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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30】胡风分子们的劫难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5 11:36:41 点击:2826 回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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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30】胡风分子们的劫难

  1、诗人阿垅
  阿垅(1907-1967)中国文艺理论家、诗人。原名陈亦门,又名陈守梅,1907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他读中学时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诗歌,尝试着给杭、沪、宁等地的报纸副刊和文学刊物投稿,发表了一些诗作。
  他的诗风沉郁,自具一格,曾受到郁达夫、徐志摩等名家的好评。
  1907年2月,阿垅生于杭州一个市民家庭,只念了几年私塾和高小,就被送到绸布店做学徒。他利用夜晚的时间自学,20岁时就
  在杭州的报刊发表旧体诗和小品文。
  不久,绸布店倒闭,阿垅只身来到上海。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他读到鲁迅的著作,深受
  感染。
  “一?二八”事变爆发,阿垅目睹吴淞口的校舍被日军炮火摧毁。他感到在强敌面前,仅靠“实业救国”远远不够。
  1933年他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训。
  他此时接受中共地下党影响,倾向革命,并在大型刊物《文学》上发表作品。毕业后分入首都警卫师(88师)为见习排长。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军兴,国民党最高当局已预感到侵华日军势必将在上海挑起战事,急调87师、88师等拥有德国装备的精锐部队开往淞沪。
  阿垅那时已是少尉排长,阿垅所在连队驻进西宝兴路一破庙里,连日挖工事备战。
  他天天坚持写日记,并收集写作素材。阿垅的部下有个来自南京的列兵关士邦,瘦瘦高高的,不怎么壮实。
  他告诉阿垅:他在南京曾以拉人力车为生,好几年挣不到钱,反倒欠了一屁股债,他干脆报名入伍。
  他对打仗有些害怕,但又痛恨日本侵略军。阿垅遂开导鼓励他,终让他坚强起来……
  “八一三”战争打响后,阿垅身先士卒,几次带领士兵们主动出击守住了阵地。
  他两次负轻伤,自谓多亏了背包与头上戴的德制钢盔,为他挡住了日军炮弹爆炸的碎片……七十天血战打下来,中国军队主力伤亡惨重。
  但他们粉碎了日军的半个月内攻下上海的骄狂作战计划。以血肉之躯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阿垅的那个连队牺牲过半。于1937年11月被迫西撤,回防首都南京。
  几年后,他升任重庆国民党陆大教官时,讲授的主课之一便是淞沪作战史。
  1938年8月,他的系列抗日回忆录《闸北打了起来》、《血,不会白流的》等在大后方的《抗敌》旬刊连载,广受人们的欢迎。
  1939年去延安进抗大学习,由于在野战演习中眼球受伤,经
  组织同意去西安治疗。
  此时写有《南京》(出版时改名为《南京血祭》)。
  伤愈后,因回延安交通被封锁,只得留在国统区。
  他利用职务掩护,仍继续为党工作。编地下刊物《呼吸》并写有大量文学作品,刊于《希望》等杂志。
  1946年底因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当局发现被通辑,逃出成都,浪迹于杭州、上海等地。
  就在此困难时期,他仍千方百计冒生命危险,继续为党提供军事情报。
  解放后,上海党组织为他安排了工作。
  后因天津文艺方面领导诚邀,遂由上海离职,去天津,任天津文联委员、创作组组长、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
  1955年5月28日因。胡风冤案。被捕,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于1967年3月15日因患骨髓炎瘐死狱中,正当年富力强的六十岁。
  按当时的规定,“反革命分子”的骨灰不得留存,幸由一位好心人的帮助,将阿垅的骨灰偷埋在了火葬场的墙角下,还是保存了下来。
  1980年11月6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撤消了原判,宣告他无罪。同年12月23日,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决定为他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1982年6月23日天津文联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并找到他的骨灰正式安放。
  至此,阿垅唯一的热望实现了:在党的实事求是政策下,这一案件被平反,事情得到了“喜剧的收场”。
  阿垅著作,解放前出版有诗集《无弦琴》、报告文学集《第一击》、诗论《人和诗》。
  解放后到1955年入狱前出版有诗论《诗与现实》(三卷本)、《诗是什么》、《作家底性格与人物的创造》等。
  平反后已出版的有周良沛编《无题》、罗洛编《人?诗?现实》、路莘编《垂柳巷文辑》等。
  另有《南京血祭》北京、宁夏两种版本。
  阿垅虽然职业从军,本质上却是一个文化人。他一生写过几百万字的著作,其中有风格凌厉的新诗、情怀壮烈的旧诗、还有诗论、散文、报告文学等。
  他在1938年就写出了最早的抗战报告文学《从攻击到防御》《闸北打了起来》等名篇;
  1939年写出报告体小说《南京》,后获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奖;
  1940年又写出报告文学《斜交遭遇战》,这些抗战文学作品当时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1942年他的抗战诗集《无弦琴》由希望社在桂林出版,收集了他在延安和国统区两地写的诗作,其中不少是抨击国内外法西斯的,如《小兵》《难民》《再生的日子》等。
  阿垅是一位真正的抗战军人兼抗战作家,政治上爱祖国、爱民族,追求共产主义赤心不改;对朋友,他慷慨大方;对亲人,他忠贞不贰。
  1944年他与文学青年张瑞相爱结婚,两年后张不幸离世,阿垅悲痛异常,为亡妻写了大量动人的情诗,将这种浓郁的爱情保持终身。
  阿垅是七月派的重要诗人,也是中国新诗理论的系统研究者。他的新诗以想像奇特、风格遒劲著称,在新诗界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他的诗论见解深透,体系完整,深得行家和初学者的好评。
  在创作新诗的同时,阿垅还写过许多旧体诗词,情感真挚,格律严谨,读者从中能够领略到浓郁的艺术气质。
  著名诗人绿原在发言中称,阿垅的诗,不论是新体还是旧体,都不是轻易产生的,“而是伴着战斗的生命节奏,透过深刻的生命体验,蘸着或从身上或从心头流出的血发出来的。”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6 12:46:11
  2、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

  80年代初,“胡风案件”第一次平反后,贺敬之曾来看望胡风。
  谈话中,他激动地说到,阿垅在狱中写过一份遗书,在平反复查“胡风案件”的讨论会上念读时,曾感动了在座的许多领导同志,给他的印象极其深刻。
  后来,曾参加那次讨论会的公安部某局王局长也对胡风提到过此事。  
  凡是看到这篇遗书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阿垅对事业的赤诚和对真理的执着所震撼。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份珍贵的文件,特将它全文抄录如下:
  审讯员,并请转达:
  这份材料,是由于管理员的提示而写的。其中的话,过去曾经多次重复过,不过采取的形式有些不同而已;事实还是事实,还是那样,没有产生新的东西。
  但管理员提示,可以反映上去,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当然好。
  我还需要说明:一,这份材料,是一份内部材料。二,为了揭露事物的本质,为了指出事实真相,为了说话避免含糊,我不用避忌隐讳,单刀直入。这点请谅解。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重点为原有,下同)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
  “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的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
  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
  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在“材料”中,歪曲事实真相的地方并不是个别的。
  其中的一些,本身就含有明显的矛盾点,如果有人细心观察,这些本身已经暴露的矛盾是不难揭露的,因为,人是并不厉害的,事实才是真正厉害的。
  因为,事实有自己的客观逻辑,事实本身就会向世界说话。因为,事实本身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哪怕是一个一时巧于利用了它的人的意志,对它,到最后也是全然无力的,枉然的。
  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
  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
  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举两个具体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给胡风的一封信,内容是反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在“磨刀”了。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的是共产党,左翼人士。就是说,为了革命利益,我才写这封信。
  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的形式,当作“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东西向人民宣告了!这是可耻的做法,也是可悲的做法。
  第二个例子,胡风回复我的信,打听陈焯这个人的一封信。在这封信的摘录后面,编者作了一个“按语”,说胡风和陈焯有政治关系,现在被揭露了云云。这显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
  如果按照编者的逻辑,胡风和陈焯显然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关系,那胡风为什么不直接给陈焯去信而这样向我打听呢?为什么在前一封信中胡风还把“陈焯”这个名字搞错为“陈卓然”呢!?为什么你们所发现的“密信”不是陈焯等人的信,而是像现在这样的东西呢!矛盾!矛盾!
  关于这些“材料”等等,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心情来做全面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只有作为例证,要点式的指出一两点也就足够了。
  正因为我肯定这是迫害和欺骗,五八年以前,我吵闹过一个时期。而且,直到现在,我还仍然对党怀有疑惧心理(所谓“德米特里”心情,见契诃夫小说《第六病室》)。
  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
  但由于时间过长,尤其是近一、两年间,我对党的信念,又往往陷入动摇。
  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原文如此)的“案件”。
  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黑影似的存在。
  我还期望着,能够像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像毛主席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
  只有那样,个人吃了苦也不是毫无代价。
  整个“案件”,就是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基本矛盾。
  我的心情,如同行星,围绕着这个矛盾中心而旋转。
  这是一个错误。但相对于党的整个事业和功勋而论,这个错误所占的地位是很小的,党必须抛弃这个错误。
  所以,最后,我惟一的热望是,通过这次事件,能够得到党和同志们的谅解和信任,得到喜剧的收场。
  陈亦门 1965年6月23日
  阿垅在被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顶着天大的压力的境遇中,不但能勇于为自己辩诬,还
  能对党提出中肯的意见。
  这篇遗书所表达的气度真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他,可以被压碎 决不被压服!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7 12:33:11
  3、革命功臣成了“反动军官”
  阿垅的主要“罪证”在于他在遗书中提到的他给胡风的一封信和胡风给他的一封信。
  胡风给阿垅的那封信是由于胡风的朋友贾植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消息全无,胡风想起曾听贾说起过认识国民党的官员陈焯,就去信阿垅,希望他利用在国民党的关系设法找到陈焯,以保释贾出狱。
  这种利用国民党内的关系保释进步人士出狱的做法是革命工作者常用的,本无可非议。
  况且,即使与国民党官员有联系,在黑暗统治下,也有对革命工作者有利的一面。但材料摘引者对此却下了这样一个按语:“可以看出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们的亲密关系”,这就足以成为“反革命罪证”了。
  其实,胡风在交代材料中一再解释,他和阿垅并不认识陈焯;我们从上引遗书中也可以看到,阿垅的辩驳是清楚有理的。但这一“罪名”直要到1980年公安部的复查报告中才予以澄清:
  胡风曾写信阿垅找陈焯营救贾植芳事,经查实,陈焯与胡风、阿垅均不认识。
  1947年9月胡风为了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贾植芳,而想到贾曾说过认识陈焯,所以写信要阿垅设法去找陈保贾。因阿垅不认识没去找。
  因此说,胡风、阿垅同陈焯有‘亲密关系’不是事实。
  至于他给胡风的那封信,则需从他的经历,从他的“国民党军官”身份来说明其内涵。
  阿垅于1932年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十期步兵科受训。1936年毕业后,在国民党第88师任见习军官及少尉排长。这就是他的“国民党军官”生涯的开始。
  刚毕业,就碰上了“八一三”的上海抗战。他以排长的身份,身先士卒,带领弟兄们来到闸北最前线。  
  胡风发表了他的作品,和他通过几次信,后来又在武汉与他见面相识。阿垅诚挚的为人和他的作品一样,使胡风对他充满好感和信任,成了相知的朋友。
  他对国民党反动政治体制和腐朽的人事作风极其不满,想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并向往那里光明的新生活。胡风便介绍他去见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吴奚如(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之一)。
  吴对他的印象也很好,决定介绍他到延安去学习,并计划在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后仍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在这一战线上为共产党工作。
  1938年11月,他动身去延安。为了掩人耳目,他单身一人从衡阳步行到西安,与十八集团军取得联系后,到了延安。
  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庆阳四分校和延安抗大学习。几个月后,在野战演习中眼睛受伤导致旧伤复发,在组织的安排下,离开延安来到西安治病。
  病还未痊愈,去延安的交通就被国民党封锁了,他再也无法回到那里了。
  1941年,阿垅来到重庆,经黄埔同学介绍,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任少校参谋,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战术教官。
  理智和对革命的忠诚使他义无反顾地又回到了国民党的军事系统。为的是,一来可学得高深的军事战略战术,将来总能用得上;二来,在这里还能取得一定的情报为党为革命做工作。
  他尽一切可能向我党我军提供了不少情报。
  在1933年间,阿垅曾托绿原将一包袱的刊载有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小册子带给胡风,由胡风转交给了地下党;
  1947年,阿垅从同事周某处了解到了国民党对我山东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左轴回旋”的内容,立即通过胡风将情报由地下党组织的廖梦醒转给了我军,我军因此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
  阿垅及时送上情报功不可没。
  关于阿垅通过胡风转送这一军事情报之事,在审查“胡案”时,廖梦醒同志和张执一同志都曾证明过此事,而公安部门也从中央有关历史档案查到了当时的情报内容;
  1948年,阿垅曾五次将从军校同学蔡帜甫处了解到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等资料,通过地下党的郑瑛同志转送给了我军。郑瑛同志于1955年也曾多次写材料证明;
  1948年至1949年春,阿垅说服蔡帜甫,多次将蔡所知的国民党的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杭行(罗飞)由领导他的地下党员甘代泉同志转交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
  关于这一点,杭行和蔡帜甫也都曾多次证明;
  1948年冬,阿垅通过方然向我浙东游击区转交了由蔡帜甫提供的浙江全省的军用地图百余份,以利于浙江的解放战争。这一点,蔡帜甫也曾证明;
  总之,这一切都说明了,阿垅正是利用自己的“反动军官”这一身份来为革命默默地做贡献的。
  阿垅不是“反动军官”,而是革命功臣。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9 10:25:13

  4、给党的情报成了“罪证”
  作为阿垅“反共”证据的那封他于1946年7月15日写给胡风的信(《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第四封摘引),实际上也是作为情报来写的。这段摘引是:
  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仅仅根据这一段话的字面意思,《材料》的编者便想当然地下了这样的按语:
  “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甚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
  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善良的人们当然绝对相信党报的编者按,认定阿垅是十恶不赦的“反动军官”了。
  但是,就在审案的当时,胡风和阿垅就都申辩说,这是一封给我党提供情报的信,是为了掩护不得不用反语来写出蒋军的计划。胡风在交代材料中曾对这封信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
  当时是在和谈和军事调解期间,但蒋介石在疯狂地暗地里准备发动内战。阿垅在陆军大学,有些同学在军界做事,知道了信里所说的情况,就急于告诉了我。
  为了防止信被检查,所以用了伪装的口气,但受信人是一眼可以感到那所包含的严肃的战斗的心情的。
  1,他告诉了我关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恶事实:三个月击破主力,一年肃清——计划;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自信——正式的动员;两个重要的军事布置和行动——军事行动。
  2,“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这是一句包含着凛然的讽刺感情的反语。这在“一下”这个用语上表现得最深、最锐利。
  3,“他底自信……”云云,也是包含着凛然的讽刺感情的话,说明了事实,但却表现出来了写信人的警惕感情。
  用“他”代表蒋介石,就是虽然不好用敌性的身份称呼或直呼他的名字,但至少也不愿用官之类说到他的一种敌对感情的表现。
  由于“他”字所造成的“词感”,写信人底敌对感情就完全吐露出来了。收信人会知道“他”是谁的!
  4,“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最后,他隐忍不了,还是正面地吐出了他的感情,不过用的是邮检员不会了解的说法。
  “一不做,二不休”,这就表现了对这个军事计划的深刻的仇视情绪(人民武装一定无畏地迎接他们的进攻),这些空运的部队等反动武装非走向灭亡不可,一定像脓一样从解放区被排出,从中国人民中间被排出!
  它们是毒菌,非化成脓不可,因而,非被排出不可,只能是这个意思。文字构成也表现了“是脓”是指上面的空运武装说的。……
  5,阿垅这样具体地写信告诉我,现在想来完全可以肯定:他是希望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组织上的,……。
  正因为有对阿垅的彻底了解和信任,胡风始终坚持着对这两封信的有理有据的辩诬。而阿垅也是义正词严地反驳着。
  可悲的是,尽管事实是那么地清楚,但直到写这篇遗书的1965年,阿垅还必须为这两封信向当局抗争。
  他曾发出坚定的抗辩:
  党:
  你们是唯物主义者,为什么不经过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宣布革命同志为反革命,你们的唯物主义跑到哪里去了?
  可是,对这封信的正确结论,也还是得到1980年,才由公安部给党中央的复查报告中做出:
  阿垅给胡风信列举蒋的军事部署,后言是脓总要排出,说是反共的,其实是阿垅说的话是报告当时蒋在准备发动内战。
  根据后来阿垅送情报等,阿垅、胡风的申辩是合乎情理的。
  根据上述廖梦醒、张执一、郑瑛、蔡帜甫、胡风等人以及阿垅自己的证词和申辩,早在案件初期,公安部门就已经完全搞清楚了阿垅的无辜和他对革命的贡献。
  甚至周恩来也对定阿垅为“反动军官”“国民党特务”提出了异议。
  但这一切均由于最高领导早已定了调,而未能改变阿垅的命运。
  他于1966年被判有期徒刑12年。被正式立案定为“胡风分子”的人中共有三人被判刑,其他二人是,胡风被判14年,贾植芳被判12年。
  判刑之后半年多的1966年8月,天津市法院曾宣布过对他“予以提前释放”,却并未执行。
  1967年3月17日,在病痛(骨髓炎)和悲愤的折磨下,阿垅病逝于监狱的医院中。
  事实已经证明,阿垅是用“反语”向党传递“情报”,根本不是“反革命信件”。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0 06:50:55
  5、悲愤呼冤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建国初期最大的冤案,在这件冤案中被无辜牵连的人员达2100余人,其中有胡风“七月诗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阿垅,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最后被判刑的三个人之一。
  阿垅被诬陷为“国民党反动军官”,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
  阿垅的这个“国民党军官”是怎么当的呢? 他是怎样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呢?
  阿垅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1937年“八一三”抗战时任排长。阿垅所在的部队被调往闸北前线防守,阿垅在日军飞机轰炸时面部受伤,到后方医院治疗。
  前线的炮火在轰响,在医院治伤的阿垅坐立不安,想着那些与自己一同奋战的勇敢士兵,使他激动不已,而国民党上层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又使他愤怒。
  于是,他拿起笔来,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成一篇又一篇的战地特写。 稿子写好后投给哪家刊物呢?阿垅在众多的刊物中选择了胡风主编的刊物。
  胡风收到稿子后惊喜万分,这些带着前线战火硝烟、充满着血与火的作品,深深地打动了胡风。
  很快,阿垅的《闸北打起来了》、《从攻击到防御》等战地特写,一篇又一篇地在胡风所编的刊物上发表。这些带着战地枪炮声的作品一发表,就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
  后来,胡风将阿垅的这些作品收集成册,列入他所编辑的“七月文丛”,以《第一击》的书名出版。
  就这样,年轻的阿垅带着为民族而战的硝烟,步人了中国文坛,并与胡风相识,经常书信来往。
  胡风非常赞赏阿垅的热情、真诚的个性,对这个在前线流过鲜血的青年军人充满着好感与信任,二人成了真挚的朋友。
  直到后来阿垅因胡风事件被捕,又“陪”着胡风一同被判刑,他都没有为自己与胡风的相识后悔过,都没有在严酷的处境中屈服过,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后来,阿垅来到武汉,与胡风见面。阿垅向胡风提出,能否帮助他到延,安参加革命,并谈了自己对于目前国民党军队内部各种腐败的不满。
  胡风于是安排阿垅与周恩来的秘书吴奚见面。吴奚对阿垅印象很好,决定帮助他去延安,并计划在延安学习后再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和统一战线工作。
  根据安排,为防止国民党特务跟踪,阿垅不能乘坐汽车和轮船,必须独自从衡阳步行到西安。
  1938年11月,阿垅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然后被秘密送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抗大的一次军事学习中,阿垅不幸眼睛负伤,到西安医治。
  这时,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反映全国人民抗日的征文,阿垅写了一篇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文章——《南京》,获得了一等奖。
  待阿垅眼睛治愈之后,却无法再回延安,因为西安通往延安的交通都被国民党封锁。
  1941年,阿垅在焦虑中等了一些时候;便只好回到重庆,经黄埔同学介绍进入国民党军政委员会军令部担任少校参谋。接着他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军事战术教官。
  阿垅两次进入国民党军队,但却有着质的不同。第一次只是一腔报国热情,而第二次却是在延安受过革命的教育,人生观、世界观都起了新的变化,
  他在国民党军队里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给中共方面提供情报。
  在对胡风案件的相关人员进行追查时,公安部曾查获一封阿垅于1946年7月15日由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寄给胡风的信,这封信被认定为“反革命”信件。可是胡风和阿垅在审讯中却誓死不认。
  这封信里有如下的一段内容:
  “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的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加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

  这一段话,后来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之一,于1955年6月10日在《人民日报》公布。据《人民日报》编者的解释,阿垅在这里所说的“他”,是指蒋介石。
  根据这个解释,根本不了解事实真相的“编者”,坐在屋里,为这封信中的这一段话加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按语:
  “在下面的材料中,人们可以看出那被胡风捧为‘追求十多年的革命作’的阿垅,和自称追随革命二十年的朝风本人的真实面目。
  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进行无耻的吹嘘,说什么‘他的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
  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如此的一段按语,的确能让人们为之一惊,背浸冷汗。这封信成了胡风和阿垅被定为“反革命”的主要罪证之一。
  为了让人们弄清这封信中这么几句话的背景,编者还在这里对阿垅作了这样的介绍:
  “阿垅,即陈亦门、陈守梅,浙江人,原是国民党的军官,抗日初期混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读了几个月,不上前线,却到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做少校军事教官去了。
  这里发表的一封信是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从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写的,他已从胡宗南那里转到这里受训,毕业后任战术教官。
  ‘山洞’这个地方,是蒋介石的陆军大学所在,也是蒋介石本人在重庆期间的住地。”
  在这个按语里,最后硬是将阿垅因伤去西安医治,说成是因到胡宗南那里去当教官而未上前线。
  并将阿垅学校的所在地,与蒋介石的住地拉到一起,好像阿垅同老蒋成了邻居。那还了得,刚刚获得自由解放的人民,能够饶得了你这个阿垅吗?
  据说周恩来曾对阿垅的“反动军官”一事提出过疑义,但未能挽救阿垅的命运。

  一个对革命的有功者,就这样被打成了历史的“罪人”。
  面对如此武断的诬陷,强加的罪名,,阿垅不肯低头,不肯屈服,理直气壮地提出抗争。
  他说:
  “我给胡风的一封信,内容是反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在‘磨刀’了。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中国共产党,左翼人士,为了革命利益,我才写这封信。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形式,当作‘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东西向人民宣告了!这是可耻的做法,也是可悲的做法!”
  阿垅在“交代”中这样写道::“党:你们是唯物主义者,为什么不经过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宣布革命同志为反革命,你们的唯物主义跑到哪里去了?……”
  胡风对这个强加的罪证也进行了申辩。但是,无济于事。
  “文革”后公安部对这封信中涉及的事情进行了复查,最后得出的结论与报上所说的正好相反。
  1980年公安部给党中央关于胡风案件的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阿垅给胡风信列举蒋的军事部署,后言是脓总要排出,说是反共的,其实阿垅说的话是报告当时蒋在准备内战。根据后来阿城送的情报等,阿垅、胡风的申辩是合乎情理的。”
  冤情终于大白。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1 07:01:06
  6、 天真赤诚的阿垅

  被打成“胡风份子”而坐牢的诗人曾卓有一次这么说:“事件发生之后,我最担心有一个人会挺不过去,那就是阿垅,因为他过于赤诚。” “过于”二字,活脱脱刻划出了阿垅率直的本性。
  追溯起来,整个事件的开头是拿阿垅开刀的。1950年3月的短短一周内,接连两次批判了这位并非显赫的理论家,阿垅感到难以名状的困惑和苦恼。
  3月21日,阿垅给《人民日报》编者寄去了一封检讨信,很快,信被发表出来,加了个标题:《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并配发了编者按。
  检讨信发表了,事情却没有了结,7月出版的《文艺报》第8期上,刊登陈淼的短论,批评阿垅的检讨不能令人满意,还认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也未能更进一步指出他的检讨不够正面、不够深刻的地方”。
  此事发生之后不久,胡风在上海与何其芳打笔仗,天津的阿垅,也从一时发懵的窘境中渐渐清醒过来。
  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更加感到针对批评,他有必要写文章向读者解释他的文艺观点,有必要以详尽的论述,撩开罩在自己头上的雾纱。
  这时候,阿垅开始显现出了他赤诚的一面。
  阿垅先是写了两万多字的答辩文章寄给周扬,稿子被周扬退回,并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
  但是可爱的阿垅并不把那位大人物的意见当回事,不仅不改正文章的“错误”,反而增加了文章的字数,把稿子又寄到报社,要求刊登,并声明不得改动,还要求《文艺报》也必须刊登。
  他的理由是,《文艺报》转载了批评他的文章,就必须以“同等待遇”。
  袁水拍在批驳阿垅时说:“当然,大家知道,党是并无平等对待任何意见任何文章的义务,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报纸就成为没有党性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商店了。”
  袁水拍说得对,当然,大家知道——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谁不知道呢。
  但是可爱的阿垅,他好象是一个生活在天上的人,似乎并不怎么知道,袁水拍说,阿垅收到他们的退稿,毫不理睬他们的意见,反而在原有文章基础上,又增加了字数,在10月份又寄到袁水拍处。
  袁水拍再寄回,告诉阿垅,如果拿出达到两个半版面的篇幅来刊登他这样的文章,是不符合《人民日报》的方针的。仍要阿垅压缩、修改。
  阿垅在收到退稿的当天,又原封不动地再寄往《人民日报》,还是说非登不可。 
  阿垅倔犟得像个孩子,老是要把他的文章往外寄,并且说“非登不可”,用那个年代流行的一句话说,他简直是把残酷的政治斗争当儿戏。
  阿垅应该知道他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但他仍坚持这样做,完全是出自良知。
  当时阿垅在给胡风、路翎的一封信中说:“我的心境也不是不沉重的。但沉重既过,是兴奋与宁静的时候了。”
  既知沉重,仍然这样做,不由得让人想起挺着长矛骑匹瘦马的堂吉诃德,为了铲除人世间的不平,那个身穿古代骑士甲胄的人倔犟地走上了不归路,他不怕遭受打击和侮辱,被人关进笼子,也从不失去信心,“干了我们这一行,这种灾难都是免不了的。”堂吉诃德自我解嘲地说。
  他挨够了打,走尽了背运,遍尝了人世艰辛,也未能把世界颠倒过来,最后精疲力竭,含恨而死。
  堂吉诃德的悲剧,是一切良知尚存并且愿意用尽全身力气同黑暗奋力一搏的人的悲剧,但是这样的悲剧,在中国,更多遭到的却是耻笑:“瞧这个堂吉诃德!”人们这么说的时候,堂吉诃德已成了小丑的代名词。
  多让人寒心啊,理应受到尊敬的,却遭到了嘲笑,如果说堂吉诃德那些荒诞的抗争是悲剧的话,我不知道面对这幕悲剧时中国观众发出的嘲笑声,又是一幕什么样的悲剧。
  阿垅的结局很悲惨。他以“国民党反动军官”和“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1967年,他死在狱中。
  正如他早期一首诗歌中所写的:“要开作一枝白色的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阿垅:《白色花》)。
  因思想而获罪,阿垅不是第一人,他前头有王实味,那个倒霉的人,因为写了篇杂文丢了脑袋,当然,阿垅也不是最后人,他只是无数蒙难者中的一个。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2 08:14:50
  7、审判阿垅(1)
  “胡风分子”林希回忆了审判阿垅的过程:
  在农场关了4年,一直到1963年,我又回到了原工厂,1954年摘掉了右派帽子。
  1966年的春天,工厂保卫科通知我到保卫科去一趟,走进保卫科办公室,看见公安局的胖刘和一个陌生人在办公室里坐着。我自然会想到,这是找我来的,也自然想到是因为胡风案的事找我来的。
  “回到工厂来了?”胖刘到农场去过,知道我这几年的情况,他还是那副样子,不带什么威严地和我说话。
  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他就是这副神态,尽管有的人态度不好,但他从来没有骂过人,也没有亮出过铐子、手枪。
  我坐在他们对面,和胖刘说起这几年的情况,他听说我已经摘了右派帽子,倒是也表示高兴地对我说着:“以后好好工作吧。”
  说过几句话之后,胖刘指着和他一起来的那位干部向我介绍着说:“这位是检察院的王处长。
  开门见山吧,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胡风案来的,也就是为了阿垅的事找你来的。”
  检察院王处长一副专政机关代表的神态,他自然知道我和胡风事件的关系,但他今天还是要亲自向我询问种种经过,他象是审问案件一样地向我问着我和胡风、阿垅的关系,又问了我本人“参与”胡风事件的情况。
  我一一回答,我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询问,我等着他们说明他们为什么又来问我这些事。
  “胡风案已经拖了10年。”王处长待我叙述完过程之后,对我说着,“现在检察院准备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这也就是说要给‘胡风分子’判刑了。
  按照治病救人的政策,最后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只有胡风和阿垅两个人,其它的人全都释放了……”。
  一桩震惊全世界的重大案件居然一拖10年不能提起公诉,也是极为罕见了。
  我在农场的时候,听说过一条规定,说是公安局拘留嫌疑人不得超过6个月,6个月之内如不能向法院提起公诉,就必须放人。
  而胡风案蒙冤人居然被公安局拘留长达10年之久,最后还以宽大的名义释放出来。
  经历10年的时间,又经历过反右运动,还经历过几年的农场生活,我已经不再是10年前的那个小青年了,多多少少,我也成熟一些了,我也有了一点思考,对于美丑善恶,多少有了一点自己的看法。
  听到王处长说要对胡风、阿垅提起“公诉”,我既不感到吃惊,也不感到恐惧。
  “今天找你,是要你出庭做证。”王处长最后向我说明了他们的来意。
  这倒真是让我大吃一惊了。
  “出庭做证?”我向王处长反问着说,“我能证明什么呢?阿垅在重庆、上海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是解放后、学习写作才认识阿垅的。”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王处长沉下脸,以一种极是威严的声音向我说着:“阿垅案涉及到许多人,这些人都要出庭做证。涉及你的事不多,就是拉拢你参加胡风集团的事,指使你写文章攻击党的文艺政策,其余的问题,我们不会问你。”
  说到这里,王处长停了一会儿,似是让我做一下选择,随后他又向我说道:
  “自然啦,出庭做证是自愿的,我们不强迫,不动员。我们想,既然你已经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断绝了一切关系,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你就有义务和人民站在一起对颠覆国家的反革命罪行提供证明。”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但你拒绝出庭做证,并不等于事实不存在,国家对于应该出庭做证、而拒绝出庭做证的人,也有权利采取相应的措施……”
  王处长说话,每一个字都向我暗示可怕的后果,我当时想到的是,到了这样的时刻,一个微不足道的我,是不可能有任何做为的,我的一点点对抗,对于胡风案无济于事,我只能就范,让我做什么我就只能做什么。
  如果说,在反胡风运动的当时,我出于一种愚忠和真诚,还没有想到这是一起冤案的话,经过长达十几年的思考,我早就不再认为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有什么过错了。
  我是从自己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亲身经历中醒悟到胡风、阿垅“反革命活动”的“本质”的,这样我也就估计到这将是一场怎样的公诉了。
  但是从我固有的观念说,出庭做伪证,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强迫,都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尽管现在我可以向人们解释当时我的可怕处境,但对于出庭做证,我总是有一种深深的内疚。
  中国知识分子被可怕的政治运动吓破了胆,他们总是希望能够保住一已的平安,我们就这样一步步地退让,一步步地忍受,而结果最后的那一场“大革命”,才使我们认识到正是我们自己的甘于被愚弄,才最后一起走向毁灭。
  做为一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我只有听从安排了。
  “我证明什么呢?”我向王处长问着。
  “对了,这就好谈了。”王处长满意地说着。
  这时,王处长和胖刘一起打开了卷宗,王处长对我说,阿垅的思想问题和文艺思想是不能判刑的,当年无论批判得多么严重,现在也不能提起公诉,阿垅的罪行就是颠覆国家、进行反革命宣传,要我出庭,就是证明阿垅对我进行反革命拉拢,要我和他一起颠覆国家。
  现在说起来,就是连一个几岁的孩子也会觉得可笑,阿垅,一个写了几本书的作家,再加上一个没有写出过任何文章的小青年,居然梦想颠覆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国家,这到底是谁在说疯话呢?然而在那个时候,这却是现实,而且是披着法律外衣的现实。
  “好吧,我出庭。”终于,我答应了。
  王处长对我说,需要出庭做证的事情不多,时间也不长,规定给我的证词只需要1千字,只给我5分钟的时间,内容也极简单,只证明说我原来是一个中学生,认识阿垅之后,思想发生了变化,逐步受到胡风思想影响,开始写文章攻击革命作家和革命路线,对党的文艺政策抱有敌对情绪。
  对此阿垅夸奖我有才华、有前途,想把我当做胡风集团的接班人。根据这个要求,王处长要我尽快写成证词,他们很快再来找我。
  未出半个月,胖刘和王处长又到工厂找我来了,他们带走了我写的证词,说是带回去研究。
  我想一定是给他们的领导审查吧。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3 06:02:58
  8、审判阿垅(2)

  又过了一些日子,胖刘和王处长又找我来了,对我写的证词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前前后后十几次,最后证词才算确定下来,说是就这个样子吧。
  王处长对我说,出庭做证不能带文字稿,为避免做伪证,必须口述,要把1千多字的证词背下来、熟记在心里。
  出庭时不能紧张,以免一时心慌忘了证词,法庭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那是一点差错也不能出的,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
  每次王处长来,都是以一种严肃的口气提醒我,要我一定认真准备好证词。从此我白天劳动,晚上就准备证词,反复地把这篇证词背得滚瓜烂熟,这期间胖刘和王处长还来过许多次,演习出庭的种种过程,他们先听我背证词,再向我提问题,说是出庭的时候,就是提这几个问题的。
  他们更嘱咐我,到了法庭,万一阿垅向我提什么问题,万万不可回答,要我不能和阿垅直接对话。
  对于我的证词和表演表示满意之后,王处长告诉我说,阿垅“认罪”的态度很不好,三翻五次地推翻对于他的种种揭发,现在是最后的判刑,有可能他把一切都认下来,这对他有好处,也可能他把一切都推翻,已经对阿垅做过交代,告诉他那样做只能对他自己不利。
  对于我的出庭做证,我久久地不能释然,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使我在阿垅面前丧失人格。
  阿垅能不能理解这是出于一种无奈,或者他能不能谅解我的“处境”,就像是一块巨石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想也许阿垅出狱之后,还有机会容我向他解释,如果我拒绝出庭,王处长说国家也会对我有相应的办法,言外之意,我将再一次从社会消失。
  本来认识阿垅,开始是我主动给他写信,说阿垅对我进行特务拉拢,是歪曲事实、是谎言。
  阿垅后来给我写信,谈的只是写作上的问题,与政治丝毫无关,我们两个人从来也没有商量过颠覆国家的事,阿垅没有向我攻击过共产党,更没有对我做过反动宣传。
  写文章是我自己的事,文章写好之后向阿垅征求意见,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向前辈学者求教的正常现象,把这一切说成是反革命罪行,还要我出庭做证,受戏弄的不是我一个人,受戏弄的是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民族。
  终于,我接到了法院的传票,要我出庭做证。
  开庭的那一天,我早早地来到了天津中级法院,王处长和胖刘在法院门口等我,他们两个人显得有些紧张。
  王处长告诉我说,昨天晚上阿垅接到起诉书后态度极坏,他们到狱中做了一夜的“工作”,阿垅才答应今天到法庭上认罪的,王处长告诉我说,不必紧张,估计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院里早就停下了十几辆小汽车,几位气宇轩昂的大人物从车上走下来,跟着随员,披着大衣,走进了审判大厅。
  看得出来,这些人都是当年反胡风运动的领导人,自然也有市里的要人,今天他们要来出席审判,亲自看看他们的敌人“应得”的下场。
  坐在证人休息室里,隔窗望去,正看见那些要人们不可一世的神态,只是我倒也觉得这些人可怜,他们今天居然要由一个只有二十几岁的小青年,又是一个挖过河,沤过粪、挨过饿的证人来证明他们的正确和胜利,也实在是太可悲了。
  坐在证人休息室里,我心里乱糟糟地不知想了一些什么,从北京来的几个证人,我没有见过面,天津的李篱过去见过,如今也是老得不行了,相互见了面,也就是彼此看看,不敢多说话。
  正是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一个陌生人向我走了过来,这个陌生人个子很高,很瘦很瘦,我看了半天,也没想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陌生人。
  陌生人走到我身边,看了看我,向我问道:“是侯红鹅吧?”
  侯红鹅是我以前的名字,陌生人一定是我过去的朋友,但我看了好长时间,实在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朋友了。
  “我是芦甸。”陌生人见我认不出他来了,便主动向我做自我介绍。
  芦甸,一下子我惊呆了,这怎么会是芦甸呢?我认识的那位芦甸是一位英俊、极富风采的人,现在告诉我说他就是芦甸的这个人却完全成了一个老人了,目光中再没了一点光采,神色呆滞,弓着腰,穿着破棉大衣,看上去就和一个老工人一样,那个睿智潇洒的芦甸已经不再存在了。
  听说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芦甸,立即我迎上去伸出了双手,我知道这里是法院,我们又全都是“证人”,我们的一行一动全要受到监视,我只好控制感情,不敢表现得过于激动。紧紧地握着芦甸的双手,一时之间,竟然忘记了向他问一声好。
  此时的芦甸只有40几岁,但长达10年的监狱生活摧残了他的青春,早在王处长到工厂找我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芦甸已经被“释放”了,算是不予起诉,很是够宽大的了。
  他们还告诉我说,芦甸在狱中得了一点点病,现在已经好多了。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芦甸在狱中精神失常,他无法理解这一桩冤案,在长达10多年的监狱生活中,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自己到底是不是反革命?他更在思考胡风是不是反革命?他得不出结论,得了精神分裂症。
  芦甸的夫人———李嘉陵到狱中去看芦甸,芦甸见到妻子竟然不问一句家里的情况,而是呆呆地给他的妻子背诵《实践论》。
  李嘉陵看着芦甸背诵《实践论》的样子痛哭失声,而芦甸还是毫无表情地在背诵着毛主席著作。
  芦甸夫人李嘉陵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芦甸被捕入狱之后,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依靠60几元的工资养活全家,还瞻养芦甸的老母亲,因为受胡风案的株连,李嘉陵蒙受冤屈,但她一直相信芦甸的无辜和清白。
  “你还好吧?”终于我想起要向芦甸问一声好了。拉着芦甸的双手,我万般激动地说着。
  “过去的一切让它过去吧。”芦甸坐在我的身边和我说着,“在里面这么多年,我心中最大的负疚就是觉得对不起你,我们的事牵涉到你的头上,那时你才只有19岁呀。”
  “你怎么会想到这些呢?”我向芦甸问着,“我没有怪罪过任何人。”
  法警提醒证人们要考虑出庭做证的事,我们不可能多说话,匆匆忙忙地我只能向芦甸说了说这些年我的情况,芦甸也告诉我说,可能安排他去一个农场。
  我劝慰他说,暂时先有个地方安身,情况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我和芦甸约定,等他有了准确的去处,一定要告诉我,我去农场看他,我们还要好好地说说这些年的经历。
  芦甸又嘱咐我一些话,我们就分开坐下了。
  在休息室里,我还见到了几位师友,但不允许我们多说话,大家只好告知一下现在的处境,然后就想着自己出庭的“证词”了。
  “各位证人。”一位法警极有礼貌地出现在休息室门口,到底是一种法律的表演,一切都显得和善,法警恭恭敬敬地向大家敬了一个礼,然后又向大家说道,“现在已经开庭了,法院委任我向各位证人发出邀请,大家有什么要求,可以向我提出。”
  证人之间,再不能相互说话了,大家拿着自己的小本本,最后再熟悉一下证词。
  法庭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法警出现在门口说:“请证人侯红鹅出庭。”我应声站起身来,心情紧张得几乎无法控制。
  跟随在法警的身后,我走进了法庭,法庭里坐满了人,我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前面来的,迎面的高台上,一字排开坐着约莫20几个人,自然是法官,还有陪审员,我太紧张,没有向上面看,也不知道上面坐着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我只是想看看阿垅,看看我敬重的老师。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4 06:32:31
  9、审判阿垅(3)


  和电影里的法庭一样,证人站在旁边,面对法庭坐着阿垅。和我只有几步的距离。
  阿垅的头发全白了,脸上那种永远和善的笑容不见了,脸上的皱纹已经僵硬了,目光变得凝重。
  他坐在一只小木板凳上,前面有一张小课桌,课桌上放着对阿垅的起诉书,我看到那起诉书上有阿垅画的红道,起诉书旁边放着一副眼镜。
  阿垅坐在被告席上,神情显得倒不紧张,他好象已经没有什么愤怒了,甚至于给人一种平静的印象,比我还要平静。
  “证人侯红鹅,现在请你回答法庭的提问,你是怎样和阿垅认识的。”法官向我开始提问了。
  按照事先准备的证词,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把背下来的证词向法官做了回答,然后又等着下一个问题。
  就是在法官向我提问的时候,阿垅侧过脸来向我看了一眼,这时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到一起,我心里颤抖了一下,他的目光也颤动了一下,这一瞬间,我想我们已经说出了许许多多的话。
  我看到阿垅微微地闭了一下眼睛,他好像为能看到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感到安慰。
  “请面向法庭!”法官冷冷地向我和阿垅提出了警告,我想法官可能意识到这种目光的相遇会在双方的心里产生怎样的震动,他们绝对不允许这种不需要语言的沟通。
  立即,法官又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按照事先准备的证词,我一一做了回答,忽然想到芦甸刚才对我说的话,芦甸说他的狱中最大的负疚就是想到自己的事情牵涉到了我,我在回答法官提问的时候,就多加了一句原来证词中没有的话。
  我向法官说道,我个人的罪过已经得到了人民的宽恕,现在我正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走自己的人生道路。阿垅似是听明白了我的暗示,我看到他平静了下来,不再似刚才看到我时那样激动了。
  法庭展现了证物,就是阿垅写给我的信,和我写的文章,和那上面阿垅的几处修改,把这样的几张信纸当做颠覆国家的罪证,真是可悲可怜,就连法官似是都有点不理直气壮,但此外法庭还能拿出什么证物来呢?武器?或者是后来的“571计划”,我想如果能拿出那样的证物来,法庭该是何等的骄傲呀!
  法律在戏弄人民的时候,其实是在戏弄自己。
  “阿垅,对于侯红鹅的证词,你有什么质问吗?”法官向阿垅问着。 这时,我显得有些紧张了,我想阿垅一定会向法庭争辩的,因为事先王处长就对我说过,阿垅有申辩的可能,而且他们还告诉我,如果阿垅申辩,你不必直接回答,法庭会有办法让你出来的。
  “没有。”阿垅只说了两个字,就再也不说话了。
  前前后后只用了5分钟的时间,我完成了自己“证人”的表演,法官宣布我可以退出法庭,法警又带着我从法庭走了出来。
  回到休息室里,我心中总想着刚才阿垅凝望我的目光,我知道那目光中有千言百语,如果允许我们相互说话,我想阿垅一定会对我说许多话。
  想着阿垅的目光,我更想自己刚才的“证词”会不会在阿垅心里留下什么疑惑,但想着阿垅最后简短的回答,我相信阿垅理解了一切。
  我是最先出庭的一个,只做一次证,回到休息室,再没有我的事了,其它的证人要出庭四、五次,法庭规定,开庭之后,休息室里不允许交谈,看着别的证人出来之后,我也不能询问法庭里面的情形,我在休息室里呆坐了两个多小时。
  大院里许多人从法庭出来休息,看得出来法庭的审问结束了,这时,一位看着像是大人物的干部披着大衣走进了证人休息室。
  那位在我面前威严无比的王处长走在这位大人物的身边毕恭毕敬,王处长也没有向证人们介绍这是一位什么要人。
  这位干部举目向证人们看了看,然后拉着长声说道:“今天很顺利,几位证人很好,阿垅的态度也好,这对大家有好处,对阿垅更有好处。”
  说罢,他笑了笑,也没有再和任何人说话,就被众人簇拥着走出去了。
  休息之后,重新宣布开庭。这时王处长来了,他对我们几个说:“本来证人是不能够出席宣判的,但是大家一定想知道宣判的情况,请大家随着我到法庭去,一定不能让阿垅看出来。”
  说着,我们几个就随着他走到法庭里面来了,王处长让我们坐到最后一排,这时阿垅又被引了进来,法官开始宣判。
  阿垅再次走进法庭,没有让他坐下,只让他面对法官站着,法官和陪审员们也站了起来,站在中间的首席法官一字一字地读着宣判书,宣判书自然是概述了阿垅的“罪行”,然后又做了根据法律条文的种种说明,最后,宣判对于阿垅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此时的阿垅已经被关押了11年半。
  人们自然能够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判决,一个被关押11年半的“犯人”,被宣布判刑12年,那就是说,再有半年时间,阿垅就可以恢复自由了,因为总不能让刑期少于关押期吧?再长于12年,又有什么理由呢?
  宣布判决书之后,人们坐下,这时法官向阿垅说道:“被告如有不服,3日内可以提出上诉。”
  这时,法庭里一片死寂,人们在等着阿垅最后的申述,当即,阿垅就回答法官说:“我放弃上诉。”
  阿垅的声音很镇定,却又让人感到压抑着巨大的愤怒,他选择了自我牺牲的道路。最后他对法官说:“一切事情都由我负责,与任何人无关。”说罢,他站起了身来。
  4名法警“押”着阿垅走出法庭时,他从法庭两廊座位中间走过,他的身子挺得笔直笔直,头微微地昂着,目光平视,步子迈得极是镇定。就像我第一次见到阿垅老师时那样,他在众人的目光中走上讲台,走得那样镇定,带着几分严肃。
  我几乎站起身来,我们几个证人,几个他旧日的朋友都微微地站了起来,希望他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大家再相互注视一下。
  但他没有看任何人,他更不知道刚才的几个证人现在坐在什么地方,他就那样镇定地走出法庭去了,从容地走出去了,默默地走出了人们的视线,再也没有回来。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5 06:54:24
  10、“特务”绿原

  绿原(1922— 2009),原名刘仁甫,又名刘半九。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编辑家。湖北黄陂人。
  绿原1922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县。1941至1944年就学于重庆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
  1949年前从事英语教学工作;1949年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对外宣传工作、外国文学编辑出版工作。
  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
  1987年离休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岗位。
  绿原1940年开始学习写作,1942年由诗人、批评家胡风为其出版诗集《童话》。
  《童话》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新颖的表现手法引起注意。绿原被文学史家称为“七月诗派”的代表诗人。
  这位“四十年代青年的歌手”,他的一些关于抗日战争的战斗爱国主义代表作经常被青年们在上海、北平、武汉、重庆等地的群众集会上朗诵。
  即使到了今天,一些当年的青年读者依然记得并能背诵他的诗作中的警句。
  为了把好的诗作献给读者,他非常用心在诗歌艺术上的艰苦探求。
  由于他有博古通今的学识,又通晓英、德、法、俄语,所以除了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熏陶外,还能从外国诗歌中汲取营养。同行们评论:读绿原的诗,“他深邃圆融的风格,富于哲理的意象,凝炼流畅的语言,都使人耳目一新。”
  半个世纪的耕耘,绿原拥有累累硕果。
  他著有诗集:《童话》、《又一个起点》、《人之诗》、《另一支歌》、《我们走向海》、《绿原自选诗》等十余部;
  外语译本诗集:《希望》、《访德诗抄》、《手语诗》等;文集:《葱与蜜》、《非花非雾集》、《离魂草》、《未烧书》等。
  其中,1984年访德组诗《西德拾穗录》荣获诗刊社优秀诗篇奖;1986年诗集《另一支歌》荣获中国作协诗歌奖。
  绿原还是一位外国文学编辑家,在他主持之下,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得以编辑出版。
  他更是一位翻译家,翻译出版过《歌德诗选》、《海涅诗选》、《里尔克诗选》、《易卜生诗选》、《浮士德》、《现代德语诗选》等一大批诗集和《叔本华散文选》、《德国浪漫派》、《美学析疑》、《美学初探》、《黑格尔传》等许多文集。
  其中,1998年所译的《浮士德》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彩虹翻译奖。
  1998年获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2003年获国际诗人笔会“中国当代诗魂金奖”,2004年获颁文学艺术界首批“资深翻译家”证书。译著《浮士德》1998年获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
  “特务”真相
  绿原一生历经磨难,既遭遇过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又莫须有地被列为“国民党特务”和“胡风分子”,蒙难长达25年之久。
  当年的报纸上曾经出现一幅漫画,将绿原描绘成一个戴着墨镜、手拿无声手枪的中美合作所的“特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诗人通过其女公子给某报社记者发来一封电邮,说明其“特务”问题缘由。文中说:
  有一件并非“不言而喻”的私信,十年以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效益”,竟被用来帮助虚构了一个“反革命集团”。
  1944年我在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曾经和其他学生一起,由校方统一征召,为来华参战美军充任译员,受训期间被当局认为“有思想问题”,分配时便被通知由“航委会”改调“中美合作所”。
  当时我不胜惶恐,又举目无亲,只能向胡风求助,便给他写了封信,这就是1955年加以删节后公布出来企图“不言而喻”地证明我是“美蒋特务”的那封信。即“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绿原给胡风信(自重庆)”,其大意是:
  “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瓷器口,十五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
  “……这边美国人极多,生活或有些改变。”
  “我仿佛真的要开始做人了,处世确实不易,正如您说的:赤膊上阵不是我们的战术。以后,我觉得应该学习一点‘阴暗的聪明’,我所畏惧的只是我自己。”
  来不及等胡风回信,当天下午我就到赖家桥乡下去找他。
  胡风当时并不了解“中美合作所”是个什么机关,但认为因“思想问题”而改调,无疑是危险的。
  于是他立即为我决定那儿去不得,并帮助我四下寻找就业的机会。
  记得他介绍我去找过重庆美国新闻处的刘尊棋先生,刘先生又介绍我去找过时事新报社国际版主编陈翰伯先生。
  不料这时,冀汸从复旦大学章靳以教授处获悉,国民党当局因我未去“中美合作所”报到,正在对我(以及另几个同样未去报到的学员)进行暗令通缉,通缉令业已下达校方云云。
  看来我在重庆呆不住了,胡风于是又为我写信找何剑熏,由何介绍我化名到川北岳池县教书去。
  ……
  1955年我在公安部的审讯下,没几天就把那封私信所包含的政治风波讲清楚了,公安部不到几个月也把事实核查清楚了:我不但没有去过“中美合作所”,连一天译员也没当过。
  “胡风呢,胡风当时是怎样对你说的?”这也是当时反复问过的一问题——我的答案只能是事实:当时他不但没有叫我去那儿,而且积极帮助我及时脱离了虎口。
  然而,实在想不到,明明是国民党特务势力的迫害对象,竟在一则按语的“不言而喻”的逻辑支配下,一下子变成了“美蒋特务”;
  更想不到的是,明明由公安部查明了真相,但为了维护按语的权威性,仍不得不把这项诬枉继续坚持下去,直到二十五年之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得以恢复,两个“凡是”论被推翻,这些谣诼才悄然偃息下来。(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5 06:55:13
  浴火重生
  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自1955年起,绿原被单身监禁了5年。到1960年8月,又被转送到秦城集体监狱“劳改”了两年。
  尽管遭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他凭着对真理的坚强信念,以惊人的毅力,刻苦自学了德语,使他的视野更广阔了,思想更深刻了。可从他当年在隔离时期所写的《又一名哥伦布》,窥见他当年作为“这个哥伦布形销骨立”的身影:
  “……蓬首垢面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凝视着千变万化的天花板/飘流在时间的海洋上/他凭着爱因斯坦的常识/坚信前面就是"印度"——即使终于到达不了印度/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
  1962年,绿原虽然离开了秦城监狱,却仍然戴着“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与他见面谈话,因为他不能留在中宣部,便让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改做文字工作。
  没过几年,“文化大革命”降临了,出狱后的绿原重新在“牛棚”(亦称“劳改大院”)被囚禁……
  1969年的中秋节前,尚在“牛棚”的绿原,又随人民文学出版社全体人员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畔的文化部“五七”干校。
  直至1970年,绿原被告知“维持1965年的摘帽结论,解除群众监督”,他因此在工余时间陆续整理了《重读〈圣经〉》、《谢谢你》、《母亲为儿子请罪》、《但切不要悲伤》等诗稿,同时开始翻译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美学论文及文化散文。
  1973年,文化部“五七”干校大多数人陆续回到了北京或分配到全国各地。
  只剩下像绿原一样有“问题”的五十来号人。1974年底绿原等人才回到了北京。
  粉碎“四人帮”后,在“两个凡是”的干扰下,上海的一个大批判组打着批判“四人帮”的幌子,再次将矛头指向蒙冤20多年的胡风、阿垅、绿原,继续污蔑他们是“反革命”和“国民党特务”。
  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绿原才迎来了真正的曙光。
  灾难的梦魇过去,绿原更是只争朝夕。
  他不仅以一位跨越了中国现代、当代两个文学史阶段的诗人,独具特色和魅力的翻译家,也以老评论家和编辑家的全新姿态,重出“江湖”,奏响了“四重奏”交响曲。
  《听诗人钱学森讲演》是绿原复出后发表的第一首诗。
  此后,他的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心灵深度上,都超过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的前40年。即使在他辞世的最后岁月,他仍在敲击着键盘、点击着鼠标,在他眼里,故国家园、五湖四海,到处都是绿色的原野。
  1980年7月1日,复出后的胡风深知,老友绿原在炼狱中攻克德语的深厚功底,便致信寄予厚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诗人晚年因此频频问鼎海内外大奖:继成为捧得第37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的首位中国诗人与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之后,又获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中国当代诗魂金奖”、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
  难怪著名翻译家与诗人屠岸赞叹道:“译笔长挥歌德里尔克;诗才并驾艾青闻一多。”
  乡音绕梁

  同乡之音,其韵如琴。诗人虽然自16岁时就离开了即将沦陷的家乡,但仍然是以一口地道的黄陂话与人交谈。即使他在马其顿第37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上,也是用黄陂乡音激情朗诵其《中国的风筝》:

  “……飞吧飞吧更高一些飞吧任凭/万有引力从四面八方拉来扯去/只因有一根剪不断也看不见的脐带/把你和母亲大地紧紧相连才使你像/一块神秘的锦绣永远镶在儿时的天幕。”

  当朋友谈到包括策划出版《冯铸传》在内的“双凤文丛”与“天下黄陂星”书系时,老人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
  不久,家乡成立“二程”研究会与拙作《理学双凤》出版,他抱病泼墨挥毫:“穷理识仁”;拙作《玫瑰诗人》付梓,他又题“品玫瑰芬芳,为黄陂骄傲”祝贺……

  老人谈到作古不久的另两位同乡曾卓与彭邦桢,回忆起他们曾相约一起返乡的愿望没有实现时,不免有几分惆怅。
  诗人远逝,诗风犹存。其被文艺界喻为奇美和谐的“四重奏”——诗作、译著、评论和编选精品,所揭示的主题——执着地追求真善美的人性、人生与艺术的精神将长留人间。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9 05:17:55
  11、杂文家何满子

  何满子(1919-2009)原名孙承勋,1919年出生于浙江富阳一个大家族。著名杂文家。
  解放前历任衡阳《力报》记者、南京《大刚报》记者、天津《益世报》驻南京特派员。
  解放后,曾任《上海自由论坛晚报》总编辑、大众书店编辑、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
  何满子7岁读《西游记》,10岁以文言文开笔写故事。
  在年少时,在大家族长大的何满子接受的是西式私塾教育,当年他家有3位家庭教师,教文史的是前清副榜,教数理化和外语的都是剑桥留学生。
  在何满子18岁起,抗战、解放战争、反“右”、“文革”……一个个运动接二连三,这位生于1919年的老先生一个都没落下。
  何满子出生于1919年,那年五四运动,18岁成年正好又是抗战。
  何满子后来到上海投入抗日洪流,也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
  从上海到武汉,又到延安,在延安待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但一离开延安就被国民党扣留,被送入战干团。
  在原洛阳《阵中日报》主编程仲文帮助下才脱离战干团,一路流浪到成都,从此开始报纸副刊的编辑写作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何满子来到震旦大学中文系教书,却被牵入胡风案中。
  1955年5月17日,何满子刚起床,就被戴上了手铐押走,后来才知道自己是因为胡风问题被抓,囚犯代号“1046”。
  何满子后来说:“可我根本不认识胡风,且胡风问题只是文学学术问题。”“和我关在一起的人当中不少是我的好朋友,包括贾植芳、梅林、耿庸。”
  后来专案组跑遍全国,找不出一点毛病。当年9月28日,何满子重归自由。
  何满子被放出来以后,不能再教书了,因为社长李俊民的赏识,他被分配到古典文学出版社。
  逃过“胡风运动”躲不过之后的反右运动。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何满子因为有“胡风事件”的前科,被错划为“右派”,并起诉到卢湾法院,最终被“开除公职,机关管制”。
  以前何满子在震旦大学时,每个月200块钱。因为胡风案件被放出来以后,降五级使用,每月拿104块钱,属于17级即科长一级。
  此次被“机关管制”之后,单位每月给他80块钱的生活费。
  不久妻子吴仲华也被补戴了右派分子帽子。1958年夏全家被发配到宁夏贺兰山下。
  何满子拉板车,妻子在小学教书,两个女儿读书,还偷偷把上海的书都搬了过来。
  但这样平静的日子很快被打破,1960年何满子和其他右派分子、罪犯、三教九流又被发配到劳改农场,一块荒滩,几间房子。“那个饿啊!”老先生至今还记忆犹新。
  1964年,为了改变自身处境,何满子在北京找了包括夏衍在内的很多人。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写信给上海管文教的市委书记石西民。
  石西民以前当过《新华日报》的编辑部主任,何满子给《新华日报》写过稿子,后来石办《群众》,也给他写过稿子。
  何满子跟他说,这里不要我,我没有办法了,准备带着地图,沿着内蒙古出国。假如被抓起来枪毙,你于心何忍?
  这时,何满子已经豁出去了,心想大不了就是一死。
  石西民收到信后,马上给宁夏那边发了一封电报,让他回来。同时命令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调他,就被派到上海出版文献编辑所。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把何满子送回了浙江老家劳动改造。
  在这不堪回首的20多年当中,何满子吃足了苦头,他认为比起物质上的窘困来,更难熬的是精神上的饥渴。他忆述道:
  “打从我懂事的年龄起,除了1955年因胡风案株连坐牢一年半;1960年在宁夏又因错案服劳役约一年,其余年代的所有时间,哪怕是流亡中和拉板车的劳动中,都几乎没有一天不接触书本的。”
  “不单是为了求知,我读书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一种和生命不能分离的必需。在被囚禁、被迫服劳役时没有书读,那是特殊环境下无可奈何的事。”
  “‘文革’下乡后整整十年,人身自由是有的,却没有书读,那种精神饥渴实在难以忍耐,难以形容。”
  “我回乡之前,手头的书籍被红卫兵抄得一本不剩;妻子从宁夏带回去的两箱子书,老家里先辈留下来一大橱书,都被乡下的造反派抄去,当废纸卖掉,或变成了包花生米之类的包装纸。”
  “惟一留下来的是‘红宝书’和几本鲁迅的书,马克思著作也仅残留一二册。劳作之余只好呆呆地看着光阴白白流失,简直就是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一直到1978年年底,何满子才回到上海,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
  其后,家人都先后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何满子一直工作到1992年退休。
  从1979年到现在的30年时间里,何满子先生出版了50多本著作,每年都有新书出版。
  在这场惊动全国的冤案中,共涉及2000多人,正式定为胡风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70多个人虽被称为“集团”,可他们很多人原先互相并不认识,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把他们连在一起。
  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被打成反革命,30年后在胡风的追悼会上才见面。
  1986年1月16日,何满子专程赴京参加胡风的追悼会,会后,幸存的难友在胡风寓所会面,大家唏嘘不已。……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0 06:39:35


  12、贾植芳教授(1)
  贾植芳(1915-2008 ),教授。山西襄汾人。曾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早年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曾任《时事新报》、文艺周刊《青光》主编。
  建国后,历任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
  专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着有《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贾植芳小说选》、《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译有《俄国文研究》等。
  2008年4月24日晚6点45分病逝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享年92岁。

  贾植芳1916年9月29日出生于山西襄汾。1929年7月考入太原的私立成成中学,两年后开始尝试写作,以笔名“冷魂”在《太原晚报》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一个兵的日记》。
  1932年9月,考入北平教会学校崇实中学,并继续写作,两年后在北平《京报》文艺周刊《飞鸿》、天津《大公报?小公园》、上海《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杂文等。
  1936年1月,贾植芳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北平警察局以“共产党嫌疑犯”逮捕。
  3月由伯父花钱保释出狱,5月被安排资助到日本留学,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日文, 9月考进日本大学经济科,不久转社会科。
  同年参加留学生文学刊物《文海》的创刊编务工作。
  1937年,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上发表小说《人的悲哀——自一个记忆》,6月收到该刊及编者胡风的信,由此开始相互通信。
  1937年,日本侵华的 “七七事变”爆发,贾植芳9月回国,12月进入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学生特别训练班”。
  半年后毕业派往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区抗战前线,任陆军第三军第七师政治部上尉日文干事。
  1938年7月,在《七月》杂志上发表追悼亡妻的独幕剧《家——呈婵娥君之亡灵》。
  8月担任 “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和特约撰稿人。
  1939年 11月,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报《扫荡报》任编辑。
  1940年3月,调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山西新闻检查处,任中校副主任。
  此年3月又被调往陕西新闻检查处,因又受怀疑而辞职,专事写作。
  1942年 10月,考入国军独立工兵第三团,任少校日文翻译, 11月与任敏结婚。
  1944年4月,又因受怀疑辞职,12月到徐州担任汪伪淮海省政府参议,暗中从事抗日策反工作,次年5月被拘捕,3个月后日本投降而获释。
  同年9月,应邀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校联络组长、徐州分站主任参加接收的先遣工作,1个月后因把接收仓库中的武器送给了新四军,而被断绝工作关系。
  随后为维持生计而开始做卖颜料的小生意,同时仍继续写作并一直保持与胡风的通信联系。
  1946年6月,与妻子任敏一起到上海,寄居胡风家。
  从此专事写作,在《大公报?文艺》、《文汇报》、《联合晚报》、《时代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政论性杂文,并协助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七月文丛》编审稿件。
  11月受邀主编《时事新报》文艺周刊《青光》,次年2月因受政治形势压力被迫停刊。
  1947年9月,因在地下学联的《学生新报》发表的文章而被捕,一年后被留日同学保释出狱。
  1949年8月,贾植芳加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9月出版论着《近代中国经济社会》,10月出版中篇小说集《人的证据》,次年4月出译着《人民民主的长成与发展》。
  1950年10月,到震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次年 3月受聘为专职教授,7月出版苏联巴鲁哈蒂《契诃夫的戏剧艺术》译着,11月出版恩格斯《住宅问题》译着。
  1951年12月,被列入上海高等教育界第一批参加“思想改造”的名单,到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三个月。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1 05:55:38
  13、贾植芳教授(2)


  1952年3月,受聘为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同年8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调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1953-1954年,先后出版捷克基希《论报告文学》、《契诃夫手记》、苏联巴鲁哈蒂《契诃夫的戏剧艺术》、苏联谢尔宾娜等《俄国文学研究》译着。
  1955年 5月15日,贾植芳被召到上海高等教育局交待与胡风的关系。
  他仍坚持肯定两人是共过患难的朋友,并为胡风辩护,随即被宣布拘捕审查,关入上海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单人监房。
  其家被抄,两日后其妻任敏被关押到上海南市监狱;
  同日,胡风夫妇被逮捕并抄家。
  6月初,贾植芳被开除中国作家协会会籍。
  同年 9月,其妻任敏获释,1959年春被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半牧区当小学教师,12月又被关入当地公安局看守所。
  到1963年3月出狱,被遣送到青海回族自治州劳改农场农牧机械厂劳动。
  1966年3月30日,贾植芳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
  4月9日被提前一年多释放,被押回复旦大学,在校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每月领取生活费30元;
  6月“文革”爆发后,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受批斗、凌辱和殴打; 9月其妻获准首次探亲,相聚十余天。
  1974年7月,贾植芳从校印刷厂转到校区宿舍建筑工地 “劳动改造”,次年1月生活费提高到每月领取65.5元。
  1978年9月,贾植芳被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回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并允许与亲友自由通信;
  12月,其妻任敏调回上海,1980年8月被青海化隆法院复查后判决“无罪”,同年 12月,贾植芳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复查后判决“无罪”。
  1981年1月,贾植芳被通知恢复教授职称,随后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委。
  次月正式恢复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的教学工作, 6月和7月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赵树理专集》和《巴金专集》第一册相继出版。
  12月被恢复中国作家协会会籍。
  1983年,兼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出版《贾植芳小说选》。1984年7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第四次大会当选为理事,9月主编《巴金写作生涯》出版。
  1985年,主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三卷本)和《巴金作品评论集》先后出版。
  1987年8月,在复旦大学退休,仍被聘为研究生导师。
  1989年,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两卷)出版。
  1990年2月,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出版。
  1995年4月,出席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会长。
  1999年9月,散文作品集《花与鸟》 列入“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出版。
  2000年3月,与妻子任敏合着的《解冻时节》出版。
  贾植芳的著作还有《劫后文存—— 贾植芳序跋集》(1991)、《暮年杂笔》(1997)、《雕虫杂技》(1998),《历史的背面——贾植芳自选集》(1998)、《写给学生》(2000)、《狱里狱外——一个“胡风分子”的人生档案》(2001)、《贾植芳致胡风书札》(2001)、四卷本《贾植芳文集》(2001年)等。
  2008年4月25日,贾植芳在上海病逝,享年92岁。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1 19:27:11
  14、铮铮铁骨

  贾志芳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一生铮铮铁骨,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贾植芳曾经说过:“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
  他自己也委实“写”得够端正的,以至于一生似乎“像《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一样,命中注定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知名学者钱谷融说:“我和贾植芳在1950年就认识了,他是我的朋友,是我最欣赏的朋友之一。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真率、风趣的人,这样的人不多了。”
  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则说:“贾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三言两语实在无法说清。 
  由于天生傲骨,贾植芳一生曾经四进监狱,加上改造时间,前后达25年之久。 
  第一次进监狱是因为参加了1935年那场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的审判是“危害民国、就地正法”。
  贾植芳后来回忆说,那是他第一次“很气派”地坐小汽车、旁边还有“保镖”前呼后拥;
  在监狱里他也一直是个“刺头”,狱监给他吃跟刑事犯一样的伙食,他竟然怒砸饭碗,大叫“我没犯罪,不吃这个,我要吃好饭”,硬是让看守所所长给他换了伙食。
  这件事情后来甚至传到了“蒋委员长”耳朵里,引起了“蒋委员长”的“关心”,他的伯父吓得赶紧用1000银元、50两鸦片烟的代价把他保了出来,还花钱为他买了一张大学法科经济系文凭,送他赴日本留学。 
  在日本期间的贾植芳,与郁达夫、郭沫若、李春潮、覃子豪等人交往,思想依然激进。到日本还不到一个月,就有警察登门“拜访”说:“您以后在日本的生活就由我来照料,请多多关照!”
  后来日本警察甚至由对他暗中监视变为了明目张胆的搜房。
  在日本呆不下去之后,贾植芳就回国参加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留日同学训练班,后来在徐州搞策反时,终于被抓进了日伪的牢房。
  1947年,他又因为给进步学生刊物写文章,被国民党政府以“煽动学潮”的罪名关押了一年多。 
  当贾植芳第三次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外面已经换了天空,“人民已经翻身做了主人”。
  贾植芳拒绝了仕途的诱惑,选择了回复旦大学教书,担任中文系主任、专职教授,被誉为“革命作家”,那个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第四次走进监狱。 
  第四次进监狱,是因为胡风。 
  贾植芳最早是在日本通过书信与胡风结交的。他在神田的内山书屋,看见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人与学习丛刊》,贾植芳就将小说《人的悲哀》投给了丛刊。
  不久,他收到了30日元的稿费和主编胡风的来信,从此跟胡风有了书信往来。
  回国后,贾植芳辗转各地,跟胡风始终缘悭一面,但书信从未断过。
  直到1939年,贾植芳到重庆一家报馆谋事时,胡风跑遍了重庆大大小小的报馆,终于找上门来,并带来了贾植芳在抗战前线时所写文章的稿费,两人从此建立了友谊。 
  在重庆期间,贾植芳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和杂文,矛头大多指向国民党政府。
  1947年,贾植芳被国民党政府关押时,在狱中就有特务以“提供胡风地址”为释放条件引诱贾植芳屈服,但贾植芳坚持说他根本不认识胡风。
  在“该”认识胡风的时候他说不认识,而到了1955年“不该”认识胡风的时候,他又偏偏死不改口,一口咬定自己跟胡风是朋友,还吟诗说是“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那时正是全国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一天,当时的上海高教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和市委秘书长把贾植芳叫到了办公室,问他对胡风的思想作何表态?
  贾植芳回答说,胡风只是为了文艺事业的繁荣,向党提意见。
  局长大怒说:“你还为胡风辩护!你跟胡风是什么关系?”
  贾植芳针锋相对地说:“我跟胡风是写文章的朋友,在旧社会共过患难,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就是这么个关系!”
  高教局长最终宣布:“贾植芳停职检查,到公安局去交代。” 
  此后10年,贾植芳一直被关押在上海的第二看守所。直到1966年,形势有所变化,贾植芳的问题才被当作了“人民内部矛盾”,但贾植芳自己并不知道。
  一天,贾植芳忽然被带上警车驶向法院,在法院里他听到法院宣判说:“首犯胡风罪大恶极,已经伏法。”
  他不知道自己会被判几年,也不想知道,甚至一个字都没看,就在自己的判决书上签了字。
  此后,贾植芳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但还要在复旦的印刷厂改造,一改造就是13年。 
  他有25年只写思想汇报,没有写任何东西。
  贾植芳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年的“胡风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他们正直、真诚、善良,为了理想而活,“我是胡风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光荣。”
  “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比较端正。”贾植芳自我总结的这句话,四下传播,成了常被人引用的名言。
  贾植芳的确做到了将“人”字写得大气而端正,直到最后一息,去得平静无憾。有人评价说,这位老人见解深刻,达观生死,像近年来陆续辞世的不少“文化老人”一样。
  在许多人看淡文化的时代,实在需要这样的文化典范,一些把“人”字写得端端正正的人……所谓学术人格,是指能够立足于学术本位,敢于坚持真理,不为现实得失所扰,不为名利所羁绊,乃至不惜为之献身的殉道精神。贾植芳的一生彰显了“人”的意义。
  知名学者钱谷融说:“我和贾植芳在1950年就认识了,他是我的朋友,是我最欣赏的朋友之一。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真率、风趣的人,这样的人不多了。”
  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则说:“贾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三言两语实在无法说清。
  2008年的春天,贾植芳追随任敏而去。
  “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担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贾植芳的一生,也许就是对学者朱学勤这句话的最好注脚。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2 07:55:26
  15、做知识分子的老婆不容易


  贾植芳说,他这辈子最得意的是他跟妻子任敏的结合,“我们那个时候,就直接同居了!”当时,知识分子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礼。
  任敏常在《七月》上读到贾植芳的文章,倾慕他的才华,相识之后,这个商贾人家的女儿,就自己跑到黄河边上的民房与他住在了一起。
  上世纪80年代末,夫妇俩都是70开外的老公婆了,一次同到中山大学开会,招待所的服务员提出要看结婚证明,否则就不能开同一个房间。
  后来还是中山大学的吴宏聪教授“打圆场”说:“你们对老先生这么不礼貌。”
  啼笑皆非之余,贾植芳才突然想到,他和任敏之间,确实没有任何义务和法律的约束力,婚姻关系松散到连一纸婚书都无法出具。
  但任敏却结结实实跟着他颠沛流离了大半生,这中间,还包括5年独自流放青海、11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狱之灾。
  贾植芳后来回忆起妻子任敏,慨叹“做知识分子的老婆不容易”。他说:
  1955年5月15日,我作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被抓。当天公安局就派了两男两女到我家,搜查以后,就在房里“守株待兔”。
  那天有三个人找我,一个是学生来请教的,另一个学生是来通风报信的,还有一个是泥土出版社的老板许史华,来取稿子的。
  这三个自己闯上门来的,都被打成了“胡风分子”,受了好多罪。
  许史华被关了11年,出来后发现老婆跟了别人,就自杀了。
  任敏也被抓走了,关了一年多。后来下放到青海山区当小学教员。半年后,朋友老婆检举她“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其实她是在朋友家吃饭时发了几句牢骚,任敏被发配到新疆监狱劳改。
  1962年,监狱没有吃的,把她放出来,她选择回我的老家山西吕梁山区襄汾农村,一边照顾我的父母,一边等我的消息。
  她说过一句话:“我就是要等待看出个结果。”我1955年被抓以后,一直音讯全无。
  1963年10月,我在监狱里突然收到一个包裹。包裹布是老家的土织布,里面有一双黑布鞋,有四颗红枣,四颗核桃,是老家求吉利的东西。
  虽然没有信,我知道这是任敏寄的,她还活着,她回到我的老家了。我很激动,也很安慰。
  上个世纪40年代,她跟着我到处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过着流浪文人的生活,还跟着我坐过国民党的监狱。解放后,她又跟着我遭了25年罪。
  1966年4月,我被关了11年后,上海法院判我12年徒刑,押回复旦大学印刷厂监督劳动,那时任敏从老家写信来,说有一个邻居看我们孤苦,要将他的一个男孩过继给我们。
  这封信被印刷厂革委会的人拆开来看了后,说我们要为反革命衣钵找接班人,就办不成了。
  后来我们过继任敏的侄女做女儿,就是贾英。
  《做知识分子的老婆》这本书,是纪念任敏的,书名是我起的。
  这是因为胡风的一句话。1946年他们初到上海时,住在胡风家里,任敏有些怕胡风,因为他脾气不好。
  有一次,她问我说:“为什么胡先生这么凶?”我回答说:“你以为做知识分子的老婆容易?”
  任敏记住这句话,事实证明做我的老婆很不容易。我在复旦大学印刷厂被监督劳动的时候,任敏两年探一次亲。
  她从来不告诉我她在青海判刑,被关进新疆监狱的事情。
  直到1980年,胡风冤案平反,她才告诉我。她说:“我怕告诉你了,你会对共产党彻底失去信心。”
  1955年把我抓起来以后,家里所有东西都没收了,到现在也没发还给我,不知道是不是搞丢了。
  我知道北京、天津没收“胡风分子”的东西,平反后都发还了。我写给胡风的书信之所以保存下来,就是北京方面退还给胡风了。
  可是上海没有把我的文稿退还给我。
  这些文稿除了信件和日记,还有两部译稿,一部是英国作家欧勃伦的《尼采传》,一部是匈牙利作家E?维吉特的剧本《幻灭》,都是还没有出版的。我想要回这些东西。
  妻子任敏患了重病,医生劝贾植芳不要白花钱治疗了。
  贾植芳不肯动摇,坚持治疗!正在这个时候,出版社给贾植芳送来了一万多元稿费,他连点都来不及点,把钱压在学生的手里说:“快,快快,给医院送去。”
  他唯恐医生不再支持他,亲自找到医生跟他们说:“我和任敏来上海时,手里只有几个铜板,一卷铺盖,现在是有一个像样子的家了,我大不了再拿几个铜板回老家去住。”
  贾植芳的真情打动了上帝,任敏活下来了,可惜成了植物人。
  贾植芳在学生的搀扶下到医院,他紧紧地握着任敏的手,大声叫道:“任敏!以前别人整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好了,我们一定不能自己打倒自己啊!”
  所有在场的人都吓呆了,闭着眼睛、不能动弹的任敏阿姨泪如泉涌!
  任敏出院回家以后,贾植芳每天都走到任敏的床前,对着完全是植物人的任敏,一点一点汇报自己一天的生活。
  说完后再走到她的床尾,把任敏冰凉的脚握在手心里,慢慢地把它搓热,为她捂好被角,这才走到自己的床前。
  每天如此,一直坚持到任敏去世。
  就这样,在任敏去世的半年前,有一天她突然醒过来了,贾植芳叫她,她对着贾植芳点头;跟她说话,她也有反应了。
  2002年的十一月尾,任敏去世了。
  那时,大厅里拥满了几代贾植芳的学生,大家在为师母送行!
  贾植芳在学生的搀扶下走进来,走到夫人的遗体面前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突然“啪”地一下在夫人面前跪了下来,大家拉都拉不住他,老人哭了。
  他说:“你跟我苦了一辈子啊……”
  贾先生深情地为亡妻亲拟了挽联:“缘识古都,奔走黄河,寻觅铁窗,相濡病榻侧,不忍思,风雨白头六十年,再相逢,非此岸;读梓东海,育苗西漠,农桑北地,煮字刊南港,休莫提,艰难携手春寒路,
  家中妇,天地间。”
  他把任敏的遗像摆在家中,每天早晨和她一起喝牛奶、吃早饭,
  中午喝些小酒,陪老妻说说各种各样的趣事、往事。
  在任敏生病的5年里,昂贵的医药费几乎将贾植芳拖得山穷水尽,但这位老人没有吐露过一句怨言,而是一声不响地整理起了自己的旧稿、日记、书信、回忆录以及各类散文,每天伏案,著述不已。
  出版社汇来的稿酬,看也不看就交给学生说,赶快,送到医院里去。
  有人写书纪念任敏,请贾植芳题写书名,贾植芳就题写了《做知识分子的老婆不容易》。
  2008年的春天,贾植芳追随任敏而去。
  “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担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5 11:08:25
  做知识分子的老婆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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