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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27】红楼风雨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5 06:42:15 点击:1396 回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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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27】红楼风雨

  1、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任务的转变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后,党在宣传和思想教育方面的工作任务随即发生转变,从过去着重于新民主主义纲领和方针政策的宣传,配合各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转向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来宣传、教育全国人民。1953 年年底起在全国大张旗鼓地进行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是过渡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转变的开始。党中央认为,为着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为着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对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使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国居于统治地位,在群众中占优势,借以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发挥他们为这一事业的胜利而艰苦奋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学习和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整顿和改进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党对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认真健全党在农村和城市中的各级宣传机构、宣传网和经常的宣传活动,以便更有系统地、经常地、普遍而深入地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1954 年5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1951 年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三年来的经验,确定党的宣传工作在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教育全党和人民群众,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会议讨论了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关于加强党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的指示》,会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下发。关于改进报纸工作,中央在肯定全国报纸工作最近几年内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指出报纸工作也存在一些缺点,如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不够密切;报纸上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经常地、正确地展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宣传还很薄弱;忽视关于党的生活的宣传;经济宣传带有片面性等。针对这些问题,中央提出党的宣传工作的要点:第一,要加强理论宣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党的总路线,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党的政策和决议。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不是空洞的,而要同实际问题和干部群众的思想密切结合起来,对实际工作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对干部群众中的一些思想问题,要系统地加以说明和有针对
  性地加以解释。第二,要加强宣传党的生活,包括党在各项建设中的政治领导的正确实施;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党在整个国家建设事业中的领导作用,党的组织的堡垒作用和干部、党员的模范作用。有系统地说明党的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向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第三,要改进经济宣传,各级党委必须经常通过报纸去动员千百万群众开展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争取在工农业等方面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五”计划,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宣传中要有以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整体观念,关于工业和农业、交通运输、财经工作和贸易工作的发展,都要适当注意宣传。此外,要改进对国际问题的宣传和报纸评论工作;改进新闻报道,强调要准确、多方面、生动、及时,要以事实为基础。此外,中央重申要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报纸是党用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最尖锐的武器,同时要求批评的事实要完全正确;批评要有利于实际工作,有利于团结,要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以至对被批评者都有帮助;批评要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态度;要加强党委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领导。关于加强党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中央提出要在广大农村有系统地对农民群
  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健全党在农村中的宣传网和经常的宣传活动,将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到社会主义的水平,以便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必
  要的思想基础。党的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的转变,还表现在加强思想战线的斗争方面。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深刻的革命,它要消灭任何形式的剥削制度,基本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对于全国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都会引起从未有过的变化,比民主革命的影响要广泛和强烈得多。由于资产阶级分子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每一步进展都会作出各种不同形式
  的抵抗,要在人们头脑中用社会主义思想来代替资本主义思想,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如果说,过去几年党集中力量于各项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工作,只能比较着重于民主任务的宣传,而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对于党内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作的斗争在范围上和程度上都比较有限的话,那么,今后党的宣传工作必须结合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进行,结合国内和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系统地、经常地、生动地、切合实际需要地灌
  输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宣传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必须向妨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为此,会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必须在全部思想战线上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严肃斗争”的基本任务。总的来说,围绕贯彻实施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中央要求在全党以至全国人民中间开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宣传和教育活动,明确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一切环节上加强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这对于在全体人民中奠定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6 12:38:18
  2、加强党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
  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及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也要适应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新的转变。1953 年9 月23 日至10 月6 日,全国文联在北京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文化动员大会。会议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我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基本准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是现在才开始有的,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当前我国已进入过渡时期,在人民生活中社会主义因素正日益迅速地增长并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使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有了更广大的现实基础。会议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但不束缚作家在选择题材、表现形式和个人风格上的完全自由,而且正是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自由,藉以发挥作家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毛泽东为指导戏曲工作提出的“百花齐放”原则,应当成为整个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方针。会议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发展上的问题,认为在文化工作的领导上,仍然存在着习惯于采取简单的行政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活动的缺点。会议认为,党的组织应当更多地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来组织他们的创作,更多地发动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上的自由竞赛,在他们中间开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用正确的社会舆论来推动和指导创作,为他们的艺术劳动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这样做不是削弱党和政府对文学艺术的领导,恰恰是更好地实现这种领导。会议肯定了1951 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同时指出文艺批评中存在的偏向主要是:往往没有把整个倾向是反人民的作品同整个倾向是进步的但存在缺点甚至错误的作品加以区别;没有把作家对生活的有意识的歪曲,同由于作家认识能力不足或表现技巧不足而造成的对生活的不真实描写加以区别;在进行文艺批评时,一律采取揭露、打击态度,导致了人们对批评的反感。会议要求批评家对于作家要有同志般的爱护态度,要把严肃的批评和热情的鼓励、对作家的严格要求和对他们创作的关心结合起来。这些政策原则的总结和概括,是第二次文代会在正确认识文艺创作规律基础上取得的可贵成果。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9 月10 日,中共文化部党组向中央提交《关于目前文化艺术工作状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该报告提出,在过渡时期,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应该是:积极发展为人民所需要的文学艺术创作,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广大人民,鼓舞群众努力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并逐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
  1954 年1 月8 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并作了长篇批示。
  中央在批示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要求已在不断增长,今后通过文学艺术形式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教育的任务,将日益重要,必须认真地改进并加强对文化艺术事业的领导;文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积极发展适合群众需要的新的文学艺术和电影的创作,同时对民间原有的各种艺术和文化娱乐形式应广泛地、正确地加以发掘、利用、改革和发展。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宣传部和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抓紧对文艺创作(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的领导,引导作家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前进,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深入实际生活,加强艺术实践;必须切实克服在领导创作上的简单行政方式和粗暴态度,对作家的创作活动应耐心地、分别地给以必要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使他们能有良好的成就。中央在这个批示中提出了过渡时期党领导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对于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下繁荣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几年来,文化艺术事业如同国家建设的其他事业一样得到良好发展,新的人民的文化艺术已经基本上代替旧的、腐朽的、落后的文化艺术。新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诗歌、话剧、电影、歌剧、歌曲、舞蹈、美术作品等,都在群众中获得广泛传播。民族传统的戏曲,在内容和舞台形象上都经过初步改革,并创造出一些新的剧目。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主要有小说《铁道游击队》、《风云初记》、《活人塘》、《五月的矿山》以及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在茫茫的草原上》;有表现抗美援朝伟大斗争的通讯特写集《保卫和平的人们》、报告文学集《志愿军一日》等;有话剧《考验》、《明朗的天》、《西望长安》、《万水千山》等;有新编京剧《将相和》等。电影事业也有较大发展,故事片制作逐年增加,上映了《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董存瑞》、《上甘岭》、《祝福》、《李时珍》以及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一批优秀影片。文化部继1952 年底举办由23 个剧种、37 个剧团共1800 多人参加演出82个剧目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之后,在1953 年举办了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
  舞蹈会演。1954 年,在华东地区举办了有35 个剧种参加演出158 个剧目的戏曲观摩演出会。1956 年,在北京举办了盛大的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来自全国的41 个话剧团体共2000 余人参加演出了50 多个剧目。1956 年5 月,浙江省昆苏剧团进京演出昆曲《十五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周恩来称赞这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作了评论。社论指出:《十五贯》不仅使古典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总的来说,在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初步繁荣,对于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鼓舞他们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努力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7 12:28:55
  3、推动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推进,科学和教育的作用愈显突出。为使我国科学研究工作适应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1953 年9 月和11 月,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先后就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工作、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向中央提交报告。报告检讨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从国家建设的要求看,现有科学基础和力量还较弱;在团结现有科学家和培养新生力量方面也存在不足;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上,有急于求成和片面强调联系实际的倾向。对于科学工作的方针、任务和重点,报告提出,应遵循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工作经验,积极支援国家建设,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努力。党中央对上述报告十分重视,于1954 年3 月8 日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并作了长篇批示。
  中央在批示中首先阐明了科学工作在国家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生产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的时候,必须大力发展自然科学,以促进生产技术不断进步,并帮助全面了解和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我国科学基础薄弱,而科学研究干部的成长和科学研究经验的积累,都需要相当长的时期,必须发奋努力急起直追。中央强调团结科学家是党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政策,并对我国科学家队伍作了分析,指出: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在科学工作中做出一番成绩贡献给国家。他们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必须重视和尊敬他们,争取和团结一切科学家为人民服务。在这样的前提下,首要的任务就在于发挥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的积极性,关心与帮助他们的研究工作,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安排顺利的条件。针对过去在知识分子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偏差,中央强调对科学家进行思想教育是一项长期耐心的工作,必须在尊重他们的科学工作、发扬他们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不损伤他们自尊心的前提下进行。中央要求科研部门党的基层组织要在青年科学工作人员和老科学家中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逐渐改变科研单位中党组织力量薄弱的状况。
  中共中央的这个批示,是在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党制定的第一个系统地阐明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政策的基本文件。根据中央批示的精神,中国科学院和各有关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贯彻执行。中央在批示中指出,“科学院是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不再是政府的一个行政机构,是国务院领导下的国家最高学术机关。适应这一变化,中国科学院的组织形式也作了相应改变。鉴于当时设立国际通行的院士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中央认为中国科学院分学科成立学部,聘任有成就的科学家为学部委员,将有助于更好地团结全国科学家,领导并推进科学事业的发展。实行学部委员制度,也便于为逐渐过渡到院士制度作准备。经过积极筹备,经国务院批准,中科院聘任233位学部委员(未去台湾而留在大陆或由国外回到大陆的前中央研究院院士基本上都受到聘任),分别建立四个学部,即数理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1955 年6 月,中国科学院举行学部成立大会。全国科学研究体制逐渐形成,为以后全面发展科学事业、制定科学长远规划奠定了基础。到1955 年底,全国科学技术人员已达40 余万人,专业的科研机构超过800 个。这支力量在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建设新的工业基地,消化、吸收从苏联引进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9 10:21:24
  4、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适应新的形势,我国教育事业也面临着工作任务的转变。1953 年5 月,中共高等教育部党组就全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方针向党中央提交报告。报告认为:培养干部应与国家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的需要相适应,首先要保证重工业、国防工业及与此密切相联系的地质、建筑等方面技术干部的供应。高等教育应兼顾目前需要与长期建设需要,高等工业学校应以本科为主,专科为辅。综合大学是高等教育的基础,必须加强领导,着重发展理科。政法、财经高等学校及
  社会科学、哲学、文史等科系,应适当集中,进行改造,为以后的发展准备条件。高等学校应加强与中国科学院的合作,结合教学工作逐步开展科学研究,以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科研人才。要进一步贯彻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吸收优秀的产业工人入学,培养工人出身的专家和工业领导骨干。同年9 月,党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1953 年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后,全国高等学校继续进行院系调整工作。其重要步骤之一,是由周恩来亲自指导在北京建立了“八大学院”(即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医学院)以及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政法学院。
  为了改变高等学校过于集中于沿海大城市的状况,1955 年经国务院批准,将沿海地区一些高等学校的专业、系迁至内地组建新校,将少数学校全部或部分迁至内地建校;同时加强内地原有学校。经过几年的调整,1956 年全国高等学校发展到227 所。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为代表的综合大学,以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华南工学院、太原工学院等为代表的多科性工业高等院校,以及一批师范、农林、医药、财经、政法、艺术、体育等各类专科院校及少数民族院校,构成了我国比较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由1952 年的19.1 万人增加到40.3 万人。普通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各类中等学校在校学生由1952 年的314.5 万人增加到600.9万人,小学在校学生由1952 年的5110 多万人增加到6346.6 万人,成人教育、职工教育和工农群众的业余文化教育也都有了很大发展。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0 06:46:53
  5、重视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
  医疗卫生部门也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今后的工作重点和任务。1953 年10 月,中共卫生部党组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目前的实际情况,确定今后卫生工作的重点首先是加强工业卫生工作和城市医疗工作,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治对人民群众危害最大的疾病,农村卫生事业应与互助合作运动相结合,有步骤地开展。党中央于1954 年4 月批转了这个报告。
  为了改变医药卫生界过去存在的中西医对立和歧视中医的情况,1954 年11月23 日,中共中央对原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作了批示。中央指出,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同时要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祖国的医学遗产,加以提高;纠正对待中医的武断态度和宗派主义情绪,巩固地建立中西医之间相互尊重和团结的关系,使我国固有的医药知识得到发展,并提高到现代科学的水平。
  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医药卫生界认真贯彻团结中西医的方针,严肃批判认为“中医是封建医”、主张“三十年消灭中医”等错误言论,引导医务工作者认识到如何对待中医,首先是一个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关系到广大人民生命健康的问题。经过努力,逐步形成了我国中西医不仅在防治工作上互相团结,积极合作,而且在学术上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的良好局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经济恢复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增长也随之加快。据1953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人口(不包括台湾、港澳和华侨人口)超过5.8 亿,自然增长率达23‰。这样一个增长率所产生的供应问题,对政府是一个很大负担。可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政策观念,中央卫生部制定了一套严格限制节育、鼓励多生的社会政策。而中国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也阻碍着已婚妇女更多地投入生产事业。许多群众有节育的愿望和要求,却缺乏避孕节育的知识和药具,往往盲目采取不科学的办法,导致有害健康的不良后果。为此,全国妇联出于对妇女健康和利益的关心,多次反映群众对节育的呼声,呼吁卫生机关应主动拟定办法,帮助干部、群众解决避孕问题。
  1953 年8 月以后,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几次指示卫生部要改变限制节育的态度和做法,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帮助群众节育。邵力子、马寅初、林巧稚、杨崇瑞等社会知名人士和医学专家,也积极倡导计划生育,呼吁政府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为了控制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澄清各方面对避孕节育问题的模糊思想,1954 年12 月,刘少奇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进行座谈,并在总结讲话中代表中央指出:现在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他分析说,中国已经有六亿人了,现在每年平均增长率为2%,如果不节育,增加还要快。这样不仅“父母、家庭、小孩子本身都困难,社会和国家也困难”,而且一下子解决不了。因此,“反对的理由都不成立”。他要求先把党内思想统一起来,同时以卫生常识的形式进行宣传指导,并组织好有关药品和器具的生产、供应。自己生产不足,允许进口。
  1955 年2 月,卫生部党组提交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对草率地采取反对节育的政策、盲目地不赞成绝育的做法作了检讨,并就提倡节育所涉及的党内外、卫生工作人员及人民群众中的宣传教育问题、有关药具的生产供应问题等提出了相应的措施。3 月1 日,中央批发了这个报告,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作出的关于提倡节育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
  毛泽东对全国妇联及马寅初等专家学者提倡节育的建议,是持赞成态度的。1956 年10 月,他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一次谈话中说,“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呢?我想是可以的。”在这以后,他多次提到计划生育工作,“设一个生育计划部”,“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做,达到计划生育”。这一时期党关于提倡节育的政策思想,为我国制定人口政策和后来确定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供了正确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
  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医药卫生事业在这个时期取得显著成绩。城乡卫生医疗网初步建立起来,国家公职人员、大学生和工矿企业职工享受到公费医疗和劳动保护。国家采取减免收费的办法加强对严重危害农民健康的流行性疾病的治疗,烈性传染病、肺结核病和性病初步得到控制。1956 年与1952 年相比,全国卫生机构总数由38987 个增加到107305 个,疗养院、所由270 个增加到799 个,卫生防疫站由147 个发展到1464 个,妇幼保健所、站由2379 个发展到4564 个。各类医疗卫生机构都有成倍、成几倍的增长,同时较好地发挥了中医在群众医疗保健工作中的作用,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供了保障。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1 06:55:58
  6、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根据过渡时期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任务,1954 年至1955 年,党在思想文化领域领导组织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这个批判,最初是由批评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引起的。《红楼梦》是中国优秀古典文学名著。历史上,由于学术研究者对它的研究方法及评价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胡适等为代表形成“新红学派”,俞平伯为代表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俞平伯任北京大学教授,是向党靠拢的一位学者。1952 年9 月,他将1923 年出版的《红楼梦辨》略加修改,以《红楼梦研究》的书名重新出版。1954 年九十月间,两位文学青年先后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和《光明日报》发表文章[6],批评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其基本观点和方法是“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
  9 月中旬,江青到人民日报社提出,要《人民日报》转载《文史哲》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经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研究,由党中央机关报刊登这样引起学术争论的文章不太适宜,商定由中国文联主办的《文艺报》转载。《文艺报》在转载时加了编者按语指出,文章作者是两个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希望引起大家讨论。同时指出,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对于学术研究领域这一不同意见的争论,毛泽东极为重视。他认为,《人民日报》对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不予转载,是对这种批评的“阻拦”。
  10月16 日,毛泽东就此事给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宣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负责人写信指出,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是30 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是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 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他认为,1951 年虽然批判了电影《武训传》,“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8]毛泽东的信从批判俞平
  伯的红学观点,引申到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提出的问题十分尖锐,在文化学术界引起高度重视。
  10 月31 日起,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举行多次扩大会议,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批判。12 月2 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对批判胡适派唯心论思想作了部署。会议认为,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代表者;全面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为此,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工
  作委员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内容包括批判胡适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以及哲学史、文学史等方面的思想观点。讨论会延续到翌年3 月,共举行21 次。在这期间,全国各报刊陆续登载大量文章,集中批判胡适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并延伸到在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以肃清胡适思想的影响。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
  观点,特别是其中很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观点,是必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这有助于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并经过他们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去辨别和消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更好地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工作。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势必流于片面和简单化,使思想、学术上的观点不能平等地进行讨论,弄清是非。虽然党提出对俞平伯这类知识分
  子应当采取团结的态度,但是围绕《红楼梦》学术研究思想的批判实际上演变为一种政治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清理和批判,是当时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批判中有“全盘否定”的缺点,存在着把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带来了消极后果。
  (1-6摘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2 08:11:27
  7、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1)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全面而深入地进行,毛泽东又在学术思想领域,领导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开始,发动了一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问题的提出,是从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引起的.o一九五四年三月,《新建设》杂志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作者扼要地总结了自己对《红楼梦》研究的心得。俞平伯早年著有《红楼梦辨》,与胡适的名著《红楼梦考证》齐名。他们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毫无疑问,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做出过贡献。他在《红楼梦简论》里,对近年来把《红楼梦》完全看成作者家事的新考证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带有积极意义。但受一些条件的限制,他还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评论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于是,他们便选择俞平伯这篇带有学术总结性的文章提出批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青年人向一位学术权威提出的批评。文章写出后,他们曾写信向《文艺报》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又向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的学报《文史哲》投稿,《文史哲》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九月中旬,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副处长的江青向《人民日报》提出是否可以转载.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等婉言回绝。后来商定由《文艺报》转载。《文艺报》主编是冯雪峰。为了转载这篇文章,他写了一个编者按,九月底出版的《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
  毛泽东看了这一期《文艺报》,并在编者按旁写下批语。毛泽东使用了一些尖锐的语言,显然对编者按、特别是它对青年人的态度很不满意。
  编者按说:“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试着”二字旁画了两道线,批了两句话:“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编者按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毛泽东旁批:“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编者按还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这些话的旁边画了两道线,打了一个问号,批了两句话:“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毛泽东对《文艺报》转载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加写的编者按的批注,手稿,1954年10月。)
  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并加编者按以示重视。《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一九五二年修订再版时改用的书名。《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毛泽东看了这个编者按,也很不满意,用质问的口气写了几句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毛泽东对《光明日报》发表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时加写的编者按的批注,手稿,1954年10月。)
  李、蓝文章引用了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底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和“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旁边,批了一句话:“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这样,就把俞平伯的观点直接同胡适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红楼梦》是毛泽东喜爱和推崇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他对这部书读过多遍,有许多独到见解。他认为,应当把《红楼梦》当历史来读,“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演讲,1938年4月28日。),“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2月20日。)。他劝别人要读一点《红楼梦》,不然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毛泽东同王海容谈话记录,1965年。)。他分析过小说人物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他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解释小说中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过:“《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张仙朋《为了人民……》,见《当代》杂志1979年第2期。)所以,毛泽东历来把《红楼梦》看做是社会历史乃至阶级斗争的典型反映。不论是对《红楼梦》社会意义的认识上,还是对这部著作的评价上,毛泽东同过去的“旧红学”和“新红学”都截然不同。“旧红学”用小说中的人和事去附会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新红学”则把小说视为作者的自传。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即《红楼梦研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新红学”的观点。例如,书中说“《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雪芹为人是很孤傲自负的,看他底一生历史和书中宝玉底性格,便可知道”(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雪芹是要为十二钗作传”(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红楼梦》底篇章结构,因拘束于事实,所以不能称心为好”,(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等等。显然,这些观点,毛泽东都是不赞成的。(毛泽东在他仔细阅读过的俞平伯所著《红楼梦辨》一书中,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他画的杠杠和圈点的笔迹,还打了许多问号,共50多处。本书所引俞著中的那些话,毛泽东都画了杠杠,打了问号。)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3 05:59:10
  8、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2)
  毛泽东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所以,他才那么重视,抓住不放,要求引起全党注意。从两个青年人批评权威人物的文章受到冷遇和压制这件事情中,他认为党内存在着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这是不能容许的。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专门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封上写了二十八个人的名字: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中宣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负责人。随信附有李、蓝的两篇文章。信中写道: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
  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
  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官秘史》,在全国
  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信写好后,毛泽东觉得还需要交代一下政策问题,便又补写
  了一段:“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2、353页。)
  本来,关于《红楼梦》的讨论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平等研讨的方法来进行。但是,毛泽东在这封信里,认为对俞平伯的批评,是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认为不支持或不积极支持这种批评的有关负责人,是“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情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并且使被批评者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难以用平等研讨的方法对问题进行讨论。
  十月二十四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六十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评论家、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会上,对在《红楼梦》研究上胡适派和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十月二十七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将这次讨论会的情况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同时也提出: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当天,毛泽东就将这个报告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并告陆定一照办。
  也在这一天,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在文章列举《文艺报》压制青年作者的老爷态度后,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毛泽东对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加写的话,手稿,1954年10月27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批给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
  第二天,袁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打电话向袁水拍询问情况。袁告:是毛主席批发的。周扬便立即召开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两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的错误和《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冯雪峰作为《文艺报》的主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被迫公开检讨。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章,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毛泽东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并写了多处批注。文章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批注:“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文章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毛泽东旁批:“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
  文章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旁画了粗线,并指出:“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①(①毛泽东对黎之《<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一文的批注,手稿,1954年11月。)
  《文艺报》编辑部和冯雪峰的问题,被提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是出乎人们意料的。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4 06:28:32
  9、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3)

  不久,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十一月十四日转载的冯雪峰的检讨。他对这篇检讨也写了一些批注。
  检讨中讲到:“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检讨中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旁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检讨中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毛泽东对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的批注,手稿,1954年11月。)
  从十月十六日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到十一月中旬批注冯雪峰检讨文章,毛泽东的批评调子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严厉。随着批判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集中到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胡适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文化界有重要影响。要批判他,必须作出一个周密的计划。为此,中宣部起草了一个计划草案,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不太满意,十二月一日晚找周扬来谈了他的意见。第二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计划草案作了根本的修改,并于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这个计划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题目十分广泛,包括: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毛泽东看了周扬十二月二日的这个报告,第二天就批了:“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的联席会议。郭沫若、周扬在会上讲话,集中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两个讲话稿事先都送毛泽东看过。毛称周稿“是好的”,郭稿“很好”。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也是经毛泽东审定的。决议的第一条,就是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
  这以后,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广泛地开展起来。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等,总之凡是过去受胡适学派影响较深的领域,都举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一时间,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
  转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任务。
  这次批判运动,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扩大到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又进而扩大到整个文化思想战线上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一步一步地升级和扩展。这次批判,是因为一篇批评文章受到压制而引起的,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其实有其必然性。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曾批评过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指出,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存在,是幼稚可笑的。但自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他的思想逐渐起了变化。既然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被逐步消灭中,那末,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只要读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个指示说:“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3页)
  应当说,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影响很大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观点,是必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对党内出现压制“小人物”批评学术权威的现象进行批评,以推动学术问题的深入讨论,也是必要的。但在批判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过火现象,把一些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简单化了,出现了上纲越高越好、调门越高越好的不正常现象,伤害了一批虽然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给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同时,也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毛泽东读了一些批判文章,也发现了批判中的一些偏差。其实,毛泽东对胡适也并不是全盘否定,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在考据方面的建树,还是肯定的。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会上讲话的传达记录,1957年2月16日。)
  (7-9摘编自《毛泽东传1949-1976)》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5 06:49:51
  10、新派红学家俞平伯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人们的喜爱,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重视,形成了红学。那些研究《红楼梦》的学者,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就成了“红学家”。
  清朝时,中国还没有正式的出版机构,这部书被人们抄来抄去阅读,既不知作者是谁,也不知书中所写内容的时代背景。
  于是很多人猜测这本书大概是写的明末清初顺治皇帝和董鄂妃的故事。由于他们以这个时期的历史隐事去比对《红楼梦》中的人和事,所以人们把这个学派叫索隐派。
  五四运动时期,胡适之从美国留学归来,用从美国学来的学术研究方法研究《红楼梦》,这才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乃江宁织造曹寅的孙子曹雪芹。
  曹寅是汉军旗人,是康熙皇帝的亲信,任江宁织造。江宁织造品位不高,却是个极肥的美差,曹雪芹在曹府里过着穿金戴银,钟鸣鼎食的贵族子弟生活,和江南织造李熙的女儿青梅竹马,产生一段说不清,道不白的恋情。
  雍正登基后,整隶吏治,曹寅被抄了家。曹雪芹父亲携子来北京,又遭到一次查抄,彻底败了家。曹雪芹无处栖身,在西山盖了两间草房避风挡雨。他感慨身世,遂萌生写书的念头,经十载披阅终于写出《红楼梦》前八十回。
  这时曹雪芹贫病交加,告别人世。他的好友高鹗替他补写了后四十回,《红楼梦》终于成书问世。
  五四时期,像胡适这样研究《红楼梦》的有一批人,由于这些人研究《红楼梦》方法新,成绩突出,弄清楚了很多关于《红楼梦》的问题,人们把他们叫做新红学派。
  俞平伯先生就是新红学派的一员。
  俞平伯(1900-1990.10),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浙江省德清东郊南埭村(今城关镇金星村)人。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早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成员。
  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赴日本考察教育。曾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后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
  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顾问,中国文联第一至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俞平伯最初以创作新诗为主。1918年,以白话诗《春水》崭露头角。次年,与朱自清等人创办我国最早的新诗月刊《诗》。至抗战前夕,先后结集的有《冬夜》、《西还》、《忆》等。亦擅词学,曾有《读词偶得》、《古槐书屋词》等。
  在散文方面,先后结集出版有《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等。其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曾传诵一时。
  1921年,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他和学者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兴致很好,后来他把这些信稿集录出版,名《红楼梦辩》。解放后,他把这本书作修订后,1952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名《红楼梦研究》。
  由于曹雪芹的身世和书中主人公贾宝玉的身世极为相似,新红学学派的一些学者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情场忏悔之作。
  确实,《红楼梦》一书深深地打上了曹雪芹家庭及身世的深深的烙印,但这本书出版后,却起到了揭露封建社会,批判剥削制度的客观效果。
  俞平伯先生在新出版的《红楼梦研究》一书中也开始用新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
  其实,《红楼梦》的内容非常丰富,远不是用阶级斗争这个名词可以完全解释得了的,但不管怎样,俞平伯先生是在努力跟上时代的潮流。
  1954年3月,俞平伯在《新建设》杂志发表《红楼梦简论》。同年9月,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仍不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
  1987年,他应邀赴香港,发表了《红楼梦》研究中的新成果。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论著合集。还著有《论诗词曲杂著》、《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俞平伯散文选集》等。
  1990年10月15日逝世,终年91岁。葬于北京福田
  公墓。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9 05:13:54
  11、发起批判俞平伯
  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一化三改”,就是要消灭存在几千年的私有制。这必然引起社会的震动,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消灭私有制一定会叽叽喳喳地说三道四,阻挠反对。梁漱溟不是已经跳出来了么!知识分子中何止一个梁漱溟。
  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必须继续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机会来了:
  一天,主席的夫人、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江青收到了两篇文章,都是批判红学家俞平伯的。文章作者李希凡、蓝翎,是两个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人。
  俞平伯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早年著有《红楼梦辨》,与胡适的名著《红楼梦考证》齐名。1954年3月,《新建设》杂志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作者扼要地总结了自己对《红楼梦》研究的心得。受一些条件的限制,他还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
  江青如获至宝,风风火火地来找主席。
  “主席哦,了不得啦!你看看这两篇文章。”江青把文章递过去。
  “嗯?”主席愣了一下,把文章接过来。
  “这两篇文章是山东大学毕业的两个青年人写的,敢向资产阶级权威开火,了不得!了不得!可是,《文艺报》的总编辑冯雪峰不愿意登。”江青有些愤愤了,“是他们母校的《学报》登出来的。”
  “哦?有这等事?”主席开始重视,展开论文看了起来。
  江青在一旁叨咕:“《文艺报》是冯雪峰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
  主席一摆手,说:“你去找邓拓,让《人民日报》社转载。”
  江青找到邓拓,不料,被邓拓婉言拒绝。邓拓说:“这样学术争论的文章还是《文艺报》或者《光明日报》登载比较合适。”
  江青就拿着主席的令箭打电话给《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然后,如此这般地向主席汇报了一遍。主席大怒,于1954年10月16日,提笔给政治局委员们写了一封信,他提笔写道:
  驳俞平伯和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
  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
  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以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的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主席在上引的信的信封上写下的要求阅读这封信的人名有28个,一类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高层领导人,一类是陆定一、张际春、习仲勋、胡乔木、陈伯达、周扬等文化意识形态的主要负责人,再就是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丁玲、冯雪峰、何其芳等文
  化界所有头面人物。
  主席以写信的方式,表达对某一具体事情的看法,其政治涵义当然非同寻常。而这样的阅读范围,也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看得何
  等重要,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何等之大。
  虽然这封信当时只是在很小范围内传达,但通过间接的方式,很快就向文艺界、理论界宣布了信中的基本精神,并通过报纸宣传媒介
  传向社会各界。
  本来,关于《红楼梦》的讨论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平等研讨的方法来进行。但是,主席在这封信里,认为对俞平伯的批评,是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认为不支持或不积极支持这种批评的有关负责人,是“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主席硬把学术问题扯到政治问题上去。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0 06:36:16
  12、《人民日报》急写批判“檄文”
  
   《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看到主席写的信之后,感到事态重大,立即向文艺部(那时叫文艺组)负责人传达毛主席的的指示,要在报纸上开展批判以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尽快组织文章发表。
  实际上,邓拓在一个月以前就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原来是两位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写了两篇有关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批评他的一些观点,寄给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没有被刊用,他们就寄到母校山东大学的刊物《文史哲》发表了。
  不知怎么,引起了主席夫人江青的注意,要求《人民日报》转载,邓拓为此亲自找李、蓝二位谈话,让他们作些修改后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后来,大约是文艺界有些负责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作为中央党报的《人民日报》刊发此类学术性较强的文章不合适,就决定由《文艺报》转载。他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引起毛主席的震怒,竟亲自插手这件事。
  邓拓指示文艺部的编辑们立即研究有关材料,特别是李希凡、蓝翎近来所发表批评俞平伯观点的文章。他还具体指示:在发表包括李、蓝二位和其他有关评论之前,先尽快发一篇表明报纸态度类似社论的文章。
  写这篇文章的任务,很快就落实到文艺部编辑袁鹰的肩上,要袁鹰起草初稿。
  袁鹰毫无思想准备,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他忽然想起三年前那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势头好像有点相似。
  不过《武训传》是部电影,放映后观众很多,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书有多少人看过呢?
  那几天传说纷纷,只听说江青到报社来传达主席主席的重要指示,说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但是大家都没有看到这封信(直到十年后“文革”爆发第二年,1967年5月27日,报纸上才公开发表了这封信《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的全文)。
  他只能从邓拓、林淡秋(副总编辑)的态度和言谈中,揣摩出信的主要内容和类似“30年来第一次向胡适派唯心主义立场观点开火”的片言只语,体会到任务的分量,似乎可以同对《武训传》的批判相仿。
  
  袁鹰不敢怠慢,就赶读俞平伯研究文章,起草批判“檄文”。
  袁鹰想: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是两本学术著作,并不像《红楼梦》小说本身那样家喻户晓,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恐怕也只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有影响,对广大青年人真有那么大的毒害作用吗?
  不说别人,就说他自己,红楼、三国、水浒、西游四大名著及其他古典名著虽已读过不少,但是关于它们的研究著作却读得并不多,连大名鼎鼎的胡适有关论著都没有怎么读过,不用说其他人的著作了。
  关于俞平伯,袁鹰只知道他是“五四”以后著名的散文家,读过他与朱自清所作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作,关于他研究和评论《红楼梦》的文章,很惭愧,竟一篇也未曾读过。
  袁鹰对俞平伯的“唯心论观点”,是赶读了李、蓝二位的批判评论才简要地知道一点,坦率地说,真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只觉得眼花缭乱,不辨南北,更谈不上受什么“毒害”。
  既然作为任务布置下来,当然就必须按照领导的意图去努力完成,何况又是毛主席亲自发出指示的,对他这个普通编辑人员来说,实在是一项光荣任务。
  于是,一连几天,袁鹰放下手中的工作,几乎夜以继日、手不释卷地在家里读李希凡、蓝翎两位的文章,翻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的书。不敢粗枝大叶地读,但细读又没有时间,真是苦也苦也。
  邓拓为了让袁鹰增加些感性知识,派秘书王唯一带他亲笔信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馆藏《红楼梦》甲戌本和别的版本影印本,送到袁鹰宿舍供写文章时参考,袁鹰正在焦头烂额,哪还有时间仔细研究这一堆影印件,连随意翻翻都不可能,只能原封不动奉还。
  袁鹰就在这种似乎清醒其实迷茫,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中,拼凑了四五千字,一方面批评了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同胡适的观点“一脉相传”,对他的研究方法即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方法,阐述和分析并不多,空洞结论和大帽子倒不少。
  另一方面,赞扬了李希凡、蓝翎合写的文章,介绍了文章的主要论点,用肯定的口吻,说他们的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中胡适派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可贵的第一枪!”
  尽管文章开头说“作为《红楼梦》的一个爱好者”云云,仿佛是个人读后感,到后来就换了口气:“现在,问题已经提到人们的面前了,对这问题展开严肃认真的讨论,是完全必要的。
  这个问题,按其思想实质来说,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又一次严重的斗争。
  这个斗争的目的,应该是辩清是非黑白,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每个文艺工作者,不管他是不是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都有必要重视这场思想斗争……”
  俨然是报纸社论的口气,哪像是《红楼梦》“一个爱好者”呢?
  袁鹰赶出初稿,向副总编辑林淡秋交卷,林又细心改了一遍,交总编辑邓拓审定通过,决定在10月23日见报,作为《人民日报》对这场批判运动第一篇“表态性”文章。
  见报前,为了做个合适的题目,邓拓、林淡秋和值夜班的总编室主任李庄商量了很长时间,想了好几个题目,反复推敲。直到深夜,才决定仿照三年前批判电影《武训传》时用的社论题目《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用《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署了袁鹰在报社用的名字——钟洛。
  袁鹰轻声说:“邓拓同志,这种文章署个人名字不合适吧?”
  邓拓挥挥手,微笑说:“可以,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午夜,袁鹰从王府井报社大楼走回东四十条宿舍,虽然很疲乏,心里却有点轻松,总算稀里糊涂地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
  同时,隐隐约约似乎有点明白:党报文艺部门的任务和他自己作为党报一名编辑的工作,大约就该这么做。
  23日,《人民日报》发表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
  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不久引发了全国轰轰烈烈烈的批判俞平伯资
  产阶级唯心论的运动。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1 05:50:40
  13、 中宣部长向中央写报告(1)

  主席这封信,措词严厉,批评尖锐,对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震动不小。
  他意识到,主席支持两个“小人物”向红学权威开火,其意义绝不只是要纠正《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倾向,也不只是批判俞平伯这个“资产阶级学者”,更重要的是要从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发动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
  胡适是五四运动的主将之一,在新文化运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知识界中影响最大的人物。
  胡适的政治立场,却始终站在蒋介石方面。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是背道而驰的。
  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有助于知识分子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一种方法。
  主席发起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突破口,而批判的主要目标则直接指向胡适,发动批判运动的意图也是清除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哲学和文化学术领域的
  影响。
  这个大的政治背景和意图,是和他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脉相承的。
  陆定一对主席的这封信十分重视,他和中宣部有关领导多次讨论了如何贯彻执行主席的指示。
  在中宣文化部的指示下,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六十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评论家、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
  会上,对在《红楼梦》研究上胡适派和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
  10月27日,10月27日,陆定一给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将这次讨论会的情况上报主席和**中央。
  报告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各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
  当天,主席就将这个报告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并告知陆定一照办。
  现将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给中央的报告转录如下:
  毛主席并中央:
  看到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示后,作家协会党组即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初步检查了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大家认为这是又一次暴露了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危害性的严重麻痹和忽视新生力量的狭隘作风。
  近两年来,对于我国古典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已开始注意,前年冬天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负责者为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即为该所研究员);其中设有古典文学研究组。
  去年第二次文代会后,作家协会设立了古典文学部(负责者亦为郑振铎),并在《光明日报》上办了“文学遗产”副刊(主编为陈翔鹤,党员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进行了整理和重印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
  但上述各种工作都不但做得很不够,并且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
  如北大文学研究所关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开始主要放在文学史方面,计划在十五年内写出一部文学史来,而没有首先对于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最有影响的古典名著进行研究,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错误倾向进行批评,这样,就使研究工作同当前群众的需要脱节。
  直到今年春天,经中宣部指出后,才开始改变计划。
  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古典作品的工作,也做得不够认真,出了许多毛病。
  而由于缺乏研究,在重新出版的一些重要作品前面,连一篇序文也没有,因此,就不能帮助读者正确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
  两年来,在团结现有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并鼓励他们进行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他们中间,有些人并已开始尝试用新的观点、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
  但对于长期统治古典文学研究界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方法不但没有进行批判,而且根本没有加以注意,一任他们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观点来解释古典作品,在青年中散布毒素,而我们的作家竟熟视无睹,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
  直到李希凡、蓝翎那两位青年作者自动地出来批评俞平伯的错误观点后,仍未引起注意,相反地,却以种种理由不使他们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
  《文艺报》在转载他们的文章前面所加的“按语”中,不但对俞平伯的错误观点一字未提,而且对李、蓝文章的价值和意义加以贬低。“文学遗产”登载李、蓝文章前面所加的“按语”中也多少表现了与此类似的态度。这是一连串严重的错误。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1 19:23:08
  14、中宣部长向中央写报告(2)

  为了开展这一思想斗争,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于本月二十四日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工作者和各报刊编辑等六十余人,会开了一整天,发言者十七人,绝大部分是党外作家、教授。俞平伯上午到了会,下午没有出席。
  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二人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清除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个迫切的重要斗争。
  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许多人准备写文章参加讨论,但也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发言中为俞平伯的考据劳绩辩护,主要是担心自己今后的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发言中适当地作了解释。
  古典文学部和北大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组决定以全力投入这一研究批判工作,计划在最短时间内协同《人民日报》组织若干篇文章(正在写的有何其芳、张天翼等),以进一步批判俞平伯的错误观点,并批判胡适派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
  此外,拟请金岳霖或任继愈(北大哲学系教授)等人写批判胡适派的文学理论和哲学思想的文章。
  这次讨论的目的,是要在关于《红楼梦》和整个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界线,并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以引导青年正确地认识《红楼梦》。
  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
  对于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使他们感到害怕,从此放弃研究工作。
  这些人在古典文学方面具有一定的知识,只要他们在观点和方法上有所改变,是仍然能够做出有益的工作的。
  我们认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该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学术部门去。
  事实上,这次讨论只要一展开,势必会波动到其他学术部门。
  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除了在文学方面外,在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三十多年来都有相当深的影响,解放后也没有对它进行过有系统的批判,因此,从各个方面来彻底地批判这种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要清算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各个学术部门内的影响,是一个严重的思想斗争的任务,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全部解决。
  对各个不同学术部门,应该根据各种不同的具体条件而分别轻重缓急。
  但目前就应该动员各有关方面着手组织人力研究胡适派思想在各方面的表现,以便在关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告一段落后,即可有准备有计划地逐步展开对于胡适派思想的其他方面的批判。
  我们可以准备用一两年时间来对胡适派思想从根本上彻底清算,以确立和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
  目前文艺和学术思想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在党内应以主要锋芒反对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投降主义。
  这种投降主义,是对于宣扬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影片或文章,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麻痹、容忍,不但不进行斗争,甚至还加以赞扬。
  在这种情形下,有些正确的意见和新鲜的思想就不被重视,甚至受到阻拦和压抑,形成了文艺和学术思想界死气沉沉的现象,阻塞了文艺和学术思想的进步和发展。
  在各个学术部门内,事实上存在着许多待解决的问题和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并不进行什么讨论;少数所谓“权威”的作家和“权威”的刊物好像是绝不能批评的,他们似乎永远立于“正确”地位。这实际上起了阻拦新思想、保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恶劣作用。
  我们认为,关于《红楼梦》问题的批判,应该成为纠正文艺和学术思想界这种极端有害的现象的动力。在这一事件中,《文艺报》的错误应受到严格批评。关于开展学术批评和讲座的方针方法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将另外向中央提出报告。
  我们打算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刻在各文艺和学术刊物,在北大文学研究所和其他学术研究机关的党员干部中进行传达。
  根据主席指示的精神来检查刊物的编辑思想和研究机关的研究方针,纠正文艺和学术刊物缺乏思想性斗争性、缺乏自由讨论的空气和研究机关离开思想斗争闭门研究的书呆子倾向,以及由此而来的忽视甚至阻拦新生力量的关门主义作风,使各个思想学术部门的工作,能够经过这次的检查和讨论而提高一步。
  以上各项当否,请予批示。
  中央宣传部 陆定一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七日
  陆定一的这个报告汇报了情况,进行了检查,又提出了措施,看来主席是满意的。他在报告上划了许多杠杠,有的地方还划了双杠,当天就作了批示: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照办。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2 07:51:55
  15、批判冯雪峰和《文艺报》
  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最终交给《文艺报》来转载。
  《文艺报》主编冯雪峰自然了解转载这篇文章的背景,出于对文章的重视,亲自起草了一个按语。不料,这个苦心孤诣的按语,由于
  主席的批注,而成为《文艺报》和冯雪峰的一大罪状了。
  文章发表后,江青细细地读了《编者按》,读后很生气:哼!这个冯雪峰真可恶!先是拒不转载李、蓝文章,被迫转载了,又这样护
  着俞平伯这个老东西!
  江青把报纸拿给主席看:“主席,你看看编者按吧,真真气死
  人!”
  主席结果报纸,边看边写批注。
  冯雪峰的按语不足300字,但是,主席在阅读时却作了5处批注。
  在作者署名旁批:“共青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二十六岁。”
  在“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一句旁批:
  “不过是小人物。”
  在“他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一句“试着”两字旁画了两道竖线,并批:
  “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在“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旁批:
  “对两个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按语中“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以及“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两句,主席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和“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画了两道竖线,并批:“不应该承认
  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 听江青说《文艺报》曾拒绝转载李、蓝文章,主席对冯雪峰和《文艺报》本来就有气,现在看了这个“编者按”,就更加生气。写完批注,他吩咐江青:“把我的批注送给邓拓看,让《人民日报》组织文章批判《文艺报》!”

  《人民日报》副主编兼文艺组组长袁水拍受领了邓拓下达的任务:按毛主席指示精神,严厉批评《文艺报》,实际上是指责文艺界领导。
  袁水拍同《文艺报》领导冯雪峰等人都很熟,对文艺界领导周扬更是非常尊重,如何下笔,煞费苦心。那几天他也没有去办公室,在家苦斗几天后交稿,邓拓仔细修改了一遍,送呈毛主席亲自修改定稿。
  毛主席仔细作了修改,还亲自写了几段,定了题目《质问〈文艺报〉编者》。毛主席加写的几段口气很大,措辞严厉,咄咄逼人:
   “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
  “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
  “我们有理由向《文艺报》的编者要求公平地对待它所刊登的文章。然而,我们就以今年已经出版的十九期《文艺报》来看,其中发表的大小文章不下五百篇,编者加了按语的只有十三篇,在这十三条按语中,有十二条都只有支持或称赞的话。”
  “独独在转载李希凡、蓝翎两位所写的这一篇文章的时候,编者却赶紧向读者表明‘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至于有哪些缺点,编者并没有指出,不过是‘显然’存在罢了。”
  “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律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
  主席在这篇文章上批示道:“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
  文章署名袁水拍。见报前袁水拍再三请求不要用他的署名,以“本报评论员”或短论形式为妥,但是上命难违,他也无可奈何,只好服从。
  后来为此署名招来不少斥责和嘲讽,他虽然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是战斗已经打响,开弓没有回头箭,只好披挂上阵了。
  主席在信中对“大人物”阻挠“小人物”的严厉批评,使当初曾对两位青年的问询“置之不理”的《文艺报》陷入了困境。
  这样由中央一级党报公开“质问”中央一级文艺领导机关刊物,自建国以来是第一次。调子突然升高,已不单是批判俞平伯的研究观
  点,而是指向《文艺报》了。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6 07:17:20
  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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