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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如梦:大众文化热潮三十年 (转载)

楼主:钟爱今生 时间:2017-09-10 19:40:57 点击:17 回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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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记 转载分享好文章,偶以为也是斑竹的责任之一;郑重声明此文作者是谢轶群同志,在此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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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塑造了大多数人的心灵?是什么融入了大多数人的记忆?是什么构成了大多数人的文化生命轨迹?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厚重浩繁的经典,而是电影电视,是流行歌曲,是通俗读物,是文娱活动——是被叫做“大众文化”的那一类文化形态。

  回望来路,新时期的大众文化已有30年的历史了。30年间,一浪浪的大众文化热潮随流光而去,如梦如烟。重拾它们,淡淡的感伤中,我们才知道自己已经走了很远、经历得很多,也淡忘了很多了。

  三十年间,先是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让冰河缓缓解冻,大众文化生长起来,我们有了比较多彩的影视、歌曲、喇叭裤、太阳镜和舞会;然后一位叫邓丽君的台湾女歌手带着她的天籁之音悄然来袭,各种大众文化热潮自此一发不可收;柔靡轻款的歌声未息,香港的声画让佛家少林寺开创了数十年的视听武打之风;一种叫“朦胧诗”的文学体裁席卷全国,一代青年都是文学青年,诗人之梦是最灿烂的梦;让人如痴如醉的《霍元甲》,万人空巷的《上海滩》;金庸的“成年人童话”在有华人的地方数十年不衰,琼瑶的小说竟成“爱情指南”;有了一个“新民俗”,是春节晚会;多了一个精神家园,叫《读者文摘》;与歌唱艺术南辕北辙的崔健让国人知道了摇滚,由雅而俗的第五代导演编织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光荣与悲怆;多少农村少年在《平凡的世界》里寄托了梦想,积聚了力量;而王朔,让人知道崇高可以挖苦,高尚可能可笑;席慕容的清浅诗行滋润了多少人的心灵,《渴望》形成了多么强劲的冲击波;由北向南辐射的“汪国真热”竟以笑柄煞尾,余秋雨也由万众仰首的文化大师变成了对世故文人的“千年一叹”;还有“全民选秀”和“百家讲坛”造成的电视传播业奇观……

  我想唤醒两代人的记忆,让这些曾经让我们沉醉、让我们梦想的文化热潮在自己的笔下复活。希望我这20万字左右的文稿,能搅动时光和心灵的河流。

  流光如梦,但不如烟;烟终将散,而往梦依稀,会伴我们一路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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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冻的冰河
  ——1980年前后的影视文化状况

  1978年以后的这些年,叫“新时期”。算起来,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我们进入“新时期”已经整整30年了。回看刚刚摆脱“文革”梦魇、进入新时期的中国大陆的大众文化,好比一条冰封已久的河流,在终于来临的春阳的照耀下,开始在“咔咔”的冰裂声中逐渐解冻。

  新时期以前,被极左思潮和政策笼罩的中国大陆,红潮滚滚之下,大众文化领域一片单调、灰暗、阴郁——甚至根本就没有“大众文化”,有的只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宣教,所有的文化产品都产生自国家意志和体制运作。那些年,女性衬衫领口有花纹都会被指为“资产阶级趣味” ,靠在南墙根的老头闲聊几句“刘备招亲”之类都会是“为封建统治者张目”,随时会招来横祸。长达十年的文革中,大众所能参与的文娱活动,所能达到自己本能需要的精神满足的对象,基本就是由国家认可和强力推广的“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

  所谓“八个样板戏”,就是《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乐《沙家浜》,这些剧目由最高层的“无产阶级文化旗手”江青亲自组织创作,演职员里汇集了全国一流的文艺家,比如袁世海、童祥芷、汪曾祺等。

  样板戏以宣扬阶级斗争、颂扬革命暴力、抑制人性情感、培养政治忠诚为旨归,剧目创作出由江青审看、改定后,做为不得有丝毫“走样”的“样板”令各地剧团搬演,同时几乎禁绝一切传统优秀剧目。搬演中,如果 “钦定”的“样板”中某角色在某时间里抬了左手,那任何地方、任何剧团的演出中在这时该角色就不得抬右手;而且,连角色服装上的一块补丁的大小都不许和“样板”有丝毫误差!

  看戏,在电视、舞会、旅游等文化活动形式远未普及的时代,是大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样板戏”这种荒谬的“艺术”几乎是那时公众唯一可看的戏,反反复复,看来看去,戏瘾再大的人也都兴味全无、不胜其烦。“戏不戏,红灯记;唱不唱,沙家浜”,这句我的家乡那时私下流传的顺口溜,充分表达了人们的烦闷情绪。

  “一个作家”是指浩然。这位原名梁金广的作家是那个谎言时代的应声虫与大红人,写有完全符合“路线”和“政策”、深受“上面”肯定的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他是文革中唯一被允许在书店销售作品的当时作家。傅雷、赵树理、巴金等作家在“文革”风暴中家破人亡之际,他却可以坐着军方的专机去西沙群岛“体验生活”。

  对于文学读物极端贫乏的一代读者来说,浩然那些没有个人思想、演绎政治理念、参与构建谎言而又显示出一定文学才华的小说不啻是焦渴时的甘泉,被大批读者无法选择地吸纳。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读者除了他的这些“作品”便几乎没有别的文学食粮,一代人的文学生活与浩然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饮鸩止渴”(宋家宏教授语)对读者头脑和心灵的扭曲,和强大的文化专制对人的戕害一起,使精神置换能力差的人终身不能摆脱——他们永远失去了对文学作品的正常审美力和判断力。

  舞台剧和文学书籍之外,在大城市,极少数家庭拥有传说中的电视机,比如今天著名的上海女作家程乃珊,她家就有一台苏联产的黑白电子管电视机。程乃珊曾这样回忆1960年代初看电视的情景:“当时家庭电视尚不普及,因此有了电视也不敢声张,怕被称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家一位亲友,甚至把电视机放在壁橱里,看电视看到一半,一旦有不熟悉的人敲门,壁橱门一关就保险了。现在的年轻人听到,一定有如感到天方夜谭一样古怪吧?”

  我并不觉得多么古怪,在那“大革文化命”的时代,有关文件和报刊上基本不提电视这一文化样式,足见当时电视业根本不成规模、气候,没有社会影响,进一步说明的是电视机乃罕见之物;而1960年代居然就有电视机,如此豪奢,正是“工农群众”要“打倒”的对象。

  人不是动物,当人被强权像牲口一样圈养、驯化之时,人的天性中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依然会固执生长。文革中那极端单调的文化状况,让人从一些匪夷所思的活动中去获取精神满足,比如看别人被批斗时戴高帽、“坐喷气式”、剃“阴阳头”,比如听被“专政”者被迫自己喊侮辱自己的口号,比如读充满腾腾杀气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比如煞有其事的“早请示,晚汇报”……对正常时代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暴虐、荒谬场景的“观赏”或参与,竟也把失去基本文化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填充起来。古今中外罕见的向领袖表忠心的“忠字舞”,也成为当时一些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前邓小平在高层的领导核心地位已形成,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新时期大众文化发展的溪水,在文革造成的荒芜与污浊中,开始汇集、奔流。
楼主钟爱今生 时间:2017-09-10 19:41:47
  电视,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今天,依然是最重要的大众文化形式。中国人不分城乡,基本形成共同的“电视记忆”,是在1980年代中期。而在1958年5月1日,距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人类史上第一次进行正式的电子电视系统公开播出试验22年后,中国第一个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已开始试播,随后陆续成立了上海电视台、哈尔滨电视台、广州电视台、天津电视台等等,到1963年,中国有电视台、试验台、转播台36座。

  《一口菜饼子》是中国第一部电视剧,由北京电视台播出于1958年6月15日。这部全长20分钟的电视剧以“忆苦思甜”、“节约粮食”为主题。不管我们对这部中国电视剧史的开篇之作怀有怎样的好奇,也永远没法亲睹了——那时没有磁带录象设备,电视剧其实基本就是舞台话剧的“现场直播”,且无法录象储存,如要“重播”,就得演员们再演出、再“直播”一次。拥有磁带录象设备,要到1967年。

  1966之前,8年时间里,全国只播出了80余部这种“一条主线,两三个场景,四五个人物,七八场戏,三十分钟,二百个镜头”的“直播电视剧小戏”。

  十年文革,文化蒙难,才萌芽的电视横遭摧残。10年之中,北京电视台只拍了一部电视剧,叫《考场上的反修斗争》,听名字就知道是何内容。

  倒是在1972年,为了转播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从国外引进了彩色电视技术设备。因为没有发射、录象、差转等设备,画面模糊,第一次接收到彩色电视信号的技术人员竟以为是故障。从彩色电视试播到文革结束,全国仅有两部电视剧播出,为上海电视台录播的《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和《神圣的职责》,都是反映知青上山下乡、扎根农村的宣教。

  那时赤贫、落后的中国,找不出几台电视机,拍不了几部电视剧。约略交代一下电视史,可以看出,电视远离“大众”,更未成为后来那样的大众文化焦点。

  文革结束和否定“两个凡是”的那几年里,中国经历了一场生死攸关的转变。这段时间,本就稚嫩、如今更奄奄一息的电视恢复不了元气;但此时,国外影视片却不断被引进,为中国电视的发展提供了养料。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伟大的曙光》、《难忘的1919》、《乡村女教师》、《望乡》……这些来自南斯拉夫、苏联和日本等国的电影1978年后陆续在国内电视荧屏上播出。经历了严格筛选的国外影片在不涉及意识形态冲突下,顿时打开了国内观众的眼界,也让数十年来一直处在封闭中的中国的电视工作者抽了一口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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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钟爱今生 时间:2017-09-10 19:42:58
  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这一年播出《三家亲》、《窗口》、《教授和他的女儿》等电视剧8部;1979年播出电视剧19部,有影响的有体现年轻人奋发图强的《有一个青年》,表现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祖国的儿子》、反映张志新烈士事迹的《永不凋谢的红花》和反映家庭关系的《爸爸病危》等。198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剧131部,数量急剧增长,这是1979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全国电视节目会议号召“大办电视剧”的结果。这些电视剧里,引起反响的有《凡人小事》、《女友》、《乔厂长上任》、《何日彩云归》等,作品的题材迅速扩大,风格上也向多样化发展。1981年,中央电视台共播出电视剧128部(集),《新岸》、《卖大饼的姑娘》、《你是共产党员吗》等作品至今可能还有观众有印象。

  1981年的年底,中国大陆已有电视机1000万台。那时“电视机”和“看电视”都是了不得的东西和活动,一台电视机前往往会围着几个家庭乃至全村庄的人。据此估算,1981年全国的电视观众已经过亿。电视具备了形成大众文化的条件。

  随后,1982年,全国制作电视剧348集。这些作品中,被热议的有表现文革一代青年苦闷与追求的4集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改编自古典名著的武打电视连续剧《武松》,反映当时青年面貌的3集电视连续剧《赤橙黄绿青蓝紫》,反映解放前上海小市民和知识分子悲惨生活的3集电视连续剧《上海屋檐下》等。

  电视业刚刚勃兴的时代,文娱生活依然贫乏的背景下,电视绝不是今天我们感觉的“最没文化”的文化样式,再粗糙、再单调的电视节目,都是人们在饭桌上、在客厅里、在公交车上、在办公室里兴致勃勃谈论的对象。电视本脱胎于电影,而看电影必须买票去电影院,如今有了电视,就等于家里有一块电影银幕,这是多么新奇、兴奋的事啊!而那时的电视还不具备多少“大众文化”的内涵,更多还是体制文化的表现,同时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时常希望在电视屏幕上向大众渗透。

  因此,那时的电视剧,大多是缺少娱乐性的,一副穿着中山装的严肃、正经模样;而对它们的评论,同样是随时从政治、道德、教化出发,充满刻板僵化的八股教条味,却又俨然真理和正义化身,高高在上,在今天看来往往叫人啼笑皆非。

  1981年,浙江电视台录制的电视剧《为奴隶的母亲》得到的一种评价是:“春宝爹酗酒、溺婴以至出典妻子,是丑化了贫下中农。”

  同是在1981年,中央电视台和丹东电视台联合录制了电视剧《新岸》。《新岸》根据报告文学《走向新岸》改编,讲的是文革中失去家庭温暖的小姑娘刘艳华走上盗窃犯罪道路,被抓捕坐牢,在狱中得到管教干部的改造,出狱时决心重新做人,不料重返社会后受到包括家人在内的人等的百般歧视;苦闷的刘艳华一度寻死,后加入上山下乡队伍,投入艰苦劳动,默默守卫自己的尊严;此期间她得到农村青年高元钢的爱情,在爱情的感召下,她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终于走向了光辉的新岸。

  1982年第3期《大众电视》上有人这样评论这部剧:“《新岸》是一部经不起推敲的作品”,“刘艳华转变了,那么她是怎么转变的呢?仅仅是由于‘良心发现’,而不是靠党的政策感召和社会力量的帮助吗?看来,编导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社会的正义力量,党的力量,群众力量”;“女主角刘艳华的四周都是歧视她的人,只有一个男青年终于向她伸出了爱情之手,是爱情‘把一颗冰冷的心暖热了’,使她走向新岸。一个犯过罪的失足青年的思想转变,只靠爱情的感化,而没有党的政策教育和感召,没有党政组织、老一辈的长者和群众的帮助,也没有自己对过去所犯错误的深刻认识,这种转变的可信性究竟如何?”

  还有1982年首播3集的8集电视连续剧《武松》,这是山东电视台当时开风气之先的一部精彩好看的武打片,主演祝延平是当时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然而评论忧虑地认为,《武松》播出后,“社会上打架的多了”,“学醉拳、斗殴的多了”,“有些十来岁的小孩子,也端起小膀子,瞪着眼睛说:‘看我武松的铁拳!’”

  依照这种充满社会责任感的意见,所有的武打动作片——影视片的一大部类——都应取缔。

  随着电视剧从体制文化中日益分离,没有谁去“贯彻”这些评论观点,作为“文艺永恒主题”的爱情,在后来被大大张扬,言情剧成为电视的一大剧类;而武打剧,连续几十年充斥荧屏。奇怪的是,在其刚刚出现、远未表现出多大负面效应时,它们被批评包围;而当它们真的泛滥成灾,败坏、恶化了社会风气之时,却好像没有什么人出来呼吁清理了。

  虽然政治、道德批评往往不得要领,但那个时候电视剧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篇幅太短,那时一个剧集有将近10集就要叫“大型电视连续剧”,这使其没有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内容含量上与电影差不多,而电视剧的精致程度与专业性又无法与电影比。1981年,中国大陆倒是就产生了第一个长篇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这个作品的导演就是后来执导《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的“和我国电视剧同龄的老艺术家”的王扶林。《敌营十八年》描述地下党员江波打进敌人内部十八年之久,从副官升为少将高参,获取并送出了了大量绝密情报,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突出贡献。可惜的是,这个情节框架很吸引人的片子因是大陆首次尝试长篇电视剧,拍得粗糙荒唐,漏洞百出,引起了各方面的批评;而遭批评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该片第一次做了淡化宣教、突出电视剧娱乐功能的尝试。

  其次,因为对电视这种时间性艺术的特点重视不够,那时又是精神消费品供小于求的阶段,电视台没有收视率的竞争,播任何东西、哪怕是“为您服务”这样今天肯定没人看的节目,都观者如云,家家户户在窄小的黑白屏幕上看得津津有味。由于制作者们没有把电视剧拍得“好看”以争夺观众的压力和意识,那时大陆电视剧节奏的拖沓、缓慢在今天会叫人发疯。早在1981年,就有评论表达不满,要求电视剧能“紧凑些”。文章描述的场景非常能代表那时电视剧的节奏:“一辆汽车出现,总要从很远拍起,一直‘跟’到目的地,然后是停车、开门、下车、进屋,接着是摘帽子、坐下、掏烟、点火、收起打火机……慢慢吞吞,拖拖拉拉,让人看得又着急又烦恼。”(《紧凑些》,春宁,1981年第1期《大众电视》)

  这些弊病的革除,并不是观众对编导们的呼吁起的作用,到1990年代,体制上的控制一放松,大众文化市场一形成,与电影重叠、又不如电影专业的单本电视剧消失了;慢节奏、“不好看”的顽疾也不治而愈了。
楼主钟爱今生 时间:2017-09-10 19:43:19
  1980年前后,闭塞得太久的中国有一个最响亮的主题词:开放。引进国外电视节目,让脸上菜色还未褪尽、文革中高亢的“革命”旋律还响在耳边的中国人直观地看到了国门之外的生活、观念、场景和异国艺术工作者的才思,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197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里,一定对两部国外电视连续剧保持着亲切的回忆:《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

  1980年5月播出的美国科幻系列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麦克•哈里斯”旋风。剧中一起起神秘离奇的事件,一宗宗不可告人的阴谋,引人入胜的剧情创造了空前热烈的收视热潮。这部连续剧实为美国导演欧文•艾伦1964年开始拍摄的110集科幻剧《海底游记》,中国大陆将其中21集译介过来,更名《大西洋底来的人》播出。

  按今天的大片要求,《大西洋底来的人》布景简陋,人物造型土气,配乐也只是再简单不过的电子琴。然而,它充分抓住了观众的好奇心与科学求知欲,在一个月黑风高的神秘夜晚,大西洋的海底巨浪把手掌长着鸭蹼的奇怪人形生物麦克•哈里斯送到岸上,当医学界判定其死亡而无能为力时,海洋学家伊丽莎白•玛丽博士把他放回海洋,才使他得以复活。至于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自己不知道。麦克接受了一连串的试验,以测验他的速度、灵敏度和力量。当麦克准备返回海洋世界的时候,伊丽莎白的依依惜别之情感动了他,他最后决定留下来帮助玛丽博士等人探索海洋。自此,一系列正义与非正义,科学和邪恶势力的较量也渐渐展开。

  不知是经过了删减还是原剧就是如此,《大西洋底来的人》是一部十分干净的科幻片,只以科学上的悬念吸引人,全片男女主角虽然多次一起出生入死,结下很深的感情,却一个吻戏都没有,几场打斗也只点到为止。在看腻了感情渲染、视觉冲击等夸张的“大片”之后,再回味这部朴素、精彩、感人的剧集,怀旧情绪不禁油然而生。

  《大西洋底来的人》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除了人们的街谈巷议,还有介入了社会生活的实打实的方面:因为男主角麦克•哈里斯由于对光线特别敏感而常戴着的“蛤蟆镜”,也迅速走下了荧屏,成为上世纪80年代时髦青年的标志而广为流行,而当时的人们还将所有的太阳镜都称为“麦克镜”。

  这部片子还促成了一项原本陌生运动的流行——飞碟。玩法是,两人或几人隔开一段距离站立,将塑料的飞碟互相抛传;或者一人将飞碟抛出,再追过去接住。至今我还记得当年做为小屁孩的自己,眼巴巴羡慕地看着大哥哥们手里的飞碟。这些现象,是今天的电视工作者们不敢想像的光荣了。

  《加里森敢死队》是那时又一极受欢迎的进口剧集,于1980年10月播出,而它在美国发行,则是早在1967年的事了。

  剧情为:二战后期,战争形势越来越严峻,美军中尉加里森奉命到监狱里挑选几个身怀绝技的囚犯。这些乌合之众在战后无罪释放的美好前景感召下,被加里森中尉组织成一支深入敌后,神出鬼没给德军造成极大困扰的小分队。在他们或玩世不恭、或胆小怕事、或左右摇摆、或投机取巧的性格背后,有着尚未泯灭的正义和良知。他们一次又一次发挥高超的技能——扒术、骗术、溜门敲锁术等,轰炸敌营、绑架敌帅、解救战友、窃取情报、偷盗物资、打乱敌人计划,并一次次成功地全身而退。

  这是一部有很强幽默色彩的战争片。其中人物,如做事果决、料事如神的“头儿”,风流倜傥,招蜂引蝶,装扮出神入化的“戏子”,喜欢小偷小摸、爱占小便宜的“高尼夫”,常常飞刀在手、杀气腾腾、不苟言笑的“酋长”,爱发牢骚、精通保险箱开锁的“卡西诺”,还有一律傻里傻气的德国鬼子……在看惯了样板戏中脸谱化、概念化人物的中国观众眼里,个个新奇有魅力,并开始思索人性的复杂;而把反法西斯的英雄由这样一帮小偷、骗子、杀人犯和江洋大盗来担任,更是闻所未闻。《加里森敢死队》在情节、人物的娱乐性外,在创作观念上也给当时的人们一个冲击——尽管这在美国完全是司空见惯、平淡无奇。

  还应提及的是,一批优秀的配音演员,比如童自荣、乔臻、杨成纯等,就是在这部片子里首次向广大民众展示了他们灿烂的嗓音和高超的配音技艺。后来,他们的声音经常在“电影录音剪辑”的广播节目里,随电波穿越山山水水,为贫瘠的角落里的许多人送去了丰盛的精神大餐,成为他们难以忘怀的文化记忆。
楼主钟爱今生 时间:2017-09-10 19:43:37
  在今天电视高度普及、大众得不能再大众的情况下,电影似乎成了精英艺术,电影观众越来越少,拍电影的人或无奈、或主动地朝电视跃跃欲试。而在1980年前后,最火爆、最受关注、观众最多的,就是电影。

  那个时候,晚饭后夫妇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电影;或者来了客人,买上电影票请看电影,是最体面的事。

  安徽的一位原影院职工吴义惠回忆那时的盛况:“1978年,合肥的电影放映界迎来了春天。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由于大量的影片‘解禁’,从国外、从‘内部放映’到电影院公开放映,观众如久旱逢甘霖般蜂拥而来。全市一共27家放映单位,每家每天八场,晚间场的上座率都在90%以上。”

  电影的兴盛首先也是因为文革时的压抑。文革前期,能逃过“批判”在全国上映的,似乎只有“三战”:即《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到了1972年前后,才新拍了《艳阳天》、《青松岭》、《火红的年代》和《战洪图》;再往后是《南海长城》、《金光大道》、《创业》、《难忘的战斗》、《闪闪的红星》和《春苗》等。这些作品,无一不打上那个时代的深深刻痕,人情、人性、感情及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不符的内容一律不许有丝毫体现,偶有“漏网”之处,随后便是铺天盖地的凶狠批判。

  1975年,美国性学博士莫尼来中国,想从中国的电影里感受一下中国民众的性实际。结果,看过《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和《杜鹃山》,莫尼失望而回。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冰河开始解冻,电影园地的花朵在新春争相开放了。在这一阶段,引起社会广泛注目和共鸣、形成了观看和议论热潮的电影有《爱情的位置》、《泪痕》、《生活的颤音》、《小花》、《庐山恋》、《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红牡丹》、《牧马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小街》、《巴山夜雨》等。

  《生活的颤音》是西安电影制片厂1979年拍摄,导演是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滕文骥和吴天明。影片讲述了青年小提琴家郑长河在1976年四五运动中与少女徐姗姗共同抄录怀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诗词,又在徐姗姗的帮助下与四人帮分子斗争的故事。在共同为民族前途而抗争中,徐姗姗唾弃了自己的男友、四人帮的爪牙、文化部一个叫韦立的副处长,而与正直勇敢的郑长河产生了深深的爱情。

  这个剧情有一点五四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的味道,控诉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罪行,以及人民对他们的坚决斗争是那时文艺作品的常见题材。尽管这种题材深受欢迎,且为否定文革在感性上对全社会进行了教育,但这部片子当时引起的轰动可以用大地震来形容——在1949年后的电影中,国产片子里首次出现了接吻。

  每一场放映的上座率都是百分之百。潮水般奔向影院的人里,绝大多数都怀着一个兴奋的目的——看接吻!许多地方为了防止意外发生,还临时增派了消防官兵到影院驻守。换到现在,恐怕武藤兰和加藤鹰同时上阵都没有这么高的的号召力。万众在黑暗中摒住呼吸,就等那个激动人心的接吻时刻来临——那后来被称为“新中国电影第一吻”的吻!

  人们不能相信,在中国,非夫妇的一男一女真的能亲嘴,尤其是在电影上吻给人看:他(尤其是她)的配偶会怎么想?她(他)的父母会怎么对待?她(他)们以后怎么在社会上做人?实在不能想像,于是有“内部消息”流传:演员的嘴上其实贴了透明薄膜……

  也许是各地放映的版本不同,观众们对这场“大戏”留下了不同的记忆。有人写道:“终于,男女主人公的嘴唇贴在了一起。所有人都吃力地注视着他们的嘴唇,想证实一下他们的嘴唇上是否贴着一层薄膜。场内静得可怕,甚至可以听到暖气管内回水的声音。但是很遗憾,男女主人公蜻蜓点水般的接吻刚刚开始,便被破门而入的女方父母打断!电影院里一片失望的哗然。”

  而又有人回忆:“之所以记得这部西影拍摄的影片,是因为片中有一大段男女主角接吻的镜头(时间长达近一分钟!),据说此镜头为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部有接吻镜头的电影!印象中这部电影是一部黑白影片,当时俺和一帮十五、六岁的毛头小伙如看三级片一般一个下午一口气在电影院里连看了三遍那段接吻镜头,每人共计花费人民币六角钱(每张票两角钱)……当时的那种感觉即使后来几年冒着生命危险看黄色录象也没有过……”

  《生活的颤音》的女主角是当时中央歌舞剧团演员冷眉,有一股冷艳妩媚;男主角是当时上海芭蕾舞剧团演员,浓眉大眼。后来他们都定居国外。身处风气开放的西方,再想起其实在1937年的《十字街头》一片里,白杨和赵丹就已经荡着秋千接吻,回望1970年代末自己一场吻戏在中国大陆引起的这场巨大轰动,他们是否会为历史倒退造成的荒谬而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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