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和调查取证」皆是司法程序，与公众讨论无关;公众讨论在证据不明的情况下，更没法对案件的司法程序产生影响。但每一位公民都有质疑司法的权利。

　　据网易报道，自复旦大学投毒案后，1994年清华女生朱令「铊中毒案」再度成为网络讨论的热点。已被警方「解除嫌疑」多年并早已移民出国的同宿舍女生孙维，仍被网友指认为疑凶。就事论事而言，公安机关因证据不足对嫌疑人解除强制措施，并不代表嫌疑人本身没有嫌疑，更不代表网友不能对此做出讨论和指证。

　　从2005年开始，前嫌疑人孙维在天涯论坛发表《孙维的声明——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以孙维的名义公开为自己辩解，激起众人的讨论;前日，前嫌疑人孙维再次发帖，声称她希望真相大白。后被黑客曝光其2005年底与此案相关人员电子邮箱，内容涉及到孙维组织同学煽动策划「声明」一事，并安排同学在网络中扮演不同角色声援等等。

　　随后，当年曾帮助朱令求助於互联网使其最终得到确诊和救助的贝志诚(@一毛不拔大师)，发微博表态：「100%相信她(孙维)是凶手。」有网友则称这是：「没有确切证据全凭推论就十几年大肆污蔑别人」，并称「推理与证人证据相左，说明推理是错误的，此时应停止揣测」。

　　事实上，「疑罪从无」仅仅是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应遵从的原则，目的是使被告无需自证无罪。

　　在现代法治国家，无罪推定原则不仅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项重要原则，同时也是国际公约确认和保护的基本人权。1996年3月，中国在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虽然该规定中没有出现「推定」或「假定」无罪的规范性表述，但却含有无罪推定的精神。同时，在该法第162条第(3)项中还相应规定了罪疑从无原则，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无罪推定是司法审判过程中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一种保障。通常说来，定某人的罪，并剥夺其自由，是国家公权力对个人所能实施的最极端的行为。因此证明一个人有罪的责任，完全在控方(即代表国家公权力的一方)，被告方不需要证明自己无罪，而只需要证明控方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自己有罪。

　　由此而言，对於犯罪嫌疑人是否无辜，需要司法做出裁决;而犯罪嫌疑人在有罪判决生效之前，在刑事实体法上是无罪的。无罪推定实质上是一种法律上的假定，而非事实上认定。从事实角度来讲，犯罪嫌疑人可能无罪也可能有罪。但在法律上，他们均被假定为「无罪」。

　　也就是说，只要未经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地位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无罪之人」。

　　同时，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根据已有事实和证据，可以推测谁是作案人，并根据需要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

　　在此基础上，如果将无罪推定原则放大至个人领域，明显不符合宪法规定的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力。在思想领域用无罪推定原则——没有推定的就不能质疑，一旦质疑了就是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这无疑是剥夺法院推定以前的思想言论自由，不符合反对法庭人为推定后并不赞成的那些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所谓的言论自由就是公民享有的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就政治和社会的各项问题表达与交流思想、观点和见解的自由。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美国布伦南大法官曾经详细阐明，美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并不取决於「人们发表的观念和信仰是否是真理、流行或者具有社会效用……在自由辩论中，错误的陈述是不可避免的;要使表达自由获得所需的『呼吸空间』，我们必须忍受这些错误。」

　　同时，中国公民依法享有名誉权。被害人一旦认为自己的名誉收到了严重的损害，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中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收到法律保护，」公民依法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同时，《关於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项同时规定：「如果借检举、控告之名侮辱、诽谤他人，造成他人名誉损害，当事人以其名誉权受到侵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因此，如被怀疑者认为自己的名誉造成了较严重的损害，包括客观存在(而非主观感受)的不公正的社会压力、心理负担，精神上受到折磨，心理上遭受创伤，被怀疑者可以选择澄清反驳，或者置之不理，也可以诉诸於法律手段解决，以侮辱、诽谤之罪要求法律救济。

　　在朱令案中，有网友以「如果孙维不是凶手，你们如何面对自己的良心」，反驳公众对於孙维的质疑。这不过是将自身的道德标准强加在他人的讨论之上。所谓的「言语侵犯」「言语作恶」的标准因人而异，每个人在对待自己和别人的言论标准也不同。因而对於公众个人而言，类似的讨论是否涉及到侵犯了「嫌疑人」的名誉权，则应由被怀疑者自行选择是否诉诸於法律手段进行判断，并加以解决。

　　就朱令案本身而言，尽管警方一直怀疑为朱令同舍和同班同学孙维是投毒真凶，同时说明有证据显明是嫌疑人利用铊中毒测试报告出得太晚，破坏了朱令宿舍的物品，使得仍还有小於1%的硬件证据缺失。但从1995年5月7日以来的11年(2006年)，此案最终没有进入法庭阶段，北京警方一直没有宣布侦破此案，也没有公开任何有关的细节和原因。

　　有网友分析称，由於朱令的洗漱用品神秘失踪，导致警方取证困难，而警方迟迟无法定论，除了传说中的家庭背景，主要原因也是缺乏证据。而曾为美国最轰动的辛普森(O.J.Simpson)杀妻一案，也因为警方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存在违背程序法的情况，且无法排除存在合理怀疑的证据，最终在审判长达13个月之久，最后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辛普森竟逃脱法律制裁，陪审团最终还是宣布辛普森无罪。

　　但无论中国、美国，刑事、民事，审判都必须以证据为基础，但对证据的效力、取舍有不同原则，取舍就是辛普森案在民事和刑事上出现不同判决的原因。

　　由於在美国，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是分开进行。因而，在辛普森随后的民事判决中，陪审团依据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不同的诉讼程序及证据证明力，在刑事诉讼中判辛普森无罪，在民事诉讼中判辛普森承担3000多万美元的巨额赔偿。美国民众在对刑事判决惊讶的同时，却平静的接受了民事判决，随后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4%的民众支持这一判决。

　　尽管，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和调查取证」皆是司法程序，与公众讨论无关;公众讨论在证据不明的情况下，更没法对案件的司法程序产生影响。但每一位公民都有质疑司法的权利。

　　香港文汇报2013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