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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25】改造私有制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4 15:29:14 点击:1308 回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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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25】改造私有制
  简介:
  本卷在粗线条勾勒出的广阔历史背景下,主要写1953-1956年的“三大改造”运动,重点写农业合作化运动,即对农业、农村和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说,重点写这一时期的大陆“三农”大改造问题。
  本卷既写上层在“三农”改造过程中的争论,也写百姓在“三农”改造过程中的苦辣酸甜。重大事件依据史实,细节多艺术虚构;它摆脱了一般历史书的写法,而是编写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那一段历史。


  1、“斯大林模式”
  开卷第一篇谈谈“斯大林模式”,因为此后中国大陆“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所发生的一切风云变幻都和“斯大林模式”有关。
  斯大林是前苏联第二代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历史书把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叫做“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书不能详述。这里,我只通俗粗浅地勾勒一下这种“社会主义”的概貌。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概貌是什么样的呢?主要有以下几大特征:
  第一,政治上高度集权,不要法治靠人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单位部门都建立党的组织,以党代政,大事小事都由党的第一把手说了算,党的第一把手就是“大家长”,他的话就是“法律”。斯大林集全苏联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的话就是“圣旨”。
  第二,消灭了私有制和个体经济,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劳动集体化;
  第三,消灭了两极分化和剥削,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共同“富裕”;
  第四,限制直至消灭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实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
  第五,提倡集体主义,漠视个人权益。要求人们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凡是追求、维护个人权益的行为(例如,维护个人财产、追求生活舒适等)都被视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要批判、斗争。
  第六,突出政治,政治高于一切,一切都必须为政治服务。什么是政治?我不想把辞典里的解释转录过来,我的粗浅理解是:当权者的指示就是政治。例如,斯大林说,要搞“肃清反革命运动”,那么,这“肃清反革命运动”就是当前的最大政治,全国各个单位都要搞“肃反”,全国一切工作都必须为“肃反”服务。比如作家们也要参加“肃反”运动,从作家队伍里抓反革命,写小说,你必须写“肃反”的题材,歌颂“肃反”。
  政治和历史不同。历史是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非常注重真实。政治要体现当权者的意愿,为了迎合当权者的意愿,符合当权者的利益,可以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强词夺理。
  “斯大林模式”三言两语说不全。
  凡是和“斯大林模式”特征对立的东西,就属于资本主义。比如,私营企业、个体经营、单干、集市贸易、自由市场、农民经商、农民进城打工、农民个体户、雇工、放贷、个人发家致富等都是资本主义。
  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里,农村的景象应该是这样的:农村都建立了集体农庄,农民私有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都被无偿收归集体农庄公有,农民在自己所属的集体农庄里参加集体劳动、共同“富裕”。
  所谓集体劳动,就是农民们都被编入生产队,由队长统一指挥在集体公有的土地上参加农业劳动。绝对不允许农民脱离集体搞个体劳动。比如,不许农民个人经商,不许农民个人种地,不许农民搞个人手工业,不许农民搞个体专业户,不许农民出外打工……,农民就像农业种植园里的农奴一样,被牢牢捆在“农业种植园”里。
  绝对不允许把土地承包给农民个人自由耕种,也就是说,不允许搞“包产到户”、“单干”。
  所谓“共同富裕”,就是大家都过着生活水平相同的生活,绝对不允许出现有穷有富的两极。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像公园里的草坪、绿化带一样,一般齐。哪户农民生活冒了尖,那个“尖”立即就被剪掉。
  在这样的社会里,放债收利息、经商赚钱、收取房租、雇工经营都被视为“剥削”,是绝对不允许的。
  “斯大林模式”里的农村,大权掌握在集体农庄党委书记的手里。这集体农庄就像一个封建大庄园,农庄党委书记就是“庄主”。农庄的土地如何经营,产品如何分配,农民如何劳动,生活如何安排……,都是“庄主”说了算。
  农庄里有警察、民兵,对农民进行打骂、搜身、拘留、审讯、搜查居室、检查扣押私人信件等等,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只凭庄主一句话。
  为了建立和维护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断地大搞群众政治运动,大搞阶级斗争,大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凡是不符合“斯大林模式”的事物,都属于“资本主义”,一律禁绝;凡是怀疑“斯大林模式”、拥护“资本主义事物”的人,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就是“异类”,就要被批判斗争,撤职罢官,严重者就要押送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如果按照“斯大林模式”来评价,我国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我国农民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农村复辟了。读者可以据此想象,“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
  建国初期称苏联为“老大哥”,广泛流行一个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此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建设社会主义,主要借鉴“斯大林模式”。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村发生的风风雨雨的总根源。
  “斯大林模式”在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盛行一时,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斯大林模式”已经消失了。如今只剩下一个国家成了“斯大林模式”的标本。这个国家就是老金家的朝鲜。
  我们国家搞改革,就是革掉“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建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哪位读者想详细了解“斯大林模式”,请研究苏联20世纪的历史,或者研究一下现在的朝鲜。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6 12:36:23

  2、防止两极分化的理论

  东北、华北、山东、晋绥农村是老解放区,到1948年就搞完了土地改革。
  农民们分得了土地翻了身,焕发出极大的勤劳致富的积极性,绝大多数农户靠着全家的辛勤劳动、省吃俭用,日子过得好起来。
  他们栓车买马,添置农具,一心一意的发展生产,多打粮食,奔着越来越好的日子。
  有小部分善于经营的勤劳能干的农户还买了地,雇了工,经济上升成了富农。
  同时,也有少数农户因为天灾疾病,或因缺少劳力,或因好吃懒做,经济生活有所下降,有的开始卖地、借钱借粮、当雇工。
  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和剥削的现象,起了高层的注意。所谓“剥削”,就是出租土地收取地租、雇工等现象。
  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和各位大员、封疆大吏,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出身,且长期生活、战斗在农村,他们对旧社会农村的两极分化情况非常清楚,对广大贫苦农民所遭受的剥削和苦难生活非常同情。
  他们投身革命,在枪林弹雨中拼杀,就是要改变农村两极分化的不合理现象、消灭剥削,拯救苦难中的广大农民。他们开展土改运动,就是为了均贫富、等贵贱,消灭两极分化现象、消灭剥削。
  经过土改,土地按人头平分,人人都获得了相同的一份土地,延续千年的农村两极分化现象和剥削现象被消灭了。高层人士都在欢呼土改运动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伟大意义,以为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农村问题。
  不料,土改刚刚过了几年,农村中又出现了两极分化和剥削现象。这样发展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农村就要变成旧社会那样,出现了地主和富农剥削广大贫下中农的现象。如果听任两极分化和剥削现象发展下去,这土改运动不是白搞了吗?这革命不也是白搞了吗?
  怎样制止农村发生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怎样消灭剥削?这是摆在高层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时,他们看到了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只要消灭了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实现“世界大同”,就会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现象。
  这种理论说的对极了!如果农村土地全部归全体农民公有,农民没有了个人私有的土地,那么,出租土地和雇工种地的剥削现象就不会出现了。你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你还会出租土地么!还会雇工种地么!
  农民的主要财富就是土地,农村贫富之分的标志就是看占有土地之多少。如果土地都归全体农民所有,农民个人都没有土地了,那么,农民就没穷没富了,大家都没有个人占有的土地,这两极分化的现象不就消灭了吗!
  这种理论还认为:消灭私有制,走农业公有化道路,就会消灭两级分化,消灭剥削,就会极大地激发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就会增强抗灾能力,从而快速地提高生产力。一句话,消灭土地私有制,是增产粮食的最有效手段。
  终于找到了消灭两极分化、消灭剥削和提高生产力的“法宝”!
  怎样消灭个体农民土地的私有制?办法是走农业集体化道路!
  当时,高层设计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是分三步走:
  第一步,成立互助组。
  互助组是私有制基础上的简单集体劳动。参加互助组的农户,自己土地的经营权和和收获物全归自己,只是在劳动时组员之间互相换工。
  第二步,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
  初级社是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参加初级社的农户,把土地以入股的形式交给农业社集体经营,收获物也由农业社统一分配。
  农民由社干部分配参加集体劳动,评分记工,工分和土地都按一定比例分红。
  这时的土地所有权还是社员的,但是经营权和收获物的分配权已经归于社干部了。
  第三步,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
  高级社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取消了土地分红,土地、耕畜、大型农具全归集体所有。
  这时,已经消灭了小农个体私有经济,农民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收获物的分配权,变成了依附于农业社的集体劳动者。
  高层认为,走农业集体化道路还有一个好处:农村鳏寡孤独困难户的生活,可以被集体包下来。也就是说,国家不花一分钱,农村的困难户的“社保”问题就解决了。

  至于1958年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当时还没有想到。
  这种消灭私有制的理论,正是“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基础。请读者注意:中国大陆农村在土地改革以后发生的风云变幻都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6 16:19:50
  3、高岗限制农民单干

  常言道:“小河无水大河干,小河水多大河满。”绝大多数农民变富了,多生产了粮食,农村经济恢复发展得很快,对支援解放战争和国家经济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东北的第一把手是高岗,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以高岗为首的一批党员干部,对“小河水多大河满”的道理根本不懂,对东北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视而不见,却把农民勤劳致富的积极性看成是“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农村开始出现的两极分化看作洪水猛兽,害怕得不得了。
  怎样遏制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怎样防止农村两极分化、不让农民冒富?高岗想到了“消灭私有制的理论”。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东北局于1949年12月10日专门召开了一次农村工作座谈会。
  会上,高岗提出的办法是:限制农民单干,限制个人发家致富,大搞快搞合作互助,逐步消灭小农个体经济,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高岗在会上讲话指出:
  在农村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由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与农村自发势力的结合,使一部分农民甚至一部分党员干部受到了侵蚀,因而使农村资本主义倾向更加严重地滋长,其形式更趋于复杂。
  他批评了各种热衷、留恋单干、发家致富的思想,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的互助组提高到规模大的联组。
  他宣布了奖励互助合作的政策:国家农业贷款,除水利、防疫等贷款外,全部贷给好的、有困难的互助组;新式农具要优先贷给或卖给互助组,并给以优惠待遇;各种优良品种要优先卖给互助组;国家对农业的各种扶助,要优先互助组;劳模的奖励要奖励好的互助组,等等。这实际上是歧视、限制单干农民的政策。
  在东北局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之后,《东北日报》大肆宣传高岗的讲话,鼓吹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
  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也迅速行动起来。于是,东北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
  东北许多农村干部认为,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合法。
  他们采取各种办法排斥限制单干。
  例如:不许单干户栓车买马;单干户出门不给开路条;开垦荒地不准单干户先占场子;不给单干户贷款、贷粮、贷农具;合作社不卖给单干户任何生产、生活资料;
  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单干户没有公民权,限制人们和单干户来往。等等。
  他们认为,搞互助合作是“国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们在“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的口号下,只求数量,不管质量,要求组织起来的农户越多越好。
  有的地方用竞赛的办法大轰大嗡;有的地方连续开会,批判辩论,逼迫农民参加互助组;
  有的地方规定,农民要退组,第一次给予批评;批评后还要退,就只能单身出组,车马要留给互助组;而且不准组员和退组户来往。
  有的地方还规定,哪个互助组散了,罚款100万元,给军属代耕一垧地。
  不少干部还认为,入组的农户不仅越多越好,而且组的规模越大越好。辽西兴城县一下子就搞起1125个大型联组。
  就这样,东北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1951年10月14日,高岗向主席送上了《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很受主席的赏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7 07:28:43
  4、刘少奇支持农民致富

  1950年1月,东北局把座谈会的情况和高岗的讲话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同时,就党员先富以后,栓车买马、雇工等问题,向中央组织部写了请示报告。
  组织部负责人安子文等感到事体重大,立即请示刘少奇。
  刘少奇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排位第二,仅次于主席主席。他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党中央书记,国家第一副主席。
  毛主席正在苏联访问,国内由刘少奇主政。
  刘少奇于1950年1月23日,签发了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
  信中指出:
  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也不得因此而停止或开除。
  如果在今天过分强调党员不准剥削别人,以及党员必须参加变工组等,则势必使部分党员对生产消极。
  各地的经验均已证明,党员不雇工,群众即不敢雇工;党员对生产消极,群众中的生产热情,就绝不可能发动起来。
  因此,对农民党员进行教育时,固须指出组织起来的好处,但同时更须明确提出“单干”与“雇工”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
  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
  “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当天晚上,刘少奇同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等人谈话,批评了高岗等人超越新民主主义阶段、急于搞社会主义的糊涂思想。
  刘少奇说:
  “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了三匹马、一付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
  “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组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
  “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们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
  “现在的变工互助组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
  “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
  “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后再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
  刘少奇说:
  “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
  “今年关里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就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
  “过去每年有一百多万劳动力到东北去,若富农不剥削便不能生活。
  “因此,富农经济还是重要的,不要限制它,现在要让它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
  “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让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将来再予以限制,三五年之后再予以限制。”
  刘少奇说:
  “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现在能够单干是很好的,也不可认为反对单干的农民便是集体主义,因为他还无力单干,是不能去单干的贫农。
  “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农民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于去干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
  “不限制雇工和单干,这是保证富农经济充分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由于生产资料还没有发展到取消单干、取消富农的程度。
  “将来工业化实现了,大家都用机器生产,就没有人硬要单干了。”
  刘少奇还说:
  “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
  “圣西门是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刘少奇接下来却说了一句让一些人抓住把柄的话: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社会,因此现在的党员,是可以单干的。
  “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
  “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再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
  “那种认为当党员便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高岗收到刘少奇同安子文的谈话记录后,立即去北京,面呈给主席。
  主席看过之后露出不满之色。高岗敏感地察觉到主席同刘少奇在富农问题和农村互助合作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当时,东北是高岗的“独立王国”,连货币都是自己发行。在东北地区,高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独断专行,说一不二,实行家长式统治,人们称他是“东北王”。
  他对刘少奇一直不服气,总想取而代之,对刘少奇的批评根本不放在心上。
  在东北局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之后,《东北日报》大肆宣传高岗的讲话,鼓吹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

  注释:刘少奇多次提到“剥削”这个名词。什么是“剥削“?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这里没法也没有必要向读者讲述。
  我做个最通俗的解释:不依靠自己的劳动而获得财富的方法,就是剥削。例如,用雇工的办法经营工厂、土地来赚钱;用出租土地的方法获得地租;用放债的方法获得利息,都是“剥削”。
  我的解释可能不够准确,但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大陆,广大官员和群众都这样理解,都把雇工、出租土地、放债视为剥削。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8 06:56:03
  5、山西省动摇私有基础

  正当东北大搞强迫农民入组、把“合作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时候,山西省也像东北一样闹将起来。
  1950年11月14日,山西长治地委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的文章。
  文章谈到农村土改后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有些互助组发生涣散解体的现象;
  提出必须遏制小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互助组提高到初级社,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
  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仔细研究了这篇文章,认为文章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是当前农村工作急需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经华北局同意,政策研究室于1951年3月,派农村科科长史林琪带领一个调查组,到长治地区农村进行调查。
  调查组到了长治,适逢长治地委召开十个常年互助组转为初级社的会议。
  长治地委认为,要防止农村两极分化,必须提高互助组,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种合作社必须贯彻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政策,土地分红不能高于30%,社员退社不能带走公积金。
  调查组对此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长治地委拒绝不同意见,双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于是,调查组便将长治地委的做法和双方的分歧写成报告,经地委书记王谦看过并做了一些修改,上报华北局。
  调查组回京途经太原市,向山西省委作了汇报。省委书记赖若愚明确表态,支持长治地委的意见。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阐述了如下的观点:
  一、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党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两极分化和互助组发生涣散的根本原因。
  二、为了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因此,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把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具体做法是:
  (1)在互助组内征集公积金,增强公共积累。按土地产量征集公积金,归全组组员平均所有,退组不准带走。
  (2)引导互助组走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社内,增大按劳分配的比重,减小土地分红的比重。
  个体农民到互助组,再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主席当时确定的改造农民的步骤。
  互助组是私有制基础上的简单集体劳动。参加互助组的农户,自己土地的经营权和和收获物全归自己,只是在劳动时组员之间互相换工。
  初级社是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参加初级社的农户,把土地以入股的形式交给农业社集体经营,收获物也由农业社统一分配。
  农民由社干部分配参加集体劳动,评分记工,工分和土地都按一定比例分红。
  这时的土地所有权还是社员的,但是经营权和收获物的分配权已经归于社干部了。
  高级社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取消了土地分红,土地、耕畜、大型农具全归集体所有。
  这时,已经消灭了小农个体私有经济,农民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收获物的分配权,变成了依附于农业社的集体劳动者。
  华北局看了调查组和山西省委的报告,认为这是关系到老区农村经济发展后的发展道路问题,决定召开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进行讨论研究。
  会前,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专门向刘少奇请示。
  刘少奇说:
  “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应该巩固和确保私有。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的意见是错误的。
  “农村的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并不可怕,这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搞社会主义,实行农业集体化,必须依靠发达的工业来提供农业机器,企图把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集体化,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
  1951年4月下旬,由华北局书记刘澜涛领导、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哲人主持,在北京东城区后圆恩寺小白楼,召开了华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重点讨论山西省委的意见。
  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分歧,争论十分激烈。
  山西省的王谦坚持认为: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正确的。应当防止两极分化,克服农民的自发势力,积极试办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完全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华北局政策研究室的姚广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保护私有基础,这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没有机械化就不能实行合作化、集体化。
  代表们争论激烈,意见无法统一。最后,华北局按照刘少奇的意见作了结论,山西省委则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5月4日,华北局正式批复了山西省委的报告,指出:
  “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一般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8 10:09:09
  6、刘少奇批评“超阶段”

  刘少奇是赞同华北局的意见的。
  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需要走一段很长的时间,互助合作不是进一步提高的问题,而是进一步巩固的问题,不应该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而急于向社会主义性质的互助合作组织转变。
  1951年5月7日,刘少奇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批评了山西省委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他认为,现在还不能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年。
  “十年建设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的,十年之后,可能采取一些相当的社会主义步骤,也可能还不能采取这种步骤,还要再等几年”。
  接着,刘少奇扭头对胡乔木说:
  “有人写信告诉我想搞一个电影,你要跟他们谈一下,把合作社问题搞个电影是可以的,可是只要它证明合作社集体耕耘比个人耕耘要优越,以便给农民灌输集体主义的原则,旨在这一点;
  “如果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业合作社,认为这就叫社会主义,发动群众运动,就要犯大错误,那就叫空想的社会主义。
  “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比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进了一步,提高到系统化,有了理论,叫做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
  刘少奇说:
  “单用互助组、初级社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达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
  “单靠农民的力量转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有了工人阶级领导和帮助,有了国家工业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然后实行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
  “以为目前组织合作社,就可以改造中国的农业,使个体的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的农业,那是幻想。
  “如果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业合作社,发动群众运动,认为这样就叫社会主义,就要犯大错误,那就叫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
  6月3日,刘少奇在同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陶鲁笳等人的谈话中说:
  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为条件。
  现在农村阶级分化,产生了许多新富浓,这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他。
  7月3日,刘少奇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
  “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钟趋势的目的。
  “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
  “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7月5日,刘少奇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报告时,又批评了山西省委,他说:
  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走上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的空想。
  “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
  “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
  6月29日,薄一波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支持刘少奇的观点,再次批评了山西省委。
  当时,刘少奇的观点在党内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山西省委孤掌难鸣,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恰在这个时候,主席出来说话了。他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赞成山西省委的报告,不同意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
  主席说: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那时,还没有采用蒸气动力机械,完全靠手工劳动,他们就能组织手工工场实现社会化大生产。
  “我们实现农业集体化为什么必须依靠机器呢?我看,通过互助组、初级社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不但是发展生产的需要,也是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必由之路哩。
  “新的先进的事物都是孕育在旧事物之中的。封建社会就含有资本主义因素,在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也含有社会主义因素嘛。
  “山西省委报告中说的增加公积金和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就是社会主义因素。
  “我们现在搞新民主主义就要为下一步搞社会主义作准备嘛。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消灭私有制。所以,我们应该下大力气扶植、培育这些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哩。
  “列宁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遏制农民的自发势力不得了呀!山西省委提出的办法蛮好哩。”
  主席的话胜过了国家根本大法——《共同纲领》,刘少奇等不得不偃旗息鼓,收回自己的讲话和批示,黯然收兵。
  主席以此为契机,亲自出马,大力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9 15:49:35
  7、赵树理赤胆讲真话

  1951年9月,主席责成他的秘书、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筹备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同时命陈伯达起草一个互助合作的决议。他希望全党的思想统一到这个决议上来。
  在中国农村,对农民进行改造、消灭小农经济,最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农业集体化,在这个根本目标上,主席、刘少奇等党内高层人士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进行的程序与指导思想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刘少奇、张闻天、邓子恢和华北局薄一波等人的观点是:
  土地改革后,农民有着很大的个体劳动、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确保农民的土地、耕畜等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调动个体劳动发家致富的积极性,鼓励他们自由竞争,使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
  因此,不要强迫农民参加互助组,不要急急忙忙把互助组提高到初级社,更不能在组内和社内搞平均主义、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
  通过互助组和初级社的途径不能实现农业集体化,只有具备了国家工业能够提供农业机器、农药、化肥的条件,才能实现集体化。
  主席、高岗和山西省委等的观点是:
  土地改革后,农民的自发势力正在向着富农方向发展,导致了两极分化。富裕中农和富农有发家致富的积极性,而广大贫下中农有合作互助积极性。
  因此,必须反对“发家致富”的口号,而要提出“组织起来”的口号。通过组织互助组、初级社,并在组内社内增强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才能战胜农民的自发势力,防止农民冒富、遏制两极分化。
  实现集体化无需具备机器的条件,通过互助组、初级社就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高级社,实现农业集体化。
  依靠变革生产关系就能够发展生产,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
  主席叮嘱陈伯达,起草决议要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尤其要去征求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等人的意见。
  赵树理是农民出身,长期生活在农村,非常熟悉农村和农民,其作品的题材全是农村和农民。他写的《小二黑结婚》,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赵树理坦率地对陈伯达说:“我家乡的农民,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有的只是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他还列举了几个生动的实例。
  1951年9月20日,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在华北局的小白楼召开,会议由陈伯达主持。
  陈伯达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后,便就起草决议问题展开了讨论。
  赵树理应邀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以他的家乡山西沁水县为例,讲了农民在土改后的经济情况和思想情况。
  他直率地说:“今天农民刚刚分得了土地,他们所想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土地经营好,尽快发家致富。他们对合作互助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并没有多大的积极性。”许多代表都同意赵树理的意见。
  代表们发言热烈,提出了不少问题:土地入股的农业社是什么性质的?进入合作化阶段,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如何提?不少贫农已经上升为中农,是否还依靠?如何对待富农?……
  主席一直关注着会议,他在听取了陈伯达的汇报后表示:
  “赵树理的意见很好,决议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我们既要有常年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有临时的互助组和单干户;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也要防‘左’。”
  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开宗明义,在第一段写道:
  “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
  决议草案指出:
  “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营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党充分的了解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还是大量存在的。”
  决议草案的重点,还是放在积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方面。它强调:“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
  “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决议草案提出互助合作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组,常年的互助组,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要“根据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
  决议草案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
  “一种倾向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互助合作运动,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
  “另一种倾向是采取急躁的态度,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须的条件,过早地、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或者企图很快地举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认为现在可以一蹴而在农村中完全到达社会主义。这些是‘左’倾的错误思想。”
  决议草案提出,“提高生产率,比单干要多产粮食或多产其它作物,增加一般成员的收入,这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
  决议草案还强调,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必须绝对遵守自愿和互利的原则。
  《**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比较符合农村实际。
  在决议草案的基础上,全党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问题,取得了共同的认识。
  1951年12月15日,主席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这个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将它印发到县委和区委,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强调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0 06:44:38
  8、主席赞赏高岗

  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闭幕不久,主席于10月14日批转了“东北王”高岗的《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的报告》。
  高岗的报告说:
  随着中农已经成为农村的多数,农民的自发倾向正在发展。因此,在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需要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利益,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
  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
  主席在批语中说:
  “中央认为高岗同志的这个报告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
  “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又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
  “省、专区和县都要建立至少一个公营农场,以为示范之用。”
  与此同时,主席在审阅《**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特意加上了两句话:
  其一,加上了“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
  其二,加上了“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
  不久,高岗被调到中央,任国家计委主席,掌握了国家的财经大权。
  主席在赞赏高岗的同时,对刘少奇表示出不满意。
  12月15日,在印发《**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时,主席针对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一事,亲笔加了一个批语:要求各级党委把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1 06:52:42
  9、刘少奇做检讨

  识时务者为俊杰,刘少奇很快放弃了自己的观点,紧跟主席的步伐。
  他在一次会议上检讨说:
  “我曾经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
  “因此,我主要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
  “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在将来要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是明确的。
  “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
  “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
  “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1950年1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
  “在1951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
  “同年7月间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刘少奇检讨说:
  “我对于二中全会关于发展生产合作的原则规定和解放后农村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事实没有加以认真地研究,因而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这种不正确的想法。
  “在1951年秋,中央讨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后,由于主席同志的指示得到了纠正,我也就抛弃了这种想法。”
  刘少奇放弃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的蓝图”和“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观点,扫除了主席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大障碍。
  刘少奇在农业问题上所指出的:一不要害怕农民自发倾向而引起的两极分化,二不要把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当作是社会主义,三不要离开工业的发展去谈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这三个问题,都恰恰击中了后来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的要害。
  他的观点被批评,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危害极大、后果严重的后遗症。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谈到对刘少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观点的批评时,不无遗憾地回忆说:
  “由于少奇同志的观点受到批评,上述这几个妨碍农村经济和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思想,未能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急于求成和“归大堆”,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吃“大锅饭”那一套,与这些思想的继续存在和泛滥是有密切关系的。
  “在当前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反思当年的这场争论,或许仍然可以从中吸取某些有益的东西。”
  刘少奇的检查,使阻力变成了动力。
  主席的批示和《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在全党的广泛传达,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快速发展。
  1952年底,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占65%以上,新区占25%左右,另外全国各地还成立了40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创办了十几个集体农庄(高级社)。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大好形势,促使主席萌发了急忙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2 08:08:25
  10、进入理论误区

  建国初期,主席和党中央根据《共同纲领》,制定并实行了一整套符合国情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方针政策,把新中国治理的欣欣向荣。
  到一九五二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1952年9月,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
  第二个变化是,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经历“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
  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很少数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
  到1953年初,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运动、“五反”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都取得了胜利,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
  新中国朝气蓬勃、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欢欣鼓舞,主席和党的威望如日中天。
  全国各族人民由衷的爱戴毛主席、**党,歌唱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党是太阳”。
  这一连串的胜利和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鼓舞了主席,激发他加快改造中国的步伐。
  另一方面,主席担忧地看到,土改以后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这还了得!几年下去,农民们不就又变得穷的穷富的富和旧社会一样了么!
  怎样防止两极分化?怎样让广大农民过上共同富裕的日子?他1952年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到了1953年,这些问题已成为他重点思考的问题。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主席在他的菊香书屋里踱着步,自言自语,“嗯,必须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不能等到15年或20年以后。”
  主席,还有中央其他领导人,原来这样设想: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
  直到1950年6月,主席还是这样设想的。他认为,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
  他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但是,1953年初,形势发生了料想不到的变化,主席要向社会主义过渡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
  主席首先想到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嘛。
  他翻开马克思的书,见马克思写的《**党宣言》里有一句话:“**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他又翻开列宁的书,列宁写道:“小生产不断地、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嗯,有道理,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小生产,让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也绝种!对,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
  他又翻开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阅读了关于欧洲的“乌托邦”和日本的“新村运动”等篇章。
  嗯,这些都可以借鉴。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空想可以转化为现实嘛。
  他好读线装书,谙熟中国历史。
  他想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想到了张陵的“五斗米道”和他的传人张鲁,想到了康有为的《大同书》,想到了历次农民起义领袖们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主张。
  他想到了他青年时代“建设新村”的理想;他想到了革命战争时期的“供给制”……
  他也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他很少知道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发达的市场经济、富裕的物质生活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更不知道那里正在兴起第三次科技革命。
  他脑海里的资本主义还是马克思生活年代的资本主义,工人阶级正在遭受资本家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甚至还考虑过如何解救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们。
  在他的头脑中渐渐描绘出一幅“社会主义”的蓝图。
  主席的社会主义蓝图是什么样的呢?主要有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消灭了私有制和个体经济,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劳动集体化;
  第二,消灭了两极分化和剥削,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
  第三,限制直至消灭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实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
  主席认为,凡是和社会主义三大特征对立的东西,就属于资本主义。比如,私营企业、个体经营、单干、集市贸易、自由市场、农民经商、进城打工、雇工、放贷、个人发家致富等都是资本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主席想到了苏联的斯大林,想到了革命战争年代,想到了党内的历次斗争,还想到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历代君王,当然也包括诛杀功臣的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
  他终于想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
  必须不断地增强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扫除各种危害三大特征的障碍。
  为此,要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中央集权,提倡个人崇拜;
  要狠抓阶级斗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狠批资本主义;
  要突出政治,大搞群众运动;
  要抓好宣传,控制舆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不让知识分子说三道四翘尾巴……
  主席认为,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到了共产主义,上述的三个特征更加突出:
  公有化程度更高,实行全民所有制,连家庭都消灭了,社会成员集体劳动,集体生活;消灭了城乡、工农、脑体力劳动三大差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平均主义达到了绝对程度;彻底消灭了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
  他还设想,先在农村建立起“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公社,再由若干个农村公社围绕着城市组成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
  这样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滚雪球的方法,在全国建成含有许多共产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公社,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不过,上述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是1958年的事情,在1953年他考虑的是社会主义,还没有考虑共产主义。
  “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诗词中的这句话恰好是他急于求成心态的写照。
  他认准了要干的事,立马就干。无论主客观条件如何,他都要快干。
  建国时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要用较长的时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15到20年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
  可是刚过了3年,主席就要向社会主义过渡了。
  令人遗憾的是,主席进入了理论误区,因而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3 05:56:54
  11、主席酝酿急过渡

  新中国成立后主席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其参加。”
  对主席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主席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
  主席的论述在后来的一些会议上不断充实其内容,但是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他的这一思想变化显然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并影响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他中央领导人。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听到这个讲话后,在国庆节前召开的公安部党组会议和省市公安局长会议上传达了主席的上述讲话。11月12日,主席在中央会议上谈到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时交代说:这还不是决议,不要向下传达。因此,罗瑞卿于11月13日向主席写信,就此事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
  主席看到信后,于同一天写信给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等人:
  各同志:
  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11月12日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而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
  主席
  十一月十三日
  主席在写这封信时,刘少奇正在莫斯科。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已于9月30日从北京启程,去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他受主席的委托,带着新中国即将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向斯大林请示。
  苏共十九大闭幕后,刘少奇想单独同斯大林交谈一下,征求斯大林对中国三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斯大林因连日忙碌,感到身体疲惫,精神疲倦,顾不上别的事情,就给刘少奇打电话,询问了刘少奇的身体状况和代表团的日程安排。因此,10月20日,刘少奇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讲了**代表团将同他会谈的内容,包括通报**中央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些设想,以及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等问题。
  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主席同志就以下几个问题向您请示。”信中关于对农业的改造问题是这样写的:
  “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区则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再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
  刘少奇在信中特地说明:“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
  刘少奇的这封信,最早地以文字形式表述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这些内容,实际上是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席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谈话的进一步具体化。
  10月24日,刘少奇、陈毅、饶漱石、王稼祥同斯大林、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等人会谈。
  刘少奇介绍了**中央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基本上是给斯大林的信中所提出的内容。他说:到“一五计划”完成时,国营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将占90%以上,逐步实行公私合营,到那时可以劝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并给他们分配工作;在农业、手工业领域实行合作化。
  同时,刘少奇强调说:“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很显然,刘少奇强调此点,就是说,这一设想还是一个初步的东西,还是一个轮廓和大体的框架,并没有形成最后的决议和路线,不是完整的东西。
  斯大林饶有兴趣地听了刘少奇的介绍后,表示了他的态度:“我看了你写的信,认为你们的这些想法是对的。”同时,他又结合苏联的经验教训告诫说:“消灭富农要分步骤来进行。我们过去对富农采取了急剧的办法,把300万富农迁到西伯利亚。他们现在参加了集体农场。东欧各国现在还未消灭富农。苏联十月革命后,经过12年才消灭了富农。”实际上,斯大林强调这一点,就是认为对富农经济要采取谨慎的方式方法,不要采取过激的方法,因为苏联是在十月革命后经过了12年才消灭了富农。
  在会谈中,斯大林再次建议中国应当尽快进行全民选举和制定宪法,如果现在没有准备好,可以召开政协,总之还是全民选举为好。这一问题实际上在刘少奇秘密访苏时已经谈过。
  26日,刘少奇将第一次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电告**中央和主席。刘少奇在电报中讲了斯大林对**中央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的态度时说:斯大林对我党中央领导人的上述设想表示赞同,并且提出:“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
  刘少奇是斯大林最后一次会见的中国领导人。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突患脑溢血而逝世。刘少奇访苏归国后,向主席汇报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斯大林对**向社会主义过渡设想的赞同和支持,给了主席以很大的鼓舞。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主席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已经比较成熟。但他感到还需要下去做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同时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另外,在财经工作方面,这一时期以来他收到下面一些反映。为了弄清情况,也需要作些调查。于是,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他离京南下。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4 06:26:06
  12、邓子恢掌印农村工作部

  1952年底,在主席建议下,**中央和各中央局、省市相继成立了农村工作部。农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这是主席为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组织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主席亲自点将,任命邓子恢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后又兼任政务院副总理,主管农林工作。
  邓子恢,1896年生,福建省龙岩泉井村人。1913年入龙岩中学学习。五四运动中受到革命洗礼,创办进步刊物《岩声》,宣传马克思主义。1917年以优异成绩获取公费留学资格,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即在家乡从事土地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党。历任**龙岩县委宣传部长、**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暴动副总指挥、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七团党代表,领导了闽西农民起义和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闽西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1931年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作,1932年成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是主席主席的得力助手。1935年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5年6月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历任华中军区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等职,参加领导华东、中原、中南地区的解放战争及淮海、渡江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领导了中南地区的土改和各项民主改革运动。他对发动农民、指导农村工作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被誉为“农民运动专家”。
  农村工作部成员选调的都是熟悉农村、有较高理论政策水平的精兵强将。主席的原秘书、**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农业部长廖鲁言、陈正人、王观澜等为副部长,党内知名的“秀才”杜润生为秘书长。
  1953年1月17日,邓子恢和杜润生来到中南海向主席报到,受领任务。晚上7时,主席在住所丰泽园接见了他们。
  主席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完成,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就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这次调你来作农村‘统帅’,当第二篇文章的主笔。”
  邓子恢急忙说:“主席是统帅,我一定当好主席的助手。主席写文章,我保证把墨磨好。”
  主席笑了,接着说:“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总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长时间内,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当前的具体任务有两项。”
  邓子恢和杜润生在笔记本上快速地记着。
  主席说:“第一个任务,是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忽然话锋一转,问道:“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如何?”
  邓子恢回答说:“总的情况还好。土改以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战争刚刚结束,农村还很贫苦,农民需要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杜润生插话说:“当前农村的“五多”,即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很严重,农村基层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农民反映非常强烈。”主席专注地听着。
  邓子恢向主席建议:“农村的一切工作,应该照顾小农经济的特点,应该多从小生产的私有性、分散性的特点来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
  主席很赞赏这个意见,当即说:“你们农村工作部就从这个问题抓起,以安定民心,全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国家即将全面展开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接着,主席布置第二项任务:“现在,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就是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决议。你们要把这个决议很好地贯彻下去。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其中正式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村工作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不要挫伤它。
  邓子恢和杜润生快速地写着。
  主席又交待第三项任务:“‘一五’计划时期,即从现在起到1957年底,老区组织起来的农户达到80%,其中加入合作社的占48%;新区组织起来的农户占60%,其中加入合作社的占12%。”
  邓子恢心中暗想:“这么急怎么行!”他来京前,中南局开了一次常委会,研究了当前农村形势与任务。常委们一致认为:农民刚刚从土改中得到一点实惠,就马上让他们合作化,把他们分得的土地归大堆,农民难以接受。但是,他没有说出这些情况,只是说:“中南地区的互助合作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全国的老区比如东北等地互助合作搞得很不错,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我们需要有一个调查研究和学习的时间。”
  主席说:“要边干边学,干中学嘛!”
  临别前,主席又一次问起:“农村的情况到底如何?”
  杜润生回答:“土改后,农村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小农经济是手工经济,力量单薄,具有私有性、分散性等特点。必须积极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但是必须从小农经济的特点出发。合作化不搞不行,太急了也不行。”
  邓子恢试探地说:“河南提出了允许‘四个自由’的口号——”
  主席警觉地问:“唔?哪四个?”
  邓子恢说:“就是土地出租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和贸易自由。河南发了告示,让农民放开手脚发展一个时期的个体经济,看来农民很拥护,对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村生产力的作用还较好。”
  主席冷着脸,没有表态。
  杜润生赶快转换了话题,说:“对于新区,应该是生产压倒一切。但现在的‘五多’实在是让农民头疼,影响农业生产。”
  主席说:“那好呀!你们农村工作部组建后,首先从解决‘五多’问题入手。”
  最后,邓、杜二人向主席建议:“当前领导互助合作运动,因该从小农经济的实际出发,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这个建议得到了主席的首肯。
  向主席报到回来,邓子恢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不敢懈怠,很快的在北京万寿路组建起农村工作部。为了工作方便,他由中南海搬到万寿路机关大院居住。他首先向部下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建立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制定工作计划……,农村工作部的工作很快的有条不紊的开展起来。
  1953年2月15日,**中央将《**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于3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决议进一步明确规定:目前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是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稳步前进。决议特别指出:不顾农民自愿和当前经济条件,过早地企图否定和限制农民的私有财产,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企图兴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这种“左”的倾向,必然表现为超越实际可能的冒险主义。
  《决议》发表前,主席对决议又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一是放宽了对试办高级社的条件限制,将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需要“有机器条件”,改为“有适当经济条件”;二是强调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中间,必须十分注意对单干农民的政策问题;三是进一步强调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
  这个《决议》,比较符合农村实际,深受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欢迎。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5 06:46:55

  13、邓子恢纠正急躁冒进
  邓子恢为了搞好农业合作化,强调要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只靠坐在办公室看汇报材料。于是,他组织几个调查组并亲自率领调查组去农村搞调查研究。各个调查组汇报的情况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一个问题:在落实贯彻《**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干部都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因此,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严重的侵害农民权益、急躁冒进的“左”的倾向。
  邓子恢立即向**中央和主席作了汇报,主要内容是:
  自去年冬季以来,互助合作运动中比较普遍存在着的主要错误倾向,是急躁冒进与对互助组、初级社是建立在私有基础上的这一特点认识不足。其具体表现是:在新区,打击单干农民,侵犯中农利益,强迫成立互助组,满足于形式主义;在老区,盲目追求高级形式,试办初级社贪多贪大,将耕畜、农具变相地无偿归公,不根据生产发展的程度,而贪多贪快地增加公积金和公共财产,盲目强调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因而,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耕畜落价、杀牛砍树、大吃大喝、破坏生产的严重现象。此外,各大区提出的农业增产计划与互助合作发展计划也失之过高,这也容易助长下面的急躁冒进情绪。
  邓子恢还向中央提出了建议:要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保护农民私有财产的政策,克服干部中的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打消农民“怕归公”的顾虑,安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要把互助组、合作社(初级社)和集体农庄(高级社)三者的区别和联系明确肯定下来,也要把改造小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工作肯定下来,以澄清干部和群众的一些模糊认识。
  与此同时,**中央也收到了中南局、华东局和华北局的报告,反映了合作化运动中的急躁冒进问题。
  中南局的报告说:急躁冒进主要表现在不尊重农民的私人财产权。许多地方对耕畜采取折价入社的办法,不仅作价太低,而且长期不偿还,等于变相归公,群众称之为“软共产”;农民的存款,许多合作社不给利息,或者利息比银行还低;不少合作社在农民土地入股时,菜园也入社,社员凭票从合作社领菜;发展生产的观点不明确,平均主义严重;公益金用得多,消耗大,盲目搞基建,或买对生产没有用的东西;贷款过多,生产成本高。等等。
  华东局的报告说:在发展合作社中,一些地方存在着越多越好、越大越好的错误想法,因而违反了农民的自愿,胡乱地多办社、办大社;盲目追求增加公共财产的现象很严重。这已引起群众思想混乱,造成生产损失。有些地方一冬没有人拾粪,场里地里的庄稼无人收拾;有些地方出现卖耕畜、砍树、杀猪,大吃大喝等现象。
  华北局农村部的报告说:华北地区互助合作运动的急躁冒进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组织上贪快、贪大、贪多、贪高,违反自愿互利原则;发展互助组,出现了追求百分比、强迫命令和打击单干户的倾向;试办合作社,控制不严,一轰而起,今春全区就由576个发展到3121个,翻了近五番半。二是经营管理上干涉过多,不分大活小活,不分农忙农闲,盲目强调集体经营。三是忽视目前的互助合作是建立在个体经济上的特点,任意侵犯农民的私有财产,侵犯中农利益,普遍压低土地分红比例,过早地进行耕畜、农具的折价归公。
  **中央见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各大区的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采取了断然措施加以纠正。
  3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指出:许多突出的、严重的强迫命令的错误,屡纠屡犯,一个重大原因是,党政机关布置任务时,对小农经济的私有性、分散性这些本质的特点认识不足,不予照顾。我党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把分散的小农经济混同于集体经济。
  3月14日,**中央批转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急躁倾向的报告》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能计划过大、要求过高。要正确贯彻党的农村政策,解除农民发展生产的疑虑。
  3月16日,**中央发出由邓子恢主持起草的《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信》,再次批评了急躁冒进倾向,要求在组织互助组、合作社时,要从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切身体验出发,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正确解决农民的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问题,稳步地循序而进。
  3月17日,**中央发出《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要求广大干部在农村工作中,要时刻记住照顾小农经济特点,要集中群众的要求,因地制宜。不可强调自上而下布置任务,强求一致完成。
  3月26日,由杜润生代为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社论指出:对农民来说,最要紧的问题,是他们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和发展的问题。没有一个农民会相信,强迫他们和侵犯他们利益的互助组、合作社,能在将来满足他们的利益。如果盲目扩大社会主义成分,将农民私有的生产资料变相地无偿归公,无限制地扩大公积金,取消或不合理地减少对土地和牲畜的报酬,盲目地从各方面向私有制发动进攻,必然会吓退农民,使互助组、合作社自身垮台。
  当时,主席是同意以上观点的,他亲自将以上中央发布的四个文件和《**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一起汇编成册,定名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主席为它所写的按语称:这些文件提示了党在当前阶段指导农村工作时所务须掌握的理论认识和重要政策原则,以及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各级党委必须组织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员,来一次认真的学习。
  1953年4月3日至23日,邓子恢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传达了主席关于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贯彻了中央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左”的倾向的精神,布置了今后的任务。会议最后一天,他作了会议总结报告,阐述了当前农村政策,给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指明了健康发展的方向,提出了纠正急躁冒进的具体措施和安定农民情绪的具体方法。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9 05:10:59
  14、邓子恢讲演农村政策(1)
  1953年4月23日,邓子恢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阐述了当前农村政策。

  (1)必须帮助农民解决三个问题:
  邓子恢在报告中说:
  今天农业生产的发展,还有许多困难的条件限制了它、约束了它,要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就必须帮助农民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必须帮助贫困农民解决生产资料的困难,主要的是牲畜、农具,肥料、种子等困难。
  2、帮助农民减少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虫灾等。
  3、帮助农民逐步改进生产技术,如耕作法,施肥法等等。
  不帮助农民解决这三个问题,生产就不能发展。
  在目前情况下,用什么办法来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这些困难呢?就是领导农民组织起来,靠大家互助合作的力量,再加上国家帮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结果就是大家富裕,比较平衡的上升,也限制了富农的发展。
  这就是组织起来大家富裕的道路,同时也就是缩小富农的剥削范围,又限制了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邓子恢指出:
  组织起来既解决今天农民生产的困难,使生产提高一步,又为将来集体化准备好群众,准备好经验,准备好骨干。
  将来加上拖拉机,就可以搞机械化的集体农庄了。
  互助合作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之间的斗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互助合作是走向集体化的不可逾越的过渡形式,不能跳过这一关。
  要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唯一的办法就是毛主席指出的“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2)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的两种偏向
  邓子恢指出:现在各地的互助合作运动中,有两种偏向存在:
  一种是自流等待,就是等待集体化到来,认为目前好像不必要搞互助合作,要等到将来拖拉机出来才搞。
  这种偏向的坏处,就在于让农村资本主义泛滥发展,不去教育农民,不去组织农民,不去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
  另一种偏向就是急躁冒进,过左的偏向,计划贪多贪大,盲目要求高级形式。
  报告列举了当前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的种种表现:
  较普遍地采用类似对待敌对阶级的手段,强迫单干户入组入社,违反自愿原则;
  实行小组并大组,并小社为大社,改组为社;
  不顾条件实行土地、耕畜折价归公;
  不顾农民收益,发展公共财产,从而形成组员社员的债务。
  许多地方出现了杀猪宰牛、卖牲畜、烧山砍树等破坏生产现象。
  要求必须坚决纠正。
  邓子恢分析了这种急躁冒进过左的偏向产生的思想根源:
  一、过高估计互助组合作社的性质,不了解互助组合作社是具有两方面性质的,是过渡形式,而把它看作与社会主义完全一样。
  可能还有一部分人包含有单纯农业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这样就可以完全社会主义化了,不了解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基础之上的,实现社会主义还要有工业化条件。
  二、不了解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前进过程,工业化并不那样快(拖拉机到一九五九年才能有一万多架),可是我们的同志急了,要五年就合作化。
  去年提出的五年计划高了一些,事实上办不到,主观客观都办不到,结果压下来了。
  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必须要靠工业的帮助,不只是拖拉机问题,有了拖拉机还得有汽油,有一系列的设备,有了拖拉机而无修理站还是不行的。
  忽视工业化的进程而孤立地去搞农业集体化是不行的。
  所以毛主席说要十年到十五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个问题要跟县委书记、县长讲清楚,他了解了这个过程就不急了。
  三、不了解互助合作是不可逾越的过渡形式,没有它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化。
  邓子恢明确指出:“今天在全国范围来说,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偏向,是主要的危险。”

  (3)互助合作运动必须采取稳步前进方针
  邓子恢阐述了互助合作运动必须采取稳步前进方针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今天搞互助合作与战争动员不同。战争勤务动员任务,非限期完成不可,不这样不行,一切服从战争。
  搞互助合作是改造经济的斗争,不能也不需要用这种战争动员的办法。
  搞互助合作和搞土改也不同。土改是农民和地主的关系问题,是阶级斗争。
  互助合作是克服小农经济之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的斗争,是对农民的教育问题。
  互助组合作社的内部关系也是农民内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主要是贫雇农和中农的关系问题,贫雇农在互助合作中要揩中农的油,中农却要牲口、农具多分红,多占便宜。
  这不是对敌斗争,不是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所以互助合作运动绝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
  今天有些地方强迫命令,用威胁、限制、戴大帽子等办法强迫农民入组入杜,这是完全错误的。
  必须采取教育说服的方式,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来对待互助合作运动。
  说不服怎么办?那就等待他的觉悟,一定要自觉自愿,照顾双方。
  第二个理由,互助合作必须根据需要与可能的条件去建立。
  1、一切为了增加生产,根据生产的需要。
  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一再指出这一问题,由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到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
  农民在土改后由于牲口农具不足,或者劳动力不足,要求互助,你帮我,我帮你,解决牲口、农具、劳力问题。等到这些问题解决了,就进一步要求再发展,再增产,就不仅要求季节互助,而且要求全年互助,不仅要求搞农业互助,而且要求搞副业互助,多搞点钱。
  生产要求提高了,组织形式就改变了,就自然进到常年互助。
  常年互助办好了,就自然要求更提高一步,要求劳动分工、土地合营,搞合作社。
  互助合作运动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逐步前进,绝不能单纯凭主观要求,否则就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
  2、必须根据群众的觉悟,用群众的切身体验教育群众。这是群众运动的基本规律。
  要群众起来,不仅是靠我们宣传教育,还要靠大多数群众自己的切身体验。
  当然宣传教育是起一定作用的,但不能完全靠宣传教育解决问题。
  群众经验过了,不仅听到而且看到,而且自己做了,确实有好处了,相信了,就会来了。
  我们搞互助合作,由低到高,都要根据群众的切身体验,不能只照我们的理想。
  3、根据干部的领导能力。合作社不能一下子发展那么多、那么大,没有这许多干部。
  管理几百户几十户的农业生产,并不比管理几百人的工厂容易。现在我们有些合作社把区级干部、县级干部拖死了,干部一走合作社的问题就不能解决。
  办合作社,要看干部条件,要看干部的能力。干部没有这样多,干部能力弱,不能胜任就办不好,这是很自然的,不能从主观要求出发。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0 06:33:42
  15、邓子恢讲演农村政策(2)

  第三个理由,要从现在的小私有小生产者的现状出发。
  我们的前途是集体化,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是个体农民占优势,互助组的组员、合作社的社员也还是小私有者,小私有者有保守性,不能不照顾,如果急躁冒进,那就不仅单干农民不加入互助合作,而且还会影响互助组合作社的巩固。
  参加互助合作是为了多生产、多收入。
  组员、社员都是小私有者,如果加入以后,生产不好,或者生产多分的少,他们就不来,就是打耳光也不来,耳光打了思想是打不丢的。
  虽然经过了土改,土改时农民是拥护党的,因为他们从党手中得到了土地。
  但土改后,互助合作搞不好,对他们不利,他们怕吃亏,当然就不来了。这不能怪他们。
  今天的互助合作,对于农民小私有者,一方面要改造他们,一方面又要适应他们,适应就是为了便于改造,过急不行。
  第四个理由,要从工业化的进度出发。
  不是像某些同志所想的那样快,一下就能把国家工业化。大约要三个五年计划才能打下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基础。
  农业集体化速度须与之相配合。不能急,太急了集体化搞不好,就要影响粮食生产。这样,反而会影响工业化的前进。
  第五个理由,互助合作是一个群众运动,必须按照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办事。
  要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一步巩固一步,有阵地的前进,绝不能一步迈进,一哄而起。
  一哄而起者必将一哄而散。互助合作关系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根本问题,必须慎重稳进。

  (4)1953年互助合作运动的任务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邓子恢提出了今年的任务:从这几个理由来看,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均须切实防止急躁冒进。
  今年大体来说,是继续巩固的问题,当然有些地方还是要发展一些,但必须稳步前进。
  下面干部要看上级,上急下更急。
  关于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的发展速度,中央已有指示,要从各方面加以约束。
  首先在数量上,原计划五年组织起来的数目达到总农户80%,可能还多了一点,最好再约束一下,老区发展到70%至80%左右,新区发展到50%至60%左右。
  年度计划怎么定,由各大区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合作社的发展,原来计划老区是45%,新区12%,现在还要压缩一下,老区五年发展30%一40%,新区6%一10%,有些地区还可更低一些。
  合作社社员户数,也要稍加约束,大概是十五户到二十五户,以不超过三十户为宜。
  根据群众今天的经验,生产工具和干部情况,都不能过火。现在也有一百多户而办得好的个别社,但要靠县级干部经常帮助,能有多少个县级干部呢?
  它既然办得好,有成绩,有条件,当然不要改了,大的当然比小的好,问题是群众觉悟程度,干部领导能力。
  按目前条件,一般是搞的过大了反而妨碍生产。有些过火的社维持不下去了,妨碍生产,群众有意见,需要解散的就坚决解散。
  有些合作社基本上办得好但有些毛病,应当整顿一下。
  现有的合作社,不是一切都办坏了,如果认为一切都坏都要解散,那就是走极端的办法,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总之,公式主义不分析具体条件,是要不得的。必须分别对待,分别处理。
  从数量上约束一下,做得好的,超过一点也不要紧,更重要的是从互助组合作社质量上加以约束,在内部的做法上加以约束。
  邓子恢再次强调要处理好贫农和中农的关系。
  一方面是要克服贫农向中农揩油的思想。不能像土改时候那样,土改时是搞地主以满足贫雇农,那是对的;今天揩中农油以满足贫雇农,那就错了。
  今天的贫雇农将来也要成为中农的,今天要他揩中农的油,将来就会让别人来揩他的油,这就使贫雇农对上升增加顾虑,结果两头不讨好。
  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有的中农、富裕中农企图把牲口、农具估价过高,分红过多,使贫雇农吃亏。
  在对待组内社内的关系问题上,要坚持等价互利的原则,但也不能那样理想化绝对化,必须认清主要是贫雇农与中农的关系问题,要双方兼顾,逐渐做到更加合理。
  邓子恢指出:
  合作社的公共财产是要随着生产发展而逐渐积累的,不要积累的过快,一下子搞的过多。
  因为公共财产积累的快了,就会影响社员的收入。
  社员入社是为了多打粮食,多分红,多收入,改善生活。公共财产多了,收入少了,他的积极性就下降了,就很难持久。
  因此合作社的公共财产要加以约束,要慢一点,稳一点,发展慢一点没有坏处。
  但不是说不要,公共财产是要的,要根据群众自愿,收入得多,在增产中抽出一部分积累公共财产是可以的。
  今天收入并不多,增产也不多,公共财产搞多了,必然脱离群众。

  (5)批评两种错误倾向
  邓子恢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
  一是合作社吃大锅饭必须反对。
  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是共产主义,今天办不到。硬要搞,一定搞坏。
  斯大林也批判过苏联的农业公社,苏联还行不通,我们更行不通。
  苏联现在还是共同生产,分开消费。
  我们的合作社必须是按土地、牲口、农具、劳力来分配,分到的粮食由各人自由支配。共同消费一定要纠正。
  二是有的地方提出:“时时互助,事事合作”的口号,这是不妥当的,行不通的。
  农村中有三种活,一种是一定要互助的,靠集体劳动才搞得好,一种是可互助可不互助的,还有一种是单干较互助好的,如喂鸡、喂猪、种点蔬菜及其他家庭副业劳动。
  哪些集体搞,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根据农民的自愿而定,农民的劳动时间不要通通集体支配了,如果他自己连冬闲和农事闲隙时间也没有一点活动的自由,那是不行的。
  假使农民生活上极不方便,生产上也有妨碍,一定要遭到群众反对。

  (6)目前农村中某种紧张情况及安定团结的方针:
  邓子恢说:目前农村中不少地区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紧张情况,就是农民不安。怕“共产”、怕“社会”、怕露富,这种情况对我们是不利的。
  现在的方针是把农村安定下来,巩固我党在农村中已得的阵地。
  不安,基本是中农问题。从东北黑龙江的材料看,生产积极性高,扩大生产的占24%,缩小生产的占13%,而维持现状的占63%。24%是雇贫农,土改后仍未上升为中农。13%是富裕中农、富农与土改前的地主之类。
  而问题的关键是那63%,他们是中农,他们多少有些顾虑,不敢放手经营,是现状维持派,也不缩小,也不发展。
  中农不安定,有顾虑,对我们的政策不摸底,不了解什么是“共产”,什么时候“共产”。
  必须使他们安定下来,否则就不能巩固党在农村中已经得到的阵地。
  如何才能安定下来呢?我认为要解决五个问题:
  第一,要照顾个体农民的积极性。
  中央互助合作决议中指出,土改后农民有两种积极性,一种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种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两种都要照顾。
  为此,在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同时,还必须:
  (1)尊重农民的土地财产所有权。保护农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2)相对地固定负担。
  (3)限制富农剥削,允许富农存在。
  邓子恢提出,必须把逐步改造农民小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
  他说:“所谓‘确保私有制’是不对的,因为对农民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是要积极加以改造的,农民现在的这种私人所有制必须逐步由将来的集体所有制来代替,怎样“确保”呢?不能确保。这是总方向,不能怀疑动摇。
  但不是明天就能一下子改变过来,而要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长些时间才能完成。
  对农民的私有制这个问题,必须逐步去解决,不能过急。
  分了土地给他,就不能又随便剥夺了,必须依法保障这种所有权。
  机关修房子,占了农民的地,就一定要给农民适当的代价,要把他们安置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不能马马虎虎,造成农民的恐慌。
  有些地方处理得不好,就闹了许多乱子,如河南修飞机场,修水库,没有向农民很好宣传,也没有给以安置,就插牌子,以致引起骚乱。
  必须把逐步改造农民小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弄不清,就会造成群众恐慌。
  改造农民私有制是总方向,决不能动摇的,但不能说横竖将来要归公,就随便去侵犯农民的土地及其他私有财产。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1 05:47:34
  16、邓子恢讲演农村政策(3)

  邓子恢讲了对富农的政策:现在是既要限制富农发展,又要允许富农存在。
  不能说不允许富农存在,而且完全不让富农有一点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富农发展一点不要害怕。
  总的方针是限制富农发展,这个是决不能犹豫决不能动摇的。但又不能完全杜绝富农某种程度的发展。
  这是矛盾的。在这方面掌握起来要讲究艺术的。
  邓子恢讲了所谓“四大自由”问题。
  他说:笼统提出“四大自由”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但关于雇佣、借贷、租佃和贸易四个问题则应有正确的处理:
  (1)雇佣问题。
  雇佣自由的口号可以提,是不是雇工会有增加呢?当然可能,但今天是有没有人敢雇工的问题,而不是雇工的人很多。
  对雇工的工资问题,雇工的各种待遇问题,当然不是允许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这个自由是有条件的。
  (2)借贷问题。
  今天要提倡自由借贷。农民要借钱,国家没有这些钱去帮助农民完全解决困难,他就要借贷。
  规定几分利是高利贷,几分利不是高利贷,用意是好的,但如没有国家的农业贷款之增加和信用合作事业之发展相配合,则其实际效果不大。
  因为他可以搞黑市,搞地下借贷。
  允许自由借贷是否就是让高利贷泛滥发展呢?不!我们要搞信贷合作,低利借贷,用经济斗争的办法慢慢战胜高利贷,减少高利贷,直至最后消灭高利贷。
  单纯用行政命令,高利贷是禁止不了的。
  (3)租佃问题。
  土地买卖和租佃的自由,土地法上规定了,今天还不能禁止。但这种自由的范围很小,实际上仅允许鳏寡孤独烈军工属及没有劳动力从事耕种的人出租土地。
  将来是否要禁止土地买卖,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措施去禁止土地买卖,中央还没有考虑。
  今天土地买卖是可以的,但是否让随便买卖呢?不是的。我们要尽可能帮助贫困农民克服困难,要从各方面来帮助贫困农民,如贷款、互助合作等等,使他不卖地,卖去土地对他们很不利,卖了就更加贫困了。
  所以这个自由很有限度,并应尽量缩小这个自由的范围。
  (4)贸易问题。
  商业买卖自由是不禁止的,但要在国营贸易领导和节制下。
  所谓领导就是控制。贸易自由的范围也是有限度的,有控制的,不是让其泛滥发展。
  但是不是不让私人做买卖呢?不是的。包不了的。去年调整了商业后,私人商业有些发展,这是必然现象,不要怕,一方面其中有些偏向,有些过去考虑不周的地方,有些空子,所以贸易公司合作社发生困难了。
  今天就要想法解决。但这决不能恢复过去的情况,不准私商下乡,我们一切包下来。
  如木材过去是完全控制的,只准卖给木材公司,农民自己的木材砍下来做棺材做房子都不行了,要经过批准,这怎么能行得通。
  但现在全国木材是否可让木商完全自由通行,那也不行,还要经过一定的市场管理,所以贸易自由是有控制的。
  这样做就是对富农发展有所限制,总的是要限制,特别是互助合作,社会主义的比重加大,也就是限制富农发展。
  主席对这些问题说得很明确。
  我们通常的毛病就是:左右摇摆或者是总的方向发生动谣,如对农民的私有制度不加改造,让富农无边的发展,或者是限得太死。
  必须把当前政策和发展方向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既稳定农民积极性,又有利于按总方向前进。
  第二,必须切实把互助合作办好。
  我们说把群众的个体生产积极性稳定下来,绝不是说要把互助合作运动停止,而是如何把互助合作运动办好,确实多分红,多打粮食,在农民群众中真正起教育示范作用。
  中农是左右摇摆的,我们办的好,确实有利,多打粮食、多分红,生活有改善,中农就过来了,就不再恐慌了。
  互助合作对中农、贫雇农是好的,就是对富裕中农也没有什么不好,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不要再揩他们的油就是了。
  所以决不要因为目前农村中的某种紧张情况而停滞不前。
  但不要急躁冒进,要说通积极分子,有些合作社确实太大的,领导不了的,应该分开来;
  某些合作社不够条件的要改组;
  有些合作社是形式主义,根本没有合作,只是挂个牌子的干脆不要;
  基本上办的好但有些毛病的,要帮助它巩固下来;
  有些办的好的就帮助它前进,这个工作搞得好,就可以在农村中树立榜样。
  第三,农村中新的建设工作要分轻重缓急,量力而行。
  我们有许多事情本来是好事,但办的太急了,要明天做的,今天来做就急了,不分轻重缓急,百废俱兴,结果使好事变成坏事,成为农民的负担,这就不是量力而行。
  农村要不要做建设工作呢?要的。水利是要兴修的,但盲目的打井,不该挖塘的地方要挖塘,就不好了。
  有些事情本来人民是欢迎的,如果要他们负担太多,任务太大,负担不起,就不好了。
  我们应该从当时当地人民的需要与可能出发,量力而行。   
  第四,还要设法增加农民生产资料,提高农业生产。
  关内各大区反映,牲畜及大农具尚未达到战前水平,只达到80%,小农具增加了,大农具并没有恢复。
  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增加农民的生产资料,第一步要求得恢复,第二步再求得上升。光靠劳动力,不从生产工具方面没法改善,生产水平的提高就是不稳固的。
  生产资料主要是牲畜,南方的牛,北方的马。要想各种办法去繁殖牲口,改良畜种。
  其次是大农具,犁、耙、水车,还有肥料。
  必须奖励农民增加生产资料,添购耕牛,添置农具,增加肥料。
  目前新式农具不多,化学肥料、豆饼也不多,主要还是旧式农具,粪肥、草肥、当地的花生饼、菜子饼、茶子饼。
  各大区、各省、各县要想办法奖励农民增加和改善生产资料,并应在税收方而,贷款方面对供应农民生产资料的手工业多加照顾。
  因为解决目前农村所大量需要的生产资料,绝大部分还要靠手工业,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供应,因此对手工业的扶植,帮助手工业发展,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
  各省、各专区、各县办的小工业都应为本地农民服务,面向本地推销。
  第五,发展贸易合作,加速城乡物资的流转,对农村生产是很重要的。
  有些土产,如桐油,固然是出口货,但可以开辟国内市场。在县与县之间、省与省之间、大区与大区之间,可以组织交流。这很重要。
  不把农民的土产推销出去,他的副业收入就少了,购买力就低了,生活也很难改善,也就会影响其再生产能力,影响农业生产。
  各地党委应注意对各地贸易公司以及合作社的领导。
  贸易公司、合作社逐步推广与农民的合同关系,这是我们要把千百万个体经济、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吸引到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中来的重要方法之一。
  过去所执行的预购政策,实际上就具有合同性质。但农业生产还是靠天吃饭的,合同订的多,老天爷不帮忙,收不到,合同就不能执行,所以这种合同要有一定的伸缩性。
  这方面经验很少,不可太急,要慢慢摸索,求得逐渐吸引农民到国家的计划经济轨道中来。
  做好这五项工作,就可使各地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程度的紧张情况安定下来。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1 19:20:19
  17、主席南巡

  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主席离开北京,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这是主席进北京城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
  这一天上午,专列路过河北,他想找一位县委书记了解农村互助合作的情况。
  河北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专列上。
  专列奔驰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原上。北方的二月,天气比较寒冷。但车厢会议室里却春意融融,坐着主席、罗瑞卿、杨尚昆、马国瑞(**河北省委副书记)和张玉美。
  主席向张玉美详细询问邢台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
  当了解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七时,主席又高兴又惊讶,问原因是什么。
  张玉美答:第一,邢台县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第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方针、原则和办法符合民意,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
  接着她介绍了两个村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有七十户,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一九五二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十二。
  主席听了十分兴奋,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主席又问办社中有哪些困难和问题,要求张玉美一个一个地具体回答。
  晚饭后,专列快到郑州车站,谈话就要结束了。
  主席最后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
  张玉美请求对邢台县的工作给予指示,主席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
  这是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
  1953年2月16日深夜,主席乘专列来到阔别二十五年之久的武汉。
  2月17日晚,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少数领导人一起吃饭。
  在吃饭中间和饭后,向当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任重询问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
  主席在谈话中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根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主席这次谈话的要点如下: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
  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
  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
  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三、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棉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
  2月18日,主席向武汉市和武昌区有关负责人调查手工业状况。
  2月19日,主席又找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讲到社会主义改造时说:
  “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
  “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当天中午,主席离开武汉,乘“长江号”军舰顺流而下,在九江换乘“洛阳号”军舰,2月20日来到安庆。
  晚九时许,军舰停泊于安庆江面上。据当年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回忆说:
  “21日上午,我和安庆市委书记赵瑾山同志一起到了舰上。呆了一会儿,毛主席起床了。十一点钟,我们跟随主席到江岸上散步。
  “毛主席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走到群众的菜地,一边走,一边指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我们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然后我们又随主席登上军舰到南京去。
  “我们正准备汇报工作,主席说,今天不要你们汇报,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
  “我讲到土地改革后开始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
  “主席讲,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了,人家也不方便。
  “当汇报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毛主席指出,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
  “他形象化地扳着指头数着说:假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项八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十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
  主席乘“洛阳号”军舰来到南京。然后北上经徐州、天津,2月26日回到北京。
  一路上向江苏省、天津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负责人着重了解经济情况。
  这次南下视察,主席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不仅对中央局和省一级的领导干部说开了,而且对地区一级并要求对县一级也要说开。
  三个月以前,罗瑞卿还为扩大范围传达过渡时间问题而写了检讨,现在主席直接把这个问题在更大范围传开,可以看出主席在思想上的变化。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七日晚八时,主席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主席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话的内容。
  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十到十五年走完了。
  “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
  此时,主席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对这条总路线的比较准确的表述也基本形成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2 07:49:11
  18、集权树威

  提出总路线,向社会主义过渡,会不会遇到阻力呢?主席在考虑这个问题。
  消灭资产阶级,共资本家的产,广大工人当然高兴,他们早就看着资本家有钱眼红呢。
  消灭小农经济,实际上是共富裕农民(中农、上中农)的产,那些土改后生活下降的农民,尤其是那些好吃懒做的人是积极拥护的,
  他们已经荡尽了土改分得的土地财产,正眼巴巴的盼着“第二次土改”呢。
  所以,主席觉得他要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定会受到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的拥护(贫下中农比土改时的人数大大减少,土改时的许多贫下中农已经先富起来了,上升为中农或者上中农)。
  他所担心的,是在党的高层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主席首先想到了第二号人物刘少奇。
  对于农业互助合作和集体化问题,刘少奇和他有很大的分歧;在其它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有很大分歧。
  比如,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刘则主张优先发展轻工业;
  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他强调要限制、斗争、改造,而刘则强调发展、团结、利用;
  在国营企业的工会问题上,他认为国营企业工人和管理干部的利益完全一致,没有矛盾,工会和管理干部立场完全一致;
  而刘则认为在工人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工人和管理干部存在着矛盾,工会应该维护工人的利益。
  刘少奇一直主张维护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按《共同纲领》办事,保护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私有制。
  而现在,他要用“过渡时期”来取代“新民主主义阶段”,要抛开《共同纲领》,要消灭资本主义和农民的私有制,刘少奇能积极紧跟么?
  更令他担心的是,刘少奇的威信正在越来越高,他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得到许多党内外高层人士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不少的**中央文件不经过他圈阅,刘少奇竟然直接下发。
  主席又想到了第三号人物、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竟然在一次讲话稿里写道:建国三年来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就,是由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
  最令他不能容忍的是,周恩来在政务院独揽党政大权,政府的许多大事都不向他请示报告。
  1952年12月,财政部薄一波对《税制》进行了修正,竟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照顾了资本家。
  周恩来批准了这个新税制,向下传达贯彻执行。事先,征求了工商界代表人士的意见,却没有向他这个主席请示报告。
  主席意识到,要想顺利通过和贯彻他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他必须独揽大权,说了算。
  他决定,必须批判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等观点,加强中央集权,扫除通过和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阻力。
  1953年2月,主席严厉的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还批评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
  根据主席的提议,**中央于1953年3月10日做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决议郑重宣布: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
  决议规定:
  第一,政府各部门对于党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需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和请示。
  第二,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党组工作直接受中央领导。
  第三,今后政务院各部、委、办等部门,要直接向党中央各个委员会对口请示报告。如系主席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
  这样一来,周恩来的党组干事会书记的职务自然被撤销,对政府内部党组的直接领导权被主席收回了。
  决议还作了如下分工: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
  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
  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等负责;
  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
  外交工作(含外贸、外经、侨务、文化联络),由周恩来负责;
  其它工作,由邓小平负责。
  接着,又把政务院的各个部,分别划归以上各口直接领导。这样一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就成了光杆司令,归他直接管辖的只剩个外交工作。
  1953年5月19日,主席连续两次严厉批评刘少奇和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需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
  (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6 07:20:22
  本卷在粗线条勾勒出的广阔历史背景下,主要写1953-1956年的“三大改造”运动,重点写农业合作化运动,即对农业、农村和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说,重点写这一时期的大陆“三农”大改造问题。
  本卷既写上层在“三农”改造过程中的争论,也写百姓在“三农”改造过程中的苦辣酸甜。重大事件依据史实,细节多艺术虚构;它摆脱了一般历史书的写法,而是编写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那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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