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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36】反右运动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3 08:44:07 点击:3823 回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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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36】反右运动
  第一章 卢郁文匿名信事件
  大鸣大放的许多言论,令毛泽东十分恼火,决心收拾这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等待时机收网,把这些反动家伙一网打尽。时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卢郁文匿名信事件”。
  卢郁文,1900年12月生于河北卢龙县柏各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在北平教书,曾南下参加过北伐战争。后留学英国,归国后,先后在北平师大、北京大学和民国学院等校任职。1944年张治中主政新疆,卢郁文担任新疆财政厅长。抗战胜利后,担任全国资源委员会企业委员、参事和立法委员会委员。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率领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赴北平谈判,卢郁文担任代表团秘书长。谈判破裂后,当国民党政府由京沪撤退时,他留了下来,并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政府断绝一切关系。
  新中国建立后,卢郁文先后担任国务院参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国务院秘书长等职。1968年11月6日,卢郁文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
  1957年5月2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继续举行,进一步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到会的有民革中央主席、常务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30人。
  卢郁文在座谈会上发言说: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现在自己不整风,光帮助领导党整风,提意见很容易只看到别人的缺点,看不见自己的缺点,很容易片面。因此,他提醒大家在提批评和建议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民主。他举例说,最近民主人士对党的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如机关中党组织如何工作。这些意见看来虽然承认党的领导,但恍恍惚惚又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提醒说,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我们举了手的!
  他接着批判了章伯钧的一个观点:章伯钧认为国务院开会不应拿出成品来让大家讨论,说这是形式主义的会议。卢郁文说,章伯钧先生的这个意见我不能同意。事先把文件经过各方充分协商,准备成熟,拿出来讨论通过,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它的优越性。
  在谈到党与非党之间的墙和沟的问题时,卢郁文说,他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倒没有感觉到墙和沟的存在,不过从一般情况看来,党与非党之间是有墙和沟的。他认为必须拆墙填沟。但是,只要有党派,就会有界限的,完全没有界限,那是不可能的。他同意拆墙填沟共产党人应负主要责任,不过认为必须从两面拆、填。
  卢郁文的发言当场就遭到谭惕吾的反对。谭说:帮助共产党整风,民革成员应该是老老实实、诚诚恳恳,不能有任何虚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志中间,旧作风还是少来一点!
  会后对卢郁文发言不满的也大有人在。有人骂卢郁文是“小丑”,是“百依百顺”,“不带脑袋”,“只会揣摩”,“专做小报告”,见人都打。
  不久,卢郁文收到了匿名信。匿名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尽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这封信中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6月6日,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卢郁文首先发言,宣读了这封匿名信,并表示:我不怕辱骂,不怕威胁,我还要讲话。新华社播发了这次座谈会的新闻。
  公安机关后来对此事立案侦察并侦破此案。原来写信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杨秉功。杨秉功因此事而被逮捕,并以反革命罪被判刑。
  据卢郁文后来说,自从第一封匿名信被发表之后,他在6、7、8这三个月内,接到了匿名信30多封,从邮政局的邮戳来看,来自全国16个大中城市。
  毛泽东知道了匿名信事件后,大喜。他一直在等待着寻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向右派的“猖狂进攻”发动反击。从整风到反右毕竟转的弯子太大,在全社会公开进行反击右派的斗争无论如何也必须师出有名,名正言顺,才能得到公众的理解、拥护和支持。有着高超斗争经验的毛泽东对此洞若观火,何况当时他的个人威信刚刚受到一定的冲击,还没有达到发一言而动神州的程度。所以,恐吓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一经报道,就被毛泽东抓住了,从而成为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契机。
  1957年6月7日,毛泽东找胡乔木和吴冷西到家中谈话。二人刚在毛泽东的卧室坐下来,毛泽东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泽东接着又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在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
  毛泽东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
  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选择恐吓卢郁文的匿名信为契机发动反右斗争是成功的。匿名信激起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强烈义愤。社论发表的当天,石景山钢铁厂职工、北京国棉二厂、北京总工会纷纷举行座谈会,对匿名信的卑鄙行径表示强烈抗议,对种种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驳斥......就连许多民主党派人士也对写匿名信的行径表示极为愤慨。
  一年以后,1958年8月25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炮击金门后的局势时说:“凡事要抓住机会。去年开始反击右派是抓住了卢郁文事件,批判《文汇报》是抓住了《新民报》作了自我批评。这次炮打金门,就是抓住了美军登陆黎巴嫩。”
  (《卢郁文匿名信件与反右派斗争》胡尚元/文《文摘旬刊》2004.7.9
  原载《文史精华》)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4 16:51:23
  第二章发布讨伐右派分子的檄文

  1957年6月8日,人们一早醒来,就惊奇地看到《人民日报》的论调跟昨天不大相同了。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这个真理吗?”
  这一篇声讨右派分子的檄文,宣告了从5月中旬开始的二十多天的备战阶段的终结。公开的、万炮齐轰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这篇“讨右檄文”,是从卢郁文收到的那封匿名信讲起的。社论开篇写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信来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社论紧接着写道: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社论尖锐地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箝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这篇社论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而写成的,又经过毛泽东的精心修改。
  由于这篇社论,恐吓卢郁文的信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以这篇社论为标志,此前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的整风运动戛然而止,中共反击右派的行动正式开始。
  章伯钧看了这篇社论,一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他前天同六教授开会的反应,还真以为是为一封恐吓信而发的,还满不在乎。这天,他遇见费孝通,对费说:“恐吓信怎么吓住了共产党,值得这么反击。这社论是共产党‘示弱于人’,共产党这篇社论是输了。”
  这天晚上,他又去找史良,谈到《人民日报》这一篇社论,他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
  第二天是星期日,在黄琪翔家里,章伯钧对李伯球、杨逸棠等人说,“这两天形势大变了,要‘收’了”,又说,“昨天《人民日报》发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共产党算是输了钱。‘收’得太早。听说各地方很乱,共产党何必自己下手‘收’呢?让我们去收场比较好,我们有办法,费孝通和我都是这样看法。”
  储安平倒是立刻感到了这篇社论的分量。他很清楚,在新的政治风向之下,已经不再需要他来办报了,当天下午,他即辞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第二天,《观察》时代的老友、现在又同属九三学社的袁翰青来看他。批评说,他的“党天下”论是错误的。储表示,他准备检讨,他不晓得知无不言本身有个界限,如果晓得的话,就不说了。袁说:如果这样,你就不用检讨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5 07:12:34
  第三章部署反击右派的“作战方案”
  与《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表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各省市中央局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这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题目改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篇党内指示不仅是反右派斗争的动员令,而且是一份计算周详的作战方案。全文转录如下: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
  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那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那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
  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
  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这个指示第一段是讲省市机关和高等学校的。以为这些单位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15天左右即足。提出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因为那时已经出现了有人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去串连活动的事情,指示提出: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在工厂,要召集老工人开会反击,要求工人看清大局,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
  指示的第二段讲民主党派。提出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指示还要求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
  这个指示还布置了高等学校里设法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的事,这一段前面已经引过了。
  尽管反右派斗争是反击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但这个指示却提出了将要反击党内右派的意图。它说,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因此,他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
  按照这一份作战方案,从现在起,各地还有15天左右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高潮,在此期间要让右派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同时要准备好几十篇批判右派的文章,待到高潮开始跌落时陆续发表。
  反右派斗争就按照这个指示的布置迅速推向全国。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6 06:37:27
  第四章 指导和推动反右派斗争

  为了迅速造成声势,指导和推动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在6月8日的《这是为什么?》之后,几乎每天发表一篇反右派的社论。
  9日社论的题目是《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它一开头就把批评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另一种是“目的在于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的批评”。它说,“对于这种破坏性的批评进行正确的反批评,自然更为必要了”。
  社论说:“现在确实有一些口口声声称赞‘齐放”争鸣’的人,实际上企图只让他们自己讲话,而不让别人答辩。他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一概封之为‘教条’,把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一概贬之为‘官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也还有人(例如陈铭枢)从正面劝勉道:‘光说缺点,不说优点,这才合乎“整风精神”呀!’言下之意,那种既说缺点又说优点、既说错误又说成绩的人,还有那些出来解答和辩论的人,就都是‘整风’的挡路者了。于是,他们就把对方的嘴一下封住,至少也是把对方放到一个如果答辩就是‘不虚心’的地位上去了。大家想想,难道这就叫做‘帮助党整风’么?”

  就这样,社论给前段鸣放中的许多言论定性为破坏性批评,他们批评的教条主义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批评的官僚主义其实是社会主义。社论把对这些言论的反击,谦逊地称为反批评。同时,陈铭枢这个重要的右派分子,就这么轻轻巧巧的带出来了。
  10日社论的题目是《工人说话了》。毛泽东写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 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遵照这个指示开了这样的会。《人民日报》在报道这些职工座谈会的时候配合发表了这篇社论。社论说,“他们对于一切反对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的言论,表示了坚定的斗争的决心”。这时,报纸上反右派斗争的气氛已经很浓了。
  11日社论的题目是《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它说:“我国目前还有少数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存在,这些右派分子还在利用各种机会积极活动,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在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还有阶级斗争,还有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改变了不久前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
  这篇社论还说:“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的国家生活中的最根本的是非问题。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就是建立在对这样的问题的共同认识上面。右派分子企图混淆人们在这种根本问题上的认识。”划分右派的六条政治标准中的三条已经出现了。
  12日社论的题目是《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这一篇里并无何种值得注意的意见,只是又增加了一篇反右派的社论,起了一点造声势的作用。
  13日没有发表关于反右派的社论。
  14日社论的题目是《是不是立场问题》。它主要谈一个问题:“在我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究竟是不是主要的?”社论认为,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右派分子“不许别人说成绩是主要的”。社论说:“倒是否认成绩,现在成了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如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是错误的,失败的,人们的面前就会是一片黑暗,新中国就会是一片黑暗,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就会是一片黑暗。如果是那样,那么问题就根本不是整风,而是要毁灭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毁灭人民的信心和民族的信心。”足见问题之严重。凡是不承认成绩是主要的人,当然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了。
  《人民日报》的社论一篇接着一篇发表,政治风向也一天比一天明朗。许多人已经根据这些社论的导向改变了立论的基调,拥护这些社论,在发言中重复这些社论的意思乃至字句。不过也有一些人并没有立刻转过弯子来。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8 07:32:35
  第五章 民主党派蒙在鼓里

  读了《人民日报》的社论,一些人感到大事不好,急忙见风使舵,转变态度。也有些政治头脑糊涂的人,依然沿着原来的轨道滑下去,继续鸣放,帮助整风。
  6月8日的指示提出要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还要派记者予以报道。这项指示立刻执行了。这些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以及一切非党的知识分子们,哪里知道这是反右的伟大战略部署啊!
  在6月8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李俊龙发言,谈到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他说,写匿名恐吓信“是一种极不光明的卑鄙行为,我们同意《人民日报》对这种人的严正指责”。可是他又说:“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放’与‘鸣’的方针,应该保持这种广开言路的风气。”“如果明知有的共产党员在工作中存在着若干错误和缺点也不肯说,而只一味说些好听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爱护共产党的正派人所应采取的态度。”
  6月10日在民盟的座谈会上, 候补中委陈新桂仍然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他以为不足的是储安平不曾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什么,他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斯大林错误,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证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他还说,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这样,共产党在贯彻政策的时候,在实行对国家领导的时候,首先要信任共产党员,再就是信任青年团员,再就是信任靠拢党的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不产生宗派主义,不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不形成“党天下”是很难想象的。
  杨清源、严信民等人都批评了章伯钧。王枕心却全面为章辩解,把别人的批评逐条驳回去。他说,一、章伯钧关于国务院讨论事情先拿出成品是形式主义的意见,我认为是不完全妥当;可是杨清源说,他提这样的意见就是旧民主主义思想,我也不同意。什么是旧民主主义呢?是假民主,欺骗人民的民主,实际上人民没有民主权利。章伯钧提的意见,并不是要这样的假民主。二、章伯钧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讨论,也有人说这不是事实。其实,讨论过的是改革文字的文字方案,至于“文字要不要改革”,的确是没有经过讨论的。三、有人说,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有脱离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我也不同意。设计院是参谋机构,并不是领导机构。铁道部和其他各部都有设计院,难道这些就是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了?对于其他一些批评章伯钧的意见,王枕心也都表示了异议。总括起来,他认为,章伯钧同志的发言,多少有些问题,可是没有一条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因此应该和风细雨地商讨,不可一下子提高到原则上来看。如果不实事求是,一切都要乱了。
  会上,张申府也对章伯钧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章伯钧的发言太随便,说话不太多考虑。他认为章伯钧的立场不够百分之百坚定,但也够百分之九十五的坚定;关于章伯钧所说的组织“政治设计院”的意见,他认为还是值得考虑的。
  6月15日,邵力子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发言,这时他已按照《人民日报》最新社论的精神立论了。他说,有人说,不是言者无罪吗?怎么围剿起来?邵力子辩驳说:鸣鼓而攻,不等于判罪处刑,围剿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言者无罪,更不等于言者无过,说错了话应该纠正,犯重大错误的话更应该予以严正的驳斥。 
  刘斐听邵力子念到“鸣鼓而攻之”这一句的时候,插嘴说:是“小子鸣鼓而攻之”哩!
  他们两位都是1949年和平谈判中南京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一同过来,一同留下,老同事了,不妨开点玩笑。他们那一代人,“四书”都是读得熟的,都记得“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一句,“小子”在这里不过是“我的学生们”的意思,并无恶意,可能还有一点亲呢的意味。再说,把“鸣鼓而攻”作为一句成语来用,并不是邵力子开的头。《辞源》里就有这词条。刘斐硬给添足这两个字,看来是不怀好意,是要对这些鸣鼓而攻的小子们和正在发言的邵力子表示一下不敬吧。这对会场的气氛大约也有点影响,使演出正剧的场面忽而不协调地抹上一笔喜剧的色彩。又好笑,又不能笑,多尴尬。所以,在下一次的会上,甘祠森在揭发刘斐的这一回捣乱的时候,就大声问他:你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 
  刘斐当然是“右派”。就在他插嘴说“小子鸣鼓而攻之”的这次会上,还有一件事也同他有关。会上,陈其瑗很激愤地说:“试问,我在统战部说的话有什么肉麻?我说,我在内务部和共产党员合作共事,关系很好,彼此之间没有墙、沟,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难道我非要说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才不肉麻吗?为什么李主席要宣布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肉麻?”陈其瑗发这么大的火,是因为在民革的一次会上,主持会议的李济琛念了刘斐递上来的一张纸条,说陈的发言很肉麻。
  6月11日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民盟湖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说,他不同意《人民日报》最近几篇社论的态度。他认为这些社论发表得不适时,还有教条主义残余。他说,原来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不看这些社论也没有问题。如果思想上有问题的人,本来就怕放,现在一看,就更不敢放了。他认为这样发表社论,是与毛主席讲话和整风精神不相符的。他表示拥护鸣放中争的方式,但不同意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他希望今后党更应该发扬大公无私的精神,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马哲民还不同意卢郁文认为墙是两方面的说法,他说这是不合乎《矛盾论》的。他认为应该分清主导方面,不能看做是平衡的。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9 05:41:26
  第六章发表鸣放意见作为批判右派的靶子(1)

  为了使右派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的面目,除了组织这些座谈会,让他们畅所欲言之外,还在报纸上刊登他们的文章。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民日报》转载了一些原来刊登在学校校刊上的文章。像黄万里的《花丛小语》(6月19日)、刘地生的《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6月22日)等等都是。各报编辑部前一时期收到的“右派分子”来稿,这时也发表了一批,显然都是准备批判的靶子了。
  6月10日的《沈阳日报》上刊出了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黄振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这是一篇七干余字的长文。它希望:“在这次整风中,党除了应当坚决铲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三害’ 而外,更重要的是要挖掉‘三害’的根子,进行彻底的革新,不然将有葬送党、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
  文章三分之一的字数是谈对肃反运动的看法。它说,“这一运动打击面宽,伤了感情,使党群之间的‘墙’加高加厚了,使党群之间的‘沟’加深加宽了。很明显,党中央对残余敌人的估计是最大的主观主义,在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宁左勿右’,打错了好人,破坏了法制……“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忧之!’”

  关于肃反运动的指导理论,这篇文章指出:“显然这是受了斯大林同志的社会主义事业越发展敌人越多的错误理论的影响。最后党中央提出的‘有错必纠’是英明的,适时的。有些人把肃反中的错误完全加在肃反干部身上是不公平的,除了少数乘机打击报复者外,他们不过是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而已。根子在北京。”
  对于毛泽东亲自定性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这篇文章说,“胡风及‘胡风集团’是 反革命分子吗?根据前些时候公诸于世的材料看来,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从胡风给党中央写的‘万言书’中,丝毫看不出有 反*革命的味道。他只是就意识形态范围内的文学艺术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建议罢了,他的某些看法和建议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对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的教条主义的批评,这是公民的起码权利,是百花中的一朵,是百家中的一派。至于《人民日报》揭发的材料和《人民日报》的按语,表面看来无疑是 反*革命,其实有些是历史问题,有些是在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对教条主义者发出的暗语,怎么能说是反党反人民而兴师问罪、大加围剿、拿入囚牢呢?‘偶语者弃市’的做法,仁人志士谁还敢开口!这样只能阻塞言路,助长‘三大主义’,葬送革命。胡风问题已过了两年,为什么还不公开审判?我们要求党中央如果打对了就立即公开审判,如果搞错了就马上开释,并恢复其名誉。”
  这两位作者替胡风鸣冤叫屈还不够,还要过问党内的事。文章说,“高、饶事件的真相也应当向全国人民公布”。
  这篇文章还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冒进”。例如农业合作化,文章指出:“我们的农具同两千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就这样一窝蜂似的组织起来,很多是变相的强迫命令,干部水平低、工作混乱、非生产人员增多、生产积极性降低(比单干时)等毛病就在所难免。……至于说农民都有加入合作社的要求,是自由参加的,其实是大多数农民怕带落后的帽子不得不参加。去年农业增产,不能完全归于合作化,主要的是党的信贷政策发挥了作用,假如把这贷给集体农民的二十二亿人民币贷给小农,可能还会收到更大的效果。”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9 18:00:44
  第七章发表鸣放意见作为批判右派的靶子(2)
  更加肆无忌惮的是两位作者论党的部分。文章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由言论到行动都是站在历史的最前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与人民水乳交融,亲密无间。而解放后则逐渐在成为人民的上司,逐渐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变成了空洞的口号,自己变成了特权者,陶醉于自已是开国元勋,有汗马功劳,应当有权有势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已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赏里,总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由于党对一切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又不信任非党人士,就会把党外一切逆耳的忠言拒于千里之外,这就使党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开始脱离群众。党虽然拥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但这仅仅是占全民总数的百分之二弱而已。中国不只是一千二百万共产党员的中国,而是六万万人的中国;新中国不只是党一手创造的。共产党的意见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的,从前面说过的‘错在中央’就可以得到证明。况且有其名无其实的‘党员’日渐增多,难道百分之九十八的非党同志都无德无才,应当绝对服从百分之二的人的主张,当这百分之二人的‘顺民’么!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原则有什么共通的地方?”
  这篇文章指出:党的威信一年不如一年的病根在于党有绝对的领导权。它论证说:

  “一些老党员进城以后,有了特权,渐渐忘记了革命的真义,喜欢奉承,作威作福,思想硬化。解放以后很有些人看到入党是攀登仕途的拐棍,有权有势,官高禄厚,步步高升。于是蜂拥而至,‘争取’入党,在党员和党组织面前,极尽其拍马(方式变了)的能事,伪装积极,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歪曲事实,欺上压下……以博取党员和党组织的欢心,达到入党之目的。入党以后,仍如上述之外,还加上对群众不是推心置腹,吃苦在前,而是成为党的‘包打听’,教训、申斥群众,以改造者自居,等等。于是,在党群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隔离群众的‘铜墙铁壁’,促使党从组织上、思想上硬化,先锋队与战斗队的作用日渐削弱。这不是党的危机么!”
  这篇文章认为:“建国以前和建国之初,党有绝对领导权,党员得到重用,这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合乎规律的,今天的情况变了,历史要求党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和党员的特权,不然党将阻碍历史向前发展。”
  对于这个意见,文章作了这样的论证:“今天矛盾的性质变了,人民的觉悟提高了,大家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人民也有参加国家事务的决策的要求。而且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不是取消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使党永远是先锋队。很明显的是取消了党员的特权之后,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才要求入党了,为了借此向上爬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者用八抬大轿请他他也不希望入党了,因为入党以后无利可图,反而处处需要带头,起模范作用。这样一来,党的组织才能纯洁,党才能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去影响人民,才能通过他的正确的主张去领导国家,才能根除‘三害’,才能拆‘墙’平‘沟’,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这篇文章还提出了扩大民主、革新国家制度的主张。它说:“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政治局少数人独裁。党内也没有民主,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只能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决议,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是有职无权,只有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威武神圣的。一手托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拿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选举只是变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这怎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
  改变的办法,文章指出:“应该实行直接、普遍的竞选,让代表们能够真正代表本选区大多数选民的意见,对本选区人民负责。应该让人民自由组织新的党派、社团和出版报刊,以便广开言路,监督政府,反对廉价的歌颂,提倡大家起来反不良的现状,只要不反人民,不反社会主义就行,反对共产党的政策也没有关系。‘真金不怕火炼’,共产党是不怕反的,假如不代表人民利益的主张和措施,被反掉了又有什么可惜呢!”
  关于国家制度,文章说:“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在宪法规定是‘人大’说了算,而在实际上,‘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里。‘人大’只是走走形式,举手通过,完成立法手续。几年来很少看见‘人大’对国家大事进行过真正的讨论,很少看见委员提出重大动议,却偶尔看他们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考察记在报上发表。这岂不是笑话!更可笑的是号称统一战线的‘政协’,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有关学习等问题的工作上,实际是不问政治,或者说问而不政,政而不治,治而不协。‘人大’和‘政协’就像两朵纸花一样点缀民主的门面。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在党中央。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这样少数人的专断,肆无忌惮地发号施令,不发生错误倒是不可思议的了。而党中央建国以来就没有进行过公开的自我批评。要改变这种独裁误国的现象,必须把党从‘人大’与政府之上拿下来,把政府置于‘人大’之下,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必须经普遍的竞选产生,一定要选出才高德劭者,才能起到真正的代表的作用,不要按各党派‘政治分脏’的比例瓜分席位。要设立各种专门组织,集中最优秀的各种专家参加工作。‘人大’常委会应该是专职的。人民代表不应兼任政府之职务。应该创办‘人大’的有关刊物,向人民宣传政策,刊登消息和讨论的重大问题,监督政府工作等。至于党对‘人大’怎样起领导作用呢?我们认为这就要靠党员代表的作用。只要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党员在人民中享有威信,人民一定选他进去。”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31 19:44:39
  第八章发表鸣放意见作为批判右派的靶子(3)

  6月15日《人民日报》 上转载12日《陕西日报》上刊登的陕西师范学院讲师王尊一的文章,题目是《“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并注明“本报转载时略有删节”,删去了一些什么内容,不详,就看删剩的,也够厉害了。文章一开头就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个别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
  文章对于“天下是谁打下来的就是谁的”这样一种道理表示不能接受,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确有伟大的功勋,但从此共产党骄傲起来了,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哪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文章还拿元朝和清朝的情况和当前的现实作类比,它说:“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宋人。当时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由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罢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以后,政治要职都设复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任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宫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把它叫做‘民族压迫’。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的形式,除了本质不同外,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个甚么名字,我不知道。”
  这篇文章还说:“几年来,在各个部门和各个角落,工作发生了错误,总是说下级执行政策有偏差,或者说没有掌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政令的草率颁布,更张频繁,保守、冒进、又保守、又冒进这样摇摆不定,还说是为了适应情况的发展。另外,一切讨论变成了形式,严肃认真的讨论根本展不开。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马的人认为是积极分子,认为政
  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或升官。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怀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顽固,甚至给戴上反 dǎnɡ、反人民和 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这样一来,谁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
  6月18日《文汇报》刊出了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徐仲年的杂文《乌“昼”啼》,《人民日报》“略有删节”后于23日转载,文章分三小节,第一小节从有人以“凤鸣”比喻“报喜”,“乌鸣”比喻“报忧”谈起,以为“乌鸦是益鸟,向人‘报喜’的喜鹊反而是害鸟”。第二节的小标题是“毛毛雨下个不停”,这是黎锦辉写的一句歌词,毛泽东曾引用来说明“和风细雨”。可是这篇杂文说:“毛毛雨下过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烂,棉不结铃。田初湿时是软的,容水过度就会变硬。‘清明时节雨纷纷’,尚且要‘路上行人欲断魂’;不幸而霪雨一年半载,老百姓就得饿死不少!
  “和风细雨自有他的妙处,但迅雷烈风也有扫荡阴霾之功!某些时候,错误严重,态度顽强:那就用得着迅雷烈风了;在这种情况下,和风细雨不足以息民愤!
  “尤其不希望对己和风细雨,对人迅雷烈风;对党外人士要求自我批评,对党内人士则要求批评别人!
  “我听了许多代表所反映的内容,有些事真令人发指!小民主解决小偏差,大错误就得用大民主来纠正,正如对症下药,有些病该用霸药来治。”
  这意思很明显:以前历次主要是整党外人士的运动,都是迅雷烈风,现在共产党内整风,却要求和风细雨。杂文作者认为,对于有些令人发指的严重错误,就该用霸药来治,和风细雨不足以平民愤。
  这篇杂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7月9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说:“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我们不是提倡和风细雨吗?他们说,和风细雨,黄梅雨天天下,秧烂掉,就要闹饥荒,不如急风暴雨。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那个‘乌鸦’他提此一议。他们还说,你们共产党就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因为他们来了个急风暴雨,这好像是我们报复他们。这个时候,右派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他看见那里有一根草就想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死的人一样,那怕是一根稻草,他都想抓。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5]
  徐仲年在他这篇文章中说,“我模仿《乌夜啼》,作《乌“昼”啼》。是否提防猎人的枪?不在考虑之内!”结果竟引起了毛泽东本人的批评,恐怕更不在预料之内吧。
  这就是反右派斗争开始阶段的形势。一方面,许多人按照6月8日以来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导向迅速转变过来,挺身而出,鸣鼓而攻;一方面;也有不少“右派分子”还在发表言论,发表文章,“自投罗网”。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09 06:44:49
  第九章 毛泽东讲话大“整容”
  2010年春节晚会有一个小品《整容》,说的是一位小眼睛的妇女经过整容眼睛变大了,连她的妈妈也没有认出她来,以为是女婿把“二奶”带回家来。演的活灵活现,令人捧腹。
  1957年,就进行了一次这样的大整容,不过整的不是眼睛,而是毛泽东的一篇讲话。这篇讲话就是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题名叫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篇讲话的主旋律是贯彻“双百方针”,鼓励人们大鸣大放。虽然没有正式公开发表,可是早已在党内外作了广泛的传达。当时只愁人们不了解“双百”这个新方针,只愁了解这新方针的人太少了。对这篇讲话的传达,对于热闹了几个月的大鸣大放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不少的人是受到了毛泽东的讲话的鼓舞,才投入到鸣放中来。大鸣大放中,不论是发出悦耳的鸣声的,还是发出刺耳的鸣声的,都引经据典,而所引以为据的经典,就是毛泽东的这篇讲话。
  大右派马哲民不满意《人民日报》6月8日以来的那一系列社论,就以它不符合毛泽东讲话的精神为理由。就说那个因学生闹事而被处决的汉阳第一中学副校长王建国,他罪状中有一条,就是对学生提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似乎这篇讲话可以作为学生闹事的依据和护符。
  当事情已经起了变化之后,已经不再需要鼓励鸣放,而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时候,决不能让这篇讲话为右派分子所利用,利用为乱鸣乱放的依据,利用为猖狂进攻的兵器和铠甲。这就有必要对原来的讲话动大手术进行“整容”,然后以经过“整容”后的新面目正式公布,作为标准本。此后谁再要引据以前未经“整容”的文本,就都是有意歪曲和篡改了。
  这个“整容”后的标准本在6月19日的报纸上发表,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标题下注明:“这是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一篇讲演。现在经本人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并且作了若干补充。”
  这里所说的整理和补充可并不是通常那种文字修饰,而是把许多原来的内容来个180度的改变。比如:
  原来讲话中说过的一些具体的人物,具体的事情,具体的数字,都删去了。陈其通、马寒冰等四人的文章;《人民日报》对这篇文章的长时间沉默;钟惦棐的文章;王蒙的小说;对王蒙小说的围剿,流沙河的诗《草木篇》;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党支部副书记马云凤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标语;1949年以来处死反革命分子的数字,等等等等,都删去了。外国的人物,如赫鲁晓夫、哥穆尔卡、拉科西、格罗、铁托、卡德尔等等,他们的名字和对他们的议论,也都删去了。
  原来讲话承认了肃反扩大化,要建立专门机构检查冤假错案。发表时,这样的意思删掉了。
  在谈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问题的时候,说:“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多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发表时,这个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意思给删去了,变成要“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
  比起删削来,意义更重要得多的是增补。究竟补充了些什么内容呢?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86年重编《毛泽东著作选读》,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题解中说:
  “讲话公开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份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例如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发表时增加了这么一段: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还增加了这样一段:“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这篇讲话中最重要的增补,是六条政治标准:
  “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
  (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这六条标准之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当人们6月19日早晨在报纸上看到这篇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些听过录音、听过传达、或者风闻过原来讲话某些内容的人,都对着报纸目瞪口呆了。咦?怎么小眼睛变成了大眼睛?原来鼓动大鸣大放的主旋律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战鼓声!一些在这篇讲话鼓励之下鸣放了好一阵子的人,这时才发觉自己已经像林冲一样“误入白虎节堂”,叫苦不迭了。罗隆基说,他因为毛主席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中没有提出六项政治标准,所以犯错误。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经过删削、改写和增补之后,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件,右派分子再也无法利用它。反右派斗争的最大障碍已经排除。反过来,这个文件成了反击右派的威力最大的武器。它在这时修改发表,就像炮兵群向敌军阵地的地毯式射击,把正在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打得晕头转向,无地容身。
  为了顺利开展反右派斗争,在解决了修改发表讲话稿的问题之后,还有一个小小问题必须解决。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规定: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整风开始,也真有那么一些非党员根据这个规定请求免于参加。现在既然已经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决不允许有人借此逃避,因此必须取消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的规定。
  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出了《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宣布:
  “一切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把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看作是自己的崇高的义务和应有的责任。因此,国务院决定:凡是进行整风的单位,所有工作人员,都应当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
  这个问题就这样轻易地解决了。于是,反右派斗争就在全国政治界、工商界、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科技界全面铺开。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1 07:09:46
  第十章 批判“章罗同盟”
  7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其中说: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 fǎn 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章罗同盟”后改为章罗联盟。章是章伯钧,当时是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副主席、交通部长;罗是罗隆基,当时是民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长。 
  毛泽东在6月10日写的一个指示中说:“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的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
  这是毛泽东对章伯钧,对罗隆基,以及对章罗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亦即“章罗同盟”的看法。
  章伯钧、罗隆基都不满足于冷官的位置,他们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认为苏联的制度缺少一些民主,不满意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
  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和“双百方针”,章伯钧罗隆基感到政治格局可能有所变化,颇觉兴奋。在中共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他们认为民主党派大有可为。 
  在这样一种情绪之下,1957年3月底民盟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确定今后的中心工作,会议从讨论毛泽东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开始。在讨论民盟今后作什么的时候,黄药眠主张提“加强政治工作为主,支持大鸣大放,监督共产党”。他认为,所谓“共存”、“监督”,事实上也就是政治民主化。
  在这次会议上,章伯钧提出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他提出,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要重新估价。这些也就是很使毛泽东震怒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
  孙大光揭发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提出后,孙到章伯钧的办公室去找他,在谈完工作上的问题之后,又谈到党的方针,当时章伯钧很兴奋地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早就有这个意见,我就是不讲。中国这样大,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原注:那个时候全国是九百万党员),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当时,孙要他解释一下,所谓一个上帝是指什么,清教徒又指的是什么? 在孙的追问下他解释说,上帝就是马列主义,清教徒就是党员。 
  民盟甘肃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子恒揭发说,他听章伯钧说过,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一百几十年以前,资本家剥削工人到了极点,马克思根据那时的情况,创造出马克思主义,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有力量的;但它种到人们脑中的东西是要人们反抗统治者,这种思想对于搞革命、推倒统治者、夺取政权很有用。但是现在已经取得了政权,工人阶级自己成了统治者,以前那一套就过时了,再强调就会引导到对自己的斗争。斯大林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因此社会制度要变一变。 
  高祟民揭发说,章伯钧罗隆基说过:马克思列宁见过原子能吗?马列主义也是要变的。
  李伯球揭发说,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章伯钧在外地来京同志的谈话会上说,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
  在这种形势会有所变化的估计鼓舞之下,章伯钧振作起来,活动不少。1957年5月章伯钧同罗隆基商量决定,成立四个临时研究组,分别研究党委制、科学体制、有职有权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四个问题。科学规划问题小组的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提出了一个《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党委负责制问题小组的黄药眠、费孝通、吴景超、陶大镛等人提出了一个《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民盟显示出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空前积极性,也显示出他们在科学、教育等方面有着不容漠视的能量。这时,《人民日报》上出现了十分醒目的大字标题:“可注意的民盟动向!”
  章伯钧、罗隆基说了这些话,做了这些事,特别是他们要拼命增加本钱,章伯钧希望发展几百万人,叶笃义提出要解散民盟、民进、农工、九三这四个都是知识分子的小党派,合组一个统一的知识分子大政党,而且他们对于科学体制、学校体制这些不必要他们操心的问题也提出主张,这只能看成是对领导权的挑战。这个势头是决不能让它发展下去的。反右派斗争就从政治界(民主党派)的右派开始,就从“章罗同盟”开始。
  在6月8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和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之后,已经有人闻风而动,在整风座谈会上对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进行反击了。
  6月10日晚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开会,邓初民批判陈新桂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源”这论点。 
  6月13日民盟中央小组的会上罗涵先批评了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以及叶笃义的发言。他也批评了储安平和陈新桂。
  史良发言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
  6月18日下午,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为号召全盟展开反右派斗争并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这个决定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所发表的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领导的言论是极端错误的。全体盟员对于这些错误的言论和主张,应当尽情加以揭发和批判。
  19日,主持会议的高祟民着重说明了两点:
  一、民盟整风的主要内容则是整反对社会主义,反对 共产党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和行动。
  二、民盟整风的方法当然也应该是和风细雨的,但是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端错误的言行,必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驳斥,决不能把“和风细雨”作为姑息和容忍这类极端错误言行的借口。
  会上,黄药眠批判章伯钧,说他不学无术,就其阶级基础可以说是流氓知识分子。又说苏联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以后,他对苏联的不满就逐渐显露。匈牙利事件后,他心里更加活动。到毛主席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后,他就更加跃跃欲试。他错误地以为人民民主制度会有根本改变。
  《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揭露储安平,说他歪曲党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去办《光明日报》这一方针。储安平说过:这句话说的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3 06:03:32
  第十一章 罗隆基争辩

  罗隆基6月3日出国,到科伦坡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21日回国。他出席了25日举行的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听取人家对他的揭发和批判。
  陈鼎文说,只要认识或略为知道罗隆基这个人的盟员,几乎都说他是右派。吴晗提出盟的组织应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罗隆基说这是“腰斩民盟”。
  费孝通说,罗隆基认为知识分子和党的距离是思想改造运动搞出来的,思想改造和肃反是造成党和非党隔膜的原因,所以他要求党以“国士”对待知识分子,不这样,他们就不肯把力量发挥出来。
  潘大逵说,罗隆基一直用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名利观点来影响他,民盟中央曾经打算调他到北京来工作,当时他很犹豫。这时罗隆基就对他说,你到中央来工作,只是一个普通干部,最多是一个副部长;而在地方上则是一个领导人。这样,他就没有到北京来工作。
  彭迪先说,罗隆基曾经在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说,共产党来了,有法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时候删去了这句话;但他确实说过这句话。他对党的敌对情绪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了。
  罗隆基在大家对他揭发批判之后,表示要作深刻的反省。他说,他从来没有在民盟内部说过自己思想进步。针对一些人提出的问题,罗隆基表示,他并没有看过储安平的发言稿,他也没有用过“平反委员会”这名词,他提出这意见,是因为对毛主席的指示体会不深刻。他还表示,他不愿意把章罗并提。 
  6月30日继续举行的会上,闵刚侯要罗隆基交代:他提出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后,有许多人写信给他,他是怎样批复这些信的。罗说,信都是秘书看的。史良立刻质问他:你不是批了要“扩大影响,造成舆论”么?
  罗隆基还谈了他和章伯钧的关系。他说,他一向把章伯钧看成政客,他们的合作是貌合神离,他也不同意章伯钧的许多主张,比如两院制问题,民盟大发展问题等。罗说,今年4月民盟工作会议上他所以支持章伯钧是因为怕麻烦。谈到由章伯钧罗隆基出面组织召开的科学规划、高等学校领导体制、有职无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委员会,罗隆基说他事先没有和章伯钧商量,开会约哪些人,他事先也不知道,是章伯钧确定的。

  罗隆基的这种不老老实实交代问题的态度……激起了大家极大的不满和愤慨,他的发言不断被大家的质问打断。大家要求他端正态度老实交代,不要狡辩。座谈会在晚上继续进行。罗隆基在下午的座谈会上对他自己的错误百般进行狡辩。晚上的会议一开始,大家就愤慨地对罗隆基的错误以及他的不老实的交代进行揭发和批判。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有些人和罗隆基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揭发出很多事实。高崇民在晚上的会议上第一个发言。他首先批判了罗隆基在下午的会议上发言的态度。他说:罗隆基的发言并不是交代,只是对报纸上及同志们所揭发的材料进行辩解。他表示对这个发言不仅不满意,甚至是愤慨。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4 05:48:39
  第十二章 望风捕影罗织罪名

  不只是夜以继日的批斗会,还有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从整风鸣放期间发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直追溯到几十年的政治历史,都在揭发批判之列。最有分量的是以知情者的身份所作的揭发。例如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两篇长文,揭发了章伯钧的好些问题。写的都是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当然容易取信于读者。可是如果对照一下相关的材料,其可信程度就不能不大打折扣了。
  在《听听章伯钧的狂言:“我说就是要和共产党争天下”》一文中,严信民说:“1948年夏我到香港。那时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上获得重大胜利,全国人民为行将到来的全国解放欢腾鼓舞的时候,你想,住在九龙的社会主义者章伯钧又是怎样呢?他陶醉在联邦制的美梦里,准备自己的力量。在军事方面他设有专人从事活动。他指示地方组织负责人,凡策反过来的军队一律插上农工民主党的旗帜,不要交给共产党……章伯钧公然说,毛泽东能领导中国革命,难道我章伯钧就不能领导吗?
  “有一天上午,我专程到九龙章伯钧寓所去谈话,有李健生在场。我介绍了解放区情况,谈到各种政策,最后谈到统一战线,谈到周总理对他的期望。我看到章伯钧的脸色苍白,他猛然站起身来,颤抖抖地喊叫‘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我说还是镇静一点,理智一点。一场谈话就是这样地不欢而散了。” 
  在《章伯钧决心要造反》一文中,严信民谈到当年他们在从香港驶往解放区的船上的事情:
  “当北航至黄海途中听到济南解放的广播时,章伯钧慨叹地说:‘大势已去。’他原以为美蒋决不放弃济南。由济南之解放,他看出美国没有决心。看出蒋介石的危急。因而对他所幻想的‘相持局面’、‘三分天下’失去信心。”
  人们从这些文章里看到,章伯钧对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竟是这样一种态度,对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竟怀着这样一种阴暗心理。由此而联系到他现在的 fǎn 党fǎn 社会主义,就不是偶然的了。这种根据独家资料作出的批判不能不说是深刻有力的。只是这并不真是海内孤本。严信民不可能不知道济南解放还真同章伯钧有一点关系。
  济南迅速解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驻守济南机场的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吴化文部战场起义。当年吴化文的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王一民在《吴化文将军起义记》中说:
  “这天晚上七点钟,我和吴化文一道去鼓楼头条巷一号李济琛家。到后,章伯钧、王寄一、陈铭枢已在座,这是李济琛接冯(玉祥)的电话以后约他们来的。吴化文看到这情况很诧异,半天说不出话来,李济深说明,这都是对蒋介石不满的人,是民主党派负责人,站在共产党一面,是和共产党的代表有联系的。……这样,吴化文才打消了疑虑,表示同意,于是开始会谈。……李济琛最后说,章是负责同中共方面联系的,由他向梅园新村中共代表面谈,情况如何,再约会回答你们。无论如何,千万保密,这是性命交关的事。7月17日,王寄一约我们去湖南路大同新村九号会谈。下午2时许,我和吴化文步行前去。那时,李济琛派陈铭枢做代表,章伯钧、王寄一、吴化文和我,五人会谈。章伯钧说他已同中共方面谈过,对吴转到人民方面来表示欢迎,希望以后密切联系。吴说:‘我们驻地是山东兖州,陈毅司令员驻鲁南临沂。’章说:‘以后会密电同你联系的。’吴回兖州后,陈毅即放回了被俘去的师长于怀安。” 
  这并不是一篇立意要为章伯钧辩诬的文章,主旨是讲吴化文的事迹,因而也就更具有作为旁证的价值。当知道了王一民提供的这些情况之后,可以设想章伯钧听到济南解放广播时的心情。当年他参与的性命交关的事,现在是收获的时节了。济南这个省会城市的易手,岂不是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标志么?章伯钧说这句话的心情应该是感到满足和欣悦吧。批判文章的作者却说“他原以为美蒋决不放弃济南”,济南的解放使他发出失去信心的慨叹!
  从王一民提供的材料中还可以知道:吴化文想另找出路,是只认共产党,不认民主党派的。他是听了李济琛的说明,可以通过章同中共方面联系才愿意同章会谈的。作为一个现实的军人,他当然只能持这种态度。如果不找中共,难道有什么民主党派能够释放他被俘的师长么?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章伯钧也知道他是作为中共的代理人或者联系人来作这些策反工作的。批判文章说“他指示地方组织负责人,凡策反过来的军队一律插上农工民主党的旗帜,不要交给共产党”。章伯钧可能有过这样的愿望或幻想,也可能在某一次说过这意思,可是至少在他本人策反吴化文这事中间,他并没有这样做。
  这里顺便谈一谈批判文章的作法。揭发,批判,摆事实,讲道理,全部凭空捏造的事,是并不多见的。多半是有那么一点风,有那么一点影,有那么一句话半句话,即拿来作为根据,再依需要随意解释。如果这材料还不十分合用,可以加以剪裁之后再作解释,剪裁到面目全非,解释到颠倒是非。严信民的这两篇,还不一定是最典型的标本。
  谈到批判文章,再举一个小例。农工民主党一个地方组织的负责人愿介绍一个他看中的人参加组织,同时也愿意介绍他同自己的妹妹交朋友,而一篇批判农工民主党恶性大发展的文章就据此立论,说他“甚至不惜用他妹妹来做钓饵,引诱别人加入农工”,如果这真是一种发展组织的方法,请问他能有多少妹妹呢?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30 07:04:29
  第十三章 “章罗联盟”被粉碎
  经过一场疾风暴雨的揭发和批判,民主同盟或者说“章罗同盟”中央和各地的负责人大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中央和北京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叶笃义、陈新桂、储安平、范朴斋、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潘光旦等等,上海有沈志远、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孙大雨、陆诒、吴茵等等,江苏有陈敏之等,浙江有姜震中、宋云彬等,江西有许德瑗、刘九峰等,山西有王文光等,陕西有韩兆鹗等,甘肃有杨子恒等,河南有王毅斋等,湖北有马哲民等,湖南有杜迈之等,四川有潘大逵、赵一明等。
  据8月16日新华社新闻稿说:“根据记者的初步调查,目前民盟中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数目最多,占各民主党派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三十九以上。右派分子在民盟中央有,在省市组织中有,在盟的基层组织中也有相当一批。”这篇新闻稿还说,“上海文艺界民盟组织成分极为复杂,这次在文艺界查出的右派分子,除个别人以外,几乎全部是民盟盟员。”1958年4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提供了如下的统计数字:“现在查明,全国盟员中的右派人数约占盟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左右,而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却占了全体委员的百分之二十九,在候补中央委员中占了百分四十三,在中央常务委员中占了百分三十六以上。在地方组织中,据初步调查,民盟全国24个省(市)地方组织中,为右派集团篡夺了全部领导实权的,有上海、四川、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广东、江苏、陕西等十个;大城市的县(市)的地方组织,有武汉、重庆、济南、青岛、福州、杭州等六个。” 
  这里说了“据初步调查”,可见是并不完全的统计,如果是斗争完全结束之后的完整的统计,数字当比这更高一点。即使仅仅看了这个统计数字,也可以明白这一场斗争对于民主同盟或者说“章罗同盟”是什么意义了。
  罗隆基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前,担任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等职。划为“右派分子”之后,他的工资从四级降为九级。没有司机、没有轿车了。他的唯一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委员,仍住在红门铜环的乃兹府公馆里。
  1965年12月6日,罗隆基在家设宴,与几位朋友聚餐。来者有他的老朋友、全国政协委员赵君迈先生,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及其女儿刘炜等。晚年凄凉,孤独感和精神上的苦恼,使他痛苦万分,门前冷落车马稀,来往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多年旧友。朋友们相煦以湿,相濡以沫,每周轮流坐庄,聚餐遣愁,借机谈心。
  那天晚上,轮到罗隆基坐东,他请自己的厨师做了涮羊肉,为朋友们驱寒。他还乘兴拿出一瓶殷红的北京葡萄酒,斟入一只只江西景德镇瓷杯。大抵有点兴奋,他开了酒戒,本来,他患心脏病,已与酒“绝缘”。饭足酒余,他还到离乃兹府不远的东四刘王立明家中聊天,直到夜十一点,他才扣响自己家的红门上的铜环。那时,他还一切正常。他拉上卧室的窗帘,躺到床上。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走到终点。正因为这样,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没有留下一字遗嘱。像他那痛快的性格一样,他的离去也是非常痛快的。子夜,他在睡梦之中感到心脏绞痛。他立即去摸硝酸甘油片。不料,手发抖,那救命的药片撤落在地板上。身边无一亲人的他,陷于无援无救之地。就这样,在沉沉遥夜之中,他猝然而逝。临终,守候在他身边的,只有那墙上挂着的齐白石和徐悲鸿送给他的画。
  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帽子”。没有举行追悼会。鉴于他是著名民主人士,全国政协在北京医院为他举行了小规模的遗体告别会。邵子力来了,张奚若来了,齐白石的儿子也来了……可惜他已无法向老朋友们投以最后一瞥。史良赶来了,用噙着泪花的双眼望着他的遗体,勾起对那远逝的年月的无限回忆,于无言中缓缓走过他的身旁。离世之际孑然一生,没有一个亲人在侧!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22 14:52:36
  反右运动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4 18:42:08
  大鸣大放的许多言论,令毛泽东十分恼火,决心收拾这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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