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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42】发动大跃进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4 12:57:39 点击:5504 回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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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42】发动大跃进


  讲述发动大跃进的来龙去脉。

  第一章 主席论“矛盾”

  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主席感到滚滚乌云正从四面八方向他压来。
  国际上,苏联**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揭开了“斯大林黑幕”,西方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接着,又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些,也影响到了中国。
  在国内,经济出现了危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一些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发生了多次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农民闹退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
  武汉市一些学生游行示威,竟喊出“欢迎国**!”“欢迎蒋**!”等反动口号,冲击打砸党政机关。
  令他震惊的是,有些地方出动了军警镇压罢工罢课的工人、学生,发生了逮捕和枪杀事件。
  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件?为什么?怎么办?
  最令主席不能容忍而又不得不忍的是,周恩来等人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大张旗鼓地反冒进,把他所发动的反右倾保守的跃进硬生生地压了下去。
  周恩来的反冒进主张竟然在八大受到了赞扬和肯定。他深切地感到,他的权威和他的路线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主席坐在丰泽园宽大的沙发上,大口的吸着烟,思索着这些问题。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主义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他嘴里喃喃着,他要用他的“矛盾学说”来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
  他的头脑渐渐清晰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只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否则,就会转化成对抗性的敌我矛盾……
  他逐渐地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被镇压。”
  他逐渐地认识到,国内的罢工、罢课、闹退社等事件,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决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进行镇压和专政。这些矛盾的产生,主要源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
  他确认:周恩来那一伙“小脚女人”们,严重脱离群众和实际,看不到蕴藏在群众之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看不清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他们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况且,他们结成一伙对抗我的正确路线,哼,是典型的宗派主义。……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主席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他提起笔写了起来。
  1957年2月27日至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有1800多人。
  主席在27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发表讲话,讲了近4个小时,引起了强烈反响。
  后来,这篇讲话经过整理修改,定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主席下了决心: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整肃“小脚女人”,要推行他的高速度路线,最好的办法就是**党整风,彻底清除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但是,主席还是有些顾虑,因为目前的形势和延安整风时期有很大的不同:
  延安时期,主席领导长征取得伟大胜利的事实和抗日所确定的正确路线是有目共睹的,他的权威已经得到全党的公认;
  而现在,他批判“小脚女人”搞起的冒进,能有多少人心悦诚服呢?他的权威是靠“老本”呀。
  这个“风”可怎么个整法?主席陷入了沉思。
  主席吸着烟,思索着,一幕幕令他烦心的事情又涌上心头:
  八届二中全会,刘、周联手反冒进;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陈云,竟追随周恩来和他唱对台戏,到处讲什么要“慢”、要“平衡”;
  他提出的“双百方针”遭到不少高级干部的抵制、反对;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正处》时,一些高级干部竟然中途退出会场;
  党的中下层有不少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官逼民反”,造成工人、农民、学生闹事事件此伏彼起……
  整风势在必行。但是,采用像延安整风那样的方法,他的权威还能驾驭整个运动、贯彻他的意图么?还有人能像延安整风时的刘少奇那样全力支持他么?
  党内上下一大群官僚主义者盘根错节、上下勾结、官官相护,让他们自己整自己的风,能有多大效果?……
  怎么办?
  主席反复思考着、权衡着。他眺望着窗外的万紫千红,头脑豁然开朗:最拥护、支持他的“双百方针”和《正处》报告的,是各*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啊!何不发动他们帮助我党整风、揭发批评那些官僚主义者呢!
  他下定决心:就这么办——开门整风!要在社会中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气氛,让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僚主义者们感受到强大的社会压力,让他们明白“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只有这样,整风才不会走过场。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5 05:25:57
  第二章 开门整风
  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布立即在全党展开整风运动。
  指示强调指出,应当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
  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着重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检查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
  检查那些脱离工农兵、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现象。
  号召党外知识分子帮助整风,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5月1日,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主人士座谈,以真诚的态度向他们说明了**党整风的目的和意义,恳切地希望他们向**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
  根据主席的指示,**中央统战部从5月6日开始,邀请*主党派和党外*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他们给**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
  统战部长李维汉再三传达主席的指示:要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去掉疑虑,放胆鸣放,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尽管如此,有些人仍然疑虑重重。社会学家李景汉说:“**党一向是整人的、改造别人的,这无论从三反、五反、批武训、批红楼梦研究、整胡风、肃反等运动看,都是这样。但是现在,忽然要来一个运动,要从前的整人者、改造者来接受被整者、被改造者的意见,接受批评,这实在是反常的事。从古今中外看,哪一个执政者会这样呢?”
  统战部给曾经受过批判的梁漱溟、俞平伯下请贴,邀请他们参加座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俩死活没有来。
  到6月8日,共开座谈会13次,有70多人次发言。此外,统战部和国务院还于5月15日至6月8日,联合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25次,共有108人次发言。所有发言立即见报。
  这期间,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一些高等院校党委,也相继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给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光明日报》、《文汇报》在全国各大城市邀请*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座谈鸣放,并详尽报道了鸣放内容。
  令主席出乎意料、十分恼火的是,几千条意见中没有一条是批评右倾保守的,而对经济建设的“跃进”指导思想却提出了很多批评,有些批评还非常尖锐。
  无党派人士、教育部长张奚若鸣放说,**党在领导经济建设出现的偏差,可以用四句话概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指出:
  好大喜功的大,一种是形体之大,许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而实际上有些外表看来很堂皇的东西并不太合用;
  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
  由于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学艺术组织要大,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
  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
  所谓急功近利,它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度。
  在某种情况下,速成是需要的,但是要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结果是不会好的。
  事情应该分长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
  所谓鄙视既往,就是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
  实际上,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
  所谓迷信将来,是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机械地等速度发展的。
  实际上,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
  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
  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长篇文章。
  文章论述了我国经济建设中八方面的平衡关系。在论述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时,明确指出:
  “不能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而降低轻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重要性,它们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维持平衡。”
  文章在最后的结论中指出:
  “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四年的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是很丰富的。但这并不是说年度计划的安排没有缺点和错误。”
  “比如,在社会主义高潮的推动下,1956年国民经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成绩很大。但是基本建设规模偏大,人员招多了一些,学生也招多了,工资基金和事业费用也就必须多增加,结果国家财政多支了一些,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应都紧张。”
  “因此,1957年的计划,在去年大发展的基础上,必须根据财力、物力的可能放慢一步,这不是冒退,而是转向正常的发展。”
  无党派人士、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鸣放时赞同马寅初关于“放慢一步”的观点。他提出:“希望中央检查一下八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哪一方面大。
  陈铭枢批评主席“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
  “嘿嘿!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好嘛!”主席在报上看到了张奚若与陈铭叔的鸣放,发出一声冷笑。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6 05:54:04
  第三章 林希翎为胡风鸣冤

  5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些学生贴出了鸣放大字报,学校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表示支持。于是,大字报和大辩论迅速在北京大学开展起来。
  所谓大字报,就是用大毛笔或毛刷蘸墨水,在旧报纸或其它较大的纸张上书写鸣放意见,张贴在墙壁上或悬挂在绳子上。
  所谓大辩论,就是用桌子或木板搭成讲台,人们可以自由登台讲演,发表意见,或互相辩论。辩论激烈时,辩论的两派往往就是连骂带打,一场混战。
  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女学生林希翎(又名程海果)来到北京大学讲演,为胡风鸣冤。
  林希翎,女,1957年她22岁,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她来人民大学前是解放军女兵,是军队保送她到人民大学深造的。
  她才华横溢、血气方刚、敢想敢说,在学界初露锋芒,被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
  她本是法律系的学生,但随后研究《红楼梦》并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人大校长吴玉章认为她是个人才,在颐和园里为她专门找了一个地方供她写作。
  1957年4月“整风运动”开始后,林希翎受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鼓舞,响应党的号召,满怀着对党的信赖和关心,积极投入到运动中来。
  她在人大、北大等地就*主、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等问题以及“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表演讲,其中最著名是在北大的两次演讲。
  5月23日,北京大学法律系举行“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辩论会,邀请林希翎参加。林希翎本来只准备去听听的,没想发言。当主持人点名请她发言时,被现场气氛感染的她没有任何犹疑,作了长篇发言。
  她一上台就说:“我今天很激动,到北大吸到了新鲜空气,而人大是教条主义的老窝,官僚气太重。还是北大有*主传统,继承了五四的传统。”
  接着她旗帜鲜明地谈了对胡风问题的看法,认为加给胡风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批判胡风很可耻。
  她说:“胡风是对中央递意见书,怎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呢?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他批评庸俗社会学、机械论就是教条主义,他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现在的文艺作品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机械的单调的。他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分子也成了工农兵了,不适用了。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同意见,现在百家争鸣,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吗?胡风反对宗派主义,党内是有宗派主义的,胡风触犯了文艺界的首长周扬、何其芳,所以才整他。”
  她还说:“两年还想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党是有些为难,没法下台,错了也不肯认错。估计毛主席可能有两种心情:1、明知错了,不承认;2、毛主席自己明白了,但高级干部中很多人还想不通,现在若对胡风平反,是有困难的。”
  许多学生支持她的意见,呼吁为胡风平反。
  胡风是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由于他对主席的文艺观点有不同意见,激怒了主席。
  1955年,主席亲自为所谓“罪证”的三批材料撰写按语,定案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和几十位与他关系密切的著名作家、诗人被捕入狱,受此案株连者近万人。这是震惊中外的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大文字狱。
  接着,林希翎又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秘密报告,以及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著作《斯大林时代》,谈到了对肃反运动本身的看法。
  她说:“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法制是不健全的。例如南京肃反时,一个晚上把逮捕证发给各单位,一下子就逮捕了二千多人。连某礼堂都住满了犯人,后来又都放了出来。我曾经在区法院实习过,最近人民代表要去检查肃反工作,毛主席下了一道命令,要检查过去所有的案件,现在从法院、检察院到公安局都忙着修改案卷,起诉书错了修改,没有理由的补上理由,但是这还叫什么检查呢?”
  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8 05:52:57
  第四章 林希翎呼吁政治体制改革

  由肃反问题扩展开去,林希翎又联系到了现行社会政治制度,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反对个人崇拜,要求扩大社会主义*主。
  她慷慨激昂地说:
  “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为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
  “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作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她甚至说:“不要以为**党用整风的方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的这一点小小的*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最后,她提出要从根本上改革不*主的社会制度:“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主都有局限性。**党的*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现在他们封锁新闻,例如北大如此轰轰烈烈,为什么报纸就不报道!……我们今天的斗争不限于发发牢骚,对一切缺点不能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
  
  5月27日,林希翎第二次来到北大,在学生集会上发言,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上次演说中的基本观点。她在谈到个人崇拜时明确表示:“我同意铁托同志的意见,个人崇拜与社会制度有关”,“要克服错误,就要从根本上改革这一切制度,上次谈到不要改良主义,也就是这个意思”。
  她毫不避讳地认为“个人崇拜在中国也有”,并且举例说,“人家吹捧毛主席是伟大的诗人,字又写得如何好,这些话太肉麻”。她还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要“人民作主”,“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要彻底改革,要发动人民来讨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不是党员的,应该让全民尽情地提意见”。
  这就是当年的林希翎,一个热情奔放、锋芒毕露、敢想敢说的狷狂青年,一个思想敏锐、见解独到、话语犀利的时代勇士。
  天真烂漫、激情满怀的少女林希翎绝没有想到,就在她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在党内布置“引蛇出洞”、“引诱大鱼浮出水面”,准备抓右派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大网正在向她扣来。
  林希翎在人大、北大发表演讲以后,《人民日报》立刻以“内参”的形式上报,刘少奇遂即作出批示:“极右分子。请公安部门注意”。
  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作报告,要求同学不要与外校联系。程海果不同意,她反驳说:我校同学未患流感,为何要隔离?北大先搞起来了,交流一下经验为何不可以呢?号召不要和其他校联系这是没有理由的,这个整风在我国还是新问题,不和兄弟学校交流经验是错误的。主席讲,学生闹事要闹个痛快,而现在还没有闹事就这样封锁。她说,有人神经衰弱,对北大问题做歪曲的报告,说北大闹的混乱不堪,怕引起波匈事件,这是无根据的。北大没有要推翻社会主义的人。
  随着“反右”运动的正式开始,林希翎的结局也就基本确定了。她先是被定为“极右派分子”,遭到全面批判,成了“学生大右派”、“反党急先锋”,被诬为“戴着天使面具的魔鬼”,被《人民日报》点名,并由毛泽东亲自指定,同北大知名右派学生谭天荣一样,受到“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的特殊处分。
  她为自己“离经叛道、犯上作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30 07:13:08
  第五章 反右运动

  整风运动大鸣大放的情况通过各个渠道传给毛主席。
  林希翎在演讲中,呼吁为胡风平反,批评肃反扩大化,直率地批判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将其称为“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主。许多大学生支持林希翎的意见,发表演讲、贴大字报呼应声援。
  康生急忙向主席汇报北京大学的情况,说:“主席呀,有个叫林希翎的女大学生在北大讲演,为胡风鸣冤叫屈,攻击社会主义和**党,有许多人呼应呀。这还了得!”
  “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主席亲自定的案。主席听到有人竟敢为他钦定的案件鸣冤叫屈,大怒。
  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来向主席汇报说:
  有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有人反对党的领导,说“全国各处,不论单位大小,都要安排**党员作头头,事无巨细,都必须看党员的眼色行事。现在的天下,已经成了**党的家天下。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有人想让**党下台,说“要改变一党天下的局面,必须是**党和各*主党派‘轮流坐庄’、‘轮流执政’。由各党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竞选,由群众自由选择,这比**党一党专政要好。”
  有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说“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还坏。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
  “根本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党下台,**党组织退出机关、学校。”
  还有人把矛头直接刺向主席。这个人说:“**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并且非常不恭地把受全国人民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称为“老和尚”。确实惊世骇俗!
  他要“请教”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他非常坦率地直说:“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中有3个党外人士,4个副总理中有2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还有人说:“三害的根子应该向毛主席、党中央那里挖。”
  主席怒极,吩咐李维汉:“把这些言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
  5月15日深夜,主席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并立刻印发高级干部阅读。他设下“引蛇出洞”的计谋,准备对右派分子“聚而歼之”了。
  6月8日,主席为**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
  1957年7月,**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毛泽东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进一步部署反右派斗争。
  这篇文章首次提出要进行一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强调指出:“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
  并说:正在开展的这场反右派斗争,“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不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
  这次会议后,**中央又发出一系列文件,进一步把反右派斗争推向自然科学界和中小学教职员,推向全国各个领域。这样,反右派斗争在其深入扩展的进程中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对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斗争是应该的,但遗憾的是反右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
  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机关、商店、学校等等各个单位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各单位的反右领导小组首先搞“引蛇出洞”的座谈鸣放,让群众给党提意见。然后,又搞“向党交心”活动,让群众把自己的“反动思想”坦白交代出来。
  再后,按上级分配的右派人数指标确定出重点人,并对重点人进行内查外调、整材料、“梳辫子”(一条条地列出“反动言行”)。
  给领导或党员提过意见就是反党;对单位或社会发过几句牢骚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几个要好的朋友在一起聚会,议论过领导、党员或社会,就被断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小集团”。
  再后,揪出右派分子,戴上帽子,进行批判斗争。
  最后,按“罪行”大小、态度好坏进行处理,或在单位监督劳动,或开除公职遣返回乡监督劳动,严重者送劳改农场进行劳改。
  如果哪个领导或党员对反右派斗争抵触、手软,他也就成了“右派分子”。
  1958年大跃进中,进行“反右补课”,又揪出了一批漏网的右派分子。
  在“宁作勿右”的空气中,有55万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该文说,据解密的反右档案称: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
  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
  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
  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
  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7-27 06:09:32

  第六章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
  反右派斗争在其深入扩展的进程中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主要表现是:
  (1)对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不断升级和扩大。
  对右派分子,5月中旬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原来设想是:除个别外,不必具体点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于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6月29日,**中央改变了这个设想,指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右派和极右派人数,北京大约400人左有,全国大约4000人。这表明斗争重点已不是批判政治思潮,而是侧重具体点名了,不过在人数上还有所控制。过了10天,**中央又指示,把准备点名批判的人数扩大了一倍。8月1日,**中央要求把反右派斗争进一步向地县、市区、大厂矿(后来又提到向中小学教职工)深入展开,并提出要“深入挖掘”右派。到9月**党八届三中全会时统计,全国已划右派6万余人。10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通知》原意要控制范围,防止多划右派,但其中一些提法不尽科学,加上许多地方已划了右派,为了不挫伤这些地方和单位的积极性,这个通知并没有普遍传达,更谈不到贯彻执行。这样,反右派斗争已经出现的扩大化错误不可能得到纠正。后来,在1958年党外人士整风交心中,一些地方和单位把党外人士在自我检查中交出的“黑心”作为制定右派的依据,又错划了一批右派。到1958年秋,整个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了右派分子55万多人。由于严重扩大化,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党的干部和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学生错划为“右派分子”。
  (2)把大量人民内部问题错误地作为敌我矛盾批斗和处理。
  在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中,除极少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外,许多人只是向**党的工作和干部提出批评意见,这些意见相当部分是正确的,或仅仅是言词比较尖锐,或有这样那样的片面性,但却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对**党的路线、政策,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和理论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即使有明显的错误,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应该通过耐心细致的讨论、教育来解决,而不应该作为敌我问题加以打击。但实际做法却相反,这就导致了扩大化的失误。
  (3)对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处罚过于严厉。
  对右派性质的判定,在7月11日**中央批准的中央统战部的建议中,还是讲“人民内部划分左、中、右”,同时指出:右派里面有一部分极右分子,极右分子中的一部分政治上已处在敌我界限的边缘,这在当时是比较清醒的正确判断。但是,过了几天,毛泽东否定了这个估量,断定:“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543页。】。这就导致了后来对右派分子过于严厉的处置。
  在反右派斗争后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凡是**党员的全部被开除出党;半数以上的人失去了公职,相当多的人被撤职、降职、降薪或被送劳动教养,或被监督劳动;有些人甚至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也大都用非所长。
  对“右派分子”的严厉处罚,使一大批无辜的人们和他们的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失去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应有作用的可能。这不仅对他们是极大的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8-22 16:03:21

  第七章 知识分子的一场浩劫
  1957年,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遭到一场浩劫。一场强烈的反右斗争风暴,给55万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其中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
  从此,他们成为“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由“四类分子”变成了“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
  “右派分子”们先是满腹疑惑:“不是一再鼓励鸣放、承诺‘言者无罪’么?怎么就成了罪人呢?”他们后来才恍然大悟:“啊呀!我们上当啦!这是阴谋呀!”
  领导恨恨地说:“有罪者言者有罪。你本来就有罪嘛!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沉痛地说:
  “这场反右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
  “全国五十余万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李维汉谈到这场浩劫的根源时深刻指出:
  从历史根源说,我们党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之中,毛泽东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环境中度过的……这样长期的革命实践,不能不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
  政治斗争不讲策略不行。对敌斗争就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错误在于把朋友、把党内干部当成敌人,当成“蛇”来引了。”
  1959年9月,**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在建国10周年时,摘掉一批确实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这年摘掉右派帽子的人数共4.5万人,一般都恢复或重新安排了工作。
  这一措施,尽管没有彻底纠正“左”的错误,但对缓解反右派斗争形成的紧张局面,调整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60年、1961年,经过**中央的批准,全国又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尽可能改善他们的处境。
  1962年夏,中央统战部开始觉察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提出,如果领导认为需要和右派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分子帽子。1962年摘帽子的面不要低于70—80%。
  由于当时“左”的影响,这一建议不但未被接受,反而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批评,认为摘帽子70—80%的面太大,仍应坚持每年摘帽子10%左右,并且更严肃地批评了甄别平反的提法,否定在反右派斗争中有扩大化的问题。
  随着以后“左”的错误的严重发展,对错划右派的改正问题成了一个禁区。
  从1959年到1963年,累计为30万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但自1962年以后,再也无人提出为错划右派的人平反改正。
  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一直到1978年底**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正确解决和彻底纠正。1981年6月,**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反右运动作了分析。决议一方面指出,在整风过程中,确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妄图取代**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同时又指出:“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这个决议是来之不易的。它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24年之后,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得出的结论。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8-24 09:58:26
  为什么版面标题是淡黑色?是版主不欢迎这样的文章吗?不欢迎的话,请赶快删掉!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8-28 19:19:50
  第八章 惨痛的教训
  从5月1日发动整风到6月8日反击右派,在不到40天内,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发生180度的大转弯,经历了从整风到反右的重大转折,这是什么原因呢?总结历史经验,应该说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个人的原因,具体说,主要有四方面的教训。
  一、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
  应该肯定,1957年夏季确有极少数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但这些右派言论是在一定范围内讲的。为了稳定局势,明辨是非,完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批判,消除它的反动影响。但当时却对右派进攻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是“黑云乱翻”、“七级台风”,采取了“引蛇出洞”、“钓鱼”等策略,把对党政工作的批评意见,一律公开见报,这就扩大了范围,加剧了全国性的紧张。
  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对当时右派进攻作了严重估计,判断:在党外知识分子中,中间派大约占70%左右,左派占20%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根据1956年统计,全国知识分子大约500万人左右,右派分子的数量,按这种估算,1%就是5万人,3%就是15万人,10%就是50万人。从5万人到50万人,悬殊很大,显然并不科学。这种主观臆断,成为以后全面“深入挖掘”右派的思想根据,成为以后一些单位划右派的指标。这就不可避免造成严重扩大化。
  二、在阶级斗争退居次要地位、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的时刻,在右派进攻面前,又走回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
  1981年,李维汉谈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教训时,深刻指出:从历史根源说,我们党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之中,毛泽东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环境中度过的……这样长期的革命实践,不能不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政治斗争不讲策略不行。对敌斗争就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错误在于把朋友、把党内干部当成敌人,当成“蛇”来引了。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讲话中也讲到长期阶级斗争的影响。他说:过去做的是阶级斗争,*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如此,是人与人开战,人打人,花了几十年的精力……从**党成立起,已有36年,精力都轧在这上面。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要懂得自然科学。不懂怎么办,要老老实实学。可能要同过去学习阶级斗争一样,需要花几十年的时间。从这篇讲话,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由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转变有清醒的认识。但在右派进攻面前,又习惯地回到了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的轨道上来。
  三、在一系列革命和建设胜利面前,毛泽东滋长了骄傲情绪。
  中国**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正确指出:“党在面临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了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现实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应负一定的责任。”决议所指的时期,正是以1956年9月党的八大之后包括1957年夏季为起点的。
  李维汉也分析了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毛泽东个人的原因。他说:1956年9月,党的八大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在开幕词中也提出“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些都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到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错误地批判了反冒进是“促退委员会”之后,正确的意见受到抑制,党内*主生活逐渐受到损害。在这期间和以后,他滋长了“一言堂”的作风。全面地历史地加以考察,对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这一失误,毛泽东从主张到部署都负有主要责任。但当时中央认识是一致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此,又不能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个人。
  四、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对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思想理论准备不足。
  长期以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就是讲要消灭阶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展,逐步地向**主义社会过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把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阶级斗争已退居次要地位,人民内部矛盾则日益显现和突出起来。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应当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现代化建设,而不应该轻率发动政治运动,干扰经济建设这一中心。1956年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论述了实现这一战略转移所应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毕竟太短,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矛盾和发展规律,终究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因此,在观察和处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阶级斗争;对局部范围的阶级斗争,仍然习惯于采取过时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旧方法、旧经验。这就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这一失误,不仅干扰、冲击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且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日益发展,形成了以后长达20年“左”的严重错误。这个教训是沉痛的,值得我们深刻记取。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原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向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各*主党派也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时候,他们对党和国家工作发议论、作批评、提建议,这正是他们政治生活中积极性的表现,是社会主义*主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和必然要求。而我们党当时对他们这种进步和积极性估计不足,面对尖锐的批评,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把人民内部的批评意见误认为敌我斗争,导致了不幸的后果。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8-29 18:56:10

  第九章 林希翎的坎坷的人生(1)

  林希翎(1935— 2009),女,原名程海果,1935年10月25日生于上海,2009年9月19日北京时间15时于巴黎郊区圣卡米拉医院病逝,享年74岁。
  父亲程逸品,原是东北流亡学生,母亲林静枝,浙江温岭人。林静枝15岁随兄长到上海闯荡,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结识程逸品并结婚。抗战爆发后,林希翎随父母移居温岭外婆家,父亲在税务局任职,1948年弃家出走,她随母留居温岭。1949年考入温岭中学高中部,同年秋参军,在解放军第二十五军曾任师文工队员。1953年由部队保送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
  她于1955年写就《试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一文,投寄《文艺报》。文中不仅批评胡风的文艺观点,还涉及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以及因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备受毛泽东青睐而名噪一时的李希凡、蓝翎等人的学术观点。
  《文艺报》编者征得林默涵同意,准备发表,同时转达林默涵的意见,建议删除其中涉及他们三人的部分内容。程海果对此虽无异议,却当即决定从林默涵、李希凡、蓝翎三人的姓名或笔名中各取一字,即以“林希翎”作为自己的笔名。恰好,她的母亲也姓林。
  不料此文刊出后竟遭受《中国青年报》无端攻击,刊发题为《灵魂深处长着的脓疮——记青年作家林希翎》的署名文章,并配发丑化其形象的漫画。为此,林希翎写出《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发送新闻单位和有关领导,得到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和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肯定与支持,被胡耀邦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
  其实当时也就有读者投书《中国青年报》,为林希翎鸣不平。在胡耀邦、吴玉章关注下,《中国青年报》终于以编辑部名义公开检讨,称所登文章失实,向林希翎道歉,承认错误。《中国青年报》还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读者来信《批评应该实事求是与人为善》,于是林希翎从此出名,成为当时的明星人物。
  1957年开始“大鸣大放”时,林希翎是活跃人物,从5月23日至6月13日,在北大、人大演讲6次,就*主、法制、胡风案等问题发表尖锐意见,惊世骇俗,一鸣惊人,道出人民的心声,受到群众欢迎,一时成为“勇敢的化身”,同时也为极左派所嫉恨。 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她遭到全面批判,成了“学生大右派”、“反党急先锋”,被诬为“戴着天使面具的魔鬼”,被《人民日报》点名,并由毛泽东亲自指定,同北大知名右派学生谭天荣一样,受到“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的特殊处分。
  林希翎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说话,因此,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党委从全校找到了一批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事前作了很充分的准备并经过“预演”之后才召开几千人参加的斗争会。但在斗争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主持斗争会的人无法,只得领着群众高呼口号,才能将她压倒。当时北京大学斗争谭天荣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林希翎和谭天荣一时成了北京学生界的著名人物。
  1958年在中山公园的“五一”联欢会上,刘少奇向人大学生问起林希翎的情况,人大学生反映她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低头认罪”。刘少奇说:“那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
  不久,公安部长罗瑞卿亲临人大,在学校党委召开秘密会议,宣称“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此后不久,罗瑞卿捏造了一个所谓林希翎“殴打监督她的学生宋津生”的事件,于7月21日半夜派人将林希翎秘密绑架。开始只是宣布对她拘留5天,继而以“态度不好”改为拘留15天。
  一个半夜审讯林希翎的公安人员因林表现不驯,在盛怒之下吼道:“你看着罢!**党还对付不了你这个老毛丫头!我要让你年青青地进我这监狱,而把你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
  果然最后以“反革命罪”宣布逮捕林希翎,并判处有期徒刑15年。而且把她的老母亲抓来开万人大会批斗毒打。
  当时人民大学的校长,**党“四老”之一吴玉章亲自去为林希翎求情,也不顶用(据说另一个“四老”董必武也出了不少力)。林希翎最终还是被捕了。
  林希翎在北京草岚子监狱第8年,上脚镣手铐达半年之久;第11年,即1969年,林彪下了1号通令,她又被押送金华劳改农场继续服刑。
  毛泽东于1973年向时为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问起林“在哪里工作,好不好”,经吴德了解后才知道早已判刑入狱。毛泽东指示:立即释放,安排工作。于是,林希翎又莫名其妙地被宣布“提前释放”,安排在金华武义农机厂当工人,这时她已经38岁。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08 07:37:13
  第十章 林希翎的坎坷的人生(2)

  不久,林希翎与同厂职工楼洪钟结婚。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她曾经两次到北京上访,想解决自己的问题。一次是1975年11月,结果被公安部门拘留两天两夜后,将她押回了浙江武义;第二次就是1979年初春,林希翎向邓小平上书申诉。
  这一次,对她仍旧欣赏的胡耀邦三次批示,要求对她的问题“以改正为有利”,可最后她仍旧失望而归。同年秋召开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特邀林希翎参加,随后林希翎被调金华文联。此期间曾一度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特约编辑。不久又被清出北京,回金华文联。
  当几乎所有的右派都经复查确认当年属于“错划”而得以“改正”时,林希翎的平反却阻力重重。虽然一贯关心林希翎的胡耀邦先后作了三次批示,明确表示“改正有利”,但正如一位人大副校长对林希翎所说:“他的批示对你有害”,“你要不找胡耀邦,问题倒可以解决,你找了他就麻烦了”。这是因为当时党的高层中所谓“改革派”与“凡是派”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胡耀邦是一个焦点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希翎的案子变成了一个敏感问题,蜚短流长,不迳而走。
  胡耀邦终于不能再过问林希翎的案件,再加上邓小平仍然坚持反右的“正确性”与“必要性”,这就必然要留下“标本”:于是,中国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再一次选中了林希翎,让她充当“右派标本”,用来证明反右斗争是“正确的”与“必要性”。1979年7月,人民大学党委对林希翎右派案作出复查结论:“不予改正”;北京市人民法院同样驳回林希翎上诉,维持原判。
  这样,林希翎至死仍是名副其实的“右派分子”和刑满释放的“反革命分子”。
  最“致命”的,是株连家人与子女:丈夫无端地受排挤,精神大受刺激,孩子也受“左派”邻居的孩子的打骂,回家问母亲:“妈妈,为什么人家叫你‘大右派’、‘坏人’,又叫我‘小右派’?‘右派’是什么东西?”
  林希翎说:“我这个在各种批斗和毒刑前从未流过泪的战士,在听到我的爱子向我提出这种问题时,忍不住抱着他放声痛哭了”,“虽然我在政治上从来不吃后悔药,对我所走过的道路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都从来不感到遗憾和悔恨,然而我唯一感到万分悔恨的憾事(也是不可饶恕的过错),便是我悔不该结婚和生育啊!像我这样当过‘大右派’、‘反革命’的人,乃是这个社会中政治上的‘麻风病人’,不可接触的‘贱民’,还有什么资格成家立业?有什么权利当贤妻良母?!这真是作孽啊!”
  1984年,林希翎提出申请要去香港投奔她的父亲。当林希翎获准合家定居香港时,西方世界为之一震,海外侨胞也认为这是邓小平领导的党中央的一种崭新的政治风度,一种出于自信的表现。仿佛是一件稀世古董的“出口”,在西方掀起了一股“林希翎热”,法国、美国都争相向她伸出了手,台湾也向她发出了邀请。
  1985年首次应邀访问台湾,但拒当“反共义士”。人们以为她会对台湾大加赞扬,却不料,她一开口劈头就拒绝了台湾当局强加给她的“反共义士”的头衔,断然表示“如果要我发表反共声明为条件的话,我宁愿回大陆去坐牢”,并以她所特有的坦率,直言对台湾的不满:“台湾的生活比大陆高,许多地方的毛病则差不多”,“在这里听你们唱一个调子‘反攻大陆’等等反共八股,实在让我讨厌死了!这里的新闻封锁,也把我脑袋都憋死了!”在台湾,她曾经支持过民进党人反对国**的独裁统治,可后来又坚决反对民进党分裂国家的行径。她坚持她认为应该坚持的,反对她认为应该反对的,不为环境与形势所左右。
  之后,又接受了法国一家学术团体的邀请,她与丈夫离了婚,便带着两个孩子到了法国,进了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任研究员,又任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她在法国定居下来。此时,其他五位未被平反的“右派”,相继辞世,她于是便成了中国唯一的“右派分子”。
  1990年林希翎赴美探亲期间遇车祸受重伤,回法国后辞职,从此便靠退休金和法国政府的无业者社会福利金、残废金维持生活。尽管她极想下决心再不过问政治,却也始终不能忘怀祖国和人民。2002年9月26日朱镕基总理访法,林以旅法华侨华人代表身份受到接见并在《欧洲时报》发表祝词,祝贺朱镕基访法圆满成功。2009年3月26日,林希翎在医院加护病房辗转于病榻中,还应国内若干好友之邀,“为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二十周年,草撰一联,敬作遥祭”,写道:“他的八无与八有——无私无愁无怨无悔,无辜无奈无仇无敌。有心有肺有情有义,有肩有骨有胆有识。”她盼望终能落叶归根,但是未能如愿。
  林希翎,这位曾被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又是至今不予改正的右派的最后一个右派,有家国不能回,只得流寓异邦,在接近普天同欢六十周年的日子,林希翎老人于2009年9月21日不幸在巴黎病逝,病老他乡。一个弱女子,何以让一个庞大的专政机器忌恨到置之死地的地步?甚至改革开放后都放不过她?!
  她的去世,让全世界爱她和怨她、恨她的人,都投去关注的目光。官方平反与否,已不重要。她已经成了一具谁也无法改变的“右派标本”。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10 06:38:40
  第十一章 林希翎案可怕的株连
  林希翎案的株连是可怕的:一切与林希翎有接触者,更不用说同情者,都是可疑的敌人,都要收入专政的罗网中。
  早在1956年年底,林希翎就曾上访中南海,却因此引发了中南海内部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接待她的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代表,其中一位王文,是当年的地下党员,解放初期曾担任过叶剑英的秘书,时为秘书室的负责人,就因为前后三次接待林希翎,并将她的意见整理上报,而在以后的反右运动中,却被他的部下、后来在文革时红极一时的戚本禹陷害而打成右派,并株连到家庭:妻子和一个孩子因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可以说是家破人亡。连时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也因为在反映林希翎意见的材料上签了一个“阅”字,在反右运动中被迫作检讨。
  杨尚昆见戚本禹野心太大,想操纵运动,就想整他,戚便求助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田告之于江青,江报告毛,毛泽东于是亲自召集会议说,你们支持左派,还是右派,插红旗还是黑旗?众皆禁若寒蝉,仅一来自延安的女处长发言说汇报情况与事实不符,在文革期间,这位老干部竟被报复,脑部打成重伤。
  但**党党内高层中对林希翎表示赞赏的却大有人在。如前所说,他们是时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和**党元老、时为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还有一位元老、时为内务部部长,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在反右运动中,这些关心过林希翎的**中央委员们也难逃惩罚:由于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与影响,当时尚不敢直接加以迫害,就将他们的部下与亲人作替罪羊。胡耀邦的秘书曹志雄因与林希翎有恋爱关系,并犯有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给她的“罪行”,被打成右派自不待说;吴玉章的外孙兰其邦与谢觉哉的秘书吉士林,仅因为奉吴、谢之命给林希翎写过信或带过口信,也被打成右派,并同样株连亲人:吉士林被赶回老家当农民,老母上吊自杀,妻子被迫离婚,带走了孩子:又是一个家破人亡!
  林希翎案还株连到*主党派与文艺界、新闻界的许多人。1958年8月将其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里,曾列有“被告……与谭惕吾、黄绍竑等右派分子相互勾结,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
  谭惕吾和黄绍竑都是当时的民革中央委员和常委,是1957年的著名的大右派。谭惕吾是法律专家,她在**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曾大声疾呼:“中国**党必须遵守宪法”,主张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党;黄绍竑则批评“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这样的“公式”,强调不能用强调成绩来掩盖错误,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数人家破人亡。 这在当时都是属于“恶毒攻击”的言论,就成了反右运动的主要靶子。
  但林希翎却对他们的历史与现实态度几乎是一无所知,据1980年她写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所说,她仅仅在北京东四检察院实习时,为办一个案件,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来这里视察这个案件的谭惕吾打过交道,并无其它任何联系。但为了说明“校园内的右派与*主党派中的右派是相互勾结、上下呼应的”,就将她们硬拉在一起了:按当时的“革命逻辑”,只要是出于斗争的需要,是否有事实根据是并不重要的。
  林希翎还谈到,到1979年谭惕吾的右派被“改正”,又被任命为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但因为林希翎仍是右派,在她的所谓“改正结论”里,就仍然留了一个尾巴,谭惕吾始终未签字。
  1958年林希翎《判决书》上还有一条:“被告与新社会上的部分反动分子,尤其是文艺界的一些反动分子——洪禹平等建立密切联系,相互勾结,对党和国家的领袖及我党的文艺方针等进行了恶毒的诬蔑”。这又是一个冤案:洪禹平是北京市幻灯制片厂编辑部主任,因同乡关系与林希翎相识不到半年,整风期间他已调往浙江,对林希翎在北大、人大讲了什么,他根本不知道,却也成了林案的“要犯”,连同他哥哥、姐姐一家人都打成右派。
  但林希翎与文艺界和新闻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倒确有联系。据林希翎回忆,当时文坛的最高权威郭沫若读了她所写的《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曾当面表示赞扬与支持,并称其为“才女”。时为《人民日报》主编的邓拓,《中国青年报》的主编张藜群都对她十分重视,据说邓拓还向她谈到肃反运动中的一些内部情况。后来在文革初期,邓拓成了“三家村”的头目,戚本禹给他罗列的一条罪状就是“极右分子林希翎最亲密的朋友”,这又反过来株连到林希翎:不仅将在狱中的她戴上脚镣手铐,关入紧闭室、黑牢达半年之久,而且把她的老母亲抓来开万人大会批斗毒打。
  更令林希翎感到痛苦,也让我们大为震惊的是,无数普通百姓也被株连。
  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含泪写道:“单单北京因同我的关系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名,而在全国各地则是不计其数。在我这批株连者中既有我相识的,直接接触过的首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里的工友,更多的则是我的根本不相识、从未见过面的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在这些株连者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是有罪的,非常内疚和痛苦。尤其因为我在反右运动初期犯过类似小说《牛虻》中阿瑟的错误。当校党委审查我和社会上与校内外友人的关系时,我是坦然地向组织上交出了我所保存的一切文稿、日记和信件,因为当时我确信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都是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我同他们的友谊完全是光明磊落的,我是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完全信任党会查清我和我的同志的问题的。哪里知道正是由于我的这些天真幼稚和对党的愚忠迷信,使我自己挨整受骗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最最痛心的是因此而牵连了一大批无辜者,凡是从我这里交出来的信件的写信者,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很难幸免不当右派的(而其中还有许多来信都是从一些读过我的文章给报刊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和听过我的演讲的听众来信,几乎都是素不相识的)。即使有个别的幸运儿在反右运动中得以‘瞒天过海’,‘蒙混过关’的话,那么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仍是混不过去,还是当了‘漏网右派’,还加上其它帽子”。
  王文在他的《为林希翎冤案呼吁》一文里,曾举了一个例子:她的一个同班同学魏式昭(也是志愿军转业的),仅仅因为支部派她帮助和照顾林的生活,就被说成了林希翎的“保姆”,不仅她自己被错划为右派,连她的丈夫和远在四川工作的弟弟,以及他丈夫的十几位部队战友,也统统被错划为右派。
  林希翎还谈到,1965年她患重病在北京市监狱住院期间,一位叫张凤云的小护士,出于同情,冒险为她发过一封请郭沫若转给毛泽东的信和家信,不料当年将林希翎称为“才女”的郭沫若,竟把信转退到北京市公安局,这位小护士立即被关押起来,当时她已经是两个幼子的母亲,一年后宣布开除团籍和公职,并不给任何生活出路。十多年到处上访喊冤,毫无用处,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劳改局仍坚持“不予平反”,理由是林希翎仍是右派,其同情者自然“有问题”。
  更有甚者,前引**党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不予平反”的《结论》,仍然把“林希翎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着犯了错误”列为她的“罪名”,作为不予改正的理由:受牵连的“外单位、外地的青年”依然有“错误”,其罪魁祸首仍是林希翎,这就意味着,“株连”有理,甚至有功。这样的革命逻辑是令人恐怖的。
  最“致命”的,是株连家人与子女:丈夫无端地受排挤,精神大受刺激,孩子也受“左派”邻居的孩子的打骂,回家问母亲:“妈妈,为什么人家叫你‘大右派’、‘坏人’,又叫我‘小右派’?‘右派’是什么东西?”
  林希翎说:“我这个在各种批斗和毒刑前从未流过泪的战士,在听到我的爱子向我提出这种问题时,忍不住抱着他放声痛哭了”,“虽然我在政治上从来不吃后悔药,对我所走过的道路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都从来不感到遗憾和悔恨,然而我唯一感到万分悔恨的憾事(也是不可饶恕的过错),便是我悔不该结婚和生育啊!像我这样当过‘大右派’、‘反革命’的人,乃是这个社会中政治上的‘麻风病人’,不可接触的‘贱民’,还有什么资格成家立业?有什么权利当贤妻良母?!这真是作孽啊!”
  这样的株连,是制服林希翎这样的不屈的反抗者,维护“专政”的有效性的必要手段:这不仅是体现了一种伦理的残酷性,更是体现了体制的残酷性。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一个事实:据林希翎回忆:“我在大陆犯了反革命罪名坐牢,我的父亲也在台湾被国**以‘通匪’罪名,判刑坐牢,理由是我父亲与我通信”。
  唯一让林希翎感到不安和痛苦的,是因她而受到株连的那些人。那些人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她曾在“万言书”中含泪写道:“单单北京因同我的关系被打成‘右派’的就有170名,而在全国各地则是不计其数。在我这批株连者中既有我相识的,直接接触过的首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里的工友,更多的则是我的根本不相识、从未见过面的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在这些株连者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是有罪的,非常内疚和痛苦”。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20 16:10:24
  第十二章 北大才女林昭

  北京大学的才女林昭被长期关押之后,于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龙华——这个国**屠杀革命志士的地方被枪决了,年仅36岁。
  林昭,女,(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其笔名。苏州人,北京大学学生,在毛泽东执政期间,林昭发表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大逆不道”的言论,先被打成右派,后被长期关押,最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决。
  父彭国彦,曾经留英,30年代任吴县县长。耿直孤高,廉洁奉公。其母许宪民,为时代新女性,抗战名人,社会名媛。大舅舅许金元曾任**党江苏省委青年部长,四•一二事变中,被国**处决,是革命烈士。
  受家庭的影响,年幼的林昭热爱**党,向往革命,在景海中学高中毕业后,于1949年7月考入了“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林昭随苏南农村土改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1952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期间林昭深入工人之中,撰写了许多报导。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由于林昭勤学多思,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赞赏,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未果。
  林昭与另一位才女张玲任校刊编辑,负责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林昭参加了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该刊物主编是乐黛云。《红楼》第2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张元勋。
  1957年5月19日,张元勋等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这是为了响应中央的鸣放号召,帮助党整风。
  随后几天,北大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学生互相辩论,有人认为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
  5月22日,林昭在辩论中,公开反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并说:“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5月29日,《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开除张元勋与李任出《红楼》编委会,原因是他们参加了右派刊物《广场》。
  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将提意见的言论说成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
  1957年秋,张元勋、林昭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于是她被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
  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后因新闻专业副系主任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之说情,林昭得以留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1957年12月25日,张元勋被秘密逮捕,判刑八年。北大当时约有八千学子,约有1500名师生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与学籍,发配到边疆荒野,20多年后才得以平反。
  1958年6月起,林昭在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期间与同在资料室“监督劳动”的人大学生“右派分子”甘粹产生爱情,他们提出结婚申请,但上级批评他们谈情说爱是抗拒改造,不准他们结婚。
  1959年9月,甘粹被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
  1960年春,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批示准假,林昭由母亲接回上海。
  通过调养,林昭病情渐有好转,并在上海认识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当时兰大的张春元等人,正在准备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随后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但很快涉及《星火》的人员,都被抓捕。1960年10月,林昭被逮捕入狱。
  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医。期间曾要求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
  1962年12月,林昭又被捕入狱。在狱中林昭曾多次绝食、自杀,并分别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都没有回音。林昭在狱中,没有笔和纸,竟然都是用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作(有二十万字之多)。 由于林昭拒绝违心地“认罪服法”,被狱卒视为表现恶劣,遭受较严重的虐待。林昭在血书中写到:“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
  1965年3月23日,林昭开始写《告人类》。
  1965年5月31日,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随后血书《判决后的申明》.
  1965年下半年,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
  1966年5月6日,北大同学张元勋来到上海,同林昭母亲许宪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她。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改判的死刑判决书,随即在上海龙华被枪决,年仅36岁。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5分钱子弹费。
  林昭父亲在女儿被捕后,服药自杀。林昭母亲则精神失常,后死于上海街头。林昭的弟弟彭恩华,2004年8月3日逝世于美国Sandy, Utah, 享年59岁。 林昭的妹妹彭令范现居美国。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布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北大党委也给她改正了右派。林昭被平反后,在北大的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上联是“?”,下联是“!”。无声胜有声。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但只是“衣冠冢”,尸体至今不知所在。
  仿佛是命运的巧合,其舅舅许金元也在万物复苏的四月天(**党江苏省青年部部长,“四•一二”事变中牺牲)被国**特务装入麻袋沉入长江,尸骨无存。
  林昭曾在狱中做《家祭》一首祭奠舅舅许金元:“四月十二日——沉埋在灰尘中的日期,三十七年前的血谁复记忆?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我知道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假如您知道,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而今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林昭的档案,包括在狱中写的大量血书,1980年代曾一度开放,但不久又被封存。至今流传的关于林昭的资料多为其生前亲友的回忆,林昭的舅舅许觉民有一本书叫《林昭,不再被遗忘》,可时至今日究竟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些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中陨灭的英灵!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21 07:39:41
  第十三章 记者流放北大荒(1)

  新华社记者戴煌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流放到北大荒监督劳动。
  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这要从他的一次探望故乡说起。
  1956年七月下旬,酷暑难当。新华社记者戴煌来到了阔别的故乡——苏北阜宁县城南约30里外的沟墩镇。
  抗战前,全镇拥有数千人口,拥有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还有几家装有电灯的碾米厂。
  抗战开始,尤其在日寇侵占了上海、南京之后,兵荒马乱,迭遭涂炭,全镇一蹶不振。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戴煌的父亲因病离世。当时他正在淮阴列席华中解放区宣传教育会议,未能回家见父亲最后一面,虽然相距只有一百几十里地。
  不久,蒋**全面撕毁国共停战协定,苏北解放区首当其冲地遭到国**军队的疯狂进犯。
  随着连水城的失守,新四军主力北撤山东,苏北城镇几乎全部陷入敌手,沟墩镇也成了敌人的一个据点。
  当年冬天,戴煌也背着一支三八式马枪和两个手榴弹,临时参加了一支小部队,经常在沟墩四处打游击。
  1947年5月,为配合山东主力部队,在山东沂蒙山区的孟良崮围歼蒋**的“王牌的王牌”七十四师,苏北敌后的解放军也纷纷出击,出击的目标之一,就是他的家乡沟墩镇。
  硝烟未尽,他随军来到了自家门前,只见草屋四周弹坑挨着弹坑,泥巴粘合的碎砖墙上更是弹痕累累。
  他见了母亲和兄嫂一面,以言相慰一番,便依依告别。
  其后,他又跟随部队参加了盐城战役、盐(城)南战役、海安一掘港(今叫如东县)战役以及大大小小很多次战斗。
  在盐城战役中经历了白刃战场面,在盐南战役中因为彻夜站在冰水中而冻伤了一只脚。其间迂回转战,几次途经沟墩附近,他均未能踏进家门。
  1948年春节过后,他随军离开苏北,参加收复大运河以西苏皖交界的江淮失地,才碰巧路过家门。
  但他只能站在半掩着的柴门边,与家人急匆匆地说了几句话。
  母亲和二嫂赶忙把元宵煮下锅,叫他等一等;几个三四岁到八九岁的小侄儿侄女,也纷纷围了上来拽住他的灰大衣下摆,不让他走。
  “自从你出去打鬼子,你就没吃过家里的汤圆了!”母亲说,“再说,再过半个来月,就是你的20岁生日了。你小时候每逢过生日,妈都给你煮个大鸡蛋,你还记得吗?这一回,留你也留不住,就吃家里的几个汤圆再去吧!”
  “不能,妈!”他说,“不然,我就要掉队了!”
  他的三哥黄育霖——他是继承父业的中医大夫——忙问他:“那你何时才能再回家?”
  “打败了蒋**,一定回来住几天。”说罢,他说服小侄儿侄女们松开了手,就疾步追赶队伍去了。
  他一口气跑了半里多地,转身一看,还见他的白发老母带着一家大小,伫立在寒风中向他频频招手。
  第二年春天,打过了长江,驻在南京,只因工作脱不开身,他没能兑现“打败了蒋**,一定回来住几天”的诺言。
  尔后又去了朝鲜、去了越南,实现对亲人许下的诺言,竟推迟了七年之久!

  七年了,国家确已发生了许多值得庆幸的变化。戴煌满以为,等候游子归来的故土,也必定已呈现出一派姹紫嫣红。兴旺发达的新姿。
  但是,待他下了长途汽车,对童年时代十分熟悉的大街小巷匆匆浏览了一遍时,他的心顿时就凉了!
  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1947年5月,他们消灭了盘据在这里的国**军队时所见到的破碉堡和残锈的铁丝网,有的竟像“珍贵的历史文物”,仍原封未动地摆在河边与桥头。
  除了抗战初期,被“焦土抗战”的国**守军焚毁了的连结南北两条街的高大的“景云桥”,已被一座平坦的木桥代替而外,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与他等不及吃家里一个元宵就匆匆离去时所见到的景象,几乎没有什么说得过去的改观。
  中学与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
  再看看镇内外乡亲们所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心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他们似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
  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
  常言道,希望过高,失望愈重。失望之余,必然要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八年了!国**的残兵败将被全部逐出大陆也已七年了!而千百万的同志们冲锋陷阵时所向往的巨变,为何在他的故土来得这样慢?
  如果说,“毛主席是红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的说法是切合实际的,他们的家乡也被照了不少年头了,为什么老是不怎么亮?
  他虽然没有特意追根究底,但在家刚刚住了下来,就有来喊冤告状的人们,无意中带着这些答案悄悄地陆续登门了。
  由此他再深入一了解,家乡旧颜难改的症结所在,就是当地的一些干部不争气。其中尤为不争气的一个,竟是他小时候的一位同学苟某。

  1943年秋天,日寇第二次占驻沟墩时,戴煌的这位同学苟某跟日寇当了伙头军。
  日寇下乡大扫荡,苟某也跟着“小扫荡”。日寇投降,苟某潜逃数月才惶然而归。
  由于他擅长溜须拍马,竟当上了他们的村干部,又混进了党。
  从此,苟某在日寇占领沟墩时的种种胡作非为,立即公开而“合法”地死灰复燃,被人们称做“**党中的‘二皇’”。(注:日寇自称“大日本皇军”,中国老百姓就蔑称汉奸走狗与伪军为“二皇”)
  土改,苟某中饱胜利果实;
  镇压反革命,他与反革命分子合伙做买卖;
  大军南下渡江修桥铺路,他偷拿修大桥的木料;
  统购统销,他利用公款和自开的粮行抢购大批粮食,来春高价出售;
  粮油供应紧张,街上做大饼油条的小本经营者求他帮忙,他不理,等人家向他送了钱进了贡,他才开出介绍信到县里去要求供应油粮,并多要了若干袋面粉,分给这些小本经营者替他白出力赚大钱;
  1956年春天“私营工商业改造”,他“自动”代表本镇工商户到盐城专区去开会,硬向本镇工商联要了若干“开会费”;
  业余剧团的经费,抗美援朝老百姓捐献飞机大炮的钱,只要经他的手,他都要来个雁过拔毛;
  尽管他早已成了家,并有了一大帮孩子,但他那寻花问柳的“雅兴”仍不减当年,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均在他的“寻问”之列。
  苟某还掌握了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强使一些过路的老百姓必须搭轮船坐汽车。
  因为卖的车票船票越多,国营公共汽车公司和轮船公司分给他的钱就越多。
  为此他和他的一个弟弟,曾多次把一些搭乘民船的乘客赶上岸,并把船主打落下水。
  1954年,苟某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是从别人家“弄”来的,还白用了许多小工。
  一个帮他家代耕的农民干了一上午的活,要求吃了午饭再干,他就当众把这位农民打得昏倒在地。
  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着他的权势,常常挟嫌报复殴打无辜。
  苟某的收入很可观,超过本镇一般工商户许多倍,但他从未认真地报过税。
  他私自宰了好多头标准猪,也不报一分钱的税。税务所的同志向他催要过好多次,都被他大骂而回……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21 07:40:47
  第十四章 记者流放北大荒(2)

  多年来,镇上的一些党团员和勇敢正直的老百姓,曾不断地为推倒这个新恶霸展开了艰苦的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
  因为“上面”的许多人,都被这个新恶霸的钞票挡住了眼睛,被他的大鱼大肉糊住了嘴。
  有人说沟墩区区长吕某吃了这个新恶霸的32只“九斤黄” (注:老母鸡中最高级的一种,黄色的羽毛,每只重达九斤上下)吕区长说:“胡说!只不过是一般的吃喝!”
  所以尽管老百姓的控告书多如雪片,“上面”不但根本不理,反把控告者一一出卖给这个新恶霸,任其私设公堂,挨个儿“审讯”。
  人们又写信到阜宁县委、盐城地委直到江苏省委,一切均如巨石沉渊。
  戴煌问乡亲:“在四乡八镇,这样的新恶霸有多少?”
  “说不清!”人们往往这样回答。于是,乡亲们一个一个地讲给他听: 
  某个乡党支部书记,与一个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的老婆勾勾搭搭,就把这个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硬塞进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当了记工员,听其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
  正直的**党员和复员军人一致表示反对。这个区委委员兼乡党支书就当众批评这些不服从他决定的人“是无组织无纪律”,并扬言要开除这些同志的党籍。
  在又一个乡,乡里的干部们在两三年前,还常常东借西贷,穷得丁当响。
  自从农业合作化之后,忽然像变戏法似地挖开了“金山银山”,几乎人人穿上了丝绸,吃得流油,“大前门”香烟不离手,高大宽敞的新房子也都砌上了。
  这时,每当他们大摇大摆地再从人前过,乡亲们都免不了要在他们的背后指指戳戳地小声骂道:这帮老鼠!他们每人每月才拿二十来块钱,这大手大脚的花销从何来?还不是从他们老百姓头上刮去的?
  ……
  戴煌原来只准备在家呆两三天,结果不得不一拖再拖,连邻县百里以外的一些老乡,都赶来控诉他们当地干部的罪行,使他应接不暇,想抽空去拜望一下因躲避日寇一直居乡未归的少小时的恩师姚荫卿老夫子都不可能。
  戴煌意识到,这些盘根错节、互为依附的坏干部各地都有,而且绝非“个别”。
  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酷爱*主自由的人们在愤激之余,也会豁出去拉着欺人太甚的“大人先生”们到衙门里走走的。
  到了他们这个新社会,人们也是想这么做做的,但作恶者都被包庇者们庇护住了,人们怎能不失望?
  有人说:“臭猪头碰到了馋菩萨,正配对!”
  又有人说:“小虾炒豆芽菜,弯子套弯子,解不开啦!”
  于是,人们只得怨声载道了:
  ——“党上面讲*主,中间半*主,下面不*主!”
  ——“毛主席是伟大的,就是下层太黑暗了!”
  ——“天高皇帝远,哪天能抬头?!”
  ——“过去在宣统皇帝、北洋军阀、国**、日本强盗和汉奸走狗的掌管下,当牛当马活了几十年,如今只当党没来罢了!”
  ——“这些王八蛋哪像个党?简直是国**借尸还魂了!!”
  ……
  一些人悲观失望到极点,成了暗无天日一隅的牺牲者,自戕而亡了!
  可是,在戴煌向吕区长和区委书记谈到这一严重情况时,他们的神色并非麻木不仁,而是满不在乎。
  吕区长说,某人自杀,是因为他和他自家的老婆吵了嘴;某人自杀,是因为老鼠咬坏了他来之不易的新棉袍,这些都与当干部的无关。
  当然,在戴煌和吕区长等人谈话之后,说吕区长们仍然无动于衷,那也不是完全切合实际的。
  他们曾在一次区委会上作出过决议,保证全区不再发生自杀事件。
  可是,就在作出这一决议的当天夜里,在一个乡干部被称做“北海龙”的那个乡里,又一个农民自杀了!
  这种种事实提醒他:坏干部之普遍及其罪行之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机关的官僚习气,使得这些乌烟瘴气不但不能及时清除,还助长其无止境地蔓延扩展。
  戴煌给阜宁县委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派人调查。回信说第二天就来人,可是等了一天又一天,并没有人来。
  一天上午,戴煌只好自己跑到县城去,见到了县委书记邢宝成同志,才把县委工作组请了下来。
  工作组多次召集全镇的党团员开会,调查了十多天,把沟墩镇的那个最坏的新恶霸的罪行查了个一清二楚,乡支部和区委会不得不决定开除其党籍。
  可是,只因那个新恶霸对工作组调查结论中的个别事实矢口抵赖,县委会对他的党纪处分就拖延不决。
  这立刻使得沟墩的党团员们陷入混乱之中,担心又一次不了了之,到头来又将受到区长和新恶霸的无情报复。
  他们中还有人跑到戴煌面前痛哭流涕,准备全家远走高飞,以防后患……
  戴煌再也不能在家里继续呆下去了。8月16日一早,他带着镇上的三位党团员代表赶到了盐城,向盐城地委负责人作了汇报,就忧心忡忡地离开了盐城。

  离开盐城的前一天下午,斜阳西照。在盐城地委工作的两位老同志冒着令人窒息的酷热,陪同戴煌到盐城北门外旧地重游。
  时过九载,戴煌又来到了这个北门。当年高大的城门楼没有了,只剩下一个人们进进出出的大豁口儿;
  当年倒下过他们数百名同志的壕沟、土圩子早被平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排整齐漂亮的红瓦房。
  面北眺望,当年他们赖以向敌人发起波浪式冲击的一大片乱坟岗也不见了,成了一片青翠欲滴的玉米高粱地。
  现在,这条用无数烈士的汪汪碧血铺就的胜利之路,除台湾一岛之外,早已延伸到了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但是,他们的理想呢?不论是先烈们的遗愿,还是一直永葆革命青春的同志们的意念,还能不能继续节节胜利地实现呢?
  种种危险的迹象,使戴煌产生了强烈而不祥的预感:他们的事业即便不会发生夭折,也会即将发生非同寻常的挫折!
  一想到这,他不禁一阵心酸,默默地流着泪,面对那似乎已旧貌换新颜的一片片故地及深埋其下的忠骨……

  戴煌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盐城的。不要说全党的事业令人忧心忡忡,就是家乡的这些坏干部能不能被果断地处理,也使人深为忧虑。
  在盐城,虽然地委负责人特地召开常委会听取了戴煌的汇报和批评建议,承认下面的情况严重和自己的官僚主义,当即决定委派地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前往阜宁县,随后又派地委工作组前往调查,要求五天内解决问题。
  可是就在那次地委常委会上,当他谈到四乡八镇老百姓纷纷向他诉说坏干部罪行的时候,盐城专署秘书长竟不无讥讽地插话说:“你简直是个‘青天大人’了!”
  这,就是不祥之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21 07:43:46
  第十五章 记者流放北大荒(3)

  果然,在新华社编委会收到了戴煌在家乡整理、经过家乡党团员们多次讨论修改并签名盖章的稿件的同时,也收到了《人民日报》转去的一封匿名信。
  信上无中生有地说戴煌在家乡“自称‘中央委员’,自称‘黄青天’,和地富分子在一起开会,打击地方优秀干部和党员,藐视地方领导干部”,等等。
  本来,一边是数十名党团员签名盖章、事实详实的稿件,一边是空洞无物的匿名信,孰是孰非不难辨别;
  但是,只因戴煌日常对新华社某些领导人的工作和思想作风批评较多,他们竟对这封匿名信来了个“一边倒”,悄悄派人到戴煌的家乡去调查“摸摸情况”,借口说是“审干”。
  结果不出所料,“调查”完全走了样。
  就是那个地委工作组,在沟墩调查时也不看重绝大多数党团员和老百姓的意见,而片面地听信于那些所谓的“领导干部”和坏干部。
  他们反复地这样问群众:“戴煌一到家,怎么就知道地方情况的?他和哪些人在一起开过会?他的稿子是怎么写成的?”
  这么一来,那些新恶霸们由垂头丧气复又趾高气扬起来。他们公开扬言:“戴煌被他们告倒了!”
  原来那封匿名信,就是在吕区长等人的指使下,由那个最坏的新恶霸自己写出来的。
  他们看到新华社的“调查”者和地委工作组都向着他们,就“驾轻就熟”地对很多控诉他们罪行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施以打击报复,甚至有些群众养的鸭子也被他们不由分说地吃掉了。
  诚恳正直的区委委员兼公安特派员也受到了压级和批评,并被调离了沟墩区……
  家乡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更加惊恐了。他们隔三天五日就给戴煌来封信,问“事情”怎样了?
  有人在信中愤愤地问:“难道有权有势的党员真的就比老百姓多一个头?如果这些罪行发生在老百姓身上,那是要逮捕法办的,而坏干部们犯了罪就可以逍遥法外,继续作威作福?”
  面对这些激愤难平的来信,戴煌在回答中除了作些泛泛的鼓励安慰之外,别无他言。
  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人民的喉舌,他没能有效地冲破一切桎梏,把乡亲们的痛苦和要求反映上去或诉诸舆论,更没能迅速帮助乡亲们
  摆脱黑暗与恐怖,为此他深感痛苦与羞愧!

  1957年5月,毛主席和党中央反复阐明提倡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号召帮助党整风。
  每天翻开各种报纸,几乎整版整版,都是各界人士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的报道。
  尽管有些批评十分尖锐且不尽妥善,但提倡大家畅所欲言并公诸报端这举动本身,就足以说明党的领导胸怀广阔、大度雍容,何况很多意见是中肯可行的,虽然乍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
  戴煌总觉得,作为一名**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党没有明确具体地宣布党内同志如何参加整风鸣放时,自己应该在公开场合下谨言慎行。
  6月8日,突然,《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立刻变成声威赫赫的“反右斗争”,全国的形势急转直下。
  顷刻之间,那些被报纸以欢迎的姿态发表过言论的人们,都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或被说成是封建、官僚阶级的残渣余孽。

  许多人大惑不解:不是信誓旦旦地反复保证“广开言路”,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欢迎一切人帮助党纯正党风的么,怎么突然自食前言、反目为仇呢?
  正当这节骨眼儿,一天下午,北京所有高等院校的党支部委员以上的干部,奉命到广安门内白纸坊人民印刷厂礼堂去,听取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做报告。
  由于戴煌是中央许多部门派往外交学院学习英文的同志所组成的党支部的书记,他也去听了彭真的报告。
  彭真精力充沛,红光满面,音宏气足。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报告的主题,就是动员党内同志继续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不要受社会上“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
  因为那些人和党不是一条心。他们装着响应党“欢迎发表不同意”的号召的样子,骨子里却要推翻党,或与党平分秋色,轮流坐庄。
  接着,彭真打着有力的手势,用愤慨的语调,说到了章罗联盟,也说到了龙云等人。
  继而他一改口吻,用十分亲切的调门对台下的听众说:
  “这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一方面,党的组织领导确有许多自己尚未觉察的不足之处,需要大家提意见,多帮助;另一方面,党内也的确有许多人蜕化变质,胡作非为,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撒尿,使得在他们鱼肉之下的人民怨声载道,有冤难伸。
  “这更需要予以无情地揭露,并请大家帮助党组织想想办法,认真解决这个大难题。
  “再说,党的方针政策及其贯彻执行,也并不都是十全十美。一帆风顺的。这也需要大家协助党的领导洞察秋毫,力求改正与完善之。
  “总之,‘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做‘内外有别’。而且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同志们要带头提,为整个支部的党员同志做出表率,把他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到底!”
  这时,彭真提高了声调说:“即便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都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对不会把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中央在这里向同志们作保证……”
  彭真热诚坦率,语重心长,侃侃而谈了两个多小时,尤其是后半部分的讲话,说得戴煌的心头都热乎乎的。
  一切茫然与疑虑,都随着大家长时间的掌声烟消云散。对这次整风运动的预期效果,戴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当天晚上,中央许多部门住外交学院学员的英、法、西班牙文三个党支部的支委支书们,就在宿舍楼洗漱室隔壁堆杂物的屋子里,举行了联席鸣放座谈会。
  戴煌第一个发言,把一年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考和盘尽托。结论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他特别地列举了故乡的“新恶霸”和庇护“新恶霸”的官僚主义。
  不日,新华社又召集所有学外文的同志,不论住在社内还是住在外交学院的,在“口”字楼顶的那间大会议室里开鸣放座谈会,戴煌又照样讲了一遍。
  在全国一片“反击右派”声中还说这样的一些话,岂不自作鱼肉送刀俎?
  后来他才知道,彭真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动员报告和保证,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的指示,是一大“阳谋”,许多同志竟被“谋”上了!
  戴煌也被“谋”上了,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1958年3月18日戴煌受到了这样的处理:开除党籍,送北大荒监督劳动。从1958年4月起,155.75元的工资就再也没有了,每月只能拿28元生活费。
  1958年3月20日,即戴煌被开除出党第三天上午,他的妻子和他离了婚。两个孩子,大女儿才3岁半,小女儿此刻刚满十个月。大女儿留在妻子身边,小女儿由外婆带着去大姨家。
  戴煌妻离子散,只身去了北大荒!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4 07:01:25
  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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