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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成都是中国的书房吗?(转载)

楼主:江南有紫衣 时间:2014-05-26 16:51:44 点击:122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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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按:这是08四月底到香港与梁文道做对谈节目前(回来不久即发生大地震),为南都下辖之《风尚周报》所做的关于成都读书的专辑,所写的篇首文章。你看了这文章的标题觉得扯蛋,我觉得有遇知音的感觉,但奉命作文的原生态还是要保留下来。常有朋友问关于成都书林之事,没办法一一回复。但这篇文章其间涉及到成都书林许多趣事与历史,过去了六年,肯定有所改变与添加,但基础并没有什么改变。兹于今日刊载于敝公微,以供有兴趣的朋友参阅。2014年5月26日于成都? ?成都这几年似乎成为各路传媒炒作的新宠,但这些炒成都的传媒,无一例外,是媒体的商业程度比较高、思想也比较新异的广东传媒。《新周刊》说成都是第四城,《南方人物周刊》则说“四川人是天下的盐”,这回《南方都市报》旗下的《风尚周报》则将成都附着在“中国的书房”这一比较雅致的主题上。
作为一个在成都生活二十多年的外地人来说,我听到他们这样的搞法,第一反应是,成都有什么资格配作“中国的书房”?我想这样把成都弄高了摔下来的疼痛感,一定是很强烈的,倒是不缺乏可笑性。但鉴于传媒依靠话题吸引眼球的时代已然来临,人人都想制造一种让人铭记的说法,何况语不惊人誓不休的传媒。人类对万事万物都有一种命名的癖好,传媒更是有创造诸种说法的强烈冲动,因此我们姑且将这样的命名接受下来,再来看这个说法,它的认可度有多高?

成都是汉代全国四大城市之一,但文明之风却普遍不及长安、洛阳,这说明热爱读书于成都人来说,在彼时还是希罕之事。但成都这座城市受到相对较多的教化,并开始播撒读书种子,应该从汉代兴办石室的文翁开始。自兹以后,成都文脉虽不能跟得风气之先的江南沿海相比,更不能与京畿的文化抗衡,但总是有些读书人能在国中有一定的声名。但成都不管怎么说,从来没有成为过中国文化及读书的中心,它总是暗藏在帝国的边缘,和物质上相对富有的温柔乡里度过自己的静好岁月,当然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蜀中大屠杀,自是因家国板荡而付出的代价。? ?有史可考的是,成都是世界雕版印刷术的发祥地之一,“西川过家”、成都“卞家”、“樊赏家”等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有实物可考的私人出版社和私人书店,其印刷品不仅遍布国内还远传国外,目前世界上现存的几件唐代后期的印刷品大都为西川刻本。大书法家柳公权的侄孙柳玭随唐僖宗逃亡到成都时,记载了当时成都书业繁荣的盛况:“中和三年癸卯夏(883年),銮舆在蜀之三年,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柳氏家训序》)。?作为藏书家的柳玭,到了中国刻书业发源地之一的成都,尽管是在末世陪同皇帝仓皇出逃异地,到今天学道街一带寻书,也是一种慰籍。所以笔之于书,于自己家训里隆重记载,意在教导自己的后代,哪怕是非常时期也不能废书不观,正所谓诗书继世长。到了有宋一代,成都及眉山地区,是与浙江、福建鼎足而三的刻书中心之一,世传所谓的“眉山七史”可谓价值连城的超级宝贝,但现在存世已稀如星凤,远非一般人能饱此眼福。? ?文脉的遗风承接,赓续不辍,贩书者和买书人的故事,近千年来,大多发生在几条主要的街道上。如青石桥、卧龙桥、学道街等地。到二十世纪的祠堂街、春熙路等开始成为书籍聚散之地、文化人流连之所,民国时著名的文化人,被胡适先生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达115万字的《吴虞日记》里大量记载了他流连各地买书的踪影,我在近期所著的《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一书有专章描述民国书市,至于抗战时期朱自清、陈寅恪、叶圣陶、萧公权、易君左、李方桂、顾颉刚、钱穆等人都间或有流连书市的记录,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成都尽显文化薪尽火传的作用,为彼时弦歌不辍的学子提供了难得的精神食粮。

世德骏烈,先人清芬,在四九年后遭受刀劈斧削的清洗,散落在学道街、盐市口、青石桥、玉龙街等地的二百四十四家成都旧书店,一九五六年便被公私合营的成都古籍书店所代替。旧籍要么被弃如敝屐、流落街头,要么滚进还魂纸厂,“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敬惜字纸这等旧人物的把戏,如此自绝于人民,还有哪个敢去玩? ? ?一九六七年,在疯狂的打杀中,不少十来岁的小青年用背篼背着各式书籍,聚集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旁——这地方在八十年代是个名叫龙池书肆的著名地方——神色不无几分诡异地交易着,间或有清三代上好的线装写刻本。这些用背篼背来不少书籍的青少年,多半是进驻各个机关单位的“中八二六”(文革时成都有“八二六”和“红成”两大造反派,“八二六”控制市区,“红成”控制市区之外。而“八二六”又分成大学生和中学生等许多组合,中学生组成的八二六简称“中八二六”),而中国特色的各机关单位均有自己或大或小的图书室,便成为“中八二六”这帮没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小年轻们明火执仗占有取拿的对象。比“中八二六”年龄稍长的一拨书虫,便在其中廉价收来,再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另外一些不要命、只要书的人,以赚书其中的差价,或者以书易书。其中最为昂贵的便要算四册一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据说非四十元不能到手,意味着普通人必须一个月不吃不喝才能如愿。在这群以书养书的书虫中便有我的朋友陈墨兄。? ?孙中山铜像前的旧书自发交易历时两年,陈墨在这两年卖书易书的交易中获书甚夥,带着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下放到了“广阔天地”,待像被捏的泥团一样回城后,过着不稳定的生活,依旧不改读书脾性。真是天不绝人,此时他的老朋友、七九年移居香港的九九,托人给他带了些金庸的武侠小说来,于是他再纠结一些旧书于八二年开了一家卖书租书的“自强书屋”。每天租金庸武侠小说的人多如过江之鲫,为了加速书籍周转,陈墨将每本书细分为可独立的几小册,一天的租金为三角,生意还不错。今日读金庸武侠小说已蔚成风气,而彼时读和卖金庸武侠小说都属于打击范畴,虽然金庸武侠小说不属于“下半身不正确,全身都不正确”的黄色书籍,但打打杀杀也是脆弱的愚民政权及相应的意识形态所忌讳的,开店的他总是提心吊胆,如做贼般心虚。? ?以我对成都旧书市场的熟稔程度,可说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两年间孙中山铜像下面的自发交易,应该算四九年后成都最早的旧书买卖。陈墨只是短暂地卖书,更多的是读书、写作,一九七八年后,以他为核心的一帮人组成的“野草文学社”——至今仍办有内部的《野草》杂志,历二十六年之久而不衰,其间不少作品的思想,可令那些浮在台面上的写作者汗颜——里许多人都开过书店,或许写点东西的人,都有着对书籍的天然热爱。“野草”成员黄维才女士于九眼桥头开旧书店时,我曾于她处买过不少旧书,受益非少。更关键的是,“野草社”的不少成员,年龄虽比我大了不少,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在思想上的相契程度,超越了一般书友的关系,成为道义上可以共同担当的朋友,经历了成都旧书市场风云变迁的陈墨兄便是其中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

等到我真正进入成都书林,踵武前贤去探寻旧书的时候,已是八十年代中期,如今算来我在成都各个新旧书店淘书,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二十多年来,书店的倒闭与盈亏,我都身历其间的见证者,成都东南西北的淘书地图,尽在我的掌握之中。关于各位行商坐贾的逸闻趣事,我拟写系列的“书贾闻见录”来加以有趣之记载,以存成都书籍流转之实情。成都旧书市场,现今是除了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大旧书市场,而淘书斋则是全国经营时间最长、经营品种最丰的旧书店,我在店主老蒋那里所得的书籍,对我所出的十来种书籍帮助甚巨。如果没有像淘书斋一样的旧书店,没有那些旧书冷摊,像我们这样的书虫的生活简直不可想象。除了淘书斋以外,还有川源古旧书店、芥子书屋、缥缃书局等古旧书店也经营得不错。? ?成都爱书的人不少,但二十年来,可与我媲美甚至比我更痴书的,只有新文学版本专家龚明德,他的勤勉与持之以恒,都非那些好龙之叶公可比的。成都文化圈里爱读书,把书读得明白的不乏其人,大略计之有流沙河、吴茂华、曾伯炎、黄一龙、车辐、萧雪慧、王怡、钟鸣、廖亦武、周雨樵、岱峻、宋石男、李中茂、洁尘、何三畏、翟永明、何小竹、何大草、麦家、阿来、西闪、小你、朱晓剑等人。当然,这对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确是属于非常少的一群。? ?成都被全国各地的朋友调侃,说飞临成都上空就听见一片麻将声。成都人之好麻将,耽于逸乐,溺于休闲,的确倍于他地。但成都也有它的多样性,既有地方性的娱乐如李伯清之讲邛崃话——曲曲(雀雀)都在跳,也有全国性的娱乐如超女,亦是全国数得着的诗歌重镇,大批诗人聚居于此,喝酒吟诗,更少有地聚集了一批自由主义者,使得城市在柔糜中有它的阳刚,在逸乐中也有独立的声音,显得比较多元而包容。当然这并不是说成都就真的可以当作中国的书房,有闲不一定有品,所以读书在成都远没有蔚成风气。单是诺大一个成都,居然没有一个像北京万圣书园、上海四季家园、广州学而优、贵州西西弗一样的著名书店,能够作为成都的人文地标。早年卡夫卡书店有点成都书店地标的样子,可惜不久即关张了事,于是成都从此进入了一个没有名书店的时代,这虽然说不上什么悲剧,但令我这样的书虫不爽,那是不可隐瞒的事实。
2008年4月27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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