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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47】政治运动为大跃进开路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4 20:58:42 点击:2463 回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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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47】政治运动为大跃进开路
  狠抓阶级斗争,大搞政治运动,用大批判、大辩论为大跃进扫清道路。
  第1章“向党交心”运动(1)

  “把我们心交给党,好像葵花像太阳。争取红又专,快马加鞭;要做促进派,乘风破浪。……”这是1958年春唱遍全国的流行歌曲之一。
  1957年反右之后,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又开展了“向党交心”运动。
  所谓“向党交心”,就是要求知识分子们把隐藏在心里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肮脏的东西”向党坦白出来(说出来并写成材料)。所谓“党”,就是本单位的顶头党的干部(书记、委员、小组长等)。不少人由于“交心”被打成右派,当时叫做“反右补课”。

  一
  这场交心运动是从民主党派开始的。1958年3月,在民主党派中发动了一场所谓民主党派“向党交心 ”运动,又被称为民主党派的“自我改造大 跃 进”。
  1958年3月16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个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大会”,会上通过了给毛泽东的效忠书:

  敬爱的毛主席:
  在中国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国家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国各方面出现了“大 跃 进“ 的新形势。
  我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祖国的新形势的鼓舞下,社会主义觉悟有所提高。
  现在,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加强思想改造,已经成为我们一致的、迫切的要求。
  今天,我们以火一般的热情,在首都天安门前集会,一致通过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
  我们向您保证:我们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和您的领导下,认真改造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改进作风,交出心来,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贡献出全部知识和力量,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谨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

  1958年3月16日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负责人李济深和沈钧儒还在“开会词”中作了保证:“我们决心把民主党派成员的千颗心,万颗心,联成一颗心,把这颗心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社会主义!……我们请党、请毛主席、请全国人民作我们的监誓人,随时考验我们的忠诚和决心,督促我们向前再向前!跃进再跃进!”

  二
  反右派斗争结束后,从1958年春季开始,民建长春市委员会与吉林省工商联组织成员开展了一般整风运动。
  整风的方法主要是向党交心、分析辩论、自我批判、订立自我改造规划,亦称为交心运动。
  是年3月,根据民建总会向各地分会提出的“领导会员掀起自我改造大竞赛,投入生产大 跃 进,力争三年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要求,民建长春市委员会与吉林省工商联互相配合。
  决定进一步推动全省民建会员和原工商业者,掀起自我改造和生产、经营双跃进的新高潮;
  要求全体会员针对个人思想,结合企业特点,制订自我改造计划;并制订了竞赛协议书,向全国民建、工商联和省内各兄弟党派展开友谊竞赛。
  是年3月10日,民建长春市委员会与长春市工商联在市体育馆召开“长春市工商界自我改造誓师大会”,民建会员和原工商业者代表在大会上宣读《痛下决心、鼓足干劲,力争自我改造大 跃 进保证书》。
  会后,与会者排队抬着保证书模型,向中共长春市委、市政府、市青年团等处分送保证书。
  保证书内容:(1)痛下决心,改造政治立场;(2)积极参加劳动锻炼;(3)认真服从公方的领导;(4)坚决挖掉剥削根子;(5)努力学习政治理论与时事政策。
  在实现保证书的各项内容方面,参加劳动普遍做到下车间、到柜台,年轻力壮的民建会员和原工商业者参加支援农村水利建设或到新立城水库劳动,全年共参加劳动合计36815个劳动日。
  为了挖掉剥削根子,有些人不顾个人实际情况,自动降薪,放弃保留工资,放弃定息,申请摘帽子、割尾巴。
  1958年5月,民建长春市委员会与吉林省工商联整风领导小组在长春召开工商界交心经验交流现场会。
  会议传达了天津现场会精神和经验,进行了座谈,还交流了长春、吉林、两市工商界向党交心的经验,并到长春市的交心现场参观。
  长春全市领取定息的工商业者为3335人,实际参加交心的为3243人,占总人数的97.4%。
  这次工商界交心经验交流现场会使长春市工商业者的交心运动达到高潮,一周之内即交心370715条,平均每人130条。
  同年9月,民建长春市委员会与吉林省工商联又在长春召开了吉林省工商界加速自我改造经验汇报会议。
  会议传达了贯彻了民建中央、全国工商界在上海召开的工商界自我改造经验汇报会议的精神,听取了中共吉林省委领导关于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从而把交心运动推向高潮。
  长春全市工商业者在交心运动中共交出“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和思想共1171495条,平均每人361条,个人最多的达2678条。这些交心材料全部放进个人档案。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交心材料成为造反派对他们进行批斗的依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交心材料才全部从本人档案中剔
  除。.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5 05:33:04
  第2章“向党交心”运动(2)

  三 
  一位北京大学的学生写道:
  反右后,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是一个接一个,我的内心一直很反感,抵触情绪很大,但不敢流露出来,因为一流露,便会有一顶可怕的帽子扣下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最轻的一顶是:对社会主义不满。
  许多年,在我头上一直戴着这顶无形的政治帽子。其实我是对极左路线——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表示反感而加以藐视。
  不过什么都深藏在心里。我深知暴露出来的灾难性后果。当年我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彭德怀悲剧的内幕。
  按个性类型或叫天性,我原是外向型。反右后,我渐渐成了内向型性格。
  比如,我再也不走进舞厅。当然反右后北大周末舞会也少多了。许多学生的心理都受到了创伤。沉重、沉默代替了反右前的开朗和活泼。——我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不少师生的心理扭曲了,他们在演戏。
  渐渐转为内向型对于我的猛省、成长和走向“世界哲学”也许是一件好事。
  因为黑格尔说过:“精神的事业就是认识自己。”又说:“在精神解放自身、达到自我意识的途中,须有许多曲折的道路。”
  当我读到黑格尔这样一个哲学命题的时候,我的内界受到了一次极大震动:“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哲学史讲演录》)
  黑格尔还说,古希腊哲学家大都成了偷闲者,逃避到“自己的思想世界里去”。
  我不敢把这些说法写进读书笔记本,因为政治运动一来,会把它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何况学生宿舍的一切(包括上了锁的箱子)都在严密监视之下。
  比如1958年5月有一天我在吃晚饭前突然回宿舍拿一样东西,我惊讶地看见同班同学L.L.正在上铺翻查我的书籍和本子。
  我在这时候回宿舍是出乎L.L.意外的,她连忙对我说:
  “我是检查你的铺位是不是有臭虫!”说这话时,L.L.同学的脸红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在反右后的北大,这种情形决不是个别现象。知道我的处境,我便越加小心,也更加退向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处。这退,正是哲学。
  不久我读到慧能和尚对传统“禅定”的新解释:“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坛经》)
  按我的理解,相,即外部现象世界,即外在境相。该命题是说:内心不为外在的境相所支配、所左右为禅,而内心一片宁静,不散乱,则叫做“定”。
  这样对“禅定”的解释便成了我构筑我的世界观——内心堡垒或要塞——的最初几块花岗石的基石。我是如获至宝,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1958年春,即反右后的第一个春天,北大校园的政治空气是令人窒息的,压抑的。
  人与人的紧张、不正常的病态关系同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春光明媚,形成了强烈反差或对比。
  今天回过头去看20多年的阶级斗争绝大多数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潘汉年是冤假错案。
  当然还有对刘伯承元帅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以及对粟裕、邓子恢和彭德怀的批判。
  至于发展到十年文革,人与人斗更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1958年早春,各系各年级要“人人制订规划,个个争做左派”。又是采取群众运动的形成。班上的右派也订规划,不过叫加紧改造,好争取早日摘掉帽子。
  这年3月,北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号召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上来个大 跃 进,把知识拿出来,把力量使出来,把心交出来,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党。不久北大便开展了披肝沥胆向党诉衷曲的“向党交心运动”。
  我也被迫“交心”。只说些表层思想、不痛不痒的问题,不敢把自己的核心想法和盘托出来。我的根本看法是:学生应以学习为主,不必参加过多的政治运动。因为北大不是党校,毕业后不是政工干部。
  在我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在演戏。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好沉默,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我记起英国有位诗人的一句名言:“吾心于我即一王国。”(My Mind to Me a Kingdom is)
  王安石有言:“世之所重,圣人之所轻;世之所乐,圣人之所悲……圣人内求,世人外求。”
  6年北大时期,我只学会了一件事:追随古今中外圣人,退向自己的内界,看重内求,不讲外求。
  好几年的阅读我把这些至理名言看成是一块块花岗石,我把它们排列组合起来,构筑成我内心的一座坚不可摧的碉堡,足以抗击外界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干扰和伤害。
  我认为外界是病态的,非理性的,疯狂的;而我的内界则是健康的,符合理性的,正常的。
  四、
  1958年春,反右运动过去,乃有“向党交心”之运动,主题是“搞臭个人主义”。
  凡是见不得人的追求个人名利等龌龊思想,如能公开交心,当众坦白,脱了裤子割尾巴,最为光荣。
  然而,北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爱面子,运动迟迟不见进展。
  某日某党员同学毅然于全年级大会带头交心,沉痛检讨进入北大以后忘记党和国家的培养,个人幸福至上,思想腐化,蜕化变质,陷入个人主义泥坑不能自拔。
  有意于某女同学,屡屡不得逞。乃于一日,持信至女生楼,请意中人一阅。曰:答应则好,不答应,则立即从楼上跳下。偶一回头——该女同学满面通红。
  暴露自我,如此坦诚,众同学莫不自惭形秽。一男同学受此鼓舞,乃于小组坦言,读《史记》,从怀疑刘邦人品,联系到毛主席,此等思想实在危险,当改过自新,等等,等等。
  数周后,此同学为公安局以污蔑罪逮捕。至20余年后方得平反,数年前已经退归林下,侍弄几亩薄地,信中时而流露陶渊明“采菊东篱”之乐。
  五
  1958年上半年,按照国务院通知,中专学校学生中不进行反右斗争,经过上一年的反右,我就读的中专有好几位受学生尊敬的教师被打成了右派,离开了学校。
  当时曾经为这些老师抱不平的我们,也不再想到这件事。这时,学校停课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每天搞运动,基本上是人人过关,自己谈内心世界的想法。
  其实,重点对象还是去年为右派老师叫冤的、出身不好的学生。经过班上的学生干部和积极份子反复“帮助”,我们天真地“交”得十分彻底,甚至把完全没有的想法拉成自己的,那就是“忠诚”。
  大概过了两个月,已经进入夏天了,突然,一夜工夫,大字报贴满全校的墙壁,数十名教师和学生被作为右派,成为大字报声讨的对象,笔者也叨列其中。
  大字报所揭发的内容竟然就是上纲上线的交心材料,和学生干部处心积虑从平时生活中记录的,进行了加工的“反动言论”。
  原来我们身边有这么一批“卡尔狄神甫”。
  五十年过去了,今天如果再有“卡尔狄神甫”,恐怕没有人会向他忏悔和“交心”了,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当然想当“卡尔狄神甫”的,还是有人的,只不过方式方法一定会变得更隐晦。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6 09:31:07
  第3章 总理初恋女友投江(1)

  1958年6月18日,昆明城外,56岁的女教授张若名伫立在河边,目光呆滞、悲愤,她转过脸,最后望了一眼身后美丽的云南大学校园
  纵身跃入盘龙江中。
  即使在当时,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被打成“右派”含冤而去的女性曾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与爱国运动的先驱,是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核心——“觉悟社”的创办人之一,也是中国留法学生中的第一位女博士。还有,她曾是周恩来总理初恋的女友。

  张若名(1902一1958) 女,字砚庄,化名一峰,“五四”运动时期的天津学生领袖,觉悟社创建人之一,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旅法少共党员,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法国文学博士。
  1902年2月23日,张若名出生于河北省清苑县温仁村的富裕人家。
  1916年,14岁的张若名考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为第十级学员。
  1919年“五四”运动中,她与郭隆真、邓颖超等发起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她任该会评议部部长,组织妇女投入爱国民主运动。
  6月,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任庶务科干事,并作为天津代表,奔走于平、津之间,进行宣传、联络、支援、营救、请愿等工作。
  9月,她与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创建革命团体——觉悟社。
  12月,当选为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评议委员会委员长,在《觉悟》期刊上发表“急先锋”的女子》一文,提出:“女子解放从女子解放作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女子必得有一种革命精神去实行解放。”
  1920年初,天津数万爱国群众在抗议日本人在福建开枪打死我爱国学生和警察的集会及抵制日货活动中,20多名请愿代表被捕,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被封。
  1月29日,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4人带领数千名民众到直隶省公署请愿,4人当场被捕,50多人受伤。
  被捕的代表,在狱中组织绝食斗争。经过半年的斗争, 7月17日,全体代表获释出狱。
  这段时间的张若名与周恩来,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初恋的亲密朋友,她把自己的记述狱中斗争生活的日记都交给了周恩来, 被周恩来编入他所写的《警厅拘留记》一书(1920年《新民意报》刊载),1926年出版。
  出狱后,张若名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冲破封建家庭的阻挠,在天津各界联合会和爱国律师刘崇佑的资助下,于1920年11月,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人到法国勤工俭学。
  她一面学习法文,一面以北京《晨报》特约通讯员身份,进行社会调查并撰写文章。
  她学习和运用法语的能力令老师和同学叹服,仅在1921年内就为《晨报》撰写了关于留法勤工俭学和一战后欧洲信形势等10余篇文章,体现出她观察和认识问题的敏锐能力。
  1922年6月,张若名与郭隆真加入了周恩来、赵世炎在巴黎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
  周恩来在“少共”内负责宣传,张若名经常担任主讲人。并撰写出版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此时的周恩来正日夜奔走于法国、英国、德国之间从事党的宣传、组织等秘密工作。
  1924年,张若名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列宁追悼会,在会上慷慨陈词,暴露了身份,遭到法国秘密警察的追捕,险些被驱逐出境。
  在一个绵绵的雨夜,她送周恩来踏上归国的行程,两人都明白,此番别离,相见已是遥遥无期。
  送走最亲密的朋友后,她与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发生意见分歧,在经常受到打击与刁难,革命工作难以进行的情况下,她提出退党申请,下半年获准。这是发生在她22岁时的人生转折。
  张若名宣布退出少共。22岁的张若名,终于放弃了她少女时代就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同时也意味着与相处了5年的亲密朋友周恩来分道扬镳。
  1924年,张若名在法国参议员于格儒遗孀碧细女士的资助下,进入里昂大学学习。
  1927年10月考入里昂中法大学获资助。
  1928年2月,获得文科硕士学位。接着,继续在该校攻读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在法国著名心理学者塞贡教授指导下,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
  1928年,一个夏日的傍晚,法国里昂郊外中法大学的女生宿舍,突然来了位访客。
  此时的张若名,为了潜心读书,与外界切断了一切联系,隐居在大学里已三年之久,她想不出还会有谁能找到这里。
  她带着迷惑走进会客室,陌生人摘下墨镜,张若名看到了那双无比熟悉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周恩来!
  心情激荡,两人一时相对无言。
  周恩来刚在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取道法国回国,专程赶到里昂探望张若名。
  尽管张若名没有同周恩来一样,同走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周恩来始终把她当做可信赖的朋友。
  张若名对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革命志向表示敬佩,祝愿共产党早日成功。
  她向周恩来再次保证:永远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
  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中法大学的大门快要关上了,周恩来也必须赶快离开里昂。在咖啡馆门前的夜幕下,两人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8 05:59:10
  第4章 总理初恋女友投江(2)
  … 1930年,张若名完成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纪德,法国著名文学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奖金并顺利取得博士学位。
  这篇论文在欧、亚、美洲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许多专家学者予以高度评价,从未谋面的的纪德在致张若名的信中说:“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获得了新生。多亏了您,我又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
  张若名的法语启蒙老师盛成教授在《纪德的态度》中文版序言中称张若名是纪德的伯乐。
  1931年1月,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伏尔德学院教授的张若名回到了阔别了八年的祖国。
  此时,她已是留法博士、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学者杨堃的妻子。她讲授“法文”、“法国文学”等课程。
  1937年至1945年,日军占领华北,中法大学停办,她不愿为日寇做事,在家赋闲一段时间后参加《法文研究》月刊的编辑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法大学复校,张若名回校讲授“法国文学史”、“法国戏剧”等课程,并继续研究文学创作的理论问题。
  十几年里,她忠实地信守对周恩来的承诺——绝不泄露党的秘密。
  她从不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人谈起过去,更不过问政治,拒绝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与党派,专心于法国文学的研究和中法文化的交流。
  这期间,她用法文大量地翻译了中国名著,尤其是现代作家鲁迅与郁达夫的作品,最早把他们介绍给法国读者。
  1948年,应云南大学邀请,张若名随丈夫举家迁到昆明,杨堃任社会学系主任,她执教于中文系,仍讲授法国文学。
  新中国成立后,张若名积极投身各项政治运动,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争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4月,在昆明郑庄一个宽敞的会客厅里,分别了整整27年的周恩来和张若名再次相见。
  27年前,里昂大学校园里那位美丽窈窕的女留学生,现在已是双鬓斑白的学者。
  27年前的那位年轻的共产党领袖,已是新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将去参加万隆会议,途经昆明,特意提出与故人相见。
  总理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会客厅,他握住张若名的手,感慨地说:“多年未见了。”
  接着,又代邓颖超问若名姐好。等大家坐在一起,谈起1922年张若名在法国入党的事,总理简单、明确地说了一句:“你当时参加的是团,不是党。”
  张若名听了大吃一惊,愣在一旁,却无言以对。
  到后来,政治运动一个又一个,各种冲击接踵而至,张若名才明白了总理的一片苦心,退团的责任要比退党小得多——总理是为了保护她!
  1955年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开始。在教学、研究领域里运用自如的张若名却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悲剧。
  每次政治运动来临,她都积极热忱地投入,但最终反而被运动所吞没。
  她不仅自己“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而且把大儿子杨在道写给家里的信全部上交给组织,认为儿子思想落后,需要加强教育。
  她万万没有想到,正因为这些信,她这个自己最喜欢的儿子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教养,21年后才恢复自由。
  1958年,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就思想改造问题向党“交心”的运动中,她被列为中文系重点帮助对象,数月的围攻、批判使她的精神承受了沉重的负荷。
  最后,她在22岁时退出少共的举动,也被翻出来,被指责为不齿的叛徒。
  1958年6月18日上午,中文系召开批判会,要她“向党交心”,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她想不通。
  当她得知下午还要继续开会,批判还要继续升温,她不寒而栗,默默地咀嚼着苦涩的泪水。
  她来不及等候亲人,来不及为自己分辩,更来不及写下遗言,就匆匆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享年56岁。
  在邓颖超同志的过问下,1963年云南大学党委对张若名的问题进行了甄别,并向家属赔礼道歉。
  1980年,张若名的儿子杨在道结束了21年的劳教生涯,恢复了自由后,即写信给邓颖超,要求给母亲平反,邓颖超给云南大学写了信。
  随后,云南大学党委为张若名彻底平反,并肯定了她在爱国运动以及中法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
  张若名被历史尘封了近40年,国内外许多学者开始发掘、研究和介绍这位曾经有过光辉经历的人物,已有众多的文章用中文、英文、法文在亚洲、欧洲、美洲一些重要报刊上发表。
  香港学者黄嫣梨博士,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1997年又在香港出版了《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一书。
  张若名不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还是中国第一位法国女博士,她一生的中法文著作近百万字,在法语教学领域培养大量人才,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30 07:21:48
  第5章 巾帼博士第一人
  张若茗(1902—1958),字砚庄,河北清苑县人。1920年毕业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30年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博士学位,“是中国最早的留法女博士”。
  张若茗1916年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为第十级学员。
  “五四”运动时期,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主要活动:组织天津“女界同志爱国会”,被推为评议部长;作为天津的正式代表,两次去北京参加反“巴黎和会”签字请愿活动;与周恩来等组织天津爱国学生进步团体——“觉悟社”;
  1920年初,受天津学生联合会推举,与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等同学,代表天津数千名学生到直隶省公署请愿,抗议日本人在福州打死我爱国学生,遭警察厅关押,在狱中,毫不动摇,坚持同狱方进行斗争。
  张若茗在“五四”运动时期,表现出的爱国品质、无畏精神和组织能力令人敬佩。
  1920年7月,张若茗等四人结束了长期狱中斗争,“觉悟社”考虑到他们的安全,一致同意他们去法国留学深造。
  1920年11月,张若茗、周恩来、郭隆真等离沪赴法国学习。
  1922年,郭隆真、张若茗在法国参加了“少年共产党”。
  张若茗聪颖好学,法语进步很快,能够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写出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少共《赤光》杂志上发表,后由周恩来带回国内公开出版。
  由于张若茗法语口语流畅,又是女子,便于隐蔽身份,在少共组织内担负与法共保持秘密联系的特别任务。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决定举行追悼大会,法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共产党参加。
  但少共主要负责人冒险行事,派张若茗参加大会并发言。结果张若茗险些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并一直被警方跟踪盯梢。
  又因她的出身问题,在党内受到审查。这两件事使她感到委屈和不满,经过剧烈的思想波动,张若茗决定退出少共,留在法国专心读书,并坚定表示为党保守机密。
  1927年,张若茗考取里昂大学,准备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她是著名心理学家赛贡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
  1930年5月31日,张若茗与里昂大学的杨堃结婚。秋季,完成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被里昂大学评为最优秀成绩并获得奖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纪德对论文给予高度评价。
  赛贡教授说:“张若茗的成绩是我们学院的光荣。”
  1931年元旦刚过,张若茗、杨堃满载“中国最早的留法女博士”和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的荣耀,回到北平,张若茗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堃回到原保送他留学的河北农业大学任教。
  1948年春,张、杨夫妇接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的邀请,举家南迁,张若茗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5年春,周恩来总理与张、杨夫妇在云南大学有一次愉快的会面,周总理亲切转达了邓颖超对若茗姐的问候。
  这次会面,给张、杨夫妇以很大的精神动力,他俩勤奋工作,在教学、科研方面均取得突出成绩。
  2000年云南大学校友聚会的《会泽园情思》诗中,用“一代风流张若茗,西洋文学尽通晓”来描述恩师张若茗。
  是说若茗教授大家闺秀,风度翩翩,满腹才学的讲课情景,当时同学们称她为“东方的巴黎女郎”。
  这段师生情思,已跨越了半个世纪。
  因在1957年的“反右派”政治风暴中,她主动向党交心,而被这场风暴吞噬。
  1958年6月18日,她带着泪水洗不清的“诸多罪名”,没有遗言、没有分辨、没有亲人,独自走向生命终点。
  一代人生,就是一部传奇,张若茗曾高举过的革命火炬和巾帼博士的桂冠,将永远闪烁着光芒。
  (摘自:河北师范大学校报 编辑:网络新闻编辑部)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7-27 06:21:53
  第6章 开展“双反”运动
  1958年3月3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强调要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
  并说这是一个“生产大 跃 进和文化大 跃 进的运动”,抓紧这个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
  双反运动在各个领域开展,在党政军机关,主要是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以及克服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推行各级干部种试验田;
  在民主党派、宗教界、知识分子中,主要开展“自我改造”和“向党交心”活动。
  在工矿企业,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制定出适合生产大 跃 进的1958年生产计划。
  这是在1958年进行的一场政治运动,是更大范围的全民整风运动的一个部分。
  1958年3月16日,山东 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掀起一个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
  “凡整风进人整改阶段的单位,要以反浪费、 反保守为整改的中心内容”,“农村基层整风,也应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   
  对此,陈洪波在3月6日召开的各县整风领导会议上指出,“反浪费、反保守在农村基层 主要是为了消除阻碍生产大 跃 进的思想作风,大批右倾消极情绪,挖掘生产潜力。
  因此,这不 是一般的反保守、反浪费。”
  3月18日,他又指出,“整党、整团、整社要抓‘双反’这个 纲,重点是通过审查社的生产计划是不是跃进,增产潜力挖掘得怎么样,增产措施是不是能跟 上生产跃进需要等问题,来反对保守。
  通过反浪费,解决爱护公共财物,减少管理费用,搞实 验田等问题。”
  20日,地委又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对整党、整团、整社如何贯彻“双反”的新内容进行了具体部署。
  地委要求,刚开始整风的社,要坚持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结合 反对资本主义、本位主义、尾巴主义三个主义,同时发动,同时鸣放。
  之后,要密切联系生产 “大 跃 进”进行整改,抓住制定生产计划,研究增产措施,研究当前如何办、怎样行动,使“双反”同当前的生产结合起来,进一步就解决干劲、解决勤俭办社、转变干部作风、改进社 的规模和生产经营等一些最迫切的问题进行整改。
  已经进行一段但没有结束的社,可在后一段 专门抽出一定的时间,插上“双反”的新内容进行鸣放、整改。
  已经结束的社,一般不用进行 “双反”的鸣放,但必须要根据自身情况,针对社内浪费和保守的问题,缺什么,补什么,改 什么,也要补上“双反”这一课。   
  会后,各县相继召开乡委书记会议和分片召开乡委委员会议,对地委精神进行贯彻,同时又召开工作组干部会议,对工作组千部进行关于开展“双反”运动的集中培训。
  此后,农村基 层整党、整团、整社开始掀起以反浪费、反保守为内容的新高潮。
  4月底,派工作组的重点社 (三类社和一二类社的基点社)整党、整团、整社工作基本结束。
  5月底,一二类社的外围社 基本结束。至此,昌潍专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告一段落。      
  昌潍专区通过近一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批判了本位主义、个 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解决了当时一度令中央担忧的农民闹社、退社和粮食问题。
  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总农户数的98.7%,粮食征购的速度也大为加快,到1957年 11月初,全区超额完成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   
  但是,这场运动是在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严重的前提下进行的,加之运动的方式是 “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因此,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遗留的诸如组织规模过大、公有化程 度过高、平均主义等许多问题被掩盖起来。
  在运动中,一味地强调合作社的优越性,在“走资 本主义道路”这样的大帽子下,广大干部群众对于搞好合作社的许多正确意见都不敢提。
  实际上导致社员闹社、退社的原因并未真正找到,合作社中存在的问题也未得到根本解决,伤害了 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   
  由于在1957年前后富裕中农是闹社、退社、不缴公粮的主要力量,因此在这次运动中,富裕中农被视为富农阶级消灭之后在农村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势力,成为批判斗争的主要对象。
  这不仅把农村中的一些实际矛盾简单化,错误打击了富裕中农,而且造成了一种谁也不敢冒尖、不敢富裕、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空气,对农村生产力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为了解决农村出现的退社风潮,1957年春,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努力调整农业经济政策,比如民主办社,缩小社队规模,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增加自留 地,鼓励农民饲养家畜家禽、经营副业等等。
  随着政治“温度”的不断上升, 农村经济政策越收越紧。到人民公社化时,中央出台的这些政策都被一风吹掉。
  反右倾保守,对许多实事求是的干部进行了批判。从干部到群众,没有人敢对大 跃 进说三道四。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8-22 16:35:40
  第7章 北大的“双反”运动(1)
  195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标题提出“反浪费反保守”的口号。
  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拉开了“双反”运动的序幕。
  3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保守反浪费的指示》,决定“以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在全国进一步普遍地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
  至此,“双反”运动在全国,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界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这场运动在高等教育界一般经历了“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整大改”、“教学整改”等三个阶段。
  这次运动可说是解放后大学中知识分子思想教育运动中最深入的一次。
  “兴无灭资”的社会主义革命大浪潮
  准备与酝酿
  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从2月底开始,经过两周的准备阶段。
  首先,校党委通过校刊、广播电台发表《反浪费反保守热潮席卷复旦》、《决心做坚定地左派,交大教师纷纷定出个人规划》、《许多兄弟院校燃起了反浪费之火》等文章,向师生介绍上海经验,为运动开展作舆论准备。
  其次,发动师生讨论和学习这些经验,为运动开展作群众准备。
  以两周时间着重进行了发动教授的工作。组织他们参观了工厂、农村的大 跃 进。向他们反复交代了运动的意义与方针,动员他们自觉革命。
  安排教授座谈,上海科学家和教授掀起自我思想改造运动的消息在教师中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
  教授们都热情洋溢地表示要“决心做左派,力争红又专”,并且发表了自己的感想”。
  再者,召开预备会,为运动的正式开展作好组织准备。
  1958年2月28日,北大校党委召开支部、直属支部委员以上干部会议,校长陆平作了报告,告知与会人员在北大要“发动群众展开一个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
  这个运动要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使学校来一个全面的大 跃 进。”报告最后谈到了在北大开展这一运动的计划和步骤。
  在完成了舆论、群众和组织准备后,1958年3月10日,校党委召开“全校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誓师大会”。
  至此,“双反”运动在北大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大鸣大放阶段
  从3月初到4月2日,“双反”运动进入第一阶段,即大鸣大放
  阶段。这个阶段声势浩大,“形成了‘兴无灭资’的社会主义革命大浪潮”。
  3月10日,在“双反”运动誓师大会后,整个北大都迅速贴满了大字报。
  在开始的几天,深入揭发“浪费”和“五气”(指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成为“西瓜地”(北大将大字报称为“西瓜”,将大字报集中展出的地方叫“西瓜园”或“西瓜地”)里的主旋律。
  物理、中文、历史、哲学各系通过广设“西瓜园”,针对教学科研、财力物力浪费、行政工作等各方面生产“西瓜”。
  3月18日,学校举办了“浪费展览会”。
  3月20日,学校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动员每个党员以实际行动引火烧身,带头揭发党内外的浪费保守现象,以身作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随后,全校六千团员举行了整团跃进大会,各系也连夜召开党员大会,鼓动党团员行动起来参加“双反”。
  这样,“双反”运动就更加热烈地进行起来。
  到21日止,北大共出了大字报28.7万份,平均每个教授出了26份。
  当时教师和学生中98%以上的人都发动起来了,大多数中间派表现了向左靠拢的趋势,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高涨。
  到了4月初,通过大鸣大放,大家互相烧,上下一起烧,党内外一起烧,比较充分地揭露了学校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矛盾,校党委认为运动可以转入下个阶段了。

  大争大辩、大整大改阶段
  从4月2日到5月20日,是运动的第二阶段,即大争大辩、大整大改阶段。
  4月2日下午,北大召开了校务委员会第45次会议,在会上,校长陆平作了报告,主要报告了“双反”运动在大争大辩、大整大改阶段的工作计划。
  4月2日晚上,陆平代表党委在全校大争大辩大整大改动员大会上,向全校万余名师生员工作了《红透专深,一切为社会主义》的报告,标志着北大“双反”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的目的主要是针对上一阶段鸣放所发现的问题进行争辩和整改。
  由于无论是教学科研问题、财力人力浪费问题还是党团工作问题,都被认为是学校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矛盾,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亦非常清晰了。
  只有明确社会主义立场,树立又红又专的方向”,才能把思想革命进行到底,把教学改革深入一步,并且做好,使北京大学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新北大。
  运动主要采取了红专辩论的方式进行。而辩论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
  就是把一切问题都上纲上线为走无产阶级集体主义道路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路。
  中文系、物理系、哲学系、世界史教研室、植物生理教研室等很多院系都纷纷召开数百甚至上千人的红专辩论会,历史系等院系还进行了红专大游行,表示要“红透专深”。
  很多院系的教授都写文章自我批判,或者被点名送了“西瓜”。
  4月14日至4月26日,以化学系傅鹰教授为典型,学校通过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双反”运动进入大争大辩阶段以后,有关傅鹰先生政治立场问题的大字报贴满了化学楼),举行教授交心会,校报出专刊的形式,进行了集中批判和“帮助”。
  在这个压力下,傅鹰先生表示“向真理投降。”
  此外,一些名教授纷纷写了自我检查,在这一阶段,各系都集中力量进行了拔粉红旗和白旗,系统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全校很多教师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纷纷制定红专规划,表示要“拔除白旗”、向党交心。
  到了5月21日,“教师中已广泛地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绝大多数同志已订出了个人红专规划,需要转入运动的新阶段——教学整改阶段。”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8-24 11:21:05
  为什么版面标题是淡黑色?是版主不欢迎这样的文章吗?不欢迎的话,请赶快删掉!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8-28 19:26:47
  第8章 北大的“双反”运动(2)
  .教学整改阶段

  1958年5月17日,在红专辩论获得巨大收获的基础上,“双反”运动进入到深入教学改革的阶段。
  北大举行了万余名师生的新的誓师大会,北大党委第三书记马适安作了动员报告。
  报告认为教学整改的重点是教学和科研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整改的目的就是教学和科研要走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
  同时还要搞出本单位的跃进方案,当时的设想是搞到学期底,每周一般以六段时间参加运动。
  作为教学整改要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教学与生产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大学俄语教研室成立了公共俄语工农班,汉语教研室为解放军开设补习班,生物系参观皮毛兽养殖场,法律系开设“现代修正主义”专题课等等。
  5月底,随着“大 跃 进”在全国的急遽开展,北大也赶紧跟进,“双反”运动和它的第三阶段在北大也就不了了之了。
  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反保守反浪费的指示》中要求,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这就为北大“双反”运动提供了政治模板。

  大字报(西瓜园)

  这次运动的特点就是大字报多,可谓铺天盖地。毛泽东在他的那篇著名的《作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就说过,“一九五七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
  在《北大双反运动誓师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大鸣大放的主要形式是大字报,历次运动证明它是社会主义最有力的形式。”
  大字报作为政治传播的重要形式,自1957年整风运动,北京大学“民主墙”的第一张大字报开始,逐渐成为当时北大的一个传统。
  “双反”运动时期的北大,就是大字报的海洋。
  1958年3月11号晚上10点半,校园中就贴出了8.7万张大字报。到3月20号,全校大字报已达到二十万份以上,而且对许多重大问题的揭发,越来越深入。
  大字报成为了运动的温度计,“双反”运动的成功与否和大字报的多少以及质量直接挂上了钩。
  写大字报在北大形成了竞赛的氛围。全校同学一起投入轰轰烈烈的双反运动,写大字报成为学生生活中第一件大事。
  有的学生孜孜不倦地写到一两点钟还不肯休息,表现了最大的革命干劲。
  北京大学把大字报称作“西瓜”,张贴大字报的地方叫“西瓜园地”,给谁贴大字报就叫给谁“送西瓜”。
  物理系在全校第一个开辟了“西瓜园”。在校党委的倡议下,中文、历史、哲学等各个系都纷纷开设“西瓜园”。
  这些“西瓜园地”的“西瓜”都有专人进行归纳整理和研究。把符合运动需要的大字报进行摘录和综合。
  在这种政治引导下,存在的主要问题就鲜明的显示出来,为进一步的揭发和大辩论做了必要的准备。

  讨论和辩论
  在北大,自从反右斗争开始使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后,用讨论和辩论的方式开展运动已经成为解决问题、统一思想的重要形式。
  在“双反”运动中,大量和频繁地使用“交心会”、“谈心会”、“辩论会”的方式。而贯穿其间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强大的政治传播方式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在运动中,对很多教授采取了交心会、谈心会的方式。交心会由三三两两自由结合开始,由小到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非常浓厚,但主要还是针对问题教授的批评,给以压力。
  学生们在交心会上向教授们‘摊牌’,直率、诚恳地批评他们,这是运动中的好形式。
  教授们在会上可以站在主动地位,向党交心、互相交心,和风细雨、生动活泼地展开批评自我批评。
  此外,辩论也大量使用在这次运动中。学校不断强调辩论的重要性,要求师生通过大争大辩,明辨是非、解决各种矛盾。
  虽然强调辩论用民主的方式进行,但是由于预设前提,通过充分的大辩论,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真正认识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敌人,必须毫不迟疑地清算掉,把它搞臭。
  所以这种辩论只是另一种批判,批判那些与运动组织者精神不一致的思想,以走向“兴无灭资又红又专”的大道上去。
  比如一些教授在辩论中认为自己有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认为“双反”运动是个伟大的救人运动,把很多人都救出来了。
  教授们的“投降”自然和政治压力不无关系,但是讨论和辩论所起的作用同样存在。
  因为在讨论和辩论中,个人可以清楚地了解大家对他的看法。如果他为同事所接受,自然会产生良好的自我感觉。
  否则便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以获得被重新接受的安心: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形象宣传
  形象宣传,实际上也就是所谓的直观宣传,漫画、诗歌、展览、曲艺等都属于形象宣传。
  在政治传播过程中,形象宣传最能调动受众的情绪,引起共鸣。
  在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中,形象宣传起了重大作用,文艺宣传部分仅仅到4月2日就演出了80多场次、40多种节目,全校每个系都有了宣传队,内容上都是关于扫五气、西瓜园等目前中心任务的题材,打破了文化活动常规。
  合唱团紧锣密鼓普及革命歌曲,配合运动在广播台播送每周一歌,编辑出版《高歌猛进》的“双反”战歌歌曲辑。
  美术社成立“双反”突击小组,在第一阶段创作出几百幅画。
  朗诵组在运动中每天举行一次广播朗诵会。
  此外,有各个社团联合成立了“双反突击宣传队”,采用民间小调、相声、小演唱等形式在宿舍、广场演出,为运动造势。
  很多院系还纷纷成立“双反”文工团、歌咏队、乐队等等。
  展览会是贯穿整个运动过程的另一个形象宣传形式。
  早在1958年3月8日,数学力学系举办了“反浪费展览会”,成为北大这场运动中第一个展览会。
  3月10日,化学系的“废次品展览会”接待了成千的师生并且成为模板在北大校刊头版报道并推广。
  随后,经济系的“小型双反展览会”、生物系的“小型反浪费展览会”、中文系的“思想跃进展览会”、总务处的“反浪费反积压展览会”等等。
  展览会,作为一种纪实性形象宣传方式,通过数据、图表、实物等表现方式,很容易激发起群体强烈的感情。
  在这一阶段,校刊由每周一期改为每天一期,校广播台由一天2次改为一天广播5次。
  “双反”曲艺创作组、“双反”美术突击队、对口相声、活报剧、文工团、合唱团、歌咏队、小乐队等活跃在校园各个角落,废次品展览会、“双反”展览会在各个院系此起彼伏,构成了北京大学20世纪50年代最大规模的一次群众运动。
  这种地毯式的政治动员和形象宣传,其规模、密度和效率令人震撼,构建着中国特色的政治动员模式。
  “双反”运动刚开始时,北大校党委就明确这一运动的目的,那就是“兴无灭资,改造思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改革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这一运动的口号是,“反浪费,反保守,向又红又专道路大 跃 进”。
  围绕着这样的目的和口号,北大“双反”运动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8-29 19:03:51
  第9章 北大的“双反”运动(3)
  反浪费,这分成财力浪费和人力浪费两个部分
  在财力浪费方面,3月10日的动员大会上,校长陆平认为“财力浪费能有多少现在尚无可靠地数字,但求新、求全、求大,喜欢洋货,讲究国际标准(有的是必须讲究国际标准)的基本建设与购置设备仪器上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随着运动的进行,“可靠”的数字和更多的实例就不断被揭发出来了。
  有些大字报揭发“基建方面的浪费达292000元。这笔钱可以建三个半年产4000吨铁小型高炉”,有人批判图书馆的财力浪费,“图书馆订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200余种,所用外汇要三四千元,利用率不大。”
  卫生所两天就贴了640张大字报批判财力浪费,指出牙科机器、冰箱、显微镜等医疗设备的奢侈浪费现象。
  而生物系则举行了“反浪费展览会”,用数字证明浪费惊人,“展览会揭发浪费总值:25000元。可买粮食25000斤,煤1250吨,布8400匹”。当然,这一切的财力浪费都最后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是北大两条道路对立的表现。
  在人力浪费方面,主要是人浮于事的教师和培养成“废品”的学生。
  在运动中,有人指出,“我校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教授不开课,有百分之十六的教授、副教授只担任三学时的教学任务,这不能不说是一项人力上的大浪费。”
  至于培养的“废品”学生更是重要的攻击方面。为此,化学系办了“化学系毕业生废次品展览会”,日语科被指五年内毕业生废次品竟达53%。
  至于什么是废品,主要是指右派、严重右倾的、不服从分配的等等。只拿右派分子来说,其中学生就有591名。不能给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就是最大的浪费。

  批判“教育科研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

  “资产阶级的学术理论”。
  比如大字报批判的中文和历史研究中的“厚古薄今”思想,哲学系教学中的唯心主义思想,生物系和新闻系教学中“脱离实际”的思想,法律系“资产阶级旧法”的教学观点等。
  此外还批判了某教授每天刻苦学习为“增加人类知识的总和”的思想,新闻系蒋教授的“资产阶级报纸编辑思想”,还有马寅初的人口论等等。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
  历史系主任鼓励学生学习,“搞15年,你就能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然后再搞15年,那么或许你成为某一问题的权威”,被认为是用名利思想来诱惑学生学习。
  一新闻系学生在“烧自己”的大字报中写道,“我为什么投考新闻专业——现在我的回答不成问题了,为的是‘名’,发表了东西名字就众所周知”。
  有人指出,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使得北大同学普遍的“政治空气薄弱、追求个人名利、极端狂妄自大、讲科学事业作为追求个人名利阶梯的思想”,在教师中就是“重业务、轻政治,重研究、轻教学,重理论、轻实践”。
  “歧视工农学生”。
  许多大字报对北大向工农开门方针的贯彻不力表示批评。有人指出,“54年考上气象专业的7个工农学生,现在只剩下2个;55年考上物理系的4个工农学生,现在只有一个。”
  有人认为造成这样淘汰率是因为部分教员歧视工农学生,学校行政也没有帮助照顾。有人用钢院和北大对比来批判北大不重视工农学生,并要求彻底消灭这种严重歧视工农学生的资产阶级思想。
  于是学校开始痛心检查歧视工农学生的思想。
  倡导“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道路
  通过红专辩论和红专规划,把师生引导到“做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的道路上去。
  在学校布置红专辩论任务后,各个院系都很快行动起来。在辩论开始阶段,物四半导体二班在辩论中认为“红”没有统一的标准,数四的同学在辩论中有人认为,红专道路走不通,主张红专要分工,化学系一教师撰文坦白“我还不知道怎样红专兼得”。
  这些观点都登在校刊上,随后,就组织力量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批驳。
  “多专少红的口号掩盖着的是个人主义,因为是掩盖着的,所以特别危险”,“多专少红,只专不红,问题就出在把红与专对立起来,是以个人主义的动力还是社会主义的动力来工作”。
  红专辩论本质上还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辩论,是“双反”运动在思想领域“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继续罢了。
  紧接着,物理系也召开红专辩论誓师大会,将矛头指向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哲学系举办的大辩论更是得出了“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百病之门,必须连根拔除”的结论。
  植物系以一个叫丁名有的学生为标本进行红专辩论,最后得出“多专少红的道路也根本违反社会主义立场”,于是摆在这些知识分子面前的只剩下“争取做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一条道了。
  在辩论得出结论后,每个师生,特别是教授们能否制定出、制定好红专规划,向党交心,就成为判断运动成功的重要指标之一。
  只有从知识分子立场和思想的改造入手,才可能彻底实现学校的改造。在高等学校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坚是教授,全体看教授,以教授的思想改造作为运动的中心环节。
  在北大,一般是开头用大字报大辩论的猛火攻,等到主要问题已经“揭发”以后,就转入中小型座谈会。
  最后在政治压力等作用下教授们会产生红专规划,领导上适时加以倡导,就可以形成知识分子制定红专规划的热潮,以这个热潮作为动力来推动整个学校“兴无灭资”的最后胜利。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热情帮助下,冯友兰先生写了三次自我检查,并写了自己的红专规划。
  冯先生在规划中写道,“决心向党和马列主义缴械投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队伍中,重新作一个小兵——彻底克服个人主义,使自己成为一个红透专深的人民教师和哲学工作者。”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08 07:29:16
  第十章 北大的“双反”运动(4)

  四、1958年的政治传播印记——北大“双反”运动的是非评价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运动已成为政治传播的主要特征,并成为毛泽东时代开展工作的最佳选择。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就是这个选择的产物。
  北大的“双反”运动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运动揭发了大量的教学科研、财力物力浪费、党团工作、干部作风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存在的,有的的确是严重的;
  运动中对一些教员不重视教学、忽视实践、看不起工农学生、名利思想过重的批评也不无道理;
  同时,由于在运动中比较成功地执行了“采取和风细雨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校长和教授都贴大字报自我批评,同学们之间也互相批评,在中国各类政治运动中,算是比较温和的。
  北大“双反”运动中所提倡的劳动观点、集体主义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生们的共产主义道德观,这对于促进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政治整合也不无意义。
  在“双反”运动中北大师生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受到了在劳动锻炼。
  但是,运动带有极大地历史局限性和负面作用。
  首先,将问题泛政治化,在阶级分析的话语下试图解读一切问题,把阶级斗争的范式套用于一切场合。
  财力浪费是因为“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想成名成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五气较多”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总之,所有的问题“必然联系到思想改造、专业改造,科学研究方向等一系列问题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因此,必须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等泛政治化的手段来推进“双反”运动,从而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无限上纲,将斗争扩大化,将理解庸俗化。
  既然大鸣大放阶段中暴露的所有问题都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大争大辩阶段就要走红专道路,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从而大整大改阶段订立红专规划,向党交心,进而教学整改阶段达到“懂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并愿意在我们自己工作中贯彻执行这个总路线”,这就是北大“双反”运动的逻辑脉络。
  因此,这一运动的开展带有强烈的1958年执政党的政治传播印记,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为即将开始的“大 跃 进”做好思想认同,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认识整合。
  正如运动开展前《人民日报》的社论所说,在反右运动思想整合和超英赶美口号的提出后,“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 跃 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
  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因此,这一运动助长了正在发展的高指标、浮夸风等‘左’倾错误。
  其次,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日益“左”倾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反右斗争后,北大校方对知识分子的估量是很严重的,认为他们不仅世界观,还有政治立场都属于资产阶级的。
  北大党委认为,“1952年以后,不少教授也学了点马列主义,但因为立场没有转变,并没有真正学进去,有些人更是为着反对马列主义而来学习马列主义。
  资产阶级思想给教育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去年全校出了700多名右派便是最有力的说明。”
  学校认为大多数教授是走专而不红的道路,还引导学生跟他们走。
  所以,“双反”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对知识分子的继续改造。于是在运动中开展红专辩论,然而这种大批判式的辩论,过分强调“红”而忽视“专”,甚至将“红”“专”对立起来,认为非“红”即“白”,不仅不能促进科学研究,反而严重地挫伤了知识分子科研的积极性。
  而粗暴地将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比如针对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的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批判)归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混淆政治与学术,更是严重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的感情。这些教训之深刻,不能不让我们掩卷沉思。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10 06:32:16
  第11章 拔白旗插红旗(1)

  在1958年的"大 跃 进"过程中,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作法叫做"拔白旗”。
  把一些跟风吹牛蛮干的“大 跃 进左派”安插到重要岗位或领导岗位,叫做“插红旗"。
  1958年5月8日下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明确提出:
  我们要学习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
  一种是插红旗,是应当的;一种是插白旗,是不应当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是应当的。
  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
  5月23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强调插红旗,辨别风向。他说:
  你不插,人家就插。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哪个地方没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旗就拔。
  灰的也得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
  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辩论插上红旗。
  毛泽东“插红旗、拔白旗”的思想是同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相一致的,也是同红与专对立统一关系思想一脉相承的。
  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于5月25日召开,这次会议决定主办《红旗》杂志,任命陈伯达为总编辑。
  6月1日《红旗》创刊号刊登发刊词:《更高的举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提出“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
  经过宣传,全国各地在认真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的同时,积极迅猛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来势异常迅猛,各地贯彻落实异常迅速。
  在《人民日报》社论和《红旗》创刊号社论发表以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就于6月2日召开跃进大会,提出把资产阶级的灰旗、白旗拔掉,把无产阶级的红旗插满社会科学的各个工作岗位。
  同日,首都青年召开誓师贯彻总路线大会,提出“人人敢创造,个个插红旗”。
  全国各地各级党组织也立即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精神,部署落实任务,组织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利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
  各地基层在插红旗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仅河北阜平一个县在6月份就插了1110面红旗。
  8月17日至30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北戴河会议)。
  这次会议是发动、领导“大 跃 进”运动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它全面制定了“大 跃 进”运动的各项主要计划。
  会议决定,要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大搞群众运动。
  会议要求,为了保证各项工作的“跃进”,必须采用“拔白旗”、“插红旗”的工作方法。
  要对“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严厉批判,要使“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在思想上彻底破产;要把“白旗”、“灰旗”统统拔掉,要把“跃进红旗”普遍地插起。
  “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涉及领域非常广泛。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讲话中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为大 跃 进扫清思想上、组织上的障碍。
  在农业领域,各地提出要坚决破除“条件论”和“习惯论”,把“白旗”、“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地插起来。
  在具体工作中,“白旗”主要是指对密植持异议的“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以及按传统方法旧的耕作方式进行生产的干部群众;
  而把“敢于创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改革工具”显著的,特别是学习密植经验积极一亩地下几百斤种的干部群众,统统都看作“红旗”。
  这样就把一大批实事求是的领导干部、劳动群众打成白旗。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20 16:19:51
  第12章 拔白旗插红旗(2)

  在工业领域,中央工业书记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中要求,必须采用拔白旗、插红旗的工作方法;
  要把白旗、灰旗统统拔掉;要把跃进红旗普遍地插起。
  鞍山钢铁公司下属炼铁厂的厂长陆达,由德国学成归国,是冶金专家,因主张工厂由厂长负责,被作为“白旗”拔掉。
  《工人日报》社社长陈用文等也因反对虚假被打成白旗。
  在大购大销的商贸思想指导下,以完成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促使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现象泛滥。
  在军队方面,1958年5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全军普遍开展了错误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刘伯承在会上作了检讨。
  随后在全军范围内特别是在军事院校普遍搞起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整肃了一批干部,尤其是军队中的知识分子。
  在社会各界,如宗教界、工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普遍展开了“交心”运动;
  青年界、妇女界则要求要敢于插红旗,打破妇女思想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保守和自卑观念,在一切工作上插无产阶级思想红旗,拔掉资产阶级思想白旗。
  文化教育领域是“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重灾区。
  毛泽东说过:
  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应当继续帮助他们批判个人主义和学术思想。
  在思想战线上我们要拔掉资产阶级的白旗,插上马列主义的红旗。
  通过搞红专辩论,把那些对大 跃 进、浮夸风错误持批评、怀疑态度的专家、教授当作白旗拔掉,打击了大批专家、教授。
  仅北京大学就拔掉了冯友兰等几百面“白旗”,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被当作“白旗”拔掉。
  在史学领域,因为“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而刮起了“史学革命”之风,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只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只有农民战争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史学研究丧失了自由、平等的探讨。
  而古典文学领域则被姚文元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学研究中最后一个阵地”,“现在正是跃进高潮接着高潮的伟大时代,文艺战线也要大 跃 进,其内容之一,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更广泛更深入的斗争,把毛泽东的红旗插遍文艺领域。”
  在电影艺术界,1957年一些“右派”艺术家所拍摄或主演的电影已经遭到禁映。
  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又有一大批电影被点了名,其中最有名的是反映农村题材的影片《洞箫横吹》,理由是诬蔑了党的农村政策,从而造成了电影艺术界的一派萧条景象。
  被拔掉的“白旗”分子各自遭遇也大不相同。
  其中有的是早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如原《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秦兆阳在1957年就被打成“大右派”,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对秦的批判再度升格,成为全国性的批判斗争对象。
  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了通讯电文,各地报刊纷纷刊载,点名批判这位“插在文艺界的一面修正主义白旗”,说他“诬称”党“拿谩骂代替说理,拿扣帽子当作斗争”,又揭露“他经常和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分子)通信,谈内心深处的话,互相发泄对党的仇恨和不满,互相鼓励反党的勇气”。
  有的则是在“反右”时未“落网”的知识分子,如从美国归国的医学博士宋儒耀,回国后开创了整形外科,并在朝鲜战争中荣立大功一次。
  这次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也被打成了“白旗”,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反动学术权威”,并在此后整整20年内被剥夺了操手术刀的权利。
  当时的插红旗、拔白旗在许多地方造成人为紧张,有的地方和单位刻意在未成“右派”的人群中再度搜寻可作为“白旗”、“灰旗”拔除的人物,使一大批人因此遭殃。
  有的甚至把全体工作人员分为红旗、黄旗、白旗三类,人人挂臂章。还有的把所谓“甘居中游”的人一律说成是“灰旗”,统统拔掉。
  本书作者当时正在某师范学校上学,那一年忽然新来了很多老师,有工人、复员转业军人,都是党员。
  教他们班物理、历史的都是工人出身,毕业于工人速成中学,后来上了师范专科学校。
  政治课教师都换上了“红旗”——党员教师。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21 07:25:46
  第13章“拔白旗”大会
  1958年8月中旬,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农业部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北京和平宾馆召开了“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
  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会议,邀请了全国的一些农业院校、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农业经济学专家、学者、青年教师以及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的一部分学生参加。
  这次会议名为“学术讨论会”,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学术批判会。
  会议以在农业经济学界拔资产阶级白旗、插无产阶级红旗为名,展开了一场所谓对“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的“批判”,对于农业经济学界无端上纲到“反革命”、“反党”的程度,并且对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大会点名,当场起立,大扣政治帽子。
  还把点名批判的材料印发全国公之于众,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不良影响。   
  这次会议批判范围很宽,说理很差,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开展了所谓的“批判”:   
  一是批判原金陵大学农学院美籍教授兼系主任卜凯的农业经济学理论。
  株连所及,凡是曾就读于金大农经系的教学、研究人员都被称为“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者”。
  当时农业部负责同志在会议讲话中指出:
  “在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者中影响比较大的,要数帝国主义分子卜凯及其在中国的门徒晏阳初、费孝通、吴景超等等。”
  “卜凯过去曾经在金陵大学当过二十多年教授,雇用了一批仆从,在中国农村进行了一些虚假的调查,写了三本反动的著作《中国农家经济》、《中国土地利用》、《中国农场管理》。”
  “宣传资产阶级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土地报酬递减律’、‘佃农优越论’、‘公允地租论’等等,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维护封建统治,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解放后,卜凯的门徒和跟班们摇身一变,成了专家、学者,占领了许多学校的农业经济系,在那里兴妖作怪。”
  会议本着这样的主调,点名批判了一大批农业经济学者和农村社会学家。
  其中包括李景汉、费孝通、陈振汉、欧阳苹、杨家驺、应廉耕、韩德章、王毓瑚、孟庆彭、秦少伟、黄升泉、李赛民、沈达尊、吴华宝、王广森、刘庆云、崔毓俊、王一蛟、张仲威等。   
  二是强调农业经济学是“阶级性和党派性很强”的科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
  会议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合作化和“大 跃 进”为依据,粗暴地批判农业经济教学、研究中所提倡的“科学的系统性”、“规律性”和“客观性”,反复强调要以党对农业的方针、政策代替农业经济理论教学。
  当时农业部负责同志在会议讲话中指出:
  “资产阶级学者在课堂上讲了千言万语,就是不讲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他们认为党的方针政策是不反映客观规律的,是没有科学价值的。……”
  “他们大讲方针政策,讲的是卜凯的那一套,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他们不讲方针政策,是不讲无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不讲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不讲大 跃 进的情况,不介绍先进经验”。
  “他们说:一讲大 跃 进和先进经验,就破坏了科学的稳定性、系统性和完整性……。”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保持旧的一套,拒绝为社会主义总路线服务,拒绝为农业大 跃 进服务”。   
  正因为如此,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许多把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当做反动观点加以批判的事例。
  例如,华中农学院农经系欧阳苹教授在讲课中坚持自己的理论见解,“农业生产应该是商品性生产”,这本来是正确的,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也是可以讨论的。
  但因与1956年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的文件《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中的一句话“农业生产的很大一部分是自给性的生产”不一致,在批判中被扣上“与党对抗”、“反对合作化”、“资产阶级的垂死挣扎”、“与无产阶级争夺阵地”、“泛滥资本主义”等政治帽子,被迫在会议上作公开检查。   
  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农业经济系教授因为在教学中对农村工作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说了自己的意见而被点名批判。
  例如,有的教授谈到关于农业合作化搞得过快,关于农村粮食统购政策不符合经济规律等等看法,也被扣上政治帽子。
  还有一些农业经济学教授在教学中介绍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方法,如在粮食生产之外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畜牧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也受到了严重的批判。
  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韩德章教授在企业管理中介绍养兔的经济效益,就被批为“资产阶级学术观点”。     

  第14章 农经界“拔白旗”

  1958年“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后,在国内的一些高等院校的农经系和农经科研单位中进一步开展了“拔白旗”的斗争。
  例如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就曾认为农经系存在一个“反党集团”,并且把系主任应廉耕和系主任助理张仲威撤职,开除党籍,在系内开展批判斗争。
  这就在更大范围内伤害了农业经济的教学、研究人员,造成了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矛盾,严重地打乱了农业经济系的教学秩序。
  在一个时期之内,老教师不能上讲台了,青年教师还接不上班。
  农经系停止上课,师生下放农村劳动,一些学生纷纷要求转系、转学,在社会上造成了对农经科学和农经教育的极大误解,以至于有的农经系(如湖北财经学院农经系)被迫撤销。
  有的院校农经系暂停招生,师生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1958年以后,农经教育倍受艰辛、道路坎坷,农经教师遭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
  有的教授被排斥到基层食堂当会计,卖餐券;有的老教师如华中农学院的欧阳苹教授被无辜批判以后抱恨以终;也有的精神失常,住院治疗,如北京农业大学的曹锡光教授。
  不少教师改行转业,有的改教外语,有的改教生物统计,即使勉强留在本专业教学岗位上的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学术上不敢提出创见与争论,阻碍了本门学科的发展。
  这一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各农业院校党委领导下,遵照党中央的部署,逐步弥补了一些不良影响,解决了一些遗留问题。
  如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在北京市委领导下按照党中央指示,对被批判教师进行了公开“甄别”,落实了政策。
  但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场“拔白旗”斗争还是某些农业院校中红卫兵大搞“砸烂农经系”极左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
  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农经教育才得到较好的发展环境与条件。
  在这以后,农经教育界同志们多次反映,请求上级主管部门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重新审查1958年的“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作出结论,但是无人过问,拖延多年。
  当时农业部的一位负责人甚至说:“拔白旗的案不能翻!”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10-17 07:23:01
  第15章 北大拔“白旗”(1)
  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迎来了她的六十周年校庆。
  这天下午,北大举行校庆纪念大会,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应邀出席了北大校庆大会。
  会上,“理论家”陈伯达鼓起他那如簧之舌,发表了一通高论:
  “如果同工人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精神比较,同工人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大 跃 进相比较,那么,北京大学批判的革命的风气还是很落后的,全国学术界也还是落后的。”
  “那些在解放前已经有系统地形成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一些教授,例如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人,不经过深刻的批判,或者他们没有进一步进行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判,那就不可设想他们能够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
  “旧知识分子要最后抛弃资产阶级的意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深刻的批判,首先就是由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伟大革命的跃进,同时也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界能够有效地进行批判,使他们深深地感到自己在思想界已经陷在完全孤立的地位。”
  陈伯达又说:
  “北京大学的老教授,大体上有两个包袱。第一,受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时代的教育。西方资产阶级有过革命的时代,但老教授们出国留学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处在垂死的阶段。”
  “他们在那里的大学读书,接受了资产阶级那一套极端腐朽的反动的思想,把好些什么实用主义啦,新黑格尔主义啦,新康德主义啦,马赫主义啦,马尔萨斯或新马尔萨斯学说啦,凯恩斯学说啦,等等,都装进自己的脑袋里面。”
  “回国以后,也就拿出这些东西在学生中贩卖。没有出国留学而当了教授的人,如果受过他们的教育,也照样在学生中贩卖这些货色。”
  “虽然几年来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有了进步,但有些人在实际上还是讲他们那老一套。”
  “第二,受中国封建思想的影响。记得谭嗣同说过这么一句话:‘古而可好,则何必为今之人哉?’可是有一批教授,生活在现代,所向往的是古代。”
  “几年来,他们曲解了我们的‘继承文化遗产’的口号,抱残守缺,厚古薄今,企图逃避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和现实社会生活,继续在学生中出售他们的古董。”
  “总之,老教授们这两个包袱,害了自己,也害了人家的子弟。出路就是要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重新学习,丢掉这两个重包袱。”
  陈伯达虽然不过是中宣部一个挂名的副部长,还远不像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大红大紫,但他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地位特殊,所传出来的信息自然非同一般。
  既然他认为北大老教授还背着如此大的重包袱,也就是说还远远没有改造好,离又红又专还有遥远的距离,插的还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北大有关方面自然不敢怠慢。
  过了一个星期,学校邀请部分教师举行座谈会,座谈学习陈伯达讲话的体会。
  参加座谈会的,有哲学系教授郑昕、冯友兰,中文系教授王力、游国恩,法律系教授龚祥瑞,历史教授杨人楩等。
  说是座谈会,其实是检讨会,与会者纷纷按照陈伯达所说的两个包袱对号入座。
  而被陈伯达点了名的冯友兰,更是作了“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
  冯友兰先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节录如下:
  “五四”以后,我做了一些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工作。当时这方面已很明显地有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我走资产阶级路线,和走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中国哲学史家为敌。”
  “到抗战时期,我又搞一套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自称为‘新理学’,以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这种思想成了当时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种思想上的武器,为国民党服务。”
  “解放后,我对于这个体系,只作了一些皮毛上的批判,它基本上还是原封不动地存在我的心里。”
  “我以我的那套反动思想作为‘百家‘之一与马克思主义争鸣,并用它来修正马克思主义。”
  “我有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而不把它彻底批判掉,实际上就是一套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思想武器,而在解放后,还没有缴械投降。”
  “‘械‘没有缴出来,有机会总不免要用一用。况且它是一个世界观,要用它观世界,实际上是经常在用,因此这是非常危险的。”
  冯友兰先生的这个自我批判,“上线”不能不谓高,检讨不能不谓深刻,态度不能不谓虔诚。
  尽管如此,冯友兰还是摆脱不了被树为北大哲学系一面大白旗的命运。
  1958年3月北大“双反”运动(即反保守、反浪费运动)以来至5月上旬,冯友兰在教研室内曾先后进行了三次自我检查。
  据北京大学校刊披露,运动开始时,冯友兰自认为“既无浪费,也不保守”,运动与自己的关系不大,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别人整风。
  “后来由于群众性的大字报揭发和多次会议上的交谈,以及党组织的耐心启发,冯先生也进行了一些思想斗争,态度才有了根本的转变。”
  于是,冯友兰在民盟整风会上向党交了心,交代了110多项内容。
  在这个基础上,冯友兰所在的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召开扩大会议,对他进行帮助。
  会上,冯表示要以“个人求医”的态度,争取大家来“集体会诊”,参加会议的人也就毫不客气对冯开展批评。
  有的说,冯的政治立场还没有很好地转变,冯在解放以后,虽然向无产阶级表面投降了,但是由于没有缴械,随时可能向党进攻,因此劝冯不仅应向无产阶级投降,而且应该缴械。
  有的说,冯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思想,解放前是直接为蒋介石反动王朝服务的,解放后还没有得到改造,因此仍然成为冯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武器。
  还有人说,冯友兰这几年来不但不去努力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反而把自己的旧学术作招牌,用这块招牌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这是十分错误的。
  在教研室同仁们的“帮助”之下,冯友兰表示,“集体会诊”的结果,对自己很有帮助,愿意接受大家的意见,进一步检查自己的思想,订好自己的“红专”规划,并且作了长篇自我检查。
  过了两天,在北大哲学系的全体教师会上,冯友兰宣读了自己的“红专”规划,承认自己是“哲学界的一面白旗,正如章伯钧、罗隆基在政治上是一面白旗”。
  而且还表示“决心拔掉这个白旗,向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缴械投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队伍中,重新做一个小兵”。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3 12:42:41
  狠抓阶级斗争,大搞政治运动,用大批判、大辩论为大跃进扫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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