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部落

小圈子,大声音!呼朋引伴网聚部落!

创建新部落?

【国朝野史卷8】剿灭邪教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29 17:03:39 点击:6758 回复:25
脱水模式给他打赏只看楼主 阅读设置
  【国朝野史卷8】剿灭邪教
  内容简介:
  新中国建立初期,反动会道门进行破坏捣乱,他们大搞封建迷信,骗钱害人、奸淫妇女、造谣惑众,甚至发动暴乱、杀人放火,严重危害了社会和新建的人民政权。于是,在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重拳直击反动会道门,取缔邪教、严惩道首……。本书揭露了反动会道门的严重罪行,讲述了取缔、镇压邪教的过程,内容翔实,故事曲折生动,再现了建国初期打击邪教的历史景况。
  第一章 反动会道门
  本书把反动会道门统称为邪教。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邪教是打击对象之一。
  “会道门”是“会门”与“道门”的合称,是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具有迷信色彩、帮会性质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
  会门偏重吞符念咒,练功习武;道门诵经拜神,制造和传播迷信邪说,迷信色彩极为浓厚。
  经过长期发展,其组织名目多达数百种。
  由于各类会、道、教、社大肆泛滥,混合生长,多名、重名和改名屡见不鲜,新中国建立后将其统称为“会道门”。
  会道门形成于明代中后期,在清朝得到活跃和发展,在北洋军阀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兴盛,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大分化,其组织名目多达数百种。
  它们以迷信邪说侵蚀社会文化,采用打、抢、讹、骗等行径,欺压普通民众;
  有的还通过各种手段向社会上层渗透,扩张势力,把持一方,扰乱社会秩序;有的甚至与国外势力勾结,充当汉奸,破坏人民革命。
  至新中国建立初期,这些会道门中的少数自行瓦解,其余部分继续宣扬迷信邪说,蛊惑人心,有的甚至成为反革命、反政府的反动组织,因而被统称为反动会道门。
  会道门不同于宗教。
  在明清两代,封建帝王将会道门一概视为邪教,至民国时期,有的则挂上了宗教团体、公益团体或慈善团体的招牌。
  会道门是带有宗教和封建迷信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其日常活动表现为封建迷信和练功习武相混杂。
  会道门作为迷信组织,追求功利,要求“神力”服务于人的现实利益,关心世间的事物和自我安乐。
  而宗教则要求人的利益符合“神意”,关心超乎此生的人生意义或价值根基。
  解放初,全国共有会道门300余种,道首和骨干分子约82万人,,道徒3000多万。
  当时的会道门,可谓组织严密,信徒众多,一贯道竟俨然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党”。
  这些会道门大半被特务利用,成为当时企图与人民政府做斗争的最大的反动组织。这些反动组织就是反动会道门。
  反动会道门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反动封建迷信组织,如一贯道、先天道、九宫道等。
  他们以烧香、拜佛、念咒、传经等封建迷信方式,诈骗钱财、毒害人民、奸污妇女、欺压百姓、扰乱治安。
  这些组织的道首多是地主、恶霸、特务、土匪、汉奸,为反动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分子所掌握和利用。
  解放后,多数道首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2月公布《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
  这一规定为打击反动会道门提供了强大法律武器。通过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一大批道首骨干遭到了法律制裁,成千上万道徒争相退道,会道门在社会上声名狼藉,风光不再。
  所有这一切标志着中国会道门开始步入衰亡阶段。
  主席主席在批语中指出,“关于取缔一贯道,以山西的经验为最完全、最正确,也最彻底,山西省委的总结也写得很好,特转给你们研究,各地均可仿行,以期有计划地彻底地取缔一贯道及其他各种
  会道门,并消灭其中反革命重要分子。
  与作战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山西省委在准备和实行取缔一贯道的大规模斗争中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故成绩甚
  大,值得全党研究。”
  然而由于反动会道门具有顽固性、神秘性和欺骗性,对会道门的取缔未能完全彻底。一些反动道首从大城市转入小城市,从小城市转入农村,开始复辟。
  1955年8月,全国公安机关统一部署、同时行动,坚决取缔了进行复辟活动的反动会道门。
  60年代后,反动会道门虽然没有彻底根除,但从总体上看,其道种的数量在逐步减少,其活动的规模、社会危害程度都在缩小。 人民政府明令取缔。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反动会道门被定为五个方面反革命组织之一,受到毁灭性打击。

  新时期会道门死灰复燃 。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自农村到城市相继发生了巨大变革。机遇和挑战纷至沓来,情况瞬息万变。
  一些人信仰动摇,失去心理平衡而陷入惶惑之中,将目光投向神秘力量,神秘主义风潮悄然兴起,冥想气功、风水术、易卦占卜、鬼文化……,给封建迷信大行其道以可乘之机,会道门乘机死灰复燃。
  新时期会道门活动的重要特点:
  (1)会道门活动渗入基层党政组织的事例时有发生。如,河南省在1981年破获的20起会道门破坏活动案中,查出入道的**党员有52人,共青团员28人,基层干部有50多人。
  (2)打着宗教旗号要求政府予以承认。
  (3)向港台以至国外转移,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反过来又向内地渗透,企图利用合法途径进行非法活动。
  中央对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十分重视。
  1982年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明确规定,“已被取缔的一切反动会道门和神汉、巫婆,一律不准恢复活动。凡妖言惑众、骗人钱财者,一律严加取缔,并且绳之以法。”
  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规定,对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予以定罪量刑。同会道门作斗争将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30 07:22:00
  第二章 邪教的罪恶活动(1)
  反动会道门进行疯狂的反革命罪恶活动。仅就安徽省揭露出来的情况,就有下列数种罪恶活动。

  造谣惑众反社会
  蒙城县天门道首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时,造谣:“政府搞统购统销,把粮食都运到苏联去了,想要饿死老百姓”,煽动群众抵制统购统销。
  一贯道大肆造谣:“党气数已尽,定不长久,将来天下还是一贯道的”。
  该道阜阳点传师王俊杰散布战争谣言:“世界大战即将打响。国民党已快来到,万家道会,均要起来接应,把共军杀光”、“美国已对苏联宣战,日军早在东北登陆,白崇禧已打到广西,韩复榘队伍仍在大别山,阜阳专署、地委已准备转移”等。
  土改时,该道又造谣言:“分人家的田地是造孽。第一次改地主,第二次改富农,第三次改中农,最后改贫雇农”。
  镇反时则说:“镇反时被杀的人,来生定要算帐,谁是积极分子,上天都有清册”。
  防汛抗旱时又说:“蝗虫是神虫,党发动灭蝗,是与老天对抗,引起天公发怒,将三缸水倾倒一缸,故而降雨不止,余下两缸水,不久仍要倒下”。
  群众要求参加解放军时,又编造谣言:“日头落,狼下坡,凹子叫唤鬼要活,有娘的,娘扯着,没娘的,鬼拉着”。
  破坏群众参军。
  岳西县大刀会造谣说:将来有真明帝王登基,党、解放军只有一百天天下”。
  在地富分子中说:“柴门道是保护你们的,党马上要土改,要杀人,党过去杀成功,现在是成功杀,十个要杀掉九个等”。
  1950年4月,望江县无为道道首胡德祥从江西总坛带回“罗平国”大旗一面,声称“马上要出皇帝,要成立罗平国”。
  1952年,该道道首又妖言:“四二加一五,马上要出朱洪武,皇帝就要登基,国号叫‘罗平’”等。

  组织暴乱
  1949年至1953年,仅阜阳、宿县、安庆、六安、池州、宣城等专区的一些县区,道会门暴乱即达40余起,打死打伤干部、战士、群众数百人。
  其中阜阳专区暴乱次数最多,该专区的涡阳、蒙城、亳县、颍上、阜南等县,先后暴乱30余起,已遂13起,参加暴乱的道众46.8万余人,打死干部群众238人,打伤45人,抢走轻机抢10挺,小炮1门,长短枪529支,抢走粮食180万公斤。
  1949年3月20日,阜南红学头子丁焕然、张保珍、张寿卿、孟汉卿、郭坚等相互勾结,策动武装暴乱于洪河南岸、淮河以北狭长地带。
  参加暴乱的道会众4000余人,打死**区委书记张文达、区队副队长王子龙、乡长于相华等34人,俘走40人,抢去公粮100万公斤,长短枪136支。
  同年5月5日至7日,颍上县白莲教道首陈洪瑞在该县江口区管鲍庄两次召集道首开会,密谋暴乱。
  5月8日下午,白莲教徒1000余人,集中于李老墩附近的老窑湖,焚香下跪,对天发誓:“今夜起首,一定成功,谁有三心二意,死在万马营中”。
  誓毕,暴徒直奔江口包围区、镇人民政府,**江口区委房屋被纵火焚烧。该区区队班长张某(白莲教派进的内奸)作为内应,拉开区政府大门,暴徒蜂拥而入,抓人抢枪。
  在该区检查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王怀仲被杀害,镇长陈良元在与暴徒搏斗中牺牲。
  经一个多小时激战,击退暴徒。暴徒在溃逃时,抓走该镇副镇长、区队班长等4人。至樊家湖杀害。
  此次暴乱杀害人民政府干部战士6人,抢去长短枪31支,子弹400余发,烧毁房屋16间。暴乱的白莲教徒被当场打死20余人。
  颍上县公安局工作组驻地贺庄,被白莲教徒170余人包围,杀害治安积极分子贺炳宇,纵火焚烧房子。
  工作组负责人吕守纯指挥工作组人员反击,击毙暴徒10人。
  1950年9月6日,宣城、当涂两县交界处的刀会,包围土改工作队及区人民政府,抢走机枪3挺、步枪17支、短枪13支,打死干部11人,打伤8人,俘走9人,土改工作档案全部被刀会烧毁。
  7日,宣、当两县县大队将暴乱平息,毙、伤刀会9人,俘32人。

  妖术治病残害人命
  一些道会门分子利用下神、捉妖等荒唐、迷信之术,以给人“治病”为名,诈骗钱财。
  阜阳县一王姓农民患脑炎,石岩区老母道道首为其医治,该道首焚香下神,口念:青身老母你下凡,保佑凡人出火坑,东廊房西廊房都查明,还有东北仙柱未查清”。
  随念法语:“指天天就塌,指地地就裂,指海海就漂,指山山就倒,指龙龙就跑”。
  后向病人头上拍拍打打,发给“仙丹”(即香灰)服用,致王某两日后死亡。
  该县农民朱永品患伤寒,黑学道道首为其诊治,向病人身上乱打乱吹,“捉鬼拿邪”,患者本来虚弱,吹打后不日即死亡。
  蒙城县刘某,其妻患病,天门道道首为其妻诊断。在焚香叩头念咒之后,用香火烧刘妻,致刘妻身亡。
  宿县永安乡古佛道点传师刘某,自制一人形泥胎,乘邻家修缮房屋之机,将泥胎放入梁下墙内。
  一日,刘某忽至邻家,故作惊讶:“你脸色如此难看,不久即将生灾害病”。
  问其何因,刘某在屋内巡视一周道:“你屋梁下三寸深处,有一泥孩,不久即要成精作怪”。
  众人随挖土,果见泥孩,群众惊骇,以为刘某确系神机妙算。从此,请刘某捉妖治病者日益增多,其经济收入骤增。
  一贯道规定,凡道徒及家属生病者,只准在佛坛求“仙丹”,不准去医院治疗,因贻误诊治而死的道徒及家属甚多。
  当涂县大桥镇王某的7岁男孩,患病后,服用点传师发给的“仙丹”,未过两日即死。

  诈骗钱财
  反动道会门常借口集资修建庙堂,以举办“莲花会”、“观音会”等为名,收取“挂号费”、“安神费”、“避邪费”、“供礼费”等等。
  安徽境内的一贯道,以收取所谓“求道费”、“功德费”、“开荒费”、“供果费”、“献心费”、等,大肆勒索、诈骗道徒钱财。
  1950年,蚌埠市一贯道“渡大仙”时,仅道徒王殿就被勒索黄金8两。安庆一陈姓道徒,为“考色”被打得鼻青脸肿,斥为“对道不忠”,逼陈“许愿”,被索大米80石。
  天门道用布制成长6寸宽4寸的牌子,上写邪语,声音可消灾避难,每个1元,要道众购买。
  该道10万道众,且另有群众购买,诈骗钱财之巨,可想而知。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规定:凡入会者,均应交纳“入道费”、“功德费”、“证章费”、“赴考费”等,每种费少则五六元,多则10元以上。
  自解放初至1954年,仅亳县、宿县、灵璧3县新发展道徒即达2200余人,道首所获财物甚巨。
  圣贤道要道徒四季交纳“礼钱”,尤其是新道徒,每季要交银元2至3元。
  道首游说:“天地有日月光华之气,生长万物,人要感天地之德,众善奉行始终不移。
  要修天上福,需用世上钱,捐几个钱缴给当家的替你烧香。一年有春、夏、秋、冬,春天修福,夏天修禄,秋天修子,冬天修寿。
  福、禄、子、寿盖世人所祈求,按季节交礼钱,四字均可兼得。”以此骗钱。
  白莲教对新教徒收“入教费”、“消灾避难费”、‘“功德费”等,教首潘从均等仅在颍上县就诈取银元6000余元。
  枞阳县陈州区先天道道首以“观看菩萨显灵”为名,煽动成立修庙委员会,发送香帖,得款1900余万元(旧币)。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31 07:10:31
  第三章 邪教的罪恶活动(2)

  奸淫妇女
  反动道会门的首领骨干为满足其淫欲,采用所谓“盗取真阳”、“渡仙体,走阴精”、“选宫妃”等手段,奸淫猥亵妇女。
  一贯道以“结丹了仙缘”、“考色”、“佛为媒”等办法,奸淫女道徒。
  肥东一点传师通过“佛仙”,要一年轻女道徒与他一起去江南传道,途中将该女道徒奸淫。
  芜湖市道首董翠玉,要青年女道徒五人,脱光衣服,睡在床上,任其乱摸,名为“仙身传体”。
  当涂县一点传师,先后强奸3个十二三岁的幼女,名曰“老佛爷叫采的三朵鲜花”。
  先天道道首以“练色功”、“考色”等名义,致大批女道徒被奸。芜湖市道首何云卿经常要一女道徒和其一起打坐,然后奸淫。
  何采用这一办法奸淫了10余名女道徒,其中1人奸后受孕,堕胎致死。
  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经常在佛堂内设密室,名为“女会员室”,专供道首玩弄女道徒之用。亳县道首侯隐五,利用此法,奸淫妇女30余人。
  圣贤道颍上县道首马万波以传道为名,诱奸青年妇女三四十人。
  阜南县黄学道首杨国栋,自称“皇帝”,以“选妃”为名,奸淫3名女道徒。这些妇女因奸受孕后,杨又以“神灵意旨”名义,要她们爬到梁上,然后跳下,致使跌伤流产。
  天门道总道首刘金兰,要其帮凶为他宣扬:“刘金兰是当今真龙天子,1951年已登基坐殿,为尚明元年,要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现要选美女人宫,封为娘娘、贵人,有福气的女道友才能选上,切勿失去良机”。
  致一些女道徒被骗“应选”,被刘金兰封为娘娘的,计有“正宫娘娘”余氏,“白衣娘娘”车大姐、车二姐,“红衣娘娘”段氏,“西宫下院”孙氏、杨氏、卢氏、桂氏等14人。
  怀远县金台孜有一姓程的女子,年仅15岁,被刘金兰奸污,封程女为娘娘”,并“赐”3尺黄绫为证。
  刘编造称:“佛祖对我说:‘东方月中有一女,头上戴着一朵花,若问她是哪一个,就是她(指镜中程女)。”
  程信以为真,认为确系佛祖之旨意,命中注定为娘娘,即以娘娘自居,跟随刘金兰装神弄鬼,欺骗群众,发展道徒,成为“妖婆”。
  程被捕时,还呼喊刘金兰,口念“天老爷,地老爷,西天佛祖救依也!”
  刘金兰还将年轻道徒招入密室,以“传授仙体”为名,或以“龙不空床”为借口,奸淫妇女达200余人。
  宿松县大刀会对女会众实行“裸体练功法”,要女会众脱光衣服,打扮花枝招展耍刀,不少青年女子被会首奸淫猥亵。

  一贯道中除普通道徒以外,其骨干分子绝大多数是地痞流氓、恶霸、地主、汉奸、国民党特务、反动官僚,他们长期与人民为敌。
  抗战时期,一贯道头子贾佣田利用“传道”散布“中日是一家”等投降卖国言论,布置许多道首为日本特务机关搜集情报,以后又充当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鹰犬。
  一贯道发展迷信群众入道,以开坛、扶乩等向道徒搜刮所谓供果费、月捐费、香纸费、免灾费等。还用所谓“佛水”、“灵丹”给人治病,诈取群众钱财。
  有的道首还是好色之徒,利用开坛点道肆意猥亵、奸污女道徒,摧残妇女身心健康。

  合肥解放以后,一贯道活动转入地下,通常以工商行业作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
  1950年6月点传师李广庭从肥西三河等地诈取香费大米45石,棉衣100余套,运往南京总堂。
  并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散布“变天”谬论,制造战争恐怖,蛊惑人心,顽固地对抗人民政府。

  同善社主要以封建迷信欺骗、麻痹人民群众,自称有宝贝“七星宝剑”,能砍断最强的风头,祛灾保平安;“照妖镜”能驱邪、镇鬼,遇到大灾大难,挂在门上能免除灾难;“万福灯”能逢凶化吉,如遇到灾难,灯一点,就可保平安无事。
  还利用“超渡祖先”(死后办斋事),发行“红书”来诈骗钱财。 
  道首蔡宇卿造谣说“天崩地裂的大劫要到了,有红书的人,可拿红书进瀛城,永保平安”。
  还散布战争恐怖,说什么“蒋介石反攻大陆,有美国飞机、大炮、毒气弹、天下大乱、真主要出现了……”
  同善社还以领红书焚化、烧香、超渡祖先等骗取道徒的钱财。如道徒周琪琳被蔡宇卿一次骗去130万(当时的人民币1万元等同现在人民币1元)现金以充作活动经费。

  三宝道以烧香拜佛为名,以鬼神灾难威胁、迷惑群众,诈骗钱财,并大肆宣扬人有“三节”:即血节(爆发战争死人)、瘟节(瘟疫)、饿节(饿死人),只有入道烧香修心方可避免“三节”。
  男子入道烧香修罗汉,女子入道烧香修观音。普渡众生,才能国泰民安,建立佛国世界。三宝道借此欺骗群众,发展道徒。
  解放前,每年正月初一为郑常法生日,各地道首、道众都得前往烧香祝贺,并以“上缘簿”、“积功德”,诈骗群众钱财。
  逢会期及郑常法生日,道众除送给的钱以外,还有米、草、油、盐、糖、桂圆、木耳等等,供其挥霍。
  如小道首徐有余自民国28年参加该道以后,每年都要送给郑常法米、草一两担(石),钱二、三十元及红糖等物。
  解放后集会秘密,规模小,会期频繁,每月都有,均以小天堂为单位进行。诈骗钱财的方式也随之转变,由主要道首分片去各个小天堂,按月个别收缴道费。
  如道众邹明英每月19日缴道费一元(或五角),由道首沈正英收缴,集中送往“大天堂”。该道主要道首还装神弄鬼,下神治病,诈取群众钱财,治死病人。
  三宝道还破坏婚姻法,不许道徒及子女与道外子女结婚。
  1952年,道首毕连仙闻知31岁的女儿王克英准备与骆姓结婚,便用香火将其头发烧光,并将其身体烧伤几处,令其终身不嫁。
  道首孙连芳的儿媳20岁死了丈夫,守寡10多年,孙一直不许其改嫁,并将与其恋爱的雇工胡二赶出家门,拒付8年工资,致胡投井自杀。
  该道不仅蓄意破坏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等各项政治运动,到处散布“变天”思想,还伺机组织暴动,阴谋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先天道,道首吴介轩在颍上组织所谓“佛教居士林”,以宗教信仰为名向政府申请,取得合法地位,并和道首何云清秘密串连进行会道门活动。
  肥西道首郭福五将该道改名为“化生工作队”,下设1站12个组,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道务活动,张贴反动布告,制造“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只要入道,才能免除灾难”等谬论。
  1954年,合肥遭受百年未遇的大水灾,极少数先天道众暗地散布谣言,欺骗鼓动落后群众修神盖庙,设立佛堂,求神拜佛,暗中发,破坏抗洪救灾工作。

  封建会道门是反革命的社会基础。特别是一贯道,勾结敌人进行反革命活动,早为广大市民所痛恨。
  会道门坚持尊崇帝制、神权,反对政治进步,同时致力于用迷信的手段聚敛钱财,反对科学,已严重落后于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的社会时代。
  会道门在解放前夕多投靠国民党及各地军阀,仇视人民政权,在全国各地不断举行武装暴动,从而严重危害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会道门组织当时已成为既为社会所不容、也为人民政府所不容的反动落后组织,对其进行取缔解散成了历史演进的必然。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1 07:27:12

  4、镇压邪教
  建国初期,对对反动会道门进行了打击和取缔。至此,延续数百年的帮会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了。
  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布罗瑞卿起草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由此掀起了全国镇压“会道门”的高潮。
  在这个指示中,曾经一度在镇反之外的“会道门”组织也在打击之列。
  解放之初,党集中精力进行剿匪肃特运动。
  尽管部分帮会出于种种原因,与新政权有过对立行动,但在这一过程中,党并没有将帮会作为重点的镇压对象。
  而这一指示的出台,正式表明了党帮会政策的改变。
  作为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不仅推动了此次政策的转变,而且亲自指挥全国公安系统取缔“反动会道门”,短短几年便彻底埋葬了延续数百年的帮会势力。
  事实上,早在《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亦称“双十指示”)之前,对“会道门”的处理已经开始了。
  罗瑞卿奉命组建公安部(1949年7月)之前,华北、东北和西北等老解放区就已经将帮会组织定性为“封建迷信组织”和“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1948年2月20,**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取缔封建会门的指示》指出:“应该教育群众,反复说明秘密封建会门的组织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利用的工具……”。
  1949年1月4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解散所有会门道门封建迷信组织》的布告,提出“自布告之日起,所有会门道门组织,应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
  ……
  1949年8月14日,公安部开始办公。
  在罗瑞卿的直接领导下,老解放区取缔封建会道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若干地区……取缔封建帮会(主要指青红帮)、会道门(主要指一贯道)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东北的取缔一贯道,天津的打击封建帮会头子争取帮会群众的工作,均有了若干成效,基本上打垮了这些反动组织。”(1949年11月1日,罗瑞卿在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
  虽然在北方老解放区的工作成绩斐然,也积累了经验,罗瑞卿却迟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取缔会道门的工作。
  这固然与全国各地特务、土匪活动猖獗,公安部门无暇顾及会道门有关,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特别是主席的态度。
  建国前后,面对各级公安部门镇压反革命的强烈要求,主席一度“不够积极”(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并把帮会组织排除在“反革命分子”之外。
  主席的顾虑从何而来?
  一方面,**与帮会有过长期合作的经历,而解放军进军上海和四川等地时还一度得益于帮会势力的中立或起义,若此时贸然宣布与帮会决裂,不仅给人“背信弃义”之嫌,还可能引发帮会势力的强烈反抗,严重威胁尚不稳固的新政权。
  对主席而言,帮会其实并不陌生。
  早在建党之初,他就发现了帮会这个特殊的社会力量。
  他认为,这些帮会组织是“他们(游民无产者)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事实上,正是因为确定了团结、利用帮会的策略,中国党才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掀起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高潮。
  1922年,在主席的指导下,李立三打入红帮内部,成功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
  随后,包惠僧、陈潭秋同样借助帮会势力发动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李立三套用安源罢工的经验,打入青帮组织,在上海掀起了五卅运动。
  工人运动离不开帮会,农民运动也不例外。
  20年代初,彭湃通过争取三点会首领黄星南,成功领导了海陆丰的农民运动。而主席指导下的湖南农民运动,也充分利用了哥老会的力量。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虽然与帮会势力一度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党联合帮会共同对敌的政策一直没有大的改变。
  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党都曾得到了帮会势力的拥护和帮助。
  1949年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与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党与帮会长期合作的历史固然重要,但它还不是困扰主席的根本原因。
  由于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就使得对付反革命的问题变得十分复杂。
  1949年初,主席在对苏联人解释他的想法时就明确讲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建立一党政府,这样做就容易得多;如果建立联合政府,那就“必将带来麻烦”,因为党必须要顾及其它政党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自己的意愿来行事。
  1950年6月,**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主席在书面报告中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但在口头解释这个报告的思想时,却明确告诉与会者,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还是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对于全党都十分关注的肃清反革命工作,他解释说: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而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也不满意我们。
  因此,主席反复强调:“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要分清轻重缓急,“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1 20:04:52
  5、重拳出击
  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人民军迅速败退,中国被迫入朝作战,彻底改变了肃反工作缓慢推进的局面。
  1950年10月8日,主席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参战。
  第二天,主席就把罗瑞卿、彭真等人请进了中南海。
  主席说,中央军委已经决定出兵朝鲜。但是,国内还广泛存在国民党残余势力,特务、土匪和其它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獗,想听听公安部的打算。
  罗瑞卿回答说,公安部已研究决定,对反革命分子需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
  对此,主席很满意,要求罗瑞卿与彭真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命的文件,这就是著名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与此前的“消极态度”不同,主席对这次镇反运动非常关注。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的。
  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
  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罗瑞卿,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与此同时,刘少奇也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
  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
  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
  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言下之意,即使没有朝鲜战争,帮会势力作为反革命势力的一部分,依然会被铲除,差别仅仅在于时间的早晚。
  “双十指示”发出后,罗瑞卿立即组织公安部全面落实镇反运动,消灭帮会势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1950年10月16日,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罗瑞卿说:“华北有的党支部领导权已经落入会道门之手,民兵中亦有会道门……山西就有一百万人”。
  并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一是我们抗美援朝的方针,更便于进行肃反;二是党委领导要加强;三就是不要搞“左”了,要有计划、有秩序地去做,不要夸大敌人。”
  按照罗瑞卿的计划,镇反运动分为三个阶段。
  1950年10月——1951年10月为第一阶段,配合土地改革,集中力量打击土匪、特务、反动党团及恶霸势力,在老解放区开始取缔反动会道门。
  1951年10月到1952年10月为第二阶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内部肃反,清除政权内部的反革命分子。
  在新解放区则以打击反动道会门头子为主,结合肃清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
  1952年10月—1953年10月为第三阶段,主要的任务就是彻底取缔反动会道门,消灭反革命势力滋生的社会土壤。
  根据这一思路,罗瑞卿决定首先在老解放区完成取缔会道门的工作。
  在他的指导下,1950年11月12日,山西省展开统一行动,全面取缔会道门。
  几天之内,逮捕了点传师以上职业道首2050人,破获密室暗道93处,缴获没收大批反动文件与粮食财产,“给了一贯道领导机关以摧毁性的打击”。
  随后,罗瑞卿又亲自指挥,在北京市发动了取缔一贯道的行动。经过两个月的运动,登记点传师720 人、坛主4775 人、三才663人;封闭大小坛1283处,声明退道者17.8万余人。
  经过一期镇反,老区的帮会势力基本被取缔。

  运动伊始,为避免出现“左”的偏向,造成镇反扩大化,**中央和主席本人都比较谨慎。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也为镇反运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随着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主席开始对镇反运动产生了不满情绪。而罗瑞卿的南巡报告,又进一步加深了主席的判断。
  相对于北方老解放区,南方新解放区的镇反运动进行得困难得多。
  为了考察和指导南方地区的镇反运动,从1951年2月开始,罗瑞卿连续出巡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地。
  在考察中,他认为,南方各省对镇反运动的认识普遍不足,对反革命的镇压力度不够。
  主席对镇反运动的不满很快就影响到了罗瑞卿后来的工作。
  1951年1月到4月,主席多次下达指示:“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主席文集》第六卷)。
  他甚至“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主席致小平、漱石、子恢、剑英、仲勋同志并告一波、高岗同志电》)。
  随即,各地区及省、地、市领导人纷纷表态拥护,主动多报处决人犯计划。
  在主席的推动下,镇反运动很快就跃出了法律的框架,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
  虽然4月以后,主席本人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罗瑞卿也在1951年5月10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报告,反复强调要“适当收缩”,控制杀人数字,并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但并未从根本上制止各地乱杀多杀的问题。
  到1951年10月,为期一年的第一期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抓捕262万人,处决71.2万人,关了129万人,管制120万人。
  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底,总计“各地在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中,土匪头子、惯匪占34%强;城乡恶霸分子占26%强;反动会道门头子(主要是一贯道)占20%;特务分子占15%;其它反革命分子占4%”(《两年来的政法工作》)。
  如果这组数据准确的话,在一年多的镇反运动中,帮会组织至少有14.2万人被处以极刑。
  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在前两期的镇反运动中,只有老解放区的帮会势力被彻底取缔,新解放区只镇压了帮会头子,大量的帮会组织尚未彻底清除。
  1952年10月12日,罗瑞卿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明确表示“认真做好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是此期(即第三期)镇反的中心,也是镇反彻底胜利的重要标志。”
  1953年底,第三期镇反运动基本结束。但各地的镇反运动却没有完全停下来,直到1956年左右才陆续结束。
  经过三期镇反,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被政府取缔,而袍哥、青帮、洪门等帮会组织则“无形解体”。
  至此,延续数百年的帮会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2 07:18:08
  6、严惩邪教

  解放初期,利用封建迷信、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案件比较突出。
  上海有会道门组织203种,其中可定为反动性质的52种,尤以一贯道、九宫道、同善社等9个道种,为反革命分子控制和利用,道首罪行严重,民愤极大。
  而一贯道则是诸反动会道门之首,拥有的办道人员及道徒占整个反动会道门总人数的80%,掌握基层坛堂1144个,办道人员6200余人,道徒约30万人。
  经1950~1953年全面取缔之后,大多数由公安机关处理。
  只有极少数破坏活动严重,情节恶劣的反动会道门头子才移送人民法院审判。
  1953年6月11日,市军管会军法处在全市组成7个法庭,分别举行公判大会。
  对一批反动会道门道首和骨干分子分别依法判处死刑、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管制;
  对罪行较轻、有悔改表现的从宽处理,当场予以释放。
  至年底,全市共摧毁各种反动会道门坛堂768个,依法惩处反动道首3974人,其中判处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的1007人,管制819人,作其他处理2148人。
  对利用封建迷信、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案件的审判,上海市人民法院量刑标准是:
  解放前,为首积极发展道徒、解放后继续造谣破坏,诈骗钱财,抗拒登记;包庇容藏反革命道首,大量印发伪造证件,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一贯以巫婆谋生,以香灰、仙水治病致人死亡,并散布反动言论,处死刑,如能主动坦白或有立功表现,判处死缓。
  解放前为点传师、坛主,解放后抗拒登记,为首继续发展组织,诈骗钱财,包庇反革命分子;积极发展组织,抢劫财物,窝藏道首,秘密串连,并继续诈骗钱财,处无期徒刑或20年有期徒刑。
  解放前系点传师,解放后造谣破坏,抗拒登记或继续活动,毁灭罪证,拒不坦白;解放前发展道徒,扩充组织,解放后造谣破坏;反动会道门堂主,解放前骗取钱财,解放后抗拒登记,处10年以上徒刑。
  解放后办道,造谣破坏抗拒登记并阻止他人退道;解放后参加一贯道为道徒,登记后继续活动的,处10年以下5年以上有期徒刑。
  坛主解放后抗拒登记,并窝藏反革命,解放前一贯办道诈骗财产;解放后仍发展道徒,畏罪逃匿或抗拒登记;解放前利用反动会道门造谣破坏,解放后抗拒登记,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利用封建迷信、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案件,1949年8月~1958年,法院未作专项统计。
  1959~1965年,共判处这类案犯93名。
  其中,1959年,判处59名,其中无期徒刑1名,有期徒刑32名,管制24名,没收财产2名。
  1960年,判处19名,其中有期徒刑3名,管制16名。
  1961年,判处10名,其中有期徒刑6名,管制4名。
  1962年,法院没有收案。
  1963年,判处管制1名。
  1964年,判处有期徒刑2名。
  1965年,判处管制2名。
  这类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在反革命案件中所占百分比很少。
  60年代中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规定:
  封建复辟的反革命分子,是指地富分子、反动道首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阶级报复的;
  叫嚷复仇,威胁恫吓干部和群众,进行反攻倒算的;
  拉拢腐蚀干部,或者混人内部,操纵、篡夺基层领导权,进行破坏活动的;
  利用大办婚丧喜事、祝寿、续谱联宗,笼络人心,模糊群众的阶级界限,妄图复辟的;
  组织反动会道门,发展道徒,或经过取缔又继续恢复和发展反动会道门组织的。
  对于地主、富农分子在退赔中要回自己被他人借用的生产资料或因开垦荒地生产,或经合理协商以自留地换宅基地;
  因旧的礼俗,办婚丧喜事,有铺张浪费的;
  一般道徒被欺骗、利诱进行了一些迷信活动的;
  迷信职业者,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进行一般迷信活动,影响不大的,不定罪判刑。
  1977~1990年,判处这类案件7件9人。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3 07:11:32

  7、最大的邪教一贯道

  一贯道明朝中叶出现在中国,兴盛行于明末及清初,最早的教派是罗教,最晚的一支是清末同光年间王觉一的“五教合一”。
  虽然一贯道取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之意,称自己为天地万物之根源,道统自三皇五帝、文武周公、孔颜曾孟一脉相传,但它同时又“五教合一”。
  既然五教合一,一贯道就是一个多神教,它将耶稣基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孔子、老子五教教主,都作为自己的教主。所以,一贯道中既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一神教之神,也信奉佛教、道教、儒教这些多神教之神。
  儒教中的师徒孙孔子、孟子、子思;道教中玉皇夫妇,佛教中从佛祖到弥勒佛、观音菩萨,包括三国人物关公,都是一贯道的神。
  尽管如此,一贯道还是有着至高无上的神“无极老母”。
  无极老母是道的最高化,以及道的人格化。一贯道认为道生五神,无极老母的五个儿子就是佛儒道基回的教主,这五个儿子创立了他们宗教系统。
  一贯道是“拿来主义”者,它没有自己的经典,五教经典就是一贯道的经典。其中包括佛教的《金刚经》、《坛经》;儒教的《四书五经》;道教的《道德经》、《清净经》、《庄子》、《列子》;基督教的《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回教的《古兰经》。
  信仰一贯道无需出家,道徒间互称道亲。
  一贯道在中国历史上之著名,与其近百年中的几次拐点有关。清末王觉一将一贯道整合为五教合一后,稳固了一贯道的理论体系。
  1930年,山东济宁人张光璧(字奎生,道号天然,又号天然子)接掌“道盘”后,在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得到迅速发展。
  张光璧与日伪政府关系密切,道徒中有显赫一时的汉奸周佛海、褚民谊、王揖唐等。
  从历史上看,这个在明清时都能独立的宗教团体从这个时候开始“站错队”,先是依靠日伪,日本投降后,又投靠了国民党政府。
  到1949年,这一中国最大的道门在华北已发展到20万之众。成为1950年代初,中国各道门、会门中势力最大的一个。
  1930年,山东济宁人张光璧(字奎生,道号天然,又号天然子)接掌“道盘”后,在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得到迅速发展。
  一贯道的经典分为“无字真经”和“有字真经”,前者的代表是张光璧口传的“无太佛弥勒”五字,系新道徒入道时秘授之“真言”;
  后者林林总总,不下二三十种,主要是历代“祖师”的著作和言论汇集
  其主神为“明明上帝”,全称“明明上帝无量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因其为“开天辟地生人之道母”,又尊称“无极老母”。
  陪祀的“仙佛神圣”尚有多种,被称为“师尊”的张光璧和与之结为“道内夫妻”的“师母”孙素真(字明善,道号慧明)也在死后分别被封为“天然古佛”和“中华圣母”。
  1940年,张光璧又将一贯道命名为“天道”,两个名称并用,以迄于今。
  经逐渐演变,到张光璧时代以后,一贯道内部职级分为10级:
  ①祖师:即张光璧和孙素真;
  ②道长:道内元老,由张、孙所封,共九位;后来,从大陆到台湾的张文运、韩雨霖两位“老前人”也被台一贯道界尊为道长。这些人现均已故;
  ③老前人:又称老前贤,系资历深厚的“前人”;
  ④前人:又称前贤,资历深厚的点传师,多名点传师的领导者;
  ⑤点传师:传道人,代表祖师点道传法,现亦通称经理;
  ⑥坛主:又称堂主,一贯道活动场所“佛坛(堂)”之负责人;
  ⑦讲师:在佛堂宣道人员;
  ⑧办事员:在佛堂协办道务人员;
  ⑨三才:扶乩时合作的灵媒,扶乩者称天才,抄字者称地才,报字者称人才,合称三才,天才常择幼童担任;
  ⑩道亲:一般信徒。
  一贯道在大陆传道过程中,分成许多支系,以某一个“坛”为名号,如“文化坛”、“同兴坛”、“基础坛”、“兴毅坛”,等等。
  这些支系彼此独立,互不统属,往往一个地方有若干支系同时活动。
  1947年,张光璧卒于成都,孙素真接掌“道盘”前后,一贯道又分裂为两大派。
  一派是以张的妻子刘率贞、儿子刘英誉为首的“师兄派;
  一派是孙素真为首的“师母派”,师母派实力占据优势。
  1949年,孙素真移居香港,1954年被任国民党军上将的道徒刘士毅等接到台湾,1975年病逝台北。
  1946年,宁波“宝光坛”、上海“基础坛”分别派人渡海进入台湾“开荒”传道,在台北先后建立佛坛。
  1947、1948年,天津“文化坛”、“同兴坛”、上海“金光坛”、哈尔滨“兴毅坛”、宁波“明光坛”、安东“教化坛”、天津“浩然坛”、“天祥坛”等很多支纷纷入台,在台湾南北各处遍地开花。
  由于一贯道的信仰形式与台湾原有的所谓“在家佛教”、斋教接近(斋教的一派先天派就与一贯道有着共同的直接源头),很快受到了台湾下民众接纳,并渐次取代了斋教在民间的地位。
  根据斋教的习惯,一贯道将“佛坛”统一称为“佛堂”;而且,各支系的名号“某某坛”也被“某某组”代替。
  又由于同属一组的一些“前人”同一时期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开荒”,创建起作为自己最初传道基地的佛堂,往往使得同一组下面再分出几条、十几条甚至更多条“支线”。
  每条支线各有自己的领导前人,各滚各的雪球。
  “组”的名称在这时已只是标示其渊源的符号,各支线的实际名号则以“组名+领导前人名”或“组名+纪念性后缀(多为主要佛堂名)”构成。
  后来,部分大型支线还进一步按地域划分相当于“教区”的“次级单位”,由指定的前人或点传师负责。
  一贯道在大陆惯于借助扶乩降神的灵异活动进行传道。
  由于活动都在私人住宅内设的佛坛举行,外人无从窥其真相,更增加了一派神秘气氛,也使道内不法之徒有机会作奸犯科、妖言惑众。
  传到台湾的一贯道起初仍保持着在大陆时的活动特点。
  1949年蒋介石政权败据台湾,很长时间惶惶不可终日,看到一贯道的聚会活动颇为诡秘,不禁草木皆兵。
  1950年,“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查报一贯道活动,1952年由“内政部”依据《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予以取缔,罪名包括“败坏风俗,妨害治安,干预政治,为‘匪’利用”等。
  但是,禁而不止,一贯道始终没有中断活动,道徒到60年代初已达5万人,而且向社会各阶层扩展。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4 07:02:03
  8、镇压一贯道

  建国前后,有数十万之众道徒的一贯道,不仅是“北平第一大党”,而且一直试图挑战新生的政权。
  新生政权掀起的取缔一贯道运动,用了3年多时间使这一中国最大的地下组织彻底瓦解。
  1949年5月15日下午,驻守武汉的国民党华中军政负责人白崇禧弃城南下,次日解放军进驻汉口。
  第三天,开进汉阳和武昌,武汉三镇全部解放。一周后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
  形势急转直下,一贯道“ 金线派” 的“ 武汉枢纽” 第一组组长王效峰接到上层指示,各坛口暂停一切会道活动,观望新政权的动向。
  王是一贯道武汉“中和坛”道长,是一个有15年道龄的“老前人”(即当地办道负责人)。
  1949年初,兼起了“ 武汉枢纽” 第一组组长。
  但是一直观望到7月,武汉新政府打击一贯道的动静并不大,王效峰决定试试能否开展地下活动。
  在这种非常时期,稳住青年会众的情绪是最重要的,一贯道的头目们意识到,青年男女的思想变化最快,容易受外界时事变幻的影响。
  因此,在7月的一次联席会上,王效峰提出,要开设“天才班”,统一“天才”的思想,以抵御党的宣传攻势。
  所谓“天才”是一贯道内被尊为“传法官”的人,一般由20岁以下青少年男女道徒担任,他们被认为能代天宣传道法。
  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个班在武汉解放初期,对稳定一贯道“天才”的情绪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时,解放军挥师南下,头号大敌国民党大势已去,党开始着手对付另一个潜在的敌人——有“最大地下党”之称的一贯道等会党势力。
  王效峰等待着自己的最后时刻。
  就在王效峰开办“天才班”的同时,中国东北的辽北省,正在把暑期放假的中学生召集返校。
  这一年的7月10日,15岁的江厚与同学们在铁岭联合二中开始了为期20天的“彻底取缔一贯道”学习和培训。
  铁联二中的校长谭伯是县委委员,这一政治任务由谭校长直接从县里带进学校。
  这个暑假里,像江厚一样返校的,还有该市数千名学生。
  1949年前后,乱世中国产生了上百种地下组织和宗教团体,一贯道是1950年代初各道门、会门中势力最大的一个,一贯道最盛行的是华北地区。
  原北平市长彭真曾经毫不避讳地说:“一贯道是北平的第一‘大党’”。
  事实上,拥有几十万信徒的一贯道一直“跃跃欲试”,对刚刚成立的新政权来说,这的确是一种威胁。
  在山西,一贯道总道首薛洪还提出“以道治国,以道化党”的主张。
  而在中南部省份,则暗中传递一贯道“师母”孙素真的“母谕”:真人快出世了,千万可要好好修呀,特别要防备七十二个假祖师出来”,“七十二,写出来就是个‘毛’字。”
  对于武汉解放,一贯道这样放风:“挂红旗五星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
  早在1948年,**东北局和华北局,就已分别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政权机关依法取缔反动会道门。
  先期解放的北中国,率先开始了对会道门的取缔。
  这项运动很快就跨过了长江,遍及全中国。一贯道的脚步也在这把铁扫帚的追赶下,开始从北方一路向南,再向南。  
  而1950年的全国公安会议上,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指出:“由于会道门主要是利用群众的迷信落后进行活动,因此,农村取缔会道门必须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城市必须在民主改革以后,即必须在广大群众具有初步的政治觉悟,经济生活亦有初步改善的基础之上。”
  北京市委制订了具有地区针对性的方针:逮捕点传师以上的重要分子及其它有政治破坏活动者;登记点传师以下,包括三才在内的家坛主以上分子;对一般道徒一经声明脱离组织,停止一切活动则免予追究。(《北京取缔反动“一贯道”纪实》许圣义、许圣道、许昌浩)
  8月1日,江厚和同学们来到辽河以西地区,白天走访受害者和普通民众。晚上向公安大队汇报情况,在每个村子都举行揭批现场会。
  在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先培养学生,再由学生来发动群众的做法,切实可行见效也很快。
  1950年正月里,一贯道“师母”孙素真在上海富民里25号一贯道“上海公馆”分批召见了各地负责人,布置秘密活动章程。
  这是一贯道对于新政府取缔政策最初的反应。
  “武汉枢纽”的郭昆兰向王效峰等人传达了“母谕”:佛事一律停止, 一切形象要丢掉。
  停止点道,烧毁书训、名册、账簿、相片和通讯地址等。
  马上就要“天考揭晓”,“天考”就是新政府要取缔一贯道,“这是天考人的志向,千万别拉出前人,扯带后学”,其它还有“魔考”、“财考”等多种惑众方式。
  在她发给各地道坛的信中,定下“修道是为灵性出苦”的基调。
  说为了“灵性”出苦,对新政府要抗拒到底,坐牢、枪毙、妻离子散、家败人亡、身心遭受任何严重痛苦都要“看淡”。等一贯道的“祖师”李文斯出来就好了。
  她认为能“好了”的日子,定在1950年端午节前后。到了1951年,“魔考”就过去了。
  为了使道徒更好地隐蔽下来,“形象”要这样改变:说话走路不能再斯文;要改变原来剃光头、留胡须、穿长袍的外形,西装制服都能穿了,也可以打领带、留长发、穿皮鞋,偶尔看个戏、抽两口烟也被允许。
  家门口要挂鱼挂肉,让周围邻居知道他们不是吃斋的;各组长由新人出面,老人退到二线用化名,比如武汉的王效峰改为王义成,郭昆兰改名学仁。
  在称呼和通信方面, 改用商业语言。
  这期间孙素真亲自规定了隐语的打法,点传师叫“经理”,吸收教徒叫“收货”、渡大仙叫“鲜货”,放点传师为“吃股份”,道徒被抓叫“因病住院”,释放叫“病愈出院”,被取缔叫“生意不好做”(《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秦宝琦)。
  此后,每周一次的联席会、小组会改为不定期。
  不久连不定期的会也停了。有事改用写小字条的方式相互传递。这种方式也没维持多久,1950年底镇反开始时,武汉一贯道停止了自己全部活动。
  停止活动前宣传纪律中要求,要认定取缔一贯道天考,不要相信“坦白从宽”,那是假的、是套取口供的。
  最后,抱一问三不知、软拖和硬抗的态度,或装作无辜受害。大不了坐牢、枪毙, 为道牺牲是光荣的,“肉身丢掉,灵性出苦,玄祖超升,有何惧哉。(《一贯道内幕》王效峰)
  此时,遵照指示在武汉、天津、郑州等地躲藏的王效峰获知从天津、北京传来的消息,当地已有道首被捕法办了。
  王效峰认为,这块大陆的最南端的广州可能是块匿身之地,同时在这里还可以根据局势选择是否去香港。
  他并不知道,孙素真还没等到1951年“魔考”过去,就已从上海取道广州,又从澳门转到香港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5 06:50:06
  9、一贯道的覆灭
  1950年10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标志着在全国范围内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开始,同时,打击一贯道的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

  这年年底,全国开展了一次统一行动。就像一年前的那个冬夜,统一查封妓院一样,扫除一贯道的行动也是整齐划一。
  12月18日19时,北京海淀区公安分局接到命令,“召集派出所所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市局指示,组成以侦察科长为主的逮捕小组和审讯小组,10时半出发”,各区的抓捕名单已由市局治安处拟定完成。
  北京市全市统一取缔一贯道的行动从这夜开始。
  海淀区公安分局治安科科长许继忠等人,先在早已探明的道首住宅附近布置好武装,户籍警上前把门叫开,以查户口为名进屋检查。
  室内人员尚无反应,搜捕即已开始。
  搜查时,道首一家人被安置在一间房子里。
  搜查到的道坛器物等造册登记,登记在册的有日伪时期、国民党时期的特务证件,国民党旗和美国国旗,潜伏活动计划,反动乱语(谣言)底稿,武器。
  在地下和密室还发现有金银资财。西郊各分局3个小时就抓捕道首13人。
  许继忠所在的海淀区有一贯道成员2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7,数目还不是最多的。
  他很快就归纳出该区一贯道的特点来,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性和完整样本意义的分布:海淀区的一贯道与日伪时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国民党仍来往,与特务机构有协作;从职务上看,有坛主、有点传师、有“三才”、还有众道徒,这些关系形成一张纵横交错的网。
  到凌晨4时,全市130多名道首被抓捕,并通夜审讯拿口供。
  这一夜,没有搜到张五福和孙素真。
  在武汉,四面楚歌的王效峰每到一处都看到大街小巷上严令取缔的标语,各地道首也都像他一样,想找个落脚的地方都没可投靠的人了。
  逃到任何一个地方之前他先看一下报纸,就会看到那个城市的一贯道道首名字就登在报纸上

  从镇反以后,武汉打击一贯道出拳愈发重了,王效峰开始了他的躲藏生涯。
  开始他还想继续在汉口友益街辅仁别墅特一号“荣丰堆栈”潜藏下来,可是外界盘查开始变得严格,工商证明一直办不下来,麻袋生意也做不成。于是,他回老家天津避风头。
  住在天津的二弟王效纯家里时,天津市区正在开展反道和退道运动。
  王效峰联系上了天津北门的点传师孟宪章、从山东逃来的无棣县负责人王秉初、点传师张云堂。
  大家同为躲镇反躲来到天津。没几天孟宪章就告诉王效峰,王秉初、张云堂已被捕,大家不要再来往了。
  话音刚落,《天津日报》上就注销孟宪章被抓获的报导。
  王效峰在二弟家的日子并不清静:天津闹市中央在上演揭批一贯道现场会;
  5月8日,市军管会公布了《关于反动会道门限期登记通告》,限坛主以上道徒于5月20日以前,到各自管界公安分局办理登记,交清组织,听候审查;
  另有报导说,在河北省公安局的配合下,3月份天津市公安局到周边几个县市抓捕了13名大道首。
  3月初,天津市抓捕道首470人,其中25人判了死刑。
  北京更是进不去了,有个叫高永周的男人,从前给张五福当过“三才”,半年前刚从保定潜回北平就被人举报了。
  周没有经得住“天考”,交待了总坛设在德胜门新华寺街15号的总部。
  北平市一贯道分布、内外联络情况,一贯道控制的网点图都画在纸上交给**了。
  所以,进入1950年以后,一贯道在北京已没有隐身之处了。
  武汉也回不去了,在天津火车站碰上的一个道友告诉他,他走后武汉的点传师刘龙轩已自杀身亡、张德贵去向不明。
  市区的二弟家不能呆了,王效峰就跑到天津县南羊码头村的老姑家住了一阵,6月里回到静海县中旺镇的老家,藏身在老院一个夹墙里。
  看他天天被“夹”在墙缝中,王父心中也不是滋味,就把儿子送到离家20里路以外青县王福庄和静海团瓢村两个亲戚家又躲了几个月。
  此时王效峰唯一的希望来自朝鲜战争中美国放细菌弹的传闻,亲戚们能看到他笑容时,他正在“幸灾乐祸地巴不得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幻想变天”(王效峰语)。
  更多的时候,是看到他静坐默念五字真经,那是他在暗中叩恳“老中”显灵。
  就在王效峰“避难”天津周边各县时,听说孙素真的近身秘书徐宗沂自杀了。
  此前他就听说,**发布取缔一贯道的通告后,徐想离开孙素真,脱离一贯道,但孙不同意,并对人称徐宗沂得了精神病。
  徐宗沂是道内的要人,1947年“一贯道十八代祖师”张光璧死后,他一直跟随孙素真,对于师母派孙素真如何争得领导权、全国各支道首的情况、道内利益和人事纷争,徐宗沂都了如指掌,一直深得孙的信赖。
  徐离开孙素真后,自己到天津、西安、武汉、长沙、广州等地跑了一圈,发现各地道首都已隐藏起来,哪里都找不到可以帮他的熟人了。
  1951年在上海的一家旅馆,有人发现了一名自杀男子,这个人就是徐宗沂,据查死因是服毒。
  徐宗沂之死令王效峰从卧不安,他也是大道首。
  一年多来并没有像公布上要求的那样去登记,去自首。
  1951年2月,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轻者,处以三年以上徒刑”。
  而自己却属于没有“改头换面”,仍然“暗中进行活动者”,宽大是没有希望了,只有希望东山再起,东山不起便“以身殉道”(王效峰语)。

  决定“以身殉道”的王效峰1952年6月来到郑州,不久后又一路南行。
  但孙素真并没有像王效峰希望的那样,叫人带他从秘密途径进入香港。
  孙素真毁灭了王效峰最后一线希望,他只能在四面楚歌的大陆寻找生路。
  像所有在1952年仍在法外的大道首一样,王效峰要生存下去,只有靠伪造迁移证件,在新居地改名换姓报户口这一条路了。
  王效峰组成了一个新家,“家庭”成员包括点传师程家模、夏惠云,几个人对外称父女、夫妻关系,并且在南昌章江路35号或6号租了几间铺面,以墨水粉厂为名掩护行动。
  尽管如此周密,但是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运动到了1953年已覆盖到南中国,王效峰在南昌的组织很快就被破获。
  被捕后的他在悔过时写到“我的一切幻想随之彻底破灭了。从而结束了我在一贯道终年的罪恶生活,开始走向新生”。
  外电曾报导说,“**的铁扫帚一个月就扫除了一贯道”,那是指1950年12月那次集中行动。
  1951年以后,一贯道各地机构还组织过暗地的对抗活动,如1952年,陕西商雒地区一贯道策划过武装叛乱,1953年2月山西晋城有2千多反动会道门道徒筹备过游行示威。
  真正在全国范围取缔一贯道,抓到更多像王效峰这样潜藏的大道首,从组织上完全瓦解一贯道,用了三年多时间。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6 07:01:33
  10、北京的一贯道
  北平解放后,北平公安局对会道门情况进行了调查。
  北平的会道门,又称道会门,历史悠久,组织庞大,情况复杂,名称各异:有先天道、后天道、安清道、先佛道、八方道、九宫道、一贯道。
  北京丰台地区在1940年前后传入一贯道、九宫道、普济佛教会、正字慈善会、一步好、圣贤道等19种会道门后,很快就得到迅速发展。
  北京地区当时存在着十几个会道门组织,信徒人数二十多万,其中一贯道徒就有十九万余人。
  一贯道是调查的重点。
  1949年8月22日,东郊公安分局东坝镇派出所,在配合市公安局治安处调查组调查一贯道时,获得一个重要情况:
  1946年前曾给一贯道北平道长张五福当过八年“男三才”(会道门内的职称)的高永周最近从保定返回,公安拘捕了他。
  高永周交待了北平市一贯道情况,并绘制了各坛分布图,以及一贯道的财产和开办的各种商业点。
  北平一贯道组织庞大。总坛设在德胜门内新华寺街15号,下设坛、分坛和家坛;每坛设坛主;另设有点传师和三才。
  后因道务发展快,道长张五福将全市一贯道坛,分为七善(会道门内设单位),即孝、悌、忠、信、礼、义、廉。七善划成八个中心,每个中心设代表一人,称八大中心代表,掌管全市道务。
  一贯道入道要交道费,接受点传师点道、传三宝,在佛堂前烧香磕头后方成为道徒。
  除了采用欺骗手段劝人入道,如“入道可躲灾避难”、“死后冬挺尸夏不臭”和“扶乩”的乩语外,还利用手中的权势,威逼利诱。
  香山佟峪村水井少,西郊一贯道义坛坛主姜毓德利用果园内的一口水井要挟附近村民吃水入道,不入道者不能到此井打水,村民只好入道。
  海淀镇有个点传师有100多间出租房屋,凡租住他房子的人都须入道。在城镇商店,掌柜的是一贯道,徒工也都要加入。
  一贯道称:入道者要劝亲友入道,道徒不劝道就是心不诚。劝一人入道免一条罪,劝十人入道免十条罪。
  有个叫邓兴的道首说:“后学多,走到哪吃到哪,穿的用的有人供。”他先后发展道徒4000余人,经常举行“仙佛班”、“忏悔班”训练一批骨干道徒。
  几年时间发展道徒5万余人,点传师200多名,在一贯道内颇具实力。
  一贯道张承忠领导专诚坛后,在大兴、良乡、固安、武清以及长辛店、房山、通县、三河等地开荒建坛40余处、分坛200多个,提拔点传师、坛主1000多人,发展道徒5万余人。
  一贯道以各种名目骗取钱财。入道要交入道费;死去的家属入道要交超拔亡魂费;对已死去长辈要交尽孝费;替先人免劫要交渡仙费;对道表示忠诚要交献心费。
  此外平时还有“功德费”、“免冤费”等。这些钱财绝大部分落入几个大道首的私囊中。一贯道敛财机构的中华善书局仅功德费一天就收入黄金10条以上。
  北平大小坛主、点传师靠办道发财者不计其数。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7 06:54:08
  10、北京的一贯道
  北平解放后,北平公安局对会道门情况进行了调查。
  北平的会道门,又称道会门,历史悠久,组织庞大,情况复杂,名称各异:有先天道、后天道、安清道、先佛道、八方道、九宫道、一贯道。
  北京丰台地区在1940年前后传入一贯道、九宫道、普济佛教会、正字慈善会、一步好、圣贤道等19种会道门后,很快就得到迅速发展。
  北京地区当时存在着十几个会道门组织,信徒人数二十多万,其中一贯道徒就有十九万余人。
  一贯道是调查的重点。
  1949年8月22日,东郊公安分局东坝镇派出所,在配合市公安局治安处调查组调查一贯道时,获得一个重要情况:
  1946年前曾给一贯道北平道长张五福当过八年“男三才”(会道门内的职称)的高永周最近从保定返回,公安拘捕了他。
  高永周交待了北平市一贯道情况,并绘制了各坛分布图,以及一贯道的财产和开办的各种商业点。
  北平一贯道组织庞大。总坛设在德胜门内新华寺街15号,下设坛、分坛和家坛;每坛设坛主;另设有点传师和三才。
  后因道务发展快,道长张五福将全市一贯道坛,分为七善(会道门内设单位),即孝、悌、忠、信、礼、义、廉。七善划成八个中心,每个中心设代表一人,称八大中心代表,掌管全市道务。
  一贯道入道要交道费,接受点传师点道、传三宝,在佛堂前烧香磕头后方成为道徒。
  除了采用欺骗手段劝人入道,如“入道可躲灾避难”、“死后冬挺尸夏不臭”和“扶乩”的乩语外,还利用手中的权势,威逼利诱。
  香山佟峪村水井少,西郊一贯道义坛坛主姜毓德利用果园内的一口水井要挟附近村民吃水入道,不入道者不能到此井打水,村民只好入道。
  海淀镇有个点传师有100多间出租房屋,凡租住他房子的人都须入道。在城镇商店,掌柜的是一贯道,徒工也都要加入。
  一贯道称:入道者要劝亲友入道,道徒不劝道就是心不诚。劝一人入道免一条罪,劝十人入道免十条罪。
  有个叫邓兴的道首说:“后学多,走到哪吃到哪,穿的用的有人供。”他先后发展道徒4000余人,经常举行“仙佛班”、“忏悔班”训练一批骨干道徒。
  几年时间发展道徒5万余人,点传师200多名,在一贯道内颇具实力。
  一贯道张承忠领导专诚坛后,在大兴、良乡、固安、武清以及长辛店、房山、通县、三河等地开荒建坛40余处、分坛200多个,提拔点传师、坛主1000多人,发展道徒5万余人。
  一贯道以各种名目骗取钱财。入道要交入道费;死去的家属入道要交超拔亡魂费;对已死去长辈要交尽孝费;替先人免劫要交渡仙费;对道表示忠诚要交献心费。
  此外平时还有“功德费”、“免冤费”等。这些钱财绝大部分落入几个大道首的私囊中。一贯道敛财机构的中华善书局仅功德费一天就收入黄金10条以上。
  北平大小坛主、点传师靠办道发财者不计其数。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8 06:39:21
  11、北京取缔一贯道的决策

  建国初期对各地会道门的取缔打击,对于巩固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当时党和政府所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并成为全国范围内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和平解放后不久,随着**中央、中央军委、人民解放军总部的迁入,从此成为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和全国的政治中心。
  当时,北京迅即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主持稳定秩序、恢复经济、建设人民政权、肃清敌特残余、登记反动党团骨干、收容散兵游勇、清理社会闲杂人员等,积极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好各项准备工作。
  如何处理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会道门问题,成了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旧社会北京一直是各类会道门传播泛滥的重点地区,解放初期该地区可说是会道门基础深厚,成员众多,因此新生的人民政权对它们采取了非常稳健的步骤。
  解放后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就秘密开始了对会道门的侦察准备工作。由于此时一贯道等会道门已作好了“应变”安排,组织上化整为零,全部转入地下活动,在道徒中间又布置了一系列反调查的控制手段。
  而当时仓促间又难以在敌伪留下的档案中查到他们的系统情况,所以对一贯道的内幕一时无法弄清楚。
  市公安局遂抽调人员,组成专门小组,有重点地对一贯道展开系统深入的调查。事情很快有了进展。
  1949年8月,进驻东郊东坝镇派出所的调查组秘密拘捕了一位名叫高永周的一贯道“三才”,这是揭开全市一贯道内幕极为有用的一条关键线索。
  高永周在1946年以前曾给北京一贯道的总头子张五福当过七八年的天才乩手,对北京一贯道内的绝大部分秘密都有一定的了解。
  在审讯人员的精心努力之下,他很快决定将功赎罪,把自己所知的一切和盘托出,陆续供出北京一贯道总坛及各分坛的名称、坛址、坛主、主要点传师、三才,以及道产、职业点等重要情况。
  市公安局指示各分局采取秘密的方式,对高永周所提供的本地区一贯道组织及活动情况进行核实。各分局以此为中心,开始了多种形式的秘密核实与侦察工作。
  此时,中央也正在酝酿有计划地分地区、分步骤妥善解决好全国的会道门问题。
  在1949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同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进行了会谈。
  当时兼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司令说到,会道门问题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一贯道,其组织遍及东北、华北、华中,党徒甚众(例如东北即有50万),下层分子多为基本群众,上层分子多为地、富、特务,政治上坚决反动我们”,提出要在一定时期条件成熟后,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一贯道和某些城市的帮会问题。
  罗瑞卿在这次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亦提出,今后治安工作在城市的步骤,第一步是搜捕特务以建立革命秩序,第二步进行反动党团登记,第三步则要依据情况解决帮会、会门问题。
  并说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群众情况、材料证据、主观力量”三个方面的准备是否充分。
  在年底的召开华北五省及山东省暨省属各市的公安工作会议上,罗瑞卿部长在开幕词中再次指出,解散取缔会道门组织要充分依靠广大群众,“大体须在群众有了初步或充分发动以后,这是一般的规律,不是绝对机械的,同时亦必须看出所有步骤之间的联系性”。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8 12:23:00

  12、取缔的前期工作

  在中央精神的推动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北京市公安局对会道门的调查核实工作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初步掌握了北京市一贯道的活动特点、组织变化、人员变动等基本情况。
  多少也觉察到即将遭全面取缔的命运,一贯道力图加以阻挠抗拒,开始大肆进行造谣、破坏活动。
  1950年夏天,北京盛传“天安门石狮流泪,鼓楼冒烟,天下将大乱”的谣言,一度闹得舆论大哗,人心惶惶。
  一贯道又利用国内外形势紧张、美国出兵朝鲜的时机,到处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了”,“美蒋军要重来北京”等,妄图以这些手段来搅乱人民政府取缔之前的准备工作,坚定道徒的信心,挽救其行将覆灭的命运。
  针对会道门重新猖獗的情况,北京市政府和市公安局一面开展专案侦察工作,揭露谣言,一面采取果断措施。
  于1950年6月7日一举抓捕了刘燮元、穆肇增、白秀茹等11名罪行昭著的一贯道大头目,又成功破获了九宫道李懋五等阴谋组织暴乱的重大案件,狠狠打击了会道门的嚣张气焰。
  同时,市公安局加大了调查工作的进展,在1950年7月以后纠正了此前过分强调保密导致工作进度较慢的做法,开始发动群众,对一贯道进行大张旗鼓的普查,工作进度大大加快。
  到1950年10月,基本摸清了北京一贯道总坛和各本坛、分坛、家坛的情况,系统掌握了一贯道在北京的组织系统及大道首、二三等道首的名单和住址,对整个北京市一贯道的力量有了初步估计,并了解到一大批坛主、点传师的罪恶历史。
  这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市民群众的斗争勇气,为以后大规模的取缔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对北京一贯道的调查情况,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加之全国其他地方的会道门问题也日渐突出,到1950年下半年,中央逐步加强了对会道门的工作力度。
  1950年10月,公安部转发了“关于山西代县重点取缔一贯道经验的通报”,以山西代县为例,指出“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是一件细密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10月2日,彭真在公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将打击会门中的特务比喻为“肉中刺”,说“弄不好,就会伤了肉,同时要动员集中来搞,因为是个群众性问题,搞要特别准,要区别反革命与迷信问题”。
  在此期间,河北武安县黄灵道百余人发动武装暴动,主席看了公安部的报告后,特意批示“应将俘虏详为调查会门内幕情况,使有更多收获”。
  刘少奇随后在公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到一贯道“参加的人不一定为了反革命,但你跟着造谣,跟着暴动,就是犯罪。……一定要正面反对,公开反对,抓他的头子”。
  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公安部长罗瑞卿正式提出,对会道门问题,新老区要掌握好时机的成熟程度分别进行。
  他说:“会门是大量性普遍性的东西,……东北已打跨,华北已取缔,但潜伏势力仍然存在,一遇机会,即可再起。……对会道门要进行正面进攻,老区条件已成熟,即可开始工作,新区条件不同,暂不要慌,可先搞头子。”
  当时华北局在关于执行中央“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再三强调,“华北的一贯道和龙华会是最反动、破坏性最大的一个秘密会门,必须彻底加以取缔”,各省市人民政府应再来一次取缔行动,布告会道门为非法,明确宣布“任何人参加会道门,都是犯法的”。
  10月19日,中央主要领导人刘少奇专门给西北局写了一封较为详细的信件,精辟分析了一贯道及其他类似秘密迷信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具体阐述了他对西北局广泛开展反对一贯道活动的意见,提出对一贯道要加以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进行取缔、禁止和解散。
  这封信,在建国初期取缔会道门的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可能是反对一贯道的斗争开展以来,中央领导人系统地论述这场斗争的第一篇文献。”
  中央全面取缔会道门的决策和要求,极大地推动北京取缔工作的准备进程。
  1950年10月,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市委要求初拟了《北京市处理一贯道计划》草案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缔一贯道布告》草案,提出了处理一贯道的基本方针和主要步骤。
  1950年11月19日,**北京市委正式向中央和华北局请示报告,提出要在年前处理一贯道问题,大体按照逮捕反动头子、公布罪状、开展群众性的反一贯道斗争、号召道徒登记退道这么四步进行。
  北京市委要求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并于12月3日再次向中央、华北局报告,决定对一贯道“予以彻底打击与消灭”。北京取缔一贯道的前期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一场特殊形式的战斗即将在首都打响。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9 07:12:50
  13、重点打击首恶

  一切准备就绪后,北京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行动遂按预定计划于1950年12月18日深夜开始。
  1950年底,**中央下令全面查禁反动会道门。12月1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北京市人民政府布告》,严厉取缔一贯道。
  布告全文如下:
  “查一贯道是反革命、反人民的封建迷信组织,在其反动首领操纵下,一向与日寇、汉奸及美蒋特务勾结,进行各种出卖国家、危害人民的罪恶活动,而一般被欺骗或胁迫入道的无知落后群众,亦深受其毒害:许多被诈骗钱财,甚至倾家荡产;不少女道徒被强奸骗奸,甚至被逼卖淫;有些道徒遭受非刑拷打,甚至惨被杀害。因此,前华北人民政府早于1949年1月,即曾宣布其为非法组织,明令加以取缔,乃其反动首领怙恶不悛,竟敢于解放后继续充当美蒋的特务奸细,散播谣言,恐吓群众,甚至阴谋武装暴动,实属罪恶昭彰。本府为保障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并挽救误入歧途的受骗群众,决予严厉取缔,并规定办法如左:

  一、自布告之日起,所有会道门应一律立即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
  二、一贯道点传师以上的重要分子及其它有政治破坏活动者,立即予以逮捕,并按其情节轻重依法惩办。凡无重大罪行并真正悔过自新且有事实表现者,均予宽大处理。
  三、点传师以下家坛主以上分子(包括三才),应立即自行向本市各该管公安分局进行登记,交出道中组织关系、供具、公产等,并向政府具结停止一切活动,违者依法严惩。
  四、所有被欺骗、被胁迫参加一贯道之群众,一经脱离组织,停止一切活动,即免予追究,并得控诉或追究该道点传师、坛主等过去欺骗压迫群众之罪行,追回被骗之财物。
  五、不论一贯道之一般道徒或坛主、点传师,凡翻然悔悟,积极帮助政府揭露一贯道之各种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检举隐蔽或潜逃的罪行重大分子,并有显著成绩者,本府将依其成绩大小予以奖励。
  六、凡本市各界人士对一贯道之活动可进行检举,其检举有据且因而破案者,由政府予以奖励。
  以上办法着令本府公安局立即执行,并望全市各阶层人民予以协助。”

  次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再次对一贯道定性:“一贯道是被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匪帮所掌握与利用的反革命工具,是反动封建迷信组织,是欺骗与陷害落后群众的组织。其首要分子,多是汉奸、特务、流氓头子、反动地主、恶霸之流。”,
  北京市区的各大街小巷同时张贴出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布告》,当日各主要报纸、电台均在显要位置和重要时段对此做了特别报道,同时刊发社论和短评。
  在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北京市各行各业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对一贯道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取缔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其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行道首、道徒分别处理的政策,重点打击首恶。
  会道门问题牵涉人数众多,在其中破坏性大、起核心作用的是大大小小的各级道首。
  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坚持争取大多数、孤立和打击为首分子、惩处特务与首恶的方针,采取重点打击道内点传师以上首要来摧毁组织的办法,对罪大恶极的反动道首予以逮捕和惩处成了初期取缔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次取缔行动一开始,市公安局就于1950年12月18日深夜统一行动,将已事先调查清楚的王钟麟、米国权、王维忠、安松樵等130多名重要道首同时逮捕。
  经此致命一击,北京市的一贯道即如无头的苍蝇不知所措,组织陷入瘫痪状态。
  但是,登记工作开始后,一贯道的部分中小道首又缓过神来,他们按照“师母”孙素贞预先布置的“应付魔考十九条”所指示的对策,或者拒不登记,或者进行“假登记”,“明退暗不退”,不说实话,不交关系和“功德簿”,有的甚至暗中恐吓道徒,进行破坏。
  根据这些情况和工作进展的需要,北京市公安局此后又多次用逮捕首恶的办法来打击顽固分子,震慑犹豫观望者。
  1951年1月9日一天,就公开逮捕了怙恶不悛的一贯道道首27名,包括拒不登记并暗中破坏的点传师郑采芹、杨少峰、李馥萼,坛主刘振田、冯德荣、赵子光,以及假登记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薛泉、司良禄等人。
  《人民日报》就此专门刊发消息,并发表短评,正告那些“侥幸地设想取缔一贯道的工作即将过去,活动更趋猖獗”的道首,如果仍然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只能是“自寻绝路”。
  据事后统计,截至1951年3月16日,在两个多月的取缔行动中总计逮捕会道门首恶分子381人。
  对这些反动道首的审判和惩处,是与当时轰轰烈烈的镇反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这是因为“反对一贯道这场斗争,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反迷信斗争,首先和主要的是一场镇压反革命的斗争”。
  早在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强调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动会道门头子,必须坚决镇压,依法惩办,才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和人民政权的安全。
  1951年2月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明确规定:“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
  而在1950年11月19日**北京市委在向中央、华北局的请示报告中,已将处理反动道会门首领列为当时北京市镇压反革命活动工作的三大重点之一。
  以取缔会道门为契机,从12月开始,北京市的镇反运动逐步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1951年2月28日,北京市第三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北京市镇压反革命的决议,号召全市人民“一致支持与协助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肃清反革命残余,肃清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反动会道门头子”。
  一大批道首在这次镇反运动中受到严厉打击,其中罪大恶极者被分批枪决,罪行较轻、又系从犯的会道门分子,则判处死缓或有期徒刑。
  被处决的道首多为作恶多端,以致民怨沸腾、人民强烈要求严厉镇压的恶霸、特务。
  如在1951年元月17日,一贯道刘燮元、刘翔亭、张鸿海、胡春霖、穆肇增和九宫道李懋五等6人,作为第一批判处极刑的会道门头目,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6人中,除刘翔亭是河北景县人、李懋五为山东郯城人外,其余四人都是北京市人。
  他们长期以来在北京传徒惑众,草菅人命,血债累累,对他们的处决大长了人民与会道门斗争的勇气,极大地推动了取缔工作。
  1951年2月18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再次判处57名反革命罪犯死刑,其中一贯道、九宫道、正字道、明道会等反动会道门首恶占31名,包括北京一贯道有名的“三王一米”即王维忠、王勋臣、王维山和米国权等。
  他们当天被政府枪毙后,许多受骗道徒和一般市民都觉得“出了气”,“大快人心”,有的人说:“该宽大的就宽大,该镇压的就镇压,光宽大也不行,人民政府对他们这样的就得崩!”
  2月22日,北京市委再次向中央、华北局报告,决定对已逮捕并查明罪证的一贯道等反动道会门头子中“有血债,有党特身分,属于恶霸性质及解放后仍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者”,“拟即分批处决”。
  在3月25日处决的反革命分子中,就有一批属于“反动会道门首恶”。
  这些果断而严厉的举措,给道首以很大震慑力。不少道首赶紧跑去登记,有的到派出所保证“与一贯道一刀两断,否则就砍我的头!”这为促进整个取缔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0 07:02:18
  14、揭露邪教的罪行

  第二,以各种形式揭露会道门的罪行,动员群众起来控诉。
  取缔会道门的工作开始后,发动舆论攻势、揭露会道门的罪恶成了宣传工作的一大中心任务。中央和北京地方的报纸、电台积极配合,刊登、播发了大量有关一贯道罪行的材料,介绍会道门的历史和现状,发布全市取缔工作的动态、经验、成果,刊登社会各界要求严加取缔一贯道的强烈呼声。
  各行各业纷纷组织座谈会,公开表态积极支持、配合政府工作。
  全市佛教界在1951年12月23日召开座谈会,西愿法师、比丘尼法令师、吉祥寺寂轩和尚、极乐庵达如法师、万佛寺净融分别发言,表示坚决拥护政府取缔一贯道及其他会道门的措施,部分入道的佛教徒有的当场退道,有的表示立即去公安机关登记。
  巨赞法师后来又在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言,严正声明一贯道不是宗教,也不是佛教的支派,反革命分子利用一贯道假借佛教的名义,附会佛教教理,因此,一贯道既是人民的敌人,也是佛教的敌人。
  “人民政府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正是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
  义正辞严的声明,在当时起到了发聋振聩的作用。
  其他如工商界、妇女界、工人、农民也纷纷表示要积极行动起来,协助政府取缔一贯道。一时舆论如潮,一贯道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和其他部门组成工作小组,深入到各街道、村庄、工厂、矿区召开大大小小的群众会,宣传动员,揭发控诉一贯道。
  京郊十一区旧宫村在12月20日召开群众大会,有30多人上台控诉,气氛热烈。
  门头沟在20、21日举行了两次群众座谈会,有手工业工人、市民等300余人参加。
  地方狭小的因地制宜召开小规模会议,如外五区组织的“片儿会”、“院落会”,各街道组织的群众晚会等。
  有的则集中起来开大会,如国药业店员工会第六分会840多名店员集中到琉璃厂第四文化馆,从12月21日起到24日,每晚都举行座谈会,控诉一贯道。
  1951年元月16日,在天桥小桃园戏院和吉祥戏院召开千人大会,集中力量专门控诉两名恶霸——坛主张承忠和点传师刘翔亭的罪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各种形式的控诉会上,一大批道徒纷纷觉悟,坦白自己受骗入道的经过,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揭发一贯道内黑幕,劝其他道徒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一些曾在道内任过骨干、深知内幕的中小道首的揭露更具说服力。女三才王淑清在内一区群众大会上揭露了北京“顺天炉会”的黑幕,以及她亲眼目睹道亲们在炉会上饱受道首摧残的悲惨经历。
  北京一贯道“八大代表”之一米国权的侄女米芝雯、米芝敏,为张光璧、孙素贞、张王福等大道首做过“天才”,在内一区群众大会上,她们揭发了道内盛行的“扶鸾请仙”等把戏。
  这些不堪回首的控诉,引得台下群情激愤,唏嘘不已。许多人听后恍然大悟,有的道徒当场要求退道,有的抢着替父母、妻子等亲人报名,说“管保打通他们的思想”。
  东郊六里屯、豆各庄、辛四村在召开群众大会的两天之内,就有172人声明退道。
  揭批一贯道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举办罪证展览。
  1950年12月24、25两日,德外关厢在北京第十八书报阅览室首先举办了小规模的“一贯道物证展览会”,展示道首刘燮元勾结日伪、残害人民的罪行,原天才王文利在会上用广播的形式,公开揭露了一贯道点传师们的骗人秘密。
  两天内,住在德外关厢附近的居民前来参观的有4400余人,占关厢总人数的40%左右,在发动群众、声讨一贯道罪恶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这一经验,向全市民众公开一贯道的秘密,从1951年1月14日开始,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牵头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了大规模、长时间的一贯道罪证展览。
  三个展览室里,分别陈列着道首们骗取来的财物、金砖、银元、金手镯、珍贵的古玩,以及道首进行种种反动活动的罪证,如国民党颁给的39张委任状、特务训练证明书、孙素贞策动道徒与人民政府对抗的“手谕”、一贯道制造谣言的底本、潜伏计划等等。
  在水榭南边的广场靠东边又仿照一贯道内的形式搭建了一个“佛堂”,每天由悔悟了的点传师、坛主、三才轮流现身说法,戳穿一贯道内秘不示人的“三宝”、“扶乩”等把戏的真相,揭露道首们骗人、骗财、骗色及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罪行。
  展览开始后,人们不顾天寒地冻,从各地赶来,络绎不绝,展览不得不一再延期。
  到3月4日最终结束时,参观人数总计达26.6万人,包括中央和各地的重要领导200多人次,外国使节60余人次。
  除此之外,各界还用数来宝、快板、相声、短剧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向群众广为宣传。
  1950年12月22日,幽兰剧社即决定“配合政府宣传,揭穿一贯道的秘密”,组织上演了“大破一贯道”剧目。
  应广大群众的要求,党和政府后来又组织人力物力,拍摄了旨在揭露一贯道罪恶的电影《一贯害人道》,在全市各影院公开放映,并发行到全国各地。
  快板、相声、电影这些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手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党和政府取缔一贯道的政策和措施因此而妇孺皆知,深入人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0 17:17:43
  15、向道首索还道款

  第三,发动道徒向道首索还道款、诈款及被霸占的财产。
  取缔工作开始之初,道徒有的担心退道后受到政府的追究或管制,而更多的人则怕“叛道”后遭“天谴”、“报应”,加之道首们也已经布置了用“假退道”的办法来应付取缔,因此许多道徒和小道首对政府号召退道的要求抱观望迟疑的态度,或者“明退暗不退,过去怎么办,今后还是怎么办”,仍然惟中上道首的马首是瞻。
  为了将道首、道徒彻底分化开来,使退道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作人员加大了各方面的工作力度。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发动广大道徒进行退款退产的活动。
  12月19日公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布告》中明确规定,凡脱离一贯道组织、停止道内活动的一般入道群众,可以“追回被骗之财物”。
  后来罗瑞卿再次强调,要给予一般被骗道徒以“追回被骗财产和要求道首赔偿损失之权”。
  退款退产活动普遍推广后,很快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部分从前被骗得一无所有的道徒,因此重新夺回了自己的财产,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和生产又有了保障。
  如三轮工人侯学诚,在这一行动中收回了被一贯道霸占的“价值几千万(解放初旧币,下同)的全部财产”,他在控诉会上对党和政府感激涕零,再三表示从此要以追讨回来的钱物好好过活。
  这些首先行动起来的人,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在另外的道徒中起到了示范、鼓励作用。
  “有些道徒从二三等道首家里(重要道首已被逮捕)索回了骗款或扛着整袋的面粉回来了,又没事情,加以有些地方,早索退款的,足数退着走了,后退的,因为道首已无钱可退,或所退亦甚少,于是道众争先恐后像一窝蜂一样索退道款,最后连最迷信、最胆小的道徒也忍不住了,也起来索退道费索诈款了。”
  在整个活动中,北京有653名道首总共退出了价值50亿元的道费,有的道首因此家中财产赔光了,有的被迫将自己名下的工商产业卖掉以偿债。
  有七万多名道徒从中得到直接利益,一般的得到四、五万元,多的一人10余万元,最多的则因此得到了230万元、30袋面粉或2200斤玉米,这极大地鼓舞了群众退道的积极性。
  清退道款道产不是为了单纯满足部分道徒的经济利益,而是重在从政治上瓦解一贯道的组织,达到彻底孤立道首的目的。
  道徒追索道款活动的开展,使道首完全站在了道徒利益的对立面,原来貌似道貌岸然的脸面被彻底撕破,以往的神秘和迷信也立即被打得粉碎。
  道首们眼看到手的钱财又得全部吐出来,又是心痛又是害怕。他们或哭或闹,或低声下气跪地哀求,或外强中干,恐吓说“将来还有反过来的时候”,真是丑态百出,昔日的威风一扫而光。
  一些本来顽固不化的坛主、点传师,因为怕道徒“漫天要钱”,自己倾家荡产也还不起,不得不将原来深藏不露的“功德簿”交出来,其组织体系也因此暴露无遗。
  为了防止道首们互相推阻扯皮,以致拖延不决,政府又及时制订实施了“追回道费,限于交谁向谁要,不要无限制地逐层向上推”的原则,规定原来把款交给谁,就只能向谁索要,从而较好地保证了退款工作的顺利进行,真正达到了孤立道首、发动道徒的预期目的。
  1951年9月召开的第四次公安会议决议高度评价了这一行动的巨大意义,称“发动广大被迫、被骗入道的群众的退道运动、退道费运动(没有道费的当然不要退),是在彻底摧毁封建会道门的斗争中带有决定意义的一环”。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1 07:18:05
  16、清理邪教成员

  第四,清理党、政府和各团体内的会道门成员。
  与社会上取缔工作同步进行的,是对全市各党团、政府、群众团体以及学校、工矿、企业等机关内的道首、道众进行清理整顿。
  当时的北京,不仅社会上会道门猖獗,而且各机关、团体中的会道门成员也不少。
  有个别的党支部和团支部甚至已基本上被一贯道所控制,比较严重的如西郊德王庙村党支部13名党员中有7人为道徒,占54%,马道口团支部16人中有14名是一贯道分子,竟占到87.5%。
  党政机关的会道门成员中,有极少数是在加入革命队伍之前或参加革命后由于各种原因在旧社会入道的,有部分属于北京解放后留用人员和录用人员中的道徒,还有的则是后来处心积虑混进党和政府之中去的。
  后二者尤其是第三种人,就像隐藏在人民内部的“炸弹”,对取缔会道门的工作构成了极大威胁,亟待加以处理。
  鉴于公安干警是直接参与行动的执法机关,此项工作尤须重视和先行解决。
  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缔公告发布的第二天,市公安局即由罗瑞卿局长、冯基平、张明河副局长共同签署命令,要求公安局所属人员严格遵照执行市人民政府的决定,认真清理好公安系统内的会道门问题。
  凡参加过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活动的,应立即进行退道和登记工作。
  各分局随即召开全体干警会议,要求干警做好退道和登记工作的模范带头作用,“绝不容许有一个一贯道存在我们中间”。
  在领导教育和典型报告的启发下,干警中的大多数道徒当场签名表决退道,西郊分局67名干警还联名在报上公开发表了“退道决心书”。
  也有一部分人不肯坦白登记,后来通过调查和检举揭发,逐一进行了清理。在留用干警和党团员中,加上主动声明者在内,共发现一贯道、九宫道、亲民至善会、八方道、正字会、安清道等各类会道门成员1100余人,经过彻底清理整顿,纯洁了公安干警队伍,保证了取缔工作的战斗力。
  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清理**党内的会道门成员。
  1951年2月,华北局组织部专门制订了党员参加会道门的处理办法。
  办法规定,入党前参加会道门组织且已向党声明并脱离关系的,不再追究;虽未声明,但实际上已经脱离关系的,应向党正式声明退出。
  “凡拒绝向党声明退出会道门,经教育仍执迷不悟者,开除党籍”;
  “确为混入党内作破坏活动的内奸分子及参加会道门叛乱暴动的证据确凿者,开除出党,依法严办。如担任政府、团体、武装等行政职务者,亦应通过其组织系统撤销其职务。”
  通报指出,各级组织在处理党员参加会道门问题时,既要反对姑息迁就的态度,也要防止粗心大意、简单从事的做法。
  通报同时要求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群众进行阶级立场和时事教育,以免中了敌对分子的反间计。
  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全市党政机关、团体清理会道门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
  据统计,从全市各机关(包括部分中央级的机关)、团体和工矿企业中,共清理出一贯道道首380人,道徒13000余人,其中有782人已成了党员,1500人成了共青团员。
  对这些会道门成员均做了及时而妥善的处理。
  对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内会道门成员的清理整顿,为整个取缔工作的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1 19:02:23

  17、北京摧毁了一贯道组织

  自1950年12月到1951年3月间,是北京市集中取缔一贯道的大行动时期。
  经过两三个月的群策群力,在集中行动期间,初步摧毁了北京的一贯道组织。
  此后,北京市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整顿党的组织等活动,继续将与会道门的斗争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不断巩固取缔工作的成果。
  1951年5月,北京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其中反动会道门头子李泰成等8名被判处死刑,王立藩等2名死缓。
  1951年7月,北京市就处理积案量刑问题提出初步意见,加大了对有关会道门案件的清理力度。
  决定凡“依靠反动会道门势力迫害人民群众致人于死者,或利用反动会道门制造散布谣言,阴谋武装暴乱图谋颠覆人民政权者,或藉反动会道门之权势,对人民进行愚弄、诱骗、敲诈、勒索、虐待、强奸、霸占等各种毒害手段,致被害群众惨遭家破人亡,为人民群众极端痛恨的重要分子”,均应判处死刑;
  而对虽那些参加过反动道会门,“经查确属一般道徒,或基于迷信入道,无反革命活动者,在政府公布取缔后,已脱离组织或现在真心悔过者”,则可予以释放或取保释放。
  此后,取缔会道门逐渐成为镇反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1952年10月召开第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强调指出:“认真做好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是此期镇反的中心,也是取得镇反彻底胜利的重要标志。”
  据事后统计,在整个镇反运动中,北京总共逮捕罪行严重的反动会道门道首达947名。
  与此同时,继续强化对党政机关中会道门问题的清理整顿。
  1951年8月,**北京市委特意下发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计划,决定对全市党员进行一次认真审查,将所有党员过去的历史和政治经历完全弄清楚,“对于一般曾参加反动党、团或落后会道门,但却从未做过反革命活动的党员,从思想上、组织上已割断联系者,应按其问题的性质正式做出结论,使其安心工作。”
  在党内坚持和贯彻挽救绝大多数一般道徒、集中打击极少数道首的政策,彻底解决大部分曾为道徒的党员干部的思想包袱,进一步推动了取缔工作的深入和健康发展。
  由于党中央和北京市委在制定取缔一贯道的决策时采取了慎重的步骤,经过充分准备,认真总结了此前数年解放区取缔打击会道门的成功经验,保证了取缔行动的措施得力,善后工作落实,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广大一般道徒的热烈拥护,并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1年2月28日,中央特意在北京市委的报告上作了长篇批示,充分肯定了北京取缔一贯道的成绩,并将此役中总结出来的五项主要经验,批转全国各省市参考执行。
  中央认为:“关于推毁一贯道,北京的经验,是很成功的。
  (一)是长期侦察布置,不是仓促举行;
  (二)是临事向群众宣传,孤立道首;
  (三)是布置展览会;
  (四)是退道款;
  (五)是与反迷信分开。
  以上各项可作参考。
  一贯道在全国有几百万被欺骗的落后群众,各省凡有一贯道存在的地方,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和适当的态度。”
  以此为起点,此后全国各地取缔会道门的工作陆续进入新的高潮。
  经过建国初期数年的专项斗争和此后的持续打击,中国大陆取缔会道门的活动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战果,会道门在新中国从此名声狼籍,组织瓦解,人数锐减,到一九五六年左右,会道门的原有组织基本上被摧毁了, “中国会道门开始步入衰亡阶段”。
  对于建国初期以北京公开取缔会道门为序幕的全国性群众运动的重大意义,著名民主人士程潜老先生曾予以高度评价。
  他说自己“开始对党夺取了天下能不能治理国家有怀疑。一是能不能解决反动会道门问题,二是能不能解决民族问题。
  这两个问题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包括蒋**在内。现在你们把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我就完全信服了。”
  可以说,经过建国初期对国内会道门问题的处理,中国历史上一直困扰统治者的秘密宗教结社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为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2 07:04:36
  18、安徽的邪教(1)  

  安徽境内反动道会门计百余种,大小道首七八万人,道徒会众约60余万。
  据其组织名称的最后一字,分为道、会、门、堂、教、坛等。有的对内称道,对外称会,有的一道多名。
  大多自外省传入,少数系本省道首拼凑自创。其传入时间不一。有的早在清代康熙年间即有传入,有的在本世纪初至40年代中期传入。兹就主要道会门组织概貌作一简述。
  一贯道
  一贯道又名“中华道德慈善会”,源于清末光绪年间“东震堂”。
  传至路中一(道中称其为第十七代宗师)时,取《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之意改名一贯道。
  民国14年(1925年)路殁,其弟子张光璧自称“济公下凡而奉天承运办理道务”,号称“师尊”。
  抗日战争时,张投靠日军,充当汉奸。日本投降后,为掩人耳目,改称“中华道德慈善会”。
  民国15年(1926年)该道传入皖省。同年,山东济宁道首马正坤到滁县传道,发展道徒800余人。
  民国26年和民国31年,道首胡德祥、王星五、周文秀、王维山等,分别由济南至蚌埠发展道徒约6000余人,并以该市为中心,向怀远、灵璧、宿县、濉溪、淮南、寿县、凤台、凤阳、嘉山、定远等地发展。
  民国28年,齐名周等在亳县设立“宏德坛”。
  民国29年5月,又在亳县、涡阳设总坛1个,分坛11个,发展道徒700余人。
  民国30年春,马鸣仁、高仪亭、孙锡坤等,分别由天津、南京至芜湖发展道徒,吸收汉奸任凤昌、朱缚封(日伪县长)、张更(日伪维持会长)等人入道,设“崇德坛”于宁渊观。
  民国31年,张光璧之妾孙素贞至芜湖市布置道务,并以该市为中心,向当涂、宣城、郎溪、泾县、和县、无为、潜山、含山等县发展。民国30年秋,该道传入合肥,并先后设“一致”、“协和”、“治平”、“改知”,“坤范”等坛,直属南京孙锡坤总坛领导。
  民国36年秋,改为“中华道德武学社合肥分社”,以合肥为中心,向肥东、巢县、六安、舒城、霍山等县发展。
  民国30年7月,道首范义和等由天津至安庆大洪家巷设坛。不久,即成立“中致坛”。
  民国32年,孙素贞至安庆布置道务,以安庆为中心,向太湖、怀宁、枞阳、桐城、贵池、青阳、石埭、黟县、祁门、宁国、绩溪、东流、至德、宿松、休宁、屯溪、铜陵等地发展。同年,丁凤藻由天津至界首传道,民国33年设“中和坛”于县北贾庄,随后设分坛18处、家坛30处,发展道徒1000余人。
  同年,丁又至太和县的兴武、赵庙等地设坛44处,发展道徒1900余人。另一道首刘星魁到天长成立“公共”、“德化”、“同化”三坛,发展道徒甚众。
  民国34年3月将三坛并为“中华道德慈善会天长分会”。至民国37年底,发展道徒达3000余人”。
  民国38年(1949年)安徽解放后又发展600余人。
  据1954年统计,该道在安徽设坛堂共1610处,有道首5396名、道众131853名,分布在全省8个市60多个县。
  其传道方法,主要利用亲劝亲,邻劝邻和迷信反动之辞诱骗他人入道。
  如:“现在是‘三期末劫’,将来要下红雨,刮黑风,七七四十九天黑暗日,凡不入道的,都要死去”。
  “一贯道将来要统治天下,入道者,可以消灾避难,逢凶化吉,享受清洪两福,可以超生了死。道成后按功定果,道长能当省长,点传师能当县长,坛主能当区长,道徒均能吃到皇粮。”
  对病者说:“入道后疾病自愈。”
  对无子女者说:“入道后即可多生贵子。”战乱时说:“入道后,刀枪不入,飞机亦炸不到”等。
  同善社
  同善社创立于清朝末年,创始人彭克尊,号称“古老人”,四川省永川县人。
  原为先天道道徒,后自创“同善社”,以宣扬“孔孟大道,设立善堂,坐练气功”为名发展道务,并派人至全国各地传道。
  因同善社无须出家持斋守戒诵经,于是信徒日众。
  总社又称“总号”,负责全国道务另设总事务所,协助“总社”办理道务,省社又称“省号”,领导省内道务,各“省号”名称不一,安徽称“大林祥”。
  县社统称“先觉祠”,事务所是各乡镇基层组织。内部道级共分十六层,一、二、三层称“众生”,为一般道徒,四层为“天恩”,五层为“证恩”,六层为“引恩”,七层为“保恩”,八层为“顶航”,九层为“十地”,十层为“五行”,十一层为“四象”,十二层为“三才”,十三层为“两仪”,十四层为“皇极”,十五层为“太极”,十六层为“无极”,即“师尊”(彭克尊一人)。
  四至八层为道首,可充任新道徒的“开示师”,有权向外地扩展组织,九层以上是高级道首。同善社内,设有“柴门”,也称“武坛”,是同善社的武装组织。
  民国6年(1917年),同善社传入皖省。
  当时有同善社道首张钺,自浙江来安徽任候补知县,居安庆,遂至各县传道。是年,安庆成立同善社,张钺自任社长。
  不久,张派道徒赴皖南、皖北各地传道。
  民国9年至民国31年(1942年)间,安徽同善社为鼎盛时期。全省67个县中,有43个县及芜湖、蚌埠、合肥、安庆4市设同善社组织。其他各县虽无组织,但有为数不少的道徒。
  民国31年,省社在安徽成立,舒鸿贻为社长,后改称“大林祥号”,仍由舒任号首。
  同年“大林祥号”迁至北京,遂在芜湖成立办事处。不久,该“大林祥号”又自北京迁至安庆(任家坡20号)。
  民国32年至民国38年,黄巽垣任号首。建国后黄被公安机关逮捕后,由夏日长代理省号。
  1953年,夏亦被芜湖市公安局捕获。
  民国30年,同善社“恩师”夏则永(庐江人),访旁门至霍山县柴国宾家。柴会武术,收有门徒,人称“柴门道”。
  柴便和门徒加入同善社。在同善社支持下,柴在望江、宿松、潜山、舒城、金寨等地,吸收门徒,因其道徒均持大刀为武器,故称之为“大刀会”。
  当时彭克尊下令各地收园建军。民国32年,至德、青阳、贵池、芜湖、宣城、祁门、歙县、和县、无为、含山、南陵、当涂等地均成立“大刀会”。
  柴死后,大刀会由同善社领导。至此,大刀会为同善社的武坛。在同善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刀会,主要分布在芜湖、安庆专区,祁门、霍山等地亦有部分刀会。
  先天道
  先天道又名先天教、先天门、先天玄关大道、“儒教”、“瑶池门”等,创始于汉武帝年间,经辗转流传,散布全国。
  至元朝,该道总持内部不睦,即分裂成“西华堂”、“三华堂”两派。而两派的各级道首之间,又互相争利,便形成各立堂名,各自经营堂务,因而没有统一的堂号。
  民国初年,该道传入芜湖,堂名“义兴堂”,为该道分堂,设城区东门外乡朴佬巷(今劳动巷)49号。
  该道全国划分为十个道区,安徽、江苏为一个道区,称“苏皖道区”。
  道区最高首领为“十地”,往“十地”者,先后有卫道周、史道忠、周道洪、何道焕、何云卿(何道焕之子)等。
  解放以后,该道为逃避人民政府的打击,掩护其非法活动,堂名更多。皖省有“西华堂”、“三华堂”、“金华堂”,“寡过堂”、“万缘佛堂”、“长生静堂”、“全贤堂”、“聚贤堂”等数种。
  西华堂总持为戴道祺,在宣城、肥西、庐江、蚌埠均有道首活动,且在芜湖、安庆、滁县、宿县、六安等地区15个县设有堂口,分别由天恩至引恩职的中小道首具体办道。
  三华堂是以正副家长领导全国道务活动。在安徽有“十地”何道焕、“顶航”李运实。“保恩”吴介轩和胡永根等负责全省道务。
  该堂分布在芜、蚌两市及阜阳、六安、滁县、芜湖、安庆、宿县、徽州7地区36县。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3 06:57:42
  19、安徽的邪教(2)  

  天门遣
  天门道又名“神师道”。因在传道时要道徒全家入道,又称“全家道”。
  解放后,由公开转入秘密,故又称“关门道”,民国26年(1937年),由涡阳县阎集乡刘家庄刘金兰创办。
  刘金兰(原名刘香兰),原系黄学道首,其咽喉处生一绺长毛,身上有斑点,自称是“龙须”、“龙鳞”,是“九星女下凡,明朝后裔,有皇帝之份”。
  刘造谣惑众说:
  民国元年除夕,打一炸雷,地狱被震开,放出八百万恶魔,投胎成为民间百姓和八路军。
  他们不信神,庙字被拆。神灵无处安身,乃向玉皇大帝吵闹,要求民国初生的人都在民国年死。
  大白金星向玉皇大帝启奏:下面还有好人,不能个个都死。结果,西天如来派弥勒佛下凡,降魔收恶。
  如来赐三道幡,降众神下界。玉皇赐三道御旨,降生百姓。孔子赐三篇文章,可生文人,共保真主,此真主乃明代后裔刘金兰,由其伏魔登基”。
  刘自立国号为“尚明”,自称“尚师皇帝”,是朱姓生刘姓养,所以改姓朱(明朝皇帝朱姓)为姓刘。
  刘大肆扩展组织,发展道徒,将其领导下的黄学道首、道徒也并入天门道。
  解放初期,仅阜阳、蚌埠、六安3个专区及蚌埠市,即有道徒数十万人,尤以涡阳、蒙城、亳县、凤台、颍上、寿县、宿县、怀远、五河及蚌埠市最多,六安、霍邱、霍山、舒城次之。
  该道的组织系统类似封建王朝。最高道首为刘金兰,内设:“政事科”、“德行科”、“言语科”、“文学科”。封有“军师”、“军机大臣”、“太师”、“元帅”、“巡按”、“引路侯”及“宫妃”等。
  “军事机构”委有“元帅”,“总司令”,“军”、“师”、“团”、“营”、“连”、“排”、“班”长等职;“行政机构”有“县”、“区”、“乡”,委有“县长”、“区长”、“乡长”等职。
  道内设教主、祖师、大领袖、小领袖、道众等层次,道首称道众为徒弟,道众称道首为师父,道众之间互称道友或兄弟姐妹。
  凡入道者,均需道首介绍,夜间举行入道仪式,由披红挂绿的坛主主持。
  申请入道者,先用清水洗手、漱口,然后焚香叩头。焚香时,先插一根,谓之“信香”,继则九叩首,进行宣誓:“进佛堂诚心诚意,出佛堂不言不语,犯者天打五雷轰;相信神仙,服从神仙,依靠神仙,保佑神仙,犯者天打五雷轰!”
  然后学唱“法”语:“拜祖师,在东南,你的仙法向我传。你的仙法传给我,能打能闹几十年。单等新主登了位,众仙共享太平年。”
  主持人向入道者祈念:“学会天门道,能避飞机和大炮;参加天门道,田地家当都不要;顺从天门道,百病能治好;传播天门道,长生永不老!”
  宣誓完毕,即为入道。

  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
  该会又名正心慈善会、一真圣教会、一真道、中华慈善救济会、中和慈善会、美善救国联合会、黑会、长毛道、一心学社堂、九九归一会、古敦会等。
  民国14年(1925年)该道传入安徽。时在亳县房凹设一佛堂。民国19年,柳广先、刚如才到亳县、凤阳等地开辟道场。
  民国29年6月24日,在亳县成立“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亳县办事处”,侯隐五(国民党亳县县党部书记长)任理事主任。
  以后便以该县为据点,向宿县、灵璧、怀远、凤阳、太和、阜阳、濉溪、泗县、蒙城等地扩展。
  该会组织机构,全国设总会(在天津);省市设分会;县设支会或直属总会领导的办事处;村镇设佛堂。
  总、分、支会内设总务、文书、会计、庶务、交际、赈济、宣传八组。对内有:皇帝(即马士伟)、六大宰相、八大部、十二朝臣(以上均赐以马姓)、十八罗汉、四十二宿、八十二代祖、九十六贤。在发展道徒时,主要以迷信、威吓方式诱骗群众入会。
  红学
  红学又名玄门、文明禅门、玉道德等。光绪十五年(1889年),涡阳人任长理加入红学,自此,红学传入安徽。
  首先传入亳县,后传入涡阳、蒙城、阜阳、阜南等地。民国10年(1921年),另一支由山东雷从甫传入临泉。
  以后,红学发展至阜阳专区各县,尤以亳县、涡阳、蒙城一带为最多。皖北其他地区亦有发现。
  红学的活动,在不同时期用不同内容宣传,欺骗群众入学。军阀混战,土匪蜂起时,红学宣传:参加红学,能避“三劫八难”,保佑全家安全。
  1950年,皖北大水,粮食减收,红学造谣:“党保存的粮食不给群众吃,想把群众饿死,只有参加红学,才能躲避灾荒。”
  “入红学学武可以杀砍斗争,学文可以挡枪炮子弹,最终成佛成仙,死后不入地狱,可上昆仑山去见老君,享受荣华富贵”。
  群众被骗者甚众。
  白莲教
  该教又称平正道、南方离卦道、大意门,系九宫道的分支之一。至清末,山东单县李某至安徽涡阳传教,发展10余人。
  民国11年(1922年),临泉县小李村王何氏,自称“老天爷的一女儿,临凡救人”,在当地建立白莲教,向阜阳等地发展。
  白莲教的组织系统,有点传师、引进师、坛主、道众四层,发展对象亦较广泛,不分性别、职业,凡愿参加者均可入教。
  该教之妖言邪说,与其它道会门大致相同,诸如所谓“三期末劫,人死大半,入了白莲教,可以躲灾避难”;
  “参加白莲教,能刀枪不入,成神成仙”等。建国后,太和、阜阳、颍上、凤台、涡阳等县白莲教的活动均较猖狂。

  五仙堂(坛)
  该堂又名通真理、慈航阁。该道于民国2年(1913年)由皖系安武军统领段公先等至蚌埠设“诚心堂”,内设“五仙坛”,供奉胡(狐狸)、黄(黄狼)、灰(老鼠)、柳(蛇)、白(刺猬)。
  民国16年,蚌埠王仁和至安庆传道,设佛堂于大沟巷。并藉“入堂免灾”、“神人治病”等邪说妖术,欺骗群众,发展组织,当时收徒近百人。
  民国22年,程先才、程先玉竭力发展道徒,设分坛20处,民国27年,日军侵占安庆,活动暂停。
  民国30年,程先才投靠日军,任日伪“建国军皖南方面军”白绍文部副官,复从事道务活动。抗战胜利后,程先才又充任国民党警察局职员,继续扩大五仙堂组织,成立董事会,以募捐方式,勒索道徒钱财。
  时该堂道徒近600人。解放初期,程先才、程先玉、谢品三等为公安机关逮捕。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3 06:59:48
  附记:安徽境内反动道会门组织名称
  道:
  一贯道、先天道、九宫道、圣贤道、天门道、九龙道、九华道、乾坤道、平心道、平道、离门道、长毛道,眼光道、大学道、老母道、老人道、老祖道、老先生道、老君道、古佛道、西华道、无为道、无极道、金门道、关门道、中原道、地道、天道、天仙妙道、妙道、中天古佛道、中庸道、中南道、中央道、中方道、太极道、太平道、吕祖道(八仙道)、真法圣道、看家道、玄门道、开天道、玉皇道、小白棍道、六甲道、大圣道、黄圣道、金山道、金光道、天井道、天赐道、天乐道、关公道、青云道、清闲自在道、青素道、阴阳道、修仙道、黎明道、夫子道、三圣道、鸡毛道、雷挂道、快极道、仙天道、圣旨道、无难道、后天道、金盘道、金丹大道。
  会:
  大刀会、小刀会、红枪会、花篮会、龙华圣教会、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猴子会、中华理教会、慈善会(三元会)、孔圣道德会、地堂会、地坛会、龙华会、扇子会、老牛会、福果真仙会、万国道德会、善工会、清洁玉门会、仁义会、兄弟会、观音会。
  门:
  三佛门、大佛门、大生门、斋门、儒门、坎门、天主大门、红旗门、中天门、普化门、天边如意门、开大门、文武门、武圣门、太乙门、方园门、占门、灶门、坐门、双面门、全神门、黑风门、抹门、金香门、德法金灵门、金钱门、坐砖门。教:白莲教、天德圣教、三义教、红门教、红三教、大乘教、白鸡教、黄龙教、皇极教、三佛圣教。
  堂:
  金华堂、乾元堂、万金堂、莲花堂、三华堂、无极堂、三性堂、西华堂、救济民生堂、黄中善堂、复本堂。
  学:
  红学、黄学、蓝学、白学、黑学。
  坛:
  乩坛、五仙坛、天地坛(眼光会)。
  社:
  同善社、九善社。
  其他:
  普天大照。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3 16:47:58
  20、镇压邪教暴乱

  对于反动道会门,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采取坚朱措施,加以打击和取缔。
  1949年6月,皖北军区、皖北人民行政公署联合发出布告,宣布对反动道会门严加取缔,并根据“首恶必办,胁从从宽,有功必奖”的处理方针,规定如下办法:
  (一)所有道会门组织均应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
  (二)对进行暴乱之会匪,坚决武装镇压,凡参加会门的群众应迅速脱离。
  (三)凡策动会门骚乱的匪特,及甘心为虎作怅的会门首要分子,政府决予严办。如能幡然悔悟,立即向政府投诚,放下武器,准予将功折罪,从轻处分或免予处分。
  (四)一般会门的各级首要分子,应迅速向当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如能悔过自新,当予宽大处理,若拒不登记,继续秘密活动,一经查出,决予严惩。
  (五)所有被胁迫欺骗或因一时不慎而参加会门的群众,只要自动脱离会门组织,再不参加会门活动,一律不予追究,若能揭发匪特阴谋及其各种破坏活动者而不揭发的,一经查出,以窝藏匪特论处,决不宽贷。
  (六)受骗参加会门的民众,制有刀矛或藏有其它武器者,应自动交出,政府可酌给代价。参加暴乱者,不在此例。
  1950年9月2日,华东局社会部发出《关于目前处理道会门的指示(草案)》,要求各级公安机关侦察破案,打击道首,镇压暴乱。
  12月12日,皖南人民行政公署亦印发布告,取缔所有反动道会门,打击首要分子。
  1952年11月24日至12月3日,第四次全省公安会议决定,在镇反第三阶段,对反动道会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全面取缔。
  遵照“依靠广大群众,发动所有道众,争取分化瓦解一般小道首,打击反动大道首”的方针,争取多数,孤立和打击少数,严格分清界限,缩小打击面,只是取缔解放后进行过暴乱(或暴乱未遂的)或有反动活动的道会门。
  打击的重点有五:
  (一)解放后为首聚众暴乱或企图暴乱的;
  (二)诈骗、强奸,罪恶大、民愤大或有血债的;
  (三)兼有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军、政、警、宪、官吏、不法地主等身份之一的;
  (四)悔过自首后又继续进行反动活动的;
  (五)点传师以上(或相当于此类人员)的职业道首。
  上述道首中若有罪恶大、民愤大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一批,其不够处死者,应关押起来,劳动改造。
  对解放后无组织活动或反动活动的道首一律不以反动道首论。对一般的分坛主(及其他类似的)等人员,若不兼有其他反革命骨干身份,不是组织暴乱的同谋犯和指挥者,一律不捕,应集训交待和当众悔过、办理登记后,交群众管制”。
  各地公安机关根据部署,认真组织实施。

  镇压暴乱,是实施取缔反动道会门的重要措施之一。
  公安机关采取武装镇压和政治瓦解的手段,将建国后安徽发生的数十起反动道会门暴乱一一平息。
  1949年4月29日(农历四月初二),蒙城天门道举行会议,传达刘金兰的“旨意”,声称:“农历四月初八是天门开的日子,有七必有八,有八必有天下”,决定于5月5日(即农历四月初八)攻打县城。
  是日凌晨,以道首宫洪亮、于敬祖为首,率众1000余人,攻入蒙城县城,袭击县政府和公安局。
  该县县政府及公安机关当即组织镇压,迅速将暴徒击溃。
  5月8日,道首李洪魁率众1000余人,在该县望疃东汪大桥侯寨设伏,对蒙城县警卫营进行伏击,致该营伤亡37人,被抢走轻重机枪8挺,迫击炮2门,长短枪50余支。
  5月13日,该县党政军民和公安武装,配合省军区部队,围暴徒于望疃乡陆楼、后杨家、孙家和张草寺一带,歼暴徒1000余人,其中击毙李洪魁等道徒433人,暴乱平息。
  是年5月,青阳大刀会以朱鹏、朱茂忠为首组织暴乱。
  至德刀会80人、小九华刀会60余人,及其他地方刀会共600余人汇集九华山,成立所谓“国防部皖西人民自卫军”,朱鹏任“司令”,朱茂忠为“副司令”,下编3个“团”。
  19日,大刀会徒集结青阳县杜村乡刘饲堂,由朱鹏部署暴乱方案。20日,会徒攻占杜村乡政府。
  22日,青阳县人民武装一个排赶赴西关,与暴徒相遇。暴徒向该排猛扑,排长等16人被抓(当场砍死5人),抢走机枪1挺,步枪13支。之后,刀会气势更凶。
  24日,县大队、公安队对暴徒进行镇压,下午与刀会接触,当场击毙暴徒7人。会首给会众鼓气说:“被打死的是没有真心信神,该死”。
  并重新计划在30日攻打庙前区人民政府。29日夜,暴徒被围,30日拂晓,部队发起攻击,少数暴徒逃窜,大部被歼,击毙308人,击伤40余人,朱鹏被击伤,朱茂忠漏网,姜万祥、刘作波、刘作漠被击毙,暴乱平息。
  战斗中,公安队牺牲11人,伤5人。
  安庆市五仙堂1950年被取缔,1952年死灰复燃,以“治病”为掩护,发展组织,为首分子昝秀英自称“皇帝”。
  6月21日,与同伙杨尚民等10余人在新河乡暴乱,杀死小商贩1人。市公安局派公安队指导员率10人前往镇压。
  暴徒持菜刀、锄头、木棍等凶器,将1名战士打倒,该队遂退至农场待命。
  当日夜,安庆专署公安处派治安科长及公安大队副政委率队前往。22日凌晨3时许,将五仙堂暴徒包围。
  首犯杨尚民等待菜刀向公安队战士砍杀,其他数犯亦各持木棍、锄头自堂内冲出,指战员当即开枪射击,昝秀英及杨尚民等被击毙,其余11人被俘。
  1952年,亳县白门暴乱又起。该县胡集区张大庄、张阁区徐洼、鲁桥一带邻近河南永城、商邱、谷熟等3县,向为白门活动猖獗地区之一。
  经过土改、镇反,白门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全县白门头子被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有22人。
  但封建氏族统治依然存在,张大庄等村政权亦为白门道徒所篡夺。白门头子鲁守正等大肆发展组织,仅1952年10月至12月,新“复场”的白门门徒就有70余人。
  12月,该县公安局在颜集、张阁两区开展取缔反动道会门调查摸底,白门亦积极准备暴乱,筹措暴乱经费145万元(旧币),杀猪宰牛,大吃大喝,声称:“先卖驴,后卖牛,卖完上亳县吃白馍”。
  1953年1月21日至26日,连续五天召开秘会,每次到会道徒五六十人,密谋暴乱。
  命道徒各自准备刀矛,制作榔头,作为暴乱武器。暴乱口号是:“会门会门真是管,打下亳州上台湾,帮台湾,打朝鲜,剩下一人也得坐北京”。
  26日晚,暴乱开始,鲁守正、徐广训、任焕书等以张大庄和徐洼为中心,纠合鲁楼、徐洼、张大庄等10余村庄170余名道徒向颜集打去,当晚占领颜集区人民政府。
  该县公安局副局长、区公安员、民兵等14人在与道徒搏斗中牺牲。27日,解放军一部,将暴徒包围于崔庄附近。
  28日11时许,发起攻击,一举全歼暴乱之徒,击毙鲁守正、徐广训、任焕书等道首以下80余人,俘76人,溃散13人,暴乱平息。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4 10:20:46
  21、全面取缔邪教  
  在武装镇压暴乱的同时,公安机关继续监视从事隐蔽破坏活动的反动道会门。
  自1949年至1953年,对反动道会门开展侦察,制止其阴谋暴乱和重大破坏活动100余起。
  祁门县大刀会,解放前有会众1000余人,其头目与国民党地方势力相勾结,向**游击队发动进攻。
  1950年继续设坛讲道,发展道徒,密谋1月25日武装暴乱,先打县城,抢夺粮食武器后,再攻屯溪。案经专、县两级公安机关共同侦察,派员打入刀会内部,及时破案。主犯王正才畏罪自杀,会首桂子林等首要分子被全部捕获。
  太平县战坛道首焦芳、吴汉章等,于1950年在3个区9个村发展道徒125人,派道徒渗入基层政权,刺探情报,夺取枪支。
  已筹集粮食1.4万余公斤,预谋暴乱。1952年,该县公安机关经侦察,证实该战坛将于是年3月22日暴乱,遂于3月16日破案。徽州专署公安处处长率公安武装及徽州军分区独立营一部,至该县协助搜捕,主犯徐东云、徐观林等3人拒捕被击毙。
  另捕大小道首54人,登记52人。缴获步枪2支、土枪5支、子弹122发、宝剑24把、刀矛54把、木印17颗、菩萨印3颗、五色旗2面。
  蚌埠市解放不久,天门道首要分子黄家银、杨广中、吴敬生等即组织武装,伺机暴乱。黄家银往怀远县张台子发展群众入道,自任“师长”。
  与香山寺道首杨广中等商定:以东山放火为号,先攻怀远城,后打蚌埠市。
  由杨负责扩充武装,制造会旗、臂章。为筹集活动经费,将居民邢某杀死,抢走全部资财。
  1950年4月,被市公安局破获,黄家银等全部落网。
  1952年,阜南县黄学头子骆之赞(又名骆保民)、白莲教头子杨清辰、黑学头子李生财、红学头子肖玉和等,以黄学、黑学、白莲教、坎门、中央道等残余组织合并,建立“红白党”(又名黄学会),立所谓“佛立国”。
  5月,大肆发展组织。
  “皇帝”骆之赞,封东、西、南、北四帅,以及正、副司令,正、副团长、营长、连长等。发展已参加过道会门的分子、被管制分子、地主富农分子、土匪、被开除清洗的干部、落后群众、民兵、农会会员等300余人,活动于阜南、涡阳、霍邱、河南省淮宾县等地。
  公安机关密捕小道首胡某,经审讯,供出“红白党”将于10月间以点火为号,举行暴乱。
  阜阳专署公安处即派一名副处长至阜南,10月15日夜破案,逮捕大小道首27名,缴获铜印1枚、短枪2支、子弹3发、手榴弹2枚、人民币89万元(旧币)、银元11枚。
  此后,又取缔红白党的“一四黄学馆”,依法处决道首5人,判处有期徒刑的11人,斗争22人,退道3753人,再缴获土枪19支、长矛197支、大刀130把、道衣9件、袖章74个。
  取缔反动道会门组织,城市进行得较早,农村次之。
  1949年5月18日,蚌埠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布告,明令所有反动道会门组织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
  6月25日,皖北军区、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发布《关于取缔反动道会门联合布告》,决定对一贯道、关门道、先天道、圣贤道、万国道、白莲教、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等一律取缔,办理坛主以上道首登记。
  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又将反动道会门头子列为五个方面反革命分子之一,进行打击。
  1951年,各专、市、县公安机关对道会门组织进行一次调查摸底,处决一批罪恶民愤极大的道首和骨干分子。
  1953年,镇反运动进入第三阶段时,对一贯道、大刀会、天门道、同善社、先天道、圣贤道、红学、黄学、黑学、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金华堂、九宫道、三佛门、坎门、九龙道、天主大门、乾坤道、平心道、五仙坛、离门道、长毛道、猴子会、眼光道、大学道、红旗门、乩坛、老母道、古佛道、西华道、红枪会、花篮会等37种反动道会门进行全面取缔。
  5月底,除灾区外,取缔工作结束。
  取缔工作大体分为取缔前的准备、宣传发动和现身说法、登记退道三步进行。
  自1953年1月30日至2月2日4天中,蚌埠市召开道徒现身说法会6次,受教育群众3万余人次。
  一贯道道徒陈某,会后编一顺口溜:“反动道会门,欺骗麻醉人,外表是传道,行动反人民”。
  芜湖市环城区同善社一小道首听过大道首现身说法后,始知上当受骗,当场痛哭流涕,回家将大道首给的几千粒“仙丹”取出,交给大会。
  登记退道时,各地主要采取三种措施
  一是集中搜捕。
  对有罪恶、有民愤,在取缔道会门中有破坏行为的道首,集中搜捕。计依法逮捕点传师以上道首933名,侦破14个道会门隐蔽组织,捕获皖南总道首汪海岭,武汉、安庆一带一贯道总负责人孙兰芳、孙克诚等。一些“皇帝”、“祖师”、“军师”、“元帅”等纷纷落网。
  二是登记集训。
  主要登记训练一般道首。通令一般道首在限定时间内,至指定地点登记,具结悔过。对诈取群众的钱财、隐藏的武器弹药,均应一并交出。
  登记后,有的当即准予回家,有的交群众管制,少数临时扣留审查。
  对一些问题尚未查清,思想较为顽固的道首,集中训练。
  三是动员退道。
  农村以乡或几个村,城市以派出所辖段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组织道徒在会上控诉道会门的罪行,揭发道会门内部秘密,表态退道。
  一般举手表示退道,个别县、区采用登记退道。
  自1949年至1953年,全省依法逮捕大小道首4395人,集训登记一般道首75714人,退道道众602060人,占原有道众676576人的89%。处决罪大恶极的道首及骨干分子1000余人。

  打击反动道会门的复辟

  反动道会门经全面取缔之后,其组织已被彻底摧毁,但仍有少数道首漏网,一些顽固不化之徒,时常秘密活动,妄图东山再起。
  1954年底,桐城、怀宁、贵池、潜山、东流、黟县、六安、霍邱、金寨、定远、天长、凤阳、泗县、五河、宿县、濉溪、涡阳、颍上、蒙城、亳县、界首、临泉、阜南、凤台、宣城、无为、庐江、当涂、湖东、望江、太湖等31县及蚌埠、安庆、合肥、芜湖等市发现天门道、圣贤道、先天道、一贯道、关门道、同善社、九宫道、乾元堂、金华堂、无极道、大佛门、天道、地道、妙道、黄学、红学、无为道、善化门等18种反动道会门复辟活动。
  据安庆、泗县、涡阳3地破获逮捕的267名道会门分子统计,有老道首197名,其中一部分为漏网逃跑道首,一部分为被管制的道首,一部分为已登记过的道首,新道首43名。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15 06:38:13
  22、严厉打击邪教

  泗县关门道漏网道首杨树华、赵守仁与暗藏特务陈全权组织所谓“中华民族讨逆救国军”,定所谓国号为“中华国”,年号为“甲午年”。
  拟定“施政方针”,起草“告世界民族书”,制作“军旗”,编写“军歌”,制定“政令10条”、“官佐手册”,刻制印章,行拜印仪式,封官加爵,设立军事机构,活动干泗县7个区22个乡镇及江苏睢宁县。
  安庆专区一贯道亦秘密复辟。
  该道大道首高克明自西安来皖,指使逃跑道首开展活动。
  男女道首组织假家庭,建立据点,发展道徒。他们改变旧有组织形式,采取“慎重发展、逐步巩固”的方针,取消总坛、分坛的组织,代之为“支”、“大组”、“小组”。
  强调单线领导,集会不超过3人,大道首不得轻易接见下级道首,真实姓名不得随便透露,强调“知者不言,不知者不问。”
  称上级为“先生”,同级为“兄弟姐妹”。
  吸收新道徒,“先调查,后立案”,个别吸收,在城市建立指挥据点,以农村偏僻地带、政府取缔不彻底地区、灾情严重地区为活动据点。
  道首高克明在西安、九江、安庆均有隐蔽据点。安庆市北门菱湖就有堂主12名,道徒60余人。
  怀宁圣埠区,广圩区,东流五区、六区等水灾严重,1953年取缔中,尚未彻底。
  该道就以此作为活动重点地区,使用化名、暗语、代号联络。道首购置有农民、商人、学生等服装,以便化装潜逃。
  联络点写在笔记本上,四分五裂,街道、门牌号码,写在几张纸上,令人莫辨,以防公安机关发觉。但此案终被破获。
  1957年9月(农历闰八月),一些道首以为时机到来,又死灰复燃,复辟的道会门达28种。
  1958年,复辟案件由1957年的115起增至668起,他们制造谣言,声称“闰八月,反腊月”、“闰七不闰八,闰八动刀杀。
  太和县业塘乡天门道道首多次聚集道众100余人,烧香讲道,咒骂人民政府,发展道徒。宿县同善社道首聚道众及群众100余人,煽动起事:“将有十万人马,二千刀会起事暴动”。
  亳县张集区乾元堂点传师立其孙子为“皇帝”,自为“太后”,丈夫为“引路侯”。
  1954年8月5日,安徽省公安厅印发《关于打击目前反动道会门活动的意见》,要求各地:凡发现有反动道会门活动的地区,均应组织专门力量,积极开展侦察,弄清情况,分别处理,不得再事拖延,若系有组织的反动道会门活动,应列为专案侦察,适时破案;
  若系无组织而是个别活动者,应“证实一个,打击一个”。
  在对反动道会门活动的侦察工作中,若发现暴乱征候,应采取紧急措施,立即破案,逮捕为首分子,抓紧审讯,弄清案情,追清线索,大张旗鼓予以严惩,以收及时镇压之效。
  1957年4月9日,省公安厅又发出《关于打击反动道会门破坏活动的指示》,要求各地积极侦破现有案件,对阴谋暴乱、骚乱、抢劫的案件,应力争及时发现,及时破案,不使其阴谋得逞。
  一经发现骚乱,则应立即镇压,平息事态,严肃处理;对造谣破坏、发展道徒、恢复道会门的复辟案件,应积极侦察破案,不使蔓延;
  对为首聚众讲道,降香求神分子,应立即逮捕,打击为首分子;对进行复辟活动的,不论新老道首,都应给以严厉打击;对反革命分子和积极参加者,亦应从严惩办;一般道徒,责令退道,办理悔过手续。
  各地根据上述《意见》和《指示》,平息和破获了一些道会门复辟案。
  寿县众光、迎河一带的三佛道,1950年曾被公安机关取缔,从宽处理道首。
  1955年至1957年,该道又多次集会,密谋建立“三佛道国”,实行“反共保主”、“打共救民”,拟定攻打众兴区政府及隐贤集,抢劫码头、银行的计划。县公安局获悉后,当即侦察。
  5月破案时,道首率众拒捕,民警遂开枪镇压,当场击毙7人,捕20余人。
  1958年7月,灵璧县关门道劫狱骚乱。
  该道道首吴万昌等,联络泗县、宿县、灵璧三县道首,密谋子10月21日(农历9月9日)“重阳”暴乱,攻打会沟、高楼、大路等乡人民政府。
  是年春,公安机关将其破获,逮捕点传师等道首3人,关押于灵璧县看守所,其余道首煽动道徒30余人,密谋劫狱,抢回被捕者。
  7月22日,暴徒15人,手持刀、矛、叉、斧、钳等,佩带黄色袖章,上书“忠孝”二字,扛黄旗一面,上书“替天行道”、“信之则生,不信则亡”等字句,夜入灵璧县城,突袭看守所,杀死民警1人,刺伤5人。
  民警开枪镇压,击毙暴徒12人,生俘2人,1名暴徒自杀。
  1954年至1958年,发生反动道会门复辟案件822起,破获775起,其中多为被取缔后又死灰复燃。
  宣城县团结坝大刀会复辟案。该会解放前与日伪勾结,残害新四军干部战士数百名。解放后被取缔,会首被人民政府杀、关12人。
  1954年,逃跑的刀会大队长潜回团结坝,复辟刀会,发展会徒,组织练武,待机暴乱。
  1957年9月(农历闰八月)又造谣:“少做工分多做鞋,七月不来八月来”、“福建刀兵起,太平一铲平阳地,芜湖关杀一笼鸡,宣城是个战场地”,制造战争恐怖,威逼农民加入刀会。
  1958年宣城县公安机关立案侦察,次年1月10日破案,逮捕会首、骨干18人。
  蒙城县天门道复辟案。
  逃跑道首于洪彬,1955年7月,由陕西潜回,在蒙城板桥一带以旧有“天门道”组织为基础,指使小道首进行复辟活动,于自称“帝王”。
  制造妖言邪说,发展道徒,数次集会,制定计划,成立所谓“中央、省、地、县干部部”,于洪彬自任“主席”,委有“司令”、“军长”、“行政院长”,“考察院长”、“立法院长”、“民政厅长”、“财政部长”、“省政委”、“县长”职衔。
  道徒入道后,每人发给小白棍、扇子、篮子所谓3件“法宝”,待暴乱时使用。
  自1957年至1958年4月,4次策划暴乱,均未得逞。1958年4月28日被蒙城县公安局破获。全案成员90人,无一漏网。
  1958年,全省各专、市、县对复辟的反动道会门又进行一次全面取缔。江北一带取缔的有先天道、圣贤道、白学、黄学、一贯道、同善社、三佛门、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等;江南取缔的有大刀会、战坛以及中华理教会等。
  到1958年底,全省反动道会门已大体取缔完毕,共取缔反动道会门185种,打击道首1万余名。
  1958年以后至1989年,反动道会门复辟案件虽仍有发生,但属零星和局部,公安机关将其列为长期斗争任务,发现一起,打击一起,不使抬头蔓延。在道会门基础雄厚地区,依靠治安积极分子,予以严密控制。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6 06:35:54

  23、合肥取缔一贯道



  一贯道起源于山东省青州府(今益都县)。光绪三十一年(1905),刘青虚借《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而命名为一贯道。
  民国19年,张天然(先壁)与其妻刘素贞在济南设中枢坛(即中佛堂),并先后成立金钢、敦仁、礼化、天一等四大坛,分别向全国各地发展道徒。
  民国31年,安徽道首贾佣田由芜湖来合肥传道,先发展张仲禹、李广庭等入道,在撮造山巷设立“一致坛”。
  后又在后大街设“协力”、“政和”、“坤范”、“佣德”、“吾真”等6个分坛,接着成立了总坛—治平坛,向合肥四周乡镇及舒城、六安、安庆、巢县等地大肆发展道徒。
  仅合肥县境内就有点传师8名,坛主58名,道徒1000余人。
  日本投降后,国民县政府曾以附敌之罪查封一贯道,贾佣田逃离合肥。
  民国36年8月,国民党特务机关控制、利用一贯道,将其改名为“中华道德慈善会”,合肥的点传师叶文藻等直接为国民党特务所操纵利用。
  1949年元月,合肥解放,一贯道化整为零,转入秘密活动。

  1949年冬,藏章国、李广庭、刘星五等人以“中华道德慈善会南京总会合肥分会”名义,秘密颁发从南京领回的证章和会员证,将长临、双墩的一贯道改称为“中华道德慈善会”。
  1951年,该道发展到撮镇、店埠、石塘、草庙等5个区,道众达10430人。其中点传师24人、总坛主167人,分坛主33人、家坛主122人。
  仅双墩一个区就设有坛堂54处。合肥一贯道设有总坛,下辖分坛、家坛。
  除家坛外,皆有坛名。各坛设点传师、正副坛主、三才等。道内分以下等级:师尊—师兄—道长—点传师—坛主。道内职务还有文牍、乩手(又名三才,即天才、地才、人才)、引保师等。

  一贯道的主要道务活动:
  一是开坛。各坛定期集会,道徒齐聚于佛堂,由坛主、点传师讲解道义,或扶乩听“神训”,或办理新道徒入道等。
  二是入道。新道徒入道要由引保师介绍,报告坛主,坛主要报知点传师批准,还要填写表文,缴纳入道费。
  三是传“三宝”。所谓“三宝”,即“关、诀、印”,一贯道视其为天机,只能在道徒入道时由点传师传授,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子女,永生不忘。如有“泄露”,要遭“五雷轰身”。
  首先是点“玄关”,道徒闭目,由点传师以中指点下“玄关”穴位,默念经文。
  点玄关也叫“点道”,意思是以后人死时,灵魂从此关直升理天。
  其次传口诀,即“无太佛弥勒”五字真言。
  第三教合同,“合同”即叩头时手的姿势,叫做“子亥相交”,意思是“以善压恶”,并默念经文,表示虔诚。
  第四扶乩,又称“扶鸾”,由“三才”进行。扶乩时,“天才”假籍“仙佛”附体降临,手扶乩笔,闭目横书,将点传师事先编好的“坛训”写在沙盘上;“人才”将扶之字唱出,并用木拨平沙盘;“地才”将新扶之字抄录下来,作为“神训”。
  第五立愿,即叫道徒当神敬告,立下各种誓言。

  一贯道中除普通道徒以外,其骨干分子绝大多数是地痞流氓、恶霸、地主、汉奸、国民党特务、反动官僚,他们长期与人民为敌。
  抗战时期,一贯道头子贾佣田利用“传道”散布“中日是一家”等投降卖国言论,布置许多道首为日本特务机关搜集情报,以后又充当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鹰犬。
  一贯道发展迷信群众入道,以开坛、扶乩等向道徒搜刮所谓供果费、月捐费、香纸费、免灾费等。
  还用所谓“佛水”、“灵丹”给人治病,诈取群众钱财。有的道首还是好色之徒,利用开坛点道肆意猥亵、奸污女道徒,摧残妇女身心健康。

  合肥解放以后,一贯道活动转入地下,通常以工商行业作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
  1950年6月点传师李广庭从肥西三河等地诈取香费大米45石,棉衣100余套,运往南京总堂。
  并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散布“变天”谬论,制造战争恐怖,蛊惑人心,顽固地对抗人民政府。
  1951年,李广庭被合肥市公安局逮捕,依法判处死刑。
  据统计,合肥市城区设有一贯道总坛,19个分坛,下有15名点传师、158名坛主、2260名道徒。
  1953年3月,合肥市开展了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
  根据中央“只打击、惩办少数大道首,教育改造多数一般道首,对广大被骗会众,只要声明退道,一律不究”的方针,全市逮捕了3名点传师以上的反动道首,集训了38名分坛主以上的一般道首,还有98名一般道首在各公安分局和郊区进行集训登记、退道。
  从4月10日至6月底,城市以区、农村以乡为单位召开退道大会,城内2260名道众均登记退道。
  凡因病、伤残和因事外出没参加退道的均开小会或个别声明退道。
  在取缔反动会道门期间,2名点传师被依法处决,15人被判处徒刑(其中点传师6人,坛主9人),18人被管制(点传师4人,坛主14人)。
  1953年,全市取缔反动会道门活动时,一贯道道首杜志惠、韩庆章等同时被捕。
  他们采取假坦白、“丢车保帅”的手段,使韩获释回家。
  韩偕妻华贤静暗地四出活动,先后到天津、徐州、蚌埠、芜湖等地,与当地的反动道首串联,还以送衣物为名,与在省劳改局新生总厂劳改的杜志惠秘密接头联络,杜以抓弱点、经济拉拢、美人计等,发展案犯李业臧、辛廷阳等7名一贯道徒。
  他们暗地在狱内“念经”,唱“入仙歌”,造谣惑众。杜志惠还规定了通讯方法和代号,内外串联,密谋组织暴动。
  该一贯道复辟活动于1955年5月被公安机关破获,捕获19名一贯道骨干分子。
  1962年,点传师藏章国刑释后,四处寻找旧组织、旧人员,进行秘密活动。
  先后在长临河、双墩地区,与骨干分子胡宗礼、王新民等7人策划复辟活动。
  随后,与道首王正江到双墩区卅头乡发展道徒,被市公安局及时发现查获。
  道首藏章国等9人被再次判刑,此后合肥地区的一贯道销声匿迹。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6 14:49:55
  新中国建立初期,反动会道门进行破坏捣乱,他们大搞封建迷信,骗钱害人、奸淫妇女、造谣惑众,甚至发动暴乱、杀人放火,严重危害了社会和新建的人民政权。于是,在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重拳直击反动会道门,取缔邪教、严惩道首……。本书揭露了反动会道门的严重罪行,讲述了取缔、镇压邪教的过程,内容翔实,故事曲折生动,再现了建国初期打击邪教的历史景况。

相关推荐

    发表回复

    请遵守天涯社区公约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