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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州文化]黄流记忆(续一)

楼主:孔山人 时间:2012-11-20 08:45:29 点击:562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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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流记忆(续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很多“大陆人”成批地到海南岛进行杂交水稻繁殖制种,称为南繁育种队。我四叔在外园子盖了一间瓦室,但是没有去住,因此就让给了南繁育种队住下。
  那时候,说起“大陆人”这三个字,人们都会肃然起敬,因为“大陆人”有知识、有文化、见识广、能吃苦、懂礼貌、尊重地方习俗。他们也以自己是“大陆人”为荣。世事变迁,现在从岛外来居住或者打工的人们,却很反感人家称他为“大陆人”。个中原因,令人深思。
  住在四叔外园子的是两个湖南人,一个中年人,一个青年人。他们帮我们做过一些好事。我们第三队的水井就是征用四叔的地打出来了,用水泥和砖围了一个井台。时间久了,破损了,出现了一个大水坑,猪在那里打滚,臭不可闻。他们就买来水泥把大水坑补上。井水要是浅了,他们还帮助我们淘井,放上明矾和食盐来澄清水质。淘井可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
  他们顿顿都吃干糒,这让我们很羡慕。那时村里很多家庭吃的是“津逛津逛”[形容饭汤稀]的饭饮[饭汤],吃的时候都可以照出人影来。有糒吃,可是很多人不敢想的哦。
  其实他们吃的很简单。他们在庭前晒了很多干辣椒,我们很好奇,问他们用来干什么,他们说是用来下饭的。果然到吃饭的时候,我们看到碗里盛得满满的饭上面就只有两个干辣椒,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菜了。
  那个中年人懒得理我们,但是那个青年人就喜欢和我们在一起。他懂得好多好多的事情,给我们打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一扇窗户,让我很憧憬外面的生活。
  我们跟那个青年人混熟了,也对他做了很多的恶作剧,每次都惹得他嗷嗷叫,骂一些我们听不懂的湖南话。
  他总是神秘兮兮地看一本手抄书,一见到我们,马上就把书藏了起来。这让我们非常好奇,决定搞清楚他看的是什么宝贝书。但是这并不好办,他总是把书带在身上,或者是锁在箱子里。想了几天,我们决定在他看书的时候悄悄地接近他,把书抢走。计划成功了,我把书抢来一看,是《少女之心》,便问他是什么书。他涨红了脸,说你们小孩子不要问,不能看。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本流行甚广的黄色书籍。
  一年级和二年级都很平淡,到了三年级,由于有几个从四年级降级到我们三(1)班,班里突然热闹起来了。这几个降级的学生年龄都比较大,看起来俨然就是社会青年的派头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奇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人,是他们几个中个头最大、身体最壮的,名叫林恒强(化名),当了我们的班长。
  这个林恒强能耐可大了,平时不用做早操,常干一些在我看来是十分新奇的事,如把干的“钱果鱼”[一种本地常见的小海鱼]或者“公子鱼”[青公鱼]放在煤油灯下薰一薰就拿来吃。他还时不时地向我们吹嘘他的“传奇故事”。
  他一来就对班级进行了一些“改革”,如男女生同桌,进教室脱鞋子等等。班主任、教我们语文课的陈积仁老师见他管得不错,也就放手让他干了。他对我们班级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我在三年级的回忆几乎都与他有关,可以说关于他的“古子”[故事]是“十天八天都讲不完”。
  他一上来就要树立起他的权威。对于异己者,他是毫不留情的,有机会就要整他们。记得有一次陈日壮被他抓住了什么辫子,好像是迟到,到讲台上接受批斗。
  我对林恒强一半是佩服,一半是害怕,后来沦为他的帮凶,跟着他干了很多的坏事,如偷老师的报纸、晚修时把学校的发电机捣坏、到孔山砍树、偷学校的椰子和书桌,不一而足。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为他做的,好处都给他了。我们都知道不对,但是在他的威吓之下,你不敢不从。
  那时候从三年级开始学生都得到校晚修。捣坏发电机的说法不很准确,他教我们如何用木棍从机房的窗户伸进去让发电机暂时熄火,好让他和几个大男生在女孩子身上乱摸,如此而已。电灯一灭,他和几个大男生旁边的女生就大声尖叫。
  偷学校的书桌是在晚上进行的。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每两个人扛桌子,一个人搬椅子,把几套书桌悄悄地从学校搬了出来,放到了他家。本来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其实在路上的时候一位老师已经发现了,只是没有当场制止,也许是怕遭到林恒强的报复吧。
  第二天我和几个男生被叫进校长室。校长姓吴,是外地人。林炽优第一个进去,出来的时候还在哭,鼻子都红了,目汁[眼泪]流流。
  轮到我时,我双腿瘫软,心惊胆战。也许是我在学校一向表现不错的缘故吧,吴校长对我是一脸的和颜悦色,说只要我讲出是谁指使的,学校就不追究我的责任。其实他们都知道是林恒强干的,不过是要我们作证罢了。我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吴校长的耐心毕竟有限,沉下脸来,提高了声音,“不说就处分你!”,我急了,脱口而出“林恒强”。后来林恒强把偷来的书桌退回给学校,此事就这样结束了。
  他不但叫我们给他做事,也偷我们的东西。趁着早上他不出操的机会,用锁匙打开教室的门偷我们的没写过字的作业本,过一段时间就拿出来卖给我们,说是从冲坡购进来的。我的一支水笔[钢笔]也在做早操之后不翼而飞,过了几天,他前面的衣袋里就插着一支和我的一模一样的水笔,不过我可不敢说那只笔是我的。那天早上我还向他报告呢,真是一个讽刺。这支笔是我二哥奖励我学习好而花两块钱给我买的,丢笔的事让我难过了好几天。
  至于他本身的“传奇故事”,看来虚假的成份居多,但是没有人敢当面讲他是“大嘴壳”[吹牛]。
  一次傍晚,我们坐在学校的井头[井台]上,他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今天有几个朋友来我家做客。”
  我们问,“什么人客?”
  “那是从黄流墟上来的人客。”
  “哦…”
  “我们是不打不相识。”他切上正题。
  为了再现他的语言天分,这里用第一人称来讲述:几天前我到黄流墟上,要回室[回家]时被几个青年仔拦住,搜身要钱。我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他们就围了上来,其中一个举拳就打,我一手拦住他的拳头,另一只手直捣了过去,砸在他的眼圈上,整个眼睛都黑青了。另一个见我不好惹,忙抽出刀子,向我揕[刺]来,我飞起一脚,刀子“嗖”的飞了出去,扎在远处的树上。他们见势不妙,其中一个高个子抓起旁边一个伯爹卖甘蔗用的山钩刀[上山砍柴常用的刀,尾部带钩],斫[砍]了过来。我一让,脚一伸,他用力过猛,摔了个狗吃屎,目珠仁[眼珠子]都差点出来了。他们见我厉害,有心交合我,就自报姓名,于是我们成了朋友。
  他刚讲完故事,一个抱本青年从我们附近经过,看样子是要到我们小学隔壁的二中去晚修。林恒强见到他,马上冲了过去,看来他们是有过节的。那青年仔见状拔腿就跑,很快他俩就消失在我们视线之外。过了一刻钟,林恒强回来了,他嘟哝了一声“让抱本猪跑了”,再也没有了刚才的兴致。
  我注意到他的一个眼眶变黑青了。
  在林恒强的策划下,我们还做了一个“畚箕公”[扶箕]的活动。用干净的畚箕,或者米筛等替代工具也行,在畚箕的底部插一根短的木棍子,两个人各在一侧扶着畚箕,让木棍子在沙盘上写字,代表神灵的旨意,这就是“畚箕公”。
  那天晚上在陈钦家园子的茅屋里,我们三(1)班十几个人把畚箕、沙盘等道具准备就绪。点上蜡烛,摆上生的香蕉,活动就开始了。扶畚箕的一个好像是张昌,另一个人我记不得了。
  “你是第几公?”有人发问。畚箕一动也不动。
  “忘了点香了,快上香。”一阵手忙脚乱后,不知道从哪里拿来的香,把它点上了。
  “是第几公?”有人重新发问。随着畚箕的移动,沙盘上留下一个大大的“9”字。
  “林恒强的新妇[媳妇]姓乜?”
  畚箕又不动了。
  “九公,是不是有人在搅擸[捣乱]?他是谁?”
  木棍子在沙盘上转圆圈,越转越大,转了十来圈之后,指向了张受民。这样,张受民被赶了出去。
  林恒强不太喜欢他。
  那是一次在学校里,我们几个人在椰子树下无所事事,林恒强对我们说,“我卧在地下,你们几个把我按住,我自己能起来。”我们几个齐声叫好,林恒强于是脱了上衣躺到地下。我们都知道林恒强爱出风头,按住他只是做做样子,根本就不用力。而张受民却来真的,林恒强在地上直喘粗气,狼狈不堪。林恒强起来后,追着张受民要打,张受民在学校里到处乱窜,最后还是挨了一顿打才平息。
    “林恒强的新妇姓乜?”活动继续进行。
  “写大一些。”我插嘴。
  木棍子沙沙作响,写下了一个繁体的“陈”字。
  “你叫九公写大一点,所以他写的是大字。”(大字即繁体字的俗称)有人连忙解释。
  “她在哪里?”
  沙盘里写出了“16”。
  “十六队姓陈的女孩子。”
  “那就是陈翠花(化名)了。”
  陈翠花是林恒强一直想追的女孩子。
  后来又问了陈有福(化名)的婚姻和一些其他的事情。陈有福个头跟林恒强差不多,是林恒强的左膀右臂。
  简直是太神了,说得有板有眼,有根有据的。后来我把这件事情讲给班主任陈老师听,陈老师听完连忙摆摆手,说这是迷信活动,以后不要再做了。我纳闷,这么灵的东西,怎么会是迷信呢?
  林恒强对我的正面影响,现在想来,只有他给我们讲的故事了。我很喜欢听他讲的故事,他讲三国,也讲别的,如孙膑庞涓的故事。刘关张桃园结义、刘备三顾茅庐、张飞喝破敌将肝胆、关公割骨疗毒、孔明空城计,他都讲得有声有色。他要开讲的时候,总是先清清嗓子,这时我们赶快把就香蕉啊一些吃的东西递过去,然后伸长脰颈[脖子]作耳薄薄听。每讲完一小段,他就说“下回分解”,搞得我们心痒痒的,老是想着后面会怎么样。下次见面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吃的东西进贡,他就不肯继续讲了。吾芬进贡是最积极的,每次都有跟上次不一样的“嘴头”[零食],深得林恒强的赞许。
  我三年级的时候,是在七八、七九年,人们已经比以前有所开放了,也能看到一些情感类的影片,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红楼梦》等,有些还是从香港引进的,如《巴士奇遇结良缘》、《生死搏斗》等。
  《巴士奇遇结良缘》讲的是一位巴士售票员的故事。售票员每天都生活在高度紧张的工作之中,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一次在工作的过程中,他在巴士上英雄救美,赢得了爱情。尽管他工作努力,后来还是被解雇了。最后他通过努力,当上了巴士司机。影片最后的镜头是他拿起原来老司机留下来的水壶,暗示着他将来的命运也不过如此。《生死搏斗》讲的是一位勇士救了一个百万富翁,这个百万富翁却迷上勇士的血,把他当成自家的财产。勇士奋起反击,终于战胜了拥有大量保镖的百万富翁。这两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花花世界。这样的电影得以播放,应该说它们在当时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巴士奇遇结良缘》有点《摩登时代》的韵味,讲述了工人处于社会底层的事实;而《生死搏斗》则揭示了资本家贪婪和吃得无厌的本质。
  说是社会开放,那也只是开了一个门缝,我们还是要警惕来自台湾海峡对岸的“靡靡之音”。说白了,就是禁止邓丽君的情歌。即使是这样,《甜蜜蜜》、《何日君再来》等歌曲,还是冲破重重阻拦,悄悄地传遍了大陆各地。
  林恒强不但有语言天分,唱歌也不错。他在课堂上教我们唱歌,如《黑三角》的插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他还经常哼哼那些“靡靡之音”,原来他有邓丽君歌曲的手抄本。我们都去巴结他,为了看一眼邓丽君那些魔幻般的字符。
  不知道是为什么,上了四年级以后,林恒强的威望大减,对局面失去了控制。他自己的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只好黯然退学。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生活恢复了平静。
  俗话说,蟹肥脚也香。我以前跟着林恒强,可以狐假虎威,得到他的庇护。不仅如此,还可以打发无聊的日子。我只在上课和晚修时学习,其他时间是不肯坐下来学习的。家人要是敦促起来,我就说学会了。于是把写好的作业拿出来,接着就背一段语文课。家人见到这样,也不好再说什么。林恒强的退学破坏了我的生活状态,时间对我来说变得多余起来,我又重新迷上了游戏。
  一次学校配合铁路部门大检查,老师从我口袋里掏出了薯壳、铁圈儿和海棠仁。薯壳是拿来做“嘴头”的,铁圈儿和海棠仁是用来玩的。铁圈儿用来“调窟子”和“叩罗板”,海棠仁用来“踢皇”。铁路部门要查的正是铁圈儿,那是铁路路基上用的垫片。
  张老师对我带“嘴头”到学校、还玩“三岁侬子”[小孩]的游戏表示失望,在课堂上公开批评了我,羞得我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由于查出了铁圈儿,我还被他带到铁路工作人员那里接受盘问。那个架势把我给吓住了,担心会被安上个“破坏铁路”的罪名。还好,我说出铁圈儿的来历并上缴之后,审查过关。
  我的学习成绩一向很好,在各类考试中都得过名次。在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在全公社的学艺比赛中,我的语文没有得奖,数学则得到一个很低的分数。为此,家人还责备我不肯好好念书。三年级的时候还没有作文,到了四年级就要求写作文了,也许是我对作文没有完全准备好,拖了后腿吧。我承认语文没考好,但是数学分数是事出有因的。
  我记得那次考试是在黄流中心小学举行的,考语文和数学,那是全公社的学艺比赛,我和孙其亮是孔汶小学四年级的代表。那天孙其亮的嘴巴起了一个大泡,连说话都比较困难。考试时孙其亮坐在我不远的地方,在数学考试的过程中孙其亮向我嘟哝着什么,我急忙向他摆摆手。过了一会儿,监考老师来看我的试卷,我还以为自己做得好,老师对我刮目相看呢。成绩出来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监考老师是来记我的考号的。
  孙其亮的成绩应该还是不错的,后来他在升初中的时候没有考取黄流中学,最后与大学失之交臂,殊为可惜。
  在四年级的时候,我参与过一次“做公道”。
  “做公道”就是大伙出钱凑份一起会餐,也叫“坐份”,一般选在农闲时节。有人起头,愿意的就凑份,起头的人就是“公道头”。在公道头的主持下,大家杀鸡杀鸭,把菜和饭按份数分好,大家分了之后拿回家。“做公道”不但在海南讲海南话的地区都有,而且北边雷州半岛也有,而且都是这么叫,这从侧面说明这样的活动可能是历史已久的。我觉得“公道”这个词起得真好,你出多少钱,就领多少份,公平合理。
  可以说“做公道”是人们在艰难生活环境下的生存智慧。一头猪、一只羊甚至一只鸡,都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如果一家人把它吃了,那么小孩上学、添置农具等等的费用又如何有着落?而那时又不允许拿到集市上卖。另一方面,人们花较少的钱就可以吃到荤腥,经济实惠,所以当时“做公道”是一种合理的方式。
  小孩“做公道”则与大人不一样,一般是到水田地里抓些小鱼、螃蟹、泥鳅、田鸡[青蛙]什么的,或者是到坡上抓山马、捕小鸟等野味,然后回家偷些大米,煮好了大家一块吃。
  那天,我们几个伙伴在陈某的外园子里睡到日头晒晒脚,百无聊赖,到面前田戽了一些 跳坡鱼和大头龟鱼回来。我从家里偷偷地拿出一椟米[ “椟”是量米的器具,米1升=2椟=1斤半]和一个木瓜,他们几个也各自到家里偷来米和菜。炊具都是陈某从家里带出来的,他还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瓶“三角一”酒。“三角一”酒是利国糖厂出产的白酒,好像没有正式名字,据说是用榨甘蔗的粕酿制的。因为卖一斤酒是三角一分,所以人们称“三角一”酒。那天有酒有鱼有菜,吃得特别香,吃了一整天,一直到很晚才散场。
  一九七八年九月八日,孔汶村里出现一件大事,那就是与槐脚村里的纠纷。
  孔汶村的黑木头田,离本村很远,靠近槐脚村。这片黑木头田,是在第一任支部书记张照魁的带领下孔汶村民千辛万苦开垦出来的。当时张书记把我父亲找来,要他负责水利技术方面的工作。父亲与广大村民一起,起早贪黑,填孔埋窟,挖沙凿石,用简陋的测量工具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和测算,建成一条条水渠水沟,使荒凉之地成为肥沃良田。
  不料槐脚村人为了达到霸占孔汶村二千亩黑木头田的目的,经常骚扰和恐吓在那里耕作的孔汶村民。
  孔汶人是烈性的。当时任孔汶村书记的是陈人山,他是一位有威望的干部,大家都信服他。陈书记看到槐脚村人的挑衅行为,他愤怒了。于是他组织了村里的精壮男子,手持木棍、山钩刀、鸟枪,坐上拖拉机、卡车,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孔汶村人要到黑木头与槐脚村人交涉,警告他们不要再骚扰孔汶村民正常的农耕活动。
  当时槐脚村的书记周昌五正好喝了点酒,听说孔汶村人要来打架,他只身一人就走了出来。结果,周昌五被愤怒的孔汶村民乱棍打伤,不治而亡。
  槐脚村的书记被打死后,他的家人抬了一口棺材要来孔汶村讨说法。当时只有我和二姐在家,二姐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慌张,连忙把我拉进房间后用一根粗木棍抵住门。后来想想又觉得不妥,拉着我朝抱本村跑去。一路上尽是躲避的老人和小孩,大有大难临头的样子。我们一口气走到了抱本村,怦怦乱跳的心才渐渐平息了下来。
  他们把棺材抬到村边便停了下来,他们其实也害怕,不敢进村。听说那口棺材是空的。即便是这样,孔汶村人也是被吓得惊魂未定。
  陈人山书记受到了处分,官职也不保了。与他同命运的还有斗生(音)、民兵队长吾龙和一位姓林的干部等三人村干部。他们四个被关进了乐东看守所,据说有一年之久。
  自从出了这个遭人命的事情之后,孔汶村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到黑木头耕种,怕槐脚村人报复,结果把田给荒了。孔汶村人在遭遇外辱的时候能够同心,但是在细节和意外事件的处理上却缺乏经验,自己反而吃了大亏。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上了五年级,由于面临着升学问题,尤其要准备冲刺黄流中学,学生们的学习顿时紧张了起来。我买来好多作文写作的辅导书,恶补作文关。
  中国农村已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了出来,出现了所谓的“万元户”。黄流公社的游灯活动也开始复活。
  黄流游灯活动始于清朝。那时在当年内添丁的人家,就制作一盏灯笼,到了正月十五,加入到游灯队伍。到了一九八零年代,游灯是“鸟枪换炮”,牛车被汽车、拖拉机代替,煤油灯也被电灯和霓虹灯代替。游灯不仅在造型上下功夫,同时也注入时代的内容。 我后来写了一篇描写黄流游灯的作文,深得老师赏识,作为范文让全班同学学习。我的作文终于过关了。
  那时候,学生对老师是比较迷信的,老师不小心写错的东西,也没有人去怀疑。比如对“不以为然”的解释,老师写的是“认为是对的,表示不同意。”这就令人费解了,既然“认为是对的”,那怎么会“表示不同意”呢?我把疑问一说,大家都嘲笑我。当时我也没有工具书,无法证实我的疑问。这样,老师的这句解释就一直闷在我的心里,直到我上了中学,才知道是老师在前面漏了一个“不”字。还有就是老师给我们的作文范例中,有“彼起彼落”这样错误的成语。我跟张福技说老师写错了,应该是“此起彼落”,张福技反驳我,“是你厉害还是老师厉害?”一句话噎得我说不出话来。
  人们提起孔汶村里的第一代大学生,总是不离福礼福清两人。1960年张福礼考取南京航空学院,张福清考取华中工学院,他俩成为村里学子追赶的榜样。张福礼的女儿张雪梅、张福清的女儿张卓梅都在我们班,加上张月丽、陈积霞、珠儿(化名)等人,这几个女生总在一起,特别引人注目。
  而张月丽,天生丽质,冰雪聪慧,是学校的校花。周围的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拿我们俩开玩笑。这时候我总是红着脸,一言不发。心里想,她那么漂亮,怎么可能嫁给我呢。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悄悄地留意起她来,可是我很少有跟她说话的机会。原来喜欢一个女孩子就是这么一回事。
  到了快要考升学试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一天,我、陈忠泰、陈积杞三个人在放学的路上说笑着。陈忠泰突然谈起了进入黄流中学后的隐忧,“黄流人的糒很可怕。煮糒出来后要浇上生水,松膨松膨的,吃不饱。”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打听来的,就“嗯嗯”地附和着,陈积杞则没有说什么。第二天,我们三个人谈“松膨糒”的说法就传遍了全校。“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呢。”“还没有考就吹起来了。”“某某很嚣张呢。”舆论的核心就是我们三个人太假精[自负]。对这种传言,我心里很坦然,陈忠泰也不怕别人议论,而陈积杞可能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很有实力的他最终没有考上。
  考试结果出来,与邻村相比,孔文小学获得了丰收,总共有八个人上了黄流中学,他们是陈忠泰、陈太波、张月丽、张彩端、张福技、邢芳孔、张受民和我。
  我记得数学考了96分,语文的分数也很高。数学试卷有两道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们不是常规题。这两道题是:X+X=X*X,X+X=X/X,直接写出最后答案即可。第一道题我蒙了个2,但是并不全面。第二道题我怎么也想不出,胡乱写个0。
  我开始憧憬在镇里上中学的生活。
  
  四 到镇里上中学
  一九八一年九月,我进入黄流中学学习。由于升学成绩较好,我被编进了重点班-129班。当时黄流地区有两所中学:黄流中学和黄流二中。黄流中学是完中,有高中,小升初面向整个黄流地区招生;黄流二中只有初中,生源主要是孔汶、东孔、抱本和赤龙等“上村”。
  乐东原来是属于崖县的,利国一带原是崖县的四区,黄流一带是五区,这里居住着汉族和黎族两个民族。汉族主要居住在沿海平原一带,称为外区;黎族主要居住在内地山区一带,称为内区。自古汉黎两族在经济、文化、生活、信仰等各方面就存在巨大的差别,很难融合在一起。以前汉黎的经济来往,就是个别汉人到黎族集聚地去“博黎”。“博”在本地是“交换”的意思,延伸为“做买卖”。“博黎”就是用针线等小工艺品去换黎族人的皮毛之类的东西。
  乐东县成立以后,外区虽然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比较发达,但是受制于民族自治的原则,在一些重要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其一是县城的设置。我听老一辈人讲,乐东曾经要把县城设在黄流境内,当时已经破土动工了,最后受到了很大的阻力,主要理由是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行政机关应该设在民族集居地区。海南建省以后,经济发展成为一股潮流,乐东县城搬迁也成为一个议题。有一个国家级的课题组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认为乐东应该把县城从山区抱由搬迁到黄流,主要理由是乐东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分离,是阻碍乐东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黄流成为县城后,有望成为乐东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海南建省办大特区后,黄流辟出一块地方,称为“新城”。随着海南经济泡沫的消失,新城的命运也告结束。借助海南省重点城镇建设示范区的建设,九所新区花了三千万元建起一条几公里长的九所大道。在海南城市规划图中,赫然见到九所的名字。按照一些人的设想,九所新区是乐东县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物流与信息中心。如今,九所虽然盖了一些房子,但是县城梦也已经破灭。
  其二,黄流中学在县重点中学的竞争中不敌乐东中学。黄流中学原来是县重点中学,后来被更名为乐东中学的永红中学取而代之,那是一九八零年。我是一九八一年考上黄流中学的,重点中学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
  总之,乐东外区自从与崖县分离后,文化脐带被割断,经济发展也受到制约,成为很多人心中永远的痛。而且,乐东内区和外区经过这么多年后,不但不能融合到一块,反而更加渭泾分明,这可能也有违当初置县的初衷吧。
  那时黄流中学的校长是孙基烈,琼山人。他给我们训话的地点不在教室里,我们坐在空地上,那里到处都是虼蚤,根本就没有心思听他讲些什么。现在虼蚤和目虱已经近乎绝迹,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有人说这是滥用农药造成的结果,想想似乎有道理。
  刚入学的时后,母亲担来了两小袋大米,为我买饭票。一张饭票除了交米之外,还要交一角四分作为菜金,一张饭票是一顿饭的分量。那时,黄流中学有六个食堂,都是公办的。母亲打听到第二食堂的饭菜较好,挑着担走了好多冤枉路,终于买到第二食堂的饭票了。其实,她当时并不知道,不用挑米去,用粮票也可以买饭票。父亲是国家干部,他有粮票。给我买好了饭票,给我安顿好,千嘱万嘱,啰啰嗦嗦地说了一些诸如“要多吃点饭”之类的话,母亲才放心地回家去了。
  黄流中学是寄宿学校,盖了一些学生宿舍,我就住在学校宿舍里。第一次离开家,头几个夜晚我总是做梦,梦里尽是家乡、家人和以前的玩伴。当时真的很担心,自己能不能独立在学校生活。过了几天,生活一切如常,不怎么思乡了。
  只是学校的宿舍太大了点,一间宿舍可以住几十个人,晚上就吵得很,很难管理。因为我睡觉都比较早,所以老是受到别人的干扰,睡不好觉。我后来被换到另一间宿舍,但也没有多少改观。
  学校食堂设在学校的南面,我们打饭后就三五成群地走在食堂附近的凤凰树底下,脱下“三耳屧”(一种塑料拖鞋,鞋背是三个“耳”的“人”字形细绳)作为坐垫,一边吃一边聊天。食堂的饭菜油水很少,学生吃过不久就饿了。这时,一些附近的居民把煎好的灯光鱼(青占鱼,这种鱼看见灯光就会游过来,故而得名)、钱果鱼等小海鱼或者做好的三层肉挑来学校食堂边学生吃饭的地方,一角钱一条鱼或者一块肉,让学生挑选,称为“加餐”。他们卖的三层肉薄得可以,我们戏称“的确良肉”。“的确良”是当时流行的化纤布料,也常指这种布料做的衫衣。这种衫衣轻且薄,几近透明,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虽说是在重点班,但是我的成绩很一般。一些新课程,特别是英语,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学。
  而且,我这人懒尸[懒惰],中午的时候我并不好好睡,跟好友阿东(小名)疯玩。阿东是一位老师的孩子,特别调皮,跟我很合得来。有一天中午他买了两根冰棍,一人一根,在校园里跑来跑去。快到上课的时候,我俩爬到学校大门的砖柱子上,一边吃冰棍一边摇脚,活像大门的保护神。那些早些来上课的学生,看见我俩坐在大门柱子上面,都会好奇地多看几眼。
  由于不睡午觉,下午的课我总走神,有一次被李学强老师重重地敲打了一下。
  李老师教我们代数,他的儿子李东也在我们班。
  一次下午上课的时候,我竟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李老师大喝一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看到一双双幸灾乐祸的眼睛在盯着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运平。”
  “哪个村的?”
  “孔汶。”
  一听到“孔汶”二字,李老师的表情变得异常丰富。
  “啧啧,原来是孔汶的呀,怪不得呀。”丰富的表情配上夸张的声调。
  接着,他板起了脸孔。
  “你们孔汶的啊总是大吃[贪吃],中午不睡觉总在墟上行,看见老嬷子担嘴头就流涎。”
  那时集市上的嘴头可谓五花八门,豆腐脑、乐生贡、酸粉、油麻粿、猪肚粿、椰子糖、手指糖、必裂糖、升袋玛,等等,数不胜数。
  他接着问我,“你认识陈某否?”
  陈某是孔汶村人,比我大一届,现在已经是某中学的副校长了。
  我点点头。
  “我讲的就是他,现世啊!” 李老师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从此,孔汶人懒尸、大吃的名声就传开了。
  “大吃怕什么?大吃大发财嘛。”当时虽然有些压力,但还是找些自我安慰。
  俗话说,“死猪不怕沸水烫。”李老师的暴风骤雨并没有医好我在课堂睡觉的毛病,而革命陈的春风化雨则起到了作用。
  革命陈大名叫陈人豪,个子干瘦,但是精神矍铄,上课是总是精神饱满,神采奕奕的。据说他有一次因公出差,回来时为了替公家省路费,自己走了二十多公里的路,由此得到“革命陈”的美名。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我不得而知,但是革命陈确实是两袖清风、一心为公的。
  革命陈教我们几何课。他画圆有一绝,不用任何辅助工具,用双手就在黑板上画出一个个很圆的圆圈。就像变魔术一样,令人惊叹不已。
  那也是一个下午。他正在眉飞色舞地讲课,我却觉得索然无味,心里想着别的事情,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醒醒。”有人在拍我的肩膀。
  我醒了,眼前是革命陈一脸严肃的表情。
  “你怎么了?”革命陈问。
  “我目困。”我的回答引起了一片笑声。
  他接着给我讲了一番大道理。看到我木然的神情,革命陈不再说什么,继续讲他的课去了。
  下课以后,他找到我。他问我为什么在课上睡觉,我说这样听课没什么意思。
  他听我说了上课睡觉的荒谬理由后,沉思了一会儿,问到,“我的课很沉闷吗?”
  我老实地回答,“比别的老师好。但是这些东西太简单了,没意思。”其实我的成绩并不好,只是在中游水平而已,根本就没有资格这么说。可能是我的回答有点出乎他的意料,革命陈沉默了一会儿。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只要你肯用功,将来会有出息的。我相信你。”他用那清瘦的手摸了摸我的头,带着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从此,我就开始喜欢做几何题。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让革命陈高兴高兴。他在我的作业本上,也多了一些鼓励的话语,让我臭美不已。
  刚开始的时候,我最差的要数英语了。教过的英语单词记不住,只好用汉字加注,有的用普通话,有的用本地话。“English”是“英国历史”,“twelve”是“洁鲁牛”,“how many”是“好美女”。
  教我们英语的是一位个子高高的中年教师,姓王,他的女儿也在我们班,白皙的皮肤,高挑的身材,是我们班上骄傲的公主。后来,王老师调走了,胡克丰老师接着教我们英语。
  胡老师很年轻,还没有结婚,个性很张扬,不是那种安分守己的人。
  由于我英语成绩并不好,我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上课提问和课文背诵,都没有我的份。正因为如此,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背诵课文。
  有一次,他心血来潮,点名要我背诵。看到他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我明白了他是要出我的洋相。
  我脑子里拼命地回忆,想把他指定的段落背出来。我断断续续地读着,发音也不准确。我还没有背完,他不耐烦了,大手一挥“别背了”。
  他又叫李学勤来背。李学勤背得很流利,受到了胡老师的赞扬。本来上课都是用普通话授课的,这时候他突然蹦出一句乐东话,“怂笨乜候都是怂笨,这叫做‘生现成’。”经过胡老师这次嘲弄以后,我很不服气,就到处向同学请教国际音标,学好音标后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有一句话叫做“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的背诵使我找到了学习英语的窍门。
  我的英语成绩上升得很快,令胡老师刮目相看。他也常常叫我到他宿舍去帮他改作业,改试卷。
  后来,胡老师也离开了黄中,听说是到三亚发展去了。
  学校宿舍太吵,用水洗澡也成问题。学校靠近食堂的地方有一口水井,曾经出现过一件想起就令人感到恶心的事情。
  每到傍晚时,便有很多学生到水井打水洗澡,早上也有学生打水刷牙洗脸。有一次,学生发现井水有一股恶臭味,而且也水里有一些细细的羽毛。后来才发现,有人往水井里扔下一只死猫。更为恶劣的是,这只猫是用一根绳子绑在一块石头上的,很难让人发觉。也就是说,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案子。至于作案动机,则众说纷纭,有变态之说,有报复食堂之说,不一而足。这件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成为悬案。
  于是,在校住宿的学生遭遇了水荒,洗澡成为学生最大的问题。后来水是清除干净了,但是水量很小,还是无法满足学生们的需求。
  在学校宿舍呆不下了,我就跟丽珍三叔说情,搬到他的宿舍去住。丽珍三叔在黄流卫生院工作,管配药。丽珍三叔是我五叔公的第三个儿子,丽珍是他的女儿。
  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我从家里搬来一张稻架当床用,跟我同住的还有陈河、陈永炫和孙鸿莆。
  陈河姓林不姓陈,陈姓是名义上被寄养时给的。按照本地的风俗,家人要是觉得小孩子不好养,便会在风水大师的主持下,把父亲改叫“哥”,或者找来一个有孩子的已婚男子作为名义上的父亲,跟随他的姓并另起名字。我大堂哥的名字“张逸”也是这么来的。
  陈河身体比较瘦弱,他经常到食店里买回来一口盅当归羊肉汤,留到睡觉之前吃。当归羊肉汤是黄流特有的美味,五角钱一碗。我和永炫哥有时候禁不住诱惑,会偷偷地尝一口汤,连称“好物”。为了不被陈河发现,我们就在羊肉汤里添加一点开水,这样外观上看起来就象没被动过一样。孙鸿莆是东孔人,个头很大。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晚上刷牙,之后用香枧洗手才上床睡觉,还有一些在我看来是很奇怪的习惯。
  在一起久了,永炫哥发现我睡觉的时候身体总是很烫,就叫我“火炉”。他人很和气,总是迁就我,包容我,我也很喜欢他。
  同在黄流卫生院工作的孔汶人,还有运华哥,他是从陵水调回来的。他那里也住了不少的孔汶学子,包括我的堂哥陈永向。丽珍三叔和运华哥的宿舍非常近,只有几步路。
  运华哥有个弟弟叫陈永运,他们哥俩的年龄相差很大,加上永运很早就失去了父亲,因此他俩就像父子一样。我和永运就是那时认识的。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读书非常刻苦,但是效率非常之低。这个印象,直到现在对他仍然是适用的,但是还要添上一条:执著。
  珠儿也在运华哥那里住。她是一个坚强的女孩,非常善良。她老跟我谈她的几个好友,也是我们小学同学的情况。谈起张卓梅,说到激动的时候,她泪珠连连。张卓梅那时跟着她爸在广东湛江生活。珠儿后来患了一种很奇怪的疾病,曾经到过京城和广州医治,最终无法挽回生命。
  卫生院还住着我的一个同学——侯龙保,他的父亲在黄中教书,母亲在卫生院工作。不久,他的父母调回广东,他也随着父母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卫生院离派出所不远,到了晚上我们去井边洗澡的时候,总是从边防派出所那边传来凄厉的叫喊声,让人侧目。由于好奇,我有时候也情不自禁地前往看个究竟,但是每次都无法接近那令人恐怖的房间。
  我入学后不久,孙校长到乐东中学当校长,而原乐东校长杨生龙则来黄流中学当校长,也就是说他俩对调。
  杨校长来黄中后就开始整治和改革。
  首先是改革食堂。食堂原来是学校办的,食堂职工就是学校的职工,这样的食堂事办不好的。那时候,学校周围的食店和居民也开始承办学生的饮食,学校的食堂在价格和服务上明显处于劣势,学生在学校吃饭的人数逐渐减少。在这种情势下,杨校长就把学校六个食堂都承包出去,让教师的家属来经营食堂。即使是这样,也无法遏止学生流失的倾向。
  其二是改建学校大门。先把校道周围的一些老树卖掉,然后把旧大门拆掉重建,校道也加宽了,铺上了水泥路面。这么一来,学校是漂亮多了。但是卖掉老树却引起了很大的非议,很多人都对那些老树感到惋惜。
  不管怎样,杨校长是一个有魄力、有抱负的人,令人尊敬。他只在黄中呆了两年的时光,就到自治州中学上任去了。
  在州中,杨校长干出了名气。他后来由于计划生育的原因被迫离开,又回到黄流中学来。我认为,杨校长的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非常看重人才,能够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还有,他“挖”好学生也有一套。
  杨校长的大儿子杨武跟我们同班。要说真正的懒人,还是要算杨武。他说准备写一本武侠小说,经常向我们推销他的“武侠小说情节构思”,然后就叫我们给他出主意,小说接着怎么写。我们就七嘴八舌,给他支招。
  杨武是一个天资聪明的人。他高中升学考试中只考出369的低分,但是到了州中以后成绩突飞猛进,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杨武是对写武侠小说醉心,而我是对看武侠小说入迷。金庸、梁羽生、古龙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作品让我如痴如醉,一本书非地要一口气看完不可,看得我眼睛生疼,我的近视应该就是由此引起的。
  因为是囫囵吞枣,我对这些书中的故事情节几乎都忘光了。只记得一本书中一个恐怖的事情,就是一个人披上人皮冒充另外一个人,那个毁掉人们之间相互信任的手段确实是太可怕了。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都要提防对方是假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136班跟我们同年级,班里有一个叫做“雪”的女孩,长得很标致,她成了我们班男生经常议论的话题。
  侯龙保对“雪”的话题都特别热心。侯龙保有着白皙的皮肤,长长的手指,个子匀称,是一个很安静的男孩。
  “她为什么长得那么白呢?” 侯龙保问。
  “因为她的名字叫雪,所以长得白。”还没等我们说话,侯龙保就自己回答。
  这时候我们就起哄,问他敢不敢追她。
  “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好怕的。”他拍拍胸脯,一副慷慨就义的样子。
  可是他走到136班教室的门口,就折了回来。
  那时候的孩子很单纯,嘴上说说取乐而已,谈恋爱的念头一般是没有的。
  卢国雄是共青团的什么干部,雪也是,他们经常有接触的机会。我们个个都“红眼孔”,就编造他们的流言蜚语。
  1983年高考,以陈永向为首的“上村仔”考出了出色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正好那时杨校长刚走,他重修过的大门还是崭新的。这就给一些人以想象的空间,说黄中的大门向着上村,让上村人读书压倒黄流村人,还由此说杨校长的闲话。
  所谓“上村”,就是以黄流镇北边的抱孔洋为界,赤龙、东孔、孔汶和抱本等抱孔洋北面的几个村落。自古以来,黄流镇上的商品经济就比较发达,培育出一批精通经营的商人,这些经商的居民就是人们心目中的“黄流人”。他们勤劳能干,精于经营,有点犹太人的味道,但是有时也精过头了。缺斤短两、势利霸道,就是他们的另一面,被人叫做“翘尿”,意思是黄流人肚里多窍,连拉出的尿都是弯的。
  由于比较富有,他们是看不起“上村”的,上村人只能配吃“馁鱼蔫菜”。所以说,黄流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的,自身也存在文化隔阂,上村人并不认为自己是黄流人。
  我这么一说只是道出当时人们的一种心态,不是要挑起矛盾。相反,我是很反感这种地域现象的。现在随着上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下村”、“上村”心理对峙的现象想必应该是削弱了很多的。
  其实,上村学生的出色表现,应该是厚积薄发。自从恢复高考以后,黄流中学就在全公社公开招生,分数高的就编进重点班。每年都有好多来自上村的学生进了重点班,高考出彩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只不过是在整体上要逊色一些罢了。
  林荣攀老师管政教工作,那是容易得罪人的。他正值中年,但是头毛很少,头顶前部油光可鉴,人们常说的“聪明绝顶”大概是这么回事吧。一次晚修的时候到班里来巡视,有一个学生突然来了一个灵感,大叫一声“欢迎光临”。正在晚修的学生一愣,过了一会才明白过来,原来说的是“欢迎光林”,顿时教室里爆发出一片响亮的笑声,而林老师的笑容则凝固在脸上。平心而论,林老师平时对人也是礼貌有加的,处事做人也低调。他遭到这样的嘲弄,我真为他鸣不平。不过,那个学生也太有才了,讽刺别人竟然这样天衣无缝。
  吴海辉老师教我们地理,他总是那么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当他讲到南非的首都比勒陀利亚怎么记时,说记住“必裂糖厉害”就行了。“必裂糖”是黄流人手工制作的一种糖果。
  王君吾副校长教我们化学,他是文昌人,后来当了乐东县教育局长。他特别青睐黄流小吃,当他带文昌口音说到某个小吃“甜-甜甜”(本地话重复表示强调)时,总是引起我们捧腹大笑。
  林安成老师教物理,是我们初三的班主任。他有一次心血来潮,到学生家里做家访,走访了赤龙、东孔、孔汶和抱本等几个“上村”。学生家长看到班主任赶那么远的路来访,自然是千谢万谢,到了抱本却遇到了一点尴尬。
  那是到了邢志坚家。家访结束后,林老师问邢志坚的父亲还有什么要说的,可能林老师还是期待听到前面一位家长一样感谢他的话,没想到邢志坚的父亲轻描淡写地说,“志文的班主任每个学期都来呢。”一句话让林老师脸都挂不住了。志文是志坚的弟弟,当时读初二,他的班主任是张景英。张景英老师是三亚崖城人,他对教育、对学生的投入达到了忘我的程度。可以这么说,学生就是他的命根子。
  正是有革命陈、张景英等这样有高度责任感的老师,黄中才创造了名校的辉煌。
  在卫生院住了比较长一段时间后,我搬到了镇上一户人家去。那户人家是林炽优亲戚的亲戚家,离黄中南门只有几百米的距离。林炽优约我和他一起住,我就答应了。在那里,我显得比较拘谨,只有中午和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呆在房间里,很少跟屋主打交道。
  这样的生活也持续不了多久。
  一天夜里,我和林炽优已经安睡。我突然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细细一听,原来是法师在做法。
  虽然声音很小,但是还是依稀听到“吊脰[上吊]的姑魂快些走”之类的话。所谓姑魂,就是未出嫁就死去的女鬼。按照本地人的说法,未出嫁的女人死后到了阴间,因为没有归宿,常常窜来阳间害人,是鬼中法力最厉害的。在本地,骂一个女孩为“姑魂”,那是很歹毒的咒语。
  从此以后,我就没法在那里呆了。
  我联系了另一户居民家。他家就在集贸市场的南边,离学校也近。
  这个人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以前在孔汶村碾米赚钱。他的碾米机就在我家旁边,他本人就睡在第三生产队的房子里,跟我四叔一家很熟。估计他在孔汶村赚了一些钱,后来孔汶村本地人也有人做起了碾米生意,因为竞争的关系这位黄流村居民的碾米机常常遭到别人捣乱,无奈之下只好撤走。
  说起碾米能赚钱,那是有一些依据的。
  在农村承包之前,我们第三生产队有一部碾米机,就是靠着这部碾米机,第三队的富有竟然全大队出名。
  孔汶大队原来有十二个生产队。由于人口的增加,一些生产队要分家,第三队先行,要分出一半,组成第十三队。
  那时候,第三队的名声很香,谁都想留在第三队,而不去第十三队。后来事情是怎么解决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那位居民是欢迎我到他那里住的,可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房间,最后就没有住成。
  于是,我搬到了黄流医药站,我们叫它国药站。国药站是永亚二叔的工作单位,永亚二叔是我五叔公的第二个儿子,他后来当上了医药站站长。医药站住的人不少,很热闹。那里也有厨房,饿了可以自己做饭吃。我曾经吹嘘说自己会煎鸡蛋,张受敢表示怀疑。其实我从来没有做过饭,煎鸡蛋也是听说来的,没有实践过。结果因为火烧得过猛,鸡蛋最后差点就成碳了,不能吃。这一时成为笑谈。
  一天晚上,不知道是谁的提议,我们住在国药站的学生以及经常来国药站洗澡的学生,大约有八九个人到面前海去捉海蟹。是些什么人我记得不怎么清楚了,好像有陈太东、陈太鼎、张受敢等人。
  所谓的海蟹就是在海滩上行走的螃蟹,我们叫它“走马蟹”。吃过晚饭洗过澡后,我们拿着手电筒和塑料桶,趁着夜色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面前海我去过,那是一个人无聊的时候到海边走走。大海是那样的广阔,站在海边,总感到人的渺小,这时候什么烦恼都会烟消云散。
  那晚运气好,抓到了很多走马蟹。回去后我们用走马蟹煮了一大锅粥,那粥可是鲜美得很。
  后来,我又经常白天的时候去面前海,用自己以前在水塘里学会的“狗爬式”在海里美美地游上一段,直到自己筋疲力尽为止。这时候什么都可以不管,什么都可以不去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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