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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28】高饶反党事件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5 06:44:29 点击:1241 回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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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28】高饶反党事件
  第1章高饶其人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也称“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在1953年,揭露于1954年初,到1955年春处理完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内高层首次出现的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的严重斗争。
  高岗1905年出生在陕西省横山县一个贫苦农家, 1925年秋,高岗进入榆林六中求学,加入进步组织——共进社,积极寻求新思想。次年冬,加入中国党。1927年夏,他考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高岗因满脸长着麻子,人称“高大麻子”。1928年4月,高岗协助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陕西渭华起义,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高岗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11月,高岗离开延安来到东北,出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北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高岗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局秘书长,在东北的地位日益抬升。
  1948年12月,林彪率领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高岗接替林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并代理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在东北的影响与日俱增。
  1949年5月,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刘少奇到天津视察,批评了东北局在城市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他在为党中央起草的通知中,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本家的问题上有“左”倾错误,反对在对待资本家问题上跟苏联学。本来,高岗对刘少奇总是位居他之上一直耿耿于怀。他认为,一个白区党的领导人,凭什么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次批评,引发了他对刘少奇的不满。为此,他让秘书集中收集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并整理成一份材料。材料中耸人听闻地说:刘少奇反复强调中国不采取苏联模式,其实质是对抗苏联;刘少奇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材料还说,在我们党的上层领导人中,总是潜伏着这个帝国主义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很快,这份报告传到科瓦廖夫手中,又很快传到斯大林手中,加深了斯大林对中共的怀疑与猜测。
  建国后,高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悍然介入,新中国不得不作出军事反应,组建以第十三兵团为主的东北边防军。对于高岗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准备阶段和战争相持阶段的作用,彭德怀这样评价:抗美援朝一开始,我们是兵精粮足。兵精,是高大麻子主持练的;粮足,是高大麻子和洪大麻子(洪学智)共同搞的。战争相持期间,两个麻子保证了志愿军的武器、弹药、粮食、车辆、医药等供应,是抗美援朝胜利的两大功臣。1951年10月,高岗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饶漱石(1903-1975) ,曾用名梁朴、赵建生,1903年9月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钟岭乡(现抚州市临川区),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调到中央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因卷入高饶反党联盟和潘汉年案件被解职、逮捕、判刑。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6 12:42:58
  第2章“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1951年冬和1952年春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身为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岗却等闲视之,且个人非党行径越演越烈。时任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当时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的萧一平决定上书中央,反映高岗的生活作风、腐败和拉帮结派等问题。署名“东北一党员”。
  1952年1月27日,薄一波将信转给了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几句话:“这封检举信是叙述东北三个阶段的贪污浪费情况,写信的人是响应主席的号召,衷心爱护党的;而对贪污腐化则表示愤慨。”接信后,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件事使高岗大为不满。
  1952年11月,高岗奉调进京,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时人称之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所谓“五马进京”,是指地方五位中共中央局书记邓小平、习仲勋、邓子恢、高岗、饶漱石调到党中央工作;所谓“一马当先”,是指其中的高岗位最高权最重,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管理范围很宽,8个工业部门都由计委负责,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委员有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等。高岗权力之大,远非以后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能比。但是,高岗却认为自己的这个计划委员会主席是名不副实,因为他觉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是事无巨细都要管。高岗满肚子的怨愤。1953年1月,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调到北京,经高岗提名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高岗对饶漱石说:现在党内,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摊摊,咱们要搞个根据地的大圈圈。他还搬弄:我们党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根据地党,也就是军队的党,另一个就是白区的党;说什么刘少奇是白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党哪里有什么白区的党。对刘少奇在党内形成的地位,高岗就是不服。
  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新税制颁布后,商业部调整了部分商品的价格。致使一些私商纷纷提款购物存货,导致市场发生混乱。税制改革引发的混乱,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次年1月15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对新税制提出了严厉批评。随后,毛泽东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政务院,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并建议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党中央,经党中央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同时,党中央对政务院的工作进行重新分工,将政务院最重要的8个工业部门都交给高岗主管。高岗以为毛泽东已经不信任周恩来,政务院总理将要重新择人。中央政治局中人细细数来,无论资历,还是才干,总理一职,舍我其谁也?他认为,自己欲攫取更大权力的阻力和障碍首先来自刘少奇,现在搬掉这个障碍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他想,这个新税制是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搞的,薄一波能担得起这副担子吗?他后面还有人,那就是刘少奇。众所周知,薄一波是华北局出身,很受刘少奇赏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7 12:30:07
  第3章财经会议发难
  1953年6月13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饶漱石唯高岗马首是瞻,一唱一和,以薄一波为靶子,攻击刘少奇。高岗对人说:“我在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刘少奇的老底。”这次会议本来是讨论财经工作的,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高岗利用各地区一些同志对新税制的不满和中央对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所批评的机会,在饶漱石配合下,“指桑骂槐”,气焰嚣张。他把同会议内容无关的少奇同志的一些观点,统统当做薄一波的观点加以批判,明批薄一波,实攻刘少奇。他还在会内会外散布有所谓“圈圈”、“摊摊”,制造混乱。批判中他无限上纲,硬把有争议的问题提到“路线错误”的高度,给薄一波大扣帽子,什么“品质不良”、“投机取巧”、“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等等都用上了。还煽动别人跟着批,逼迫薄一波一再作检讨,把财经会开成斗争会,致使会议无法按原定方针进行下去。原定6月开始、7月结束的会,拖到了8月初。
  毛主席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就交待杨尚昆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陈云、邓小平火速回来参加会议。8月6日,陈云在财经会议中心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指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4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邓小平也讲了些公道话。这样,会议气氛缓和下来。
  8月11日,周恩来做了总结,宣布会议结束。
  在这以前,高岗还闹过一次。当政治局开会讨论周总理的总结稿时,薄一波向毛主席表示:“我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高岗立刻批评薄一波“态度不好”。毛主席截住话头,反过来质问高岗:你为什么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按:指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长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写信向党中央揭露高岗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事)?东北的工作为什么就不能检查(按:指中监委和中财委在1952年8月联合组成检查组去辽宁,调查鞍钢无缝钢管厂发生设备爆炸事故,死伤了一些工人的事)?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高岗见主席态度严厉,才不吭声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9 10:22:27
  第4章高岗到处煽风点火
  财经会议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继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胡说在我们党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做结论。他还把我们党的干部分为两部分,说毛主席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进而鼓吹什么我们党是军队创造的,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自己就是这个主体的代表人物(按:1954年初开始揭批高岗时,周恩来对高的这种谬论概括地称为“军党论”);散布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应该彻底改组,由他来掌握。企图借此煽动红区干部和军队干部跟他一道,拱倒刘少奇、周恩来,由他来当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
  他游说西北局的彭德怀和中南局的林彪,以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
  此时,林彪正在杭州养病,高岗见到林彪,一口一个“林总”,口口声声说:毛泽东支持他来主持政治局,让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谈话中,他向林彪讨好说:“我坚持向主席建议,林总当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因为,林总打遍了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不是绰绰有余吗?”林彪以自己的身体有病为由,提出不要再提这个建议了。至于党内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林彪一摆手:“你身体好,那就你干吧。”
  1953年秋后,高岗竟去邓小平、陈云处“煽风点火”。高岗来找陈云,对陈云说,要设党的副主席,怎么也得有你一个,我一个。陈云笑了笑反问:我那一个可不敢当。不过,你是想革命还是想做官?
  高岗在邓小平面前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小平同志看穿了高岗的用意,故意指着墙上挂的几张中央书记像说,就在这中间嘛!并向高指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自然形成的,不能轻易更动。
  小平和陈云同志都感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及时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有意亲自“测试”一下,在同年12月24日向政治局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拟请少奇同志临时代为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本来,这已是近几年的惯例,高岗却表示反对,主张由几个书记“轮流坐庄”。这一试,果然使他露了底。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0 06:47:41
  第5章毛泽东高度警惕
  毛泽东立刻高度警惕,同时开始削弱高岗、饶漱石的权力。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问题后的一天,毛泽东对罗瑞卿说:“你知道有些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我告诉你,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你以为他拥护林彪吗?这时林彪也扔到一边去了。高岗不只要打倒刘少奇,还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
  1954年1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来到杭州,名为休假,实际是在这里起草宪法草案。期间,毛泽东还在为高岗的事彻夜难眠。4日,他在杭州刘庄接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说:“我们党内,或许国内,要出点乱子。”“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你们有贝利亚,我们也有。”(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1 06:57:15
  第6章饶漱石兴风作浪
  饶漱石原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当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误以为高岗权势日盛,刘少奇可能“失势”,于是不择手段地通过与副部长安子文划清界限,来表明自己不是刘少奇的干部,以取得高岗的同情和信任。
  1953年春,中央组织部由王甫(当时任党员管理处处长)、赵汉(当时任办公厅主任)带几个同志去山东考察“新三反”运动和农村整党情况,受到当地党组织的阻挠。他们找到当时主持山东分局工作的向明,也谈不拢,只得返回北京。安子文听过他们的汇报,随即向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反映。饶漱石小题大作,借机向安子文发起突然袭击。在5月间的一次部务会议上,他声色俱厉地指责安“胆大妄为”!为什么有问题不向他反映,先向刘、周反映?说什么“王甫、赵汉是新兵,他们听到枪声,不免有些紧张,你安子文是老兵,你不该听到一点枪声就……”。过后,饶又召开了几次会,毫无根据地给安扣上“界限不清,嗅觉不灵”,“支持条条、反对块块”等帽子,甚至把王甫、赵汉被迫离开山东歪曲为“向中央局、分局提抗议”。尤其恶劣的是,他竟然向中央谎报情况,说什么安子文接受了他的“批评”。这样一闹,中央组织部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了。后来毛主席在批评饶漱石时说:“你不要认为你做过大区第一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为什么你斗争一个‘吏部尚书’(指安子文)不给中央打招呼?!”
  在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积极伙同高岗一道斗争薄一波,指责安子文有几天未到会是“消极抵制”,一再逼迫安在会上发言,说什么“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安子文顶住了,没跟他走)。饶就在中央组织部内斗争安子文了。他说“中央组织部是一潭死水,要把它震动一下”。
  7月22日,他召开部务会议,强词夺理地搬出一堆似是而非的材料,如“支持条条、反对块块”问题、“整党建党规定问题”、“中央组织部对华东局和山东分局表示抗议问题”等等,对安子文横加指责,而且态度蛮横,不容申辩。
  7月25日,他又召开部务会议,把安子文将7月22日部务会议上发生的事向少奇同志反映,斥为“有意挑拨是非,制造分裂”;并借题发挥,以中央组织部检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由,要求重新开会专门检讨部里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要逼安子文作检讨。
  这个会在8月中旬接连开了两天,安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饶却一味吹毛求疵,无理取闹。有些本来是饶漱石冤枉安子文的事情,安提出证明,要求派人查实更正,饶却蛮横地拒绝调查。在安检讨过程中,饶还插话说过:“这个问题不便在这里讲。”但当第二天会上有人对安进行批评后,饶却对大家没有追问“名单问题”加以指责,说“安子文千对万对,但在这件事情上犯了严重错误。你们应当首先追问安子文,你犯了什么严重错误?”与会同志指出他自己交代不要谈这个问题的,饶又强辩说:“是,我是那么说了,但是你们应当追问,你们问了以后,我再出来解释。这应当是党内斗争的教训!”但是没有人响应,他自感孤立无援,不得不暂且收场。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2 08:12:32
  第7章 中央批评饶漱石

  1953年9月,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少奇同志受毛主席委托,主持会议领导小组的工作。这次会议,原定主要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饶漱石却在会议内外兴风作浪,煽惑一些不明真相的地方组织部长跟他一起攻击安子文。但仍没有能掀起多大波澜。
  饶漱石不甘心,在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发牢骚,说:“这次组织工作会议,该来的人没有来,不该来的倒来了一大堆。”毛主席让邓小平问饶谁该来,开个名单统统去请来。饶心里虚,只点了一个陈赓(当时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原来他听说抗日战争初期,陈赓带部队在太行地区活动时,在后勤供应方面对薄一波有不满;又知道陈讲话“没遮拦”,以为陈如果到会,能放上一炮。可是,陈赓来后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来发言。饶又一次打错了算盘,他的目的没有达到。
  中央觉察到会议方向被搞偏了,决定大会暂停,转入开领导小组会议,先解决中央组织部的内部问题。在连续几天的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根本不承认安子文和中央组织部其他几位同志批评他的一些事情,反过来气势汹汹地搬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诬蔑安子文“霸着组织部”,使他“插不进来”,而部里一些同志却串通一气,抗拒他的领导。企图借这次会议使地方上的组织部长们造成一种错觉,争取他们站到自己一边。可是,问题一经拿上桌面,摆事实,讲道理,饶的种种谎言全被揭穿。
  少奇同志在主持领导小组会议的过程中,对饶进行了严肃批评。饶反而在另一次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蛮横地责怪刘少奇在处理他与安子文的关系上“感情用事,把问题扩大了”,甚至威胁说:“如果少奇同志发言不谨慎,这个领导小组会要出问题。”因此,中央不得不决定,刘、饶、安三个人在领导小组会上的最后发言稿,都先送交中央审查。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3 06:00:06
  第8章 揭露高饶反党活动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迹象越来越明显,到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前后,问题已经充分暴露。党中央据此判明他们是野心家、阴谋家,下决心予以揭露。
  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点明:“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同时,他建议政治局搞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在这前后,毛主席就高、饶分裂党的问题分别向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打了招呼。
  1953年12月,陈毅由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期间,毛主席两次约谈。头一次,主席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情况,陈不明底里,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听后反应冷漠。陈毅感到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触到的饶漱石的言行向毛主席和盘托出。毛主席这才点头,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毛主席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又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
  1954年1月18日,毛主席向党中央建议,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先把《决议(草案)》用电报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要他们准备意见;同时也征求中央局、各分局、省委的意见,并提出要通知驻苏大使张闻天到会。
  高岗看到《决议(草案)》后,惶惶不可终日,急忙写信给毛主席,说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决议(草案)》,表示自己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并想在会前去杭州见主席。毛主席托辞正忙于修改宪法草案,没有时间,把高回绝了。
  高岗还两次向毛主席表示要保护饶漱石。头一次,高岗对毛主席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毛主席来解围。主席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表示要给高岗伸冤。
  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召开,高、饶问题被移到会后另行处理。
  四中全会前,少奇、恩来、小平3位同志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5日,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小平5位同志又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了他们的问题。
  全会结束后,从2月15日至2月25日,基本上每天用半天时间,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听取与会者对高、饶问题的揭发和批评,并就一些重要问题核对事实,也听取高、饶本人的申辩和检讨。其间,高岗触电自杀未遂,使座谈会中断过一天。座谈会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里写书面检查。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5 06:50:53
  第9章 高岗自杀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因休假没有出席会议,这是历次党中央全会中毛泽东唯一的一次在党的重大政治斗争中不出席的会议。
  2月10日,四中全会就要结束了。陈云的讲话对高岗震动极大,他说,过去出过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显而易见,陈云在警告高岗不要走上张国焘的覆辙。接着,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他明确表示高岗的检查“还不完全,还不深刻”。尽管周恩来在讲话中是不指名地批评“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野心家”、“独立王国”等,可是,高岗总有一种对号入座的感觉。最终,他承认想推翻刘少奇,但声称他并无意占据仅次于毛泽东的位置。作为悔过的姿态,他表示准备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普通公民。
  2月17日,就在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高岗上演自杀闹剧,骗取值班警卫矫洪良的手枪,自杀未遂。
  高岗自杀未遂,中央很快采取措施,成立专门管教组,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担任组长,负责对高岗实行管教。高岗失去了自由,整日整夜地胡思乱想,难以入眠。他向管教人员要来两颗安眠药——速可眠胶囊,服后便安然入睡。醒后,他想,这是一种结束生命的最无痛苦的方式。于是,他开始暗中私藏安眠药。
  1954年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承认自己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有“批薄讨刘”的企图,毛泽东明确表示,高岗检讨完之后,他的工作还要给以适当的安排。
  8月16日,星期天。
  高岗吃罢早饭,便在楼上四处走动,像是在察看什么。上午11点多,高岗的夫人李力群从外面回来,匆匆上楼,马上去卧室,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装有电插座的墙边。
  “你在这干什么呀?”
  “噢,没什么,看看这插座有电没有。”
  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又气又急地说:“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岗很尴尬:“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马上叫人来把我带走吧!”
  李力群意识到高岗有自杀的企图,但又怕刺激他,所以没有报告此事。
  8月17日凌晨两点半,李力群已经入睡了。高岗却毫无睡意,他坐起来,摸出一大把私藏的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里。他下床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早上8点多钟,李力群发现高岗沉睡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赵家梁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赵家梁冲进高岗卧室,摸一下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于是,他们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高岗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消失。10点17分,抢救停止。
  周恩来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是中午一起赶来的。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周恩来要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并吩咐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殓厚葬。当晚8点半,周恩来在东交民巷8号召开会议。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遗体。10点多,一位医生宣读了检验报告: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就在高岗自杀身亡的当天,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毛泽东作了汇报。得知消息后,毛泽东十分震惊,也十分痛惜。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叶子龙见状宽慰说,“高岗是自绝于党,主席不必难受。”毛泽东神情黯然:“话是那样讲,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本想让他去陕北还当个省委副书记,保留党籍、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作,我想他也会愿意的。可是,迟了一步,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觉得遗憾。”
  18日凌晨1时,高岗遗体入殓完毕,大卡车当做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交民巷8号大院,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偏屋里。
  8月21日上午9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移出来,抬上一辆大卡车,盖上几片麻袋,车头没挂黑纱,没挂死者的照片,车上没有鲜花、花圈;送灵的人们也没戴黑纱或白花,有的扶车帮而站立,有的干脆依靠在棺柩上。从外表看,这不过是一辆普通的载人货车。车行大约一个多小时,停在万安公墓门前。
  高岗之所以能安葬在这里,是因为周恩来有明确指示交待: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当天没来得及立碑,后来做了一个墓碑,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没有碑文,是一个真正的无字碑。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9 05:15:06
  第10章 饶漱石入狱变疯
  高岗拒不悔改,在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饶漱石花了半年时间,字斟句酌地写出一份2万多字的书面检查:
  1.黄花塘事件——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制造所谓陈毅反对毛主席和一向反对政治委员等“罪名”,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独揽大权;
  2.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1949年底,大区筹建军政委员会,他明知毛主席、党中央要陈毅任主席之职,却在陈谦让时,玩弄“合法”手段骗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
  3.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主席的问题——承认当时自己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让他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不信任他,而想从毛主席口中试探中央对他的态度;
  4.在中组部工作和召开全国组织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承认当时自己“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与高岗的反党活动作了配合。
  检查的结尾处,承认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自扣了8顶“帽子”:(1)利用弱点,小题大作,打击别人,抬高自己;(2)造谣挑拨,上欺下瞒,当面扯谎,矢口抵赖;(3)运用资产阶级的权术到党内斗争中来;(4)宗派主义;(5)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6)处心积虑,文过饰非,吹嘘自己,沽名钓誉;(7)地方主义,分散主义;(8)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此后,饶就无所事事,等候处理,除偶尔去附近的景山公园散步外,足不出户。
  对于饶漱石,中央只打算撤销饶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保留党籍,还要给出路,认为这样的宽大处理,对党比较有利。一直到全国党代表会议开预备会,请各代表团讨论大会报告(其中有一部分谈高、饶问题)时,尽管已有不少代表不赞成把饶留在党内,纷纷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中央政治局在1955年3月18日开会,经过讨论,仍然认为“不必改动原来的意见,应向代表进行说明”。
  3月19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七届五中全会,讨论到高、饶问题时,主席说,这个文件也搞了一年,几经反复才搞成这个样子,他们的联盟是一个阴谋集团,不是什么堂堂正正的拿出自己的主张来争取领导,而是烧野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这样来看,肯定是比较恰当的,也是合乎实际的,是一种政变式阴谋。尽管如此,全会最后除同意饶漱石不出席党代表会议外,仍然决定不开除饶的党籍,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
  不料,全国党代表会议开会期间,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后的讨论过程中,风云骤变,高、饶问题“逐步升级”,最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折: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对高、饶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但将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经毛主席“拍板”,认定饶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3天后,又把饶漱石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来查究。
  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变化,是怎么造成的?主要有以下3点:
  其一,饶漱石闹翻案,激起了众怒。
  1954年底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苏联党与南斯拉夫党和解、赫鲁晓夫为铁托恢复名誉的新情况。这个消息在我国见报后,饶漱石突然一反其沉默寡言的常态,先后向陈麒章(饶的秘书)等人大发牢骚,矢口否认自己曾经勾结高岗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话;进而说他这次“挨整”是陈毅蓄意挑起,对他进行打击报复;一再表示他要向党中央申诉冤屈。陈麒章等将饶的这种反常表现如实地向中央办公厅分别写了两份书面汇报。这两份书面汇报由全国党代表会议秘书处印发给全体代表,作为讨论高、饶问题的参考资料。饶的翻案行为把代表们惹火了。
  其二,扬帆案件,火上浇油。
  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件是揭发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的,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
  本来,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得知饶漱石闹翻案,已经很恼火,看过反映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大批敌特分子的材料,很自然地把它同毛主席开幕词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联系起来,更加群情激愤,认为饶的问题已经超出犯错误范围,而是对党对人民犯了罪;进而对饶的政治历史提出了疑问,还联系到他抗日战争时期在皖南事变中的脱险,究竟是如他安抵苏北后给中央电报中说的“派警卫员下山收买敌连长成功”,还是被俘后叛变而被派回来充当内奸的。毛主席在做会议结论说到高、饶问题时,提的已经不只是高、饶两个人的联盟,而是高岗反党集团和饶漱石反党集团(在饶的反党集团里点了扬帆和向明的名)的联盟。
  其三,潘汉年的“交代”,引发更大“爆炸”。
  1955年3月下旬,当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议程进入“高、饶问题”后,一些受到高、饶影响或和高、饶问题有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或交代。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潘汉年受到很大震动,他想到:自己同扬帆、饶漱石都有过工作联系;在所谓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的问题上,自己作为分管政法、情报工作的副市长当然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到上海同李士群联系时,李借故把他骗到南京,用劫持的手段拉他去见汪精卫,这件事他在回到根据地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组织上报告过,现在问题很困难。经过反复考虑,他在全国党代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1955年4月2日,带着写好的材料去向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报告,并请他将那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大吃一惊,感到事关重大,安慰了潘几句,便匆匆将潘的交代材料亲自送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毛主席看过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作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在4月3日责成公安部执行。
  潘汉年的问题,直接同饶漱石、扬帆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当时毛主席认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于是,饶漱石又被认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饶漱石因为在狱中患了精神分裂症,经公安部报请中央批准,在1965年予以假释,安排到一个农场养起来,配备了服务员、厨师各一人,每月发给生活费200元。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0 06:37:16
  第11章评说高饶反党事件

  对其他人员的处理,如果撇开饶、潘、扬一案不说,单以党中央对高、饶反党联盟的处理而言,牵连的人很少:在东北地区,只有被称为“五虎上将”的五人被撤了职,降了级,下放到一般单位工作;华东地区,受到撤职处分的高级干部,主要就是一个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
  至于高、饶身边的工作人员,更没有受到株连,都由中央组织部安排了工作。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苦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甄别平反了一大批建国以来曾经震动全国的冤假错案。还剩下高、饶反党联盟和同它有牵连的饶、潘、扬反革命集团,能否站得住?要不要复查自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是完全搞错了。这一案提出得早一些。1978年底陈云同志刚一兼任重建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就向中央建议复查潘汉年问题。其实,早在1955年4月,潘被作为“内奸”遭到逮捕时,周恩来同志曾交代罗青长(时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转告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组织个小组,细查解放前潘汉年与党中央文电往还的有关档案,整理出一份实事求是的审查报告上报。这个小组以罗青长为组长,总理办公室的许明和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为组员。他们经过查档核实:解放前,潘汉年打入日伪内部,利用李士群等情节,中央都知道,而且中央也有过指示,并非潘自行其是。中央对潘那时的工作是肯定的。于是,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呈送正式报告,列出潘的七个疑点,建议中央作进一步审查(其实,这不过是“陪衬”,因为既是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后来这些疑点被逐一澄清)。他的结论是: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党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的问题,并针对“内奸”说,提出五大反证。20多年以后,在中纪委复查潘汉年案的时候,它才发挥出很大的作用,成了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
  那么,高、饶反党联盟是否也搞错了呢?由于下列情况,人们会提出这样的疑问:(1)原被列入“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两个人,不仅扬帆解脱了,向明也平反、恢复名誉了。(2)原被列入“高岗反党集团”,号称“五虎上将”的五个人以后表现一直很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都又被中央重新委以重任——安排到省、部级重要岗位,一直工作到离休。这样一来,所谓“高岗反党集团”与“饶漱石反党集团”之间的联盟,最终又回复为原先的“高、饶反党联盟”了。
  “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正式地被重新提出来研究和讨论,是在1980年春中央酝酿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
  1980年3月19日,小平同志在《决议》起草小组谈到高、饶事件,明确表示:“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也找陈云同志谈判……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1981年6月22日,小平同志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评价已经基本定稿的《决议(草案)》时,再次提到高、饶反党联盟。他说:“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
  对高、饶事件,还需要说到,这事后面确有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背景:他们企图置中国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至少也要把东北和新疆纳入其“势力范围”;为此,需要在中国党内高级干部中物色、扶持、培植追随者和代理人。高岗在东北总揽党政军大权,那时他同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关系极不正常,他的政治野心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需要一拍即合,互相利用。中央对此早有察觉和警惕。1953年高岗敢于那么放手搞分裂党的活动,有国际后台支持,也是掩盖不了的事实。
  (1-11章据杨尚昆的回忆文章编写)。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1 05:52:28
  第12章 逮捕上海公安局长扬帆
  1954年12月31日下午6时,上海公安局长扬帆和妻子李琼及6个孩子正在吃团圆饭,因为明天就是元旦,扬帆还破例为自己倒了一杯酒。
  大家刚在饭桌上坐定,忽然电话铃响了,扬帆拿起电话,原来是华东局公安部部长许建国打来的。
  只听许建国在电话里说道:"扬帆同志吗?你马上来,有个案子,车子已经接你去了。"
  扬帆是上海市公安局长,又是华东局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是他的上级,又是亲密战友,不知有多少次,扬帆被许建国从饭桌旁、被窝里叫去开会,研究案情。
  所以他一听许建国叫他去开会,以为发生了重要案子,没有多想连忙提起公文包向门外走去。
  弄堂口果然停着一辆车,车上除司机外,还坐着一个警察。
  扬帆上车后,车子便启动了,不过没有去市公安局,几分钟后在一幢花园洋房门口停下来。
  扬帆对这个地方太熟悉了,解放前这是军统的一个据点,解放后成为公安机关处理大案的一个地方。
  由于离他家不远,每次开会扬帆都是步行去的,何以今天派汽车来接,扬帆百思不得其解。
  扬帆从车里钻出来,顿时看出今天这里气氛异常,楼前站满了武装岗哨,既有干警,也有公安部队。
  他刚从车里走出来,立即有几个干警站在了他的身后,华东公安部的副部长和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迎了过来,脸上冷冰冰的,没有笑容,没有握手,没有寒暄,默默地把他带上楼去。
  扬帆此刻一切都明白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许建国确实在楼上等着他,不过不是在等他开会,而是向他宣布国家公安部的决定:"中央公安部来电,要你到北京把问题说清楚。”
  扬帆就这样被拘留了。
  过了一天,他就被押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到北京后被拘留在一个四合院里。
  没有多长时间,公安部的几个干警走来,为首的一位负责人宣布:“扬帆,你被逮捕了!”
  扬帆问道:“为什么?”
  负责人冷笑道:“你自己心里明白,你与饶漱石是什么关系,上海大轰炸又是谁干的。”
  扬帆正想分辨,负责人命令干警:“把铐子给他戴上!”
  两警察上来,麻利地捉住他的两手,“咔咔”两声把手铐铐在他的腕子上。
  扬帆的眼泪流淌下来了。从1939年到皖南,为了保卫军队、党、人民,为了保卫新诞生的共和国,他出生入死,破过多少大案,有多少次,他“咔咔”地把手铐铐在敌人的手腕上,没想到,仅仅因为自己写了封揭发江青的信,竟被自己的战友戴上了手铐。
  罗瑞卿知道扬帆是冤枉的,他在上海逆用台湾特务地下电台是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的。
  但一则这个案子是政治局委员康生亲自抓,二则毛泽东已在1954年3月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点了扬帆的名,把他和饶漱石挂到了一起,自己不好说话了,真是爱莫能助。
  今后等待着扬帆的已不再是审查,而是无穷无尽的黑牢生活。
  想到这里,罗瑞卿心中有些不安,决定去阜城门监狱看看扬帆,让他对未来的厄运有点思想准备,也算是尽一点战友之情。
  这天,扬帆正在狱室里写材料,典狱长打开牢门,朝扬帆喊道:“扬帆,过堂!”
  扬帆跟着典狱长来到一间小会议室,只见会议室里一个大个子背朝着门站着,典狱长恭敬地向此人报告说:“扬帆带到。”
  待典狱长出去了,这位大个子才转过身来,原来是名震中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扬帆见到以前的老上级,很想倾诉委曲,但犯人的身份又使他把话咽了下去,规规矩矩地立正站着,等待讯问。
  罗瑞卿叹口气,指指沙发说:“坐吧。”
  扬帆规规矩矩地坐在沙发上,罗瑞卿故意厉声问了他几个问题,然后才轻轻问他:“你在巴尔维哈碰见谁了?”
  扬帆说:“蔡畅。”
  罗瑞卿又紧问一句:“还有谁?”
  扬帆明白了,答道:“还碰见了江青。”
  罗瑞卿意味深长地点点头说:“对,还有江青。麻烦就在这里。1937年你向延安告了她一状,她现在可是要报复了。”
  扬帆激动地说:“江青在上海的那些事,文艺界是都知道的嘛,这些人还在,可以作证嘛。”
  罗瑞卿摇摇头说:“扬帆,我看你这个公安局长白当了。你怎么也不想想,谁会为了一个阶下囚,去得罪毛主席的夫人!”
  扬帆气呼呼地说:“我要向中央写信,向公安部申诉。”
  罗瑞卿叹口气说:“晚了,毛主席知道你的事,问题是有的大人物做了手脚,把毛主席欺骗了。毛主席已经讲了话,你的案子是翻不过来了。我今天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就是给你亮亮底,你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罗瑞卿看扬帆低头不语,十分愁苦,又安慰了他一句:“你也不要压力太大,我只要当着公安部长,就不会让你在牢里吃苦,你可以走了。”
  罗瑞卿看着扬帆步履沉重地被典狱长押回监狱,自己又无回天之力,不禁有些悲伤。
  他最清楚扬帆的功绩了。上海解放以后,陈毅任命陈赓为上海市公安局长。
  陈赓在三十年代率领特科,在上海镇压叛徒,收集情报,熟知上海社会政治情况,这一任命确实吓坏了许多暗藏的敌人。
  但陈赓这时已是强大的第四兵团司令员,奉命率部南下,哪有许多时间管上海的公安工作,所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实际上由副局长扬帆主持。
  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撤出上海前,布下了大量潜伏电台和匪特,又派出特务来上海行刺陈毅。
  在这解放前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亚洲第一大都会与匪特斗争,破获国民党特务电台网,谈何容易。
  但是扬帆知难而上,率领上海公安干警接连破获国民党特务组织,逮捕了大批特务分子,收缴了国民党特务电台。
  同时,扬帆又带领干警,取缔黑社会组织,封闭妓院,很快把乌烟瘴气的旧上海的污浊社会垃圾清扫干净。
  罗瑞卿还想起了扬帆破获刘全德刺杀陈毅一案的过程。
  1949年上海解放后,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上校特务刘全德来上海刺杀陈毅。
  扬帆事先获得情报,刘全德一登陆,就被盯上了。
  谁知刘全德十分狡猾,过去又长期在上海活动,熟悉上海,竟逃脱了干警的监视。
  扬帆果断地启用第2号作战方案,很快发现了刘全德的线索。扬帆亲自指挥,趁刘全德不备,一举拿下,押往北京公安部。
  在那几年的共同战斗中,罗瑞卿和扬帆有多少次共筹大计,又有多少次共庆胜利。
  但是一夜间,扬帆成了囚徒,自己明知扬帆冤枉,但却爱莫能助,真是痛苦万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1 19:24:33
  第13章 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失踪

  扬帆被捕的消息在上海市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中很快流传开来,副市长潘汉年很清楚,扬帆一案完全是冤案。
  扬帆不但不是饶漱石的亲信,而且还差点被饶漱石"打发"了。
  那正是1943年,康生在延安搞抢救运动,有一个在上海工作过的人忍不了拷打,乱咬乱供,给扬帆栽了赃。
  康生正好想找机会整扬帆,好向江青讨好,立命华中局饶漱石逮捕扬帆。
  潘汉年当时是华中局情报部长,奉命审查扬帆,得知其中原委后,决心平反这个冤狱。
  恰好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开始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康生一看形势不妙,开始装病。
  中央查清扬帆一案纯属冤案,便电令华中局释放了扬帆,恢复了工作。
  由于这样一段经历,潘汉年对扬帆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决心适当的时候,出来为扬帆说话,争取平反这个冤狱。
  他哪里想到,为了把扬帆扳倒,康生决心把长期在敌占区做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扳倒,再把扬帆和潘汉年扯到一起,那时叫他们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连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没有办法插手。
  康生当然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要搞情报工作,就得和敌人周旋,就得钻进敌人心脏里去。
  但也正因为这样,可以随便给他们扣上内奸、特务的帽子,谁能说清楚你当年没有给敌人送过情报呢。
  就在潘汉年想着如何平反扬帆冤狱的时候,康生的魔爪已经悄悄地向他伸过来了。
  扬帆被捕以后,转眼间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1955年的春天到了。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百花吐艳,群莺乱舞,上海的市民们纷纷乘车去苏州、杭州踏青。
  寒山寺里,笑语阵阵;西子湖畔,倩影双双。潘汉年一来情绪不好,二来工作太忙,就没有这个福份了。
  自饶漱石出事后,他越来越成为运动的重点,潘汉年满腹委屈不知从何说起,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个注定要葬送他一生的冤狱之门已经向他张开了大口。
  1955年3月15日下午2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坐着一辆黑色的雪亮的伏尔加轿车来到新落成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为大厦的落成剪彩。
  与大厦前恭候的中苏两国官员和来宾握手见面后,他手持剪刀,剪断红绸,顿时军乐队奏起了欢快的歌曲,人们唱着《毛泽东--斯大林》的歌曲进入展览大厅参观。
  潘汉年和苏联专家进入厅内,专家不停地用俄语向他讲解着展览的内容,潘汉年不时用俄语和他们交谈着。
  今天潘汉年显得格外精神,服装笔挺,皮鞋闪亮,风度翩翩,似乎是命运之神有意要他在告别人间的美好生活、进入地狱的瞬间,给人们永远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秘书悄悄地走了过来,凑近他的耳朵轻声说:“潘副市长,北京来电话,要你去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潘汉年早知道今年要开全国代表大会,对高饶事件进行全面的清理。
  他对秘书说:“这事我知道。”
  秘书说:“北京来电活,要你先去北京。”
  潘汉年问:“什么时候?”
  秘书说:“今天晚上就走,车票已经给你买好了。”
  潘汉年觉得很突然,有什么必要这么神秘,不过既然是中央的通知,那他也只有服从。
  出席这次会议的上海市委代表还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陈毅为上海代表团团长。代表团成员下榻于北京饭店。
  党的这次代表会议所拟定的主要议程有一项是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在讨论会上,一些代表先后表态,并对自己与高、饶之间的关系作了自我检讨,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
  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
  毛泽东强调,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这引起了潘汉年深深的思考。
  会议印发的关于饶漱石、杨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以及胡均鹤于1954年9月间被逮捕,杨帆也于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等事实,使潘汉年意识到了饶漱石、杨帆的问题已经和他联系上了。
  因为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实际领导人,是杨帆的顶头上司,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意见,虽然最后由饶漱石拍板,但潘汉年不点头,胡均鹤也不能得到“重用”。
  更何况,他自己还有一块难于启齿的心病,那就是1943年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潘汉年深深感到应该主动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检讨自己的过失。
  4月1日,潘汉年找到陈毅,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
  第二天,即4月2日,陈毅亲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组织人员执行。
  就在罗瑞卿向高院提出请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获准的同一天,4月3日,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来看望潘汉年和夏衍,并一起吃饭。
  饭后,潘汉年回到了房间。
  晚上8时许,潘汉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楼下有人找他,请他马上下楼一趟。
  由于毫无思想准备,潘汉年穿着拖鞋匆匆下了楼。找他的人正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当潘汉年来到客厅后,罗瑞卿立即向他宣布了对他逮捕审查的决定,然后由几名便衣干警“陪着”,走出了北京饭店大门,乘上了等候在那里的一辆小车。转眼间,小车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由于此事的高度秘密,潘汉年周围的人都被蒙在了鼓里。
  最焦虑的是潘汉年的警卫员相其珍。他马上到陈丕显、夏衍那里去打听,大家都说没有见到过他。
  正当相其珍、夏衍等四处打听潘汉年去向时,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赶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着急,潘汉年有要事离开北京了,来不及找你们。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
  为了防止张扬,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将潘汉年已经被捕的消息直接通知夏衍,并嘱他一定要严守秘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2 07:52:52
  第14章 潘汉年蒙冤入狱
  潘汉年被捕之时,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
  4月5日,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
  他对代表们说:
  潘汉年从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人大代表中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时有来往的,请不要担心。
  因为潘汉年是由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事发生在1943年。
  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
  显然,陈毅的话是留有余地的,他对潘的所谓“内奸”问题表示了怀疑,也希望与潘汉年有来往的各代表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潘汉年被捕的消息,除上述的小范围内知道外,对外一律严加保密。
  上海代表团定了一个统一口径:有人问起潘汉年,就说他出国去了。
  相其珍则被“隔离”起来,直到7月17日中央广播电台公开发布潘汉年被捕的消息后,相其珍才被放回上海。
  潘汉年被捕的那天,1955年4月3日,押送他的小车将他带到了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
  潘汉年在这一直呆到1960年3月,度过了将近五年。
  1960年3月,隶属于公安部的另一座监狱——秦城监狱刚刚落成,潘汉年就被移送到那里。
  1963年2月,在秦城过了两个秋冬后,潘汉年终于等来了一个结案的判决通告。
  事情的经过大抵是这样的:1962年,在国内各方面政策有所调整的政治氛围中,毛泽东在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宽松性讲话”中,再一次公开提到了潘汉年
  他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潘汉年作为“内奸”的一条主要罪状,是1936年“秘密投靠CC派”,“成了国民党特务”。
  事实上,潘汉年作为中共谈判代表在1936年至1937年间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陈立夫、张冲等有过多次接触,为党做了大量工作,据此认定他投降没有任何证据;
  另一条主要罪状是“投靠日本特务机关”。
  事实是,当时根据中央指示,凡是敌占区的隐蔽系统,都应派人打入敌伪组织,掌握敌方动态,利用敌方力量,掩护革命工作和保护革命力量。
  应该说潘汉年从事情报工作成绩辉煌——1941年6月21日,德国进攻苏联,第一个送情报的是阎宝航先生,随之潘汉年的情报也到了。
  事后,斯大林曾发电报对中国共产党出色的情报工作表示感谢。
  另一次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在日本是北上进攻苏联还是南下态势未定的情况下,潘汉年得到日本即将南下的情报,对中共中央制定正确的战略起了很大作用。
  因工作出色而屡受中央嘉奖的潘汉年,不料在50年代,也因此罹祸!
  除了见汪精卫,潘汉年还有一个骇人听闻的“罪名”——就是身为分管政法、情报工作的副市长,与当时的上海公安局局长杨帆在一起包庇敌特3300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上海刚解放时,潘汉年、杨帆根据上级指示,采取“以特反特”,在公安系统暂时留用了部分反正特工、变节分子,利用他们深谙内情的特点,让他们戴罪立功。
  这种策略本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到了“潘杨案”发,却成了两人的弥天大罪。
  而“3300”这个数字原本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一个干部在闲谈时对华东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杨帆开的玩笑,说杨帆做敌区工作和保卫工作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手下各色人物俱全。
  说古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杨帆手下超过三千,并随口诌两句打油诗:“杨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
  当时不过引起一阵哄笑。到了1955年,“3300”成了实数,于是扩而大之,凡是地下斗争时期与潘汉年有过工作关系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
  更为离奇的罪名是:“解放后向台湾供给情报,导致二六轰炸”。上海发电厂是在解放前建造的,国民党岂有不知上海发电厂在何处而需潘汉年“提供情报”的道理?
  根据这些“罪状”,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不久,根据宽大处理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下达了《执行书》、《刑事裁定书》,宣布了潘汉年的刑期及开释的具体时间;
  鉴于潘汉年在押期间认罪服法、确有悔改之表现,而且服刑期已超过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宣布将潘汉年予以假释,交公安机关管制。
  1963年2月13日,潘汉年以“刑释管制分子”的身份走出了秦城监狱。
  在公安部的安排下,转移到了劳改农场——北京市南郊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
  在农场他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爱妻——董慧。
  董慧在潘汉年被捕后第46天,即5月19日也被逮捕,也被关进了功德林,只是狱方让他们绝对隔离,所以他们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半点音讯。
  在潘汉年移至秦城监狱后,1962年6月,董慧也以“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罪而被结案处理,并获得了“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宽大处理,被安排在秦城监狱的家属宿舍里,至此,两人才知道了对方的下落。
  待到潘汉年走出秦城,到了团河农场后,董慧也来到了他的身边。
  在团河农场,潘汉年虽说仍然是一个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假释犯,但他的境遇却得到了很大改善。
  有每月200元的生活费,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天地,尤其是夫妇两人能在一起聊聊天,在自己的小院内养养花、种种树,还可以到附近的河沟里钓钓鱼,甚至被允许进城探亲访友。
  当年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不仅对团河农场上下都有所关照,还亲自与另外两个副部长到团河农场去看望过潘汉年。
  徐子荣还要潘汉年写些回忆资料,并指示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为潘汉年的写作提供必要的帮助。
  潘汉年与董慧对团河农场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情绪也相当稳定,对党和政府这样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满意甚至感激。
  1967年3月,潘汉年夫妇重新被逮捕。5月22日,被关进了了秦城监狱。
  19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专案组的上述报告得到批准。潘汉年被关押到一个劳改农场。
  1977年4月14日19时45分,潘汉年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这是后话,不再详述。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6 07:16:18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也称“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在1953年,揭露于1954年初,到1955年春处理完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内高层首次出现的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的严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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