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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尔:民主已死?

楼主:王大麻子 时间:2014-12-28 21:54:42 点击:410 回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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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莱尔:民主已死?
  托尼·布莱尔 前英国首相
  发表时间:2014-12-27 来源:观察者网
  http://www.guancha.cn/tonyblair/2014_12_27_304571.shtml

  (本文系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纽约时报》12月4日刊发文章,原标题:Is Democracy Dead?Tony Blair: For True Democracy, the Right to Vote Is Not Enough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转载请注明译者信息)

  (观察者网编者按:对民主女神而言,2014年可算是流年不利。这一年,不仅一些刚经历了“民主”革命的国家纷纷一夜回到“革命”前,就是欧美等传统的“民主国家”,日子也过得举步维艰。相形之下,反倒是中国这样不符合欧美制定的“民主”认证标准的国家,“风景这边独好”。这样明显的对比未免让人疑心,民主到底还是不是个好东西?我们来看看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回答。)

  如今,民主国家的日子不好过。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出现了障碍:美国国会、英国联合政府,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都遭遇了困境,难以做出必要的决策以回归经济增长。在满足本国公民需求方面,一些羽翼未丰的民主国家似乎不如专制国家有竞争力——至少从短期看是这样。
  屋漏偏逢连夜雨,除了民主制度的失灵,近期还出现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挑战:极端主义在中东地区肆虐扩张;金融危机的阴云困锁欧洲;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风波未平,乌克兰东部冲突又起。有鉴于此,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以及社会上对民主政治普遍存在的忧虑与失望情绪便不足为奇了。

  这几年,民主国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民主让我们过于自负。民主仍然是我们选择的制度——是自由者自由选择的结果。但民主制度遭到了挑战,我称之为“功效”挑战:民主的价值是正确的,但民主制度往往无法兑现这些价值。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国家、社区、企业都必须不断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些变化,民主制度显得迟缓、官僚而又脆弱。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国家对不起自己的公民。这种情况为何发生,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我们似乎忘了,只有实践中行得通的理论才是好理论。民主体制的理论基础是重要的,通过选举产生政府的基本原则显然是正确的,它也仍然得到大众的认可,但民主原则在践行中却往往遭到歪曲。今天我们应该讨论如何改善民主制度,如何使它现代化。传统上,辩论民主的议题无外乎政府的透明度、诚信度。比如在英国,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议员们的费用报销机制。
  但是,导致人们对民主政府大失所望的真正原因是,人们认为生活中迫切需要的改变迟迟没有发生。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挑战。人们往往有另一套说法,他们说政府不倾听民众的声音。但实情往往是,政府在倾听,但民众的声音却是杂乱分化的。通过强势领导有效进行决策的能力,正是民主制度所缺乏的。为什么会这样?
  近年来,西方民主国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降低了民主体制的功效。
  在美英两国,有越来越多的选区受其边界划分结果的影响,直接落入某个政党囊中,成为其固有选区。如果你成功获得了党内候选人提名,便将铁定赢得该选区的议席。这促使潜在的候选人们采取某些立场,讨好拥有提名权的党内活跃分子,而不是广大公众。就这样,政治家们逐渐远离了大众所持的中立立场,而这必将损害他们的决策能力。
  在这样的体制内,摆好政治姿态比实干解决问题更重要。实际上,现代治理是基本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
  此外,随着传统观众群体的萎缩,新闻机构发现最大的商机在于煽动忠实观众,呼应他们的具体利益。因此,许多西方媒体的党派色彩变得越来越鲜明。
  在我们的体制中,产生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能阻拦我们进行实质的、必要的改革。譬如,所有试图改革教育系统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场多么艰苦卓绝的斗争。官僚体系反抗变革;教师工会反抗变革;甚至连公众都被挑唆起来扼杀符合自己利益的变革。让我几乎丢掉首相乌纱帽的决策,无关乎战争与和平,而是我的教育改革政策。医疗系统改革也同样举步维艰。
  然而,世界如此瞬息万变,政府体制的更新就显得格外重要。
  公众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社会早该改革却迟迟未动。人们需要更好的服务,有更高的期望,但任何政治家都会告诉你,没人愿意为此买单。改革的缺失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政府预算吃紧的今天尤其突出。所以,现代治国面临一道离奇的悖论:要满足公众日益提升的需求,改革必不可少,但公众很容易被动员起来反对这些改革。所以,在变革面前,西方政治家们往往退避三舍,导致选民对民主政治的进程大失所望。
  看看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欧洲国家:为了改变公共利益的分配方式,为了精简体制,这些国家都在税务系统改革中苦苦挣扎。一方面,公众强烈地抵触改革;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没有其他途径可走。同时,欧盟也无法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来配合改革。
  检视过去20年内发生在私有部门里的变化,今天市值领先的公司与20年前大不相同。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世间万事万物新旧更替的规律——但政府体制却自绝于这种规律之外。自上而下的官僚阶层倾向于管控现状,而不是改变现状——因此,我们沿袭着过去的道路,无法做出改变。
  科技能够改变教育和医疗系统的运作方式。科技能给教学带来革命性变化;能产生全新的诊疗手段。这些变革已在条件最好的地方出现萌芽;但大多数地方难以企及其红利。正是这种功效上的差距,导致人们对政治彻底失望,并诉诸于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民粹主义途径。这是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
  而且,在今天这个最需要领导能力的时代,政治领袖的基因池却在逐渐枯竭。在我们的议会或国会中,有多少人曾在政界之外有过身居要职、担当责任的经验?如今有太多年轻人凭着对政治的兴趣爱好,在大学毕业后就投身于某位政治家门下从事研究分析工作,进而直接参与竞选取得议会席位。
  在进入政界之前,我在私有部门只工作了七年,但对我来说,那是意义重大的成长期。在业务和人际方面,这段经历对我后来执政裨益匪浅。尤其重要的是,我知道了书本上的政治理念和适用于“现实世界”政策是存在差异的。
  还有,与私营部门的成功精英相比,政治领袖们的薪水实在称不上丰厚——这话我只有卸任后才能说。今天,我们最需要一个多样的、有活力的、健康的政治领袖基因池,但微薄的工资限制了政治职业生涯的吸引力。
  上述种种因素,导致由民主体制产生的最高领导人很难有什么作为——所以就产生了“功效挑战”。这种挑战被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而社交媒体本身便是一种革命性现象。过去,社会问题的发酵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如今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公众情绪的浪潮在数日甚至数小时内便可掀起舆论海啸。政治家一味追求扩大影响力和冲击力,往往顾不上保持社会舆论的平衡。
  这种情况使政治领导人感到疑惑。领导人必须在领导方式和舆论之间作出精密调整,既要超越各种声音,又不能脱离舆论。领导人必须精准地判断公众的情绪,但如果依靠Twitter推送的信息来治理,是很难对舆情做出准确判断的。社交媒体能积极地影响现实世界,这固然令人兴奋,不过社交媒体的话语权属于“大嘴”们——我们知道,有理不在声高,声高者未必有理。
  如果给萎靡的民主对症下药,恐怕将改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人们必须接受一点:治国理政避免不了各种艰难的抉择,做出这些抉择的政治家应该受到尊重而不是诋毁。此外,有的规则可能也需要更改——例如,公共领域和私有部门之间“旋转门”应该更加通畅。各国议会运作的方式可能会发生改变,有些国家甚至可能得修改宪法。
  如今,我们必须把民主体制的问题搬上台面,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民主体制光给民众投票权是不够的,还需要做出实实在在的成果。然而目前民主制度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我们不应坐视选民在独裁和民粹之间做选择。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民主,就让我们着手拯救它。
  托尼·布莱尔:1997-2007年曾任英国首相
  (本文系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纽约时报》12月4日刊发文章,原标题:Is Democracy Dead?Tony Blair: For True Democracy, the Right to Vote Is Not Enough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转载请注明译者信息)
作者 :阳光8正义 时间:2014-12-28 22: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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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王大麻子 时间:2015-01-02 1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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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八年于桑主持刑满释放仪式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因前列腺肥大急性尿潴留住进朝阳医院治疗,十月中旬,医院因保守疗法无效,决定手术治疗。正在手术的准备过程中,陈伯达服刑十八年期满的日子——十月十七日到了,公安部决定在病房内举行一个简单的释放仪式。

  十月十七日上午,陈伯达在单人病房里吃罢早饭,坐在沙发上等候。另一沙发空着,留给公安部的领导。我坐到沙发对面的病床上。

  八点多钟,走廊里传来了许多人走动的声音,但他们没有进病房,都走进斜对面一间空着的屋子去了。曲大夫进来照例查了病房,说:“他们好像已经来了,别着急,得等一会儿。”

  过了半个多小时,不见动静。陈伯达有些不耐烦,说:“我都八十五岁了,人都关到这个时候,不知道还要搞甚么名堂,实在没有甚么意思。”我劝慰了他几句。

  又过了一会儿,进来几个穿便服的年轻人,要支录像机。因屋子太小,选支放点很费事,最后不得不把输液架挪走,才在床脚前支放好了。我对其中一人说:“能不能请他们快一些来,老人的病不轻,这样老等着,他精力坚持不了。”年轻人犹豫了一下,答应去催一催。

  九点四十分左右,一位瘦高个子的公安部领导人在萧键和医院王浩书记的陪同下姗姗来迟。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每人搬把椅子,一起跟了过来。

  病房内不到十平方米。除那位领导坐在沙发外,其他人都排坐在木椅上,有的人只好坐到敞开的门外面。

  一位刚才来过的年轻人站在我旁边,拿起照相机对着老人要照相,老人连连摆手:“不要照相!不要照相!都快死的人了,有甚么好照的!”年轻人有些尴尬,但还是趁老人不注意时照了两张。那个录像机没有声音,老人倒没在意。

  萧键先说了一句:“这位是公安部于副部长(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就是自中共九大之后连任多届中共中央委员的于桑),请他讲话。”

  于副部长面对陈伯达开了腔:“今天嘛,你的十八年刑期就满了,以后我们就不管你了。把你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馆,由他们负责了。还有个附加刑五年,也都由下面的单位去执行了。生活待遇不变,考虑到物价因素,再加五十元,每月二百五十元。怎么样,老陈,有甚么要说的?”

  “附加刑五年”几个字说得很重,“释放”一词却不曾言及。

  于副部长话音一落,陈伯达的话脱口而出:“刚才你说甚么?还要加刑五年是吧?我说,再加刑八年、十年、一百年,都可以,随便加多少!”

  于副部长有点尴尬:“老陈,今天应该是你高兴的日子。”

  陈伯达道:“我今年八十五岁了,又得了这样的病,已经是快要死的人了,有甚么可高兴的?还要搞五年,我是不可能再活五年的。”

  萧键一看谈话陷入僵局,不知如何是好,手里摆弄着一张释放证明。我问了句:“写的甚么?”。萧键说:“嗨,甚么也没有。”我接过来一看,上面确实只写着释放日期,并没有提到附加刑,看来于副部长是故意要强调一下附加刑的,他丝毫不考虑一个垂暮老人的心境。这个老人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年迈的犯人。

  我是一只蚂蚁谁踩都可以

  陈伯达瞥了一眼释放证明,抬起了头,凝重地说道: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呀!我个人是很渺小的人,怎么处理都没有关系。我不过是一只蚂蚁,谁要踩都可以,甚么时候踩死都可以,没有关系,听天由命就是了。”

  于副部长道:“不是讲唯物主义嘛,怎么你还相信天,相信命?”

  陈伯达抬起右手向上一指,答道:“天就是党。听天由命就是听党由命。”

  于副部长:“哦,是听党由命。”

  陈伯达略喘了口气,又说道:“我只说一件事。一九四八年在阜平的时候,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我听到飞机响,拼命跑,拼命跑。到了毛主席那里,跟他说,飞机就在头顶,要赶快走,赶快走。我看着毛主席他们走到安全的地方,才离开。飞机炸弹劈劈啪啪落了下来……”

  我听到这里,心头一酸,实在忍受不住,失声大哭了起来。

  室内一片肃穆的气氛,持续了好几分钟。

  我擦干眼泪,说了两句希望。

  萧键谈了将陈伯达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馆的情况,并站起来介绍了北京市文史馆的书记兼副馆长徐世正、办公室主任范国慧等。

  徐世正代表文史馆讲了简短的话。

  仪式结束后,公安局搞录像的两个工作人员过来和我握手,一边说:“对不起,我们不了解情况。”

  悄悄处理的遗体告别

  时间进入了一九八九年。

  “何堪老泪交流日,多是秋风摇落时。”

  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周扬同志与世长辞。八月,陈伯达用已不听使换的手写下了挽词:“创延安鲁艺,育一代桃李。悼念周扬同志仲晦一九八九年八月”。周扬亲属收到挽词后,立刻写了回信。

  一个多月后的九月二十日,陈伯达溘然离世,领导部门通知:后事悄悄处理。仍有数十位了解陈伯达的人闻讯后自动赶赴殡仪馆向遗体告别。在哀乐声中,人们悲恸的泪水夺眶而出,巨大的哭泣之声惊动了室外过往的人们。据说,这种场景是近些年很少有的。而几位从家乡专程赴京的亲戚因北京正在戒严,在天津遇阻,只得半途返回。

  北京市文史馆的书记、副馆长、办公室人员,北京市公安局的几位干部,朝阳医院的医生,中新社和香港大公报的记者,也参加了陈伯达的遗体告别。北京市文史馆作为唯一的官方机构,送了花圈。

  感念胡耀邦对父亲的尊重

  如今,参加过向陈伯达遗体告别的老人中,有好几位已先后辞世了。他们当中有史立德、张楠、王拓、洪禹、叶茵、姚黎民、史凤歧等,前三位曾是三十年代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老战士;后几位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他们不顾年高体弱,不避时忌,自动赶来参加陈伯达的遗体告别,实际上是代表了许许多多不知道陈伯达死讯的陈的学生和故友们的心愿。

  行文至此,还有一个人物是不能不提到的,那就是胡耀邦同志。从前文述及的胡耀邦对陈伯达的写作所提的建议,可以看出,他对陈伯达不仅没有像某些人那样采取一笔抹煞甚或辱骂的态度,而且他对陈的人格是尊重的。正像一位朋友向我谈论的:胡耀邦是一位在陈伯达已被推入绝境后仍把陈当人看的高级领导人,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他实事求是的勇气。是的,胡耀邦跟陈伯达过去并无深交,除了在五十年代时毛泽东曾吩咐陈帮助他拟定青年团的文件外,两人几乎没有甚么来往。胡耀邦是从他直接接触的档案材料中,从陈伯达曾为中共及其领袖艰难服务数十年的基本事实中,感觉到批陈运动中的那一套说法是荒谬而不合情理的。

  早在七十年代末,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即在一次谈话中对给陈伯达戴上无数帽子的作法表示了反感。一九七九年十月,他根据新了解到的事实,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第一次果断地停止点陈的名字,而在原来习惯点陈的地方换上了康生的名字。一九八一年陈伯达保外就医以后,正是在他的指示下,使陈的生活与医疗得到较为周到的安排,给陈的写作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在百忙之中,胡耀邦不仅对陈伯达的每篇文稿都亲自过目,而且曾亲笔批示,要求中央书记处的有关人员关心陈伯达的写作,在一九八三年那时的历史条件下,陈伯达那篇谈哲学史的文章如没有他的首肯,也是不可能得以发表的。

  令人想不到的是,...迫使...离开了领导岗位。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胡耀邦同志不幸逝世。

  时光似流水,往事如烟霭。

  在此,笔者谨向曾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对我父亲给予诸多关照的胡耀邦、周扬等同志的英灵表达深切的感念之情。到今年,他们已去世十五周年了。

  笔者并向所有关心或帮助过我父亲的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表达我诚挚的谢意!向北京友谊医院、公安医院、解放军二六二医院、二九二医院和北京朝阳医院的医生护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我父亲在八年间展转于以上各医院,没有一个统一的病历,增加了他们治疗工作的困难。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我父亲的境遇抱着深切的同情,在医疗护理上对我父亲关怀备至,使他虽长期处于逆境之中却仍以高龄辞世。尤其是公安医院严大夫以及朝阳医院陈大夫、徐大夫、骆大夫,他们高尚的医德,我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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