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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3】学习苏联老大哥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17 06:46:56 点击:4039 回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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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3】学习苏联老大哥
  内容简介:讲述毛泽东主席首次出国访问苏联和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故事。

  1、毛泽东主席去莫斯科
  苏联全称叫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是由俄罗斯和十几个俄罗斯周边的小国组成的。苏联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党的首脑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政府首脑是部长会议主席。1949年,这两个职务都由斯大林担任。(20世纪末,苏联解体。苏联已经成为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是苏联。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向各国政府发出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三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中苏建交,带动了一批新民主主义国家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又面临着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形下,同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显得格外重要。所以,主席在建国后两个月即出访苏联,就发展和加强两国关系,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
  出访苏联,是主席两年多来的一个夙愿。只是由于国内军事、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访苏行程几经改变,一再推迟,直到这时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在这以前,一九四九年六月至八月,刘少奇受**中央委托,秘密访苏。刘少奇此行,主要是向斯大林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今后的任务,以及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方针;陈述中国对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处理意见;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听取斯大林对当前国际形势、战争危险以及苏联与英、美关系等问题的估计和分析。
  刘少奇转达了主席准备访苏的意向,对苏联给予三亿美元贷款和派专家帮助中国工作,表示感谢。
  斯大林说,中国新政府成立、两国建交以后,主席即可来莫斯科。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党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斯大林还对于他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要求中国党与国民党实行妥协的错误,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刘少奇这次秘密访苏,为主席的访苏作了重要准备。
  十一月二十五日,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主席同志定于十二月初赴苏,在主席同志出国期间,**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同志代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主席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国故土,出国访问。主席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以教授的身份)、师哲(翻译)、叶子龙、汪东兴等。陈伯达是福建人,以研究马列理论见长,在延安时曾写了一本《人民公敌蒋介石》,在解放区颇为流行,被人们称为“红色教授”。汪东兴是红军老战士,主席转战延安时,他是中央纵队一个支队的参谋长,多次深入沦陷了的延安侦察敌情,深受主席赏识,这次来专门负责主席的安全。叶子龙是主席的生活秘书,专门负责照顾主席的生活。苏联方面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援华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
  主席这次访苏的目的,主要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南库页岛及其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成为自由港,苏联恢复租用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共同管理。
  就是在那次会议上,他们以苏联红军对日作战为要挟,硬把中国领土外蒙古割裂出去,成立了蒙古国。
  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把中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及时地解决中苏友好条约问题,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此外,主席还要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并对苏联进行参观访问。
  主席清楚地知道,此次苏联之行任重而道远,在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上还有一些隔膜和障碍。这首先来自苏联领导人过去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过热心指导和支持,但也作了一些错事。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后来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都与斯大林有关。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赞成中国党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内战,用主席的话说叫“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曾一度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这些情况,不能不在中苏关系和主席与斯大林之间蒙上一层阴影。
  不仅如此,障碍还来自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一些不平等情况。当时,苏联占有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益,旅顺口军港也由苏军占用。这些当然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但苏联是否能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殊权益,前景依然难以预料。更重要的是,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没有宣布废除。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曾经表示: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待主席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专列从北京前门车站开出后,先是向东开去。尽管专列沿线已有部队值勤,但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仍不放心,严密注视着沿途的情况。车子快到天津时,警卫部队忽然发现铁路线上摆着一颗手榴弹。罗瑞卿命令紧急停车,自己下去查看,原来这是一颗已破旧的手榴弹。尽管这样,罗瑞卿仍下令公安部门严厉追查,务必弄清真相,同时又下令沿途公安厅局,一律加强戒备,确保行车安全。
  专车顺利地开到沈阳车站,站台上早已戒严。列车停稳后,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岗走上来向主席问候,主席也亲切地向高岗问好。月台上欢迎专列的沈阳姑娘们脸蛋冻得红红的,手持花束兴高采烈地喊着口号:主席万岁!
  专列到了边境站满洲里时,高岗护送任务完成下车去了。苏联边防人员上车,护送列车进入苏联境内,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在此迎接。车到雅罗斯拉夫尔时,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登车迎接。

  2、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不欢而散
  专列驶过东北满洲里,顶着凛冽的寒风,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向莫斯科驶去。途中,主席时而走出车厢,在月台上散步,解除旅途的疲劳。专列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主席照例下车散步,忽然头晕目眩,满头大汗。随行人员连忙扶他回到车厢。此后,他再也不到月台上散步了。
  1949年12月16日的莫斯科,天寒地冻,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等冒着严寒,在车站欢迎主席。中午,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的大钟刚敲过十二响,主席乘坐的专列徐徐进站。由于天气特别寒冷,苏联政府在车站只举行简短的欢迎仪式。随后,主席前往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下榻。
  当晚六时,主席在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这是主席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斯大林和主席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又各自领导着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首次会面,为世界所瞩目。
  会见安排在斯大林办公室的小会客厅里。六时整,门厅敞开。斯大林站起身来,离开办公桌走过来。主席快步走上前去,同斯大林热烈握手。两人互相问候致意。斯大林羡慕地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他对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祝贺。据师哲回忆,当时的气氛十分热烈,动人。
  参加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师哲和费德林担任翻译。
  正式会谈开始了,斯大林问主席:“你来一趟很不容易,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
  主席回答说:“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您的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就一些问题和您交换意见。"
  主席首先问斯大林: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之后,紧接着提出中苏条约问题。
  一触及这个敏感问题,斯大林立即接上主席的话,讲述他的意见。他说:大家知道,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规定了条约的主要内容。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取得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的。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作任何修改,因为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国和英国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也要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因此认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这个条约,也就是说,苏联在形式上保留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退驻在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中长铁路,可以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根据中国方面的愿望修改协定的有关条款。
  这样,条约问题就无法继续讨论下去。主席把话题转到贷款问题,他希望就苏联向中国贷款三亿美元问题达成协议。
  斯大林回答得很痛快:这可以做到。如果你们想现在完成协定手续,我们也同意。
  主席又从建立中国海军谈到解放台湾。他说,中国缺少海军和空军,希望在解放台湾时得到苏联的援助。这一要求被斯大林婉拒了。斯大林说:提供援助是不成问题的,但援助的形式必须考虑。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提供进行干涉的口实。
  主席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已经涉及若干实质性的内容,双方对于对方的观点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在最主要的问题上,即要不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废除旧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大寿,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庆祝大会。主席应邀出席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大会气氛十分热烈。苏联方面特意安排中国代表团在十三个外国代表团中首先致词。主席的祝词受到热烈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
  大会以后,紧接着是文艺演出。斯大林和主席坐在一个包厢里,这是革命前专供沙皇坐的包厢。演出结束后,剧场里几千名苏联高级干部回过头来向包厢欢呼:"斯大林!主席!"主席站起来向大家招手致敬,并高呼起口号来:"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观众们也跟着高呼口号,并对主席再次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主席在形式上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对实质问题苏方却避而不谈。主席有些着急,祝寿大会的第二天,便找柯瓦廖夫来住处谈话,并要他把这次谈话的记录转交斯大林。其中提到:希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举行预定的会见;打算下一步谈判解决以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拟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
  这是主席又一次向斯大林正式提出谈判中苏条约问题。
  柯瓦廖夫将主席的谈话记录很快交给斯大林。十二月二十四日,主席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西欧问题等等。斯大林只字不提中苏条约。当主席问起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却用了一个不成为理由的借口,说“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还是认为周恩来以不来莫斯科为宜”。这表明,斯大林仍然不愿另订新约。
  3、主席发火

  主席来到莫斯科已经十多天了。参加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各国代表团纷纷离开莫斯科回国,唯独主席留下来,住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斯大林几乎每天让人打电话来询问主席的生活是否安适,却始终不提签约之事,也不再会见主席。斯大林采取了拖的办法,同时想进一步摸清主席的底究竟是什么。
  签订新约,恰恰是主席此次访苏的主要目的。主席这次访苏,本来是兴冲冲的,寄于很大希望。但来到莫斯科受到这样的冷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作为一个懂得忍耐的政治家的主席再也忍耐不住了。一次,苏方联络员柯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主席。主席对他们发了火,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这明白无误地是说给斯大林听的,表达了对斯大林不准备签订新约的不满。
  这时,缅甸政府正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印度继缅甸之后也于十二月三十日承认了新中国。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印、缅是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民族主义国家,英国则是一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新的国际动向,促使斯大林认真对待主席和中国政府的要求。
  美国、英国通讯社见主席到苏联后半个月没有消息,纷纷猜测起来。有一家英国通讯社发布新闻,说“主席被苏联软禁起来了。”斯大林一看再坚持下去不好,便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事也凑巧,正值此时,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主席软禁起来了。消息一传出,苏联方面有些紧张。西方国家制造的意在挑拨中苏关系的谣言,反而成为促使斯大林下决心签订中苏新约的契机。斯大林终于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同意签订新约、废除旧约。
  主席也发表《答记者谈》,声明“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这样,世界舆论才知道事件真相,谣言不攻自破。事情既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主席的心情开始好起来,双方关系也较融洽了。从此,中苏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月二日晚十一时,主席致电**中央,通报了这一新的情况,并提出周恩来来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
  周恩来来苏,又带了一个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其中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等。
  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在主席主持下紧张地做会谈准备工作。一月二十二日,毛、周同斯大林等举行会谈,这是主席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这次会谈,主要讨论中苏条约问题,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旅顺口问题,大连问题。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
  斯大林一开头就提出:我们必须对涉及中苏关系的现有的条约和协定进行修改,尽管我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好。这些条约和协定之所以必须修改,是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被打败,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个条约就成为过时的东西了。
  第一次会谈时,斯大林拒绝签订新约,理由是必须顾及雅尔塔协定。这一次改口了,旧的条约和协定必须修改,理由是日本已经投降,情况变了,旧的已经过时。雅尔塔协定可以不去管它,原来所说中国的政府主席和内阁总理都来莫斯科对外观感有不利影响,也不是问题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接着,讨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问题。斯大林坦率地说:我们认为,关于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他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宣布旅顺口协定在缔结对日和约以前仍然有效,签订和约后,苏军撤出旅顺港;另一种是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苏联从旅顺港撤出军队。
  中方考虑到,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海军尚未建立,苏军在旅顺港再留驻一个时期比较有利,但又必须规定一个废除协定和苏联撤军的时限,否则即使现在就撤军,它随时可以进驻。所以主席赞成前一个方案。斯大林又复述了一遍这一方案的内容,主席同意,双方达成一致。在以后的具体会谈中,根据中方的要求,这个过渡期规定为三年,即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从旅顺撤军。
  在讨论大连问题的时候,主席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大连将保持为自由港吗?
  大连为自由港,是旧的大连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确定的,这涉及大连的地位问题,自然受到中方的关注。斯大林说,罗斯福在世时,他坚持大连为一个自由港,这涉及英、美的利益。斯大林说,是否把大连变成一个自由港,由中国自己决定。
  会谈又讨论中长铁路问题。主席同意中长铁路继续由两国共同管理,但中国应起主要作用,还要缩短旧协议的期限,确定双方的投资比例。周恩来提出,应取消原有的管理体制,铁路局的主要负责人改由中方担任;双方投资比例由各占百分之五十,改为中方占百分之五十一,苏方占百分之四十九。但苏方坚持各占百分之五十不变。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中方提出这个问题以后进一步研究。
  关于贷款协议问题,谈得很顺利。斯大林希望把它定下来。主席表示,贷款协议总的对中国是很有利的,年利率仅为百分之一。斯大林说,我们向人民民主国家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二,给中国以低的贷款利率,是因为中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此外,还谈了贸易问题。
  这次会谈,在主要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取得重大进展。这为以后的会谈奠定了基础。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17 10:22:05
  4、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从一月二十三日起,在主席指导下,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具体会谈。
  经过几天的谈判,大致有了头绪。苏方根据周总理谈话的基本思想和内容,写了一个草案。周总理看后立即反对:“不对,我说得很多,草案却没有全部包括进去,要修改。”主席说:“干脆我们自己搞一个吧。”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把住在莫斯科"苏维埃大旅社"的李富春等人拉来,草拟了条约文本。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看了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中方提出的草案内容这么充实。
  斯大林看了这个草案后,约周恩来谈话。他对周恩来说:“条约中还应该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中国,不允许第三国居民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
  周恩来敏锐地认识到这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反驳说:
  “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还有那些外来的蒙古人,怎么办?"
  斯大林没想到周恩来会来一个反问,顿时哑口无言,只好自己取消了这条内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太严重了,竟干涉我国内政。
  周恩来根据主席的意见,重新写了一个草案,交给苏方。苏方对这个草案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双方没有任何争论,即成定案。为了在名称上区别于旧的条约,中方提出新约可在旧约名称的基础上加“互助”二字,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方也接受了。
  关于中长路和旅顺、大连协定,会谈时争论最大的是中长铁路的归还问题。中方提出,中长路已经过六次波折,照目前情况看,苏联可以不要了,这对两国的团结更加有利。斯大林的意见是,这个问题应当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中长路可以归还中国,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实行。中方又提出,如果对日和约三年还不能缔结,应当规定届时即将旅顺口和中长路归还中国。斯大林表示同意。中方还提出,大连现时为苏联代管或租用的产业,由中国政府接收。斯大林也表示同意。
  条约的谈判结束了,斯大林请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到他的办公室里聊聊天,以增加和中国同志的感情联络。谈着谈着主席又提起三十年代中国党内的斗争来,批评共产国际对王明博古的支持,诉说着当时自己遭到"五上五下"的打击和排挤。周恩来、王稼祥心里很不安。突然,主席指着他们说:"就是他们打击我。"周恩来、王稼祥心猛地往下一沉,这时主席又指着王稼祥说:"他就是在苏区打击我,犯错误的一员。"斯大林为了缓和气氛,故作惊讶地说:"啊!王大使,你还这么厉害。"主席大概也觉得有些过分,接着说:"不过,他早改正了,而且现在还是得力的干部。"他又指指周恩来说:"他现在也是得力的干部。"大概主席这时顿然醒悟,在斯大林面前贬低自己的副手并不高明,这只会增加外交谈判中的困难。斯大林也不想介入中国党内的恩恩怨怨,便把话引开了。最后,在沉重如铅的气氛中谈话结束。主席、周恩来、王稼祥默默地离开了办公室。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国方面参加的有主席、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赫鲁晓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罗申。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代表两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记者们开着摄影灯准备拍照。这时斯大林才发现身旁的主席的个子比自己高。为弥补这个缺陷,他装着无意识地向前走了两步,记者们便立即把这一历史场面留了下来。
  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庆祝两国缔约。主席又邀请斯大林出席第二天的答谢宴会。斯大林是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这一次破例接受邀请,表示对主席的尊重。
  主席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到一九五0年二月十四日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差不多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在订不订新约这个主要问题上,一开始,主席与斯大林之间发生根本分歧,相持近半个月。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主席从不让步,不论对谁,即使对在国际共运中享有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的斯大林,也不例外。在主席的坚持下,加上其他因素,斯大林终于改变了观点,同意签订新约和其他新的协定。
  主席完成了一项历史性的任务,于二月十七日结束访苏之行,同周恩来等登上回国的专列。他在沿途参观了一些苏联城市和工厂。进入中国境内,又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视察。三月四日回到北京。
  主席第一次访苏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是对他一九四九年六月提出的“一边倒”方针的成功实践。“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一方针的提出,是主席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当时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主要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包围封锁这个现实情况出发的。  “一边倒”,是指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决不意味着处处事事都依从别国,跟着别国的指挥棒转,更不是去作附属国。恰恰相反,它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
  主席在提出“一边倒”方针的前后,还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
  “另起炉灶”,是主席在一九四九年春提出来的。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17 17:10:51
  5、随同主席访苏记事
  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随同主席访问苏联,记下一些故事:

  一天,陈伯达向主席反映,说他刚刚看了一场苏联芭蕾舞
  剧《红罂粟》,是描写中国情况的。一个个大辫子小脚女人举花
  洋伞,在台上扭来扭去,很不像话,简直是对中国人的污蔑。尤
  其在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演这种戏太不应该了。
  主席很不耐烦地听了陈伯达的汇报,很生气地说:“哪一
  个批准你去看戏了?你是代表团成员,外出应该请假么,谁让你
  违反纪律!”陈伯达看到主席动气了,知趣地退了出去。但他
  也不高兴了,随后他到我的房间,说:“我好心好意地反映问题
  ,却挨了一顿骂!主席这是怎么了?”
  第二天吃饭时,陈伯达没有到。主席让我去找。陈伯达蒙
  着被子躺在床上,我叫他去吃饭。他说:“我绝食了!”显然他
  还在生闷气。
  回到餐厅,我向主席如实做了汇报。主席微笑了一下,
  没有说话。
  实际上陈伯达也并没有绝食。当天我去陈伯达的房间,无意
  中看见床下有一些饼干包装纸,床上还有不少饼干渣子。
  主席有时毫不客气地训斥身边的人。每当此情况发生,他
  一定有什么特别不遂意的心事。
  1950年1月21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按照主席的指示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莫斯科,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会谈。
  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
  仪式。这时我发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细节。主席和斯大林以及
  中苏双方其他高级领导人合影时,斯大林稍稍向前挪了一小步。
  回到下榻处,我向主席提到这一点。主席微微一笑:“
  这样就一般高了嘛!”主席身高180公分左右,斯大林看上去要
  矮一些,但从照片上看,两人基本差不多高。
  主席访苏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
  条约》的同时,废止了1945年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
  盟条约》。同时双方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
  的协定》,协定明确“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
  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
  2月14日晚上9时,按照主席的意见,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
  祥以大使夫妇的名义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饭店举行
  中国代表团访苏答谢宴会。斯大林和苏联许多领导人都出席了。
  参加宴会的达到五百多人,把宴会厅挤得满满的。
  宴席的主菜是传统的中国火锅。斯大林用的火锅是与其他的
  不太一样。这只火锅是我们从国内带来专门送给他的礼物。宴会
  开始前,苏联方面的工作人员把它拿来,我们发现原来的紫铜火
  锅变成了银白色的。苏联方面的同志说是怕铜有毒,特地镀了一
  层锡。
  斯大林对吃火锅显然不在行。进餐时,他把生冬笋片直接放
  迸嘴里并连说“好吃,好吃!”主席挟了一片笋,放在火锅里
  涮了涮,然后放进嘴里,说“这样吃,味道会更好些。”斯大林
  照着主席的样子试了试,说:“果然不错,中国菜确实名不虚
  传!”

  回国途中
  1950年2月17日,主席结束对苏联的访问,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
  一天,在主席的房间里,他突然问我:“你说原子弹厉害
  不厉害呀?”
  主席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进行了参观游览
  ,还观看了不少电影,如《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其中有一部电影是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苏联于1949年9月23日成功进行了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我们对原子弹的巨大威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回答说:“原子弹的威力真大,确实厉害!”
  主席没有说话。但是以后的情况表明,这部影片对他的刺
  激是很大的。
  回国以后不久的一天,地矿学家、后来担任地质部长的李四
  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等人来到中南海,把带来的一只玻璃盒子
  摆到桌子上,盒子里面有一小块石头。主席准备走到近处仔细
  看,马上被李四光挡住了:“主席,不要靠得太近,这东西有辐
  射,对人体有害。”说着,他手持一个小测试盒,走到离玻璃盒
  一米多远的地方,测试盒就嘀嘀地叫了起来。钱三强对在座的毛
  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说:“这是铀矿石,是
  制造原子弹的主要材料。这种矿在我国也有。但提炼和制造的技
  术比较复杂。”
  主席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
  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2月27日,主席的专列到达满洲里,并在哈尔滨、长春、沈
  阳、山海关做短暂停留。
  3月4日,主席的专列回到北京。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18 07:30:32
  6、斯大林多次推迟主席访苏(1)

  主席在部署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进攻后,就开始考虑如何取得苏联的理解与支持,学习苏联的建国经验。在这种背景下,主席便有了亲自到苏联并赴东欧国家考察各新建人民民主国家的有关情况的心愿。他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
  斯大林也在关心主席的安全。
  当西方通讯社报道,国民党军于1947年3月21日占领延安,俘虏大批**将领时,斯大林为主席等**领袖的安全担忧,他急电主席,表示可以派专机来陕北地区接主席等**领导人暂避苏联。
  到苏联去避难,这是主席不愿意的,但是到苏联去访问倒是可以考虑的。
  主席通过当时苏方在**中央的联络员阿洛夫医生致电斯大林,提出了希望访问莫斯科的明确要求。6月15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并说明:“苏联党(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如果主席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去接。”
  斯大林希望主席访苏不要声张。
  这一考虑有从主席的安全考虑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从苏联的国家利益考虑。
  斯大林还是从国家利益考虑的,两个星期后,斯大林来电说:“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主席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主席出行为宜。”斯大林建议主席推迟访苏的理由是,中国的国内战争需要主席,主席离开岗位对中国革命不利。
  主席也觉得斯大林的考虑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推迟了访苏。
  时间到了1948年四五月间,**中央已经离开陕北,到达河北境内。这时,陕北的局势已定,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已经会合。这时,主席访苏的心情变得迫切起来。本来,**中央已经与苏共中央商定,主席在7月访问莫斯科。但是,4月26日,主席致电斯大林说:
  我决定提前到苏联,拟5月初从河北石家庄北100公里处阜平出发,在军队掩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
  主席打算带任弼时、陈云同行,另带两个秘书和几个译电员。为了表示访苏的决心,主席在电报中说:“如果您同意此计划,那我们就照此办理;若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只身前往。”
  主席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斯大林也不可谓不痛快。三天后,他就给主席回电说:“您4月26日的函收悉。偕行者和人数请视必要自定。两个俄国医生应与您同行。我们同意把一部电台留在哈尔滨。其他事待面议。”
  主席访苏似乎成了定局。
  但是,斯大林再次从苏联国家利益考虑推迟主席访苏,正当的理由还是主席的安全问题。5月10日,斯大林致电主席:“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说,您来苏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都是火线上。我们担心,您的出行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应推迟来苏。您若决定不推迟动身,请通告我们并告知如何向何处派飞机接迎。盼复。”
  斯大林出尔反尔。
  已经作好准备的主席心中虽然也有些不快,但还是复电给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今天收到尊函。非常感谢。鉴于目前局势,我的出访贵国以稍做推迟为宜……我需要略加休息,尔后方可乘坐飞机。机场和空港容查清情况后奉告。”
  主席离开了城南庄附近的花村,到达西柏坡,与中央书记处其他书记会合。
  两个月后,主席再也沉不住气了。
  7月4日,主席致电斯大林,告之:“与前两个月相比,我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三条路线可去,陆海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务必经过哈尔滨,因我要同东北的一些负责同志商谈。望派飞机于本月25日前后到潍县……如果您决定接我们走海路,望本月派船到指定的港口……如果我们不能乘飞机,也不能乘船,那我们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
  主席的这封电报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党情报局刚刚开除了南斯拉夫,苏联又因德国问题与美、英等闹得不可开交,斯大林当然认为这不是接待主席的最好时候。在实在找不到借口的情况下,斯大林干脆告诉主席说:“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8月起,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要在地方呆到11月,因此联共(布)中央请主席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11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
  这当然不是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席一直在思考。
  所以,接到电报后,主席心中充满着困惑。他一面平静地回答斯大林同意访问推迟到10月底或者11月初,一面毫不掩饰地对身边的人说:“难道苏联如此重视粮食征购工作,要党中央领导人全面出动?”
  后来才知道,斯大林不欢迎主席在这个时候访问莫斯科,是斯大林怕得罪美、英,担心**与苏共关系太密切会授人以柄。而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出了一个铁托,铁托的最大特点就是独立性比较强。主席也是一个独立性极强的人。投鼠忌器。开除铁托,可能会影响主席。
  当然,斯大林最大的难言之隐是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在抗日战争前期,苏联曾经给中国提供了一些援助。但是,苏联的援助给了国民党政府,而很少给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胜利前夕,苏联从自身利益考虑,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18 18:43:16
  7、斯大林多次推迟主席访苏(2)

  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一方面对中国党的力量作了悲观消极的估计,另一方面又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虽然他在意识形态上同情中国党,但在行动上不支持中国党,认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他劝**放下武器,参加国民党政府。而且,苏联不断调整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据印度驻日大使可拉瓦蒂称,1947年2月,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后来为驻华大使)对他说:“苏联并不愿意**成功,对于在边界出现一个庞大的党中国表示忧虑。”
  可拉瓦蒂的话的可信程度比较高。我们从苏联对中国党的态度中可以找到佐证。也可以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中找到蛛丝马迹。因此,斯大林采取拖延的办法来推迟主席访问苏联就比较好理解了。
  1949年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都留在南京,只有苏联大使罗申随同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主席所以急于访苏,是因为他有许多重大问题要与斯大林商量并向他请教。他对苏共驻**联络员阿洛夫说,如果在1947年他并不急于去莫斯科,那么现在,到了1948年,形势变化了,他想尽快到莫斯科。有许多事要在那里讨论,一些问题要请教,另一些则是涉及到尽可能争取援助的事。
  主席要向经验丰富的斯大林学习,但是斯大林迟迟不理会,使主席很难成行。
  主席这次访苏,涉及的内容是重大的,心情也是迫切的。担负主席与斯大林联络任务的苏联医生阿洛夫说:主席“焦急地等待着回答”,“主席的箱里已经装放东西了,甚至还买了皮鞋(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他平时穿的是布鞋),缝制了一件厚呢子大衣。事情不仅仅在于出行本身,连行期他都决定了,剩下的只是怎么样走”。
  9月28日,主席致电莫斯科,内称:
  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为得到)指示,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他们给予我从头指示。
  按照新的约定,主席应于11月下旬动身前往莫斯科。但是,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顺利解放。紧接着,淮海战役全面展开,平津战役又在部署中。这就决定主席无法按时动身。所以,他致电斯大林,请求把访问的时间推迟到12月底。
  没想到斯大林再次婉拒。斯大林说,在目前局势下我们认为您应当把您的访问再延一段时间,因为您现在到莫斯科来,会被敌人利用来指责中国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无论对**还是对苏联,都没有好处。
  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再次来电提出:“我们还是主张您暂推迟对莫斯科的访问,因为目前很需要您在中国。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您那里去,到哈尔滨或另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议。”
  这次,主席算是服了斯大林,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没有提访苏的问题。
  不过,斯大林也还算比较实事求是。1949年7月,刘少奇率领**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斯大林高度评价了中国革命和**领导人。他说:
  中国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它在斗争中成长、成熟起来了!看来,中国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
  些。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苏联在帮助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既有很大贡献,也有严重失误。对于失误,斯大林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斯大林在这里所讲的,不知他是否认识到他迟迟不接受主席访问苏联的请求给中国党带来的伤害。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讲出这一番话来,也是需要勇气、值得称道的。他告诉刘少奇,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主席即可来莫斯科。待主席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局甫定,主席又急切地提出了访苏的问题。
  经过反复交涉,苏联方面同意主席以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前往苏联访问。1949年12月6日,主席离开北京访问苏联。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这次访问的主要成果是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访苏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无不与斯大林多次推迟主席访苏有关。主席见到斯大林说:“我是一个有话无处说的人。”斯大林赶紧说:“胜利者是不能受指的。”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19 07:57:16
  8、主席访苏躲过暗杀(1)
  1949年12月21日,主席主席决定率代表团访苏,并就两党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和签订有关条约、协定等。
  保卫主席出访安全,成了当时重中之重的重大问题。周恩来打电话,找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副部长杨奇清详细商讨保卫方案。主席访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重大的外事活动,主席的安全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和稳定。按计划,主席一行出访所经过的地区,大多为新解放区,土改镇反工作尚未进行,铁路虽然全部接收过来了,但内部人员有待清理,我党对专列保卫尚缺乏经验,铁路保卫工作也尚在建设中。而且,沿途有众多的国民党武装特务出没活动,加上可能出现的里应外合,危险性绝不可低估。
  在这之前,为了主席出访的安全,公安部队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组织公安部队对沿途匪患进行了清剿,特别是东三省境内,清剿工作已经搞了几个回合。
  1949年12月6日,北京被一场大雪装扮得银装素裹。主席身穿一身银灰色中山装,头戴呢帽,外罩一件大衣,在站台上神采奕奕地和送行的人员话别。上午8时,主席坐着新中国第一列代号为9002的专列驶出西直门火车站。
  为确保主席的安全,公安部队司令员罗瑞卿亲自随车警卫。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纵队司令员吴烈一起坐压道车,护送主席专列到天津。
  专列风驰电掣般地行进着,公安部队沿铁路早已经开始警卫执勤,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密切巡视着四面八方,专列上的服务员则都是从中央警卫部队一一挑选的。专列一共三节,前面是前驱车和警卫人员,后面是备用车。司机是一位经过战争考验、经验丰富的老英雄,车开得又快又稳。肩负着保卫主席出访安全重任的罗瑞卿、杨奇清和同往的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铁道部公安局长冯纪等人,每到一站都要下车检查一次,及时与前方交流情况。为了保证主席的正常工作,罗瑞卿下令火车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行驶。
  12月9日上午9时,专列停靠在满洲里车站站台南侧线路上。站台上迎接主席的有先期到达安排迎送事项的中央、地方有关方面的负责人等。欢迎的人群中还有来自苏联的外交部副部长等。在主席下车的地方,公安部队战士荷枪实弹警卫着,警卫的密度几乎达到了两步一岗,任何人没有特别通行证都无法通过公安军组成的铁墙。
  这里停着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用列车,是派来专程迎接主席的。列车服务员都是苏联人,唯有餐车配有中国厨师,为的是给主席一行做中餐。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等陪同主席登车。然后,他又下车对送行的人们说:“请中国同志放心,我们保证一路照顾好主席。”
  专列徐徐开动,离开了满洲里向苏联境内驶去。
  警卫,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身上担子的分量
  主席访问苏联,整个铁路沿线像一根神经枢纽,动一发而牵全身。车上和沿途警卫的公安部队干部战士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身上担子的分量,前方的人紧张,后方的人员也不轻松。东北铁路公安军副司令员刘居英,比跟主席车的罗瑞卿压力还大。主席出国,安全问题非常重要,主席和斯大林一样不愿意坐飞机,从前门坐上火车到满洲里,铁路上一切都属于他指挥和调度。
  为了保证绝对不出问题,沿途公安军都是几个人守一个扳道叉,主席的车没过前,扳道叉都锁着,主席的车过去后才把扳道叉启开。除了加强专列的警卫外,他们曾在一个很小的车站内将五辆车来回调整了十几次后,甚至自己也弄不清楚主席在哪辆车上了。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敌人知道主席的车辆位置而搞破坏。在一个小车站将车辆调来调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49年12月16日中午,主席乘坐的专车来到莫斯科的北车站。
  斯大林当天晚上会见了主席,关心地问:“路上还安全吧?”
  主席说:“我的老朋友蒋介石很关心我的此次之行,他肯定要给我点小动作,不过我们已经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主席这次访苏取得了圆满成功,增进了他同斯大林的了解和友谊,加强了中苏两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团结合作。
  1950年2月17日,主席、周总理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启程回国,2月26日,安全抵达满洲里车站。
  当时,公安部队战士都是背对着主席,脸朝外站着。天气很冷,气温达零下44摄氏度,滴水成冰,警卫的战士眼睛要不断地眨动,不然时间一长就要冻在一起。那时部队的服装同现在相比也差不到哪里,每个人都打着绑带,穿着厚厚的棉裤和牛皮大头鞋,戴着狗皮帽,即使这样,由于警卫时间太长,许多人穿着两条棉裤,还是把腿冻坏了。
  暗杀,敌特制订了详细计划
  从目前解密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敌特制订了详细的暗杀计划,台湾选派最有经验的行动特务,要在列车运行中将主席暗杀。毛人凤命令:“通知情报总署,按计划执行。赴大陆人员准时到达目的地。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采取ABC三套方案:第一,从两翼围追堵截主席的专列,控制制高点,采取突然袭击;第二,大规模破坏东三省铁路重要部位;第三,炸毁长春14号铁路涵洞,在哈尔滨双城铁路集中埋设炸药,将车炸毁。”交代完后,毛人凤对美国顾问布莱德说:“炸了主席的专列,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布莱德兴奋地说:“岂止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它的意义不亚于一场战争。日本人为你们做出了样子,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毛人凤做出部署后立即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说:“主席访苏,是针对我们的,如果他们签订了友好条约,我们的条约往哪里摆,难道一点儿约束力也没有了吗?不管苏联的态度如何,你们要先发制人,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次主席访问,绝不能让主席活着访问苏联成为事实。”(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20 07:19:29

  9、主席访苏躲过暗杀(2)

  国民党特务为了暗害主席,曾经在大兴安岭隧道放过炸药。
  大兴安岭隧道是1903年才建造完成的,也是通往苏联的必经之路,一旦被炸,主席和铁路列车都将被埋在长长的隧道中。为了确保隧道万无一失,保证主席的专列安全通过,当时增加了很多公安部队的战士,在隧道两边不停地巡逻。主席经过大兴安岭隧道时,陈全有负责勤务。大兴安岭那年特冷,为了保证主席的列车安全通过,他们在大兴安岭隧道的两端挂上棉被,防止因为太冷,隧道顶壁的水滴落下来结冰而将铁轨冻结,妨碍列车通过,他那时就负责每天将棉被悬挂和下摘。主席专列经过的那天,巡逻队发现了铁路上的一块巨石,就在清除搬运时,山上打来冷枪,有一个战士被打伤。部队立即组织人员对敌特进行围堵,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击毙了三名敌特。在铁轨上,公安部队还发现了美国制造的微型地雷。经过公安战士的努力,敌人的阴谋破产,主席的专车安全通过大兴安岭隧道。
  主席的列车一路不停长途奔驰。为了保证主席休息,决定在哈尔滨市休息一下。黑龙江省公安总队奉命负责保卫安全,黑龙江省公安部队政委王化成具体指挥这次保卫任务。
  当初主席来到哈尔滨市休息时,王化成在主席居住的房子外警卫。他坐在外面的沙发上,一个晚上也没敢合眼。
  主席在哈尔滨吃饭时,为了保证绝对安全,王化成命令宾馆所有的服务员都撤下,全部挑选了政治上可靠的公安部队的处长们,负责给主席端饭上菜。给主席做饭的厨师是一个劳模,还是一个老党员,但为了对主席的安全负责,厨师做饭时,警卫人员一直在旁边看着。
  第二天,列车继续按计划行驶。列车从哈尔滨市开出,王化成也是在列车出发前的五分钟才知道。
  列车到了长春,谢富治和罗瑞卿到车站去接主席。在大兴安岭隧道炸主席专列的计划落空后,国民党又密令潜伏在长春的特务于子洋执行暗杀计划。于子洋是国民党中统局的特务,长春解放后潜伏下来,为了掩护,他在长春市胜利大街租用了一栋两层小楼,纠集金晓科等十几人,组成了一个潜伏组。于子洋与混入铁路内部的特务刘金鹏密谋,采用在四平路投放炸药、在道岔处放置大石块的方法企图颠覆列车,加害主席。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刘金鹏还在铁路内部发展了苗延年、南云海等多人,以便计划实施时协同行动。这一重大的情况被公安局获知,市委书记刘业雄要求严密监视,定时破案,吉林公安局调兵遣将,在主席回程临近时刻,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
  在长春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时火车晚了15分钟。晚点是为了迷惑敌特,火车又进行了调动。在东江桥下面,警卫人员发现敌人放的炸药和搞破坏的铁路路钉后,及时排除,列车按时通过。
  凯旋,敌人暗杀阴谋彻底破产
  主席访问苏联的消息,后期是公开的。苏联为了表示对这次主席来访的重视,主席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公布了各地欢迎的情况,这更增加了警卫工作的难度。
  1950年2月17日,主席访问苏联回国,中央纵队继续担负路线警卫工作。这次访问消息公开发表后,纵队于2月22日接受京津路永定门站路段警戒任务,于26日下达命令,要求各执勤部队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在技术、设备和治安上不能有任何问题,铁路不能受到任何阻碍、威胁与破坏,以确保主席返京列车的安全通过。
  邹衍当时是政委,他和吴烈对两个师的任务作了明确的分工与规定。第一师负责永定门站至杨村站的警卫工作,全长58公里,4个车站。接受命令后,各师团领导沿铁路勘察地形。3月1日10时,第一师自海淀、清河,第二师自香山,分别徒步或乘车向指定位置开进。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干部沿途观察地形,划分任务段落,对各桥梁、道口、车站派出了警戒兵力。3月4日,执勤部队对铁路桥梁、道岔、道钉、枕木、信号旗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并对路基两侧50米范围内进行了搜查,邹衍亲自乘压道车沿途检查。当天14时,警戒部队全部进入执勤位置,兵力密度达到每公里28人以上。22时主席的专列安全通过,24时撤销警戒。
  在执勤中,曾发生敌特枪击哨兵、偷割电线、向铁轨上放石头、向桥下放炸药等事件,都被及时发现处理,未造成破坏和伤害。
  当时刚解放,铁路上的人员混杂,乡村车站都有团里的干部负责,邹衍在丰台负责指挥,车站那里要怎么调度就怎么调度,一切都为了专列。主席坐的列车到了永定门就停下来了,然后下车坐上早已经等待在这里的汽车回去了。在主席回来之前,公安部队一举将毛人凤在北京潜伏的电台破获。至此,这次敌人暗杀主席的阴谋彻底破产。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21 06:49:35
  10、保卫主席首次访苏纪实 (1)

  安全行车的准备工作
  主席首次出国,安全问题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这件事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负责领导和具体指导下进行的。当时,我国大部分地区均已解放,但战争尚未结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匪帮退居西南一带,妄图实行南北割据。当时,云、川、康正在我军顺利进击中迅速解放,至于西藏、台湾等地尚受蒋介石匪帮及地方反动势力的统治;全国尚未进行镇反运动;主席乘车所经地区大多为新区,土改还未进行,沿线治安还不稳定;国民党潜伏武装特务尚未肃清,铁路全部接收过来,留用人员掌握业务大权,内部尚未清理。我们对农村以及大中城市保卫工作已有多年经验,但对交通运输保卫工作还缺乏经验;我们铁路公安保卫工作尚在建设之中。
  当时,我得到党中央的信任,亲自参加部署和具体执行保卫主席的重任,内心感到非常高兴!当11月底开始接受了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特殊任务之后,就日以继夜地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不打无准备之仗”, 这是主席的一贯教导。为了保卫主席专车的绝对安全,1949年11月25日,铁道部滕代远部长根据周总理的明确而具体的指示,召集冯纪(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与我传达了总理指示,要求我们必须在一周之内完成全部准备工作,要求绝对保密,绝对负责,绝对安全,采取全党动员,分段负责,党委挂帅,首长动手,严密警卫,内外结合,精心部署,及时检查,安全第一,防止万一。
  根据滕部长的要求,不开专门会议,利用铁路高度集中统一调度的现代设备,首先要纯洁内部,对全线铁路职工实行大审查、大调整、大清理,规定参加专列工作的一切人员必须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清一色”的党、团员,不许留一个嫌疑犯或可疑分子;沿线各站值班人员,必须经过党委逐个审查,绝对可靠,这样,从政治上做到绝对纯洁的保证,要求各级党委干部亲自“督战”、“参战”,严守岗位,认真负责。
  其次是整顿设备,要求事先对全路一切设备尤其是直接与列车运输有密切关联的车、机、工、电等要动员全体职工大检查、大维修、大保养,指定专人负责,严格交接班制度,使设备处于完整的良好状态,消灭一切可能发生的技术事故。这从物质上技术上作好有效的准备。
  第三、专用列车(简称专车)的全面检修,由北京铁路局负责逐辆彻底检查,并请解放军派工兵用雷达扫描检查有无易炸易燃物品,然后实行封闭,派军队警卫,不准任何人随便出人,凡上车人员,必须一律持“特许证”,经验证后方准上车,并派专人监督协助,最后由铁道部派人验收合格方准使用。
  第四、铁路沿线及大小桥梁、隧道内外之警卫工作,由护路部队认真负责,并由地方驻军派出坚强连队加强警卫,做到每一、二华里有一武装步哨,实行岗哨联防,并派出巡逻部队沿线加强巡视,不准任何路外职工接近线路,不准在铁路两旁逗留,对行迹可疑人员,允许哨兵严加盘问,必要时扣留送上级审查。
  第五、在行车编组方面采取特殊措施,根据军队行车经验,为防止敌特发现后采取中途破坏,制造事故,为了迷惑敌人,同时派出三个列车通过,三个列车先后可随时调整,一般是前列为警卫专车,派一连武装押运,并专门安装无线军用电话与专车上指挥台随时联络,中间一列为专车,后面一列作为备用车当后卫用。如此三个专列同时通过,使敌人难以弄清专车位置,确保主席的绝对安全。
  第六、在运输调度上,为预防一切事故,在专车未通过前,停开一切客货列车,如在沿线可就近入站待避,专车开过之后再重新编组发放。
  第七、在保密方面要求特别严格,出部规定此专列车号为九零零二,由公安部规定此车为“李德生”专用列车,在电报电话上使用之,便于上下联络。沿线各站临时不准旅客进人站台,各地党政负责人员,一般不准上站送行,在首都出发时中央领导同志一律不上站送行,做到高度保密。
  第八、在保卫工作上由公安部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铁路内部一律由铁道部公安局完全负责并随时向中央公安部请示报告。中央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随车负责指导。沿线公安武装由公安军负责统一指挥,沿途地方公安机关由公安部专门部署,铁路局公安局处,对重大案件加强侦察工作,对任何危及行车安全的地下潜伏组织,坚决取缔;对重大特嫌分子,允许采取特殊措施,临时调离岗位外出或暂时离职,必要时可以拘留之;对一般嫌疑分子指定专人加强秘密监视,防止其破坏活动。但对一般职工不许随便乱捕,严格执行审批规定。(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22 07:02:16
  11、保卫主席首次访苏纪实 (2)

  根据上述规定,明确分工,统一领导,由滕部长亲自挂帅,直接向北京局、天津局及东北铁路总局长余光生同志等具体部署,并由各地党委书记向各中央局、省市委第一把手亲自报告,统一部署,并将执行情况向部长直接报告,由滕代远部长向中央、向总理汇报,并听取指示,由冯纪同志负责向公安部汇报并直接向东北铁路公安局长严佑民以及天津局、北京局公安处长具体布置。关于专车上的具体组织工作指定由我具体负责,并对全线侦察保卫工作统一布置。这样,我们即投入了这紧张的准备工作,做到充分准备,全面安排。
  根据滕代远部长的决定,11月26日,我亲自到北京铁路局东郊停放专车的“大厂”逐个车厢检查并同工兵同志一起用雷达进行技术检查,然后派部队看守。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列高级专用列车,是接受国民党的高级列车加以全面改造,准备主席外出时乘用的,这列专车上有一节半圆形(拱形)的瞭望车,挂在列车尾部,有一节会议室式的车厢,除了几辆一般软席卧车及高级餐车外,主席乘坐的车上,我们安装有专用浴室,可以随时在车上洗澡,这是原来没有的。又根据主席生活习惯,取消了原来的软床,而设了一个用中国藤席编织的有很好弹性而又平直的单人床,卧室外有一张既可办公又可当餐桌用的四方桌子和一套软沙发,地上铺红色地毯,车上温度可以自由调整,有专用火炉供暖。
  开车后,当时外面已是严寒冬季,哈尔滨以北气温下降到零下五十度,但整个列车上却温暖如春,人们感觉不到一点寒意,只穿毛衣呢子外衣即可。整个列车一共有九个车厢组成,加上餐车共十个,机车沿途换乘。检查车辆之后,对全车乘务人员逐个审查,并由铁路公安处和北京路局党委签字,报部批准,主要人员我均进行个别谈话,并告以注意事项,强调这一政治任务的重要性,高度保密的必要性,以及认真负责的责任心,要求添乘同志发扬铁路工人的优良传统,出色地完成保卫中央首长专车的绝对安全。
  要求全体乘务人员认真讨论,发动群众共同制定行车纪律,经过两天热烈讨论,大家一致向党表决心,坚决完成任务,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人人斗志昂扬,热气腾腾。个个争取立功,处处事事发挥火车头作用,向全党向人民负责到底。并在出发前进行了几次预演,由部局专人检验,因此,早在出发之前两天,整个列车的准备工作己经全部完成进入待命的线路上,保证命令一下,十分钟内即可开进车站,到达始发线。
  各地路局在各地中央局、省、市、县委同志的领导与支持下,迅速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在铁路内部严格检查中曾在天津铁路局内杨村大桥下桥墩台上发现一包炸药,哈尔滨铁路局机务段在准备给主席专车换乘的机车火车头上发现了白俄籍“职工” 放了一枚手榴弹,均及时拆除了。
  这一“警报”立即通知全线,引起大家思想上的高度警惕,千军万马开进铁路沿线,内外岗哨联防,许多地方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护路护桥,一个极为周密的保卫专车安全通过的天罗地网,撒满全线,人人精神振奋,严守岗位,这样,在11月底整个准备工作全面完成。滕代远部长亲自向周总理作了详细的口头汇报,总理听取了报告后,认为安全己有保证,立即指示,进入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1949年12月2日下午接到周总理命令,准备当晚9时由北京出发,我们立即开始了紧张的行车准备工作,我向滕部长、冯副局长报告工作后,下午4时许首先进入专用列车,传达出发命令,6时许列车进入北京车站待命。滕代远部长在7时左右先到站,上车检查,认为很好。8时许,周总理、公安部长罗瑞卿分别上车视察,认为满意,这样全部充分有效的准备工作宣告结束。大家兴奋异常地准备迎接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保卫主席首次乘车赴苏访问。(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22 15:10:15
  《国朝野史》简介
  《国朝野史》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的历史故事,从1949年筹建新中国写起,直到1984年底人民公社制度消亡。所编选的绝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社会下层,官修正史没写或者仅仅大略提及。并且,这些故事没有经过考证核实,故称之为“野史”。编写此书的目的,是补充正史之不足,令读者从另一个侧面了解这一段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风土人情,从而使读者了解“僵化封闭”之路的弊病,深刻理解改革开放的无比正确,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国朝野史》共编80卷 ,目录如下。
  卷1 开国大典
  卷2 统一大陆
  卷3 学习苏联老大哥
  卷4恢复国民经济
  卷5 扫黄禁毒
  卷6 剿匪反霸
  卷7 镇压反革命
  卷8 剿灭邪教
  卷9 反腐风暴
  卷10 土地改革运动
  卷11 礼贤下士 人民当家
  卷12 知识分子热爱新中国
  卷 13 批判电影《武训传》
  卷14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卷15 文艺界大批判
  卷16 生物学界浩劫
  卷17 抗美援朝出兵朝鲜
  卷18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
  卷19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卷20 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
  卷21 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
  卷22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卷23 抗美援朝边打边谈
  卷24 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到停战
  卷25 改造私有制
  卷26 批判末代大儒梁漱溟
  卷27 红楼风雨
  卷28 高饶反党事件
  卷29 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
  卷30 胡风分子们
  卷31 肃反运动
  卷32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冤案
  卷33 社会主义良好开端
  卷34 春风吹向知识分子
  卷35 大鸣大放
  卷36 反右运动
  卷37 反右运动(續)
  卷38 右派标本
  卷39 错划的著名右派
  卷40 北大才女林昭
  卷41 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
  卷42 发动大跃进
  卷43 奔向天堂
  卷44 大跃进五马争先
  卷45 大跃进万马奔腾
  卷46 推波助澜
  卷47 刀光剑影
  卷48 难忘1958年
  卷49 苦日子来了
  卷50 郑州纠“左”
  卷51 庐山悲剧
  卷52 罢官后的彭黄张周
  卷53 反右倾运动
  卷54 第二轮大跃进
  卷55 人祸天灾
  卷56 三年困难时期
  卷57 困难时期的城镇
  卷58 困难时期的中南海
  卷59 困难时期的农村
  卷60 困难时期的劳教右派
  卷61 中央查处信阳事件
  卷62 惩治恶官酷吏
  卷63 中央救灾
  卷64 奋力求生
  卷65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卷66 调整政策 缓解矛盾
  卷67 七千人大会
  卷68 走出困境
  卷69 重提阶级斗争 批判“三风”
  卷70 四清运动
  卷71 亲历者谈四清运动
  卷72 批判修正主义
  卷73 炮打司令部
  卷74 红卫兵运动
  卷75 红卫兵五大领袖
  卷76 疯狂血腥的武斗
  卷77 抓挖阶级敌人
  卷78 悲惨的贱民
  卷79五七干校
  卷80 农村浩劫
  2015年1月1日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23 07:10:33
  12、保卫主席首次访苏纪实 (3)

  乘东风,战严寒,直达满洲里
  1949年12月2日晚上8时30分,主席乘车直接进入北京车站站台,在第一股道上停放着专用列车车厢门前停车,主席身穿皮大衣头带皮帽,健步走向专车,满面微笑地向守卫在车厢门口的同志,频频致意,由周总理亲自陪同,滕部长导引下直登火车。
  当时门口两侧分别由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和我护卫,目的是使别人无法看见主席上车。当时车站上异常肃静,站台上无一闲人,所以主席上车时,列车上无一人发现,车站上无一人看见,又无任何其他中央同志上站送行,可见保密要求如何严格。
  主席上车后,周总理向主席当面报告专车随乘负责同志等有关情况后,请示主席还有何指示,主席说一切均已安排好了,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了,周总理等即向主席告别,主席专车发动前,周总理己乘车离开。
  九点整,主席专列在北京铁路局机务处处长亲自驾驶的“主席号”机车牵引下徐徐启动,开出北京站,奔向天津,而他此时并不知这个列车就是主席乘坐的,其他乘务人员更无一人知道。当时随同主席出国的只有四人(有政治秘书一人,警卫处长一人,俄文翻译一人,厨师一人),而中央派出护送人员也只有四人,即滕部长、杨副部长、冯纪副局长和我(北京局只派列车服务人员,无其他干部添乘)。这是主席第一次乘坐自己的火车,第一次出国访问,又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列专车,我很自然地比喻滕部长是第一列专车的首任“列车长”,而杨副部长、冯副局长则是名符其实的首任正副专车警长,而我当时负责铁道部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工作,则是首任专车的警卫员。
  事实上,我们在护卫主席出国访苏的专车上所起的作用也正是如此。所以从北京出发直到终点站满洲里的几千公里的行车过程中,每当列车停车、入站、上煤上水或换乘机车时,我必下车警卫在主席车厢周围,同时监督列车人员之操作,并与沿线铁路公安机关负责同志及地方公安部门同志了解情况,询问沿途警卫情况,并与地方党政负责同志联络致意。
  每当到达重要城市,杨副部长与冯副局长都下车亲自了解情况,布置工作。而滕部长则直接对各地铁路内部负责人检查工作,下达命令,因滕部长是中央委员,又是铁道部领导人。因此,代表中央向省市负责同志一面了解情况,一面表示感谢。
  大家相见之时,内心都很兴奋,然而从无任何人向我们打听过车上情况,由此可见我党我军长期养成的遵守纪律执行命令,服从指挥统一领导的优良作风是何等的牢固,我时时从内心为之感动。
  为了安全,主席专车放在中间,即第二列车,前面第一列车有七、八节由一连中央警卫部队负责押运,装有电话,互相通话,部队派有负责干部带队,直接由我们联系,接受指挥,后面还有一列空车,由路局派人负责,每列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所经各站除需上煤上水外,一律通过,不停车不候车,因此行车速度较快。
  由于解放不久,线路质量不高,为保持平稳安全,每小时不超过八十公里。为了保密,事先让列车人员将主席车厢整理就绪,一切生活用品均安放好后,不听召唤,不必再去。至于主席生活上的照料,直接由主席的随从厨师协助,我可以随时出入照管。
  因此,列车发出之后,列车人员无法了解车上首长情况。当车快到天津时,即晚十点多,准备让主席休息,并告主席车上备有一切用具,主席看见专门备有洗脸毛巾、香皂、牙刷、牙膏等,立即叫我们把公家的东西好好收起,马上从自己带的小布袋内取出手巾、牙刷、牙膏、香皂,并说:“我自己有,不需公家另准备”。我们只好收起。  
  列车经过天津、唐山等地,第二天早晨安全到达山海关,在这里上煤上水,换车头,停车时间较长。这时红日从东方升起,主席早已起床。主席打开车窗一看,已到山海关,这里是万里长城的起点,是“天下第一关”。我们告诉主席在山海关要停半个多小时,主席一听停车时间不短,就要下车看看有名的“天下第一关”是什么样儿。当时到站停车后,我与冯纪同志最先跳下车到列车附近巡视,站内检修人员正紧张地准备换乘,车站内尚有一些旅客集中在候车室内观望,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主席会在这个车站下车散步,因此并无其他任何警卫部署。
  我正在车前与公安段长了解情况时,忽然看到主席戴着皮帽,披着皮外氅已经走下列车到了站台上,这时滕部长、杨副部长等马上走到主席跟前问主席冷不冷?不知主席有何打算,主席一见到天桥就说:“天下第一关,在什么地方?上天桥上看看”。边说边走,我们紧跟在后面,当主席那高大的身影忽然出现在天桥上时,车上的同志此时方知是主席出国去苏联,人们不约而同地无限喜悦地互相用微笑和打手势代替语言表示:“主席出国啊!我们给主席开火车啊!”
  当时因山海关是关内外铁路分界口,全部机车换车,所以第一列警卫车也停在前面,战士一个个从窗口望见主席,真是无法形容他们的内心是多么地激动啊!只见不少战士高兴地跑上跑下向战友们互相报告这出人意料的特大喜讯——“主席乘火车出国了”,我们保证主席一帆风顺,一路平安,人们沉浸在无限欢乐的幸福之中。
  更使人感到惊喜的是山海关车站的铁路工作人员和候车的旅客,人人笑容满面,这一美妙难得的场面,可惜事先毫无准备,没有拍照留念。我们当时一心只想安全保密,对主席首次出国,没有留下任何真实的摄影,但是当时车内外人们只看见主席乘车东行出关,去东北巡察,决不会想到出国啊!而且大家相互不约而同地为主席的安全而保密似的,没有任何人大声喧哗,没有一个人向外“宣传”、“广播”。(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23 17:43:38
  13、保卫主席首次访苏纪实 (4)

  主席席放眼远眺,他看见写有“天下第一关”大字的城楼时马上向滕、杨部长提出要到那里去看一看。滕部长和杨副部长对此毫无准备,一听主席要去,不同意去又不好劝阻,同意去又怕出事,安全没有保证,交通工具也有困难,我已看出领导的难处。这时滕部长马上问我和冯纪有没有小汽车?当时车站机务段等铁路单位均无小车,地方上县级机关解放初期也无小车,我想只有一辆小车无法让主席去。我当时向主席和部长们说:找不到小车,而且由车站去城楼还有七、八里之远,所以说没有车子去有困难。
  滕、杨一致向主席报告当地找不到小车,以后回来时再准备好了,主席一听,只好说:“那就算了”!同时又问:“听说还有一个孟姜女坟墓也在此地?”我马上报告主席:“没有坟墓,只是在城外三里多地有一段长城断毁了,传说那里就是孟姜女万里寻夫哭断长城的地方,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坟墓保存下来。” “哦,原来如此。”主席一听笑了一笑。
  这样主席就在天桥上面停留了十几分钟,观赏了周围自然风光,看到了南面渤海海面,然后步下天桥,走上列车休息,我们抓紧检查换乘情况,准备继续东进。
  当时为了在关外行车安全,加强前卫警戒,杨副部长等要我上前面去,我刚要出发上车去,因事先没有通知前列和调度,结果按时发车,前列已经开出,无法命令停下,于是立即通过调度通知前站令其停车待我上车后才出发。
  我临时改乘轨道车,在铁路轨上赶了四十华里才追上。我一直押运到沈阳后,才由东北铁路局长派人随前卫,因为他们比我更熟悉沿线情况,我又回到第二列车即主席专车一直到满洲里。
  当我从山海关到沈阳这一区段与警卫连战士同志一起行车时,主席专车上发生的情况,当时不了解,而是从沈阳上车后,冯纪分别讲给我几件有趣的事情,我至今记忆犹存。
  首先是列车人员亲眼看到了主席后,这个无声的动员令比任何用文字和语言表达出来的动员令不知强多少倍。同志们个个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天津铁路局机务处处长亲自驾车。他用最大的努力把车开得又稳又快,使坐在车上的同志感觉不出车在行驶。他认为生平最大的幸福是能为主席开车,为此发挥了他老英雄的本领,尽量把车子开得稳上加稳,让主席工作、休息不受一点震荡。
  最使我感动的是主席利用行车时机,抓紧时机,有计划地选调沿途党政负责同志上车,亲自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一谈就是半天,我印象中尚记得,曾找绥中县委书记和锦州市负责同志,分别长谈四、五小时,据说那位县委书记很有风趣地说:“我在绥中县工作好几年所了解的情况,都叫主席拿走了”。那位市长同志谈后出来说:“主席考的题目太多啦!”所以沿线许多同志又想见到主席又怕主席“考试”,怕答不完全。有的同志被问得满头大汗,困为主席问得很具体很深入,特别是具体数字和各种百分比,主席都要详细了解,使许多同志感到自己肚子里那点东西全被主席掏出来了,大家一致敬佩主席的这种善于调查研究的伟大实践,虽被考问,都很兴奋,备受鼓舞和鞭策。
  沈阳停车期间,东北局负责人曾登车探望主席,简谈十多分钟后即下车。此时鉴于主席沿线十分注意了解情况,滕部长首先面告沈阳铁路局局长黄锋立即作好准备,主席可能要你们当面汇报工作,并转告余光生、刘居英等同志预作准备。
  当沈阳上足煤水即将开车时,果然主席通知滕部长转告沈阳局局长开车后上车来到他车厢谈话,由于事先有所准备,加上铁路管理在接管时间积累了东北苏联管理经验,所以当时各项工作已经走上轨道,各种统计经济核算工作,较有基础,所以对主席所要了解的各项工作,指标完成情况,职工生活状况等均能比较系统地回答出来。
  主席听后比较满意,认为当时中长铁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管理方法,并指示滕部长好好总结一下中长铁路的经验,可以在关内各地铁路上加以推广,因此,只谈了两个多小时,车快到长春市时,已经结束。当时沈阳局黄局长十分高兴地走出车厢到站下车,简要地向滕部长汇报了一下谈话经过情况,滕部长当即说:“你们立即根据主席指示首先认真进行总结,党委先好好讨论一下,然后发动干部群众,大家动手把现有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整理后,报东北局及部里来”。(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24 06:56:39
  14、保卫主席首次访苏纪实 (5)
  列车驶过长春向北挺进,一派北国风光,映入我们的眼帘。坐在平稳急驰的温暖的车厢里,从宽敞明亮的大玻璃窗向外看,皑皑白雪覆盖着松嫩平原的银色大地,这是多么肥沃富饶的祖国山河啊!再向西北远处望去,茂密的森林像地毯似的铺在那雄伟的长白山上,这里才是真正东北原野的美丽风光啊!  
  列车经过了六天六夜连续不停的安全运行,于12月8日按时到达我国与苏联接壤的最后一个车站,即属于内蒙自治区所辖的满洲里市。沿途通过五省(区)两市的广大地区,穿越千山万水,顺利地安抵终点。这个小城市人口不多,但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散居有不少“白俄”,还有汉满蒙等民族聚居在一起,是从陆地与苏联相通的唯一出口处(车站南面是属中长路的中国铁路,车站北面是与苏联铁路相连的俄国铁路轨道了。因为规矩不同,比中国大些,所以列车不能互通,必须换乘)。
  当列车快要进入车站时,滕部长、杨副部长首先走去向主席报告,满洲里马上就要到了,请主席就在车上休息,外面太冷,我们先与苏联专车负责人接头,办理交接后再报告。因此,列车一停,我们首先下车,看见苏联专车已到,正在站台待命。这时滕部长与苏联铁道总局负责人,杨副部长与苏联保卫局负责人,经过苏联自己带来的中国翻译,向滕、杨部长—一介绍情况后,即上苏方专车,一边交待情况,一边观看苏方车上情况,大概不到半小时,一切都已谈完。
  我也跟上去看了苏联专车设备与布置,然后先由车站组织好人力把主席所带的东西搬运到苏方专车上,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滕部长即报告主席,请准备下车,直接上苏方列车待发。这时我和冯纪副局长均在车站上值勤。主席穿好皮大衣,然后与政治秘书、警卫处长、翻译及专门厨师同志一起走下车来,苏联专车车门正好对准,主席十分喜悦地微笑走向我们面前,用他那热情有力的大手与我们亲切地握手告别。此时虽然是零下五十度,但是一股暖流顿时传遍全身,我激动得几乎掉下幸福的泪来,我极力控制自己,跟随在主席、首长后面,一直送到苏联车旁,相距非常之近,主席登上列车,不肯走开,一直站在车门口里,不断地向我们招手示意,让我们回去吧,此时谁也不肯走开,我们四个人站成“一”字形,一致举手向主席致敬,劝他进去,主席依然不动,忽然听到机车一鸣汽笛,列车缓缓启动向北开出,这时我们把手一致举过头顶,主席在关了车门的玻璃里面,最后向我们挥手致意,才进了车厢。
  我们一直在原地目送着列车,直到望不到列车时,才高兴地往回走。滕部长提出,咱们到车站里看看,于是我们一起走进了高大宽敞的车站大厅里,观看了车站各种建筑设备,半小时后又上了车准备返回。此时滕部长、杨副部长高兴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光荣任务而马上又意识到迎接主席回来的任务,比这次困难多些,要早作准备。于是,稍休息后,当天下午我们即乘原车,轻车熟路,一帆风顺地由满洲里直奔首都。此时沿途警卫已撤,到站无人迎送,只有各地路局负责同志在停车时上车向滕部长报告请示工作,此时滕部长已告东北,关内各路局负责人,预作准备,保证主席回国旅途安全。(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25 07:32:22

  15、保卫主席首次访苏纪实 (6)
  保卫主席访苏胜利归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胜利签订。当我们在1950年2月11日从广播中和报纸上得知这一振奋人心的大新闻时,是多么的激动啊!而我和滕代远部长、冯纪副局长马上意识到谈判结束了,主席、总理即将动身回国了。一件更加艰巨光荣的政治任务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滕部长指出:立刻作好准备工作,不必等候命令。为争取主动,不打无把握之仗,即动手早作安排。我们就投入了迎接保卫主席和周总理安全回国的紧迫任务之中。已有的两次保卫专车的可贵经验,我们有信心完成这一重大任务,主要是采取更加严密、细致、深入的全面准备工作。
  我们与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一起冷静地具体分析了当时各地的情况,明确指出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首先最大的特点是全世界都已知道这一重大的行动,苏联肯定已举行公开盛大的欢送仪式并向全世界公开发布“新闻”,也就是国内外敌人早已等候的时机,事先已公诸于世,敌人可以从容部署,使我们防卫不易发现,特别是东北各地沿线治安较关内更加复杂,线路之长,确有防不胜防之感,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意外危险。
  但也存在对我们有利条件,首先我们在国内仍执行高度“保密”,不公开举行任何欢迎仪式。如此,又使敌人难以掌握确切行动的具体时间和区段,这一方面我们取得了主动,决定各地不举行欢迎仪式,一切仍严守秘密,这样敌人虽可计算在苏联境内行车时速,然因它是专车可快可慢,加上沿途可以停车参观、访问,敌人又难以预料,更难发现。同时沿线内外情况我们已经心中有数,比出国时更熟悉了,所以对那些要害部位和薄弱环节,可以主动地予以加强充实和及时调整,对地方联系也有基础,可以实行联防,统一行动,必要时可以实行局部地区临时戒严,实行军管。
  其次,关键还在于内部保证,纯洁可靠,因此工作中心是进一步清理铁路内部、纯洁要害部门,加强保卫工作,密切联系地方,互通情报,共同负责。再次,虽己有经验,仍要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提高责任感,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不许有丝毫麻痹大意和疏忽,不可满足已有经验,而要时时刻刻严密注视新情况,发现新问题,采取新措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一时一是顺利而迷惑自己。
  最后为了保证绝对安全,加强专车保卫力量,仍开“三列车”同时出发。根据上述研究,分别向各地公安机关护路部队、铁路部门下达了文字的和口头的具体要求,并要求各地及时将准备情况尽尽快上报公安部与铁道部,分别建立日夜轮流值班制度,加强上下内外相互之间的联系,并及时向中央和国务院反映执行情况。
  主席和周总理等于2月16日离开莫斯科,乘车回国。我们知估计要行车9天之久,而我们到满洲里最快要走6天,必须在前一大赶到。为此决定我们于2月18日从北京出发。党中央考虑到此次公开回国,任务加重,于是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代表中央和我们一起到满洲里,并决定**中央副主席、国家副主席朱德另乘专车到沈阳迎接主席和周总理。中央这一决定,我们深感中央考虑周密。
  由于考虑主席沿途下车参观和休息,比出国时事情繁多,因此决定滕杨二部长各带一秘书随车照料。中南海派警卫处长李树槐随朱德副主席赴沈阳人,这样,由京出发的迎接人员增加为8人。车经哈尔滨时,东北铁路公安局局长严佑民向滕、杨二部长提出,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让他添乘在关外区段,请示可否?膝、杨二部长马上答应可以,立即上车,这样,严佑民十分高兴地和杨副部长住在一起,并带有照相机,准备给主席、总理拍几张照片留念。我们于2月23日提前赶到满洲里车站,停车待发。
  1950年2月24日下午,主席和周总理乘坐的苏方专车顺利抵达满洲里车站,当专车进站之前,我们已得到调度通知,列车正点到站。于是,李副总理带领大家排队守候在站台上,专车刚刚进站,主席和周总理从窗里看见我们,非常高兴,挥手招呼。大家热气腾腾,喜气洋洋,一致使劲鼓掌欢迎主席、周总理胜利归国。大家似乎忘记了严寒,互相握手,欢乐之声笼罩了整个站台,车站上服务同志也无不为之感动!(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26 07:30:15
  16、保卫主席首次访苏纪实 (7)

  我们为了不让主席和周总理受寒,向李富春副总理建议请他让主席、周总理先上车内再谈,这样,在李副总理、滕部长的引导下,主席、总理顺序而行,缓缓地走上了我们自己的温暖如春的车厢里,分别按事先排好的车位先后入座。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随车归来的除原出国人员外,又增加了几位我们不认识的同志,还是周总理向我们介绍:“原在苏联学习的肖华同志和孙维世同志,一起回国,你们另给他们分别安置一下车位。”当时还有秘密化名的越南领袖胡志明,至于同车归来的肖华与孙维世,与我们十分接近,互相交谈,我方知肖华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中央送他去苏联边治病,边学习,当时肖华很年轻,30多岁,南方人,非常热情,而那位女同志孙维世就是1938年在延安赴苏学习的电影演员,归国后,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学院院长。
  主席、周总理归国时,斯大林赠送了贵重的礼品…苏联新造的高级轿车两辆,分送给主席、总理专用。这种车可贵之处,就是车身装有防弹玻璃,并附有专用零件数箱,随车运回来,当时滕部长指令我负责全部装在后卫车上,并派警卫加以警戒,不准任何人上车去。我与车站负责同志联系好,从苏方专车转到我方专车上,后来回到北京检查,发现零件箱子被人撬开,并偷盗了一部分零件。以后为了此事,同时为了破获苏援米格十七教练机零件被盗案,总理指示公安部与铁道部共同负责查获办理。为此我和杨副部长及严佑民,于四、五月间专门到满洲里车站花了半个月时间终于发现系“白俄”员工所盗,交由东铁公安局处理。
  在满洲里车站发生的政治破坏事故在群众协助下很快弄清了。当主席即将归国之际,2月下旬,长春郊外数里的铁路干线突然在夜间被扒开了数里之长,显然是妄图造成列车颠覆事故,但是被我们地方公安机关及时发现,并将线路马上修好,所有这些情况,向我们又一次敲了“警钟”, 因此,要求沿线军民密切注意严防破坏。
  2月24日深夜,我们从满洲里车站出发,此时为了安全,有意迷惑敌人,因之头一列全是空车,压道试行,第二列车是警卫连乘坐的前卫作向导,主席专车则放在最后,即三列车。我们与回国人员均在第三专车上。
  列车经过北满著名的大山兴安岭,气温较平地更为寒冷,到了海拉尔车站,正是在山岭上面,当时正值上午10点以后,万里无云,阳光普照,因为换车头,所以除了胡志明主席留在车里外,其余同志纷纷随主席、总理缓步走下列车到站台上一边观赏祖国北部高原风光,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大家三三两两地围绕在主席周围,格外亲切,边走边谈。此时,滕部长紧跟在主席身边,向主席介绍车站设备,当他走在道岔边前,主席把右手从大衣内伸出用食指指着道岔问滕部长,“这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滕部长立即报告主席,“这是道岔,专门用它来拨开铁轨,使列车不会撞头。”“扳道岔的叫扳道员,很吃力,力气小的扳不动。”
  主席听了说:“啊!这个玩艺还不简单呢!”
  滕部长笑了笑说,铁路上这一套东西名堂不少呢!主席点点头微笑。此时,我与冯纪正在主席身后,他和滕部长的谈话,我们听得十分清楚,这一生动的场面,严佑民及时抓住了,他急忙用照相机把主席指问滕部长的动态,十分逼真地拍了下来。回来后,严佑民把这张照片专门放大分送给滕部长、杨副部长,他自己家里也挂着一张,还送给我一张,我一直视为极为珍贵纪念之物,好好保存着。由于沿途行动保密,一般不许拍照,所以没有留下多少照片。
  2月26日晚,主席、周总理到达哈尔滨车站,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市长饶斌及东北铁路总局余光生等负责同志都到站欢迎,并邀请主席、周总理下车休息。因为经过由莫斯科到满洲里,又到哈尔滨,长途旅行确实比较疲劳,于是,同意在此下车休息,我们分别住在两个最大的宾馆,大家可以洗洗澡,好好睡一觉。
  2月27日上午主席、周总理与省市负贡同志谈话,并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亲笔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勉励同志们永远保持战争期间“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下午,滕部长告诉我和严佑民,“主席要去参观铁路工厂,你们快去先准备一下。 由于是临时安排,时间仓促,十分紧张。于是,严佑民与我乘车直奔工厂,此时离下班只有半小时了,马上通知工厂负责同志不要离开,保卫科同志立即在周围加强警卫力量,并临时抽些党团员准备在工厂门口、车间门口迎接。
  刚刚部署完,我们正准备赶快回去报告,这时工厂下班铃声响了,工人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向工厂大门走去,我们车子刚刚到门口,主席乘车已经到了。
  滕部长等陪着主席,车一直开到工厂内车间门前,这时大部分工人已走,不知是主席来厂参观。只有少数夜班工人和下班较晚走的一些老工人,一看见主席又惊又喜,主席很亲切的同下班工人握手、问好,然后由工厂领导人领路在各主要车间参观,向主席介绍这些设备性能作用,来到锻工车间正值夜班工人上班,主席与工人一一握手问候,工人同志真是喜出望外,十分高兴地向主席致敬。有的工人满手油污,不敢伸手,主席对此毫不介意,仍很热情地用力握着那些老工人的手,不断地说:“同志们好!”“祝你们好!”工人同志们激动地含着泪花双手伸向主席,“祝主席身体健康!”“祝主席长寿!”
  大概参观了半个小时,主席向工厂负责同志作简短谈话后,由滕部长等陪同返回宾馆。这时我和严佑民才放下新头大石,不禁出了点冷汗,好在没有出什么问题,只是感到事先没有计划,安排不周,使主席未能很好地参观,因为有的车间己空无一人,因无夜班作业,只好如此。27日夜离开哈尔滨向长春行驶。(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27 07:06:47
  17、保卫主席首次访苏纪实 (8)

  主席在苏联时,斯大林曾向主席建议回国时一定下车看看长春市容,据说长春是按日皇计划拟作新京首都,是以东方最好的城市规划建设的。所以,列车到达长春市车站停车,吉林省和长春市少数负责同志到车站迎接,并请主席、总理下车休息,看看日本时建造的银行和地质宫等,然后再动身。
  我们上午先到达,主席、总理下车后,先去省委。此时,市警卫部队立即开始部署,午饭后参观市容,我和严佑民先乘一辆吉普车作前卫向导,前面还有大卡车,车上架有机枪作警卫车,由于市委为了安全起见,临时局部地段戒严,当我们车经市区街道,非常肃静,很少看见行人,甚至连胡同小巷也无人出入,我们主要游览了长春街道,确是整齐宽敞,而且有些地方拱门形建筑,较为美观,主要建筑是所谓郊外八大处,即伪满洲国政府办公地区,占地面积很大,皆是近代化高楼大厦,大约用了一个小时参观结束了。
  主席回到市府时,很风趣地问市委同志:“长春市老百姓很少,人都哪里去了?”市委同志一时不好说明,只是应付几句,说可能是临时街上警卫岗哨多了一些。主席说:“不要怕老百姓嘛。”主席对采取“戒严”有所不满,认为这会脱离群众。当时我们一看卡车上架有机枪,觉得十分不妥,好在主席专车在后没有看到,否则一定会严肃批评这种做法的。
  下午参观,专门看了一下有名的“地质宫”,内部集中了有关地质方面的机密,还有一日本人留下的银行,据说有特殊装置,主要是反光镜等,如你走进银行内,钻到何处盗窃都能从镜子里看得十分清楚,因此是防盗特别装置,中国各地,当时只有长春银行有此特别装置,是从日本国内运来的,国内不会制造。当晚即离开长春市,直抵沈阳市。
  列车抵达沈阳车站时,专程赴沈阳迎接的朱德副主席和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同志均到站热烈迎接主席、周总理。定在沈阳休息两天,除了主席、总理分别同东北局、省、市负责人谈了此次访苏经过和结果外,对当前东北工作也作了重要指示。
  为了欢迎主席、总理安全归国,东北局于第二日中午举办了隆重的“内部宴会”,当时出席人员限制极严,为保密起见,仅限于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辽宁省、沈阳市主要负责干部,凡随主席总理出国和归国人员全部参加,我们由李副总理为领队的全体迎接人员,包括东北铁路公安局局长严佑民及朱副主席随车的中央工作人员一起被邀请出席。主席、总理、朱副主席、李副总理、东北局负责人等为首席,坐在大厅中央,滕部长、杨副部长、严佑民、冯纪等及东北局几位部长和我们,紧挨着主席、总理的桌子,他们的谈话,我们都能听到。  
  晚间,在东北局的机关礼堂里又举行了小型舞会,主席、总理、朱总、李副总理等参加。  
  列车经过山海关,正值深夜,因此对主席下车参观一事,既无专门安排,也不担心了。快到天津时,市公安局长许建国赶到塘沽车站上车,到了天津车站,天津铁路局长郭洪涛已安排好换乘。主席同总理等从莫斯科动身,经过半个多月的列车生活,3月3日夜安全地回到首都前门车站。为了保密,中央没有派人上站欢迎,按照事先通知,早已把主席、朱副主席、周总理、胡主席乘的专车,以及李副总理、滕部长、杨副部长的专车,依次地排列在车站上,所以列车进人第一股道,火车司机缓慢地把列车开到指定位置上,主席、总理下车后,即乘车离站。胡志明主席另有专人陪上车开出。李副总理乘车后,滕部长、杨副部长安排我们把主席、总理的专用轿车装车运走。随后,我和冯纪上车,向全体列车服务人员和警卫部队致谢,庆祝同志们出色地完成了一件光荣的伟大的政治任务。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28 06:29:17
  18、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二战后的冷战时期,世界上有两个互相敌对的阵营:一个是以苏联{1}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成员有东欧、越南、朝鲜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国家;另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其成员有西欧、北美、日本、韩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新中国建立后,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投向了社会主义阵营,尊奉苏联为“老大哥”。
  新中国建立后,苏联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第一个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苏联的带动下,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纷纷和新中国建交。新中国成立仅两个多月,毛泽东主席就访问苏联,和斯大林会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也是他一生唯一去过的外国。中国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广收会员。燕山老人在《残年琐忆》记载:他在上小学四年级时,就成了“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胸前佩戴者金属制作的会徽,好不神气!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中苏坚如磐石、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等,是建国初期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当时,流行许多歌颂苏联、歌颂苏联领袖斯大林、歌颂中苏友谊的歌曲。比如,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小鸽子》的歌词是这样的:“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北京去。见了毛主席,就说我们谢谢您,因为有了您的领导,我们才能得胜利。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苏联去。见了斯大林,就说我们谢谢您,因为有了您的帮助,我们才能得胜利。”
  那时候,报纸、杂志、广播、电影、小说等,都在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人民过着“天堂”般的幸福生活:“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点灯不用有油,耕地不用牛,走路不用小心,苹果碰了头”。
  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个年头里,引进了多部苏联影片。有一部影片的中文名称为《幸福的生活》,描写了苏联农村建立了集体农庄,耕作都是机械化,粮食大丰收,庄员们生活幸福,载歌载舞,谈情说爱,进入了“人间仙境”。这部电影的开篇和结尾都是收割机在麦浪中穿行的壮观场面,展现了农民在劳作中歌唱着、欢笑着庆祝丰收的场景。《大众电影》等杂志上为中国观众介绍这部电影的文章,以“我们的明天”作为标题。这部电影的具体内容这里就不讲了,仅介绍两首电影插曲,让读者从中领略苏联农民的“幸福生活”。
  插曲之一:《红莓花儿开》。歌词是这样的:
  (1)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
  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
  他对这桩事情一点儿不知道,少女为他思恋为他日夜想,
  (2)河边红莓花儿已经凋谢了,少女的思恋一点儿没减少!
  少女的思恋一点儿没减少!少女的思恋天天在增长,
  我是一位姑娘怎么对他讲?没有勇气诉说,我尽在彷徨,
  让我的心上人自己去猜想!让我的心上人自己去猜想!
  插曲之二:《丰收之歌》
  (1)古班河上风光好,清清流水起浪潮,流水起浪潮。金色麦浪起伏不停,古班草原真热闹。我们是耕田能手,我们计划做得周到。要使古班打下的粮食,挤满仓库还装不了。
  (2)日出之前我们劳动,劳动在这大地上,在这大地上。要使我们的农庄庄员,热爱我们的农庄。要使我们所有的姑娘,个个可爱又坚强。要使年轻力壮的哥萨克,长得结实又粗壮。
  (3)好好把粮食打下来,一颗谷粒也不丢,一颗也不丢。我们团结,我们友爱,我们是能干的收割手。装好一车一车的粮食,沿着大路运到城市。我们的集体农庄,不会对祖国欠下账。
  (4)我们劳动生产粮食,不是为了的奖赏,不是为得奖。我们劳动生产粮食,为了争取荣光。如果因为我们丰收,发给我们奖赏,我们大家并不决绝,我们说这很应当。
  (副歌)快收割,快装上车,快装上车,快快收割完毕!啊!我们的丰收,我们的丰收,我们富饶的丰收!大丰收!
  看着这样的电影,听着这样的歌声,农民们,尤其是男女青年农民们,对苏联的集体农庄是多么羡慕、向往啊!他们由衷地想学习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憧憬着幸福的明天。
  1949年11月,《人民日报》用半个版面刊登来自苏联的描绘工人、妇女备战和生产场景的图片:一位年轻妇女手里捧着稻谷、克里姆林宫、一个小生产队青年男子微笑地站在一架喷烟吐雾的织布机前、一座巨大的水坝、孩子们穿着跳舞的服饰(斯大林的肖像作为背景)与一个微笑着看着他们的弹着钢琴的女辅导员、一架联合收割机穿过浓密的麦田的丰收景象。在中间位置是一个强壮而坚定的妇女与其背后的兵工厂对应……。有许多地方举办关于苏联的展览,不少图片展示着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在”。比如,一组图片详细展示一个苏联普通家庭,拥有6个房间,还有车库和花园。看到这样的宣传图片,广大从来没有出过国门的干部和老百姓,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世界上最美好的制度,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就是苏联人民的生活。
  苏联是新中国的靠山,是最可靠、最要好的朋友。美国则是新中国最凶恶的敌人,被称为美帝国主义。国共内战时期,美国大力支持国民党,妄图消灭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妄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建国初期,新中国和美国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因此,在宣传苏联老大哥社会主义制度好、苏联人民生活幸福的同时,极力宣传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坏,资本家如何可恶,美国人民如何受到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正在盼望中国革命人民去解救他们,等等。
  注释:
  {1}苏联全称叫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是由俄罗斯及其周边十几个小国组成的联邦制国家。1922年12月30日成立,横跨欧亚大陆,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苏联是一党执政的国家,党的首脑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政府首脑是部长会议主席。1949年,这两个职务都由斯大林担任。苏联奉行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及计划经济政策。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20世纪是与美国并列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主体由俄罗斯联邦继承。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29 11:08:10
  19、学习苏联老大哥
  对苏联人民“幸福生活”的宣传,激发了中国人民对苏联的崇敬、羡慕和向往,中国领导人推行的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潮流,很容易被普通百姓接受。因而,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大陆掀起一股尊崇苏联、学习苏联的热潮。从国家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文化教育,到百姓的穿衣发型,都在学习“苏联老大哥”。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服装成为当然的革命象征,深深地影响着城镇居民。“布拉吉”和“列宁装”就是当时城镇居民最流行的服装。城镇有童谣唱道:一进堂屋亮堂堂,房里摆的大花床,姑娘穿的“布拉吉”,小伙子穿的“列宁装”。
  布拉吉,是俄罗斯语“连衣裙”的译音,这是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从苏联传入中国的“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碎花、格子和条纹,腰际系一条布带。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和穿着“布拉吉”的苏联女英雄卓娅,成为中国妇女和姑娘们模仿的偶像,“布拉吉”也因此成为50年代大陆最流行的女性服饰之一。大街小巷、建设工地,上至知名女性,社会名流,下至基层女工、女学生,都喜欢穿“布拉吉”,甚至幼儿园的小女孩也会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布拉吉”。
  “列宁装”,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它的式样为西装开领,双排扣、斜纹布的上衣,有单衣也有棉衣,双襟中下方均带一个暗斜口袋,腰中束一根布带,各有三粒纽扣。“列宁装”开始本是男装上衣,在中国却演变出女装。“列宁装”一时成为政府机关女干部的典型服式,因此也被称为“干部服”。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看上去朴素干练、英姿飒爽。上海著名配音演员苏秀在《我的配音生涯》一书中回忆难忘的“列宁装”:“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实足年龄尚不满24岁。看着满街红旗,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渴望着工作。其实,我在广播剧团很受重用,工作得很快活,可心里总以自己不是国家干部为憾。觉得既然不是国家干部就不能去穿那象征干部身份的列宁装。所以当我在报上又看到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招生的时候,我就又去应考了。”{1}
  那时,市场上有很多苏联花布(图案是鲜艳的花格子),政府号召人们购买,因此也叫做“爱国布”。城镇的男青年(工人、干部、学生等)中,流行穿用苏联花布做的翻领花格子衬衣。
  城市里新建的办公大楼、职工宿舍,都是学习苏式建筑的样子,弄得方方正正,黑黑灰灰,窗户狭窄,像重叠在一起的巨型火柴匣子。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街道,还保留着50年代修建的许多这样的楼房。
  当时,学校图书馆中陈列的外国书籍,主要是翻译的苏联作品和俄罗斯古典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雅和苏拉的故事》、《普通一兵》等苏联小说,在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书里的主人公保尔、卓雅和马特洛索夫,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有些学校的班级,就用这些英雄的名字命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人公保尔的一段话,写进了中学语文课本,成为中学生人人都能背诵的名言警句。这段话是:“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当他临终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此外,高尔基、托尔斯泰、契科夫、普希金等人的著作,也很流行。不少苏联作品(或其片段)被编入学校语文课本。
  大批的苏联专家来到新中国,工矿、国防、科研、文教等各个领域都有苏联专家帮助搞建设。苏联专家带来了苏联的先进经验,也带来了苏联“模式”。从建国初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所走的道路基本上都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在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同时,极力清除美国在各个方面的“流毒”和影响。例如,把穿西服、打领带、穿旗袍、戴首饰、涂嘴唇、描眉毛、烫发等等,都看成是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给予批判和排斥;西方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资产阶级唯心论”,被全力批判和清除;过去翻译过来的资产阶级作家的小说、戏剧、诗歌以及歌曲、电影等遭到全面清剿。
  注释
  {1}《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 作者陈煜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http://history.news.163.com/09/0827/18/5HO9VUVO00011HJ4.html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30 07:02:11
  20、教育“全盘苏化”
  民国时期的教育,都是仿效美、英教育制度,大学的学制、院系组织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理念等均仿照西方大学,大学的教授与领导也大都具有在西方留学的经历。英美教育的特点是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强调自由、独立发展。“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是办学的主导精神。大学格局多样化,有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许多外国教会办的著名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等。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结束之后,立即进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即把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完全废除,代之以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用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的话来说,就是“集中火力,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夺取美帝在中国的文化侵略阵地。”{1}
  在“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口号下,大学的院系调整完全照搬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列举几点如下:
  (1)大学全部公办(国办),取消私立学校,不允许私人办学。原来的私立大学全部并入公立高等学校。
  (2)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加强师范院校,缩减综合性大学,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一些人文社会学科(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被视为是“资产阶级毒素”,全被被取消,财经与政法学科也被削减;文科类学生人数大幅度减少。院系调整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文科在校学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
  (3)设立政治思想教育课程。1952年10月7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把政治思想教育课程列为公共必修课。这些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联共党史(苏联共产党历史)等。
  (4)高等学校招生、教学和分配列入国家计划,即由国家统一招生、统一制定教学计划、教育大纲、编写教科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从此,高校丧失了办学自主权,大学毕业生们端起了“铁饭碗”。
  (5)国家确定俄文为“第一外语”,大学其他学科也都采用苏联教材。
  (6)批判杜威等欧美国家的教育理论,树立起苏联教育理论的权威。苏联教育家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成为指导教育教学的基本理论。
  (7)院系调整前,大学各院系不设专业,重视外语(英语)、基础理论和人文知识的学习,学生在一、二、三年级重在学习基础理论,四年级着重学习专门知识。院系调整后,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按照苏联工科大学教育模式按系设立专业,有计划、分专业培养技术人才。
  (8)解放前,大学实行学分制,必修与选修相结合。“学苏”后,取消学分制,实行学年制。学生在修业期间必须按照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和通过每学年所规定的学习课程和教学环节,不能自由选课,一般也不能转系或转专业。
  (9)教育为工农子女开门,坚持以培养工农出身的专业人才的根本方针。
  中小学也学习苏联老大哥。这年,不仅将私立高等院校全部改为公立,连私立小学、中学也开始改为公立。中小学教育教学也要以苏联教育家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指导理论,小学由学制六年改为“五年一贯制”,中小学的考试计分,由百分制改为“五分制”,等等。
  黄天骥先生回忆说:在中学六年,我们学外语,上的是英语课。可是,在大学,英语被取消了,外语课学的是俄语。本来,斯大林说过:语言没有阶级性。谁知道,那时实际上是把英语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大学生统统改为学俄语。于是,我们从俄语字母学起。俄语较难学,有些字母要喷着气流冲打舌尖,发出颤音,舌头粗的人,当然更不易掌握。一时间,在校园,在宿舍,像赶毛驴那样“得……”的颤音,响成一片。……我们这批在解放初上学的大学生,成了学外语的夹生饭,成了教育上“一边倒”的牺牲品。到现在,我除了记得俄语中的几个单词,像“他哗哩殊”(同志)和“哈噜梳”(好)之类,其他则统统交回给老师。{2}
  大学一年级的政治课,学的是“联共(布)党史”,实际上讲的是苏联党内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斗争史。我们这群刚从中学里来的学生,对苏联的印象尚且模糊,哪能弄清 苏联党内两条路线斗来斗去的情况?于是,教科书上怎样说,我们便怎样听,每到“课堂讨论”,或是照本宣科,或是信口胡柴。看来,苏联大一的学生要上这门课,我们大一的学生也就要上这门课。至于学了这门苏共内部的“相斫史”,对中国大学生有什么意义,不知当时教育部门有什么考虑。{3}
  我在上大二时,教育部门推行“五时一贯制”。本来,我们每天早上从八点钟开始,一般上四节课。午饭后午休,下午二时半才又上课。可是,据说苏联的大学,上课时间由上午九时开始,五节课连接着,一直上到下午三点。于是,我们也就“一边倒”,学习他们的“五时一贯制”。在苏联,寒冷的日子居多,“五时一贯制”,减少出门,也许是合适的。而在广州,夏日炎炎,我们依样画瓢,师生们便惨了。一到中午,大家昏昏欲睡。那时课室既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机,每上到第四节课,热气一蒸,同学们的眼皮便互相打架。不过,那时我们都被培养成“驯服工具”,从未怀疑过上头的决定。上头说“一边倒”,我们便“倒一边”,有些人还“倒”得很彻底,甚至在夏天也穿上时髦的乌克兰式服装:高领、大襟、束腰、长袖,以示向“老大哥”看齐。在这样的氛围中,既然上头说要学习苏联的“五时一贯制”,即使我们心里嘀咕,牙缝里却不敢说半个“不”字。那就耗着吧!“倒”成怎样便怎样吧!{4}
  注释:
  {1}《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与社会变迁——院系调整研究之一》作者李杨《开放时代》2004年05期
  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91&aid=1470
  {2}{4}《建国初学苏联老大哥:大学生统统学俄语》作者黄天骥
  http://www.cqcb.com/cbnews/instant/2011-09-01/1979734.html
  {4}《令人啼笑皆非 建国初高校学苏联的那些事》作者黄天骥
  http://cul.cn.yahoo.com/ypen/20110919/594872.html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3-31 16:57:19
  年轻的朋友们,想了解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曾经生活的年代吗?请跟帖阅读!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02 07:24:48
  21、苏联歌曲风靡大陆
  建国初期,苏联歌曲风靡大陆,课堂上、工厂里、影剧院,到处都能听到苏联的歌声。苏联歌曲旋律优美、情真意切,激荡人们的心弦,曾经影响着中国一代人。
  苏联歌曲有歌颂中苏友谊的,如,《莫斯科-北京》,此歌的歌词是:
  (1)中苏的人民是永久弟兄,两大民族的友谊团结紧。纯朴的人民并肩站起来,纯朴的人民欢唱向前进,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听我们!在听我们!在听我们!
  (2)伏尔加河边听到长江水声,中国人民仰望克里姆红星。我们不怕任何战争威胁,人民的意志是强大无敌,全世界赞美我们胜利!我们胜利!我们胜利!
  (3)从没有这样牢固友情,我们的行列充满欢腾。行进的大队苏维埃联盟,坚强的大队苏维埃联盟,并肩前进的是人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中国!
  (副歌)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人民在前进,前进,前进!为光辉劳动,为持久和平,在自由旗帜下前进,为光辉劳动,为持久和平,在自由旗帜下前进!
  人们唱着这首歌,感到无比的胆壮气豪:有了中苏牢不可破的友谊,有斯大林和毛泽东联手,美帝国主义算个鸟!
  有歌唱爱情的,如《红莓花儿开》。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其歌词是:
  (1)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也不在沙沙响。
  夜色多么好,令我心神往,在这迷人的晚上。
  (2)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明月照水面泛银光。
  依稀听得到,有人轻声唱,多么幽静的晚上。
  (3)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偷偷看着我不声响。
  我想开口讲,不知怎么讲,多少话儿留在心上。
  (4)长夜快过去,天色蒙蒙亮,衷心祝福你好姑娘。
  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青年男女非常喜欢这首歌和《红莓花儿开》,他(她)们脉脉含情地唱着,藉此传递着爱情的信息。
  1950年10月,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运动。这时,青年们特喜欢唱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唱着这样的歌曲,一腔热血沸腾,豪气油然而生。有的歌曲把战争和爱情联系起来,恋恋不舍、情意缠绵。下面转录几首歌词如下:
  《喀秋莎》
  (1)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的柔曼轻纱。
  喀秋莎站在那竣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喀秋莎站在那竣峭的岸上,歌声好象明媚的春光。
  (2)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
  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
  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

  《共青团员之歌》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我们自幼所心爱的一切,宁死也不能让给敌人。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小路》

  (1)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纷纷雪花掩盖了他的足印,没有脚步也没有歌声。
  在那一片宽广银色的原野上,只有一条小路孤零零。
  在那一片宽广银色的原野上,只有一条小路孤零零。
  他在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实在叫我心中挂牵。
  我要变成一只伶俐的小鸟,立刻飞到爱人的身边。
  我要变成一只伶俐的小鸟,立刻飞到爱人的身边。
  (2)在这大雪纷纷飞舞的早晨,战斗还在残酷的进行。
  我要勇敢地为他包扎伤口,从那炮火中救他出来。
  我要勇敢地为他包扎伤口,从那炮火中救他出来。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我的小路伸向远方。
  请你带领我吧我的小路呀,跟着爱人到遥远的边疆。
  请你带领我吧我的小路呀,跟着爱人到遥远的边疆。

  2013年4月30日星期二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4-27 06:32:22
  22、遗传学贴上了“阶级标签”

  你妻子生的孩子是你的孩子吗?判断的方法是作“亲子鉴定”,比对一下你和孩子的基因是否相同。“亲子鉴定”,就是孟德尔—摩尔根基因遗传理论的一项应用。该理论告诉我们:生物(包括人类)的遗传密码就是DNA(基因)。
  孟德尔,1822年7月22日出生在奥地利,1856年开始长达8年的豌豆实验,发现了生物遗传基本规律,总结出“孟德尔第一定律”和“孟德尔第二定律”。后经摩尔根等数代科学家努力,使生物遗传机制建立在遗传物质DNA(基因)基础上。
  摩尔根,1866年生于美国,从1908年起,利用果蝇研究遗传学,确立了染色体是基因的载体,发现位于同一染色体上的基因之间的链锁遗传特性,将多种突变基因定位在染色体上,制成染色体图谱--基因的连锁图,继承发展了孟德尔以豌豆杂交实验为基础的遗传理论,为生物学发展为实验科学奠定了基础,1933年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实践已经证明:孟德尔—摩尔根基因遗传理论,是科学的遗传理论,生物学取得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在这个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比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就是以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为指导培育出来的。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孟德尔——摩尔根的基因遗传理论,在苏联遭受到严厉批判和残酷打击。苏联生物学界的“学霸”李森科,把孟德尔—摩尔根的基因遗传理论污蔑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贴上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的标签。许多相信孟德尔-摩尔根观点的苏联教授、学者,被撤掉了职务,所有以孟德尔-摩尔根为指导的科研项目被取消。代之出现的,是李森科“创建”的“新遗传学”——“米丘林遗传学”。李森科的“新遗传学”否认遗传基因的存在,逻辑混乱、错误百出,却得到了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支持,因而被贴上了“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的标签,独霸苏联生物学界。苏联所有生物学研究工作者,都要表示对李森科效忠的态度;所有同生物学有关的学科,包括解剖学、组织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等,都被勒令归纳到“李森科新遗传学”的基础上。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理论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所有相信孟德尔-摩尔根遗传理论、怀疑李森科“新遗传学”的科学家,都遭到了严厉打击和残酷迫害。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前任院长瓦维洛夫因为坚持孟德尔-摩尔根的观点,批评李森科的“新遗传学”,则于1940年被捕,先是被判极刑,后又改判为20年监禁,1943年瘐死狱中。原定担任第8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主席的著名苏联遗传学家瓦皮洛夫,被打成“资产阶级分子”而横遭迫害,未能出席这次会议。
  由于得到斯大林的青睐,李森科青云直上。只有大专学历的李森科,成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并先后当上了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和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6 06:43:44


  23、北农大事件

  新中国建立初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浪潮汹涌澎湃,贴着“阶级标签”的生物遗传学也传入中国大陆。于是,发生了“北农大事件”。
  1949年9月,北大、清华、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乐天宇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原北京大学农学院和清华大学农学院的遗传学和有关学科的教授,都支持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学术观点。华北大学农学院以乐天宇为首的遗传学和有关学科的教师,都持李森科学派的观点。三校合并后,乐天宇利用职权用粗暴的态度和方式,批评摩尔根遗传学理论观点,说它是“唯心的”、“反动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和“法西斯的”等等。在乐天宇主持下,决定开设李森科的“新遗传学”,停开讲授孟德尔-摩尔根基因遗传理论的“旧遗传学”,以及相关联的田间设计、生物统计三门课程,并诬陷主讲该三门课的李景均教授是亲美反苏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李景均教授是著名的群体遗传学家,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曾在广西大学、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1946 ─ 1949 年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抢救大陆学人”时,他拒绝去台湾,毅然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军。北平解放初,他拒绝了美国某大学聘他去当教授的机会而留在国内。乐天宇这样一折腾,弄得李景均教授无课可教,且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李教授被迫辞掉系主任职务,于1950年初愤而离开北京农大到香港探亲,1951年从香港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李景均到香港时给美国友人写信,说明出走的原因。美国《遗传学杂志》以《遗传学在中国死亡》为题摘登了该信的内容,从而,摩尔根遗传学派在中国受到压制的消息传向世界各国,影响极坏。
  校内遗传学家李竞雄教授改行教栽培学;吴仲贤教授改教家畜饲养学。农大小麦育种栽培学家蔡旭教授,以摩尔根“基因”理论为指导培育出一个小麦新品种,既能抗倒伏又能增产,却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产品,不准陈列展览,不准农民参观,更不准推广。更有甚者,还对蔡旭教授进行批判,令其检查,压得他痛哭流涕。
  李景均教授出走之后,乐天宇又在北京农业大学导演了“转系事件”——把该校农艺系、园艺系、森林系、畜牧系统统合并为“生产系”,又把该校农化系、植病系、昆虫系合并为“非生产系”。他亲自动员这“非生产系”的学生党团员带头转入“生产系”。大批学生转系,造成学校工作一度混乱。植物病理系的学生几乎转光,系主任气得到教育部告状。加上有些新开设的专业缺乏师资和设备等,使学校上下处于动荡不安的情绪之中,告状、请愿不断。1951年春节前夕,农业机械系的部分学生在宿舍门口贴了一副春联,上联是:“没有拖拉机,马拉也可以”,下联是:“教授请不到,助教来代替”,横联:“悲度春节”。{1}
  北京农大事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1951年3月将乐天宇调离北京农大,到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馆(即后来的遗传研究所)任馆长。
  1952年4月,中国科学院党组织多次开会批评乐天宇,党组织认为,乐天宇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属于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学阀作风,决定给予乐天宇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5月31日,撤销了乐天宇的遗传选种馆馆长职务。随后,乐天宇离开中国科学院,去华南农垦局工作,以后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是该院一级研究员。
  1952年4月到6月,政务院科学卫生处同中科院就乐天宇问题连续召开三次“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并通过了会议决议。决议只是批评了乐天宇的工作方法不对头,并没有撕掉遗传学的“阶级标签”,反而以官方的权力肯定并发展了乐天宇关于遗传学的错误观点,把“阶级标签”贴得更加牢固,进而大张旗鼓地讨伐、批判“摩尔根学派”,使我国的生物学界遭到一场浩劫。
  注释
  {1}《农大风波与青岛会议》作者:黄青禾
  http://www.laomu.cn/wxzp/ydzx/wenxueqikan/Bainianchao/banc2002/banc20020102.html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6 14:54:05
  讲述毛泽东主席首次出国访问苏联和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故事。
作者 :腾讯关注 时间:2016-01-05 14:55:03
  淘宝开店,最关心神马?是流量!是转化是销量!以去年双11大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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