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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史卷49】苦日子来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6-30 07:26:06 点击:5433 回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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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野史卷49】苦日子来了
  内容简介:
  1958年一阵大闹腾,“丰年没丰收”,把农民的存粮也弄个干干净净,于是1958年冬和1959年春发生了大饥荒,农民开始了过苦日子。
  土地改革时翻身分土地的喜悦之情已经荡然无存。
  第一章 苦日子来了
  1958年大 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刮起了猛烈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于是,1958年冬和1959年春,全国许多地方闹起了大饥荒。
  建立人民公社后,粮食挥霍浪费极为严重。作为“共产主义因素”的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从8月公社成立到11月秋收发生粮荒,一直实行“敞开肚皮吃饭”。集体仓库粮食很快见底。
  盲目推行双季稻、三季稻、高度密植、深翻土地等所谓“技术革命”的瞎指挥;“大兵团作战”,“大战、苦战”持续不断,劳动力普遍过度劳累不得恢复。
  1958年老天爷对中国很关照,基本上是风调雨顺,农作物的长势很好。但是,这一年是丰产不丰收。
  秋收时节,由于各地大炼钢铁,青壮年劳动力几乎都加入了钢铁大军,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都是妇女和老弱病残。
  庄稼成熟了,却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收回。有的地方提倡“秋收放卫星”,庄稼成熟了不收割,等到“放卫星”时青黄一起割。
  湖北有些地方到了腊月二十七日还在田里收谷子。
  还有的地方,因人手少,干部就搞强迫命令,要求限时将农作物收回,群众害怕批斗,更害怕不完成任务不给饭吃,竟采取红薯拔掉蔓就称已收回等办法去应付干部。
  这一年,实际上有大量的粮食、棉花烂在地里,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一至二成的粮食没有收回,造成巨大的粮食损失。
  更重要的是,被剥夺了土地财产而被役使的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为降低,一旦脱离干部视线,磨洋工和消极怠工成为普遍现象。
  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粮食比1957年减产。
  由于粮食放“高产卫星”,各地纷纷向上级报告粮食大丰收,有关粮食部门也信以为真。
  中央对1958年粮食总产量估产为8500亿斤,公布数7000亿斤。据后来粮食部核实的数字,当年实际产量只有3980亿斤。
  实际产量比粮食部公布的要少。因为195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3900亿斤,1958年粮食总产量,实际应该低于3900亿斤,更低于粮食部3980亿斤的数字。
  在制定1958年至1959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时,按照各地的增产报告,确定本年度的征购数量,这一年度全国共征购粮食1123亿斤,
  比1957年多征195.14亿斤,增长幅度为21.25%。
  减产、多征、浪费、多吃,诸多因素会聚,大饥荒势不可免。
  粮食短缺是从1958年11月秋粮征购后开始的,是年冬荒,急剧演变成为全局性危机:公共食堂普遍缺粮断炊;城市粮食供应和储备短缺。
  至1959年4月,大饥荒空前大爆发,农村发生大规模逃荒、疾病、死亡。1959年春,全国农村流行一句话:“苦日子来了!”
  1958年12月13日,总理周恩来开完武昌会议,率领陈毅副总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及一大群部长,在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的陪同下,视察“天下第一田”所在地——麻城。
  参观完“天下第一田”,来到公共食堂大门口,看到了那幅主席赞不绝口的对联:“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他掏出纸笔记录下来,还对陪同的张平化说:“同志们都应该把这付对联记下来,这幅对联是很有意义的。”
  早在11月下旬,麻城和湖北大多数农村一样,已经开始发生粮荒。
  1958年,湖北粮食产量为190亿斤(仍有水分),而湖北省委上报为450亿斤,当年征购任务和外调任务急剧增加,全省外调增加6亿斤。
  年底,恩施、黄冈、宜昌、荆州、襄樊等地粮食告急,食堂停伙,饥民逃荒,浮肿蔓延,死人发生。
  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1天存粮。为了救急,武汉市委将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下。
  中央办公厅为此大发雷霆,要处理武汉市委负责人,湖北第一书记王某某出面承担责任,此事才作罢。
  到1959年7月,湖北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近百万人患病。以致于7月上庐山开会前,主席视察湖北时,湖北省委竟然挖遍库存也难以准备出主席喜欢的腊肉,随行人员私下埋怨伙食差。
  粮食征购困难,以及不断的群众上书,反映饥荒死人问题,引发了从地方到中央对于粮食紧张的关注。
  但是,从省、市、县委到中央,一致认为:1958年粮食大丰收,农村缺粮,是因为农民和一些基层干部出于“多吃粮、自私自利、富农思想作怪”,对粮食“瞒产私分”。
  于是,开展了 一场“反瞒产”、“算账交粮”运动,对大饥荒造成雪上加霜的严重后果。
  据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回忆: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等15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到257万。
  据卫生部、粮食部和内务部有关材料统计:1959年春荒连夏荒,全国粮食紧张,农村人口近3.6亿严重缺粮,河北、河南、安徽、山东、广东、湖北、甘肃、贵州等省尤为严重。
  1958年冬荒~1959年夏收,全国因饥荒死亡人数,约在270万左右,大约占整个大饥荒时期人口死亡数5%左右。
  1959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59年春荒中,各地发生严重病死事件。其中,造成极大影响的,是“豫东惨案”。
  豫东惨案涉及河南商丘和开封地区。大 跃 进中,豫东的“五风”刮得极为猛烈。
  1958年冬至1959年春,河南农村食堂普遍缺粮断炊,而豫东为最,75%的食堂断炊半个月以上,其中36%的断炊长达1个月以上。
  除干部和食堂工作人员外小灶吃喝外,85%以上社员长期靠野菜、草根、观音土充饥。
  至1959年3月,豫东发生大规模浮肿、外逃和死亡事件,据中央内务部和国务院工作组调查,高峰时期,豫东每天死亡达三四百人,严重的公社患病人数占28以上,全区逃荒要饭达10多万人,饥民遍及湘、鄂、赣、鲁、皖等十余省,许多逃荒者饿毙道途!
  1958年秋后,安徽灵璧县由于自然灾害、强行旱改稻等原因,已饿死500多人,还有许多人卧床不起;
  河北邯郸专区由于不关心群众生活,伤寒疫病普遍流行,波及21个县市、70多个村庄;
  春夏之间云南省因浮肿病、痢疾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亡情况,死亡39000余人。
  主席都做了批示,为云南事件还写了“一个教训”一文,说:“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显得相当重视。
  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已达2517万。城市蔬菜定量供应按两计,北京居民有个时期一天只能吃到一二两菜。
  广东一些地方已发现饿肿人10930人,饿死134人的现象。
  在稍后的庐山会议上,提到了1959年的“大春荒”:
  河南在去年曾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春节时几万人浮肿,人均口粮一斤;
  湖北今春500万人日均几两粮,吃稀饭,已死了1500人,15万人浮肿;
  四川普遍吃稀饭,菜里见不到一点油荤;
  甘肃严重缺粮,公社食堂都吃面糊煮土豆;
  湖南一些地方每餐只有二三两米;山东济宁专区严重饥荒等。
  这些是当时已汇报上来的情况,由此看来,问题实际上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1958年11月到1959年2月,全国几乎普遍地发生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1958年10月下旬,由于1958年农产品收购和调运工作完成得不好,若干城市和工矿区的供应已显得紧张。
  10月底粮食库存减少好几百万吨,许多地区纷纷要求调入粮食。
  这时在农产品供应上已出现问题。大城市里头,粮食、副食、蔬菜等供应紧张,猪肉也没得吃了,猪肉也不能出口了。城市蔬菜定量供应按两计,北京居民有个时期一天只能吃到一二两菜。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7-27 06:29:28
  第二章 云南爆发浮肿病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主席在武昌主持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纠左——纠正大 跃 进、人民公社出现的问题。
  针对大 跃 进中的浮夸风,主席批评了作假问题。他说:“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假。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破除迷信”,这是主席发动大 跃 进时提出的口号。这次会议上,他重新作了解释。他说:“破除迷信以来,效力很大,敢想敢说敢做,但一小部分破得过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会议期间,云南省委送来一份报告,主席看了大吃一惊。
  云南省委的报告,反映云南发生了因浮浮肿病等引起农民严重死亡的情况。主席非常重视,立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会议。
  批语写道:“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在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提的工作任务太重,密切有关。”
  “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
  “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云南发生了因浮浮肿病等引起农民严重死亡的情况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主席为什么非常重视?听我慢慢道来。
  “大 跃 进”运动中,由于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反右倾严重的泛滥,“五风”肆虐,导致群众超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和粮食不够吃,于是浮浮肿病等疾病流行,造成了云南解放以来人为的群众大规模死亡。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随之,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
  1958年1月17日,云南省委召开全省紧急电话会议,指示:各地必须立即动员,男女老少出勤率每天达到90%以上;每天劳动时间要达9、10个小时,完不成任务的要日夜赶工。
  2月4日,《云南日报》发表了《在生产大 跃 进中,要做彻底的革命派》的社论,其中提出:
  过去几千年修灌溉1000万亩的水利,现在是一年要修灌溉1200万亩的水利。在大 跃 进中,是做彻底革命派呢?还是做妥协派、维持现状派、促退派?这是检验一切革命者的重要尺度。
  2月4日至11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南宁会议关于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判,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
  受此感染,云南省委提出了新的跃进指标:水利3年完成10年规划,粮食5年增产1倍。
  在“大 跃 进”形势逼迫下,全省掀起了男女老少齐上阵修水利的热潮,民工们夜以继日,不避风雨,奋战在水利工地上。
  由于劳动超负荷和营养跟不上,2月,在曲靖专区陆良县西冲河水库建设工地的民工中首先发现浮肿病患者。
  问题发生后,陆良县一些社队干部曾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但上级某些干部认为这是给大 跃 进抹黑,并对反映情况的人进行打击和错误处理,使党员干部不敢讲真话。
  结果,致使陆良浮肿病死人情况越来越严重,并逐步在曲靖专区蔓延暴发。
  同时,浮肿病在其他专区也陆续出现。这样,浮肿病死人问题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作者 :275756055 时间:2015-08-20 18:16:14
  116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8-22 16:38:39
  第三章 向中央报告病情

  1958年6月25日,省委派出工作组到问题较严重的陆良和泸西县调查。还派出医疗组去防治病。
  经过实地调查了解和科学分析后,以云南省昆华医院内科主任沈允斌为首的省卫生厅泸西浮肿病防治组认为,此病系混合型营养不良性水肿。
  于是,向曲靖地委写了关于《泸西县浮肿病调查防治报告》。后来,曲靖地委虽然向专区各县转发了这个报告,但认为浮肿病的发病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此报告只能供领导同志参考,故使沈医生的防治浮肿病的报告束之高阁。
  云南省委于7月16日将曲靖专区浮肿病问题向全省发出通报,指出:
  曲靖专区的泸西、陆良、曲靖、马龙等县发生浮肿病大量死人。经解剖尸体发现死者缺乏脂肪,肝脏萎缩,证明主要是营养不够。
  省委要求,在组织和发动群众在苦战中,既要发扬干劲,又要保证劳动者每天睡好(8小时)、吃饱。
  省委的通报发出后的当天,省委又打电话提请各地、市委注意:
  浮肿病继曲靖专区普遍发现之后,别的地区如邱北、富宁、峨山、新平等县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现。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
  有的地方把对于口粮确实不够和属于乱叫的人混淆起来,不注意解决。
  群众缺粮,下边有些同志怕被斥为右倾,故不敢反映这个问题。请你们检查一下各县有无象曲靖专区那种情况,不要等闲视之。
  根据省委通报的情况及指示精神,省委文教部即督促省卫生厅从昆明医学院、市卫生局及省卫生厅所属医院各抽调100人,再抽300余名血防干部共600余名医务人员,组成医疗队(组)分赴浮肿病严重的曲靖、玉溪专区和龙武、华坪、祥云等县进行抢救。
  1958年7月21日至8月4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总结检查大 跃 进半年来的农业生产情况;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讨论研究下半年和1959年的工作。
  鉴于云南省部分地区发生浮肿病大量死人事件的责任重大。会议期间,7月27日,云南省委向党中央作关于曲靖等部分地区发生浮肿病的情况报告。
  报告说:浮肿病今年2月初发生于陆良、曲靖等部分地区,经防治曾一度消灭,到4月又再度发生。同时其他地区也陆续发现。
  全省现有8个专区、自治州的50个县发生此病,患者共计11万多人,已死亡2万余人。其中以曲靖专区较为严重。
  今年浮肿病普遍流行,是过去没有的。其主要病状是,患者下肢浮肿,四肢麻木,腹涨,有腹水或拌有腹泻,体重锐减。个别的肝脏肿大,有的经治疗消肿后,再度复发,心力衰竭而死;也有一些病人是在走路或生产中突然暴死。
  这种病患者大都发生在一些工作落后的地区,一般以男子为多,妇女较少;老弱者为多,青壮年较少;平坝为多,山区较少。死亡现象亦是如此。病因主要是患者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
  云南省委在报告中还查找了发生浮肿病的原因:
  一是去冬今春在各地曾普遍发生流行性感冒,使患者心肌机能损坏,肝脏萎缩,潜伏下病根。
  二是群众在生产大 跃 进中,长期过度疲劳,体力消耗很大,营养补充不够,故暴发成浮肿病。
  三是这些地区的干部在生产大 跃 进中,强调苦战的同时,对广大劳动者的生活注意得不够,不敢讲劳动者必要的休息,对部分群众真正的口粮不足的问题避而不谈,不去主动解决。致使群众在长期的紧张劳动中,疲劳过度,缺乏营养,便普遍发生了浮肿病。
  报告还说,为了保证群众的健康和生产跃进,云南省委正在采取非常措施根治浮肿病,我们省委必须接受浮肿病死人的教训,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8-24 11:22:40
  为什么版面标题是淡黑色?是版主不欢迎这样的文章吗?不欢迎的话,请赶快删掉!
作者 :浮生只影 时间:2015-08-26 14:57:53
  一直很想了解那段历史,但是虽然刚刚远去,我却以为他几乎比中国任何一段历史都更加扑朔,各种修饰、各种诽谤,各言其是。楼主名之为“野史”只怕有不得已处,倘能继承史家之古训,秉笔直书,则是后生晚辈之福。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8-28 19:29:27
  第四章 曲靖地区病情严重

  云南省这次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会议一方面对大 跃 进致浮肿病死人问题有了一定认识,并向中央作了检讨,查找了发病原因。
  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将2月省委提出粮食5年增长一倍改成1958年当年翻一番,工业产值翻两番。
  跃进指标再次加码,又加大了各级领导的压力,使他们在既要解决群众长期过度疲劳,防治浮肿病,又要开展更大的跃进的矛盾中而难以保持平衡。
  为了进一步查清病因及加强防治措施,省委于8月24日派副省长刘卓甫率由省委文教部副部长钟期、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周力、省民政厅副厅长白玉清等组成的省委检查组,会同曲靖地委第一书记邵风等到曲靖专区的路南、陆良、宜良、泸西、师宗、罗平等县了解浮肿病情况,研究加强防治措施。
  全省部分地区发生浮肿病后,省委农村工作部也派人到曲靖专区检查生产和制止浮肿病死人的情况。并于1958年8月24日向省委作了《关于曲靖地区病亡及外逃情况的报告》。
  《报告》反映,曲靖全区(缺寻甸县)今春至8月15日各种发病人数达168957人,其中死亡23932人。外逃和搬家的现象也不断发生。
  与曲靖地区相邻的贵州省兴义县8月5日至15日就陆续收容了富源、陆良、罗平等县的外逃人员72人。
  这些人中有的是因肚子饿跑出去的,有的不仅肚子饿还遭干部吊打,生活不下去才逃跑的。
  仅陆良县今年搬家到外地的就有500多户。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劳动的出勤率。
  浮肿病2月开始,曲靖地委发现后就向各县打了招呼,但因缺乏深入检查,病因未查实,未引起重视,采取的措施不够及时坚决,故使病情不但没有制止,更使病情和死亡都在发展。
  1958年8月29日,省委向各地、市委批转了省委农村部的这个《报告》,并指示:
  曲靖地区今年群众患浮肿病死亡和外逃的情况是严重的。这不仅直接威胁群众的生命,而且对今年的工农业生产大 跃 进有很大影响。
  某些地区非正常死亡突出,迄今为止,主要反映了某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
  各地应认真注意检查,把防止疾病死亡列入领导生产的内容。严重的地区要派专人检查和帮助解决,切实制止浮肿病的再度发生和新的发展。
  由于“大 跃 进”运动在全省城乡,农村、工矿企业都全面开展,在农村发生浮肿病问题后,工矿也有发生。如:云南锡业公司个旧马拉格矿即发现工人患浮肿病,至8月23日达500余人。
  刘卓甫副省长率省委检查组亲自到浮肿病严重的陆良、路南、泸西等县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同曲靖地委又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后,于9月3日向省委书面报告了曲靖专区浮肿病情况,并调拨了2290万斤粮食和20万元钱帮助曲靖地委解决群众患浮肿病及饿死人问题。
  通过省委、省委检查组及省委农村部工作组的多次督促和帮助,使曲靖地委对浮肿病死人问题的严重性有了进一步认识。
  1958年9月8日,曲靖地委向省委作了《关于浮肿病死亡情况和干部命令主义作风的检讨报告》。检讨说:
  今年2月,我区陆良、曲靖等地曾先后发现少量的疫病流行,其中主要是浮肿病。
  4月份病势又陆续蔓延,我们动员大批医务力量,集中的加以防治抢救后,疫病迅速下降,我们认为病情已基本遏止。
  但由于对病因不清,未从粮食上根本解决,故至6月下旬又再度暴发。
  前后发病共16733人,死亡1205人,我们深感责任重大,虽想了许多抢救的办法,但由于病因不明,没有正视为粮食问题,虽费力不少,但不能一针见血地迅速予以扑灭。
  7月中旬省委明确的指出:发病原因主要是营养不良,各级党委要敢于正视问题,大胆的解决问题。这时我们才决心从粮食问题上着手解决,拨粮5900万斤。并强调了专人负责,全党动手,集中力量限期扑灭。
  与此同时,各级分别成立了防治浮肿病指挥部,加强这一工作的具体指导,在贯彻执行中,有的县执行得坚决,半月后病情基本遏止,如马龙、泸西县。
  但有的县仍不正视为粮食问题,执行得不坚决,虽病情有些好转,但一直没有遏止,如陆良、路南等县。
  8月初地委又在马龙开了现场会议,并派检查组在各县进行了检查,又在县委书记会议上联系群众观念、工作作风作了一次认真的检查,并对防治浮肿病作了具体布置。
  这以后才使浮肿病基本止住,但仍未完全遏止。截至8月底全区累计发病141169人,治好103193人,现有病人20887人,前后共计死亡19110人,情况是严重的,给党造下了严重的损失。
  目前全区已基本控制了浮肿病的发展和死亡,但决不能因此而有丝毫疏忽大意。
  曲靖地委还检讨了造成浮肿病发展的根源:
  直接反映了我们在执行省委历次指示“从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和物质保证三个方面保证群众大 跃 进的干劲”不坚决。
  我们领导的群众观念薄弱和缺乏深入踏实的工作作风,对如何在大 跃 进中去关心群众,保证生产大 跃 进的顺利发展,则被忽视。
  因而对浮肿病的发生开始就没有从缺粮食的问题上去考虑和处理。
  再加之对个别已发现的强迫命令情况未予以及时的严肃处理,导致关心群众疾苦不够。
  曲靖地委最后请省委给以应得的处分。
  1958年9月12日,省委转发了曲靖地委的《检讨报告》,并批示:
  你们接受经验教训,继续彻底抢救浮肿病和防止其继续发展,这是很好的。
  同时,通过对这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进一步提高到领导思想作风、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上去接受经验教训,这也是必要的。
  至于地委请求给予相应处分一事,不必置议,但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8-29 19:05:56
  第五章 云南省的检查报告

  1958年10月7日,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向国务院书面报告了云南省发生浮肿病的情况。
  云南省陆良等县发生浮肿病死人的情况,也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1月3日至4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专程到陆良县检查工作,并就防治浮肿病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1958年11月上旬,中央召开郑州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问题。
  会前,主席视察了河北、河南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现象。
  会议根据存在问题,规定了各级领导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必须关心人的工作方针,并要求对已发现的错误着手纠正。
  11月14日至20日,云南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并以整风精神,以浮肿病死人问题为重点检查了省委及有关地委的思想作风,总结了大 跃 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会议肯定了工、农业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绩,但同时也揭发了许多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虚报浮夸的现象和造成的恶果。
  11月18日,云南省委就关于发生浮肿病死人情况向党中央、主席呈报书面检查报告。报告说:
  浮肿病至6月下旬和7月上旬发病率猛增,遍及全省70多个县市,并兼有痢疾等流行,死亡率亦加大。经突击抢救,至7月下旬,发病率和死亡率逐渐下降。
  在这一过程中,情况陆续有所反映,我们虽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先后4次派遣医疗队伍,多次组织专门检查组和工作组,进行检查和帮助,并调拨专粮、专款,力图遏止病势。
  但是,由于措施不够坚决和及时,以致制止无力,未能迅速扑灭。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88000多人,死亡39712人,其中因浮肿病而死者约占半数。
  以曲靖专区最为严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数的48%。
  而该专区又集中在陆良、泸西、曲靖等县。仅陆良县即死亡12917人,占该区死亡人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因浮肿病死亡者5205人,占死亡人数的40%。
  造成这一痛心的大量死亡事件,我们的错误在于:
  领导作风不深入,对于今年紧张持续的苦战中需要特别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
  尤其是对工作基础薄弱的地区所出现的新问题估计不足。病情最严重的地区,多是工作落后,去年歉收、口粮较少的地区。
  全省浮肿病最严重的陆良、泸西等县,一向都是落后县;死人最多的曲靖专区,是去年增产最少的地区。
  陆良县在历史上是最穷的县分之一,而去年又减产15%,全县除去公余粮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粮、种籽、饲料379斤,该县死人最多的几个乡,每人只有口粮200多斤。
  劳动强度成倍的增加,物质生活没有相应的保证,营养过分不足,是发生浮肿病的直接原因。
  我们的错误还表现在: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
  特别是没有估计到,经过反右斗争和粮食大辩论,某些干部有个人主义思想,害怕被人说右倾,“宁左勿右”,不敢正视粮食问题。
  浮肿病发生时,有些干部发现缺粮是主要原因,但由于怕犯“右倾”的错误,不敢反映真实情况。
  吊打群众以至死人,也相当严重。富源黄泥河乡,在病中被打死、吊打后病死、逼死、关死的共24人;一个小女孩私自扳了一个包谷竟被砍去一个手指。这种现象没有得到及时发现和制止,也和我们思想上的片面性有关。
  更严重的是:问题发现后,态度不够坚决,没有采取断然措施,及时而又严肃地处理,致使死人现象未能迅速制止。
  作为一级高级党委,在这样几个根本问题上犯了错误,是严重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教训是沉痛的。
  主席对云南浮肿病死人事件的关怀,给予我们很大的教育和督促;王从吾同志来云南检查工作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我们决心通过这一事件,从中深刻地吸取教训,借以教育提高云南省全体党员和干部,从而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促进生产的更大 跃 进。
  目前,我们正在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通过整风的方法,集中检查批判省委和地、市委两级的领导作风和群众观点问题,认真接受经验教训。并且打算立即采取两条措施:
  1、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后,立即在全党和全体干部中,进行一次以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的整风。
  在肯定今年大 跃 进成绩的基础上,从上而下与从下而上相结合地检查批判强迫命令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倾向。
  并组织专门小组,对浮肿病死人事件进行认真的检查,严肃处理死人事件中的违法乱纪和失职问题,从正面和反面去使大多数干部接受教训。
  2、从各方面调节群众的劳逸和生活。加强对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的领导和民主管理,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书记或常委专管群众的生活问题。
  鉴于省委的失职错误严重,有负于中央和人民的委托,为了教育全党和教育我们自己,请求中央给我们以应得的处分。
  就在云南省委向党中央、主席报告云南浮肿病情况的当天,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也以个人名义向党中央和主席作了检查报告,承担了主要领导责任。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08 07:26:45
  第六章 毛主席的批语

  1958年11月20日,云南省地、市委书记会议结束后,省委又接着召开了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所属各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整风会议,直至12月2日结束。
  会议期间,毛主席于11月25日审阅了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第145期上摘登的云南省委关于浮肿病死人的报告后,作了“一个教训”的批语。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研究人民公社及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
  会上,主席指示将云南省委关于浮肿病死人的报告及他的批语发给参加武昌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列席会议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主席在批语中指出: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部分地方发生的浮肿病问题。”
  “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浮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依。”
  “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
  “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
  “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
  “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
  “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作者 :longyingjun2010 时间:2015-09-09 18:40:03
  这种越权驾临毛主席,置人民群众生命与福址不顾的所谓国家主席,总理,党委秘书,其实质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他们只所以要欺上瞒下,目的是故意造成广大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共产党的反,驾祸于毛泽东,以达到它们投靠西方,向蒋介石的国民党邀功领奖,获取蒋的信任。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10 06:28:10
  第七章 贯彻主席批语

  主席的重要批示传到云南后,省委先后在3次各种类型的会议上进行传达学习和贯彻。
  第一次,首先组织参加正在召开的省委、省人委整风会议的同志认真学习。
  与会同志进一步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根源,挖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省委、省人委整风会议上,根据主席要求云南省委坏事变好事的指示精神,重点抓整改。
  省委于11月30日分别发出了9个文件。即:发出了《关于在各级领导干部中继续开展整风的指示》、《关于加强劳动安全工作的指示》、《今冬明春大力开展副业生产以增加群众收入问题》、《保护个人生活资料所有权的通知》、《今年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报告》、《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干部与群众实行“三同”的决定》。
  此外 ,11月30日,省委和省人委联合发出《关于群众生活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
  《规定》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完整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学会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
  《规定》分别就调整劳逸节奏的问题、办好公共食堂、办好托儿所和幼儿园、医药卫生问题以及加强领导等方面做出了55条规定。

  省委、省人委发出了10个文件后,并要求逐级制定具体方案,迅速组织贯彻实施。
  12月2日,整风会议结束后,云南省委向党中央书面报告了召开地、市委书记和整风会议的情况。其中,重点报告了两次会议揭发出来的主要问题:
  一是各地强迫命令、浮夸虚报、只讲生产不管生活的现象比较普遍,在极少数地区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
  干部中的强迫命令作风,较为普遍的是“卡”、“整”群众。如戴白条、白手套,家门上插白旗,戴尖尖帽,画花脸,背上贴大字报,扣工分,甚至不给饭吃。
  宣威县左所乡一个社干部规定:“不劳动者不得吃”。一个女社员因在家照顾病人,两天不给饭吃。
  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的地方,甚至采取关禁闭、捆绑吊打、火烤等违法乱纪的办法对待群众。
  祥云县3个水库工地被捆绑吊打的民工就有1200多人,当场打死、受虐待后自杀死亡的共有724人。
  二是在大 跃 进中只重视生产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现象,在全省则更为普遍。
  有些干部认为,“生产任务重,时间紧,不休息都干不完,再休息更完不成任务”。
  有些地方群众患浮肿病后上级调拨了粮食去救治,却没有发到群众手中。
  强迫命令也是今年边民大量外逃的重要原因,边民外逃已达89000余人,有人说,“情愿在外国饿死,不愿在中国苦死”。
  云南省委在报告中认识到:这种强迫命令作风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已经在政治上和生产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这些教训是十分沉痛的,确有必要在县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整风,认真地吸取经验教训。
  第二次,省委在召开省委、省人委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整风会议的基础上,扩大范围,于1958年12月22日至1959年1月8日召开了有省委委员、地(市)、县委书记和部分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
  第三次,省委在全省四干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接着召开了为期两天的云南省一届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学习主席“一个教训”的批示以及整风,在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曾专门就关心群众生活问题作了深入检讨。
  鉴于曲靖地委工作出现失误发生浮肿病死人,1959年1月27日,中央批准调云南省委财政贸易工作部部长薛韬任曲靖地委第一书记,免去邵风曲靖地委第一书记职务,降任地委书记处书记。
  同时,云南省委批准邵风兼任陆良县委第一书记。
  在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省委一届七次全会和省四级干部会议的基础上,全省各地、市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各县又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较深入地揭露了以往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促使干部改进工作作风。
  通过整风学习,使全省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思想上开始冷静了一些,并对一些问题有了共同认识:
  制定生产计划指标必须积极先进,但同时也要建立在可行性的基础上;把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与执行计划的统一性和组织上的纪律性统一起来;把领导生产建设与关心群众生活统一起来。通过整风,促使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有了一定的转变。
  省委和省人委在1958年10月和11月曾多次提出一个星期内不增加新的病人,半个月内消灭浮肿病病情的计划,并采取了紧急防治措施,一些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有所改进,使浮肿病问题得到了缓解,有的地区并得到了遏制。
  但是,省委于1959年1月10日印发的《关于1959年全省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中,提出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计划,如与上年相比,铁要增长1.5倍,钢增产5倍,铜增长10倍。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20 16:22:09
  第八章 浮肿病复发

  由于受掀起1959年更大 跃 进高潮的影响,在全省若干县相继发现浮肿病复发情况,而且在某些地区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陆良县许多群众又在挨饿受冻,公共食堂普遍吃菜吃稀饭。
  如先锋公社一些食堂,中午12点才得吃半饱稀饭,晚上7点才得吃半饱菜汤;曲靖县有的公共食堂每天一人4两大米,不够吃;通海县石碧乡安昌里每顿全劳力只能吃中碗一碗饭,半劳力及小孩还要少些。吃的是豆叶或野菜,当省委、地委检查团去检查时,吃的稍好些,但仍不够吃。
  当地干部向群众布置不准对检查团说粮食不够吃,这样做的结果,有的地区又出现浮肿病死人问题。
  省委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指示各地、市委:粮食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的足够重视。并注意检查食堂有无贪污现象,做好食堂的管理工作。以促使有关地委正视和注意解决浮肿病复发问题。
  玉溪专区1958年发生了严重的水浮肿病后,在省委不断的督促帮助下,玉溪各级党委采取坚决措施,集中治疗,增加营养,到12月初浮肿病初步被止住。
  但到1959年3月以来,水浮肿病在全区各县又陆续发现。在浮肿病患者中,属于复发的占70%左右,发病原因基本与去年一样。
  为了避免重犯去年浮肿病死人的错误,1959年4月14日,玉溪地委向省委作《关于水浮肿病问题的报告》。
  随后,红河、曲靖和文山地委也先后向省委报告了浮肿病复发的情况。
  据统计,玉溪区发病1408人,死亡14人;红河州发病1303人,死亡9人;曲靖区发病1189人;文山州发病234人。
  鉴于此,省委于4月22日将玉溪地委《关于水浮肿病问题的报告》转发各地参考。
  同时提请各地、市委注意浮肿病复发问题,强调:当前春耕栽插的紧张时刻即将到来,生产劳动将更为紧张,省委十分关切这个问题。各地要切实进行检查,接受去年的经验教训,真正取得免疫力。
  粮食不足的地方,立即由县委负责调剂解决,使群众能吃饱。必须讲求苦干与巧干的结合,保证群众每天睡眠不能少于8小时。
  希望各级党委继续引起警惕,不能疏忽,以保证人民健康和保证生产大 跃 进。
  夏季,是农村各种疾病最容易发生和流行的季节,全省患病的人,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根据历年的教训,特别是去年的教训,省委于6月23日发出了《关于管好群众生活防止夏季疾病的通知》,指出:
  当前迫切需要重视和解决的是群众的口粮问题和群众疾病问题。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摸清自己地区的粮食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充分发动群众,办好公共食堂,必须保证按大人、小孩平均每人每天不少于0.5斤。
  在疾病问题上,主要是做好防预工作。首先要保证吃饱、吃熟、吃热和吃细一些,在这个基础上再照顾到群众的各种营养。
  其次是强调劳逸结合,要把劳动强度加以调剂,不要再继续夜战,保证睡足8小时。
  再次是搞好环境卫生,继续坚持除“四害”。对生病的人应立即进行治疗。
  目前有些地区,不敢反映粮食和疾病的真实情况,怕引起群众的思想混乱和领导上的批评,必须坚决防止和克服这种不敢正视问题和熟视无睹的官僚主义态度,认真把群众生活搞好。

  (2-8章摘编自新浪博客“百科全书”:《云南省浮肿病死人情况》)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21 07:21:09
  第九章 农民进城抢购食品

  一九五九年春节过后,成都市郊的场镇和市区的大街小巷涌入大批乡下人。
  他们两手空空,一窝蜂地扑向餐馆、糖果店、农副产品市场等一切有现成食品出售的地方,掏出兜里所有的钱猛买猛吃,末了还大包小包地带走。
  双流至成都的公路上人流滚滚,尤如赶场一般,全是到成都吃饭抢购食品的农民。有携家带口的,也有基层干部带领成群结队的。
  公社化以后,自留地没收,一切农副产品归公,农民的生命系于公共食堂,除此之外,他们唯一的生路就是进城买东西吃了。
  城里也今非昔比。粮食是买不到的,城镇人口凭购粮证、粮票定量购粮,粮食标准已经降到饿不死的地步。
  但是,1959年初餐馆吃饭还不用粮票,当然也决无美味佳肴,一律的米饭加大锅菜,没有肉食,只许吃,不许带走。
  糖果店里可以买到糕点——掉在地上也摔不烂的面饼、瓦块似的饼干,都是用糖精做的。
  能买到的含淀粉的食品还有称之为“肥儿粉”的婴儿米粉、凉粉。上述一切都是限量供应,卖完收摊关门。
  过去,到城里吃馆子、买糕点的农民极少。现在,农民却突然之间在餐馆、糖果店门口排起长龙,肥儿粉、凉粉一上市便被抢购一光。
  一个可怕的消息在大街小巷的窃窃私语中传播开来:农民没吃的了!
  农民有几个钱到城里去“奢侈”呢?于是不得不变卖家产。将自己的床、桌、椅、箱子、黄桶等打碎作木柴卖,有的还卖了自己的蚊帐。
  妇女杨淑华将蚊帐拿到成都卖了二元八角,向城里人买了七斤高价米(二角五一斤,当时国家价为一角二),剩下的钱吃了一顿饭就花光了。
  下饭馆不光是为了自己吃,更多的人是为了买到米饭带回家里。这种行为是违反“只准吃,不准带出堂”的规定的,不得不偷偷摸摸进行。
  三营九连的周大娘把床卖了三元三角,在饭馆买了六碗饭,自己舍不得吃,全部偷偷倒在围腰里带回给孩子吃。(农民实行军事化,大队为营,生产队为连)。
  在一九五九年纠左的政治气候下,省委、地委均派出工作组,到成都市周边各县调查,结果证明,农民确实没吃的了。
  工作组走访了离成都市十多公里的簇桥、金花两个公社,每到一处,立即被群众团团围住,哭的哭、骂的骂,诉苦不迭。
  工作组问他们:“有没有米吃,能否吃饱?”
  “尽是吃菜,有米?象点眼药一样!”
  “昨天一人分了几两豆渣,够啥子嘛。”
  “我们这些老头儿进不了城,死了当柴烧!”
  “饭都没吃饱,哪有劲搞生产,前天我担尿水摔到沟头。”
  …………
  工作组参观的八个食堂,不是“断米停火”,就是“断米未停火”。其中,断米时间最长的一个三百八十人的食堂,从年初至三月近百天的时间里只吃过稀饭三次,其余尽吃青菜萝卜。
  断米停火的食堂有菜有米就分给社员,没有就让社员自行解决。断米未停火的食堂,春节以后一直以蔬菜、野菜为食。
  省委财贸部工作组在新都县调查的情况是,全县一九五八年征购比一九五七年高出将近二分之一,春节过后食堂陆续停伙。
  马家公社的六十个食堂,吃三顿的一个,吃两顿的十六个,吃一顿的二十一个,未开伙的二十一个。开伙的大部分吃青菜、油菜苔、苕菜、红萝卜等。

  第十章 农民挨饿 干部遮掩

  情况糟糕到如此地步,如果不是直接到基层找群众调查,什么都休想知道。
  从报纸、广播到各级领导的文件、汇报,农民还在食堂里“放开肚皮”大吃大喝呢。
  实际上那个短暂的幸福时光早已过去,眼下他们的日子正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滑落。
  而饱受政治运动惊吓的当地干部极少敢在上级面前吐露真情,只得信口雌黄说假话,报喜不报忧。
  双流簇桥公社书记说,成群结队到成都去的社员是“卖柴搞副业”,停伙的食堂是因为“社员把粮食分回去自己吃”。
  双流县县长目光更敏锐,说停伙的食堂是因为怕把粮食调剂走,把粮食转移、埋伏了。
  他举例说簇桥某小社转移了三万斤黄谷到加工厂,某小社将几万斤红苕埋到地里,上面栽厚皮菜掩盖,县上正在开会批判“本位主义”,对个别坏分子准备打击。
  类似的情况哪里都一样。工作组来到华阳白家公社的一个食堂,发现煮中饭时,一百五十一人吃饭只煮了二十斤米,其余全是菜。
  炊事员说,这顿饭都是做来给你们看的,平时一顿只煮两三斤米,一人两瓢儿,米都见不到。
  说话间二十多个男女老幼围了上来,“干部吃干饭,我们就吃这种菜汤汤”,“娃儿饿得拉倒妈妈要吃饭,喊他们咋个长身体啊!”说着妇女们全都哭了。
  背着孩子的妇女杜秀英从屋里端出半盆菜汤,哭着问:“我们一天吃这么多够不够?半岁娃儿光吃菜行不行?”
  工作组干部安慰说,这些情况上面不了解,了解了会解决的。
  杜秀英泪水涟涟地说:“主席是对的,粮食是给我们配够了的,就是他们(指干部)不拿给我们吃,每顿吃两瓢儿菜汤汤,锄头都拿不起,哪有劲搞生产。我背上这个半岁大的娃儿吃不下,请队长给点米拿回去煮,队长都不批。”
  她当即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她断了奶水,娃儿又吃不下菜,请求给五斤米给娃儿煮稀饭,要工作组盖章证明。工作组爱莫能助。
  因为是贫农出身,爱人又是党员,杜秀英才敢在工作组面前直言不讳说这么多。大部分社员则左顾右盼,欲言又止。
  一个女社员刚说了一句,他男人便骂道:“你多事,人家都过得出来,你管这些事干啥?他们问了就走了,二天(四川方言,“今后”之意。──编者)总要把你整惨!”
  工作组走出食堂,四名妇女尾随而至,见四下无人,说:“杨队长跟我们说了的,检查团来了要说每天吃三顿干饭,每顿三菜一汤,哪个乱说割他的舌头。还说有困难大家克服,为啥子他天天吃干饭呢?”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神秘兮兮地把工作组干部拉到屋里,一开腔就泣不成声:“社里叫我搞生产,我这么大岁数了,肚子又饿,咋个做得动。”
  又指着她三岁的小外孙说:“娃儿一天拉倒衣服要饭吃。”
  工作组问:“吃不饱怎么办?”
  妇女们说:“有的捡点草药卖给供销社,有的弄点柴去卖,卖了钱就在成都吃饭,买肥儿粉、面包、带点回来给娃儿吃。”
  工作组转身找到干部,听到的完全两样。
  管区会计说,我们的食堂没停过伙,主要劳力每月四十斤米,妇女三十斤,每天两顿干饭,吃得好,吃得饱,有的还拿给亲戚朋友吃。
  到成都吃饭的现象,“可能是坏人钻空子”。
  公社党委书记杜金元对为啥尽吃菜稀饭的解释是:“凡是吃稀饭的,都是社员要求的,因为他们喜欢吃稀饭。”
  谈到社员到成都吃东西的情况,杜一口否认:“这种情况不会有,我们还未发现,如果有恐怕是个别坏人,或富裕中农从中破坏。”
  县委办公室主任杨绍勋干脆说“我们还未掌握到这种情况。”
  不论形势多么严峻,所有的干部,不论真心或违心,对外的口径都是一致的:五八年的粮食是大丰收,目前出现的缺粮现象是一种假象,是农民自私自利的思想作怪和坏人挑动,他们装穷叫苦,把粮食隐藏起来,怕增加征购,怕被“共产”,有的则是跟着起哄。 
  如此普遍的饥 荒爆发得如此之早,乍一看的确有些反常。拿温江专区来讲,即使考虑到高征购的因素,也不至于一开年就停伙断粮啊,粮食都到哪去了呢?相当一部分粮食是被共产风卷走的。
  公社化以前分粮到户,自家开伙时,人人精打细算,唯恐吃多了接不上趟。粮食不够好歹也要过下去,何时吃干,何时吃稀,何时瓜菜代之,各家心头有个打米碗,不必政府操心。
  一旦进了“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的公共食堂,心态顿时逆转,都争先恐后地吃,唯恐吃少了吃亏。
  本来就紧张的粮食,哪里经得住这样儿吃呢!当人们发现仓库已经见底,而共产主义似乎越来越遥远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到五九年三月上旬,每人每日定量已降到四两了。
  被共产风卷走的粮食还很多。
  公社建立初期,粮食的余缺由公社在全社范围内随意调剂,甚至由上级跨公社调剂;数百数千人的生产兵团运动作战,象蝗虫一般走到哪吃到哪,所到生产队食堂损失惨重。
  机关干部、工厂工人、学生等组成的检查团、参观团、支农大军也在这块残缺的饼子上咬上一口,动辄数百千人的现场会、誓师会、评比会让“先进单位”的粮食大遭其殃。
  人数众多的脱产文工团、体育队、武装民兵、红专学校在吃粮,修路开矿、大炼钢铁调人又调粮……,有多少粮食经得住这么折腾?
  农民世世代代积淀下的防患于未然的心理,只要有可能,他们多半还是偷偷摸摸藏下一点粮食,这些粮食是公社化以前分粮到户时积攒下,公社化时又没全部交出去的,数量极其有限。
  眼看势头不妙,一些有心计的基层干部也想留一手,或是有组织地隐藏一些粮食,或是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这就是当时喧嚷如雷的所谓“瞒产私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22 07:02:55
  第十一章 粮食问题盲目乐观  

  1958年农业大跃进,各地的粮食“高产卫星”纷纷上天,亩产粮食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几十万斤的试验田你追我赶。比赛吹牛的粮食高产浮夸风,吹遍神州大地。
  浮夸风造成了粮食大丰收的假象,蒙蔽、欺骗了中央和主席,使之盲目乐观,以为粮食多得吃不完。
  1958年大跃进发动以后,6月14日主席在河南封丘视察时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猪肉100斤等等。
  7月底,农业部发表公报,夏粮总产量达到1101亿斤,比上年增长69%。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夏粮大丰收说明,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不久又提出:我国经济的发展,决定于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
  8月上旬,主席视察河北省徐水县。听说该县今年要打11亿斤粮食,说:“你们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指示应考虑生产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
  主席视察河北安国县时提出: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实行轮作。还称赞了河北省委提出的大地园田化的口号。
  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主席提出了“三三制”的设想,即耕地的三分之一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休闲和种植绿肥,三分之一植树种草。
  9月份主席几次表示,过去粮食增产很慢,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达到一万五千亿斤)。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
  在1958年9月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 老人家又说:“执政八年总共增产粮食一千六百亿斤,而一九五八年一年就可增产几千亿斤,这叫做‘突变’,地球打了两个滚。” 于是,他觉得粮食太多了:“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粮食如何处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 老人家又说:“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
  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河北、山东、陕西、山西等地在农业生产上采取重大措施,特别是耕作园地化,是保证高额增产最有效的措施。它是耕作制度的革命,是实行主席提出的“三三制”耕作制度的重大步骤。
  在这种高度乐观情绪的支配之下,各省提出的1959年种植计划,粮食播种面积将缩减到15亿亩以内,比1958年减少4亿亩左右,占20%以上。
  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到1972年,争取全国耕地实行“三三制”。并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决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上来。
  到了11月23日,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又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
  毛主席说话时,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也凑热插了一句:“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使人觉得他安徽的粮食已经多得泛滥成灾了。
  12月初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会议公报宣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那一粮食年度的征购任务,基本就是以这个估计数字为基础安排的。
  实际上这些都远远超出了粮食产量的实际数字。据后来粮食部核实的数字,当年实际产量只有3980亿斤。

  第十二章 主席批示“反瞒产”

  对农村的严重去缺粮问题,一些领导人仍然盲目乐观,认为形势一片大好,闹饥荒的只是个别少数地区,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
  1959年2月1日和2日,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主席在讲话中,确定1959年仍然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一年。
  会议全盘肯定了1958年的大跃进,认为大跃进不是临时现象,1959年还要大跃进,要年年跃进。
  1959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大跃进的战鼓敲得更响》;12日,又发表社论:《为1800万吨钢而奋斗》。
  1959年春,农村严重缺粮的问题暴露出来。农村闹起了粮荒,不少地方出现了浮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严重问题。
  大炼钢铁严重地影响了农业、轻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轻工业生产和原材料生产严重落后,城市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供应十分紧张,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
  中央和主席开始发觉了一些问题,但对问题的严重程度的估计仍远远不足,盲目乐观情绪仍在全党弥漫。
  还是主席最先感到了不祥之兆:“1958年农业大丰收,为什么从1959年一月开始,特别是二月,全国发生了缺粮、缺油风潮,城市蔬菜、猪肉供应很少?”主席百思不得其解。
  正在这时,一个材料送到他手里,是广东省委转发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解决粮食瞒产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雷南县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
  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报告说:解决粮食问题必须交待两条政策:
  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1959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
  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以处分,甚至法办。
  广东省委的批语说: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主席看了报告,异常兴奋,认为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他决定以中央名义把这个报告批转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立即挥笔写了一个批语。
  其中写道:“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
  他还为这个报告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
  主席放下笔,亲自给总书记邓小平打电话,交待转发文件事宜。2月22日,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09-23 06:28:10
  第十三章 雷南县“反瞒产”经验

  不久,主席翻阅新华社编发的《内参》,看到一个醒目的标题:《雷南县成功地解决了粮食瞒产问题》,是新华社记者杜导正写的报导。他眼睛一亮,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雷南县成功地解决了粮食瞒产问题》
  广东省雷南县解决了粮食瞒产问题的经验,经广东省委总结后,已通报各地参考。这个经验是:
  瞒产引起的混乱
  雷南县1958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全县亩产上报1000斤以上。这个产量虽然可能偏高,但是大丰收是肯定的。
  可是从去年12月中旬以来,全县却开始出现一种不正常现象,在公购粮入库时,各个排、连、公社即叫喊无法完成任务,纷纷报低产量,最低的亩产竟跌至298斤。
  许多公社叫喊不仅三餐干饭吃不到,连两干一稀或一干两稀也难维持;不仅大米饭吃不上,杂粮也吃不饱。
  有些地区公购粮任务没有完成,反而要求国家统销,就连这里一向比较高产的地区如南兴公社的部板、梅田,……也都说没有粮食,开始吃番薯、木薯、稀饭。
  雷南县的公购粮任务原来是在估产偏高的情况下分配的,重了一些,没有完成任务。县委着急起来,集中全县交通工具,发动工、农商、学、兵突击运粮入库。
  ……县委心中无数,手忙脚乱,不恰当地采取措施压缩城乡人民的用粮,于是到处一片缺粮声,形势更加紧张。
  这个时候,算账派抬头,攻击技术改革;上中农嚣张,吓唬干部不准报实产量;地富反坏乘机活动,散布谣言进行破坏。一时乌云蔽日,空气大变,农村形势急转直下。

  领导干部的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雷南县和公社一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中,发生了各种不同的分歧意见。
  一部分人认为低产是真的,高产是假的,攻击党所领导的技术改革运动,攻击党的干部政策,说“扯大炮的是好干部,插红旗;说真话的是坏干部,插白旗”。
  这些人实际上是促退派,只是借粮食紧张的机会再次向党进行攻击。
  多数人是肯定1958年晚造大丰收的,但是,对目前到底有没有粮,心中无数。
  他们受到连、排干部的影响,也认为粮食紧张主要是由于“晚造实插面积缩小”、“粗收粗打有浪费”、“三餐干饭多吃了粮食”、“购粮任务加大了”等原因。
  还有少数干部是坚强的、清醒的、敢于肯定1958年的大丰收,肯定目前还有粮食,认识到粮食紧张主要是瞒产造成的。但是,当时很孤立。这样就使前一段雷南县的粮食运动表现得不够有力。
  在1月4日省委、地委电话会议提出要大抓粮食工作之后,经过半个月的工作,只搞出734万斤,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粮食紧张的局面。

  决心和胜利

  这个时候,雷南县委表示了很大决心,坚决要把隐瞒在生产队和分队手中的粮食搞出来。
  粮食运动采取了大规模的干部会议形式。从1月18日以来,先后召开了县委会议、公社第一书记会议、公社党委委员会议和4000多人的全县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
  前三个会议上,着重分析粮食形势,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通过算大账,特别是通过每个干部亲自收割、验收的经验,来证明1958年晚稻确实丰收确有粮食。
  进而分析造成粮食紧张的原因,主要是生产队长、分队长的瞒产私分,以统一认识,帮助公社党委下决心。同时研究大会的开法,为大会做准备。
  后一个4000人的生产队长会议主要通过回忆对比、算丰收账,讲明利害、交代政策,进行思想发动,来提高到会干部的政治觉悟,解除顾虑,加强同党的感情。
  在此基础上,号召大家向党交心,报实产量。
  在雷南县,这个会议仅仅开6天的时间,就交代出瞒产、私分的粮食7000万斤,平均每亩增加100斤,估计可以搞到8000万斤,每个农业人口可增加180斤,粮食问题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样绝大部分人民公社从现在到夏收都可以吃干饭了。
  粮食紧张是假象
  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相,粮食紧张局势是生产队和分队干部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在雷南县的干部大会上可以看到没有一个队不瞒产不私分,而且情况严重,一般的生产队瞒产十几万斤,多的几十万斤,甚至100万斤以上。……
  正确的工作方法
  在干部大会上,雷南县采用的一条基本方法是: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与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代粮食政策相结合。
  用两套人马分工负责,互相推动,步步深入,直到形成高潮取得胜利。
  阶级教育是基础,是基本方针。雷南县的情况表明,即使很好的干部也几乎没有不瞒产的。因此,必须首先使干部克服不忘本思想,在思想上和富裕中农分家。
  大会开始先由县委作了动员报告,接着很快就转到回忆、诉苦,让每个人都想想自己是怎样翻身的?怎样被培养成干部的?怎样入党的?这样很快就消除了他们因为瞒产而形成的同党之间的隔阂,加深了同党的感情,在粮食问题上的抵触情绪就消除大半。
  然后,深刻揭露本位主义的危害,号召他们坚决与资本主义思想划清界线,批判忘本思想,批判本位主义,使他们认识到瞒产只是对上中农有利,对算账派有利,对阶级敌人有利,对资本主义有利;而对贫下中农有害,对积极分子和干部有害,对人民公社有害,对社会主义有害。
  在这个基础上号召他们向党交心,对党忠诚老实,报实产量。
  在进行普遍的阶级教育的同时,必须结合进行个别突破。雷南县的经验证明,这是突破重点、席卷全局,取得全胜的方法,似慢实快,既快又稳,一旦打开局面,就势如破竹,锐不可当。
  为了使突破工作取得胜利,首先要选择少数成分好、思想斗争剧烈、有较多粮食而又较易突破的人,由负责干部亲自动手,深入谈心,针对各人的思想情况,交代政策,解除顾虑,不追不逼,不厌其烦地耐心进行思想发动,启发他们自觉交代。……
  一旦突破,通过大会典型示范,就能立即形成破竹之势,掀起高潮,在一二天内全部解决问题。
  即使比较少数的顽固分子在这种形势下也无法抵抗,必须交代。……
  在大会后期,对于少数拒不接受教育的上中农分子或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干部,必须进行批判和揭发。……
  反复交代两条政策
  必须反复交代两条政策。
  第一条是粮食政策。要明确地表示党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心和信心,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以打破一些人企图蒙混过关的思想。……
  第二条是对待瞒产的干部政策。应当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革命干部闹本位主义是可耻的。但是,瞒了产只要坦白交代,一律不咎既往,不给处分,好干部仍市好干部,劳动模范仍是劳动模范;
  拒不交代的,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给予处分;在运动期间仍继续分散隐藏粮食的,要予以法办。

  粮食、思想、生产三丰收
  在会议后期要抓好三件事:
  (1)当产量报得差不多之后,应该在查漏、查平衡的基础上迅速安排生活。……
  (2)总结思想。每个人都要回忆一下会前、会中和会后自己的思想变化情况,再一次系统地揭露和批判本位主义的丑恶,认识其危害……
  (3)整顿组织,纯洁队伍。对于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坚持资本主义的上中农分子,要在大会上并在会后回到所在公社和生产队,发动群众进行揭露和批判,加以处理。……
  杜导正后来发现自己受蒙蔽写了假话,对此进行了反思。庐山会后的反右倾运动中,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此是后话。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15-10-17 07:25:56
  第十四章 广东雷南经验是怎样产生的
  1959年2月22日,主席对广东省委书记处的报告作的长篇批示。报告是反映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主席批示中认为“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主席这个批示和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传遍全国。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反瞒产私分运动。
  广东省这个经验是怎样产生的呢?让我们借助历史资料还历史本来面目。
  1958年“放卫星”把粮食产量说得很高,因而粮食征购指标相应提高,加上公共食堂一天三餐干饭,三四个月时间,粮食统统吃光了。
  到1959年1月,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要求返销粮食的告急之声四起。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坚信1958年粮食大丰收,不信没有粮食,怀疑农村干部隐瞒了产量,把粮食收藏起来或者私分给农民了。
  农民出于自卫,隐瞒了或背着上级分了一点粮食是有的,但不是像陶铸想象的那样多、那样普遍。
  1959年1月中旬,陶铸带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虎门公社指挥反瞒产运动。
  他到东莞是事出有因的。1958年底,就在一些地方断粮的情况下,广东省在表彰先进的“群英大会”上再次要求各县报粮食产量,并且宣布,凡是平均产量达到千斤的县,命名为“千斤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奖状、锦旗。
  来开会的各县代表,由县长带队。在报产量时,东莞县长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张,打电话给县委书记,问要不要报千斤县。
  县委书记告诉他:“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回来再说。”
  锦旗、奖状拿到手后,县长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回东莞,而是塞到挎包里,静悄悄地送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
  东莞拿回了奖品,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千斤县”。陶铸反瞒产,就找到东莞县。
  陶铸一行到达东莞县城的那天晚上,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干部们看到来头不小,就采取了蒙混过关的办法。
  一个又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
  有个公社书记,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他在某村反瞒产,生产队干部说没粮食,他不信,就去晒谷场。他在晒谷场,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
  另一位公社书记说,他去过好多农民家,农民屋里、仓里是谷,箩筐里是谷,床底下有谷……。
  上百人的干部大会上,只一位老人出来唱反调,她是广东省省长陈郁的夫人袁溥之,是省里派来反瞒产的工作组成员。
  她心平气和地说:“陶铸同志呀!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陶铸同志当场批评了她,说她是不是右了一点。
  1月11日,在东莞县反瞒产大会上,基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基层干部承认“隐瞒”了2000多万公斤粮食。
  县委誓言要追出7500万公斤到1亿公斤粮食。
  陶铸警告大家:“保证三餐干饭吃到底,全部粮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粮食。”
  他写信给省委,宣布了他的调查结果:粮食反瞒产的矛头,要对准原来的小队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费和节约。
  1959年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陶铸的这篇调查报告。
  在这篇调查报告中,陶铸把公社的种种问题,归结为最重要的一条,即集中统一和本位主义的矛盾。
  所谓本位主义,就是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
  有个隐瞒了粮食的生产队解释,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确保供给制突然结束时,生产队仍有必需的口粮。
  陶铸断言被隐瞒的资金,大概占人民公社总投资的四分之一。他在虎门开了一个星期会,从农民的米缸里,真正挖走了558万公斤粮食和1.2万元资金。
作者 :鬼蜮幽魂 时间:2015-12-13 06:18:30
  1958年一阵大闹腾,“丰年没丰收”,把农民的存粮也弄个干干净净,于是1958年冬和1959年春发生了大饥荒,农民开始了过苦日子。
  土地改革时翻身分土地的喜悦之情已经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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