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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文:文革中大辛庄屠杀调查(转载)

楼主:王大麻子 时间:2014-02-07 12:50:33 点击:337 回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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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罗文:文革中大辛庄屠杀调查 2014-02-06 17:09 星期四

  惨绝人寰的杀戮——骇人听闻的文革中大辛庄屠杀暴行调查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来到大辛庄。

  大辛庄是个很大的村子,根据当年成立的生产合作社,划分成四个大队,分别是黎明、红升、昕生、中心,名称也是延续合作社的名称。四个大队的村民住房已经连成一片,没有明显的界限。

  我要采访的人叫李福荣,住在红升大队,紧挨着黎明大队。老李今年70岁,49年以后就当队干部,四清时罢掉了他的大队书记职务,73年才给予恢复,80年辞去书记职务。

  这天是个混沌天气,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指数是500,空气质量是污染程度非常严重的5级。

  走进大辛庄的主要街道,俨然是个繁华的小镇。乡政府、医院、学校的大楼十分醒目,几个商店花花绿绿,路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摊商。尽管类似的小街经常遇到,但是我走在这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假如现在是33年前的那天,这该是一条多么恐怖的街道,人们还会是现在的这种表情吗?

  老李虽然70岁了,却还很健谈,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诉我,在8月31日那天,仅仅大辛庄这四个大队,就被杀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

  四个大队之中,黎明杀了六十余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余个;红升行动慢一些,刚杀死两个人,其余尚未来得及屠杀。

  9 月1日上午,大兴县付县长刘英武、付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这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9月1日还在杀,这两个大队共杀了二十多人。

  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这是一场有人组织的行动,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从县委派人制止杀人来看,起码组织者不是县委或县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势来看,说话比县委更硬气的是'公安'和刚刚夺了权的'文革领导小组'(或叫别的名字)。从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点(天堂河劳教农场)来看,屠杀指示从公安系统发出来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谢富治的讲话也正好吻合。

  县委出面制止屠杀,并不是县委有多大权力,当时各级党委已经处于'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顾尚且不暇,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阻碍过左的'革命行动'?

  据传闻,此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了话,命令停止屠杀。作为执政者来说,自己的'太子'、'衙内'们杀些人,他们是容忍的,农村的平头百姓们也肆无忌惮地杀人,他们还不好接受。万一引起动乱怎么办?起码国际影响也不好吧,尤其事情发生在北京。9月5日,两报一刊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

  这篇社论对于制止滥杀无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为执掌生杀大权的人物,是毛泽东、林彪赞扬的红卫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泽东划定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况且这种压迫、敌视行为,从49年以来就建立了,59、61年又两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低人一等的'贱民'阶级。'老红卫兵'从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观事实,都是'一个'阶级'应该压迫另一个'阶级''这一套,迫害以至处死'阶级敌人' 及其后代,他们认为理所当然。所以,9月1日以后,虽然大兴县的集体屠杀活动停止了,可是各种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层出不穷。

  就在大兴屠杀之后,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还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在这种情况下,大兴屠杀根本不可能被否定。

  像北京城里的'老红卫兵'一样,大辛庄的打手们杀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残忍的。

  以杀人最多的黎明为例,可略知杀人的过程。他们先把年轻的'黑五类'杀掉,做得尽量隐秘,防止引起暴动。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打手们到各家搜,见到小孩就扔到门口的马车上,多数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边的苇塘里,后来人们管那里叫'万人坑'。有的小孩没被摔死,从'万人坑'里还想往外爬,打手们上去就是一铁锹,再把他打回去。见了女人,还要扒光了衣服。

  杀人的借口也与栏杆市相似。策划人煞有介事地说,马村的'阶级敌人'举行了暴动,杀了贫下中农,所以'我们'也要把'他们'杀光。五、六十里外的马村到底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全是听高、胡二人的传达和煽动。

  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个大队,从8月24日就开始杀人,到9月1 日已经杀了34人,还关押着108人准备逐渐杀掉。

  高、胡二人召开完'动员会',已是深夜,会上决定各大队当夜必须动手,拒绝执行或把消息透露给'阶级敌人'的,按'反革命'论处。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镇,派出干部到各大队查看执行情况。对于参加会议的各大队干部来说,尽管气氛恐怖、压力极大,但是多数人还是不敢轻易杀人。老李告诉我,公社南面8里远,有个西梁各庄大队,那里的队干部在散会以后,认为这种命令有些离奇,竟连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访,询问此举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该大队几十口'黑五类'的性命。因为当年上访的大队书记王世荣还活着,我决定去采访他。

  临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队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队的'万人坑',老李说,现在什么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铲平了,已经圈进了人家的宅院;当年的苇塘是低洼地,现在已经被推土机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苇塘的痕迹了。

  我感慨地说,看见街上热闹的样子,想不出来当年是什么样。

  老李说:'打人以后的好几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过傍晚,没人敢在街上走。后来才恢复了热闹。'

  从老李那里知道极少数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几年后受到如下处理:高福兴、胡德福分别被判8年徒刑(另一种说法是判14年,在'干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还得到了提前释放,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

  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8 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 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8年徒刑,出狱后两、三年病死;东黄垡大队'文革主任'被判监外执行(时间不详)。

  我所采访的人,没有不说对他们的处理真是太轻了。

  但是,他们没有'老红卫兵'那样的好运,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出身。血统论主宰着一切!

  趁天色还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庄王世荣家。已经77岁的王老汉患了脑血栓,已经很难用语言表达了。提起当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说了起来,还说到东梁各庄活埋了一个人,正想再往下说,语言障碍更加明显,急得他烦躁不安,谈话只好中断。

  从他和老伴儿那里得知,当年去公社开会、去市里上访的有三个人,如今两个已经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这种状况。珍贵的史料就是这样遗失了。

  幸亏经村里一位老人的建议,我找到了当年也是村干部的刘尚彬家,他虽然没参加公社的动员会,但是主张并参加了到北京市里的上访。

  老刘今年61岁,'文革'那年他27,在大队干部里,还算比较年轻的。

  据他说,66年8月30日,他们大队组织贫下中农到北京大学参观,下午回到公社,刚一下车,有人就通知大队干部留下开会。王世荣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刘带着社员回家。

  这个会,就是要各大队屠杀'五类分子'的动员会。会议整整开了一宿,天快亮的时候,干部们才回到各队。会上说,北边有股潮流。'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从8月31日开始,杀光'五类分子'。

  西梁各庄大队的干部们研究认为,公社的这种决定有点儿反常,明白自己并没有处决他人的权力。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到市里咨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级是不是也号召杀死'阶级敌人'。

  他们先到了国务院,没有人来接见。又到国务院设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起码七天以后问题才可能解决。他们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扬了他们的举动。这两个人还说,他们只知道马村正在杀人,还不知道大辛庄也开始杀人了。他们表示这么杀人不对,一定要到大兴县去过问此事。

  9月1日以后,县长付华忠和军代表刘英武到大辛庄公社给大队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上级禁止屠杀的指示,几个杀了人的大队还很不服气,坚持认为他们做得对。他们甚至对没执行杀人命令的大队干部怀有敌意,指责不杀人的干部向'阶级敌人'妥协。况且,他们强调,即使错了也是执行公社的命令;当初动员会上,也没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

  老刘说,得到了明确的指示,他们肯定自己做对了,于是召集'黑五类'们开会,传达'十六条'精神(其中有一条是'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他们安心。这些'黑五类'们,头发都被剪得乱七八糟,又受到了几天的惊吓,一个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会被无缘无故地杀害了,感动得不得了,一个劲地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干活,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68至69年间,老刘在大兴县的鹅房干校,见到高福兴、胡德福在那里下放劳动。70至71年,要求处理他们的呼声太大,才给他俩和几个大队干部判了刑。据说在判刑前,高福兴被安排在礼贤公社当干部。86年,对他俩又进行了重新处理,这次似乎减轻了他们的个人责任,强调了当时的环境因素。

  四、北臧公社

  北臧公社位于大兴县的西部,那里的屠杀行动要早于大辛庄,从66年8月27日就开始了。有三个大队杀人,它们分别是:新立村死53人,马村死34人,六合庄死11人,共计98人。

  98年出版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一书,有一篇张连和先生的文章《五进马村劝停杀》,描写了他亲眼见到的杀人现场: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 '、'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70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在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一个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推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他们要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交出 '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说在家中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里没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墙,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 ……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人,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8 月27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9月3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儿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这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

  2000年3月20日,我见到了张连和先生,表达了我对他当年冒死救出马村的108人的敬意。1966年9月1日,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十余人,到马村劝阻杀人。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锹、刀子'对来人'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王振元他们硬冲了三次,才被允许排队进入杀人现场。

  又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从下午直到半夜,才说服了他们停止杀人。李恩元们反复强调的就是:'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和'要求杀绝,不留后患'。

  事隔三十多年,张先生想起当年的行动还有些后怕。那个年代,想给谁扣个'帽子'非常容易,向着'阶级敌人'说话,起码算得上'阶级立场'有问题。这种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有的是。和他一起去劝停杀的人中,有的被吓得几乎坚持不住,可见当时的恐怖场面。

  我很关心他在文章中写的那个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运,他难过地说:'都死了。小孩失血过多,不久就死了。那个青年被从井里勾出来,身上扎得乱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阵铁锹、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狱中所见到的'屠户',据他说关押不长时间就被释放回家。

  我又问到县委书记王振元的下落,他说,67年被揪回浙江省乐清县被批斗,从此再也没有消息。张连和曾三次用公函找当地组织部查问,均未得到回音。

  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况,我又拜访了'文革'时在大兴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经对北臧公社的屠杀事件做过细致地调查,而且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49年以前就为共产党做事,解放后是北臧村第一届团支部书记、付村长,王夫人是第一届村妇联主任。49至63年间,给老王定为中农,到了63年以后,由于强调了阶级斗争,把他的成分改为地主,为此险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没有杀人,否则绝对逃脱不了厄运。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马上想到了54年和他一起学舞蹈的学员。当时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个家在大辛庄的东安村叫方俊杰,一个家在大辛庄的昕生叫谭润方,死得都非常惨,据说谭润方的女儿也被铡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样让他们夫妇伤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于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死,从此这一家人就成了异类。幸好两个成年的儿女进城参加了工作,村里的人去工作单位要他们回来,单位没放,总算躲过了这个劫难,可是家里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却没有躲过去。他们上中学的妹妹,就是在放学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幸存的外甥女,还没有从当年的阴影里摆脱出来。55岁了,还过着单身的生活。她想起亲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热情,自然对家庭也没有了兴趣。

  老王的大儿子,亲眼见到了新立村的杀人。66年8月27日那天,他们一帮学生游斗北臧中学校长马泽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干部把村里的'黑五类'们也押来陪斗,让'黑五类'们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扎进了膝盖。一群打手觉得还不解气,又用棍棒没死没活地朝'黑五类'的头上、脸上乱打。

  学生们看出来打手露出的杀气,吓得急忙把校长团团围住保护起来。他们虽然游斗校长,并没有想要他的命。黑五类'们满头满脸的鲜血,更激起了打手们的兽性,他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类'们连大人带小孩儿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凶的动机,不少都出于个人的恩怨,甚至是为了个人的一点儿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应该算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原来他欠了这家的钱,为的是能不还。也有的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急于杀人赖帐。更有甚者,霸占'黑五类'妇女,美其名'给你换换成分'。

  行凶的人心态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个赶车的把势,在装运尸首的时候,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他看她可怜,为了救她,把她藏在车辕底下。不料在车子的颠簸中,女孩儿苏醒过来,被别的打手发现,过去就把她劈成了两半儿。车把势终于忍无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干了。

  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打手们精心的策划。比如一帮打手守在被害人的屋门口,把被害人叫出来。被害人刚一出屋,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两边使劲勒,让他出不了声音就被勒死,然后好接着叫他家的别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好了电线,人一出来上去就电,为的也是不让他出声,好顺利地杀害他的全家。

  最残酷的莫过于对待老人和小孩儿,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受难者只能眼睁睁地走向死亡。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无奈地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五、结束语

  事情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这些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丑闻,总是难以克制愤恨、悲凉的心情。所以愤恨,是因为凶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给全体民族带来耻辱。而且,至今他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悲凉,是因为人的生命竟会这样轻易地被剥夺,谁能保证,下一个不会是自己?而且,至今没有一个当年的凶手出来道歉或者忏悔。

  不能惩恶,谈不上社会的稳定;不会忏悔,就没有进步的可能。

  最使我困惑的是,一个疑问永远在缠绕: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民族吗?

  在采访的时候,大辛庄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都说,大辛庄可是个好地方,周围都是沙包地,惟独那里是胶泥地,产粮多;那里还是个'文化村',出过许多'文化人'。

  这么一个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较高的村落,怎么就变成了杀人魔窟?那里的人怎么了?

  中国人怎么了?

  我想,通过一个一个地区的调查,我们会解开这个迷团。
作者 :季昌 时间:2014-02-07 19:24:10
  这都是毛的功绩
  
作者 :软尾针葵 时间:2014-02-07 19:35:59
  劣根性+变态,被别有用心的团伙制造的扭曲形式所利用。没有良知,没有人性。本身就是骗子+痞子狼狈为奸。
作者 :yunheyuantou 时间:2015-03-26 14:29:10
  为何不追究?那两个人不是还活着吗?让他活着好好反思,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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