
  通过这些人民来信和其他途径,毛主席和党中央逐渐知道了农村“五风”肆虐和大饥荒的真相。
  为了惩治瘟官酷吏、教育干部、解决农村干部的作风问题,1960年5月中央发出指示:在农村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三反”运动虽然也惩治了一些残害农民的坏干部,但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大饥荒仍在蔓延。那些有良知的平民百姓、普通党员和基层干部,冒着生命危险,继续纷纷上书中央,报告真实灾情,请求查处惩治瘟官酷吏,救灾救民。
  河南兰考县长张钦礼偷偷来到北京,向周总理上书,反映河南肆虐的“五风”和大批饿死人的情况,终于使河南“信阳事件”东窗事发。“信阳事件”饿死100万人的惨剧使毛主席和中央非常震惊。中央严肃查处“信阳事件”,严惩了祸害百姓的恶官酷吏。
  毛主席、党中央严肃查处了“信阳事件”后,加大政策调整力度,决心狠刹“五风”、狠狠打击残害百姓的恶官酷吏——那些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
  1960年11月,中央下发了紧急救灾指示信,指示信有12条,除放宽农村政策的一些内容外,明确提出要整风整社,狠刹“五风”。
  1960年冬和1961年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下,中央和全国各省、地、县都组成大批工作队,深入农村,贯彻“12条”指示,开展整风整社运动,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1960年12月底和1961年1 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重点研究农村整风整社问题。期间,毛泽东批示全国推广辽宁、锦州以阶级斗争解决群众“闹粮”的经验和信阳民主革命补课的经验。毛主席在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处理信阳事件的报告时,表扬该报告是“好文件”,信阳地委的报告称,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解决的方法是将整风(阶级斗争)与救灾结合起来,夺回被敌人篡夺的各级领导权,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补课。
  1961年1 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对死人事做出正式判断,指出:地主阶级复辟,各地出了乱子,才意识到这是地主阶级复辟,我们对城市反革命比较有底,对农村多年未搞阶级斗争,没底。在这里,毛主席不愿直接说“饿死人”,而是说“出了乱子”,且“乱子”是敌人破坏所造成。毛主席的这个思路,并非产生于1961 年1 月,早在一年前甘肃省委关于解决通渭事件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如是说。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将他对形势的判断加以进一步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他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联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阶级斗争的对象有两类: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毛泽东为什么将阶级敌人的破坏视为造成特大困难的主要原因?其一,他不能接受工作错误是主要原因的分析,这将有损“三面红旗”的光辉形象,并证明彭德怀意见的正确。第二,毛主席认为他的党是一心为人民谋利益的,广大党员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那种害民坏事的人一定是混入党内和干部队伍的分子国民党、地主富农分子,造成大量死亡一定是这些阶级敌人破坏所致。

  在“三反”和整风整社运动中,揭开了人民公社的黑幕,暴露出来的问题令人触目惊心。许多省区都出现了惨绝人寰的“事件”(惨案)。现将中央或省、区查处的部分重大“事件”列举如下:
  “河南信阳事件”,四川“荥经惨案”,甘肃“通渭事件”,湖南“苏海青案”,湖南“章自福案”,上海“奉贤事件”,广西“环江惨案”,山西“中宁事件”,山西“寿阳事件”, 贵州“湄潭事件”,贵州“金沙事件”等。
  “河南信阳事件”已经在第十九卷专卷讲述,本卷将详细描述除“信阳事件”外的上述“事件”(惨案),请读者耐心地看下去。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5 11:01:05
  1959年——1961年,中国大陆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一些地方的恶官酷吏利用上级工作的一些失误,背着上级为非作歹、草菅人命,酿成了大量饿死人的惨案。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河南出现的“信阳事件”。党中央发现了这些严重问题后,果断地采取措施,雷厉风行地进行整风整社,严厉惩办这些恶官酷吏,坚决纠正“五风”,查处大案要案,为民伸冤,救民于水火之中。本书列举了大量的资料,讲述了这些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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