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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州评论]文化独尊导致文明衰落(张耀光)

楼主:孔山人 时间:2012-11-17 14:51:11 点击:226 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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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独尊导致文明衰落
  
  张耀光
  
  近几年来,各地出现儒家文化论述,形成高潮。在学术界形成了“大陆新儒家”群体。他们十分活跃呼吁“儒家复兴”,甚至说“中国是儒家的中国”,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诚然,本人在几十年读书期间,也读了一点儒家,如《三字经》、《幼学琼林》、《史记》、《汉书》等,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浸润。笔者在此,仅以诤友之坦诚态度,表达个人对儒家文化的感想和反思。
  儒家学派是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逐渐形成的(公元前770-前475),是一个新文明浪潮对旧文明的冲击时代。至孔子立学成派,华夏天下已经是士人大起、学派大兴、变革迭生的春秋中后期,其时各种学派已经比肩而立,竞相叱咤风云了。这时所有的学派都不约而同地展现一种使命意识:对社会改革的方向提自己的主张,对社会改革的实践,投身其中。潮流相推,彼此竞争,一时蔚为时代大观,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非但大学派(显学)如此,连操持实务技术的学派,也将社会改革与实践联系起来,如工学的公输般、医学的扁鹊、水学的李冰、名家的惠施、公孙龙子、老子、庄子,也都一样的曾经有过游说诸侯、解说邦国命运、阐发治世之道的经历。所以说,在那个时代没有置国家兴亡而不顾的学派。这是一个知识阶层的人世精神最为激进的时代。
  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人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意识,极大地鼓动了那个时代的国民精神,也奠定了中国文明中得“天下”意识。
  正在那个时代,孔子立学成派,提出了一整套有关社会未来走向的主张。孔子提出一系列的政治主张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德治仁政、回归周朝、回归井田、兴灭国、继绝世,等等。总言之,孔子的政治主张,就是完全回复到周代的礼制社会去。他提出君臣、臣臣、父子、子子,孝悌仁本;他的处世理念是忠恕中庸,文行忠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等。孔子的教育主张是:有教无类,六艺教人,始于诗书终于礼乐,回归古代的王化教育。
  孔子对过去时代完全肯定和赞颂,与同时代的其它学派构成鲜明的区别,如墨子、荀子、商鞅、韩非子等,这些学派都主张变革,但对上古社会非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尤其是对上古圣贤,也有崇拜之处。他们强调的是“三王不同礼,五霸不同法,世事因事而变。”改革派不否定任何一个时代的合理性,更立足于生身时代的变革合理性。而儒家却是特异,对自己生身时代完全否定。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过哪个学派,有完全彻底的复古主张。孔子名声之所以很大,这是因为各个变革学派以开阔的胸襟捧场的结果。就是说,不论各个学派如何不赞成孔子儒家的政治主张,但都承认孔子学派的治学态度,承认唯一一个彻底复古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当代的士人就承认孔子学派是“天下显学”之一。
  孔子在鲁国当“摄相事”——不是丞相,行使丞相大权,大张旗鼓重整鲁国期间,诛杀鼓荡改革派名士少正卯(《史记?孔子世家》记述曰:“孔子,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使当时天下人士明白,孔子这个以君子自居的大学派,原来是骇人听闻的正牌复辟人物。再一次,是在齐国与鲁国“夹谷会盟”中,孔子以齐国乐舞不含礼仪规范为借口,喝令鲁国武士砍下齐国乐舞师的手足,《史记?孔子世家》也有记述:“孔子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少数民族)之乐为何于此!请命有司(武士)……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下而去。孔子历阶而登曰: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此事使齐景公与名臣晏子大为震恐。这几件事后,鲁国旧贵胄,恐惧孔子可能激发民变,并以开罪邻邦,就罢黜了孔子。从此孔子及其儒家陷入了漫长的历史困境。
  孔子的复辟实践,仅仅只有这一次,而且迅速地失败了。孔子如此不讲恕道的强横政风,天下也足以看透了。从此,整个社会对孔子及其儒家敬而远之。
  但是,孔子没有倒下,儒家没有倒下。孔子履行政治理念的顽韧精神,从此开始充分体现出来。孔子带着他的子弟们孜孜不倦地周游列国,向各诸侯国以不同的说词阐发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反反复复地阐述着自己的“仁政”方略,和自己的反“苛政”主张。孔子居然公然表白,“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果哪国再用我,我不一定重建东周了。
  可是,不论如何辩解表白,还是没有人敢用孔子。后来,甚至连吃喝也没有人招待了,以致于陈蔡两地绝粮,而孔子则自嘲“惶惶若丧家之狗”。尽管如此,孔子还是没有气馁屈服,依然顽韧地周游列国,顽韧地游说诸侯,寄希望于万一的努力。有到七十岁古稀之年,孔子才停止了绝望的奔波,从复古情结中摆脱出来,开始以治学方式传承政治理念的独特实践,以自己的复古史观(春秋笔法)整理文献,编辑史书,教育子弟。
  孔子及其儒家,以后始终部位天下复古势力所接纳。但后来实践如故。从孔子到孟子,儒家奔波了三百年,最终还是处处碰壁。但是失败后,也不做出应有的反思,以后还顽韧地实践如故。
  精神世界的封闭性、孤绝性,是孔子及其儒家悲剧最深刻的根源。
  儒家,一个顽韧的复古学派,如何居然被西汉王朝独尊?这是很大的历史谜团。这个谜团,儒家从来都隐瞒弥深。
  谜团核心在于:一是儒家独尊以后鲜明的政治主张突然变得及其模糊;二是彻底的复古主张,忽然变得极其空泛;三是顽韧的复古情结,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总言之,儒家成为唯一的官方学派,它根基的复古特质便迅速地淡化,慢慢消失了。
  儒家变化的根本表现是:再也不顽韧地传播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复井田的政治主张了。那个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立场的政治实践学派,突然一夜之间,变成远离政治的纯粹治学派了。
  到这里,儒家政治的复辟主张,已经演变为“王道仁政”的哲学;治道吏道,已经演变成反对苛政的吏治主张;孔子、孟子等祖师圣人,一生孜孜复辟的政治实践,已经被大大淡化称为颠沛流离的人格赞美。以后再官方的默许和保护下,经历千百年的翻覆演染,也终于渐渐地弄假成真了。魏晋南北朝后,臣服于儒家的整个知识阶层,完全变成了对现实政治有裨益的人伦政治学说。因此,从汉武帝以后两千多年来,儒家从来没有出现孔孟复辟主场的儒家原教旨了。
  西汉是一个特殊的王朝。西汉推翻了创建中国统一文明的秦帝国,承担着“如何承前,如何启后”最重要的历史问题。由于秦帝国过于短命(仅十五年),没有巩固它所制定的统一新文明必须的时间条件,使新创的统一文明,具有相对脆弱性的缺陷。因此,西汉王朝对历史抉择显得特别重要。
  汉高祖刘邦虽然反秦,但对秦帝国统一文明及其辉煌的功业,有着十分实在的景仰,对秦国统一制度从来没有否定,而是十分审慎地权衡取舍。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经历百余年,西汉终于完成了历史的权衡抉择:诸如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生产交通之标准、移风易俗、社会基本法度等等。西汉王朝全部继承了秦国体制。这些制度既有利国家,也有利庶民生计。秦帝国所创立的基本制度,被全社会很快接受了。
  至于汉王朝对待文化自有竞争传统方面更为谨慎。要不要仿效秦帝国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遴选一种学说作为治国之道,作为官方意识形态?
  对于具有深厚根基的思想文化领域,各种学派的自由竞争传统,西汉采取的政策十分审慎。对各种学派,不着意扶持一方,根本上采取了实用主义一事一论。譬如,需要建立皇家礼仪,便起用儒家;为论证与民休养生息之合理性,就尊奉黄老(道家)之学;整肃吏治民治,则起用了一批法家之士,等等。
  韩朝初期和中期,各种学派进行竞争,其目的是,尽最大能力影响官方对政治发生作用。在国家支持下获得发展。那时期曾经占据主流的学派,有道家的黄老之学派、有法家学派和儒家学派。至汉武帝时期,西汉社会思想,已经有重大的变化。那时期,由于贾谊、晁错等著名的法家之臣,在政治斗争中败落,而道家却占上流,儒家则渐渐积蓄力量渗透上层。
  这时期,汉武帝忽然以“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对策”的方式,来讨论思想领域和基本问题。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汉武帝认为西汉思想领域的多元并进不是好事,认为是一种混乱,需要整肃一番,从而达到“汉家自有汉家威仪”的局势。在这次对策中,汉武帝最终接受了儒家董仲舒的主张。
  这件事,《汉书》有记述:“董仲舒: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其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儒家开始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的目标,是官方不能接纳百家之学,汉武帝则要求儒家以放弃复辟上古社会之政治主张为条件,并以“天下洽和”为目标,将儒家推上文化独尊地位,从而使它发挥“教化”社会之功能。在儒家保持文化独尊的条件下,将法家和法治,置于儒家统御之下,以儒家理念驾驭法制。因而,从秦始皇法制时代退回到人治时代。
  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主张,儒家开始了长达两千余年的文化独尊地位。
  儒家获得文化独尊以后,走进“文化寡人”的道路。因此,它的潜在能量惊人地爆发出来,开始大规模地重新“整理”中国文明漫长而浩大的工程。让我们简要地举出两千年来儒家的基本大事。
  第一件事是大揽修史之权。用《春秋》笔法对以往的历史进行整理记述。自西汉的司马迁开始,以后两千年的修史大权一直保持在儒家手里,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二十四史的作者及种种评述,全部的目的只有一个:告诉世人,历史就是如此。只能这样认识历史!儒家掌控修史大权的实质,是“重塑”中国文明发展的模式,是掌控社会形态的走向。儒家修史真做得老到细致,以真学问面目出现,以仁义道德为评判标尺,几乎使你不能不相信,事实就是如此。
  第二件事,掌控教育制度。以儒家经典为教材,它的神圣教义是“四书五经”,其它学派的所有学说,一律从教育领域退出。应该说,教育是儒家的基本功之一。从孔子办学开始,儒家以傲人的成就全力以赴办教育。
  第三件事,掌控科举制度,从而掌控整个知识阶层的入仕路径。教的是儒家的四书五经,科举考试是儒家经典为题,阅卷标准是儒家理念,阅卷人是当时的儒家大师,凡此种种类类,你还能逃出儒家手心?就贫寒阶层,你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吗,便得经过儒家学问这一关。
  第四件事,将文化人的求学方向单一化、学问内容单一化。其目标只有一个——使知识阶层仅成为职业文宦场地。因此儒家以通俗的形势向社会说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要当了官,一切享受与特权应有尽有,其它一切都有失身份,通通不能学了。
  在封建社会的政策下,中国有一个奇特的阶层——“读书人”。这些读书人在社会民众的心目中的形象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黄卷青灯,皓首穷经,等等。因此博得社会称“书呆子”的名号。
  请看宋真宗皇帝亲自撰写的劝学文吧:富家不用买良田,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司马光也有一首劝学诗:
  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高等呼先辈。
  室中若无结姻亲,自有佳人求匹配。
  儒家学派轻视任何形式的劳动,获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殊荣。在政治实践中,入仕多居于“清要”之职,在专业技术领域涉足很少。例如兵事、工程、经济、行法等,少见儒家身影。儒家喜欢做官,却不喜欢做事,尤其不喜欢做专业辛苦的差事,却美其名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此风传到后世,便有一班“清流”儒家,以做官不做事的做派,终日玄谈,在职酗酒,观赏性事,雄辩滔滔,“笔下空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这是儒家迂阔作风。这种作风,带进学堂书房,不敬业,不务实,不同民生,实在是中国文明变形之一奇观。
  儒家的偏执习性:一是咬定自家不放松,绝不相信在世界上有更好的活法;二是没有包容襟怀,不容纳任何学派的任何主张,认为儒家理论绝对天下第一;三是对其它学派恶意攻讦,人身伤害,孟子最甚。他骂墨子“兼爱无父,禽兽行”,骂杨朱学派“无君,禽兽行”,骂纵横家“妾妇之道”。从孟子开始,“衣冠禽兽”便成了儒家的骂人经典词汇。奇怪的是,一个孜孜提倡“恕道”的学派,实际上却是一个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学派。
  仅仅阐述以上的几方面,就看到儒家文化独尊,已经给中国文明带来极其深远的负面影响。最重要的有两方面:
  <一>从汉武帝以后的两千余年,中国文明迷失原有的本色,日渐趋于衰落,以至于最终僵化。中国原生文明形成于中国历史的前三千年,以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为最高峰期。那时期诸子百家汪洋恣肆,门派种类很多,其表现出浑雄强健、相得益彰的派势,使中国原生态文明有极其坚实的本色,堪称世界文明之最。那时期学派除儒家外,还有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道德家、纵横家、农家、水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家、医家、权谋家等,应有尽有。在这样健康的相互制约而又共生共荣的文明生态环境下,保守复古的儒家是不足为害的。有强大的天敌制约,儒家既不能泛滥成灾,无法危害社会,而儒家自身的健康一面,又为时代增添着内涵。这是中国文明原生态的伟大所在。后来破坏了这种文明原生态,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
  但是从儒家文明独霸天下以后,没有任何学派与之制约。从此,儒家洪水在整个华夏文化圈内,猛烈地泛滥着、鼓荡着,中国文明越来越沙漠化、枯萎化,渐渐僵化了、腐朽了。及至晚晴,中国文明已经沦为一堆令世界强盗垂涎的“古老肉”了。
  百年前,中国惨遭列强连番凌辱,国人才方开始反思,最深刻的困惑是:中国究竟怎么了?为什么忽然之间,中国变成世界民族丛林的懦弱者?老祖宗害了我们。于是知识人士开始艰难的淘洗被浸蚀污染得无法辨清的古老文明,力图淘洗本来的颜色。
  于是“打到孔家店”的口号出来了,新文化运动起来了。难寻踪迹的墨家、法家挖出来了,所有淹没的学派也被挖出来了;运动有了,革命有了。
  时至今日,淘洗工程似乎有一许些眉目。人们开始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探索中国原生态文明了。社会开始关注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民族特色的东西比过去看重了。但是普遍的社会思潮,仍然将儒家看做中国文明的正统。在“新儒家”的旗帜下,有人重新考证出“克己复礼”是进步的,董仲舒是法家;有人要光大“国学”,恢复儒家经典纳入学校课程,要发起读经运动。近几年来,学术界出现“大陆新儒家”群体。许多儒家复兴者,说儒家复兴“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未来的福祉”,要使儒家重返政治与道德的“正统地位”。蒋庆与秋风先生更构思“中国必定是个儒家的中国”。显然,在许多中国的“读书人”看来,儒家仍然是他们灵魂寄托。可见,要搞清楚中国文明原生态的基根,依然是十分艰难的话题。
  <二>中华民族的生命状态严重萎缩,知识阶层的创造力大大降低。儒家独尊,保守的学说逐渐漫延渗透整个社会,中国人的生命状态一个一个时代递减:西汉以后的隋唐缓慢递减,到宋代迅速递减。中华民族整体素质大为下降,书生迂腐之风气积重难返,社会尚武之风大为衰落,实用性技术备受遏制。
  宋代建国,始终面临着辽、金、西夏的强大压力。当时的精英们,对于儒家文化的懦弱、享乐、滥情痛加反省,以王安石(列宁称: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叶适最为深刻。王安石指出:夷狄(当时的少数民族)不过迷信鬼神,而中原则迷信儒家文词,正是这种文饰、文词的形式主义迷信,使得科举考试称为制造大批废物的荒谬仪式,而宋代竟以为凭借口诵经文、妙手文章,便可退辽金十万铁骑——这与其说是文明,倒不如说是天大的愚昧。
  于是他创办学校,命学生全部住宿其中,以观其才德,并在学校建立操场,供学生练习骑射,又制保甲保马之法,叫农民学习武术、马艺,先以自卫、服役官府,逐步恢复唐的“府兵”秦的“农战”。王安石上书《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任职江南东路的见闻,使他认识到“举国奢靡”,全民腐败的现实。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文明,几乎彻底丧失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的能力。他在宋神宗时期入相,全民推行变法,于熙宁、元丰年间全面推行,取得了很大成功。后来由于反对派的攻击,王安石罢相,神宗独断,后来不久神宗逝世,哲宗上位,司马光任宰相。司马光任宰相时,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使变法失败了。
  王安石之所以感叹,宋代最大的失败是教育,叹息“变成法易,变世风难”。这是因为儒家文化发达到糜烂的程度。他实行变法和改革遇到当年商鞅在魏国时所遇到的同样的问题。而王安石的命运,也难免重复墨子式的悲剧:虽独任,奈天下何!
  明代的思想家也看到对儒家文化的迷信,他们对中原文化弊端的自我批评,尤其集中于对言辞文饰的迷信,口诵莲花的士大夫,文饰是虚伪的渊薮,实干才是诚实的性格,而华夏文明的悲剧,正可概括为“只说不练”,其次是“核名实”。王阳明的《传实录》:“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这些痛切反省都表明:陷入束缚人的斗争意志、行动意志的所谓“文明”,正是一种天大的愚昧。
  清王朝,康熙皇帝是一位伟大的夷狄政治家。他深刻地指出:“打天下”固然是残酷的政治斗争,而“坐天下”则是更为残酷、更为艰苦、更为持久的斗争。政治作为一项空前艰苦的事业,它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得起的。而那些人以为从事政治便是“当官”,“当官”便等于锦衣玉食,作威作福者,实际上完全错误地理解了政治,这样的人一旦“入行”当官,便意味着政治的异化、政治的腐败、政治的破产。
  康熙皇帝自叹命苦,是他懂得政治的实质是权力和武力,政治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可惜,在他的身后不久,八旗精兵却不可遏制地退化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被列强的武力所击溃,而再一次说明:古老的华夏文明,它的长处是“文治”,而它的政治神经很不发达。因为所谓政治,是要斗争到最后一息。而文明的中国却忘怀了一个简答的道理——“枪杆子里出政权”。
  道光时代的思想家魏源,面对军商合一,军政合一的西方列强挑战,提出中国实行“军政合一”乃是政治改革、富国强兵、抵制外侮的出路。
  戊戌变法之际,严复在《上皇帝万言书》中亦感慨地说:传统中国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这便是国家组织能力,社会组织能力问题,也是孙中山先生所谓“一盘散沙”状态;也是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所指出“若特指其失败之处,那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他……”
  儒家问文翰着热爱和平、珍惜生命、享受生活、热衷消费的内容,这是文明之花盛开的基础;但是,这也是武将畏死、文臣贪财、见利忘义、醉生梦死、举国腐败的渊薮,这便是极其残酷的文明辩证法,是文明异化、政治异化的残酷逻辑。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医治文明衰败的苦药,是撬动“天下兴亡周期率”的杠杆。
  现代科学精神的实质,也就是批判。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国家,在其生存的道路上,欲求得不断进步,那就是不断反省、不断批判,如此才能不断进步和发展。
  近代以来,我们有了科学这面镜子,发扬科学的精神,就是坚持批判的精神。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首先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日常化。
  
楼主孔山人 时间:2014-11-28 11:08:00
  本文发表在《黄流乡土文艺》第八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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