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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29】胡风集团文字狱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5 06:47:13 点击:3549 回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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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29】胡风集团文字狱

  作品简介:
  1955年,中国大陆曾经发生一起震惊中外的“文字狱”——“胡风反 革 命集团”冤案,接着开展了肃反运动。本书讲述了“胡风反 革 命集团”冤案的来龙去脉,介绍了胡风和“胡风分子”们的人品学识及历经的磨难,展示了肃反运动的一些冤案。内容翔实丰富、叙述生动活泼,再现了一九五五年那个震惊中外的文坛冤狱。

  1、冤狱概述(1)
  1955年,中国大陆曾经发生一起震惊中外的“文字狱”——“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
  这个“文字狱“具有两个鲜明特色:
  第一,在朋友之间往来的私人信件中搜寻“罪证”,采取寻章摘句、歪曲原意、无限上纲的手法罗织罪名;
  第二,前辈制造的冤狱,晚辈给以平反昭雪,表现出实事求是、公正廉明、勇于纠错、维护人权的伟大精神。
  该案涉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
  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人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
  正式定为“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包括党员32人。这78人中,“骨干分子”23人。
  判处10年以上徒刑的3人,许多人遭受几个月到几年的拘禁。
  予以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共61人。
  胡风被拘禁10年之后,才于1965年正式开庭审判,被正式判处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
  在“文 化 大 革 命”中,胡风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
  1955年,大陆曾发生一起举国震惊的文坛冤狱,这个冤狱的主角胡风,又名张光人,是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曾先后担任左联的宣传部长、书记的职务,是中国左翼文化阵营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胡风是日本共 产 党员,是鲁迅自觉的坚定的追随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与周恩来等党在后方的领导人保持紧密的联系。
  他先后主编《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写下大量文艺理论、评论文章,推出和评介了大量国统区进步青年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作品。
  阿垅、路翎等一批青年作家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崛起于文坛,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左派作家内部因文艺思想观点发生了争论:周扬(当时叫周起应)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则提出了“革命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双方一直论战。
  胡风坚决支持鲁迅,与周扬等人结下了疙瘩。
  解放后,周扬当上了中宣部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成了胡风的顶头上司,掌握了全国文艺界大权。
  胡风的文艺思想与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观点有许多相悖之处,胡风还主张:文艺界应该确立鲁迅的文艺思想为指导思想。
  因此,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从1952年开始就组织人马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
  他们指责胡风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文艺界里一个宗派小集团的头子。
  胡风不服气。1954年7月,胡风写了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通称为“三十万言书”),全面阐述了他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批评意见。
  胡风按照正常的手续,把“三十万言书”面交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呈中央政治局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
  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说,几年来文艺界“宗派主义的统治方式”变本加厉。他写道: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被放上了五把‘理论’刀子:
  “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底影子,…… ”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底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 ”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 ”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的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
  主席看了胡风的《意见书》勃然大怒:“这分明是说我的文艺观点是‘五把刀子’啊!真是猖狂之极!”——胡风所列举的“五把理论刀子”恰恰是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观点。
  主席批示:“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反人民、反党的思想,绝不能让他在‘小资产阶级观点’掩盖下逃跑,必须予以彻底地批判。”
  中央政治局在1954年底公布了胡风的意见书,决定批判胡风的文艺观点。
  于是全国大小报纸、杂志批判的文章连篇累牍,猛烈的火力从胡适转到胡风身上。
  胡风的一些朋友们也不得不写文章批判他,忙不迭地和他划清界限。
  胡风的一个朋友舒芜积极揭发批判胡风,1955年5月中旬时把一批胡风过去给他的私人信件亲自交给了中宣部领导。
  林默涵、周扬等文艺界的领导看了以后,感到信件很重要,因为这些信件中有一些隐语和暗号不容易看懂,好像是影射攻击毛主席和文艺界党的领导。
  例如,信中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骂成是“屠杀生灵”的“图腾”,甚至还把党中央称呼为“董事会”,把党在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同志以及一些党员作家、艺术家,称呼为“马褂”、“市侩”、“帮闲”等等。
  周扬说:“批判胡风是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还是要送主席看一看才好。”
  很快,舒芜的信件与胡风的检讨,呈送给主席审阅。
  于是,胡风及他的那些朋友们的信件马上被看成是反 革 命密信,主席命令《人民日报》把这些信中的话摘录下来,以《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为题发表。
  他彻夜埋头疾书,为这些材料写了很多按语,指出这些语句的要害所在。
  “过去说胡风集团是一个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
  “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
  “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杖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有问题的。”
  “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党的叛徒。”
  “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 革 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7 12:31:43
  2、冤狱概述(2)
  胡风问题的性质就这样钦定下来。决定逮捕胡风,全国搜捕“胡风分子”。
  公安部大院里一派出战前的紧张气氛,办公大楼里干警出出进进,一辆辆警车都进行了全面检修,将要出击的干警们都在反复熟悉地形、道路。
  1955年从1月以来,胡风眼见报纸对他的批判愈演愈烈,不禁心情沉重起来。
  5月13日,《人民日报》忽然登出了他给一个朋友的信,把他们改称"反党集团",知道事情不妙。
  5月16日晚上,警方抄了胡风的家,逮捕了胡风和他的夫人梅志。
  1955年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补办了手续:批准逮捕胡风。因为胡风是人大代表,逮捕他必须经过全国人大批准。
  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接着,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 革 命集团”运动,到处搜捕“胡风分子”。
  从胡风及其朋友处,查抄到了大量的来往信件。罗瑞卿把抄来的信稍加整理后,立即送给了主席。
  主席一边看着,一边骂道:"芦甸在信里说要以攻为守,是了,胡风的上书言事就是这个策略。
  这又是一封,你们听他说些什么,'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这些反 革 命分子对他们的镇反运动害怕了,骂他们了,被敌人骂光荣得很。
  这个张中晓是什么人,中美合作所特务,他的反 革 命感觉很灵嘛。他们的好些人,政治嗅觉大大比不上他,必须提高阶级警惕性。
  这一封写得更可笑,竟说革命力量是'枯黄的叶子','腐朽的尸体',要'呜呼完蛋',哼,自己欺骗自己。我看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
  主席批点完了,把这些信件归拢到一起,指示秀才们把批点过的那些段落摘出来,编成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加上自己的按语,送交《人民日报》发表。
  紧接着,在全国深入清查所谓的“胡风分子”。胡风的亲戚、朋友、同事及同情者、投稿人都在清查之列。
  只要是和胡风有过联系的人、胡风信中出现的名字,都在清查之列。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从而铸成建国以后震惊国内外的文字狱——思想文化界的一起严重冤案!
  胡风被监禁了10年之后,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10年已经过去,还有4年监外执行。
  12月底,胡风走出秦城监狱,全家团聚过了一个春节。春节过后,
  胡风夫妇被通知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去。
  不久,“文 化 大 革 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
  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
  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
  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
  刑,不准上诉。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大竹县第三监狱。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反 革 命集团”一案被彻底平反。
  1980年7月,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对“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复查的结论是:
  “在全国清查‘胡风反 革 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 革 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
  ……
  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 革 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 革 命活动。因此,胡风不是反 革 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 革 命集团。胡风反 革 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 (《关于“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1980年7月21日)
  1980年9月中央对“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的平反决定:
  “‘胡风反 革 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 革 命分子、反 革 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1980年9月29日)
  1986年胡风逝世后,通过对死者的评价撤销了强加于胡风的不实之词;1988年6月,宣布胡风的文艺观属于学术问题,撤销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等罪名。
  历史是公正的,它经过曲折之后,终于宣告胡风无罪,终于确认无辜者的无辜,圣洁者的圣洁。
  今天,胡风问题在政治上获得澄清,并没有像当年胡风被打成反 革 命集团时那样引起人们亢奋、震惊、恐惧,也没有那么轰动,因为“文 化 大 革 命”发生后,类似胡风的冤案太多了。
  胡风在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
  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1985年6月8日,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
  进一步澄清了这一历史冤案。
  “胡风反 革 命集团”冤案的后果是严重的,它践踏了人权和宪法,大大伤害了一些愿意为人民工作的知识分子,给中国科学文化事
  业造成了消极影响。
  由这个冤案引发了全国的“肃清暗藏的反 革 命”运动,这个运动的扩大化又造成许多的冤假错案。
  这个“特色文字狱”是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09 10:23:55
  3、“七月派”领袖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与周恩来等党在后方的领导人保持紧密的联系。
  他先后主编《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写下大量文艺理论、评论文章,推出和评介了大量国统区进步青年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作品。
  艾青、田间、邹荻帆、阿垅、路翎等一批青年作家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崛起于文坛,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
  七月诗派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
  胡风是公认的“七月派”领袖。
  “七月派”代表诗人有胡风、艾青、田间、鲁藜、绿原、牛汉、阿垅、孙钿、曾卓、绿原、胡征、芦甸、徐放、鲁煤、化铁、罗洛等。
  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
  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
  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
  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
  “七月派”是由抗战所催发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与现实胶着的关系,决定着它的流派性格。
  救亡与启蒙的互相促进,也是七月派的精神追求。而随着抗战时局的变迁,七月派总体创作风格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后期偏于沉郁悲怆。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时甚长、富有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沉重的悲剧命运的进步文学流派”
  七月派的主要成就在诗歌上,1981年出版的诗集《白色花》,收入被称为“七月派”诗人的作品。
  七月派诗人的作品思想性突出,诗歌的主题往往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充满着政治态度鲜明的艺术激情。
  把诗作为战斗的武器,追求诗歌与时代的密切结合和与人民的融为一体,追求诗歌鲜明的毫不含糊的政治倾向性和革命功利主义的创作目的性,以及诗歌的史诗品格,是其共同的创作态度。
  发掘和歌颂民族的生命强力,抒发鲜明的主观战斗激情,是“七月派”诗作的主要内容。艺术上追随艾青,倾向于诗歌的散文化,对自由体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七月派小说,是20世纪中国小说由“五四启蒙叙事”向40年代“红色阶级叙事”转变的重要模式。
  一方面,他们继承了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主的批判国民性的理性精神,强调对中国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能动性和主观战斗精神。
  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又以党派文艺为限制,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和社会功利目的。
  “七月派”小说家主要有路翎,邱东平,彭柏山,曹白,贾植芳等。七月派小说家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是路翎。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富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悲剧命运的文学流派。
  以路翎、丘东平、彭柏山为代表的小说作家,依托其强烈的主体意识与深厚的生活体验,同时博采表现主义、新感觉派,象征主义等现代派的手法技巧,极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传流。
  总之“七月派”以新的姿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赢得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七月派”,是20世纪30、40年代主要活动于国统区的文学流派。
  是活跃在抗日战争的时空下,与抗日战争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一个文学流派。
  伴随着抗战的始终,七月派走过了从发生、发展到消隐的演变过程。
  在进入50年代之后,这些诗人的创作已明显减少。有的作品,发表时就受到批评。
  胡风在1949年11月到1950年1月写成了有三千多行的“英雄史诗五部曲”。
  从中国近现代屈辱和斗争的历史上,来阐发新中国诞生的意义,包括对毛 泽 东的赞颂。
  它出版不久,即在联系胡风“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的角度上,受到批评。
  此时,鲁藜、绿原、牛汉等也写有不少诗作,但原有的风格已有所损失,而发表的机会也日见减少。
  胡风一派的诗论,作为其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在50年代初也受到批评。
  在此期间,阿垅的《论倾向性》、《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等文章也受到严厉批评。
  批评者认为这些文艺观点宣扬唯心论的“艺术即政治”,是“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是歪曲马克思推销自己的错误观点。
  胡风的文艺理论提倡“主观战斗精神”,有不少观点和毛 泽 东的文艺思想发生分歧。
  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
  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
  1954年,胡风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 革 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
  “七月派”许多的诗人、作家成了“胡风分子”,遭到逮捕、拘禁和处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0 06:49:27
  4、投身革命

  胡风1902年11月2日生于湖北省蕲春县赤东乡中窑村。在他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
  他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哥哥。全家只有胡风一人读书上学,走上了文学道路。
  胡风从五六岁起,就帮助家里干活,拾草、砍柴等农杂活都做。整天和穷困儿童为伍,使他带了浓郁的“泥土气息”。
  苦难的童年,使胡风目睹了中国黑暗社会农民的悲惨生活,埋下了反抗和斗争的火种,养成了刚毅和倔强的性格。
  胡风11岁才上村学。他学习成绩很出色,受到教师和同族长辈的称赞。
  1919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胡风在村塾读了6年的古文后,考入了新式的公立小学。
  1921年高级小学毕业后,又考入省城武昌启黄中学。
  新文化的浪潮,已席卷到武汉,在武汉城里出现了大批新文艺作品,先是《新青年》和《晨报副刊》上鲁迅的作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胡风开始以新诗形式,抒发他沉郁的心情,同时又以小说的形式,创作了反映“二七惨案”的《两个分工会的代表》,寄给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于该报副刊《觉悟》上。
  这是胡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23年3月,胡风只身奔向南京,就读于当时颇有声誉的东南
  大学附属中学。这时,鲁迅的小说使胡风受到极大震动。
  从此以后,他有目的地找寻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来看,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如闰土、祥林嫂、阿Q、孔乙己等,都给胡风留下了深刻印象。
  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形成及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新思潮的推动下,胡风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1924年,在学生运动中,他在东南大学附中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胡风离开南京去北平,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
  1926年春胡风从预科转入英语系,这年秋,胡风又离开北京大学,转入了清华大学英语系。
  仅入学数月便退学了。后来,他便应邀回到了处于北伐胜利浪潮之中的故乡蕲春县。
  1926年南方革命的怒潮汹涌澎湃,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革命形势发展迅猛。
  当时湖北省党部由亲共的左派和共 产 党员所组成,胡风返回家乡后出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长。
  家乡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使胡风十分振奋,然而很快白色恐怖笼罩了蕲春,胡风无以立足,又陷入苦闷之中。
  1927年7月,胡风经人介绍到武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宣传干事,参加编辑邓初民 主办的《武汉评论》。
  由于此刊物倾向进步,仅出两期就被停刊。
  这年秋天,为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杨超,胡风在当地参加了国民党第三十一军,在金汉鼎部下任政治部宣传科长。
  后来因胡风不肯去军部讲蒋介石的那套“三民 主义”,被怀疑为共 产 党,上任仅28天就被撤职。
  之后,他又在江西省国民党党部的《民国日报》编副刊《野火》,后改名《长天》。
  胡风经常在刊物上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便被怀疑是共 产 党而两被审查,幸得政治部主任周壁光保释,才免于受难。
  这一时期,他创作的主要是诗,《寒夜》、《夕阳之歌》,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思想状况,后来这些诗都收进他的第一本诗集《野花与箭》里。
  胡风在南昌一切理想的追求濒于破灭,于是,决定和原北京大学英语系的同学朱企霞东渡日本留学。
  1929年9月,胡风和朱企霞来到日本,和朱企霞在东京神田区东亚日语学校学习日语3个月后,又入奥平定私立补习学校的“日语补习班”继续进修日语。
  1931年春,胡风考入庆应大学英语系。此时,胡风接受了日本当时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苏联文学的熏陶,加深了对中国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学传统的理解。
  他虽就读于庆应大学的英语系,但主要精力却放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实际的革命活动上。
  在校期间,胡风化名中川,加入了普罗文化联盟领导下的普罗科学研究所新艺术学研究会。
  他结识了日本著名作家江口涣、小林多喜二,并开始以笔名谷非在《艺术学研究》和《普罗文学讲座丛书》上发表介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和左翼作家的文章。
  这年秋天,由方翰引介,和王承志同时加入日本反战同盟及日本共 产 党机关报《赤旗》报读者小组,后《赤旗》报读者小组被日本共 产 党领导批准为日共党员小组,胡风由此加入了日本共 产 党。
  不久,又与谢冰莹等3人,一起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盟。
  1932年3月,在日共《赤旗》报读者小组和国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双重领导下,胡风和中国留日学生何立华、聂绀弩、王达夫、周颖等组织了“新兴文化研究会”,下设“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
  这年冬天,胡风受日本反战同盟负责人的指派,回上海转达关于召开远东泛太平洋反战会议事宜,并请中国派代表参加筹备会。
  这时他正好得到上海左联韩起来信,传达冯雪峰的意见,要胡风回上海负责文总的宣传工作。
  胡风于是回到上海,他先和文总负责人冯雪峰会晤,商谈了关于文艺运动的意见。
  胡风向冯雪峰辞退了负责文总宣传工作的委任,于12月中,和中国出席远东泛太平洋反战会议筹备会代表楼适夷同船返回日本。
  1933年2月22日,日本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在狱中被日本统治当局杀害,日本警察从聂绀弩的住所中搜出日本《赤旗》报追悼小林多喜二专号,胡风、聂绀弩先后被捕。
  胡风经严刑拷打,不屈不供,在难友掩护下,他和日共的关系始终没有暴露。
  日本警察当局没有确凿证据,不得不在关押3个月后释放,宣布驱逐出境。
  胡风6月底与聂绀弩、周颖一起由日本警察送上车回国,列车起动时,他还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1 06:58:54
  5、鲁迅的战友
  1933年夏天,胡风回到了上海,住在韩起家里。
  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风认识了屠华女士(笔名梅志)。她是江苏常州人。从上海培明女中毕业加入左联不久。
  不久,梅志这位清秀俏丽的少女,与胡风相爱了,并成为胡风最忠诚、最贤淑、最温存、最真挚的终生伴侣、战友。
  1933年8月,胡风接任“左联”宣传部长的职务。
  接任后,他紧密地团结在鲁迅的周围,在鲁迅的指导下进行工作。鲁迅为支持胡风的工作,每月出资20元,作为左联印内部刊物的费用。
  什么是“左联”?这里略作解释:20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有一个地下党领导的进步作家组织,叫做“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参加左联的是一 群反对国民党、拥护党的进步作家,称为“左翼作家”。
  左联的领导人先是冯雪峰,冯雪峰离开上海后,就是周扬、夏衍等人。
  当时鲁迅的名气很大,被主席称为“文化革命的主将”,是公认的左翼作家的盟主,但是鲁迅不是党员。
  1933年10月,胡风接任左联行政书记职务。
  1934年10月,有人向左联党团组织“告密”,攻击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使胡风无法再在左联工作,辞去了左联行政书记的职务。
  但胡风仍紧密地战斗在鲁迅周围,和鲁迅的交往日益密切,鲁迅对胡风也更信任了。
  胡风曾作为中央特科与鲁迅联系的机要通讯员身份,经常出入鲁迅寓所,承担了党中央特科与鲁迅之间联络的使命。
  在此期间,胡风曾为鲁迅转递了中央特科急需知道的关于查明国际情报机关被破坏原因的绝密情报。
  为鲁迅转递了鲁迅捐助军委的经费,还为鲁迅转递了中共高级将领方志敏在狱中寄给鲁迅,托鲁迅转交党中央的用米汤写的密信。
  这些机要文件,都由胡风安全地转交给中央特科的吴奚如,顺利地完成了光荣使命。
  但是,在1936年时,左联的一些人多次找鲁迅谈话,他们根据谣言,怀疑胡风是“内奸”,小报还攻击鲁迅和胡风,说什么“鲁迅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
  鲁迅对敌人的造谣和诬蔑,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等文中,给予了义正词严的驳斥,捍卫了他和胡风的纯洁的友谊。
  胡风为鲁迅的杂文集《淮风月谈》亲拟了广告,扩大鲁迅作品的宣传。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胡风闻讯后立即赶到鲁迅寓所,参加治丧工作,并被推选为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一直忙到22日鲁迅出殡安葬。
  10月29日,胡风作《悲痛的告别》,对先师鲁迅致以沉痛的哀悼。
  在鲁迅逝世后,胡风为日译《大鲁迅全集》做了逐字逐句的校订和注释,同时又参加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选工作。
  不久,在冯雪峰的授意和茅盾的参加下,编辑出版了《工作与学习》丛刊《二三事》、《原野》、《收获》和《黎明》等4辑,刊登鲁迅遗著,宣传鲁迅思想。
  胡风成为勇敢的鲁迅的捍卫者、忠诚的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和鲁迅文艺思想的实践者。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2 08:13:38
  6、和周扬结怨
  由于文艺观点不同,左联内部闹起了宗派。一派是以周扬、夏衍等人为首,姑且称之为“周扬派”,另一派以鲁迅为核心,姑且称之为“鲁迅派”。
  周扬又名周起应。二十五、六岁,年轻气盛,很不把鲁迅放在眼里,该派写了不少文章批评鲁迅,鲁迅非常愤怒,就写文章反击。
  周扬等没有鲁迅那么大的名气,但是有“党的领导”的身份,凡是党员作家都必须听他的,这是党的组织纪律。
  因为鲁迅威信高、名气大,是公认的左翼作家的领袖,所以“周扬派”以各种笔名批评鲁迅,在表面上还装出尊重鲁迅的样子。
  胡风从日本回到上海,当时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便陪同鲁迅前来看望。
  第一次见面之后,胡风接到周扬的通知,担任左联宣传部长。胡风和鲁迅的来往频繁。除了将每期内部小刊物《文学生活》送给鲁迅外,还定期从鲁迅手中取得资助左联工作的每月20元。
  1934年秋,胡风与周扬开始发生矛盾,“周扬派”有人诬陷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胡风愤而辞去左联工作。从此,就开始了专以稿酬为生的作家生活。
  先用谷非笔名,后用胡风。更加深了和鲁迅的友谊关系和工作关系,并和左联盟员周文、宋乐天(王尧山)、彭冰山(彭柏山)、欧阳山、草明、聂绀弩和周颖等保持友谊和工作关系。
  胡风离开左联之后,和周扬在1936年春天,就典型问题展开了一次理论争鸣。
  胡风在1935年5月,应《文学》社的征文,写了《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着重从阿Q形象来谈文学的典型。
  半年之后,周扬在《文学》1936年一月号上发表《现实主义试论》一文,对胡风的观点表示不同意见。
  胡风接着便在《文学》二月号上发表《现实主义底“修正”》展开反驳,周扬也在四月号《文学》发表《典型与个性》与胡风论争,胡风随之再发表《典型论底混乱》。
  这场理论上的论争,以胡风的文章为结束。此后,两人在文艺理论问题上,没再发生直接冲突。
  鲁迅对这段时间胡风和周扬等人的矛盾,1936年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也有过记述:
  “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了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
  “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目瞪口呆。”
  “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
  “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
  “最近则如《现实文学》发表了O.V.笔录的我的主张以后,《社会日报》就说O.V.是胡风,笔录的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远的则如周文向傅东华抗议删改他的小说时,同报也说背后是我和胡风。”
  “最阴险的则是同报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罢,登过一则花边的重要新闻:说我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或快或慢,要看他的办法。”
  胡风与周扬的又一次冲突,发生在“两个口号”之争的风波中。
  1936年春,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口号,在刊物倡导国防文学创作,并于6月成立文艺家协会,签名参加的有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叶圣陶、傅东华、郑振铎、徐懋庸等人。
  在4月,冯雪峰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由陕北到达上海,和鲁迅、胡风取得了联系。
  针对“国防文学”的口号,由冯雪峰创意、鲁迅同意、胡风执笔,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就在6月,胡风在《文学丛报》第三期上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6月15日,鲁迅、巴金、曹禺、张天翼、萧军等未加入文艺家协会的63位作家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胡风率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按照冯雪峰的指示,历来善于争论的胡风,未再写文章参加“两个口号”的论争。倒是鲁迅抱着病躯,在逝世前两个月,以4天时间写出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为胡风再次辩护。
  在胡风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之后,主张“国防文学”口号的徐懋庸于8月1日给鲁迅一信。信中认为鲁迅受了胡风等人的蒙蔽,信中写道: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
  “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
  “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先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
  “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学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公开表示胡风的文章是他请胡风写的,并说口号的提出,是和几个人——包括茅盾——一起商量的。针对徐信中对胡风、黄源、巴金的攻击,鲁迅一一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在说到胡风时,鲁迅将胡风与周扬加以比较,说:
  “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致憎恶起来了。”
  “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
  “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从此,胡风和周扬结下了“梁子”。
  自鲁迅发表此文后,公开的对胡风的攻击,日趋减少。
  10月19日鲁迅逝世,左翼文艺界各派暂时停止论争。
  随后,周扬离开上海,前往延安,开始领导根据地的文艺运动。
  胡风仍在上海,从事创作,并于1937年编辑《工作与学习》丛刊。“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胡风创办《七月》杂志,
  辗转武汉、重庆等地,开始了他的一生中另一重要阶段。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3 06:01:41
  7、与何其芳笔战
  何其芳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期间,厌倦于哲学的枯燥,转而从事文学创作,和卞之琳、李广田、萧乾等青年作家,构成以杨振声、沈从文、林徽因等为中心的京派文人的新的一代。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何其芳于1938年到达延安,转而从事文艺理论和批评,加入了中国党,成为文艺界的一位领导者。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后,他两度到重庆,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长,负责宣传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面简称《讲话》)精神,是中国党在国统区领导左翼文艺的领导人之一。
  何其芳1944年底来到重庆时,胡风正忙于筹办《希望》。
  自1937年9月创办《七月》周刊后,胡风在这几年中一直断断续续地出版着《七月》,向文坛推出了路翎、阿垅、丘东平、田间、绿原、曹白等人,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七月派”的文艺流派。
  1944年,国民党重庆当局吊销了《七月》的登记证。
  胡风在愤慨之中,筹办起新杂志。按照当时规定,重新登记必须在银行有一笔存款作为保证金。
  当时住在重庆的周恩来,支持胡风的工作,拿出一笔钱,使胡风的新刊物《希望》得以问世。
  胡风见到何其芳之前,这一年已经在重庆参加过讨论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
  他赞同主席的《讲话》,却又反对机械地去理解它,反对不考虑国统区实际、教条地套用解放区的办法。为此,胡风与党员作家、一些左翼作家,产生了认识上的矛盾。
  1944年3月18日、19日,一部分文化人集中到重庆郊区,由冯乃超主持,讨论主席的《讲话》。
  第一次讨论要胡风发言,胡风就当时国统区的环境作了一些分析,说明当时当地的任务要从与民 主斗争相配合的文化斗争的角度去看,不能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去看,应该从“环境与任务的区别”去体会并运用“讲话”的精神。
  在第二次会的讨论中,因为胡风提到过当时的主要任务还不是培养工农作家,但蔡仪不同意,说应该是培养工农作家。胡风觉得这样讨论起来很困难,没有再说什么。座谈会也没有续开第三次。
  胡风不会想到,就是他这样坚持独立见解的个性,实际上会令许多人认为胡风反对《讲话》,这消息传到延安,可能使《讲话》的作者主席不快或愤怒。
  何其芳此次来重庆,宣传《讲话》是主要任务之一。他的到来,虽不能断定是冲着胡风而来,但至少可以相信与胡风的举动有某种联系。
  和何其芳一道来重庆的,还有刘白羽,他到《新华日报》编副刊,也是**领导左翼文艺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1944年,何其芳刘白羽同志到了重庆。
  胡风用文协名义约了一批比较进步的作家为他们开了一个小会,请他们作报告。
  何其芳报告了延安的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
  由于何其芳的自信的态度和简单的理解,给胡风等人的印象很不好。
  何其芳的口气使人只感到他是证明他自己已经改造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
  会后就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连冯雪峰后来都气愤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
  胡风在对思想改造问题的认识上,由此发生了分歧。他又一次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意识。
  难道他不知道,延安整风运动中,主席的《讲话》中,所强调的不就是思想改造,特别是知识分子、文艺家的改造吗?
  胡风后来就写了《置身在为民 主的斗争里面》,批评何其芳的“改造”观点。
  他的文章,无非是对何其芳的观点的一种矫正。但是,单纯的胡风没有想到,何其芳是“替天传道”,他的笔打向何其芳,事实上,也打向了延安……
  在《希望》创刊号上,胡风发表了两篇引来批判的文章,一是他本人的《置身在为民 主的斗争里面》,一是舒芜的长篇论文《论主观》。
  胡风受到批判的,是他在文中提出的“自我扩张”。胡风在探讨现实主义理论时,强调艺术创作是特殊精神活动,作家在反映生活时,必须重视感性对象,重视自己情感也即主观的介入。
  舒芜则在《论主观》中,直接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主观在生活中、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主观的重要性。
  写出长达数万字的《论主观》的舒芜,是路翎的好友,经路翎介绍,胡风认识了他。
  《希望》创刊号于1945年1月一经问世,当即引起重庆左翼文化界的强烈反响,紧接着便是批判。
  1月25日,由党领导的文化界人士,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会议由冯乃超主持,茅盾、蔡仪、冯雪峰等参加。4月,黄药眠在成都写出长篇论文《论约瑟夫的外套》,系统批判舒芜的《论主观》,认为文章宣扬的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
  批判舒芜的《论主观》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高潮,在两年后的1947年重又掀起。
  这时,党领导的文化界因国共两党的关系破裂、内战爆发,已由重庆移至香港。他们到香港后,重新组织系列文章批判胡风等,参加论战的有乔冠华、邵荃麟、胡绳、黄药眠、林默涵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5 06:52:32

  8、与主席的分歧

  胡风作为文艺理论家,他的文艺思想和主席的文艺思想有分歧,对文艺界的金科玉律——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完全认同。胡风与主席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有哪些呢?
  第一点分歧:
  主席强调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否定文艺自身的独立性。
  主席在《讲话》中强调:“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
  主席要求作家、艺术家们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在此前提下注意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使之成为政治斗争的“好工具”。
  在主席看来,文艺离开了政治斗争和党派需要,就成为了多余。
  胡风不仅始终反对将文艺降低为政治的附庸,而且也从来不同意“政治标准第一”的文艺批评原则。
  胡风始终强调的是“社会学与美学原则相统一”的批评方法。
  依胡风的理解,文学与政治彼此完全不存在谁主谁从、谁尊谁卑、谁高谁低的问题。
  他不赞同文艺成为“权变的政治战术的应付”。
  他希望文艺不要异化成党派政治斗争一时一事之利的吹鼓手,也不要异化为政治领袖包装自己的遮羞布和剪除“异类”的刀枪。
  胡风对那种“一切都简简单单地依仗政治”,完全忽视“文艺底专门特点”的错误乃至荒唐做法,总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抵制。
  第二点分歧:  
  主席只要求文艺应无条件地歌颂农民,为农民服务,却几乎不提文艺对农民更应具有且必须具有的启蒙和教育作用。
  他明确反对“嘲笑和攻击人民”,明确反对“暴露人民”。
  他看不惯知识分子,力图把知识分子工农兵化,以工农兵为模式来改造知识分子。  
  胡风始终坚决反对文艺只顾宣传、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加抗战,却完全忽视农民精神奴役的创伤,完全忽视对农民的封建思想意识的教育和改造的做法。
  胡风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与主席大相径庭。
  他认为应注意“知识分子底游离性,即所谓知识分子底二重人格”的问题,但强调“知识分子也是人民”。

  第三点分歧:
  在主席看来,无产阶级文艺就必须、也只能无条件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服务,也就是为农民的革命服务,为农民服务;
  他只强调文艺形式必须服从农民的欣赏水平和习惯,而农民的欣赏水平和习惯主要是传统、简单、落后的民族形式,那么无产阶级文艺当然就只能重视、提倡、推广并发展民族形式。
  换言之,主席是主张唯民族形式独尊的。
  主席对现代文艺和外国文艺既无了解,也没有欣赏能力。
  他认为,既然文艺是政治的附庸、工具,那么作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外国文艺及其表现形态当然也就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工具。
  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又是中国的革命对象,那么对外国文艺当然就只能坚决否定、抵制和排斥了。
  正是因为如此,主席终生只喜欢、只看重、也只倡导“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代表形式就是从陕北流行到全国的大秧歌。
  胡风认为,对于民众的欣赏水平与欣赏习惯不能一味迎合,打破窠臼,丰富并提高民众欣赏的文艺形式以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欣赏力,是文艺本身发展的要求。
  他严肃批评了那种在文艺形式问题上只顾一味迎合民众的欣赏习惯,却完全忽视文艺的启蒙、教化和改造作用的突出问题。
  胡风还认为,不能把本民族传统的旧形式(民间形式)视作现实或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形式,甚至不遗余力地予以提倡,因为传统的文艺形式本身沾染了大量的封建毒素,是非弃旧图新不可的。  
  胡风还认为,发展并创造文艺的民族形式,必须学习国际革命文艺的经验。
  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国际的东西变成民族的东西,把民族的东西变成国际的东西。他还主张,发展并创造民族形式,必须发扬五四新文艺传统。
  第四点分歧:
  关于艺术源泉问题,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写道:“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在主席看来,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文学艺术与其创造者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劳动只不过是“流”──从“源”生出的产物而已。
  胡风却认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活动绝不是简单地挖掘人民生活这个“源泉”,没有他们创造性的杰出贡献,无处不在的人民生活这个单一的“源泉”里不可能产生丰富多彩的作品来。
  由于胡风与主席对艺术源泉看法的分歧,他们对创作过程的看法也自然不同。
  主席重视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深入,却忽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劳动及其过程。
  主席认为,一切作家艺术家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其“火热的斗争中去”,才有可能进行创作。
  在主席看来,只有在中共领导下的工农兵的活动才算是生活,而其它任何阶级、阶层、党派和社会群体的活动都不能算是生活。
  主席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促使作家、艺术家为政治服务,在这个层次上的“文艺”自然就只需要把“工农兵”的思想、情感、立场、秉性、甚至一举一动表现出来就可以了。
  胡风比较强调作家艺术家的主观努力在文学艺术形成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胡风虽然也说“作家要深入人民……作家要与人民结合,但他并未象延安时代许多文化人那样随波逐流甚至亦步亦趋地跟着主席,把深入工农兵生活抬到至尊至上的位置。
  此外,在人物与题材,人性、人道主义与阶级性等方面,胡风的观点也与主席存在着较大分歧。
  比如在人物塑造上,主席主张应刻画在主席思想和党的阳光普照下茁壮成长的、既高大又完美、且光彩照人的工农兵形像,以歌颂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的英明领导和赞美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写中间人物和落后人物。
  而胡风则认为,作家艺术家在塑造人物形像时必须注意揭示人物“精神奴役的创伤”,以对国民进行启蒙教化,对国民的劣根性起到医治作用,从而促进民族和社会的进步。
  文艺思想的分歧和争论,本来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但是,主席是党和国家的领袖,主席的文艺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文艺思想,不认同主席的文艺思想,就是不听主席的话,就是反对主席,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就是那时分析问题的逻辑。
  但是,胡风不识时务、不接受批评、顽固不化,拒不放弃自己的文艺观点。他遭遇磨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19 05:16:27
  9、第一届文代会
  北平解放后,1949年7月2日,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地点,北平中南海怀仁堂。
  几百位代表来自东北、华北、西北、中原……他们风尘仆仆,一起参加新的时代文坛的第一次大规模会议。
  胡风和周扬重逢在北平。此时,当年平等的论敌双方,却发生了重要的力量、地位的变化。
  这时的周扬,是延安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具体领导人,在主席、**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他早已不是30年代上海文坛的青年人,而是新时代文艺的开创者之一。
  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随着人民解放军的步步胜利,周扬将成为整个中国文艺工作的领导者。
  周扬端坐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主席台上。他是这次大会主席团副总主席。
  相比之下,胡风不免黯然失色。
  虽然,十多年来,他精心编辑的《七月》、《希望》杂志,培养了一批诗人、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形成影响颇大的“七月派”,但在政治远重于文学的中国,这种文学上的成就,在今天,是微不足道的。
  更何况,他的文艺思想,“七月派”的创作,早在重庆、香港,就开始受到党作家的严厉批判。
  那些批判过他的人,今天,同样和他坐在一个大厅里,这不能不使胡风心中有着难以排遣的郁闷和烦恼。
  1949年初,胡风从香港辗转入北方解放区时,一方面为自己渴望已久的党事业的胜利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对文坛上的前景、特别是自己的处境如何十分担忧。
  去年在香港,党员作家们刚刚集中批判过他的文艺理论以及友人路翎的小说,现在,他们一跃成为领导者,再加上与周扬的旧日积怨,他们会如何对待自己呢?
  一走进北平,接踵而至的几件事,对胡风的情绪打击很大,开始感到阴云正在头顶翻卷,自己的处境正日益艰难。
  他听说:在华北大学,读过他的作品的学生,在鉴定上就要写上“受胡风思想影响”一条。
  他听来自延安的作家讲:在延安时期,周扬在讲演中讲到鲁迅时,总要骂到他。
  对胡风打击最大的,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进北平之前,在石家庄,胡风见到过去重庆时期领导并支持过他的周恩来。周恩来嘱咐胡风,到北平后和周扬、丁玲研究一下组织新文协的问题。
  然而,就在胡风抵达北平的前一天,将旧文协从上海迁至北平的决定已经做出,胡风对此毫不知晓。
  到北平后,也没有任何人和他谈过处理旧文协和组织新文协的问题。而过去十年间,胡风一直在文协负责实际领导工作。
  胡风被冷落一边,没有人找他商量组织新文协问题。他不由醒悟到,他已经失去信任。
  紧接着关于《文艺报》编委的工作安排,胡风产生了抵触情绪,对周扬等人的做法极为不解和不满。因为周扬官气十足,事先没有和胡风商量就任命胡风为《文艺报》编委。
  胡风拒绝担任《文艺报》的编委,成为和周扬的第一次不愉快的新冲突。随后,在起草大会报告上,胡风又一次表现出他的消极情绪,作出另一个错误的决定。
  在3月召开的文代会筹委会上,胡风被选入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其他成员为:阳翰笙、叶圣陶、冯乃超、周扬、茅盾、胡绳、黄药眠、钟敬文、杨晦等。
  这些人中,有的和胡风交过锋,是1948年在香港批判胡风的主要人物。胡风无法迫使自己静下心与他们坐在一起,再加上已经感觉到的不信任感和受人冷落,他拒绝参加起草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
  胡风的这个不妥当的决定,导致对手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总结历史、打击“胡风派”。
  胡风从来将自己视为左翼作家的一个重要代表,视为中国党事业的分子,对于中国党的胜利,他非常自然而然地视为自己的胜利。
  对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他翘首相望,赞歌不绝;可对共和国的第一次文艺聚会,他却矛盾重重,甚或失去兴趣。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0 06:38:37
  10、茅盾批判胡风

  胡风拒绝参加起草委员会得到的第一个打击,也在这个怀仁堂里,会重新荡起他心中的阴云。
  当时任何简单又简单、普通又普通的词语,后来看来,其实都包含着它们本身所无法含蕴的内容。
  第一次文代会开幕后第三天,7月4日,仍在怀仁堂里举行大会,由大会主席团副总主席茅盾作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集中介绍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运动的发展概况。
  这就是胡风坚决拒绝参加起草的那个报告。在发表这个报告时,茅盾在附言部分谈到报告的起草时,特地说明:“胡风先生坚辞。”
  茅盾在报告中,不点名地介绍了国统区对胡风文艺思想观点的批评,还不点名地将受过批评的以路翎的小说为代表的作品,列入不正确的倾向之中。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文艺思想理论”的发展,茅盾单列一节概述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标题为“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
  茅盾批评道:
  1944年左右在重庆出现了一种强调“生命力”的思想倾向,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经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表现。……
  然而有人以为革命理论的学习是足以使作家“说谎”,以为发扬作家的“主观”才会有艺术的真实表现。
  他们认为既然是革命的内容,天然就有革命的立场,如果本来没有革命的立场,怎样努力去学习和改造都是空的。
  他们认为,作家过着怎样的生活就可以怎样的“斗争”,这样的说法在国民党统治下作家的自由完全被剥夺时,本来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但他们因此就抹煞了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必要。
  他们一方面强调了封建统治所造成的人民身上的缺点,以为和人民身上的缺点斗争是作家的基本任务;
  另一方面又无条件地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的斗争,以为这种斗争就是健康的原始生命力的表现,他们不把集体主义的自觉的斗争,而把这种所谓的原始的生命力,看作是历史的原动力。
  他们想依靠抽像的生命力与个人的自发性的突击来反抗现实,所以这在实际上正是游离于群众生活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胡风坐在怀仁堂里,听到这些话时抵触情绪愈加强烈,他更加感到无形的压抑。
  茅盾接着讲:
  “一切问题只在于我们能否学习——向时代学习,向人民学习。在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飞跃过程中,需要我们能够明确地辨别新与旧的不同。……”
  “如果我们由于长期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因而习惯于一套适合于旧的社会关系的看法,到现在却仍旧继续用这种看法来对待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文艺工作在新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那么,我们势必落后于时代,乃至为时代所唾弃。”
  胡风面临惟一选择,就是适应新的环境,也就是放弃自己过去的观点,改变自己过去死不低头的态度。
  然而,他没有。
  胡风的性格,热情,以及业已形成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抵触情绪,都使他难以在外界的压力下,改变自己。
  胡风诞生于1902年,是在五四时期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受民 主、科学的熏陶,早已习惯于文坛平等争鸣的环境。
  那是一个特别的年代。在文艺创作上,年老的、年少的、著名的、初出茅庐的……全是独立的分子。
  血气方刚的创造社青年,敢于独树一帜,向卓有成就的文学研究会挑战;尚未走进文坛、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巴金,二十来岁,却敢发表文章向被视为诗界巨星的郭沫若挑战;
  “太阳社”蒋光赤和他的同人们,居然毫无惧色,直接向鲁迅开炮……
  一个热闹得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一幅幅平等争鸣的历史画面。作家们,也许各自有很大成见,也许矛盾永远不能消融,然而,争论的双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都是天经地义的客观存在。
  谁也不能借助文艺之外的什么力量,来取得自己在文艺争论上的胜利。
  胡风成长于那个时代,他属于那个时代。
  面对即将诞生的时代,他会感到陌生,但他绝对相信,会是更为民 主自由的时代,会是“五四”时代的延续。因为,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正是充满民 主精神的社会。
  胡风的思路没有纳入报告中点明的轨道,他没有去预想,当年争论的双方,会因政治地位的变化而打破力量的平衡。
  胡风没有“明确地辨别新与旧的不同”,这样,他就注定“势必落后于时代,乃至为时代所唾弃”。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1 05:54:02
  11、何其芳批判胡风

  胡风参加了政协会议,出席了开国大典,这对他是一种极大的快乐。但是,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卷起的阴云,仍然时时笼罩着他。
  正在胡风满腹愁云的时候,过去论战的“论敌”何其芳又向他开炮了。
  何其芳1949年在《关于现实主义》一书的序中,再次批判胡风。他没有在正文里点出胡风的名字,而是采用注文点出的方法。
  在序里,共有十条或长或短的注文涉及到胡风。
  在正文里,何其芳将胡风的强烈“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思想,界定为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文中还有一段分量很重的话:
  “等到后来,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达了国民党统治区,并不久就成为那个区域的革命文艺工作的指南,而这种明确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就不但要破坏小资产阶级的创作情绪,而且必然也要破坏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
  “从此之后,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主席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
  此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一个月后的时候讲出,其分量不可低估,他告诉人们:胡风抗拒主席的文艺方向。
  主席是新中国党政军的伟大领袖,“抗拒主席文艺方向”简直就是罪大恶极!
  但是,胡风自不量力,竟然拒不检讨、俯首乞降,反而挺身应战。
  他采取与何其芳同样的办法,1950年4月13日,在论文集《为了明天》后面写了长篇“校后附记”,并且也是在注文中点出何其芳的名字,注文长达数千字。
  胡风太天真了,他还没有认识到何其芳给他扣的那顶帽子的厉害,他思维的惯性依然在原有的轨道上运行,他着眼的是具体的问题的争辩、解释,他胸中充溢的是业已形成的作家间的敌视情绪。
  对何其芳,他一直有着抵触情绪。他对那些歪曲或抓住片言只语作教条式批判的作法,本能地产生反感和轻蔑。
  他需要的是令他心服口服的理论家的宏论,而不是借助政治地位以势压人!何其芳文中那句“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主席的文艺方向的抗拒”,居然没有吓住胡风。
  他争辩着,仍是满怀对文艺的热忱,仍是郁积着年以继年形成的恩恩怨怨。
  一些文化圈子之外的朋友,在胡风面前常常为他打抱不平,建议他去要求和周恩来见面谈一次,以求问题的解决。
  胡风同意了,他写信给周恩来,提出这一要求。
  周恩来未与他见面,倒是由时任主席秘书和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来找他谈过一次话。
  胡乔木对胡风谈了三点:
  一,说胡风对于党的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
  二,说胡风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党不同,而且这还不是“群众”的意见;
  三,他劝胡风,脱离了党就是脱离了群众,应该和整个党做朋友,应该多看看党里面的坏人……。
  胡乔木的话给了胡风很大的鼓励,也使他感到了出乎意外的迷惑:他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怎么会和党不同呢?
  胡风是感到了困惑不解。他从来认为自己大半生都在追随党的事业,根本不存在将个人同党平列起来的“和整个党做朋友”这样一个问题。
  不过,胡风仍然将自己自一次文代会以来对文艺现状的担忧和思考,真实地托盘而出,并告诉胡乔木,这些便是想和周恩来谈话的主要内容。
  胡风在文代会前后,和一些作家的交谈中,开始感觉到文艺上出现了一种他认为的偏向,那些负责人对文艺问题的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理解,气势日益旺盛,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是完全被否定、被贬低了。
  五四文学被说成小资产阶级的,不采用民间形式也说成小资产阶级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胡风感觉到虽然不一定总是用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一谈到具体问题,便成为支配性的理论。
  那些负责人,带着文坛征服者的神气,好像革命的胜利已经完全保证了文艺上的胜利,胡风却不然,他反而认为这种理论和现状,预示着文艺潜伏着危机。
  这一忧虑,胡风告诉了胡乔木,说他担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胡乔木当场否认了胡风这一说法。
  谈话归来,胡风被胡乔木那句话“脱离了党就是脱离了群众”所打动,他明白这是带有原则性的话,自己应该明确表明态度。
  于是,几天后,胡风给胡乔木写信,表示希望能解决党的组织关系问题,因为自上世纪30年代从日本回国后,胡风的党员身份一直未能明确。
  和胡乔木又见过一面,回答胡风,组织问题可以考虑。但此后这一问题石沉大海。  
  与周恩来的见面要求未能实现,解决组织问题的愿望又被推向无边的未来,胡风显然有些失望。
  1950年2月,胡风离开北京(此时北平已改称北京)回上海与久别的妻儿团聚。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1 19:26:06
  12、胡风的朋友们
  1950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第一个春天。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早就踏上了迎接人民共和国诞生的革命之路。他们中间,有的活跃在延安的大军中,有的在雾都重庆高喊着推翻旧制度的战歌。
  一旦走到新旧制度交替的转折点,他们抖一肩仆仆风尘,再吟一曲高歌,就像溪水必然汇入大河一样,毫无迟疑,毫无困惑,高昂着头走到了共和国的起跑线上。
  在天津——
  鲁藜,这位1936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的诗人,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写出歌颂延安的《延河散影》,发表在《希望》创刊号上。
  他是胡风“七月派”中一位重要人物。他早在1949年1月就随解放军大军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
  卢甸,也是在《七月》、《希望》上经常发表作品的诗人。1947年他到共 产 党领导下的晋察冀根据地,结识了鲁藜,加入了晋察冀文联和中国共 产 党。如今担任天津文学工作者协会秘书长。
  阿垅,1939年曾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因受伤到西安治疗,又就读于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战术教官,并与中共地下党建立联系,传送军事情报。
  这位著名诗论家,热情赞颂的是来自延安的诗,延安的文艺。1949年,他也到了天津,任天津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部主任。
  在北京——
  在20岁写出长诗《鄂尔多斯草原》的牛汉,早在1946年就参加了中国共 产 党,在开封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到达华北解放区,此时在华北大学招生委员会工作。
  随解放军大军一起进入北京的徐放,曾先后在延安、华北根据地等地区工作,任教于北方大学艺术学院文学系等,并于1948年参加了中国共 产 党。此时,他在《人民日报》文教部工作。
  谢韬本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却与“七月派”诗人方然、卢甸等人关系密切。
  他1946年便在重庆《新华日报》任记者,后来撤退去延安。此时在北京华北大学任社会科学系党支部书记。
  在武汉——
  诗人绿原是《七月》、《希望》上最为活跃的作者之一,1948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1949年以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文艺组副组长。
  诗人曾卓在1939年就加入中国共 产 党,年龄只有18岁。此时,在武汉,他已是年轻的文艺界领导。
  在上海——
  在上世纪30年代左联时期就与胡风熟悉的彭柏山,1935年加入了中国共 产 党,随后在新四军中担任领导职务,此时任二十四军副政委。后来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罗洛,从事写诗和翻译,此时任报社记者。
  贾植芳,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后任系主任。
  耿庸,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培养学馆工作,后调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
  王戎、梅林、何满子……都在不同文化岗位上开始新的工作。
  在杭州——
  方然,1938年曾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后回国统区,1947年在重庆曾组织、参加学生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斗争。1950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参与筹建浙江省文联,任编审部部长。
  和曾卓、邹荻帆等一起编辑过《诗垦地》的冀汸,此时在杭州任文学编辑。
  在南京——
  胡风最为赏识的路翎,以其非凡的才华在国统区为评论界推崇,1949年后创作力更为旺盛。此时,任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创作组长,随即调任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副组长。
  化铁,诗虽不多,却被阿垅备加赞赏。此时,他在南京部队中任气象参谋。
  欧阳庄不是诗人,却和化铁等创办《蚂蚁小集》,后来又成为胡风起草三十万言书的得力助手。此时,他任一家工厂的党支部书记。
  在四川——
  在广东——
  在湖南——
  ……
  天南地北,胡风和他的朋友们——熟悉的,甚至不熟悉的——此时,都在为共和国努力地工作着。
  对于他们,释放胸中的热情,创造,再创造,是天经地义的历史责任。文艺这座殿堂,是他们痴心向往而为之倾心的,他们毫不怀疑,共和国的诞生,会使他们将这座殿堂装扮得更为壮观。
  选择,痛苦的反省,不属于他们;在理智和情感上,他们无不充满自信和骄傲;他们本来属于这个时代,属于这个共和国!
  春天,1950年的春天,对于他们来说,本应是从未如此明媚、温暖的季节。
  然而,对他们这也是一个多事之秋。
  胡风参加了政协会议,出席了开国大典,这对他是一种极大的快乐。但是,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卷起的阴云,仍然时时笼罩着他。
  几天后,胡风给胡乔木写信,表示希望能解决党的组织关系问题,因为自上世纪30年代从日本回国后,胡风的党员身份一直未能明确。
  和胡乔木又见过一面,回答胡风,组织问题可以考虑。但此后这一问题石沉大海。  
  与周恩来的见面要求未能实现,解决组织问题的愿望又被推向无边的未来,胡风显然有些失望。
  1950年2月,胡风离开北京(此时北平已改称北京)回上海与久别的妻儿团聚。
  火车向南方开去。他的身后,是悄悄远去的灰蒙蒙的古城,灰蒙蒙的天空,而一次对阿垅——也是对他的打击——此时正在这片天空下面酝酿着。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2 07:54:21
  13、阿垅受批判
  阿垅是著名的诗论家,是“胡风派”的骨干。1949年,他任天津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部主任。
  1950年3月12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上,以半版的篇幅,在头条位置发表了陈涌的文章《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
  陈涌在文中批判阿垅发表在天津《文艺学习》第一期上的论文,认为阿垅“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不正确的错误的解释”。
  陈涌指责阿垅在文中歪曲了主席关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讲话精神,却用“十分直率的态度宣布了自己的纯粹唯心论的观点,这就是‘艺术即政治’”。
  在逐层分析批判阿垅“歪曲”主席的文艺思想、“歪曲”马列主义的错误之后,陈涌结束语这样写到:
  总的一句话说来,阿垅这篇名为《论倾向性》的论文,形式上是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和公式主义,但事实上,却是也同时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的,……起来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  
  “便起来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阿垅读着这句话,无形中巨大的重量压在头上,压在心上。
  他无法承受这种意想不到的压力,更无法理解自己的理论为何被戴上这样一顶吓人的帽子。
  翻开自己的诗论,何尝主张过“艺术即政治”。此时,阿垅多想为自己辩解,多想表明自己只不过主张文艺不是服务政策,文艺应有自己的规律。
  阿垅没有想到,第二天,3月19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又发表批评他的文章。
  署名史笃(即蒋天佐)的《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一文,主要指阿垅以“张怀瑞”笔名发表在上海《起点》第二期上的《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歪曲马克思的原话,借以推销自己错误的论点。
  史笃首先指出,在引用马克思在《新莱茵评论》上的一篇书评中的一段话时,阿垅引了错误的译文,同时也没有完整引出来,只是为己所需,并从马克思的话里作出和原意完全相反的推论。
  为什么**中央机关报在短短一周里,接连两次批判他这位并非显赫的理论家,阿垅真是感到难以名状的困惑和痛苦。
  他爱冲动,爱发火,但他也常为这种性格的弱点而头痛。他知道自己并非圣人,头顶上决没有耀眼的光环,更不会没有缺陷让人抓住。
  他心里无底,难以预料这两篇文章之后,迎着自己而来的还会有什么。是风?是雨?是灾?是祸?
  3月21日,阿垅给《人民日报》编者写去一封检讨信。3月26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以《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为题发表了阿垅的信,并加了编者按语。
  编者按语中说:“……现在阿垅先生来信表示接受批评。我们认为他的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是很好的,值得欢迎的,并且相信,经过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在文艺思想上将最后达到一致。”
  检讨信发表了,事情却没有了结。
  《文艺报》在7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8期上,发表短论《我们需要深刻具体的检讨》。
  作者陈淼批评阿垅的这份检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自我批评的一例”,还认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仅仅肯定了阿垅勇于承认错误的好的一方面,而未能更进一步指出他的检讨不够正面,不够深刻的地方”,也是不够妥善的。
  胡风在上海与何其芳打笔仗,天津的阿垅,也从一时发懵的窘境中渐渐清醒过来。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更加感到针对批评,他有必要写文章向读者解释他的文艺观点,有必要以详尽的论述,撩开罩在自己头上的雾纱。
  阿垅5月之后,便写长文予以答辩,寄给周扬。周扬给阿垅写了复信,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向他提了意见,退回了他的稿子,这是在1950年6月。
  到8月,阿垅不同意周扬的意见,不改正文章的错误,又增加了文章的字数。把稿子寄到报社,要求刊登。并声明不得改动,还要求《文艺报》也必须刊登。
  他的理由是,《文艺报》转载了批评他的文章,就必须以“同等待遇”。
  当然,党是并无平等对待任何意见任何文章的义务,如果是这样,报纸就成为没有党性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商店了。
  报社把稿子寄回给他,希望他至少要做到写得平易些、精炼些。
  阿垅收到他们的退稿,毫不理睬报社的意见,反而在原有文章基础上,又增加了字数,在10月份又寄到《人民日报》文艺组负责人,袁水拍处。
  袁水拍再寄回,告诉阿垅,“如果拿出达到两个半版面的篇幅来刊登他的这样的文章,是不符合《人民日报》的方针的。”
  仍要阿垅压缩、修改。阿垅在收到退稿的当天,又原封不动地再寄往《人民日报》,“还是说非登不可”。
  袁水拍不再理睬阿垅了,阿垅的文章便留在《人民日报》文艺组,一年,两年……一直到1954年底。
  阿垅此时为了这种来来回回的稿件旅程,心中充溢着作战一样的情绪,这情绪无法平息,他也就无法冷静。
  他就写信给朋友述说自己作战一般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仅仅是阿垅的,不仅仅是胡风的,而是他们和朋友们共同的心境。
  他们会一直拥有这种情绪,走向灾难。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5 11:03:12
  1955年,中国大陆曾经发生一起震惊中外的“文字狱”——“胡风反 革 命集团”冤案,接着开展了肃反运动。本书讲述了“胡风反 革 命集团”冤案的来龙去脉,介绍了胡风和“胡风分子”们的人品学识及历经的磨难,展示了肃反运动的一些冤案。内容翔实丰富、叙述生动活泼,再现了一九五五年那个震惊中外的文坛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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