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部落

小圈子,大声音!呼朋引伴网聚部落!

创建新部落?

【国朝野史卷35】大鸣大放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3 08:41:51 点击:4135 回复:18
脱水模式给他打赏只看楼主 阅读设置
  【国朝野史卷35】大鸣大放

  第1章 草色遥看近却无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像一股春风吹向了笼罩在严寒中的知识分子,他们颇觉兴奋,又心存疑虑,怕是在梦中。
  北大教授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写出了那时许多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情:
  “去年1月, 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
  “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案,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人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些,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大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
  “百家争鸣恰好解决当前知识分子思想发展上发生出来的这些问题。据我的了解,百家争鸣就是通过自由讨论来明确是非,即是知识分子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在观点、方法上更进一步的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的。他们希望具体弄清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唯心的为什么不对,口服心服地在思想上进人工人阶级。他们欢迎百家争鸣,因为百家争鸣可以保障不会冤屈任何一点正确的东西,而且给任何一点可以长成为正确的东西充分发展的条件。”
  费孝通把百家争鸣理解为知识分子进一步改造思想、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途径,这真显示出了七八年来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的巨大成绩。要是百家争鸣真达到了这个目的,也就不枉毛 泽 东 、陆定一的一番提倡了。只是对于这一方针的贯彻,费孝通并不怎样乐观。他说:“这是早春天气。‘草色遥看近却无’。”不少知识分子对百家争鸣的方针心存疑虑,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
  不久以后的事实表明,这些并不是知识分子的过虑。
  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等到鸣了起来,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惊呼:“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于是,就有人划出了条条框框,还有人高举大批判的板斧猛砍“资产阶级毒草”。实际情况比费孝通这篇文章估计的还要严重一点,对这方针抗拒的人也并不少。
  人们记忆较深的一次争论是由郭沫若引发的。当时担当中国文化代言人角色的郭沫若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发言时说:“我们的‘百家争鸣’不仅要鸣,而且要鸣得好;不仅要争,而且要争得好。”
  这个发言见报后,马上引起“争鸣”。有的说“争要争得好,鸣要鸣得好”这种提法会让人意识为“争得不好的就不能争,鸣得不好的就不能鸣”;有的说郭沫若认为“百家争鸣”不要乱鸣,事实上刚开始的时候不可能没有一些乱的;有的说应该从精神上去理解“百家争鸣”,不应该事先限定一个框子。
  著名民 主人士、浙江省文联主席宋云彬干脆直接提出反对郭沫若的观点,表示不同意在号召“百家争鸣”的同时定出过多的清规戒律来,并且在1956年6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郭沫若谈到百家争鸣,说争要争得好,鸣要鸣得好,将‘争鸣’一词离而为二,仍未脱二十年前轻浮故态。”
  “双百方针”在文学方面引起的第一个反应,是22岁的王蒙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及围绕这篇小说的种种评论。
  王蒙应该说是新方针呼唤出来的新人。多年之后他回顾往事,说:
  “1956年‘双百’方针刚刚提出时便立见成效。那时候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新的艺术探索。
  “我自己也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当时这个勇气是被‘双百’方针鼓励起来的。因为它为文学艺术家们创造了一种轻松自由的气氛,它鼓励了人们进行批评的勇气。”
  这篇描写青年人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说在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 发表,立刻以它的尖锐性引起广泛的注意和争论。一方面它受到热烈的欢迎,一方面又受到严厉的指摘。
  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马寒冰的文章认为,这是“一部不真实的作品”,他从“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这一文学范畴出发,认为像小说描写的这样的区委会是完全不可能有的,至少在中 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不可能有这样的区委会。如果真有,也只能写篇新闻报道来批评,却不宜写小说。大约他是以为这没有典型性吧。
  李希凡的文章也是以这种典型环境论来批评王蒙:“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者过分的‘偏激’,竟至漫不经心地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李希凡认为,这篇小说“把党的一切组织、人员、工作,都写成了‘一片黑暗”。也有人发表文章,表示不同意这种批评,说这是“用社会学的一般法则,代替了文学艺术的独特规律”。
  马寒冰不只是不满意王蒙的小说,对于提出百花齐放方针以来文艺界的局面更是忧心如焚。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4 16:50:35
  第二章 知识分子疑虑沉默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作报告,动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看作是“鸣放”运动的开始。大半年过去了,党外知识界反应并不热烈。他们的观望态度其实是六七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成果。经过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梁漱溟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不久以前又狂飙骤起,经历了肃清“胡风 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肃反运动,他们中的好些人本人,至少亲友,成了这个运动或者那个运动的对象,多少有点像《水浒传》上描写的吃过杀威棒的军犯一样,他们还能够对求言诏表现出多大的热情来呢?现在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扩大民 主权利,可是响应者寥寥,这就反映了“党和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的知识界的某种紧张关系”。
  1956年‘双百’方针刚刚提出时便立见成效。王蒙 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描写青年人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说在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表,立刻以它的尖锐性引起广泛的注意和争论。一方面它受到热烈的欢迎,一方面又受到严厉的指摘。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马寒冰就是批判这部小说的“急先锋”。
  马寒冰不只是不满意王蒙的小说,对于提出百花齐放方针以来文艺界的局面更是忧心如焚。他和他们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以及两位同事陈亚丁和鲁勒四人联名,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反映了这种忧虑。这篇文章在有礼貌地称颂新方针“给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新的繁荣和无限创造性”之后,笔锋一转,就大谈他们认为新方针所带来的消极现象了。文章说:
  “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
  “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说、戏剧、诗歌,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甚至使有些小品文失去了方向,在有些刊物上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灿烂的这个主要方向的作品逐渐少起来了。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
  陈其通等四人的这篇文章明显表示了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忧虑。
  在1957年1月下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 泽 东让印发了这篇文章。他说,陈其通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们的意见是只有 反革命的花不能让它放。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让它放。也许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一些地方在传达毛 泽 东这些讲话的时候,只转述了他说陈其通等人忠心耿耿为党为国这些话,却没有说他表示了不赞成的态度。这样就似乎是毛 泽 东表扬了陈其通等人了。加上那时邓拓也感到对新方针的宣传没有把握,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之后;很长时间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这也就给读者一种印象,似乎《人民日报》是赞成陈其通等四人的这种意见的,这样就增加了一些人对鸣放的疑虑,更使一些人觉得还是沉默的好。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5 07:11:35
  第三章 毛 泽 东号召“鸣放”
  毛 泽 东决心打破这种可怕的沉默,他要亲自出马来给鸣放以有力的推动。1957年2月27日他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 会议,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向各方面人士一千八百多人讲话,从下午3点讲到7点,讲了四个钟头。
  2月27日毛 泽 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批评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明确表示他不赞成,同时还对《人民日报》发表该文之后长时间不表示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邓拓听了颇觉紧张,于是急急忙忙从来稿中找出陈辽的一篇批评文章登在3月1日的报纸上。陈辽并没有从对于新方针是拥护还是抵制这样的高度来立论,还“认为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对目前的文艺工作是有好处的”。这基本上是一篇就事论事被动应战的文章,与毛 泽 东的批评所提到的高度差距很大。只是《人民日报》一时间拿不出更加符合要求的批评稿件。匆忙间只好先发表这一篇再说。
  接着,《人民日报》又约请茅盾写来了批评文章(3月18日见报)。茅盾已经听过毛 泽 东的讲话,因此他能够站在新方针的高度来批评陈其通他们了。茅盾说:
  “他们的文章是缺乏说服力的,批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其结果不但不能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有效的斗争,而且给读者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来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给广大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鼓舞活跃的知识分子一瓢冷水。”
  “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反对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我极端拥护他们这一个主张,而且我以为这应当是我们在文艺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我们进行这一思想斗争时,要小心提防回到教条主义的老调,要同时大力反对教条主义;简单地采取禁止‘放’和‘鸣’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肃清,是长期的、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我们的批评态度应当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是让大家来‘放’,来‘鸣’,开展自由讨论,从讨论中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
  显然,茅盾是把他从毛 泽 东的讲话中听来的一些意思写到文章里了。
  在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 泽 东再次批评之后, 4月4日的《人民日报》集中发表了批评陈其通等的一组读者来信。接着,周扬在答《文汇报》记者问中也批评了他们(4月9日《文汇报》,11日《人民日报》转载),周扬说:
  “当现在正在要求排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障碍,鼓励大家来‘放’和‘鸣’的时候,这篇文章实际起了一种障碍‘放’和‘鸣’的作用。因为照这篇文章所举的例证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还不过半年多的时间,就产生了如此之多的消极现象,以致反映在文艺上,‘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那末,必然达到的逻辑的结论,就是只有将这个方针收起来。放呢,还是收?在这个迫切的问题面前,我们的作者根据错误的判断作出了错误的回答。造成这个主要错误的原因就在作者对当前文艺状况的考察是片面的,他们是用教条主义的眼光,带着宗派的情绪去观察事物的。”
  周扬虽然指出这篇文章起了障碍“放”和“鸣”的作用,还是笔下留情:教条主义吗?只不过带着这种眼光,宗派主义吗?更谈不上主义,不过一点宗派情绪。周扬的答记者问,也批评了钟惦棐,却不说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情绪,而是说他“采取了抹煞一切的态度,把解放几年来电影事业的成就全部否定了”。
  在这几个月里,毛 泽 东多次把陈其通等人作为教条主义的代表、把钟惦棐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同时拿出来批评,可是他只是催促《人民日报》批评陈其通等人,并不催促批评钟惦棐。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意图还是排除障碍动员鸣放。
  关于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人民日报》于3月12日刊出林默涵的文章《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文章明显反映出了毛 泽 东的意见。林默涵的文章表示,不能同意对这篇小说的“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他指出:“说北京不会产生这种人物,不但不符合事实,也表现有些人对于艺术上的‘典型环境’这个概念是没有弄清楚的。 ” 林默涵对小说及其作者作出了在他看来是很高了的评价:“小说的作者对于复杂的生活是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观察和思索的,因此,他能够在别人所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出某种值得注意的东西。可宝贵的,不但是作者的这种能够捉住生活中某些值得注意的事物的能力,还有他的敢于向缺点进攻的勇气。”“应该说,这篇小说在揭发生活中的消极事物,在描绘各种样子的官僚主义者和政治衰退分子方面是比较成功的,是具有一定的深度的。”小说的问题,林默涵认为,是主人公林震的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孤芳自赏的情绪”,以及作者“抱着同情和欣赏的态度,把那些缺点也当作优点来加以爱抚和赞扬”,“作者痛恨生活中的消极事物,可是他却没找到能够战胜这种消极事物的真正的积极力量”。这些意见同毛 泽 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贯论断也是相符的。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6 06:36:12
  第四章 吓死马寒冰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以《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为题的社论,首次在报纸上正面阐发毛 泽 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社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它说,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他们的思想必然在学术文化领域内有所表现,这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解决,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而且这样作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禁而不止。社论还认为“双百方针”只能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这篇社论对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认为他们“对于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幅吓人的暗淡的图画”。社论说:“何以会有这种极端歪曲的估计呢?这是由于,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但是,党不能接受他们的这种‘劝告’,因为他们的方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社论结尾处,《人民日报》还作了自我批评:“本报在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以后,长期间没有加以评论,是造成这种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社论表示:“不但应该批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应该批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这是指陈其通等四人文章),批判对于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态度(这是报社的自我批评)。”
  这时毛 泽 东刚从南方回来不久,看了这篇社论颇为赏识。当天中午,他把邓拓,《人民日报》的几个副总编辑和编委找去,特别指名要这篇社论的执笔者王若水也去,在他的卧室谈了一个下午。
  毛 泽 东说,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 产 党的报纸没有声音,而让非党的报纸抓住这面旗帜。……
  邓拓汇报,他一上来就作检讨,但他的话多次被毛 泽 东措词尖锐的批评打断:我看你们是专唱反调,专给陈其通等人唱。你们不是党报,是派报。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
  邓拓解释: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没有公布前,也不引用。……
  毛 泽 东说:“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
  邓拓: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毛 泽 东: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毛 泽 东显得很恼怒。他说,在1月份的省委书记会上,他印发了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当时他说过,这四位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民,但文章是教条主义的,他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但邓拓和一些省委书记回去传达,都说主席表扬了他们。为什么会听错?这叫做各取所需。《人民日报》登了一篇驳陈其通四人的文摘是客观主义的,也没有报纸编辑部的意见。
  毛 泽 东肯定了当天报上的社论,并询问了写作的过程。
  邓拓说:是王若水同志写的。
  毛 泽 东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
  王若水说:胡乔木同志作了不少修改。
  毛 泽 东说;修改也总有个基础吧。接着。他又说:中央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唯一的作用就是增加板凳的折旧费。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毛 泽 东对邓拓说,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邓拓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考虑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过这个请求……
  毛 泽 东又一次地打断他:我就不相信你那个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出、汽车进,养尊处优。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胡乔木出来解围。他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他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他也有责任。
  毛 泽 东的怒气渐渐平息,就双百方针、知识分子问题和编辑工作谈了不少意见。
  毛 泽 东说,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
  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不可以批评?可以。我考虑过,如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可以批评,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可以批评,这样说也不好,所以我在报告中笼统地说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批评。
  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无产阶级给他们钱,让他教书、办报、做文艺工作,这是赎买他们,要他们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伯达同志说对知识分子和对资本家一样,也是赎买政策。不过对资本家可以公开这样说,对知识分子不能公开这样说。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三国演义》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1953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
  谈到报纸,毛 泽 东排了一个这样的名次:《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
  当有人提出杂文难写的时候,毛 泽 东说,杂文要有,整个报纸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写得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一些文章。
  邓拓说,主席想写杂文,《人民日报》可以辟一个专栏。
  毛 泽 东说,我用自己的名字不方便,用笔名人家也看得出来,不好办。
  在谈话中,毛 泽 东几次批评《人民日报》改出八个版这件事,说纸张紧张,为什么出那么多。有人支支吾吾地说,出八个版的事是中央同意过的。毛 泽 东问:中央是谁呀?答:请示过主席。毛 泽 东说,如果是那样,那是我说了昏话。我的很多话你们都听不进去,这件事就听进去了。
  马寒冰遭到批判,吓得肝胆俱裂,不久之后服毒自杀。这未免令人叹息,老马只要咬牙挺过几个月,就会成为反右 派的“英雄”。
  没多久,百家争鸣转为反右 派斗争,作为另一种倾向的代表多次跟他们一同受到批评的钟惦棐,成为最早一批的右 派分子,而陈其通陈亚丁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 派斗争》的文章,大出风头。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7 06:37:32
  第五章 毛 泽 东畅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957年的早春乍暖还寒,但毕竟是春天了。北海湖面上的冰融化了,春风徐来,吹皱了一池春水。2月27日,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在北京举行,一千八百多人出席会议。毛 泽 东在这次大会上,发表演说,讲“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足足讲了一个下午,出席会议的许多党外人士屏息静气地仔细品味着毛 泽 东的演说,而一些中 共高级官员则悄悄退出会场。毛 泽 东在台上,自然是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不由在心里叹息,这些同志为什么就这么抵触自己的讲话呢?

  叫毛 泽 东难堪的事还在后面呢。这么大场面的重大会议,这么重要的演说,《人民日报》竟然事后连一条消息都不发。这邓拓胆子也太大了,有的编辑沉不住气,悄悄跑来对邓拓说:"老总,你看人家《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都在鸣放,你怎么按兵不动啊?报纸销量最近有下跌的趋势。国务会议这么大事,又不发消息,主席是要生气的。"邓拓皱皱眉头说:"咱们脑子要多打几道弯,现在情况复杂得很,不要听见街上锣鼓一响就走出去。"编辑莫测高深,只好退出房间。
  毛 泽 东在这次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这篇讲话的基本精神是这样:
  矛盾具有普遍性,它既存在于每一事物中,也存在于每一事物运动的全过程。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敌我矛盾,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反革命分子毒死了合作社的牛,那就要把他捉起来,但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就只能用民 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按照"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现在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和探索。在这个时候,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毛 泽 东的这个讲话,从理论上提出了关于社会矛盾的新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同那种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一遇到矛盾便视为外来的敌我矛盾的理论区别开来,毛 泽 东在讲话中还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少数人闹事的问题,以及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勤俭建国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系统地阐述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9 05:39:55
  第六章 毛 主 席指示要采取“放”的方针

  3月1日国务会议结束后,毛 泽 东连看几天的《人民日报》,见报上没有登一个字,大骂邓拓:"这哪里是共 产 党的报纸嘛,简直就是死人办报。看来宣传问题不抓不行了。”  
  根据毛 泽 东的指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国务会议结束后召开了中国共 产 党宣传工作会议。3月10日毛 泽 东特别邀请参加会议的新闻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光明日报》总编辑常芝青、《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参加了会议,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是从解放区迁来的,现在一家是国家通讯社,一家是中 共中央党报。其他几家报纸原来都是民办报纸,前两年都实行了公私合营,《光明日报》成为民盟机关报,其他两家都成为公私合营报纸。  总编们见了毛 泽 东,纷纷向他问好。毛 泽 东极热情,和他们一一握手,但独对邓拓非常冷淡,理都不理。邓拓和常之青神色尴尬地坐在一旁。  
  大家坐定后,毛 泽 东笑着说:"听说你们一些人感觉到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所以想请大家来谈谈。我在五四时期也办过报,后来不办报了,但也常为报纸写文章,现在也想写,但没有时间,要写就得把主席的职务辞掉。所以我们是同行噢。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了,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慢慢就会有数。我看《文汇报》就搞得不错,琴棋书画,梅兰竹菊,应有尽有,我也爱看。”  
  大家一听毛 泽 东表扬《文汇报》,立即把羡慕的眼光投向徐铸成。徐铸成乘机问道:“前段时间,我们在报纸上开展了对电影问题的讨论。电影局不理我们,批评我们鼓吹票房价值,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毛 泽 东生气地说:"电影局怎么能这么做呢,不理是不对的。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
  徐铸成提问: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错误,抓松了犯修正主义错误,请主席指示,该怎么掌握。
  徐铸成关心的是,请示的是,怎样才能宣传好“双百方针”,怎样宣传才合毛 泽 东的心意。可见他是既不愿意犯教条主义错误,也不愿意犯修正主义错误,即资产阶级方向错误的。
  毛 泽 东没有正面回答徐的提问,只是笑着说: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一点打仗的经验也没有,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各位是有了二十多年办报经验,应该好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这叫做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
  宣传的尺度得自己掌握,不言而喻,宣传的责任也得自己承担了。
  毛 泽 东还谈到了宣传的片面性问题。他说,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轻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较少。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上海滩上的小文人姚文元已经在毛 泽 东的眷顾之中了。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毛 泽 东回答说: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不会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座谈中已经接触到了划分学术问题和政策问题这一点。毛 泽 东说,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比如,你们说的节育和晚婚的宣传,报上文章一多了,有人就以为要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难办。
  这里,他分了一下层次。学术性的问题,魏晋清谈似的,争来争去也不打紧。工作中具体政策上的争论,就要分别一下情况。至于政治性的问题,这里他没有说,以后是说了的,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说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 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这就是说,让鸣放涉及政治领域的,是右 派。
  座谈会上,毛 泽 东说,说到办报,共 产 党不如党外人士。由这一点又谈到外行领导的问题。他说,说共 产 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点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行政领导,政治领导。他以为这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他说,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在现在的过渡时期,只好这样,将来是要改变的。 他无意于为外行领导辩护,以便长期保存这种状况。到了反右 派斗争中,这却成了一条分界线,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右 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 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 这就是说,批评外行领导的,是右 派。
  接着毛 泽 东表扬《新民晚报》也办得不错:“赵超构提倡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
  又表扬《光明日报》:“国务会议后,你们发了几篇文章,反应快,不像《人民日报》。”
  表扬了这几家非党报纸,毛 泽 东猛地把眼光转向邓拓,严厉地问道“你给我说说,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消息,啊?你这是死人办报嘛!”邓拓脸色一下变得苍白,连忙答应马上发消息。
  批完了邓拓,毛 泽 东又问常芝青:“《光明日报》是民 主党派的报纸,你一个共 产 党员在那里当什么总编辑。你撤出来,找一个民 主人士去当总编辑。”
  胡乔木当即推荐储安平:“此人在解放战争后期,在上海办《观察》,批国民党批得很厉害,现在任新华书店总经理,他当总编辑很合适。”毛 泽 东知道储安平和《观察》的情况,一口答应。
  在这次有党内思想工作者八百多人参加的全国宣传会议上,毛 泽 东发表讲话,进一步论述了党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分析: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少数对社会主义不那么欢迎,但还是爱国的;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对情绪的只是极少数。毛 泽 东再次指出,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他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放”就是放手让大家提意见,让大家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29 17:59:53
  第七章 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
  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 泽 东还提出了一个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论点:“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
  这个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颇为新颖的论点,并不是毛 泽 东一时兴之所至随口说出的妙语,而是他的一种很执著的观念。宣传会议结束之后,他到一些城市巡行,在天津、济南等地的党员干部会上又把这意思说了一遍。这篇讲话在1964年正式发表的时候,删去了不少内容,这一个论点却没有删去,可见他到后来依然持这种看法。
  把学术上的各家各派依其世界观归口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中去,是什么意思呢?用他后来修改这两篇讲话时加写的字句来表达,这两家争鸣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 这种“争鸣”的结局是预先就确定了的: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克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个吃掉一个,结果就只能是一家独鸣了。这也就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百家争鸣中也只是平等的一家。这同原来对于百家争鸣的解释,例如他自己说的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或者陆定一说的,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已经不是一回事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毛 泽 东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很复杂的,是有反复、有矛盾的。而这“两家争鸣”论,就是连结“百家争鸣”和反右 派斗争的过门。人们不应该把从整 风到反右的这个转变单纯看成是他受到外界的刺激才作出的决策。
  这种两家争鸣的思想,在反右 派斗争中还没有显示出它的全部威力。人们很容易联想到1966年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它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提出了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口号,难道不正是“两家争鸣”思想更带理论色彩的表述吗?有“两家争鸣”思想,就会有反右 派斗争,也就会有“文化大革命”,这相关连的脉络是够分明的了。
  毛 泽 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使得他的听众如醉如痴。傅雷应邀从上海来参加全国宣传会议。会后他写信给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在这封完全不准备发表的家书中,他说:
  “毛 主 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按:指当时中 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 主 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2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 主 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傅雷并不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称,他在这方面的赞扬并不足为荣,但他的景仰之情却是十分真诚的。几个月之前,波兰政局剧变,这时还在动荡之中。傅聪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留学,情绪也颇受影响。傅雷在信中对他说:
  “你近来情绪不大好,你看了上面这些话,或许会好一些。千万别忘了我们处在大变动时代,我国如此,别国也如此。毛 主 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弯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识分子不免多一些苦闷,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的。”
  傅雷不是一个轻易佩服别人的人。从他的家书中,可以看出毛 泽 东的这些讲话是如何深深赢得了孤傲的知识分子的心。
  毛 泽 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宣传会议上的讲话对全国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了传达后,激起了强烈反响。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5-31 19:43:36
  第八章 全国政协会议鸣放热烈

  和宣传会议同时,3月5日至20日,还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主题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民 主党派负责人都发言拥护新方针。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邓初民显然赞同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高度来评价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他在大会发言中还为此说补充了文献上的根据。 他在引用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话,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话之后,接着说,“我国的党和毛 主 席在新的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内部矛盾的理论”。
  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 主党派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帮助它的成员和所联系群众逐步地改造自己,消除资产阶级思想残余。”
  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农工民 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的发言,在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时候,大抵是复述毛 泽 东讲话中的一些意见,没有发表什么他自己的不同见解。在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时候,态度也很合作,他说:“我们不是为长存而长存,我们是要为实现社会主义而长存,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而长存。为要做好工作,保证长期共存,依我看,就不要为发展而发展,而要继续坚持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在不稳固的基础上遍地摆大摊子,大开放主义,是很危险的。”对于几年来的肃反工作,章伯钧表示了赞扬,以为这“对于人民对于国家建设是一件极有益的不可少的事情”,他认为民 主党派机关干部和一些高级干部都应该参加肃反运动。
  民盟中央另一位副主席罗隆基的发言,题目是《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他认为:“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者太少。基本原因还在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顾虑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鸣。”他以为,这是因为“某些党员干部和党外少数进步人士,对思想学术的‘放‘者‘鸣’者,不借口诛笔伐,‘包抄’‘围剿’,以求正人心,息邪说,卫道统。这就使一般旧知识分子无所适从,逡巡不进,瞻前顾后,栗栗危惧。”罗隆基提出了一个“‘落后’与‘外行’之间的隔膜”这样的提法。意思大约是在一些干部眼中,知识分子是“落后”,在知识分子眼中,一些干部是“外行”吧。他还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愿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者少,愿做隆中待访的诸葛亮者多。若得三顾茅庐,必肯鞠躬尽瘁”。他没有忘记声明:“我不是说在今天的新社会里,还必须用‘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旧方式来团结高级知识分子,这绝不是的。我必须指出,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之‘下’之是有矛盾的。”
  罗隆基在这篇发言中,还提出了一个“应该把个人和党的界线分别清楚”的问题。他说“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是可能发生偏差的,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一方面,不可以把个人的偏差看成政策的偏差,更不可以把个人的错误看成党的错误。另一方面,接受党的领导,不完全同于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党员个人的威望不等于党的威望。批评个别党员,不管批评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 反*革命。”
  罗隆基说的这些落后与外行的隔膜,批评个别党员不等于反党等等,在不久之后的反右 派斗争中,都是最触忌讳的右 派言论。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09 06:43:40
  第九章 继续鼓动“鸣放”
  且说中 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到胡乔木的通知后,即找《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民盟副主席罗隆基等人协商。这些人向来知道储安平以敢言著称,欢迎他主持《光明日报》笔政。章伯钧虽有点不太高兴,但看见大家都没有意见,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储安平本来是靠办报起家的,建国后不办报了,担任中国新华书店总经理,虽然这个职务级别不低,但总觉得没啥意思,这时忽然接到通知,请他去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便欣然同意。朋友们知道了,都来为他道喜,特在餐馆开席一桌,祝贺他重掌笔政。酒过三巡,还未及畅叙,忽然一辆吉普车开来,原来是中宣部找他去开会,储安平只好向朋友们告罪一声,坐车走了。朋友们见此,个个艳羡不已,骤膺重任,又是毛 泽 东亲自点的将,真是前程似锦啊!
  新任总编辑上任的第一天,由社长章伯钧陪同到报社。他对前来欢迎的各部主任说,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马上以全部精力投人新的工作,发出了一百多封征稿的信件,派出好些记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青岛这些城市去开座谈会,动员鸣放。
  毛 泽 东本人也要到一些城市去,向地方上党的干部宣讲他的新方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一结束, 经过三天的准备,3月16日他就启程了。17日在天津,18日在济南, 19日在南京,20日在上海,都在当地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4月初中 共中央上海局在杭州开会,他也到了杭州,听了到会各省市的汇报,同他们讲了话。
  同他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比起来,这几次的讲话因为听众情况的不同,他讲的侧重点也不同。在北京的那两次会议上的讲话,是党内外人士一起听的,而且党内的也多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他向他们讲新方针,是为了解除他们的顾虑,动员他们积极鸣放。在外地的这几次讲话。听的都是党内的干部,对自己的一些想法就讲得更加坦率,目的是消除党的干部的疑虑,教他们不要害怕新方针,不要怕人家鸣放。
  这时,在高等学校这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在组织座谈会,讨论毛 泽 东的这篇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座谈中出现了很尖锐的意见。像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的发言,就语惊四座。他的这两次发言的记录,登在中 共中央宣传部“只供领导同志参考” 的党内刊物《宣教动态》1957年第51期(5月12日)上,是这一期的头条。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1 07:08:30

  第十章 傅鹰鸣放:“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

  北京大学教授傅鹰在北大化学系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上作了几次发言。
  第一次(4月27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
  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
  党和党外人士关系不好,首先是由于“三反”时的偏差。“三反”后,教授们谈话,只要来了个党员,便都相视而笑,说些专门给党员听的话,其实教授们并非在骂毛 主 席,也许是在谈梅兰芳的《贵妃醉洒》。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斗争时,党员会说,某次我听见傅鹰在议论梅兰芳,为什么不尊重艺术家?这是什么思想?什么根源?所以我对于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
  没有把握不再来“三反”
  现在说话虽然已无杀头的危险,甚至也无失业的危险,但没有把握不再来个“三反”。运动来了,给你提意见的不是毛 泽 东、周恩来(要是毛 泽 东、周恩来提意见,保证愿意接受),而是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他们在大会上大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鼓掌通过。事后说是搞错了,他只到你一个人面前道歉。为什么科学家都想到北京来?因为运动中偏差的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我相信党,但不相信个别党员不会作难。不怕官,只怕管。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可以批评人家没骨气,为什么不扛起来?这种批评不对。求生是动物的本性,吊打是“不可逆”反应。
  当然不是说所有党员都坏,党员和非党员有一个共同之点:良莠不齐。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化学系只我一个人没上夜大学,受不了。夜大学教员把人都当作全无文化。毛 主 席说一句话,本来清清楚楚,偏要左体会右体会。煤是黑的——就完了。非要说什么“煤之黑也,其不同于墨之黑也,它和皮鞋油又如何如何”,全是废话。]
  把不好的思想说成资产阶级影响是不公平的
  人们有什么不好的思想行为,总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老祖宗无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几曾教人贪污,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我从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张子善、刘青山、高岗也不代表无产阶级。
  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
  我不懂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自然科学自然而然就是唯物辩证的。我看过很多哲学书,很欣赏贝克莱,但他终于搬出上帝来,我就不信他了。
  前年我在《化学通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记者按:题为《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 ,载《化学通报》1955年9月号),范长江在北大演讲,说我反对党的领导,至少是对老干部没有同情心。那时我刚从石油学院来,石油学院的老干部有一条公式:我是老党员,你是群众,所以,你是错的。这还有什么可说。石油学院的年轻党员,指指点点,我应该如何如何做研究。受不了。他们要跟我谈学问,还得先学五六年,还要下苦功学呢。在石油学院我跟两个小孩一起教普通化学,我根据多年经验,建议把某个教学次序倒转一下,那两个小孩不听,非要照格林卡(按:是苏联教本)的讲。你不听有自由,但反过来却在校刊上批评我学习苏联不积极。其实,我一人看的苏联文献比全石油学院的教授看的还多,他们只看过一本格林卡。
  ××ד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应作公开检讨
  学苏联要一板一眼的学,这是×××的主张,他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如果这样何必还要师资,开录音机就行了。据闻,×××在党内检讨过种种错误,检讨了什么我们全不知道,不满意。(邢其毅教授后来点明说,傅鹰的意思就是要×××到北大或是别的地方作公开检讨。邢说,×在一次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三月不见英美文献,如丧考妣”,这简直是骂知识分子的祖宗;×在另一次报告中公然号召“学苏联就是要教条的学”。邢说,虽然×是中央候补委员,我对他还是有意见。他如果作个公开检讨,很有好处。)
  我和党是同奔一个门,事实证明,他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着他走,并没有被领导的不愉快感。
  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
  党到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要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加了薪便感激涕零,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岂不危险?看电影时,特别留着好位子,坐在这种特殊座位里,心里就想:还是把我当客人。用现在比过去的方法教育知识分子,根本不对头。现在比过去好,因此应该拥护现在的政府,这个逻辑用于知识分子就很危险。过去我刚回国时,住了十三间房,五个澡盆,每月六百元薪水。按这个逻辑推下去,我岂不要反对政府?
  知识分子就是爱国
  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听他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牌子上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许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领药品,那里的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 产 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
  但我心里还是有不快,党还是把我当外人。我十分力气只使出六分,并不是不愿意使出全力,是没有机会,还没有和党做到知己。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3 06:02:43
  第十一章 傅鹰鸣放:“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

  第二次(4月29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
  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
  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在教学、做研究方面,教授的把握最大,教授应对学校的一切有发言权,应尊重他们的意见。解放以来,教授没有地位。留哪个毕业生做助教是由人事处决定的,全凭政治水平,入选的机会,党员比团员大,团员比群众大。什么叫政治水平?我以为,爱国,百分之百拥护政府,政治就够条件。人事处全是一帮孩子,不知大学该如何办,不懂哪能不主观?化学系一个复员军人学生,党员,去年因为侮辱女生,开除出党了,校方处分是留校察看,今年他又在实验本子上大骂教师,我们教研室教师全都认为这回该开除了,人事处不同意。不知人事处凭什么资格不同意。最好废除人事处。如果废不了,至少要他们了解自己的地位,不能掌生杀之大权。教授评级,最后也是由人事处定的。人事处的毛孩子,有没有“术”不知道,“不学”是定了的。不学的人在学校作主,何堪设想?冯新德教授太太神经有病,要求换个清静房。唐有祺教授家人多,要求换个大房。总务科就是不理,我家旁边有一幢大房子,空了一年,也不肯给他们住,现在给新上任的科学研究处副处长(指×××,新入党)住了。现在是长字辈的吃得开,后果何堪设想?当长,什么人都可以,摆一块木头在那里,它也能当长。但木头不能讲课。当长等于穿一件衣,穿了脱了都无所谓的,长与学问并不成正比,常是成反比的,做学问的人就不是当长的料。
  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
  也不能完全怪学校领导,教授本身也要负责。不顺眼为什么不说?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毛主席提出了百家争鸣以后很久并不热闹,现在才热闹起来。以前没人敢说,偶尔有几个不识时务的人说了,好家伙,我几乎和胡风弄到一起去了,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人就是这样说我的(按:指傅在《化学通报》上那篇文章的事),不敢说,是没肩膀。很大一部分“进步分子”是光拣领导爱听的话说,昨天还是国民党,今天又申请入共 产 党,这样的人不只一个,算进步我不信。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把国家办好,中国知识分子有气节传统,不会阿谀谄媚。现在“气节”两字不时新了,说是封建的。三反时,凡是1949年以前的全都要不得。自己半辈子努力培养了多少学生,也全给批判掉了,说是为蒋介石服务。
  并非主张教授治校,但应与教授商量。
  我并非主张教授治校,虽然有人这样提了。工作应该与教授商量。这次北大校委会讨论评奖问题,尊重教授意见,决定取消了,这才是民 主;但早尊重教授意见,也不必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校长请教授去喝咖啡等等倒不必。把教授当作自己人,遇事征求意见,教授意见错了可以和他争,如果敷衍敷衍,错了也不驳,我就感到是把我当外人。
  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
  邢其毅教授问为什么人民日报社论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最紧张,我说,这又不知是底下的党员如何向上瞎汇报的,我就不信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比和农民和资本家的关系还紧张。党员瞎汇报的例子很多。周总理有一次说我国有机化学达到国际水平,我说没有那回事,大概又是汇报得不对。(科学处)
  傅鹰的两次鸣放,给毛 泽 东留下了很深的印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14 05:47:45
  第十二章 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
  4月,中 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贯彻“双百方针”。认为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已经过去的时候,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各种矛盾要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对台戏” 这提法也是从毛 泽 东那里来的。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对民 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
  对此李维汉在会上作了这样的解释:“对台戏是人民内部和阶级间公开合法的斗争,对处于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的我们党来说,特别需要健全和发扬人民民 主,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 主党派、民 主人士的监督。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对台戏。这种对台戏,是我们同党外人士一道解决问题和改进工作的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最生动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促进思想改造的最好的方法。”
  这次会议还对去年以来阶级斗争形势和左中右的政治分野作了具体分析,认为1956年下半年“一股反社会主义制度的风,又一股反思想改造的风,逐渐地刮起来了。这股风主要是从右 派那里吹来的”,显然他是把章乃器这样的人划入右 派了。有意思的是他说:“这些现象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办法来对待这股风。右 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只能这样对待。”从这里也就可以知道,后来那样的反右 派斗争,(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所说的“右 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右 派是反动派、 反 革 命派”,都在中央统战部长的意料之外。
  座谈会上的发言,都汇集在中央统战部,部长结李维汉立即赶到丰泽园向毛 泽 东汇报。毛 泽 东听了说:"我说没有什么可怕的嘛,有些人就是顾虑重重。这不,座谈会提的意见绝大部分都是积极的和善意的嘛。傅鹰教授的话很尖锐,但态度是诚恳的。座谈会还要举行,继续鸣放。”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30 07:03:18
  第十三章 共 产 党开门整 风

  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主席感到滚滚乌云正从四面八方向他压来。
  国际上,苏联共 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揭开了“斯大林黑幕”,西方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接着,又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
  苏共二十大召开前,波兰国内政治形势开始出现异常变化,一些地方的工人开始罢工,继而出现了总罢工。苏共二十大后,波兰党第一书记贝鲁特因病在莫斯科逝世,奥哈布代理第一书记职务,率代表团回到波兰。这时华沙局势紧张,接着波兹南发生骚乱,群众示威游行,要求苏军撤出波兰,波兰党内部意见趋向由已下台的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闻讯,不待波兰方面同意,立即去波兰访问,压迫就范。孰料波兰党对更换旧领导已形成明显趋向,赫鲁晓夫大为恼火,即调动坦克部队向波兰进军。哥穆尔卡一再警告赫鲁晓夫撤兵,并保证波兰继续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赫鲁晓夫这才下令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并同意哥穆尔卡担任波兰党第一书记。

  波兰事件刚刚平定,10月23日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党政机关遭到袭击,一些武装部队也参加了这一事件,布达佩斯街上发生了巷战,暴乱局势已成。苏联政府在同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商议后,即出动驻在匈牙利的苏军,平息了暴乱。
  波匈事件不能不在我国发生影响。国内由于社会改造过于急促,而社会改造给予社会的变化又异常深刻。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虽然得到某种程度的纠正,但并未完全克服。这些国际影响和国内因素加在一起,使我国1956年秋冬出现了一些不安定情况。一些城市的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供应发生短缺现象,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升学、就业出现了一些困难;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一些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发生了多次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农民闹退社的事件。武汉市一些学生游行示威,竟喊出“欢迎国民党!”“欢迎蒋介石!”等反动口号,冲击打砸党政机关。令他震惊的是,有些地方出动了军警镇压罢工罢课的工人、学生,发生了逮捕和枪杀事件。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了多起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的事件,参加罢工的工人大约有一万多人,参加罢课的学生也有一万多人。农村中的一些地区也接连发生农民退社、闹缺粮的事件。似有山雨欲来之势。
  对于1956年秋冬国内出现的这些新情况,许多党员和干部毫无思想准备,不知应该如何去认识和分析这些新的矛盾。有些党内领导干部则习惯地把群众闹事和那些错误的或尖锐的意见和批评视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敌人的破坏捣乱,准备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镇压下去。各地政府纷纷致电中央,请求指示方略。
  毛 泽 东明白他们的意思,不外是要求授予他们相机行事的权利。毛 泽 东思考再三,感到有必要召开中央全会,就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 主小民 主这几个问题统一全党的思想。
  要统一全党的思想,首先得统一政治局的思想。丰泽园的小会议室里,政治局委员们阅读着材料,交换着看法。不出毛 泽 东所料,许多政治局委员要求采取果断措施,把各地闹事压下去。毛 泽 东心里却另有主张,等到大家谈得差不多了,他才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现在问题这么多,不外乎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苏共二十大问题,东欧事变问题,国内闹事问题。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 革 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 革 命没有搞掉。再就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 革 命分子没被镇压。”
  毛 泽 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讲下去:“我国现在有些地方闹事,是因为官僚主义作怪,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那就要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现在国内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要学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我们党应该进行整 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要发动民 主党派和群众大鸣大放,帮助我们整 风。”
  政治局委员们同意1957年全党整 风,但对发动民 主党派和群众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尚存疑虑,怕这把火烧起来,不好收拾。
  毛 泽 东自信地说:“怕什么,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它几十万也不怕。《红楼梦》里有个王熙凤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谁犯了官僚主义,群众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大家一听毛 泽 东说得有道理,也就同意了,但心里总有点担心,怕出岔子。探索治国之道,真难啊!
  在1956年11月举行的中 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 泽 东提出:准备在1957年开展整 风运动。
  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采用“和风细雨”的方法。为了使震动最小,他甚至想预先出告示,到期再进行整 风,中间隔几个月,给人留下改正错误的时间,希望到正式整 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22 14:44:19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像一股春风吹向了笼罩在严寒中的知识分子,他们颇觉兴奋,又心存疑虑,怕是在梦中。
  北大教授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写出了那时许多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情: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10-17 07:04:55
  第十四章 恳请党外人士帮助整 风 “言者无罪”
  1957年4月27日,中 共中央发出《关于整 风运动的指示》。
  指示强调指出,应当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整 风的主题。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着重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检查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农兵、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现象。
  还指出,这次整 风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一般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应该肯定,中 共中央发动整 风的态度是坚定正确的,方法和目标也是稳妥正确的。
  为了推动这次整 风运动,1957年4月30日,毛 泽 东邀请各民 主党派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座谈,请党外人士帮助中国共 产 党整 风。毛 泽 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几年来都想整 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 风的总题目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整 风会影响到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还讲到高等学校实行党委制问题,说:教授治教恐怕有道理,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中国民 主同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问题征求意见。还说: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要懂得自然科学,不懂怎么办,要老老实实学。这些说明,毛 泽 东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 风,其愿望是恳切真诚的。
  根据主席的指示,中 共中央统战部从5月6日开始,邀请民 主党派和党外民 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他们给共 产 党提批评意见,帮助中 共整 风。统战部长李维汉再三传达主席的指示:要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去掉疑虑,放胆鸣放,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尽管如此,有些人仍然疑虑重重。社会学家李景汉说:“共 产 党一向是整人的、改造别人的,这无论从三反、五反、批武训、批红楼梦研究、整胡风、肃反等运动看,都是这样。但是现在,忽然要来一个运动,要从前的整人者、改造者来接受被整者、被改造者的意见,接受批评,这实在是反常的事。从古今中外看,哪一个执政者会这样呢?”
  统战部给曾经受过批判的梁漱溟、俞平伯下请贴,邀请他们参加座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俩死活没有来。
  为了切实把整 风运动搞好,中 共中央统战部奉命邀集各民 主党派负责人在全国政协礼堂和国务院礼堂举行座谈会。5月8日,民 主人士接到通知后都纷纷赶来参加,会场已布置好了,有茶有烟,统战部长李维汉再次强调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政策,就请大家鸣放,帮助党整 风。
  这些人里面一些头面人物都已经参加了毛 泽 东于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的座谈会,毛 泽 东在会上号召民 主人士揭露问题,帮助党整 风。这些人看到共 产 党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党外人士揭露工作中的问题,都非常感动。共 产 党真是好。有了这样的认识,大家便踊跃鸣放起来。
  中央统战部于1957年5月8日至6月3日召开了13次民 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中央统战部与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与此同时,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和一些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中 共这种真诚的态度,使党外人士打消了顾虑,他们大胆鸣放,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善意的,有些批评尽管措词尖锐,但却切中时弊、十分有益。如: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批评共 产 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民革”的邵力子、刘斐,“民盟”的杨明轩,“民进”的王绍鏊和“致公党”的黄鼎臣等提出,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由共 产 党领导,但共 产 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关去实现,不能代替行政布置工作,党政要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等等。对党外人士提出的大量批评和意见,中 共中央表示高度重视和欢迎。
  5月间,中 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严肃指出:从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人民的思想作风……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倾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
  座谈会结束后,李维汉立即赶到丰泽园向毛 泽 东汇报。毛 泽 东听了说:“我说没有什么可怕的嘛,有些人就是顾虑重重。这不,座谈会提的意见绝大部分都是积极的和善意的嘛。傅鹰教授的话很尖锐,但态度是诚恳的。座谈会还要举行,多请些人帮党提意见。”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4 18:43:13
  费孝通把百家争鸣理解为知识分子进一步改造思想、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途径,这真显示出了七八年来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的巨大成绩。要是百家争鸣真达到了这个目的,也就不枉毛 泽 东 、陆定一的一番提倡了。只是对于这一方针的贯彻,费孝通并不怎样乐观。他说:“这是早春天气。‘草色遥看近却无’。”不少知识分子对百家争鸣的方针心存疑虑,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
  不久以后的事实表明,这些并不是知识分子的过虑。

相关推荐

    发表回复

    请遵守天涯社区公约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