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部落

小圈子,大声音!呼朋引伴网聚部落!

创建新部落?

【国朝野史卷39】错划的著名右派分子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3 08:51:30 点击:1846 回复:16
脱水模式给他打赏只看楼主 阅读设置
  【国朝野史卷39】错划的著名右派分子
  1、第三号大右派章乃器的右派言论
  “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解放前就一直从事民主运动。建国初期,章乃器曾多次论及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对统一战线理论进行了重要探索。这期间,他和毛泽东的交往,传为统一战线的佳话。
  1952年8月,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以后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建国会副主席。由于职务上的原因,他经常论及一些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
  1955年,章乃器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民建的性质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的,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党派。但他同时声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你们的党可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章乃器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的存在?”章乃器说,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章乃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笼统地提两面性,不利于调动工商界的积极因素。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地指出必须改造的那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于4月30日起,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号召他们对政府的错误和缺点,大胆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章乃器参加了其中的三次。5月13日那次座谈,章乃器因事未能出席,但仍送去了一份书面发言,并附去信函一封,说明稿子是“信笔直书”,是草率,但也是直率的,是否发表,请领导掌握。后来,他又写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两篇文章都见了报。
  这时,章乃器仍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谁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却风浪骤起。从6月5日起,他的言论遭到了全国性的批判,他本人也于一夜之间由著名的爱国人士变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当时,章乃器受到“批判”的观点,除了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等外,还增加了“与党争权力”、“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定息不是剥削”、“号召工商界‘抬起头来’同党进行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是‘脱胎换骨就是要抽筋剥皮’”等。
  当时,曾有党外人士反映“有职无权”。章乃器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他说:“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同时他也声明:“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织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织管政治思想领导,党组织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章乃器说这段话是有历史背景的。他曾于1955年先后两次致函毛泽东,反映工作中某些党员干部不尊重科学和宗派主义的作风。毛泽东复信说:“感谢通知我这些情况和你的意见。干部中的片面观点总是会有的,问题是好好帮助他们学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方法。”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问题得到了纠正。章乃器所说的“斗争”,就是指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而言的。但在1957年却以此诬指章乃器与党争夺权力。
  章乃器说:“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的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他还认为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而讲的一些话,也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
  他举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是现在生产建设中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也不是采取残酷的手段,而是采用革命的人道主义的”。
  就是因为这些,章乃器被说成一贯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争辩,也表示:“不勉强争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帽子。”
  1958年1月31日前后,章乃器被撤销了所有的职务,仅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后来又被撤销了政协委员的职务。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章乃器的“右派”冤案终于在1980年6月平反昭雪。
  (童莉群摘自3月31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作者翟作君王蕙炎)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4 16:54:12
  2、章乃器——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先驱。
  章乃器1903年进入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现为浙江工商大学)学习,当时他只有十六岁。此前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对国文和数学比较感兴趣,曾幻想成为一名科学家。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出于救国救民的理想,曾投笔从戎,到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属下的飞行营当过一年学兵。后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飞行营解散,他只好来到杭州继续求学。当时省城所有的学校都已经招考完毕,只剩下甲种商业学校还在招生,于是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进入该校。

  在该校学习之初,章乃器仍究心于国文和数学,钟情于当科学家的梦想。第二年他开始读一本薄薄的《经济学》,当读到绪论里“通商大埠,常位于大江大河下游”一句话,就十分倾倒,觉得它能够表示一切古书里找不到的知识;以后再读到“以最少劳费取得最大效果”的经济原则,更是赞叹不置,自此,章乃器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
  浙江甲种商业学校5年毕业,入浙江实业银行,当了一名每月只有生活津贴二元的练习生,从此进入银行界。在这家银行里,他被逐次提升为营业员、营业部主任,直到副总经理兼检查部主任。后来他曾经说过,自己是“偶然”成为经济学家的。 其后他通过刻苦自学,由一名练习生成长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
  30年代章乃器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时,创立国内首家中国人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他主张实现国家币制的统一,创议以“信用扩张”代替通货膨胀,加快资本流通,建立现代化的资金市场和证券市场。
  1935 年秋 , 被聘为沪江大学的教授,讲授“国际金融”、“中国财政”等课程。
  《永生》周刊第一卷第八期(1936年4月25日)发表章乃器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几个最低要求》一文,针对国民党提出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尖锐地说:“这是亡国灭种的政策,是中了敌人‘以华灭华’的毒计!因此,对于这整个的国策,应该有彻底的纠正。我们应该以攘外求安内,以抗敌求统一,以举国一致对外觅取民族的生机。”这个“举国一致对外”正是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精神。
  这时,章乃器积极参加了救国会的创立和活动。他在《七十自述》中回忆往事,说:“救国会的文件几十万言,十分之九是我执笔的。所有的重大活动,如筹措经费直至群众上街头的部署,都需要我参加,工作通宵达旦是常有的。”毛泽东1936年9月18日写信给他以及陶行知、 沈钧儒、邹韬奋几位救国会领袖,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并表示愿意跟他们“更亲密的合作”。
  章乃器在救国会的活动,使银行受到了压力。上海市长吴铁城,威胁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银行里不应容留章某,否则对银行不利。于是李铭找他谈话,希望他到英国去留学三五年,费用由银行供给。章乃器回答说:我愿意辞职以免银行受累。救国会是一件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业,我不能离开它。
  1936年11月,救国会的七位领袖被捕,章乃器在内。另外的是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和邹韬奋,世称“七君子”。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才放了出来,关了八个多月。在这期间,起诉,答辩,审判,辩护,抗议,慰问,牵动了千百万爱国公众的心,围绕这一事件形成了一股新的救国热潮。章乃器在这一事件中,同难的邹韬奋为他留下了一帧简单的剪影: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以后,我们晤谈的机会才渐渐地多起来。我们的友谊的加深,唯一的媒介可以说是救国运动。尤其使我肃然起敬的,是他为着参加救国运动,虽牺牲二十年辛苦所获得的行长位置而毫不顾惜。自从他和我一同被捕以后,从捕房的监狱起,中间经过上海特区第二监狱,上海地方法院看守所,我们总是羁押在一起。他所念念不忘的只是民族解放的前途,救国运动的开展;至于对他自身的遭遇,我从未听见过他有一言一语的自怨自怼。”
  抗日战争爆发,举国一致对外的局面已经出现。这正是他和救国会同人几年来追求的目标。1937年9月1日章乃器发表了《少号召多建议》一文,说明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时的政治主张。他说:“在国策还未确定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多作政治的号召,使国策能够早点确定下来。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却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点充实起来。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政府既然已经有确定的国策,有点心肝的人,谁还愿标新立异以鸣高?大家应该是集中力量、培养力量之不遑,那能再存彼此派别之见,在明争暗斗中再消耗一丝一毫的国力。”毛泽东认为,章乃器发表此种言论,是“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因为毛泽东从始至终牢记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章乃器在这里却是放弃了独立性。这是章乃器的言论第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38年1月章乃器应李宗仁的邀请出任安徽省政府财政厅长。 那里正是新四军集结和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他以换取统一税收的名义,每月由省财政补助新四军三万元。1939年5月他被免职,即在重庆经营实业,同时继续从事救国会的活动。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5 07:16:15
  3、致信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条约的附件宣言:“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这个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的条约,在重庆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应。中国政府郑重宣布,条约涉及中国的部分是无效的,并指示驻莫斯科大使要求苏联方面澄清。一些长期同共产党合作的对苏联态度一贯友好的民主人士都觉得困惑,不但无法答复他人的质问,甚至无法解开自己心中的疑问。黄炎培在他的日记中说:

  “1941年4月13日下午2时,日松冈与苏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立协定。 4月17日11时,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舜生、伯钧亦到,请中共表示态度。周极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
  在重庆的救国会的一些领导人,对此也深表愤慨。而且,救国会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政治团体,对于这一举国上下严重关切的事件,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集会讨论之后, 于4月19日发出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信,同时将此信在中国报纸上公开发表。这封信是公推王造时起草,张申府审查,集体通过后发出的。签名的是沈钧儒、刘清扬、王造时、李公朴、张申府、沙千里、章乃器、胡子婴、史良九人。信中说:
  “今贵国于4月13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 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且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应该说,这封信措词还是很温和的,只表示了遗憾却没有抗议,而且对“友邦一时的苦衷”表示了理解,表示了依旧对苏友好的态度,信中说:“我们亦为景仰贵国之人,并且自信今后亦为能同情贵国之人。对于中苏两大民族携手向人类解放途上迈进,尤具无限的期望。”
  这件事情,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上看,是非常自然的,可以说是一种责任。可是如果从国际主义的立场看,发出这封信就是一种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什么是国际主义呢?斯大林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公式:“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
  按照这个公式,救国会的这封信使苏联处于尴尬的境地,当然也就是“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了。
  那时共产国际还没有解散,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救国会的这一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并设法加以补救,要不然在斯大林那里不好交代。那时周恩来正在重庆,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事。当时是章乃器妻子的胡子婴回忆说:
  “1941年,苏联因战略上的需要,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其中有涉及中国主权的地方,国民党报纸即借此攻击苏联,救国会也发表宣言,对苏联提出抗议。周恩来同志知道后,认为这样做不适宜。沈衡老表示救国会要作自我检讨。章乃器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救国会发表宣言是救国会的事,共产党无权干涉,救国会也不应该检讨。他争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国会。章乃器退出救国会时,要我随同他一同进退,我没有接受。”
  夫妻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了半年之后的离异。
  七君子中的邹韬奋当时不在重庆, 没有签名于致斯大林的信。5月29日他在香港,同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于毅夫、沈兹九、沈志远、韩幽桐一共九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其中说“最近一般别有用心之徒,抓住苏日中立协定,而以各种方式煽动反苏联宣传,其处心积虑,正要使我与援我最力的苏联关系疏远,而遂敌人的狡谋。是故确定独立自主外交原则,在今日已为迫切之举”。这里费解的是“确定独立自主外交原则”一语。
  附带说一说,救国会这封信给斯大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影响了他对中国民主党派的看法。伍修权的回忆记录中谈到1950年初他参加的第一次中苏会谈,说:“当时新中国成立才两个多月,苏联对我国的情况特别是某些方针政策是持怀疑态度的,例如……我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苏联就怀疑我们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等等。”1949年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给斯大林祝贺七十大寿,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救国会正好在12月18日在北京自动宣告结束。这时间大约不是偶然的巧合。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6 06:44:09
  4、不做亿万富翁投奔新中国
  1945年12月,章乃器和胡厥文、黄炎培、施复亮等一起发起建立了民主建国会。他在成立大会上说,国共两党,仇恨太深,必须第三者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公正之态度做和平统一的基础才行,表示了成为国共两党之间的一种政治力量的想法。
  1947年章乃器流亡香港,那时的情况,他在《七十自述》中回忆说:“我创设了港九地产公司。在政治活动方面,我又成为‘宣言专家’。各民主党派在香港联合发表的文件,又几乎全数是我执笔的。资本主义商业的经营这时也达到了最高峰,我获得了相当多的润。”

  一些事情,当时同在香港的徐铸成说得更详细些:“1948年《文汇报》在港创刊时,他也在香港。在当时流亡香港的民主人士中,他最长袖善舞,经济上最有办法,他开办了一个企业叫‘上川公司’,设在大道中的大华大厦里。主要业务是经营地产,买进地皮,包工建造大厦,分层出卖,业务很顺利。他曾经和我谈过,香港的市面必定日趋繁荣,地产的总趋势,必定日益看涨。当时,由于国内局势的急转直下,香港很多人对前途是消极观望的,而今天拥有大量地产的企业家,当时还远未露出头角。……我忽发奇想,假使章乃器一直不走,以经济之长才,如炬之目光,孳孳为利,或者还可以取得政治上的方便,那末,他可能已是亿万富翁,车马盈门,安享清福了。而现在……不必谈了。这当然只是一个不现实的奇想。他是一个为民主英勇斗争过来的战士,怎么能在久已憧憬的局势实现时,袖手旁观呢!”
  情况也正是这样,他自己也说:“正因为图利生涯同我的理想矛盾,所以,在1948年终,我接到中共中央的电召,便毅然舍去,秘密返回沈阳。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七十自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章乃器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1953年政务院设立粮食部,又受任为粮食部部长,同时还是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
  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财家,他参与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首创粮票制度,基本解决了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他提出粮食的科学加工、储运等管理目标,确立了经济核算制。半个世纪来的中国粮政史上,只有50年代有利润赢余。
  1957年,章乃器通过独立思考,对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新时期的阶级关系及个人崇拜等问题提出意见,遭到批判和罢职,但他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拒绝在“右派”结论上签字,最终于1963年被开除出民主建国会和全国政协。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章乃器受到残酷迫害,晚年在逆境中仍时时以国家民族为念。1977年5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1980年“右派”错案平反。遗著有:《章乃器论文选》、《中国货币金融问题》、《激流集》、《出狱前后》、《论中国经济的改造》、《章乃器文集》等。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9 05:44:23

  5、章乃器批评“以党代政”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之后,章乃器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和讲话,提出了好些颇引起争议的论点。在帮助党整风时,章乃器也发表了文章,讲了几次话,结果被打成右派分子,遭到批判和处分。
  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中,章乃器以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的,是带着神秘主义的色彩的。这个说法可以被理解为共产党员一生出来就是做共产党员的材料。由于这一句话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
  “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

  这种党员以特殊自居的现象在理论方面的表现,这篇文章指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掌握,也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意味。章乃器说,毫无疑问,党是革命理论的权威,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但这绝不等于党对革命理论的“垄断”;绝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样,只有党员可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非党人士就不可能在革命理论学习中取得成绩。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就使得党所推动的理论学习在许多场合变成了教条主义的推广。某些党员以“理论大师”的地位出场,旁若无人,当然也容易变成教条主义者。

  章乃器说,在“拆墙”、“填沟”的工作中,批判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条教条是必要的。他还以为,如果党在检查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之外也检查一下大党主义,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当然,在这同时,民主党派也应该检查自己的不接受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党思想。

  这篇文章还谈到党的领导方法问题,认为“以党代政”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中央较少,愈到下层愈多,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家机构是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章乃器表示同意这样一种提法:党的领导有如神经系统,科学研究领导、文艺领导、行政领导有如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等等;党的领导贯彻到各个系统,但不能代替各个系统的作用。
  他自己还提出了另一个比喻: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以为这样领导更加主动。以人民闹事为例,如果先让行政负责处理,党组织加以指导和支持,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出来作解释和说明,事情就可以处理得更好一些。如果一开始就亲自出马,处理得好固然没有什么,处理不好就闹僵了。
  章乃器还对中共统战部的工作提了一些批评。认为统战部在处理民主党派内部分歧的时候,是强调集中的一面,放松了民主的一面,扶植某一个派别,压服其他意见不同的分子或派别,而没有坚持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因而曾经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更由于某些党员的官僚主义和某些非党人士以“上司”对待党员,看起来有时似乎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实际上,
  今天在民主党派中进行宗派活动,如果不是若隐若显地拿起统战部的幌子,是不大可能的。章乃器还指出,统战部对人的鉴别往往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唯唯诺诺,随声附和,容易对待的,以至善于帮同压服不同意见的,便算积极,便算忠实;喜欢提意见,而又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总不免感到麻烦,便作为“闹独立性”。这就是为什么党一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提出不要有无原则的捧场,而个人祟拜和无原则
  的捧场仍然存在; 党再三要求听到不同的意见,而不同的意见总难充分发挥。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9 18:05:21
  6、章乃器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

  在《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中,章乃器表示,像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的,既然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有两面性,当然更加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比起其他的阶级,消极的一面而且还要多一些;除了思想、作风问题以外,而且还有不劳而获的收入的尾巴——定息。毛泽东这样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像前些时某些教条主义者所说的却很难使人从思想上接受。因为工商业家所熟知的两面性是指政治上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两面性,和经济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五毒”的一面的两面性,也就是“五反”斗争中说的两面性。他们不加分析地提出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有两面性,这不能不使工商业家听了之后惊心动魄!工商业家问:“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五反’?”这对充分发挥工商业家积极性的方针,不能不起到严重的反作用。章乃器说,1956年初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高潮,工商业家敲锣打鼓欢迎社会主义。很自然的,他们在“五反”斗争中所理解到的两面性,是一去不复返了。

  章乃器还讲了一点逻辑学。他说,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不能设想:一个先进的阶级可以领导一个反动的阶级。对于一个反动的阶级,唯一的办法是作为敌人来对待,而绝不可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应该看到, 只要这两个阶级的区别稍微再扩大一些, 民族资产阶级由落后变成了“半反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很危险了!
  这篇文章中还提到:阶级最后必须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教条主义者是不善于分析的,他们机械地把这两者完全等同起来了。这样把阶级和组成阶级的一个个的人分开来看,并不是章乃器的杜撰。毛泽东1956年12月同工商界人士谈话,就说了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的话,这里章乃器不过是引据了这个观点。他并就此加以发挥说,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从资产阶级的生命史来说,剥削的本质真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却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是当资本家的人?因此,他又一次表示不赞成“脱胎换骨”这种提法,以为这样是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这意思,他在5月8日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也说过。
  文章的结尾说,应该肯定: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当中,积极的一面是主导的、发展的,消极的一面次要的、萎缩的,而主要的消极表现是自卑和畏缩。
  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定息的性质问题。章乃器说,过去有人说定息是剩余价值;后来有人出来纠正了,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他认为这个提法不合逻辑。他说,如果今天的工人仍然被剥削,那就不能不对私方有对抗。那样,阶级关系就不可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了。既然现在已经肯定阶级关系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就没有理由说定息是剥削。我想,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是比较合理的。从整个
  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还谈到,也不能笼统地说,定息同银行存款的利息有本质的不同。有些人在解放以后,为了响应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把银行存款取出来,投入企业;过去几年的股息收入还不如存款,今天的定息也不如存款,还要负剥削的恶名;他们心中是不服的。
  对于当时规定的股本超过2000元的就算是资本家这条界限,章乃器也以为值得重新讨论。他说,2000元的数太小了。据我了解,不少职工的储蓄存款都超过2000元。资本稍微超过2000元就算一个资本家,似乎不够合理。
  1957年5月31日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讲了一篇话。
  章乃器说:何以有些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私营时期呢?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甚至有些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当然,这主要地是由于社会主义要注重整体性,上下左右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行动起来不可避免地要迟缓一些。但,是非不明,存在“三害”,也是很重大的因素。由于“三害”的存在,尽管按整体算起来,我们还是比资本主义国家前进快得多,但不应有的损失已经不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何以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会有较高的工作效率呢?理由也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之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才。他们并不愚蠢,他们很会精打细算。他们知道,只要一个人能做三个人的事,就可以大赚其钱,同时也搞好了企业;反之,如果五个人只能做一个人的事,那就要破产。像我
  们这次整风当中所揭露的某些企业、机关在人事方面“德重于才,以资代德”等等是非不明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公然存在的。
  章乃器说,我曾经这样想: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官僚主义如此,“三害”更不必说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31 19:47:52

  7、批判章乃器(1)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好些人的发言都批评了章乃器的这些文章和讲话。 5月24日千家驹的长篇发言,点名批评了毕鸣岐和李康年,同时在几处地方不点名地批评了章乃器。例如,千家驹说,工商业者从资本主义社会出身,习惯于老的一套,说全行业合营后,即脱胎换骨,不留恋资本主义,似乎是不符实际的。有朋友说,“脱胎换骨”这句话要不得,易使人想到下句就是“抽筋剥皮”。一听就知道这里说的“朋友”是章乃器,千家驹引孙晓村的话反驳说:为什么下句话不是“超凡入圣”呢?这不是很好一句话吗?
  千家驹的发言中,在提出他不同意毕鸣岐的一些说法的时候,顺口说道,我们更不能同意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放弃生产资料而毫无留恋,比那赤手空拳的工人更加光荣。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毕鸣岐以为这话也是说他的,在下次发言时声辩说:这句话我不仅是没有说过,在我的思想深处也没有,我也没有听说民族资本家说过。(5月30日《人民日报》 )这是他多心了。千家驹说的是章乃器,这意见在半年前举行的民建一届二中会上批评过,只是毕鸣岐不知道罢了。千家驹还说,有人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中不也有进步、先进与落后保守的两面性吗?对于章乃器说过不止一次的这个意见,千家驹反驳说,这不是一回事。工人阶级的落后保守的一面和资产阶级的消极性质是有所不同的,工人阶级也需教育,也需改造,但
  决不是“破资本主义”的问题。
  看来章乃器并没有接受千家驹的批评。他在《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作了一点反驳。他说:说“脱胎换骨”之下可以加一个“超凡入圣”,那更是想入非非的粉红色的梦。我想,我们所期求的未来,是大家都成为平凡的劳动人民。倘使要大家都超出凡人,变成圣人,将来出现了一个“圣人社会”,那倒是有点像儒家所歌颂的“唐虞之世”,这肯定不是我们的方向。我看,现在
  可能已经有一些以“改造者”自居的人物,自命已经“脱胎换骨,超凡入圣”。这种人很危险,他们会在有意无意中变成了特权的人物。如果深入地进行检查,可能会在他们的身上发现痕迹不断加深的“小资产阶级”的烙印。我坦白地说,我很怕做圣人。做了一名高级干部,人们平时对你提意见有顾虑,接近也有顾虑,已经很不好受。倘若再做了圣人,在一片歌颂声中竟天天受人崇拜,随便说一句话人们就把它当作“圣旨”,弄得坐立不安,吃饭睡觉都不自在,那可真有点活不下去。我知道,许多人都不愿意做圣人,可见“此路不通”。我和许多人一样,只愿做一个平凡而不庸俗的人。(6月9日《大公报》)
  千家驹以外,座谈会上批评章乃器的还有一些人。民建中央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大琨在六个问题上批评了章乃器,他找出了斯大林《追悼列宁》的全译本,说章乃器从《联共党史》转引“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一语来立论,是曲解了斯大林。吴大琨以为斯大林的本意只不过是说党员和普通工人是有区别的,而章乃器反对这一点,实质上就是反对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理论。章乃器说《人民
  日报》社论中“服从公方领导”的提法是片面的,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章反对提脱胎换骨的改造,就是要工商界放松自我改造。关于两面性的问题,吴大琨教授在反驳章乃器的时候,除了讲一些道理之外,还举了一个例:胡子昂同志是工商业者,但他在访问苏联时却能与赫鲁晓夫并坐,受到很大的光荣。这就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因为有了两面性,所以才有条件能与赫鲁晓夫同志坐在一起。这个“两面性”是光荣的。对于章乃器说的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可怕这一点,吴大琨反驳说,章乃器同志只看到资本主义好的一面,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坏的一面。资本主义是官僚主义的老巢,如英国、美国政府都有官僚主义,他们就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地彻底反对官僚主义。还有,他认为章乃器说的定息不是剥削也是不通的。
  王光英也批评了章乃器。他说,定息明明是剥削收入,有人硬说是不劳而获。这个提法代表不了我们工商界。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也不同意这种说法,资本主义就是官僚主义的大本营,没法和社会主义比,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效率高毋宁说是剥削艺术高。
  山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山东省副省长苗海南也批评章乃器。他说,有人听到“脱胎换骨”,就联想到“抽筋剥皮”,也有人比喻为“超凡入圣”,我认为这几种说法都对。请问:“脱”资本主义之“胎”,“换”社会主义之“骨”有什么不好呢?“抽”资本主义之“筋”,“剥”资本主义之“皮”有什么不好呢?“超”资本主义之“凡”,“入”社会主义之“圣”又有什么不好呢?有入问我思想改造到什么时候完结,我用了唐诗上两句回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认为活到老,改造到老。
  工商界座谈会开到6月8日为止。 7日的会,布置了孙晓村、千家驹、孙起孟三人作长篇发言,驳斥座谈会上和会外的种种抵抗改造的错误论调,这已经是带总结性的发言了。
  孙晓村首先谈到当前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合作共事关系问题,这正是座谈会初期来自各地的工商界人士诉了不少苦的题目。尽管他发言的主旨是批驳反改造的言论,也还是承认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少,承认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私方人员积极性的发挥,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十分不利。他在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的时候,采取了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公正态度,平分了责任。他认为,从公方人员讲来,相当普遍的是由于经验不足,以及有些人作风不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工商业者的巨大变化认识不足。他们自以为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党性很强,立场很稳,其实是违反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使企业生产经营受到影响,私方人员积极性受到挫折,并且怀疑党的政策是一回事,执行起来又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孙晓村也认为合营之后私方人员存在工作不够主动,有自卑感,有作客思想,政治责任感不强,对于有职无权不敢据理力争,对于党和政府的政策将信将疑等等问题。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09 06:49:45
  8、批判章乃器(2)

  孙晓村表示不同意章乃器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中对统战部的批评。他认为,在工商界和民建成员中有左、中、右之分,是客观存在。统战部与左派既然意见比较一致,当然要多一点接触,这能说是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吗?
  孙晓村在结束发言的时候说,我们帮助党整风,有一个立场问题,这个立场就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他特别提出:最近这一大鸣大放期间,我们工商界和民建同志对党提出了不少批评和意见,有一部分批评和意见是错误的,其中有些意见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党、对工人阶级、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极端错误的态度。不知道在场的工商界人士听懂了没有。他在这里是对不到
  24小时就要打响的反右派斗争作一含蓄的预告。
  千家驹的发言就今天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和定息不是剥削的问题再一次反驳了章乃器。他还谈到李康年,认为他的建议虽也包含少许合理的东西,例如简化手续,但总的精神是牢牢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替资产阶级打算真可说是无微不至。
  千家驹说,工商界今日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有的人有一肚子委屈,要一吐为快,不要以感情代替了理智,诉苦不能代替分析。有人说,我们是给党整风,而不是给工商业者整风,但给党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党的工作,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绝不是用资本主义思想来代替社会主义思想。千家驹谈到百家争鸣,以为这决不是说可以用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更不是说,即使有人提出了反对
  社会主义的论调(自然今天公开提出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是不会有的,它总是改头换面以各种不同面目出现),也不许我们加以反驳。他这番话,也可以看作一场空前规模的反驳(反右派斗争)即将开始的信号。
  孙起孟的发言首先肯定党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工作成就是根本的一面,主要的一面,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仍然存在,批评了章乃器那种把资产阶级两面性说成同工人阶级一样的意见。(6月8日《人民日报》)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宣告了反右派斗争的开始。工商界座谈会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这天开了最后一次会。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李烛尘发言。他大约早晨起床之后还没有来得及阅读当天的报纸,还不知道政治风向已经突然转变。他还在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热火朝天地掀起了帮助党整风、对党提意见的浪潮,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大家都谈得很好。我们工商界存在问题很多,也是党搞好整风运动的一般不容忽视的值得依靠的力量。从民建会收到的各地的材料看起来,有些工商业者对于“鸣、放”是有顾虑的,他们的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还有不少人正在看北京的风向行事。长沙有一份材料反映:一个会员揭露了公私矛盾以后,又表示后悔了;一个会员错误地认为:“北京鸣放情况现在进入分析和收的阶段,上海的工人也说话了,自己也有不敢大鸣之感。”这些看法和说法是不应该有的,应该充分地信任党,因为党对于接受任何方面提出的任何意见,都是敞开着大门的。
  李烛尘认为,所有的怀疑顾虑都是多余的,全国工商业者要破除任何思想障碍,把几百万双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几百万颗心里所想到的东西,从嘴里说了出来,让党听到我们的声音,做到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而不是感情用事,这正是表示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李烛尘还批评了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和不少党内的人士,说他们仍然只知道强调阶级关系,没有注意到形势已经有新的发展,两个阶级
  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他们低估或者无视工商业者的积极的一面。
  既然李烛尘认为座谈会上大家都谈得很好,所以他没有批评谁,像李康年、董少臣、吴金萃、毕鸣岐,乃至章乃器的意见,他都没有批评。
  民建中央另一位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发言。他说只有大公无私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这样虚怀若谷地倾听人民的意见,乐于接受各种非常尖锐的批评。但是,他认为,决不能认为争鸣中一切意见都是正确的,党都应该照单全收。比如,对于章乃器同志最近在报上所发表的几篇文字和谈话中的许多论点,我是不能同意的。他说“脱胎换骨”是增加工商业者无穷忧虑,说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可怕,说定息不是剥
  削而是“不劳而获”等等,不仅是我不能同意,也是大多数工商业者不能接受的。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发言。他在两面性、定息、脱胎换骨等几个问题上批评了章乃器,说章是在争鸣的掩饰下贩运资产阶级思想的突出典型。
  这天座谈会结束时,李维汉作了总结发言。他说,座谈会上提出和接触到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李维汉没有点章乃器的名,但是点出了他的一些论点,说,在我们的座谈会上,这种论调受到不少朋友的批驳,不是偶然的。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0 06:07:12
  9、章乃器拒不认错

  座谈会结束之后,收到章乃器提交的一篇书面发言,其中对吴大琨、孙晓村作了反批评。举例说明他们是在改动了章乃器的原话再来批评的,章说:这不是睁眼睛撒谎,便是健忘。这样的辩论作风究竟正派不正派,是值得他考虑的。
  孙晓村对他的批评是登在6月8日《人民日报》上的,想必章乃器也看了同一天报纸的社论《这是为什么?》。被徐铸成称赞为目光如炬的他,应该立刻明白这篇社论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吧。可是有意思的是,他在书面发言的结尾处写道:
  “我愿意告诉工商界: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我们要完全相信党的方针、政策,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揭发矛盾,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整风运动从某一些角落来看,肯定会有曲折,肯定会有过‘左’,过右的偏向,但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
  定会明的。”(6月10日《人民日报》)
  他是不是把社论中提到的匿名信事件只看作是某一些角落里的曲折呢?或者,他是不是虽然预感到了大的曲折却还是故意要这样说呢?
  两天之后,6月12日,全国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就从批判章乃器开始。
  这天,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常务委员会开始批判章乃器。在以后的几天里,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两个常务委员会多次举行联席会议,批判章乃器。众口一词,都说章乃器错了。
  第一个发言的是乐松生。他说,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已经发生了很坏的影响。北京工商界短期讲习班里有些学员已受到了迷惑,错误地认为章的意见代表工商界人士的思想。我认为工商界人士应该学习最近《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辨明是非,给章乃器的反动思想以狠狠的批评。
  当敲锣打鼓庆祝进人社会主义的时刻,乐松生是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报喜的代表人物,这时他当然有资格第一个发言。他忘记了说的是,他本人也曾受到章乃器的迷惑。仅仅四个星期以前,5月16日,他在工商界座谈会上,也说了“有些公方存在宗派主义,只相信党员、团员、工人,不相信私方人员”。“私方交出企业后,剩下的就是工作,如果大胆使用,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我亲身体会到,
  资本家交出企业不是容易的事,这是脱胎换骨。”“有的公方很小的事情都使私方不愉快。”
  批判会上,胡子昂发言,说章乃器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去年民建会二中全会上,大家对他的错误曾进行过帮助和劝告。最近我还同他进行了争论,但他一直坚持错误的观点。我们应对这种错误思想给予严肃的斗争,不能让它流传开来。
  这里提到的二中全会的帮助和劝告,章乃器并不领情。他在座谈会后提交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之后,居然还有人对思想问题组织“围剿”,就是他对这种帮助和劝告的评价。
  苗海南说,章乃器的言论在工商界中已引起了坏的影响,工商联领导上应该赶快起来加以驳斥。我们一方面要赶快写文章、发指标,澄清工商界的思想;另一方面,大家再对章乃器进行一次同志式的帮助。
  朱继圣说,章乃器针对我们资产阶级有动摇性的弱点,向我们灌输资本主义思想。我们要批判章的言论,同时还要继续帮助党整风。
  王光英说,章乃器的阴谋诡计,一是给同他辩驳的人乱扣帽子,说是教条主义;二是打拉的战术,拉李康年、毕鸣岐,打击积极分子;三是挂羊头卖狗肉,文章开头引毛主席的话,下面贩卖他自己的思想。
  毕鸣岐一听急了,希望能在他和章乃器之间划一条界线,连忙声辩说,王光英说章乃器拉我,我要说明,我的思想和章乃器不同。我是要加强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则是要把我们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说资产阶级无两面性,我说有。我说定息是剥削,他说不是。他同意李康年定息20年的意见,我不同意。他说资产阶级没有了,我说还存在。他和我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章乃器拉不拉我是他的事,我有我的思想。
  毕鸣歧此刻来作这样的表示,已经来不及超拔他自己了,不多久之后的批斗会上,他也就跟章乃器处在同样的位置上。
  第二天的会上,陈叔通说,章乃器的思想在工商界已经引起了混乱。在我看来,章乃器的错误已经不仅是思想,而且是行动。煽动、威胁还不是行动吗?要赶快把他的面貌揭开,要不然有些工商业者会被他拖下水去。
  陈叔通之后发言的是黄炎培。《人民日报》说:“黄炎培在会上对章乃器的思想品质上的错误和缺点作了揭发和批判。”发言内容未作报道。以黄炎培的身份,如果他的发言里有可供摘录的,大概不会不摘出刊登的吧。想来他的这次发言不甚得体,只好不予摘录了。
  盛石华说, 我5月28日在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的发言中说了“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但是,我不反对别人说没有”。这两句话是错误的,他表示收回这句话。
  毕鸣岐觉得第一天说的还不够,第二天又说。他首先从章乃器最近的文章和言论中列举了16条错误论点加以驳斥。他说,章乃器是民主建国会与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之一,在政府中是部长,竟发出这样似是而非的论点,我们必须同这些错误思想划清界限,并给予批驳,来帮助他分清敌我思想。章乃器的错误经过大家的帮助后,希望他有所转变,自己进行深刻检查。如果他不这样做,组织上应有个措施。
  (6月14日《人民日报》 )毕鸣岐在这里第一个提出要给章乃器组织处理的问题,也许是希望以这样的表示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吧。
  李康年也希望能够缩回去。 6月15日的会上,他说,我过去的建议中,最不妥当的一点是主张政府发行赎买存单22亿元,兑现年期分为20年,我在这里声明撤回这一点。但是这个建议的其余部分仍备政府采择。李康年还表示,不能苟同章乃器说的定息不是剥削、关于两面性问题、关于工人阶级分子同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本质区别的论点。当然,他的这些表示,也没有能够救拔他自己。
  章乃器却是不肯认错。15日下午他第一次出席这个会议,在一些人批评他之后接着发言,他说大家的热情他很感激,但是从讲道理来说,不能说服他,他说这是他的老实话,要不然也可以来个假检讨。他说,大家反映下面工作不好搞了,说这是我的言论挑拨起来的,我说不对。这是在党的“鸣”“放”方针下,在党的领导下自然发展起来的,许多话是整风运动引起的,不是我的文章挑拨起来的。这个时期的思想工作肯定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现在是从压服走向说服的阶段,要说服就要相当高的理论水平、政治水平,把这些变化说是我的文章的影响,这是没有看到形势的发展。(6月16日《人民日报》)
  章乃器不承认这是他挑拨起来的。这使人想起当年救国会七君子受审的一幕。章乃器受审时,法官问:
  “你是不是煽动过日本纱厂罢工工潮?”
  章乃器答:
  “很惭愧!我没有这样大的本领!我要有这样的大本领就好了!”
  (沙千里《漫话救国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65页。)
  当年面对的是国民党的法官,是敌我矛盾,故不必细说道理,只以调侃的态度出之;现在在他看来,是人民内部矛盾,故要说清道理,用语也要委婉得多。他也确实没有这样大的本领,能够煽动全国工商界提出那么多的意见来的。此刻他要真有这样大的本领,就坏了。
  在这天的会上,章乃器还谈了他对“双百”方针的理解。他说,在理论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时无刻不在斗争,但政治上还是要欢迎各种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如佛教、基督教),否则不利于民族大团结。他认为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有些不同,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范围内允许的,不是什么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他说别人给他戴这项大帽子是违反实际,违反宪法精神的。
  批判会继续开下去。现在不但要批判章乃器文章和发言中的右派论点,还要批判他不肯认错的态度了。 6月17日的会上,苗海南说,章乃器那天说,目前工商界的混乱是由于党的整风运动引起的,这是对党的恶毒攻击。他过去强调工商业者的消极性是“五反”运动的副作用,这次又把由于他的谬论引起工商界思想混乱,说成是党的整风运动引起的,这是十分可恶的。
  卢燕南说,章乃器的从压服到说服的论点,是把过去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工作都说成压服,把资产阶级接受改造说成是压服而来的。这是否定了和平改造,否定了工商界进步的一面,否定了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的工作成绩。
  听了这许多人的批评,章乃器故我依然,还是不肯认错,甚至反而责问这个联席会议是不是符合党的整风运动的精神。他引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第三段,批评这个会议没有贯彻和风细雨的精神,违背了党的这个指示。他说,他还怀疑目前各地工商界在开会批判章乃器到底是压服出来的还是说服出来的。 (6月18日《人民日报》)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1 07:14:35
  10、章乃器成为右派分子
  6月19日, 经过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公布了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政治标准。大鸣大放的高潮即刻落下。结束了前十来天左右两派意见都在报上刊登的局面,开始了一边倒的反右派斗争。这天,这个联席会议通过了《全国工商业者团结起来,立即展开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作坚决的斗争的联合指示》,同时还以全体到会者一致举手的表决程序,决定给予章乃器以“停止会内全部职务,责令检讨”的处分。(6月20日《人民日报》)
  第二天,章乃器对民主建国会中央派去看他的朱德禽、许汉三说,民建和工商联要他检讨,而他只有反批评,并且表示不想担任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的职务了,希望两会开除他的会籍。他还想请求国务院检查他的全部言论和行动,如果是反社会主义的,就请解除他粮食部部长的职务。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职务,在明年举行选举的时候,就不必提他的名了。他还对来访者说,讲工人阶级是先进阶
  级,资产阶级是落后阶级,有什么不好呢?难道一定要说资产阶级是反动阶级吗?
  来访者问他:看了毛主席最近发表的文章后有何感想?章乃器说,他的言论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但同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标准没有出入。(6月26日《人民日报》)
  6月26日周恩来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中反右派的内容占了很大分量。25日晚,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这篇报告。章乃器以粮食部部长身份出席会议。在讨论中,他表示不能同意这篇报告对他的批评。他说,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为了调动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说服资产阶级诚心诚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的关于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说法,意思是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他的言论行动没有离开毛主席明辨是非的六条标准,没有离开过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要求国务院对他进行检查,检查越彻底越好。
  章乃器还说,他提意见有个分寸,就是照顾中共中央的威信,他爱护党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他的言论没有一点批评过中共中央,他批评的是中共的某些人和某些组织。他说他绝对没有意图在工商界找市场,找鼓掌。他还说,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配作一个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他没有力气。他的意思大约是说,只有政客才能随便作出言不由衷的检讨吧。章乃器说他在解放前就反对资本主义,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更不是两面派。他始终是勤勤恳恳地把自己整个生命交给党,全部精力献给社会主义,他死了以后,就是把骨头烧成灰,在骨灰里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来。(6月28日《人民日报》)
  章乃器认为自己没有错, 也不肯认错。对别人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也很反感。6月15日(这时批判他的会已经开了几天了)他去出席《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遇到了章伯钧,招呼道:“宗兄,你检讨了,我看早了一点吧!”
  章伯钧说:“有错,就得检讨。”
  这时开会的人尚未到齐,大家在聊天。章伯钧说起他的远代祖先是章邯。章乃器接着说道:“你祖先原来是一个投降将军。”(6月18日《光明日报》)
  章邯原为秦将,战败后降项羽。章乃器这话有没有借题发挥的意思,不详。反正当时报纸上的小标题是“章乃器认为检讨就是投降”。
  这里插说一下章伯钧为什么这么早就作检讨的事。他的女儿章诒和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说:“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相比,父亲认错、认罪是最早的,而且是按着指定的调子去检查。为此,他反复思忖,最终很快下了决心,他对妈妈和我说:‘难道让上面认错吗?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大蔓延下去, 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 坐牢、杀头,老罗和乃器哪有我清楚。”(章诒和《越是崎岖越坦平》,载《今日名流》1997年第5期。)
  看来,章乃器没有看出他这位宗兄的深心吧。
  从批判章乃器开始,全国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次第铺开。据8月5日的新华社新闻稿报道,各地工商界划出的右派分子中较为知名的有: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一峰;市工商联常委阎少青,裕生祥机电厂副厂长吴金萃,民建北京市委宣传处副处长张焕尧;
  上海:市纺织工业公司副经理汪君良,公私合营新现代劳英教材工艺社私方经理黄苗夫;
  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市工商联常委荣子正;
  武汉: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王一鸣,民建中央常委彭一湖;
  昆明:民建市主任委员杨克成;
  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钱孙卿;
  福州: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刘栋业;
  山东:袁熙鉴,葛兰生;
  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
  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康心如;
  浙江:沈九如,许祖潮;
  贵州:梅岭先;
  湖南:黄英士;
  安徽:张善瑞,张东野;
  江西:罗时杨;
  西安:张士心;
  沈阳:王子仁,齐心;
  青岛:黄元吉。
  8月5日之后斗争还在继续深入,这名单更有所扩大。例如,李维汉说的座谈会的特邀人士李康年和董少臣,还没有出现在这名单中。此外还有如全国工商联办公室主任寿墨卿;上海统一纱厂总管理处副总经理高方;钱孙卿的儿子,担任民建中委、民建无锡市主委、无锡市副市长的钱钟汉,他们父子两代双双划为右派;全国工商联常委、湖南省工商联主委向德,不久前他还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发言批判章乃器;民建中委、民建广东省副主委陈祖沛;民建中央宣教处副处长许汉三,就是不久前受命代表组织去同章乃器谈话的……都划为右派分子了。
  前面所引的这篇新华社新闻稿最后说:
  “据有关方面负责人对记者说,这场反右派斗争,对于工商业者来说,实际上是1956年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当时主要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上改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不同的是:这次主要是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目前斗争将继续深入开展,同时还要更加广泛地在工商界中展开社会主义教育,使每一个工商业者都能从反右派斗争中得到进一步教育和改造。”(见《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7号,第170页。)
  这位负责人的说明十分中肯。对于工商业者来说,反右派斗争正是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与完成。原来所有的那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遗留问题,虽然并没有得到解决,可是立刻被反右派斗争统统取消了。还有谁胆敢提出这些问题来呢?
  (摘编自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3 06:07:21
  11、回忆父亲:“中国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

  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写了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题名《章乃器在
  1957年》,摘编如下:

  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的前前后后,父亲始终是一位不断引起争议的人物。有的人激赏他那种刚正不阿的性格,誉之为“中国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而在另一种场合中,他又被金口玉言地赐予“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之类的“活谥”。成为这样一位集毁誉于一身的人物,或许是他在历史上的幸运,但同时也是他在现实中的悲剧。

  自1979年起,我不断地为父亲的平反问题提出申诉,民建,工商联(父亲是其创始人)的胡厥文、胡子昂老先生均主张平反,但有两位当年整过他的同事却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反对平反。1980年4月间,有消息说,在27位当年被划右派的知名人士中,父亲在不予改正之列。我手持当年印发的《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到胡耀邦同志处上访,请求对这些言论重新甄别评估;又分别给邓小平、陈云同志上书。同年6月传达的中共中央60号文件,父亲的名字被列在改正的22人之首。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在1957年当上“右派头子”殆非偶然,他的命运早就由他的性格决定了。请看邹韬奋先生在“七君子之狱”时对他性格的描述:

  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树;他和朋友讨论 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在争辩的时候有时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

  另一位老友许汉三也有类似的记述,我和他交往几十年,看到他办事情,总是要实事求是,在参与会议或商量事情时,或赞成或反对,总是态度明朗不作模棱两可之词。遇到情况特殊,势炎逼人,不能反对的时候,他宁肯沉默不语,也不作违心之论,以表苟同。

  可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或接受父亲的性格。他一生经商、治学、从政,始终未脱书生本色。解放后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但清高孤傲的脾气没改多少。对于某些圆滑世故、阿谀逢迎的政客作风,他往往因不以为然而有所讥讽。父亲对工作一贯勇于负责,不避嫌隙。他能力强而又比较自负,有时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他为一些工作上的问题舌战群儒,力持已见,虽然周总理一般总是尊重他的意见,但也难免招致其他同事的不满。许汉三曾回忆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有些党外人士心存客气,或有所畏惧,对执政党的政策或对普通党员有意见,甚至发现错误,多数唯唯称是。而章乃器遇到这种情况,则不仅与其争论,而且还进行斗争。我怕他受到打击,多次劝他不要这样做,他总是反过来批评我,说我的意见实际上是‘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和作客思想。他多次在公开讲话或私人谈话中,劝人不要有作客思想。要把国家一切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不辞劳怨,全力以赴。”

  父亲除担任国家的粮食部长外,还担任民主建国会及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他的这两项职务经常会涉及到一些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早在1957年反右以前,他就在两个问题上与一些同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第一个是关于民建的性质问题。在当时的一些外事活动场合,如接待英国工党代表团时, 民建是以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面目出现的。在1955年5月民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父亲作工作报告时,按照自己的理解插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在国际友人面前,可以说民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但同时要说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那你们的党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了,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一场争论,许多人不同意“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提法。到了后来,这一提法被截去了“政党”两字,成为他美化资产阶级的一大罪状。

  父亲在辩论中引用了列宁和刘少奇关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进步作用的论述,以及刘少奇“红色资本家”的提法作为佐证。他还谈到:“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

  到了1957年反右时,毛泽东改变了说法,他在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就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此乃后话。

  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的提法是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软弱、妥协的一面;建国初期的提法是既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1956年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种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转换,当然也需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出新的估价,但当时的理论界尚未作出应有的回应。

  父亲一直抱着消灭阶级的社会理想。早在1949年9月的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就号召民族工商业家:要准备在将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摆脱资本主义衰老时期的苦恼和罪恶”;“在目前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积累自己的资本,而同时准备在将来条件成熟的一天消灭自己的阶级……当消灭自己阶级的时候,每个人会更愉快的生活着,事业会更光荣的为人民服务。”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公开提出消灭自己阶级的主张,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出于响应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号召的良好愿望,父亲在一些内部场合,对新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有所探讨,他提出:“八大”政治报告中“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句话,“能不能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如果可以这样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既然政治经济上的消极面已是残余,而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地是思想作风还有消极的一面,那么,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的指出必须改造的哪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出人意料的是,他这些在内部探讨的意见却被搬到一些会议上进行公开批判,并被贴上“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标签。于是父亲不得不与批判者展开一场新的辩论,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1957年。

  在私营经济大量出现、并在国民经济中重新占有一席之地的今天,回顾这两场辩论,确实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而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父亲的悲剧角色似乎已是命中注定。尽管如此, 父亲仍保持他直言不讳的风骨,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统战工作座谈会上,他对党派关系、阶级关系、党与非党关系等问题上也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批评了人为制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等倾向。

  毛泽东当时已对他这位老朋友很有看法, 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说:“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4 05:52:41
  12、回忆父亲:毛主席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

  195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2月27日下午三时,父亲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到京准备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也全体列席。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会议开至晚七时方散。毛主席在讲话中谈笑风生,纵论古今,特别是他谈到阶级的消灭和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其理想和人格的魅力给1800多位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人们在夜幕中离开灯火辉煌的怀仁堂时,一股温馨的暖流开始从这中国的政治中心流向全国。

  政协会议期间,父亲接待了一位上海来的老友——当年“七君子之狱”的“难弟”王造时博士。此时的王博士,已不复当年在法庭上滔滔雄辩的风采,这些年来,他一直寂寞地在复旦大学当一名教授。有的朋友为他感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王造时此次是来京出席政协会议,同时也是为了向中共方面澄清一桩历史误会。此事说来话长,抗战期间,苏联政府继与纳粹德国签订“友好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又于1941年春与日本法西斯政府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相互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消息传出,中外舆论哗然。在重庆的救国会领导人联名发表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对苏联的这一行动表示遗憾。此信是众人公推王造时起草的,署名者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仆、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王造时九人。后来沈钧儒应中共的要求,收回了这一信件。父亲不同意收回,因而脱离救国会。为此,父亲和王造时均沾有“反苏”之嫌。

  解放后,王造时为此信一直独自背着“始作俑者”的黑锅,心情很不舒畅。此次来京,他坚请沈、章、史、沙等同人为他作证,共同承担责任,澄清此事。周恩来总理和统战部负责人接见了他,误会得以消除,王的心情也好多了。

  周总理在与王造时谈话时,对救国会于1949年自行结束一事表示惋惜,并问他是否考虑恢复救国会。不料王对此过于认真,在京先后拜访了一些救国会的旧友,想共同倡议恢夏救国会,但响应者寥寥。当王为此征求父亲的意见时,父亲坦率表示:“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三,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

  王造时不久就回上海去了。两个多月之后,这对20年前的“难兄难弟”,又不约而同地成了右派,他们这次会见也被说成是“阴谋组织资产阶级政党”。“文革”中,王造时惨死在狱中。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30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毛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

  5月间, 在一派“和风细雨”的迷人春色感召下,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纷纷直陈己见,全国鸣放进入高潮。谁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个月之后,阶级斗争的号角又重新吹响,“向自然界宣战”变成了“向早春天气”宣战。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 中共有关部门5月间在北京分别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后者开了25次。在这些会上,不少人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当时称为“三害”)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

  父亲一直是主张独立思考的, 整风开始前,他在4月15日的一次发言中,提出要防止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他认为:“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讲的话,就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并举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这些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现在生产建设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中,“也不是采取残酷手段,而是采用革命人道主义”。

  当时,父亲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计算粮、油的全国社会平衡,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他还在部内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适当放宽北京市周围的粮食统销指标和改进粮油特殊供应的办法,以阻塞漏洞,防止发生“大民主”一类的不安定情况。自1952年他主持创建粮食部以来,为了解决这个六亿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父亲每天工作都在10个小时以上,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由于工作繁忙,他在整风期间只参加了三次鸣放座谈会。

  在鸣放中,非党人士普遍反映“有职无权”。在5月8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父亲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讲到这里,他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政治思想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父亲还对《人民日报》 4月22日的一篇社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社论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提法不妥,“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

  次日一早,父亲打开《人民日报》,发现自己昨天的发言赫然刊载其上。这天他再度参加座谈会时,向一位中共领导说,我认为会议是内部会议,内容是不发表的,发表了我觉得有点意外,我怕会影响大家发言的积极性。这位领导说,以后发表与否,听各人自便;但发表了,对推动全国的运动有好处。

  12日他出席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但只作了简短发言,鼓励大家畅所欲言。13日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只送去一篇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的书面发言,并附一函说:稿子是“信笔直书”的,草率的,也是坦率的;要不要发表,请领导同志掌握,我并无顾虑。这一篇书面发言于次日见报。

  此前已有不少人士指出,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墙”和“沟”,于是有党的领导人提出要“拆墙填沟”,开诚相见。父亲在这篇书面发言中提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的,容易引起误解,可能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 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1200多万党员,只要有1%的党员犯错误,绝对数字就是12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他还批评了“以党代政”的现象,指出,不少党员对国家的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但国家行政机构的作用没有被足够的运用,国家的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的。他主张: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其他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30 07:08:47
  13、回忆父亲:“无产阶级专政之网”正向他扣来

  5月20日这天凌晨, 父亲呷了一口青花瓷杯中已冷的龙井茶,燃起烟斗在书房内被步。写字台上,平摊着刚刚完稿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是《工商界》 月刊指定的题目,为了赶在6月10日刊出,他不得不熬夜赶写。自从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他感到心情很舒畅,这一夜他在案头直抒己见,一挥而就。

  父亲不可能知道,此时在党内的一些高干的案头,正放着毛泽东五天前写的党内通讯《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后来很著名的话:“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他也不可能知道,一些领悟了领袖战略意图的党内领导,这两天正忙不迭地给某些党外朋友暗中打招呼,劝他们免开尊口,免得日后吃罪不起。

  5月31日,父亲出席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并即席发言。6月1日和2日,《大公报》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节录他发言内容的新闻。他再度感到意外,因为这是在一个内部会议中提出供大家讨论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由于两报发表的新闻都很简略,而且内容也互不一致,他只好再度开夜车将发言的大意整理成文,加上《关于工商界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标题,于6月3日送交《大公报》编辑部。

  在这两篇文章里,他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他认为:阶级必须最后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的特性是有所不同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当封建社会孕育资产阶级的时候,就遗传给它以剥削的本质。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却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脱胎换骨”的提法会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

  他还对定息的性质发表了看法。当时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父亲则提出: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的理由是:一、私方交出的财产,其性质已经不是剥削的资本了;二、合营企业的职工已经不是剥削的对象;三、私方人员在企业工作,已经不是剥削工人的人了;四、定息是国家利润中间留下的一部分给私方的,假如利润不够或亏损,还要从上级专业公司或交通银行拿款子来给定息。他还谈到,有些人在解放以后,为了响应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把银行存款提出来投入企业,过去几年股息的收入还不如存款,今天的定息也不如存款,还要负剥削的恶名,他们心中是不服的。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区别对待。关于划定资本家成分的问题,他指出不少职工的存款都超过2000,资本稍微超过2000元就算有一个资本家,似乎不够合理。

  父亲在这两篇文章里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认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被扣上美化资本主义、美化剥削、攻击党的领导等等罪名,以今度之,却可谓不幸而言中。

  进入6月以后, 形势果然象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变化。先是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元老出面,于6月2日发表书面的谈话说,“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这是“右派”作为一种政治新概念,首次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6月3日民主人士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在统战部长李维汉的总结发言稿上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6月5日,初夏的北京落了一场雨。在国务院礼堂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已有人开始对父亲的言论提出指责。据民建的一位老先生在日记中记述:当天下午四时半,周恩来总理来谈中央结束鸣放的日期及对鸣放的看法等问题。夜九时半,他被从睡梦中唤醒,紧急召往中南海颐年堂去见毛主席,工商联的某老也被同时召见。毛同两老谈了“鸣放中发见种种”,认为:“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还谈到“章伯钧反动语” , “他和罗隆基勾结了”。毛泽东希望民建的他回到民盟去(他曾是民盟发起人之一,后又于1947年主持解散民盟),但他有自知之明,回答说“走不进”。三人谈话持续到12时29分方结束。这场谈话给父亲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谓的“章罗同盟”定下了调子。

  毛泽东既有此旨意,两老平日与父亲又有过龌龊,第二天就在民建、工商联的一些相关人士中奔走相告。这时,父亲应《工商界》月刊之约撰写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尚未发表,于是有人打电话给他,要他同意提前印出来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讨论。6月7日,这篇文章在座谈会上散发,立即成为有系统的攻击的靶子。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22 14:57:28
  错划的著名右派分子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4 07:04:26
  第三号大右派章乃器

相关推荐

    发表回复

    请遵守天涯社区公约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