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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秩序的建立和衰朽

楼主:王大麻子 时间:2014-11-29 11:59:13 点击:132 回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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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秩序的建立和衰朽——对福山新著的评析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 孙涤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11月27日 07:21 AM


  《政治秩序的起源》,2011年3月出版,608页
  著名政治学和社会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终于在九月底出版了,此前一星期得到了它的电子版,先阅为快,觉得果然不同凡响,很值得引介。这是福山的大制作的下卷,上卷《政治秩序的起源》在2011年三月问世。三年半的时滞,颇让人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在上卷的自序里,作者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下卷呼之欲出。而各界翘首以待的,自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想知道在(后)现代世界的体制建设到底将走向何方这个大问题上,福山会提出什么样的指引?

  上卷《政治秩序的起源》只是某种铺垫,从它的副标题——从史前文明到法兰西大革命的演化,便可以知道,福山着力回溯先前的历史沿革,旨在解析当前人类社会的基本条件、所处的态势、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和抉择。其中最有价值的,也是作者致力从各家的纷纭诠释中脱颖而出的贡献,是要指明现代人类进展,鹄的究竟在哪里,怎样避免因为人类社会的错误选择而陷入僵固、瓦解、沦丧,即他及其恩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说的“政治秩序的衰朽”。因此,下卷的副标题——“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制度的环球化”,表明了其论述范围与我们所关注的利益、情感、展望的关联更为切近。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2014年9月出版,676页
  福山和亨廷顿两人所说的“衰朽”,以笔者的理解,自然不止是政治的,也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的秩序,以国人习惯的用语来说,是“精、气、神”的全面衰朽,只是比较显著地表露在“政治秩序”(人类角逐最外露的竞技场)上;而他们所说的“体制”安排 (institutions building,即政治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石和赖以更替的驱动力),也不限于成文的法规以及不成文的习俗和潜规则,而是包罗广泛人群的“稳定的、有价值的、反复运行着的行为模式”("stable, valued, recurring patterns of behavior")。据此,我们不难明白,福山要处理的框架是多么恢弘,信息有多么庞杂。他的这两卷书也表明了他的关注和器识也确实能配得上这个应战努力。福山的研究,除了他专精的比较政治学外,涉及到了人类学、演化心理学、宗教史学、经济史学等多种门类的学识。而他的主导观念思路,较多地师从S.亨廷顿、W.威尔逊、F.黑格尔、M.韦伯、E.涂尔干等大家;而扬弃了T.霍布斯、J.洛克、J.卢梭、J.穆勒等人的传承。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为什么如此发生?人类历史长期演化和积淀的本质条件是什么?与当今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怎样在互动的?它们教会了我们什么?对人类社会未来的进展又有何预兆……在探究前述的这些大问题时,福山认为,霍布斯、洛克、卢梭、穆勒等对人的原初就是有能力独立做选择的自由个体,而后才被迫加入某种形式的团体,参与有限度合作的假设,虽然不无高尚的憧憬,却是过于理想化的观念: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如此“自由的个人”(free agent),哪怕在初民的草莽时期,从来未曾存在过。而以这样的假定为出发点所做的演绎推理,诠释以往体制的成型进程并推测未来体制的走向,也就很不靠谱了。除了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来审视历史实际发生过的演化过程,福山多方借助了亨廷顿的分析框架来提出自己的诠释。在书中,他引用亨廷顿的学说不下百来处,而且还在此书的序言和结束语中加以长段的阐发。

  同福山爆得大名的第一本著作《历史的终结》(1992)相比,本书显然大异其趣。在那本论著里面,福山振奋于柏林墙的倒塌,因而宣称,冷战的结束不只是一场竞赛的结束,而是人类在意识形态领域演进的告终;就此意义,是历史的终结,判定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世化将是人类政府治理的最终形式。这种乐观预断,以及他对后现代主义中过度崇尚个人旨趣以至于社区意识空洞化的评判,把福山推向世界前台,成为众所热议的公知人物。然而这一切有了全然的改观,尤其是近十年来的改变更大,尽管福山自己并非很乐意明确坦承这一点。福山曾是美国新保守主义门派的创始干将,却在2006年同新保守主义割席绝袂;从极力敦促伊拉克战争输入美式民主体制,到大力反对小布什总统的全球战略,福山几乎可以说是判若两人。这十年来的变化,驱策福山循着亨廷顿开拓的思路从事新的探索。是纷呈的各种矛盾给他带来了新的观察,还是他的心智有所丰富或蜕变,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总之,本文评述的这两卷巨作,是福山新探索的成果。

  福山在本书的上卷建立起框架,来解释政治秩序(着眼于国家和政府治理,也包括社区的治理)的体制(institutions)的源起和发展,怎样的体制安排才能导致良好的治理,以及为什么一些国家持续兴盛发达而另一些国家迅速陷于衰朽混乱,有如此巨大的差异?福山把良政美序的治理归因为三个要件(或支柱)的平衡,缺一不成:1、强大而富有成效的国家(a strong and effective state);2、按法规治理(the rule of law);3、执政者对治下民众的尽责(political accountability)。他认为,在欧陆的历史上,率先达到治理规范的主权国家的政府有英国、丹麦、瑞典等,俄国只满足了要件1,法国、西班牙只满足了要件1和2,而匈牙利、波兰等国则满足了2和3。

  福山认定,强大的国家是政治秩序的基础性支柱,如果缺少了要件1,就谈不上在一个地域实施治理的主权和秩序,居民也无从得到安全保障、基本生活秩序、以及基本公共设施和服务。在这个基础认识上他有类似霍布斯的见解,认为无政府主义或极端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所主张的观点,即能够充分自行其是的个体就可以结成有效的合作联合体,只是某种奢想。当政治权力松垮孱弱,处于真空的局面下,社会秩序无法形成和维护,个人自由根本无从确保,至多是得而复失而已。

  但是,要件1还远远不够。如果不具备要件2和3,那么,强大的国家就难保不滥用权力,难保不沦为小集团(或世袭家族)的利器,来侵害和压榨它原本应该服务的治下人民。治理和秩序很快趋于溃败,就像中国的秦朝,不出二世,天下与之皆亡。秦王朝是世界上第一个突破家族和氏族藩篱的国家治理,但由于要件2和3的难产,中国的文明兴衰更替,始终走不出怪圈。而与之对照的,印度虽说有了适度的法规治理和公权力问责,但因为建立不起支柱1,也始终是乏善可陈,徒令世人叹息。


  可见怎样使得三个要件制衡而能和谐,要件2和3既能有效地制衡要件1,将其纳入公权力的合理框架不致滥用,又不削弱要件1的治理能力,是人类世界的大难题。三个要件怎样取得平衡——就要件的本质,相互之间总是存在着紧张对峙的关系——是福山探索的关注点。而他的论述以及援引的各类历史案例,正是本书的精彩看点所在。


  长期以来中国的儒家和法家的争论,王霸之术杂糅的困境,儒表法里辩难的摩擦,一直贯穿着我们的治理体制;西方的王权和教权(主要是有组织的天主教会,以及其后一系列的教会变革)的拮抗,企图把世俗的权威隶属于一整套被神圣化的规则之下的努力,则绵延了千余年。具体的社会和政体形式尽管多样,目的却是一致的,政府再怎么强悍,不论由家族、势力集团、还是由民选的精英来主持的,都必须服从法规。然而,这套法规来自“神授”也好,得自“天意”也罢,都无法自动地长期奏效。要件3,对公权力的问责,不得不靠民众自己来实施。人们把自己的权利让渡出来委托给政府集中使用,这样的信托关系能否如初衷所愿地得到切实履行,责任却还在治下的民众。只有在滥权得到了切实地惩罚,腐败和低能的官员得到了切实地罢免,恶法被切实地废止,错误和失效的政策被切实地纠正,“天意”才得以伸张和施展——迫使政府“履约”的责任是在民众身上。以福山的结论性意见,任何“天赋”或“天然”的权利,只是取得了“法规高于一切世俗权力”这样超越性信念的人们赋予他们自己的。世界上各个人群在国家治理的效果上的差异是如此之悬殊,非常关键的因素在于人民和精英代表是怎样互动的,他们是怎样进行政治参与,怎样参与到更广义的合作(譬如市场的交易活动)中来的。这这件大事上,人的责任义务是无从旁贷的。

  在这两大卷书里,福山对中国有着突出的关注。他用了大量的篇幅叙述了中国的历史模式和并评析了眼下的问题。(在上卷的封面里有长城的图景,在下卷的封面里这出现了天安门城楼。中国的传统模式影响了周边的国家,包括日本和朝鲜。)福山指出,在建立基本的政治秩序上,汉文明有过非凡的贡献,秦始皇建立了人类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的统一帝国,并领先世界一千多年突破了家族和氏族的局限,建立起科层式的吏治。这种精英官僚体制若能有效运作,可以向社会提供秩序、安全防卫和基本的公共品服务。但是,它不足以制约皇权,尤其是皇权僭越、滥用公权力的时候。假如说“口衔天宪、举步为法” 的君王,握有绝对权力,有时尚能给臣民们带来基础性保障的话,诸如汉武帝、武则天、朱元璋等等,那么遇到孱弱乖张的“坏皇帝”——出现的概率通常更高——人民就得遭殃。此时诉诸礼教道德的儒臣就束手无策,根本没法钳制。特别当外族入侵、自然灾祸交相煎逼的关头,整个社会秩序溃散,王朝国家就崩解了。强盛的集权国家堕入到万众涂炭、千里赤地的惨剧,周而复始不断上演的原因,按福山的说法,是因为中国的国家治理虽然也按法规办事(rule by law),但是始终不能上升到真实的法治(rule of law)。换言之,始终缺少强健的要件2和要件3这两根支柱,法规仅仅用作统治的工具,只是下级官吏必须服从上级官吏的规矩,而不能成为治理正当性的内在来源。

  福山认为他的模式,即持久稳健的政治秩序需要三根支柱相得益彰地支撑,具有普适性。他的理由,是人类的共同先祖从非洲走出来,演化的阶段大致相近;各人群为了生存和发展,所要处理的问题、所需竞争的资源、必得响应的挑战也大致相仿,尽管所处的环境差异显著。而且各文明处在相比较而存在的态势:问题解决得如何,有没有成效,不仅是你应对挑战的能力是否差强人意,而在於你响应挑战的成果是否优于同你竞争的其他人群和其他文明,不然的话你就会在发展的进程中遭到淘汰。因此我们不得不汲取他人的经验和教训,不然难以保持自己的优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作者 :dingqaz 时间:2014-11-29 12:22:11
  沙发
楼主王大麻子 时间:2014-11-29 12:47:33
  2014年10月13日 06:19 AM
  福山的良治社会三要素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 戴维?朗西曼(David Runciman)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sation of Democracy),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672页,建议零售价25英镑(Profine出版社版本)或35美元(法拉?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版本)

  一本长达600页的政治学著作以一个悬念结束,这并不多见。但弗朗西斯?福山3年前出版的关于政治社会运作机理的两卷本恢弘巨著的上卷,留下了一个没有解答的大问题。该书引领我们遍历了从史前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后、现代民主黎明时期的政治秩序。福山至今最为人所知的仍然是他在1989年的宣言,他宣称自由民主制的诞生代表历史的终结:当时的确没有比民主更好的方案了。但在这本上卷本中,他暗示自由民主政体并不能幸免于影响了其他所有类型政治社会的停滞和衰落模式。自由民主政体或许也必须被某种更好的制度取代。那么,究竟是哪一种情况呢:我们目前的政治安排到底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还是问题的一部分?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就是福山的答案。他尝试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坚称民主制度始终只不过是政治稳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错误的情况下,民主制度也可能成为引发不稳定的因素。福山的核心论点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而且三者缺一不可。18世纪末到来的民主开辟了这个可能性,但并没有确保这一点。在政治领域,现代化本身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正因如此,对于那种治理失败的国家只需实现“现代化”的流行说法,福山不屑一顾)。

  在过去的200年中,工业产能和财富的爆炸性增长,极大地扩展了可选的政治可能性的范围——无论这是好是坏(只要看看世界上运转最为良好的社会和运转最糟糕的社会之间的可怕差距,前者比如丹麦,后者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现在,政府能力、法律体系和政府形式有多种不同的互动方式,而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也有多种不同的互动方式。现代化加速了政治发展进程,也使其变得更为复杂。现代化丝毫没有让这个问题变得更简单。

  最重要的是把顺序摆对。民主并不是第一位。强政府才是。尚未获得实施有效统治的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会遭受失败。非洲许多地方就是在这里出了问题。民主会加剧、而不是修正现存的问题,因为民主使政府面临太多相互冲突的要求,从而侵蚀政府施展权威的能力。相比之下,在东亚,比如日本和韩国等地方,传统上就十分强大的中央政府先于民主存在,这意味着政府能够在赋权给人民后继续存在。

  这是对当前状况的成因的解释,但这并不是一份让世界变得更好的药方。告诉想要民主的人们继续忍耐,以便使他们的政府强大起来,这并不是一个可接受的方案,因为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生活在一个强政府的统治之下,通常是一种悲惨的经历:这就是“阿拉伯之春”爆发的起因。这就是福山著作中的基本矛盾:如果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民主是最好的方案,但我们发现,必须推迟民主才能使民主正常运作,那么政治就会变成乱糟糟的活动。

  另一个难题是,把顺序摆对常常会给体系带来冲击。战争依旧是政治发展的强大引擎,因为战争能让政府强大起来,在战争结束后,强大起来了的政府就具备了施行民主的条件。这就是一战和二战后发生的事情。然而,和平是有代价的。福山指出,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之所以往往严重失灵,是因为这块大陆从未经历过最可怕的世界大战。战争更少,意味着政府更弱,政府更弱意味着政治不稳定。不过,这并不是说暴力总是有用的,错误类型的暴力可能比没有暴力更糟糕。非洲的殖民统治是血腥的,但其同样也造成了不稳定,因为各帝国用暴力替代了当地行政能力的构建。今天的阿富汗和伊拉克还在重复这种模式。和平是危险的,战争则是地狱。这本书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慰藉。

  . . .

  福山的分析为评估世界新兴大国的政治健康状况提供了一份清楚明了的清单。比如,印度因殖民历史而拥有法治(尽管有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的缺点)和民主问责(尽管是混乱和繁琐的),但其中央政府的权威相对较弱(这正是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正试图改变的)。3个条件中满足2个算不上很差,但也远未大功告成。相较之下,中国因其帝国历史而拥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可往上追溯几千年),但其法治和民主问责方面较弱。中国更像是3条中满足了1条半,尽管中国拥有优势:如果中国要选择民主化,其条件的顺序是正确的。福山并没有说中国是否会选择民主化——目前的迹象并不乐观,但可能性是有的。

  不过,真正有趣的案例是美国。美国在过去200年的成功,跟福山理论中的趋势是相逆的,其顺序是错的:早在可谓拥有实际权威的中央政府出现前很久,美国就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了。美国用一场内战和数十年艰苦的改革改变了这个状况。在福山的这本书中,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人士也是主角,这些人赋予了美国可行的官僚体系、税制和联邦基础设施,从而将美国带进了现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和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或者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一样,都是美国的国父。

  但即使是美国的成功故事,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就如重大冲击可以带来政治秩序一样,缺乏冲击也可能导致一个秩序良好的政治社会陷入困境。美国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在二战结束后的长期和平期(以及冷战结束后以来这段更短却更稳定的和平期),美国社会又退回了一种相对“难以治理”的状态。美国历史上的过错开始回过头来困扰这个国家。美国政治被福山称为一个“法庭和政党”的体系:法律和民主的修正作用比执政能力更受重视。如果没有外部的激发因素(比如与中国打仗?)重新使政府力量变得强大起来,两党之争和法律上的争论会持续侵蚀政府能力。同时,美国也未逃脱那个困扰所有稳定社会的诅咒:被精英所挟制。福山不客气地称这种状况为“再世袭化”,意思是,小团体和小圈子,比如家族、同事圈、大学校友圈,利用它们对权力运行机制的内行来为自己人谋利。这听上去可能像是社会学术语,但其实再现实不过了:如果下一届总统选举又是在姓克林顿(Clinton)和姓布什(Bush)的候选人之间展开,我们就能实实在在地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眼前。

  福山非常热切地强调强政府不一定非得是大政府:他试图不在大政府和小政府孰优孰劣的争论中选择自己的立场。稳定的社会可以在一个精简的福利体系(比如新加坡)下运行,也可以在一个规模大得多的体系(比如荷兰)下运行。但福山的论断的确包含一个与我们的直觉相反的洞见,这个洞见对我们处理目前在民主方面的一些不满情绪极为重要,即:如果强大的中央权威是政治正常发挥作用所必需的,那么即使是那些想要缩小政府规模的人也必须小心,要确保不在这样做的同时削弱了政府的治理能力。这就是成熟政治发展的矛盾之处:如果你想要一个更放任的政府,你就得通过强大的政府控制来实现。否则你就会遭遇美国过去二三十年来经历的情况(英国亦然,不过程度较低):试图使政府更精简高效的广泛努力却使政府更加膨胀,更加官僚得让人窒息。唯一能制服政府的东西就是一个更强大的政府。紧缩策略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制衡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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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王大麻子 时间:2014-11-29 12:47:44
  那么,他赖以成名的“历史终结论”有什么修正?这本书的核心是民主作为一种正面价值和一种负面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福山始终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民主的正面价值是尊严:自我管理的人自我感觉更有价值。负面价值是限制:自我管理的人有多得多的机会去抱怨他们不喜欢的政府。真正的政治稳定是在民主的正负面达成统一的时候取得的:当控制政府权力的人也能看到政府的价值的时候。目前还没有达到这种状态。在民主意味着尊严的地方,比如埃及,其限制作用则是混乱和适得其反的。在限制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地方,比如美国,尊严就短缺了。取代尊严的是充满愤怒和抱怨的政治,从两党之间深植的不宽容就能体现这一点。福山指出了一个讽刺的事实,当前在美国民意调查中支持率最高的美国机构,比如军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其实受到的民主监督最少。美国人真正痛恨的机构,比如国会,其实是由美国人民自己控制的。

  在我阅读过的著作中,这本书对对今日现况成因的阐释是最到位的。福山的学术派写作风格略微有些单调,但行文中蕴含的丰富真知灼见使他堪称民主问题写作的泰斗。我们并非处于毫无希望的绝境。福山仍然相信,聪明的领导者能找到一条出路。他坚称地理环境并非宿命,历史也并非定数。根据各自做出的政治抉择,不同国家仍将兴盛或衰落。哥斯达黎加相对来说是成功的,因为在20世纪,哥斯达黎加的政治家在重大问题上做出了正确的抉择。阿根廷则浪费了许多本来拥有的优势,因为其政治家没能做出正确的抉择。不过,一切都需假以时日才能见分晓。即使是美国,也需要近一个世纪才能理正国内的秩序。而时间对任何人或许都是紧急的。

  技术变化的速度以及日益增加的生态风险意味着冲击还会不断地到来,尽管政府能否获得应对冲击的能力还远未明朗。21世纪的战争(比如刚刚开始的针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的战争),越来越零散和碎片化,依靠无人机和雇佣军来近距离消灭敌人。这样的战争侵蚀政府权威的可能性与它们加强政府权威的可能性一样大。几乎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抱怨政府都是愈演愈烈的趋势。福山在他1989年那篇论文的结尾写道,“历史的终结将是非常悲哀的时刻”。那篇论文让福山在学术上一夜成名,而论文结尾那句话比他自己当时意识到的更正确。

  戴维?朗西曼(David Runciman)是英国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的政治学教授,著有《信心陷阱:从一战至今的民主危机史》(The Confidence Trap: A History of Democracy in Crisis from World War I to the Present)一书,该书由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出版社出版

  译者/许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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