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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部落—发现】精神病院里的遭遇

楼主:神奇柏方 时间:2017-05-19 18:35:56 点击:90 回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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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院里的遭遇
  
作者:神奇柏方
  


  。  张厂长很不情愿地看到我穿上精神病院的病服,张厂长希望我被关进监狱,穿上监狱里的囚服。开始,张厂长反复去医院找院领导,说我没有病,医院不应该收留我。

  医院显然不能同意张厂长的观点。住院的人越多,经济效益就越好,经济效益好了,院领导和大夫的腰包才会鼓起来。由于利益的驱使,精神病院对被送来的“患者”往往是来者不拒的。只要有人肯出钱,即便被送来的人是正常人,医院也会照收不误。

  张厂长脑袋转得也挺快,见自己的阴谋不能得逞,就改变了主意。张厂长不再说我没有病了,而是把我说成是病得很重的精神病人。张厂长让大夫给我多吃药,吃好药。看得出来,张厂长是起了坏心,她想把我长期囚禁在精神病院里,这也能达到去一块心病的目的。自从有了这种想法,张厂长再去精神病院找领导的时候,就装出一副菩萨心肠地说道:“柏方是个好同志,一定要把柏方的‘病’治过来。”张厂长对院领导表示,为了治好我的病,单位不怕花钱,她可以把支票押在精神病院。这话不但大夫愿意听,院领导更愿意听。

  在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人们的思想以及灵魂都在扭曲、变形。无论这个事实能不能得到承认,都将会极大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这就预示着,悲剧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经过例行检查之后,我被安置在了观察室。

  观察室不大,一共有四张床位。观察室昼夜有护士重点看守,患者的一举一动都在护士的监视之下。凡是新来的患者,都要过这道关卡,可以说,这道关卡是对新来的病人进行甄别的中转站,有病的留下,然后转到普通病房接受常规治疗,没病的就出院走人。这些天里,我看到所有进来的人都被留了下来。

  我终于熬过了护士的昼夜监视,从观察室转到了普通病房。

  离开护士二十四小时的重点监视,可以说是获得了自由,是值得高兴的事。自由的来临,是人人渴望的,但是这个自由却让我感到了不适应。整天和一群精神病人紧密接触,生活在一起,是件很恐怖的事,睡觉都不敢睡踏实了,总担心哪个精神病人会在半夜起来拿刀砍我的脖子,当和这些精神病人生活了一段时间,才让我知道担心是多余的。其实真正的精神病人是可怜的,而不是可怕。住进精神病院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有的故事是很凄惨的,讲出来会让人心酸。

  一位叫老肖的患者和我住在同一间病房,老肖的年龄虽然在四十来岁,但是他那副苍白、消瘦的面孔反映出来的年龄却比他实际年龄要大出去许多。因为下岗想不开,老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老肖不爱吱声,总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发呆。一天上午,大夫来查房,老肖突然忙乎了起来,大夫问他忙什么呢?老肖一边示意周围人不要说话,一边悄声地说道:“暖气后边有麻雀!”

  老肖让周围人都过来听,他说他听到了,有好几只呢。老肖说,躲在暖气后边的那些麻雀正在那里叫唤着呢。老肖抓了半天麻雀也没能抓到。大夫让他别抓了,老肖不干,老肖说他一定能抓到的。

  没过几天,老肖出院了,倒不是老肖的病好了,而是老肖账面上的钱没有了。大夫说老肖的病挺严重,由于交不起住院费了,只能通知家属接他出院。老肖出院后,我时常会想起老肖,也不知老肖现在咋样了?病好了没有?

  正常人被监禁在精神病院里实在是件难熬的事,尤其到了吃药的时候,是最让人紧张的。药不吃不行,旁边有护士监视,如果你拒绝吃药,会强制你吃。正常人吃了抗精神病类药物身体受不了,吃到一定剂量,会危及到生命。这就让那些被关进精神病院里来的正常人感到恐惧。

  别看有些精神病人在外面挺嚣张,不服说,不听管的,但是在精神病院里,多数人都会变乖,会变得很听话,尤其是很听护士的话。只要护士推着送药的小车在走廊里吱吱呀呀地响起来,就知道是到了吃药的时间,那些精神病患者就会聚在病房门口兴奋地往走廊里张望,只有少数人安静地坐在床边,等待服药。护士让患者排好队,患者就很听话地去排队,但是队形没能坚持多久,很快就乱了套,护士没再要求继续排队,就开始按顺序拿起小车上的药盒,大声呼喊患者的名字,听到名字的患者会主动把手伸出来,然后护士把一小盒药片倒在患者手上,接下来,站在一旁的另一位护士会递过一杯水,催促患者把药放进嘴里服下去。有的患者不想吃,就不停地数着手上的药片,想在护士不注意的时候从手缝里漏出去几片。每当遇到这样的患者,负责监督服药的护士会格外警觉,即便把药都吃下去了,也会让你多喝上几大口水,然后命令你张开嘴,接受检查,认为放进嘴里的药片确实是服下去了,护士才会让你离开,然后开始大声呼喊下一位患者的名字。

  编辑:linsong1025a
  


  

作者 :linsong1025a 时间:2017-05-19 19:09:38
  @神奇柏方 谢谢你的光临献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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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神奇柏方 时间:2017-05-20 10:18:28
  想把药藏起来不吃,是件很危险的事,一旦被抓住,大夫就会叫来其他患者帮忙,把你

  四脚朝天地绑在病床上,按住你的头,扒开你的嘴,使劲往里灌。你要是敢反抗,或者用侮辱的言行激怒了护士,大夫就会当众给你过电。肌肉猛烈抽搐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患者会发出杀猪般的吼叫,这种叫声,会让整个病房里的其他患者感到毛骨悚然。

  我不想受到这样体罚,我很痛快地把药片吞服了下去。当时我想,不就是几片还没有半个黄豆粒大的小药片嘛,吃下去又能会怎样呢?但是我很快就后悔了,准确地说是害怕了,因为我低估了这些小药片的力量。开始我感觉是心跳加快,接下来下颌抽动,嘴角不由自主地往外流垂涎,舌根和嘴巴像注射了麻醉药,木夯夯的,正常表达出现了障碍。平时我脑袋挺好使,现在感觉迟钝了。视力开始模糊不清,看什么都是重叠的,走起路来好像要腾云驾雾,整个身子轻飘飘的,别说一个疗程三个月的光景,照这样“治疗”下去,就是住上几天,吃药也会把我吃傻的。看来我必须尽快想出办法来,从这个鬼地方逃出去!

  精神病院和一般的医院不一样,一般的医院患者出入是自由的,精神病院就不同了。如果不是特殊允许,患者要想接近走廊通往外面的那扇大门是件很困难的事。为了找到出逃的办法,我很想接近那扇大门。

  那扇大门昼夜有护士看守,另外精神病院里的门窗都用铁栏或者铁网牢牢地罩着的,这会让人一下就联想到动物园里关押猛兽的铁笼,想从这个铁笼里逃出去,是件不容易的事。看来唯一可以出逃的地方就是那扇大门了。如何才能接近那扇大门呢?开始让我很为难,但是这个办法很快就让我找到了。

  快到交接班的时候,护士就用拖布拖病房和走廊里的地面,这时我主动从厕所找来拖布,帮护士干活,有人帮着干活,护士当然高兴。为了不引起怀疑,我先从病房里开始拖起,拖完病房,很自然就拖到了走廊,然后从走廊很认真地拖到了由护士看守着的那扇大门。

  大门是铁制的,上边挂着铁锁。透过铁门上的铁窗可以清楚地看到,铁门外边还有一道铁门,两道铁门让我彻底失望了。

  暂时逃不出去,必须想出藏药的办法来。用什么办法藏呢?开始我很焦急,不过这个办法很快就让我想出来了。我有一个白色的搪瓷缸,就是这个搪瓷缸让我来了灵感。

  患者吃掉家属送来的桔子,把皮都扔在了地上,我捡起地上的桔子皮,拿到水房冲洗干净,然后撕成小块放到这个搪瓷缸里,然后把这个搪瓷缸装上白开水,缸子里的水很快变成了桔黄色,桔子皮漂浮在上面,好像另类的浮萍。碰到护士,我就让护士喝。我故意做出一副认真的样子对护士说道:“喝桔子皮水治病!”

  护士以为我犯病了,于是说,“那你自己就多喝点吧”。

  自从我被张秀明扭伤胳膊,腹部遭张秀明击打,撕裂般地疼痛就始终在折磨着我。精神病院大夫说没有事,“伤筋动骨一百天嘛,你在这里住上一个疗程就接近一百天了。”于是主治大夫除了经常给我开些“狗皮膏药”送到病房,在服药的时候,还给我增加了消炎止痛的药片。那些药片大,我认识那些药片,在吃药的时候,我把大药片挑出来先吃掉,然后说道:“大小药片放在一起吃不好咽。”于是在护士的监视下,我先把消炎药片放到嘴里,然后一抻脖,把大药片吞服了下去。护士见了,急忙递过水杯让我喝水,就在这个瞬间,我把手一扬,很快把治疗精神病的小药片也放到了嘴里,然后一抻脖,装做把药片吞服下去了的样子,随后突然转过身去,拿起床头柜上的那个搪瓷缸。我一边大口喝着自己缸子里面的桔子皮水,一边转过身来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说道:“桔子皮水治病,喝桔子皮水病好得快!”
楼主神奇柏方 时间:2017-05-20 11:34:48
  护士见我吃药这么痛快,吃完药还主动大口喝水,以为我一定是把药片全吞服下去了。其实我是变了个戏法,我把第二次放进嘴里的小药片都吐在了搪瓷缸里,由于搪瓷缸不透明,水又是黄色的,水面上还漂浮着细小的桔子皮做掩饰,裹着糖衣的黄色小药片,悄无声息地滑落到水缸里的动作,一般人是察觉不到的。为了让戏法真实可信,每次服药的时候,我就主动跟患者争药吃。我说“多吃药病好得快,谁不爱吃药都给我。”

  每当有患者把药片偷偷扔在地上的时候,我就会当护士的面捡起来,往自己嘴里放。这个动做可把护士吓坏了,精神病类药物吃多了会出人命的,护士可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因此在以后的服药中,护士把药片放到我手上之后,就会把我推到一旁,谁也不再监视我了。护士现在不是担心我不吃药,而是担心我把药吃多了,发生意外。

  吃药不受监视了,紧绷的神经略有放松。大夫曾经对我说过,住满一个疗程就让我出院。一个疗程三个月,因此这样的日子只要熬过去三个月,就会熬到出院的日子了。然而好景不长,一天上午,大夫正在查房,疗科主任富禹会陪同张厂长突然出现在病房的走廊里。保卫科长张秀明像狗一样紧跟在张厂长身后。

  一般说来,患者家属来医院探望病人,医院是不出人陪同的,尤其是在精神病院,如果需要,主治大夫陪家属探望患者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现在的情形却让人很费解。疗科主任陪同家属来探视患者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何况张厂长她不是我的家属,疗科主任富禹会那么热情地陪同张厂长来探望我是不正常的。当时我哪里会知道,疗科主任已经被张厂长买通了,家属的监护权,已经被张厂长剥夺,今后我很难再见到我的亲人了。

  张厂长和张秀明的出现点燃了我心中的怒火。我骂她们卑鄙,骂她们不是好人、、、、、、张厂长显得很宽容,她既不生气,也不发火,张厂长很自然地把头扭向陪伴在身边的富禹会说道:“柏方是个好同志,就是脑袋有点病,不然他是个人才。”

  张厂长一边这样夸我,一边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对富禹会说,一定要把柏方的病治过来。张厂长一再强调说,为了能治好我的病,在吃药的问题上,单位不怕花钱。要给我多吃药,吃好药、、、、、、

  听得出来,张厂长没安好心。以前她说我有病,后来她说我没病,现在又说我有病,并且病得挺重。现在的张厂长,好像比大夫还有权威,有病没病她说了算,于是我跟张厂长争吵了起来。我愤怒地说道:“等我出院一定会把你们告上法庭!”

  张厂长用阴森森的目光注视着我,然后凑过来,神秘兮兮地说道:“你还能出去吗?!”

  我抓起床头柜上的搪瓷缸,打算朝张厂长砸过去,要不是富禹会及时上前阻止,抓在我手里的这个搪瓷缸,很有可能会在张厂长的额头上留下个永久纪念。

  富禹会一边掩护张厂长溜出病房,一边毕恭毕敬地对张厂长说道:“这个患者进来的时间短,情绪不稳定,有破坏和伤人的冲动,这都是病态的反应。”

  “既然病得这么重,怎么不给他加大药量呢?”张厂长气哼哼地对富禹会这样说道。

  “药量得一点点加嘛。”富禹会点头哈腰地回答说。

  张厂长不满意地瞪了富禹会一眼,富禹会接下来就说:“那好吧,今天就告诉主治大夫下医嘱,给他加药。”

  听说要给自己加药,我着急了,我跑过去拽住富禹会的白大褂,央求他不要给自己加药,我说现在这些药量正好。

  “回病房去!”富禹会用力把我推开,同时叫来护士把我拖进病房,然后和张厂长有说有笑地消失在病房走廊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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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高山对虾 时间:2017-05-20 18:40:21
  @神奇柏方 从当前的铺垫上看,这作品满长的,因为,距离揭开谜底的时间,还很远,估计光是跟张厂长的过节,就会有好一阵子的倒插笔的叙述。好吧,期待精彩!点赞!
楼主神奇柏方 时间:2017-05-20 20:07:17
  出逃
  我后悔了,后悔在病房里和张厂长争吵。如果药量增大,药就不好藏了,藏药的事一旦被发现,那就危险了!

  张厂长走后,主治大夫很快把药量从原来的几片,增加到了十多片,如果再加上消炎药和其它辅助药,一次给我服药接近二十来片。我清楚,现在我正面临着巨大危险,如何才能化解这个危险呢?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对于那些“被精神病”的人来说,精神病院就是地狱,因为你不但会失去自由,而且还要饱受这里的煎熬,饱受这里对你身心方面的无情摧残,但是对于那些特殊的、有特权的人来说,精神病院确实是个好地方,在这些人眼里,精神病院是最理想的避风港。有特权的人住进精神病院不用担心吃药的问题。住我对过病房里的那位“患者”就享受这种特殊待遇。

  大概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普通病房的门框上都没有门,因此护士走进普通病房也就不需要敲门,走进特殊病房就不一样了,需要客客气气地敲门。尤其是在护士送药的时候,当护士很有礼貌地敲过特殊病房的房门,就会有一只手从慢慢打开的门缝里伸出来,这时护士就会把一小盒药片毕恭毕敬地倒在这只手上,至于病房里的“病人”吃不吃那些药,护士就不管了。听其他护士讲,特殊病房也被称作“包间”。包间的房价挺昂贵,但是包间的档次并不高级,除了可以享受这里的特殊待遇之外,其它地方与普通病房相比,只不过是多了扇房门而已。护士还讲,住对过包间里的患者是交通运输管理局的局长,因为涉嫌贪污受贿,被人盯上了。听说局长的媳妇是一家市属医院的领导,她人脉很广,因此在局长老婆的疏通下,局长顺利地住进了精神病院,摇身变成了精神病患者。

  在卫生间里我邂逅了这位局长。看面相,局长年龄在五十左右岁,中等身材,方头大脸,一看就像当官的。局长一定会知道:患者每天的表现要被值班护士记录下来的,只要护士在记录簿上记下有异常的病态表现,那么医生就会参考这个记录,给患者下结论。看得出来,局长很想扮演有病的角色。当局长在卫生间里迎面撞到了我和值班的护士,局长就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怪么怪样地问我:“你是谁?”

  “我是你大爷!”我不客气地回敬了这位局长。

  开始,局长想发火,但是局长很快就抑制住自己冲动的情绪,因为局长清楚,这里不是他家,更不是他的局长办公室,于是局长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说道:“大爷?大爷是什么呢?”

  一看就是在装傻、做戏,我蔑视地瞥了局长一眼说道:“精神病人不是这个样子的。”局长知道没趣,就灰溜溜地走掉了。

  自从局长住进精神病院,局长媳妇一直陪护在这里。开始,她除了到水房打水或上厕所,一般不出包间,包间的房门总是紧关着的。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外面的风声不紧了,局长的“病”也就开始有了好转,局长的“病”一有好转,拎礼品来包间探视的人也就多了起来,不少人点头哈腰地管局长媳妇叫大嫂。局长媳妇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接待来探望局长的客人。刚住进来的时候,局长媳妇脸上没有笑容,表情严肃,一副心力憔悴的样子,现在大不一样了,她脸上挂着神秘而又得意的微笑。有时她一高兴,就会穿上一件印有大红牡丹的翠绿色睡衣,出现在病房的走廊里。女人和女人的睡衣都挺好看,患者和护士都爱看。尤其是这个女人乌黑的秀发,丰满的体态,和端庄的五官,可算是男病区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无论叫哪个男人看了,都会怦然心动。

  随着时间的悄然流逝,冬天降临了,别人脚上都换上了家属送来的棉鞋,可是我怎么也盼不来我的家属,我只能继续穿我脚上的那双凉鞋,一位护士看到了,关心地问我:“天冷了,怎么还穿凉鞋呢?”

  “我没有别的鞋。”我只能这样无奈地回答说。

  “你家属为什么不来给你送棉鞋呢?”

  我说我不知道。

  我哪里会知道,张厂长已经向院领导交待过了,不经过她的允许,我是不能和家属见面的,更不能给我办理出院手续。不知为什么,院领导对这位女厂长,竟然也会俯首贴耳,惟命是从,好像张厂长的话就是“圣旨”。

  我见不到家属,自然就见不到家属送来的棉鞋,护士在库房里找出一双黑色条绒面料的单布鞋让我穿上。虽然这不是棉鞋,但是要比前后露脚的凉鞋要好出很多。穿上护士送给的鞋子,我感觉脚上暖和多了。我对这位护士充满了感激之情。

  由于精神病院的经济效益不好,暖气烧得不热,患者呼吸出的气体像云似雾。没有棉衣穿的患者整天龟缩在被窝里,到了吃饭的时候也不愿意钻出用身体捂热了的被窝。

  窗外沸沸扬扬地下起了雪,纷飞的雪花很快把窗外的世界变成了银白色,直到第二天清晨,飞雪才悄无声息地停了下来。

  金色的太阳,把一缕金色的阳光慷慨地洒进病房,铁窗上的铁栏显然没能阻挡住这缕阳光。我静静地坐在病床上,尽情享受着北方冬日里的阳光。明媚的阳光,带给人温暖的同时,也会给人带来不尽的忧思。我想家了,要不是病房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兴许我还不会这样强烈地想家。年底快到了,很多患者家属纷纷来医院忙着给患者办理出院或者办理假出院手续,接患者回家过年。看到那些陆续出院的患者,我着急了,尤其看到那些后进来的重症患者也都让出院了,这让我盼望与家人团聚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了。

  主治大夫曾经对我说过:三个月是一个疗程,住满一个疗程,患者家属就可以来医院给患者办理出院手续。现在我已经符合办理出院的这个要求,我就去问大夫:“什么时候能通知我家属来医院给我办理出院手续?”

  主治大夫一副严肃的样子说道:“不要问这些了,问也没用。”沉默片刻,大夫似乎又无奈地说道,“你单位领导对院领导说,你病情严重,放你出去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因此你只能安心地住在这里治病吧。”

  听大夫这么一说,我开始着急了:“你不是说过,住满一个疗程就让我出院吗?”

  “院领导有话,没有你单位领导张凤兰的同意,你就是住满两个疗程,也不可能放你出院的。”最后大夫实话实说了。

  我隐约知道了我家属为啥不来医院给我送棉鞋,为啥不来医院给我办理出院手续的真正原因,看来,我必须想办法从这里逃出去,不然会被害死在这里的。
作者 :乐安君 时间:2017-05-21 14:18:17
  把正常人当作精神病治疗,太不道德了!
作者 :乌衣画客 时间:2017-05-21 15:12:24
  顶起来!问好朋友:)))
楼主神奇柏方 时间:2017-05-21 15:49:59
  双休日那天,大夫都不在医院,只留下护士值班,要想成功出逃,选择双休日是最理想的。一个看似荒唐的出逃计划在我脑海里很快有了雏形。就在我加紧筹划出逃方案的时候,张厂长在疗科主任富禹会的陪同下,突然来到病房。

  张凤兰对我始终不放心,张凤兰这次来精神病院是想知道我大量服用精神类药物之后的效果。这回张凤兰多带来两个人,除了她的保镖张秀明之外,一个是打扮得魅力十足的、厂门市部经理王莉,另一个就是年轻俊俏的办公室主任王景桂。

  过去,王莉是车间里的普通工人,王莉很会卖弄风骚,张凤兰很赏识她,就把当工人的王莉从车间调出来,封给王莉一个门市部经理的职务。

  看表面,王莉给人的印象又精又灵,实际上她是很笨拙的一个人,在她当工人的时候,完成生产任务是很困难的事,由于王莉和我是一个班组的,都很熟,另外我这个人好说话,王莉就经常求我帮助她。我是有求必应的热心人,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的生产任务都是我帮助王莉完成的。现在张凤兰把王莉带过来,是想利用王莉对我进行一次测试。

  这次来医院,张凤兰给我带来好多水果。张凤兰主动扒开一个桔子交给身边的王莉。王莉一边往我嘴里送桔子,一边问我还认识她不。我面无表情地看了王莉一眼,然后晃动起脑袋,表示不认识。我知道,张凤兰没安好心。有了上次经验,我知道不能和她们硬碰硬,只能将计就计,于是我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好像对张凤兰她们表演的这出戏既没看懂,也没听懂似的。我把身体缓缓移向了窗户,两眼呆呆地望向窗外银白色的世界。

  站在一旁的办公室主任王景桂是位心地善良的人,她看我被折磨成现在这副样子,不由自主地眼圈一红,晶莹的泪花在她那双善良的眼睛里直打转。

  张凤兰看到我现在这副样子,她喜出望外。张凤兰一边满意地连连点头,一边向陪伴在身边的富禹会兴奋地说道:“有效果,就照这样治下去吧!”

  张凤兰以为我真傻了,对我也就彻底放心了,从此以后,张凤兰再也没来医院关心过我,这对我来说,算是件好事。

  挨到了一个周末,大夫都回家休息去了,病房里只剩下两位值班护士,我意识到机会来了!

  晚饭过后,我把桔子皮水换成了凉白水藏在床头柜里,然后装做没事的样子,坐在床边等待护士来送药。

  冬天的时光流逝得很快,不知不觉中天黑下来了。由于病房里很冷,患者服过药之后纷纷上床钻进被窝,呼呼地睡了起来,有的甚至还不停地发出很响的鼾声。

  此刻,我就像潜伏在敌人前沿阵地上的战士那样,潜伏在被窝里,等待午夜的来临。

  午夜,值班护士紧裹着深蓝色的棉大衣进入了休息状态,我开始不停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值班护士问我哪儿不舒服?我说我肚子疼。

  护士知道我身上没有过冬的棉衣,以为我着凉了,就端来热水让我喝:“喝点热水吧,暖暖身子会好的。”

  喝过热水,护士看我恢复了平静,就离开病房。护士一走,我拿出床头柜里的那缸水往自己头上撩,直到把自己弄得像大汗淋漓的样子,然后钻进被窝,开始发出痛苦的喊叫。听到喊叫,护士急忙跑过来问我咋地了?我说不行了,肚子疼得受不了。在昏暗的灯光下,护士很难辨清我头上是汗水还是普通的白水。一位护士用手去摸我的额头,问怎么出这么多汗?我说是疼的,是疼出来的冷汗。能出这么多冷汗的病人,眼前这位经验不足的年轻护士大概还从来没见到过,只见她慌忙拿来体温计夹在我腋下,另一位岁数大一些的护士赶紧张罗着把我从普通病房迁移到重症监护室,然后护士急忙往主治大夫家里挂去了电话。

  我把夹在腋下的体温计用大拇指偷偷往下弹,感觉差不多了,就偷偷拿出来看看,发现体温计升到了接近四十度,知道是弹多了,就偷偷往回甩,直到体温计定格在了三十七度五以上的位置,我就把体温计老老实实地夹在腋下,等待护士来查看。我虽然没有演戏的天赋,但是我知道,我的表演,显然骗过了俩位值班护士。

  护士先后给我量过几次体温,都显示出有热,护士拿起电话向主治大夫进行了汇报。护士说患者一直在低烧,可能是有炎症,同时向大夫请教处置办法。

  挂断了电话,护士匆忙去了处置室,不大一会儿工夫,护士从处置室里拿来注射器和一个小药瓶。护士安慰我说:“不要害怕,这是阿托品。阿托品是用来止痛的,扎上这一针,肚子就会不疼了。”

  本来肚子就不是真疼,我心中暗想:是让扎,还是不让扎呢?要是不让扎,就假了,要是让扎呢,会对身体造成多大伤害?为了逃生,最后我还是同意护士扎上了这一针,看来只能假戏真做了。

  扎完针,护士一边关心地给我盖好被子,一边温情地说道:“睡吧,很快就会不疼了。”

  当时我没觉得咋地,但是很快就感到了口渴,准确地说是干渴。我心里明白,是阿托品起的作用。现在我很矛盾,还要不要再继续喊肚子疼了?要是不再喊肚子疼,出逃计划就会落空,要是再喊肚子疼,护士再给自己扎阿托品怎么办?这种药用多了会对身体造成怎样的伤害?正在我为难的时候,值班室里的电话响了起来。电话是主治大夫从家里打过来的。由于夜深人静,另外值班室和重症监护室离的又很近,因此值班护士和大夫在电话里的对话内容我听得很清楚。

  电话那边问:“用过阿托品患者病情怎么样?”

  护士回答说:“稳定多了,不过阿托品没有了,如果再疼怎么办?”

  大夫嘱咐护士,要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如果疼痛出现反复,并且加重,就马上通知家属来医院,接患者转院。

  大夫的意思很清楚,如果我一旦因为胃肠穿孔导致大出血,死在精神病院里,医院的责任就大了,医院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当护士最后一次离开监护室,我把缸子里的水全倒在了自己的脑袋上,然后发出一声高过一声的惨叫。正要放松休息的护士听到叫喊声立刻冲进重症监护室。护士见我大汗淋漓的样子,急忙跑去挂电话。开始电话是打给大夫的,接下来护士就把电话打到了我家。

  我媳妇接到精神病院打来的电话,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病危了,要不然,半夜三更的,医院不会选择在这时候通知家属接患者转院。

  我媳妇急三火四地赶到医院,见到护士就焦急地问道:“柏方在哪里?”

  因为都在睡觉,护士示意家属说话小声点,然后护士压低了声音说道:“现在比刚才稳定多了。”

  护士把我媳妇领到我床前,轻声地问我:“现在怎样了?好点了吗?快起来吧,你媳妇接你出院来了!”

  我媳妇不知道我是在演戏,她一见到我就抱头痛哭起来。我在媳妇大腿上暗暗掐了一下,媳妇这才明白过来。媳妇一边擦去眼泪,一边搀扶着我穿过两道铁门,成功逃出了精神病院。

  张凤兰她们害怕了,张凤兰她们担心我会来报复。张凤兰气急败坏地给精神病院领导挂去了电话,在电话里,张凤兰把疗科主任富禹会臭骂了一顿。接下来,张凤兰一副蛮横的态度对院领导说道:“不是说好了吗,没有我的允许,柏方是不能从精神病院出来的!”

  听那口气,好像北疆市精神病院就是张厂长她家开设的私人黑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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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insong1025a 时间:2017-05-22 17:02:07
  @神奇柏方 祝贺你的作品《精神病院里的遭遇 》荣登【天涯部落—发现】首页

  
楼主神奇柏方 时间:2017-06-05 11:21:48
  我成功逃出精神病院,对张厂长和保卫科长张秀明等人来说,无疑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让她们感到巨大的恐惧。她们清楚——“重症”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这就使得她们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我会来杀了她们。

  当时,我真想以精神病人的身份去杀人,后来是“理智”战胜了我,“理智”告诉我:杀人只赚两手血的事不能干!得不偿失!

  虽然法律曾经让我失望,但是思来想去,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法律。因为我们的国家,毕竟是讲法制的国家,是讲公平正义的国家,这就重新激起我要拿起法律这个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冲动。单位一些同志劝我先不要这样做,单位同志说:“张厂长用玉器和色情买通了精神病院领导,要是张厂长串通精神病院领导和警察他们,再把你弄回去,那就危险了。”

  单位同志告诉我:张厂长为了把我长期拘禁在精神病院里,张厂长不但经常用公款宴请精神病院领导,张厂长还不计成本地安排技术工人,用高档玉石原料给精神病院领导篆刻了好多枚玉玺,其中一枚玉玺上篆刻的名字叫富禹会。

  玉玺,过去只有皇帝才能拥有,现在富禹会得到了,他当然很高兴。接过玉玺的富禹会兴奋地开口问张厂长值多少钱?张厂长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架势回答说:“古人云:金有价,玉无价!”自从富禹会收下张厂长送来的无价之宝,无论张厂长提出什么条件和要求,富禹会都会俯首帖耳,满口答应。

  知道这些情况,我不顾一切地去了北疆市卫生局。卫生局领导惊讶地说道:“真有这回事吗?”我说真有。卫生局的人说他们先调查调查,让我回家听信。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卫生局那边的信我始终没听到,但却让我听到了一个令人气愤的小道消息。

  问题反映到卫生局之后,卫生局还真派人到精神病院去调查了,不过调查的结果不但没让精神病院的相关领导和医生受到任何处分,反倒把他们从过去的分院都调升到了总院去任职。这样的处理结果我不能接受,我就去找政府部门反映情况,政府部门的人说我精神不正常,把我拒之门外。当时我仍然固执地认为,我们的国家是讲法制的国家,是主张实事求是,主张有错必纠的国家,因此我仍然梦想着,正义一定能够得到伸张。有了这种信念的支撑,我毫不犹豫地去了法院要求立案调查。开始法院说理由不充分,后来法院说事实不清楚,因此不能立案。我很不满意地说道:“价值二十六万的玉器是单位的,属于集体财产,不能说毁就毁了,究竟谁是砸毁价值二十六万玉器的责任人,你们应该立案调查,责任人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

  得到的回答让我很无奈,也很震惊。法院的人不耐烦地说:“你还来找啥呀!这件事你厂长不再追究你了,你就偷着乐吧,要不是你精神有毛病,你早就进监狱了!”

  不能让坏人就这样逍遥法外,于是我就花钱去咨询律师。律师说:“在当今社会风气下,凭你自己的力量,很难弄明白谁是砸毁价值二十六万玉器的真正责任人。”

  律师说我的想法太幼稚,不成熟。律师建议我放弃要弄清这个“责任”的念头,不然会有更大的麻烦和更大的危险。律师让我把精力放在一审法院的裁定上,因为这个裁定适用法律有错误。律师说,玉器厂在97年和99年与我签署的两份协议是不同内容的合同,法院应该依据合同法受理此案,法院拒之不管是不对的。在律师的帮助下,我向北疆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一份抗诉申请。

  要不是政府当时正大力宣传“三个代表”和“三讲”精神,兴许我就不会有再告下去的信心了。“三讲”中的“讲正气”极大地鼓舞了我。我决定再去京都,到国家最高机关反映情况。

  那是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我带着复杂和沉重的心情又一次踏上了进京都的列车。

  昂贵的旅馆我住不起,但是那些几元钱住一宿的家庭旅店我又不想去住,因为那里聚集着全国各地的上访人员,什么人都有,环境又脏又乱,很恶劣。我顺着护城河往前走,在京都南站那个地方,找到一家看起来挺正规,钱也不算太贵的旅社住了下来,那一宿我失眠了。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于是我退掉客房,走出了旅社。

  朦胧的晨雾,正笼罩着街头,那些行走在晨雾中的模糊人影,很像在云层里行走的幽灵。在这些幽灵里,时常会出现拄着棍子,背着行囊,还有的用棍子当扁担,一头挑着装满生活用品的编织袋,一头挑着行李的人,落魄的样子,就像逃难的难民,很影响首都的形象。也不知这些“难民”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这些人似乎越来越多,仿佛就像在迁徙中的蚁群。只见这些“蚂蚁”匆匆窜进附近那些简陋的小吃部,简单吃上一口,就匆匆离开了。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开始我没弄明白,但是很快我就弄明白了,这些人和我是同行,都是进京都上访的外地人。大概这些人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找个便宜的地方,吃上一口便宜的早饭,然后去信访那个地方排队。都希望能排到前几名,不然,去晚了白排一天队不说,还会把你饿得全身无力,头重脚轻。因为信访接待那个地方很难找到卖东西的商铺,就算附近有商铺也不敢走开,一旦走开,回来就没有你的地方了,你不得不再重新去排队。

  当时京都南站那个地方秩序挺混乱,周围滞留好多外地人,简陋的小吃门点随处可见。

  一家经营肉汤面的小吃店吸引了我。我爱吃面食,尤其爱吃面条,面条不但便宜,而且有汤有水的还热乎,挺合我口味,于是我走进了这家小吃店。

  店掌柜热情地端来一碗热汤面,我也没打听一下这是一碗什么面,就狼吞虎咽地把面条往嘴里送,结果没等咽下去,就吐回了碗里。倒不是被热汤面给烫着了,而是忍受不了汤面里那股难闻的膻味。大概是天黑没看准,或者是心急,我走进的是一家回民小吃店。我从来不吃牛羊肉,那股膻味让我受不了,更别说是往嘴里吃了。我愣愣地看着饭桌上这碗热汤面,心里在激烈地斗争着:吃,还是不吃?最后我选择了吃,而且吃得连汤都没剩下。不然咋整,不吃就会饿肚子。我知道我有胃病,还患低血糖,饿上一天会被饿昏过去的。

  同桌一位食客和我同样有讨厌膻味的毛病,但他没有我改正的快,只见这个人把送进嘴里的热汤面吐在碗里就拂袖而去了。临桌一位上访户急忙起身端过那个碗,连汤带面都倒进了他自己的碗里,然后旁若无人地大口吃了起来。

  不知是走运,还是晦气,当我快要接近信访接待那个地方的时候,被自称是北疆市政府驻京办事处的几个人把我拦住了,其中一个叫李国平的人对我说:“无论你有多大冤屈,到京都来告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劝我回北疆去找地方政府,并且告诉我去地方信访局找一位叫王金东的副局长。接下来,对方拿出两张上访人员接待登记表,填好内容交给我一份带回去,并对我说,“拿这张登记表回去,就会有人给你解决问题了。”另一个人则说:“无论你告到哪里,最后还得回到地方,由基层归口解决问题。”

  “基层要是不给解决怎么办?”我这样问对方。

  “不可能,”对方坚定地回答说,“除非你没有理,属于无理上访,要是有理,肯定会有人给你解决的!”

  看看人山人海的信访办,看看手里这份意外得到的登记表,再看看眼前这些人诚恳的态度,我相信了他们。回到北疆,我知道受骗了,因为接待人员的态度完全出乎我的期待。接待人员斥责我不该去京都上访告状,并且还威胁说,再去京都上访就拘留我。

  其实我还算挺幸运的,听说有些进京都上访人员被当地政府抓住后,他们不是被强行控制起来,就是被拘留、教养,或者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或者给你从京都拉回来,把你扔到荒郊野外,让你一时半晌找不到家。
楼主神奇柏方 时间:2017-06-05 11:22:33
  当时我还以为手里有从京都带回来的接访登记表,地方政府就能认真对待,其实这个想法太幼稚了。从京都回来,我首先去了省信访,接待人员说,直接到省里来越级了,应该到市里去找。市信访接待人员说,应该到区里去找。区政府里的那位张主任,一见到我就态度蛮横地说道:“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你的事,就应该去找法院!”

  我说我去过法院了,法院不管。

  “这不就得了嘛,”张主任似乎很有理由地说道,“你的事儿法院都不管,政府就更不能管了!”张主任看我站在那里不走,就又开口说道,“我跟你说句良心话吧,你应该到区工业局去找,因为区工业局是你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

  区工业局的人说得更干脆:“现在你们的企业已经从集体企业转制成股份公司了,既然转制成公司了,就应该由《公司法》来约束。”工业局的人给我指出两条路,一条是直接找单位领导私下解决,另一条就是去法院依法解决问题。

  都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挺有理的事,结果却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问题没解决,白花了不少钱不说,还惹来一肚子气。

  这话法官不爱听,法官说:“法院是讲法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有些事情看起来挺合理的,但是却不合法,因此法院就不能管。你要想讲理,就得去找政府。我们国家讲的是依法治国,而不是依理治国,法院不是什么事儿都管的地方。很多事儿论起来是合理的,但是却不合法,有些事儿论起来不合理,但却是合法的、、、、、、”

  虽然法官说的头头是道,但是这番话却把我弄糊涂了,我不懂这是些什么歪理邪说,难道中国还存在不讲理的法吗?“法”和“理”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唱双簧的搭档?还是一对水火不容的冤家?

  辛辛苦苦找了好多年,得到的还是无休止地推脱和搪塞。现在我又被推了一圈,回到了原点。该怎么办呢?单位不可能再去了,去单位会落入虎口。思来想去,我决定再去找区政府。因为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说按法律规定,可以要求区政府出具一份书面答复,如果对“答复”不满意,就可以拿着“答复”这份证据,依法状告政府行政不作为。

  说实话,现在弄得我都不知该去告谁是好了。

  区政府里的张主任态度蛮横地说道:“你的问题不归政府管,政府凭什么给你答复?你是不是缺心眼儿?你既然经法了,你就应该盯住法院不放,经济纠纷法院不管谁管?这个道理你懂不?我看你就是傻,就是有病,不正常!不是我说你,你自己应该有主见,不能法院让你来找政府你就傻乎乎地来找政府——听我的没错,你要是不听我的,你就是找到联合国也没用——下次你要是再敢来这里无理取闹,就拘留你,记住没有?!”

  这些年来,我国的法律法规确实立了不少,但是给人的感觉,有权的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便他们践踏了法律,也可以网开一面。说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是让人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事实会告诉你,别人拿起这个武器对准你好使,你拿起这个武器对准别人往往就不好使了。另外,这个武器不是谁想拿就都能拿得起来的,即便你勉强拿起来了,这个武器到了你的手里就不是那么好使了,弄不好会走火伤到了你自己。

  想想这些年来受到的委屈,越想越生气,一气之下我病倒了,先是肚子痛,紧接着就便血了,并且很严重。我感觉全身发冷,无论穿多少件衣服,或者盖多少床被,还觉得冷,全身血液像要凝固了似的。其实我这次病倒,与张秀明当初的拳打脚踢脱不了干系,因为从那时起开始便的血。当时公安部门说,保卫科长虽然打了你,但不构成轻伤害。言外之意,我被打轻了,因此公安机关也就没把张秀明怎么地。为了这件事,我没少跑公安要求复议,不知是因为保卫科长把他们都买通好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最后的结果让我很失望,很失望。

  多年上访的劳累,和多年精神上的煎熬,也是病情加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先后住过几家大医院,病、始终没能治好,并且越来越重,都以为我不行了,家里人甚至把我死后用来出殡的寿衣都准备好了,大概我命不该绝,准备的寿衣至今也没派上用场。

  生命,有时看起来是顽强的,但在有些时候生命又是很脆弱的。我在最后住进一家医院的时候,我险些丢掉了性命。虽然每次便出的血不是很多,但是每天便血二十来次,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每次上厕所都会让我感到无奈和恐惧。肠子时刻都在痉挛,都在剧烈地疼痛。我不能正常吃东西,整日靠输液维持着脆弱的生命,当时我消瘦得像一具骷髅。

  一位新进来的患者看上去好像病情没那么严重,他能和家属正常、平静地交谈。从谈话中能听得出来,他是养殖户,他惦念家里饲养的那些兔子,嘱咐家里人要按时给兔子喂食,不要饿着它们。家属安慰他不要操这份心了,安心养病是大事。当天夜里,这个养殖户就不行了。

  那天深夜,护士匆匆推来一台老式平板车,一阵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过后,走廊里恢复了平静,不过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打破了,再接下来就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那种哭声,听上去让人心颤。

  养殖户死了,护士用走廊里的平板车把他推进了太平间,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漆黑的夜晚消失了。

  这个人的死,让我伤心了好一阵子,不知死神哪一天会降临到我头上。自从住进医院,我始终在便血,大夫给我用了好多从外国进口来的止血药,大夫说:“进口药虽然价格贵了点,但是比国产的好使。”可是大夫给我用了好长一段时间的进口药,花去了很多钱,也没看到从外国进口来的药到底好使在什么地方。我经常疼得直不起腰来,我只能痛苦地卷曲在病床上。看得出来,除非有奇迹出现,不然病是好不了了。大夫安慰我不要胡思乱想。我媳妇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流淌着眼泪。

  肚子疼,人人都有过的经历,但是像我当时那种疼法,是不多见的,只要一疼起来,正常说话和正常呼吸都会牵动那些疼痛的神经,就好像有把锋利的刀子在那里胡乱地切割肠子,接下来肠子就痉挛,就不断地在拧劲。有一次把我疼得大汗淋漓,几乎要昏死过去。大夫怕肠穿孔,就叫我媳妇到走廊推来平板车,把我紧急送往影像室去做肠道检查。媳妇和我都知道,这辆平板车就是前些天推走“养殖户”的那辆车,要是在平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躺在这辆冰冷的铁车上,因为这辆铁车是往太平间送过死人的车。为了保命,当时也就顾及不了那么多了。

  由于我手上在扎着“滴流”,媳妇两手推车腾不出手来帮他,我只好用自己的另一只手,艰难地举着那一大瓶沉甸甸的“滴流”。媳妇吃力地推着这辆平板车,在寂静的走廊里紧张地穿梭。这种车,不是专业人员一般人推不好,我媳妇从来没推过这种车,推起来很不好控制,离了歪斜地直跑偏。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当时我病的那么重,作为一家颇有知名度的部队医院,给重症患者做检查,护士为什么不跟随呢?

  在去影像室的路上,要经过很长一段类似于防空洞似的通道,通道里虽然有灯光照明,但是感觉很昏暗,尤其是在夜晚,空荡荡的通道里静得让人心里直发慌。平板车下边那四个可以灵活转动的小车轱辘与地面摩擦发出的刺耳声响,会让人联想到恐怖电影里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平时,我媳妇无论如何也不敢推这样的车,走这样的路,也不知当时她是从哪里来的胆量和勇气,只见她紧张地推着我,似乎一路都在小跑。到了影像室,我还清醒,后来是怎么从影像室回到病房的,我就不知道了。

  影像结论排除了肠穿孔,但是发现肠子的内粘膜上存在大面积糜烂、水肿和充血等症状,尤其是在溃烂的肠壁上还长满了溃烂的息肉。大夫说,平时这种病可以做手术,但是这位病人不能,因为肠壁上的息肉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整个肠子上都是。大夫还说,要想彻底切除这些息肉,就要切除整个肠子,切除整个肠子会危及到生命。最后大夫说,这种病,目前世界上没有什么好的医治办法,大夫建议我回家去慢慢养。

  医院都治不好,回家能养好吗!?我感觉生命已经快走到了尽头。回到家,我想到了死,马上就死,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解脱,但我又一想,要是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死掉了,亲人会悲伤,张凤兰她们会高兴,欠下那么多外债不还,会遭到朋友的唾骂。想到这些,我觉得还不能死,至少不能现在就死,活下去的欲望,让我整天琢磨起大夫开出来的那些药方。我多么想从中发现希望啊!接下来我把自己当成试验品,我结合大夫开出的药方,反复在自己身上摸索着用药,有好多次,用过自己配出的药,内脏立刻就像在燃烧,感觉特别难受,当时我想,反正是要死的人了,就忍着点吧。历经一次次痛苦和煎熬,我终于摸索出一个有效的土办法来,后来用这个土办法,坚持治疗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身体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

  其实,世界上任何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只不过是你现在还没想到,或者还没发现,所以你才觉得没办法,不可能。如果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旦被你发现了,或者被你想到了,那么看起来很复杂的问题,就会变得很简单了。
楼主神奇柏方 时间:2017-06-05 11:23:18
  张厂长她们不相信我能活过来,她们都以为我患的是不治之症,活不了多久,她们更不相信在后来我会再一次把她们告上法庭。

  经过漫长地等待,检察院那边终于有结果了。2004年3月30日这一天,北疆市检察院对和平区法院2002年做出的初审裁定,以及北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提出了抗诉。抗诉书中说:

  经审查认为,本案属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柏方与北疆市玉器厂签订的协议属于企业内部的奖励协议没有法律依据。本案涉及两份协议,第一份协议是1997年“北疆市玉器厂与柏方签订的协议书”内容是北疆市玉器厂委托柏方进行工作性上访,并规定按50%进行利益分配。第二份协议是1999年北疆市玉器厂与柏方签订的协议,内容是北疆市玉器厂依据97年协议的约定,以补偿的形式返还柏方5、3万元的投入资金。柏方正是依据这两份协议起诉至法院要求北疆市玉器厂履行协议。从两份协议的内容看,均不属于企业与职工间的内部奖励性质。退一步讲,若“1997年协议”具有工作委派性,那么“1999年协议”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看,均是平等主体间就补偿费用内容协商签订的,应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因此,判决驳回柏方的起诉,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第1款第(2)项以及该条第2款之规定,提请你院向玉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检察院的抗诉,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又经过漫长等待,北疆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启动了再审程序,但是结果却让我很失望。

  2005年6月8日,由北疆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再审裁定书上说:一审及二审对本案做出的驳回柏方起诉的民事裁定是正确的,应予以维持。这份裁定还说,柏方与单位签订的两份协议,是属于单位内部职工关于“晋级”以及“奖惩”性质的行政行为,不属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1款第(4)项和第154条之规定,维持本院的终审裁定,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原告柏方负担。

  看到这样的裁定,几乎要把我气昏了。我怒气匆匆地找到那个叫欧阳儒轩的审判长,我说“你下的裁定是歪理邪说!单位与我签署的那两份协议是两份内容不同的合同,与‘晋级’根本就不搭边!”

  欧阳法官严肃地回答了我:“就算一审糊涂了,二审也糊涂了,那么监审也能糊涂吗?不会的!你要相信法院——法院,是人民的法院,人民的法院,是不会判错案的!”

  “轰动全国的佘祥林杀妻案,难道不是你们人民法院给判错的吗?!要不是那个被杀死的妻子在十多年后自己走回来了,那么佘祥林这辈子还能有希望看到冤案被昭雪,错案被纠正吗?”接下来我又不服气地说,“如果你们法院没糊涂,那么就是检察院糊涂了呗?不然检察院怎么会提起抗诉呢?”

  这番话,对方法官不爱听,欧阳法官狠狠瞪了我一眼,然后说上一句“你真有病!”他就拂袖而去了。

  “人民的法院不会判错案”,这是一套什么逻辑?至今我也没弄明白,就算是弄明白了,也不能贸然地说出来,因为贸然地说出来,很可能要付出代价的。由于我不服,就反复去找法院,法院的人让我去找“信访”。信访接待人员不屑一顾地说:“再审裁定书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的问题,就是企业内部关于‘奖惩’和‘晋级’方面的内部问题,不归法院管辖,因此你还得继续去找政府部门协调解决。”

  这个结论,我不能接受。我说,“玉器厂和我签署的两份协议上根本就没有‘晋级’这一说,显然是在有意歪曲事实。”我至今也没弄明白:市检察院的抗诉,以及两份协议的真实内容,监审法官为什么视而不见?为什么还无中生有地冒出个“晋级”这个歪理邪说呢?

  虽然法院没有理睬检察院的抗诉,但是检察院的抗诉坚定了我的信心。接下来我通过正常渠道要求省高法立案启动再审程序,可是跑了多少趟,都被拒绝了,后来我不得不通过关系,绕过正常渠道,经过一番找人弄景地折腾,才把案子折腾到了省高级人民法院。要不是这样折腾,法院会有很多理由拒绝接收我的案子,这就让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打官司就是在打关系。

  2007年5月28日这天上午,一位叫王素洁的女法官,在省高级人民法院第14层楼的1407号办公室里接待了我。看上去,这位法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法官,她那花白的头发,预示着她已经到了快要离休的年龄。我见到了她,就像见到了希望,我迫不及待地对这位法官讲起了我的案情。我说:“97年协议和99年协议是两份不同内容的合同。从‘自筹资金,自担风险’这个特殊的约定来看,97年协议就是一份风险委托合同。虽然97年协议中有‘重奖’这个字样,但是它仅仅是97年协议中的一部分,不能因为97年协议中有‘重奖’字样,就盲目地把97年协议说成是‘内部奖励’协议,这样认定是有意偏袒和回避事实的行为。如果这个荒谬的逻辑成立,那么,97年协议中还有‘利益按50%进行分配’的字样,那么也就可以把97年协议荒唐地说成是‘分配’协议了呗?利益按50%进行分配,以及投入资金按50%进行补偿,以及重奖,这三个重要条件构成了97年协议。如果我按自投资金,自担风险的约定完成了委托任务,委托方不按约定兑现承诺,那么是显失公平的。97年协议里的‘重奖’是不确定的,怎么奖?奖什么?是精神奖?还是物资奖?奖多少?都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利益按50%进行分配在97年协议中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如果97年协议缺少这个重要的条件,那么让我自筹资金,自担风险为对方进行工作就会失去平衡。从两份合同的内容来看,谈不上谁奖励谁,更谈不上内部‘晋级’,因为十年前我就被单位下岗了。”接下来柏方又说道,“99年协议规定被告以补偿的形式返还原告5、3万元的垫付资金,而不是奖励给原告的奖励资金,不难看出,99年协议内容,不是规定被告如何来奖励原告,更不是要给原告晋级。另外,被告在履行99年协议过程中违约。被告承诺返还给我5、3万,但是在履行过程中,被告利用职权,克扣去了2万元。违约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这个简单的道理难道法官看不出来吗?那么又是什么挡住了法官那双明察秋毫的慧眼呢?更为严重的是,作为企业主管部门——区工业局,为了掩盖真相,竟然出具一份《情况介绍》的假证明。《请况介绍》上白纸黑字地写着:当初北疆市玉器厂答应给我的不是5、3万元,而是3、3万元。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到底是《情况介绍》在撒谎,还是99年协议在撒谎?99年协议上说给5、3万元,而《情况介绍》上却说3、3万元。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难道当庭说谎,出假证,也不归法院管吗?事实不难看出,即便把原告和被告之间的纠纷,非要勉强说成是关于‘奖励和晋级’性质的行为,那么经过99年协议的签署和履行,被告在履行过程中违约,被告的上级主管部门偏袒一方出假证,通过这些演变,此案的性质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演变成了应该依据民法,以及合同法,甚至是按刑法进行受理的案件、、、、、、”

  大概因为“关系”介绍来的缘故,王法官也就没把我当外人,她平静地听完我滔滔不绝的述说,然后她笑哈哈地说道:“你的案子我看过了,你讲的也对,但是你的案子不能翻。”

  我问为什么?王法官语重心长地说道:“老柏呀,你就别太较劲了,你想啊,一审法官没支持你,二审法官也没支持你,如果到我这里把案子给你翻了,那么基层法官就要因为你这个案子犯下错误,犯错误是要承担责任的,说不定他们也会像你一样被下岗——法官都是党和国家多年培养出来的,不能因为你这个小案子让基层法官犯错误,弄翻了船,这会让党和国家受损失的。”

  这是哪家的歪理邪说,我听了很是气愤,但又无可奈何。接下来王法官又说道:“你这个案子太小了,就那么地了吧。”

  王法官解释说,“就那么地了吧”是法院内部的一句行话,她们领导也经常会这样说。其中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既然基层法院把案子那么定了,那么上边也只能就那么定了。另一层是说:可翻可不翻的案子不翻!

  我争辩地说道:“党和国家不是在讲有错必纠吗?小错不及时纠正,那么就会铸成大错。哪个大贪官不是从小贪官发展起来的呢?”
楼主神奇柏方 时间:2017-06-05 11:25:44
  王法官让我别这么说,这么说就扯远了。最后王法官打算用她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来说服我,但没有成功。王法官说,前些天她们法院里死了个人。王法官还说,去过火葬场,参加过葬礼的人就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钱是身外之物。她还说,人不要被钱所困,要想开点,有些人就是想不开,为了钱,争啊、贪啊,到时候不都得死吗——老柏呀,想开点吧,比你冤的人有都是,最后不也就都那么地了吗,细想想,要钱有啥用,到时候谁都得死、、、、、、

  我听不下去了,就抢过话题说道:“不对!要是照你这样说,你们法院可以组团去一趟火葬场,然后就把监狱里那些贪官都给放了呗?要钱有啥用,反正人都得死。”

  王法官听我这么一说,知道是自己说走了嘴,就半开玩笑地说道:“老柏呀,你可真能开玩笑。”

  “究竟是谁在开玩笑?!”我想对王法官这样去说,但没有说出口。

  玩笑归玩笑,王法官下达的驳回申请再审通知书可不是开玩笑。通知书的内容,我显然不能接受,我有一肚子话要说,但是我知道,现在和法官说啥也没用了。最后我问王法官:“如果我不服,应该再到哪里去找?”

  王法官很痛快地回答说:“找政府。另外,你也可以在本院申请再审,或者去京都最高人民法院。”

  看得出来,我走的关系很不到位,不然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现在看来,单位没有错,政府没有错,法院也没有错,那么错就错在检察院不该支持我,错就错在我不该出头管企业里的“闲事”,不然,企业领导很可能会把王厂长从国外进口来的劣质玉石原料卖上个好价钱。

  蛀虫蛀空企业的行为到底归谁来管呢?难道是该管的部门不知道吗?不可能,因为我曾经多次到过监管部门反映情况,再强调说不知道,是说不过去的,那又是什么原因使监管部门装聋作哑呢?监管部门不作为,危害极大,即破坏诚信,又滋生腐败。究竟由谁来监督和查处监管部门的不作为呢?现实告诉人们,即便有人来查,往往也会以——下不为例,或者以严重党纪处分这些办法,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有些人那里,党纪是可以透支法律的,说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事实总是有变数的。法律在有些人那里就是柔韧有余的弹簧,是可以任意伸缩改变的。法律在普通人那里就会由弹簧变成了铁,甚至变成了坚硬的钢,法官也会变得铁面无私了。

  事实在反复不断地告诉人们,那些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人,极大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然而这些人又偏偏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处理,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看来要想彻底改变这种现状,很有必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成绩是显著的,这是有目共睹的,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却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这也是要面对的现实。

  无论你相不相信,法律这张网,对有些人,或有些事,是疏而不漏的,但是同时又会对有些人,或有些事,却网开一面。现实总会让人感觉——有权的人说什么都是真理,无权的人说什么都是谬论。有权的人可以颠倒黑白,可以出尔反尔,可以不守诚信,要是普通人这样做了,就是犯法了,就要受到依法追究。面对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普通人的权利只能保持无言,做旁观的看客,如果哪个普通人敢贸然地站出来,那就是管闲事了,甚至是犯法了。现在看来,有过错的只有我和北疆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法院不理睬检察院的抗诉,就意味着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办了个“错案”,办错案是要承担责任的。看来说真话不仅需要有勇气,而且还需要随时准备付出代价,甚至是生命。
楼主神奇柏方 时间:2017-06-06 10:16:40
  这是一次最无奈的进京都,要不是当时政府正在积极宣传“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我就不会再去京都了,因为这个“精神”又让我再一次看到了希望。

  我一直认为我没做错什么,让我弄不明白的是,既然没做错,为什么受冷遇?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错,错在哪里呢?我不知道,也没人明确地告诉我,这就不能不让我发挥想象力,尽量去猜想。我很想找到答案。

  2007年12月下旬里的一天,我又一次无奈地踏上了进京都的列车。这次我用站台票上的车,列车一启动,我主动去找列车长,不然等到验票时被抓住就被动了。看来列车长是同情我了,列车长一副和蔼的态度对我说:“还是补张票吧,不然到了京都也会在出站口被抓住遣送回来的。”列车长看我在犹豫,就又用商量的口吻说道,“补一站地的行吧,到天津下,然后坐公交车进京都。”

  我觉得列车长说的有道理,就把钱交给了列车长。这时站在一旁的乘警说活了,乘警说,进京都上访是不允许的,要是被稽查的领导知道了,他们就有麻烦了。列车长说:“这个人挺诚实的,就关照他一下吧。”

  到了京都,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旅店。“前门”附近胡同里的旅店挺便宜,周围还有很多小饭店,于是我在这个地方落下了脚。

  相对来说,这地方的旅店确实便宜,但是你必须要忍受旅店被褥上那股汗味、烟味,和难闻的臭脚味。

  订好了房间,我来到街上,想找一家既便宜又实惠一点的地方吃顿饭。一家包子铺门前的广告吸引了我。广告上说,大包子五元钱一笼屉。广告上还说,一屉五个。我自言自语地说道:“要是在家乡,有一两个东北大包子就吃得挺饱,五个显然是吃不了的呀。”包子铺老板是南方人,老板用生硬的普通话和蔼地说道:“吃不了可以打包拿走嘛,我们这里是不零卖的。”

  既然人家不零卖,就买上一笼屉吧,当天吃不了就留着第二天吃呗。付过钱之后,服务员很有礼貌地把包子端了过来。面对笼屉里的包子我哭笑不得,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袖珍包子,竟然还没有牛眼珠子大!我感觉上当了,这样的包子对东北人来说,别说是五个,要是遇到个能吃的,二十五个也不够哇。这时包子铺的老板说话了:“一屉不够,可以再来一屉嘛。”

  我觉得五元钱花的冤,要是在隔壁吃大碗面,一定比这里吃得饱,另外,不见的要花这么多钱呐。

  第二天,我带上材料直接去了国家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的那个地方,当时那个地方正在拆迁改造,残垣断壁随处可见。虽然胡同里的院落不大,但是来这里上访的人却川流不息。这帮走了那帮来,热热闹闹的挺像一个生意兴隆的集市。

  乱哄哄的院子里站了好多排队伍,初来乍到的人不知该站到哪个队伍的排尾是好,弄得人直发蒙。我算是老上访户了,我知道上访必须先领登记表,我很快就找到了发放登记表那个队伍的排尾,当快要排到我的时候,发放登记表的窗口突然从里边关上了,原来上午领登记表的时间已经结束,一打听才知道,发放登记表的时间很短暂,上午是从8点到9、30分,下午是从1、30到2、30分。这样一来,人们不得不站在院子里一直等到下午窗口开启的那一时刻。

  全国各地的人都聚到这里来喊冤,每天窗口仅开启那么几小时,显然不够,不够也没办法,访民们只能站在寒风里耐心地等待。肚子饿了也不敢离开,都怕一旦离开了再回来,还得重新去排队。

  大概因为我面善,一位拄着棍子的老太太凑到我跟前,哀求我行行好。老太太说她想在我这里找个位子。

  老太太面容愁苦,脸上有擦伤,一个鸡蛋大小的青包,很不和谐地挂在老太太的额头上。老太太说她82岁了,家住兰考,因为农村土地承包问题和地方政府发生纠纷。老太太说,地方政府搞开发,要占用她的地,当初承包时说好了,几十年都不变,现在说变就变了,如果不服从,地方政府就对她进行依法处理。地方政府的人说了,县官不如现管,现在这里是他们说了算。老太太说,好多年了,她在当地找过很多部门都没起做用,她就来京都,没想到,起个大早,好不容易排到个登记表,结果让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的人给抢去、撕坏了。老人说她不让撕,拼命往回抢,结果对方一边骂她,一边打她,身后一个大汉用力推了她一下,就把她推倒了,当她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登记表和抢登记表的人就都不见了踪影,唯一给她留下来的,是额头上那个肿得像小馒头似的青包。

  老太太伤心地哭了,大家都很同情她,就让她站在了队伍的最前头。老太太高兴地给大家拱手作揖。

  有些“地方政府”的人确实很霸道,他们打了你叫执法,是捍卫法律的尊严。他们打你,你不能还手,如果你敢还手,那么就会说你是抗法,往邪乎点说,是暴力抗法。无论你有什么理由,你若是打了他,那就是打了政府,你骂了他,就是骂了政府,他们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对你进行依法办事,严肃处理。反正权力掌握在人家手里,所以人家爱咋说咋说,爱咋用咋用,普通人除了有生气的权利,感觉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下午,我好不容易领到了登记表,我赶紧按要求填好登记表,然后急忙到另一个窗口去排队。只有把填好的登记表交回到另一个窗口,才有资格从寒风刺骨的院子里进到大厅来等候通知。

  这个大厅好像是临时搭建起来的工棚,虽然简陋,但是特别宽敞,看样子,容纳几千人是不成问题的。室内好像没有取暖设施,不然不会冷得像冰窖。

  站着的人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因为双脚踩在拔凉的地砖上,感觉就像踩在了冰面上,时间久了,脚底下是很难受的。那些忍受不住了的访民,就在那里不停地跺着双脚,乍看上去,好像这些人不是在那里受罪,而是在那里高兴地跳着舞呢。

  大厅的正前方,悬挂着巨大的电子屏幕,屏幕上不断滚动着刺目的红色字体。你必须留意屏幕上的信息,寻找你的名字和接待你的时间、地点、人员,否则就会错过被接待的机会。

  一排排整齐的彩色塑料座椅上坐满了人,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位坐了下来。要是在夏天,这些塑料座椅是受欢迎的,可是现在是寒冬,虽然坐在那里两脚可以离开地面,脚上的感觉比站在那里要好一些,但是时间长了,屁股底下就不好受了。屁股底下感觉越坐越凉,最后我实在受不住了,我不得不起身放弃了这个座椅,挤站在墙边的人群里,继续关注前方那个刺眼的电子大屏幕。

  屏幕上不时滚出一些通知。通知内容大家也很关心,通知说:根据来访人举报,接待室院内有人借给来访群众填登记表为名收费,敛财,骗钱,现在正式通告:本院接待室院内严禁上述收费行为,发现此类骗钱,敛财者,一律严肃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来访接待室,特此通知。通知还说: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末经过高级人民法院处理的各类案件,本接待室只登记不接待。接下来通知又说:不服基层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且没经高级人民法院复查的来访,属于越级上访,不予接谈,属于我院接谈范围的来访人员,应该领取并认真填好《来访人登记表》,持表到登记处办理登记后,等候接谈。来访人在接待完毕后,应该及时离开,不得无故滞留。凡经我院接待,公示驳回申诉、再审申请或做出不予立案决定的,我院不再接待、、、、、、

  屏幕上的字体滚动得很快,另外黑色屏幕和红色字体反差又很大,看久了眼睛受不了,只要一闭上眼睛,感觉周围全是红色的,并且还在不停地旋转。为了缓解一下视力,也是为了晒晒太阳,我无奈地挤出了这个大厅,来到院子里。
楼主神奇柏方 时间:2017-06-19 16:15:36
  院墙上经常有人张贴出一些类似于叫冤的东西。这些东西在过去叫反动宣传,现在虽然不这么叫了,但在这里是明令禁止张贴的。有人偷偷贴上去,随后就会有人公开撕下来。不知在什么时候,斑驳的大墙上新出现几张醒目的白纸,纸上写着一首打油诗,好多人都围上去看,胆子大一点的人竟然还敢拿笔往下抄。

  这首诗的题目叫《上访难》,内容是这样写的:

  上访难!上访难!

  上访发愁没有钱!

  吃饭钱,住店钱,

  火车汽车都要钱!

  上访出门难!

  东借钱,西借帐,

  凑凑合合把路上。

  省着吃,省着花,

  忍饥挨饿到京华,

  上访如找妈!

  眼含泪,口喊冤,

  上访京都找清官。

  党是娘,党是妈,

  来到京都如到家,

  美梦像朵花!

  想不到,一场空,

  千辛万苦到京都。

  信访室,接待站,

  皮球踢得团团转,

  啥官也没见。

  门难进,官难见,

  见的都是接待员。

  接待员,不耐烦,

  三言两语接待完,

  推到门外边。

  接待员,脸难看,

  不是鼻子不是眼。

  递材料,他不看,

  开口闭口一二三,

  口令,“向后转”!

  接待站,仔细看,

  上访冤民千千万。

  伤的伤,残的残,

  喊冤声动天!

  上访人,实可怜,

  哭倒昏倒接待站。

  任你哭,任你喊,

  感动不了接待员,

  你冤他也冤!

  屋檐下,马路边,

  上访冤民把身安,

  酷夏热,三冬寒,

  天天要去上访站,

  像打持久战!

  查市容,嫌难看,

  访民抓进收容站,

  窝窝头,咸菜汤,

  一天两顿饿的慌,

  两眼泪汪汪!

  不怕苦,不怕累,

  各地派来抓访队,

  不敢信,不敢想,

  开着警车抓上访,

  自称是共产党!

  黑势力,狗贪官,

  祸国殃民要变天,

  权变钱,钱变权,

  勾结起来像大山,

  百姓压下面!

  说上访,道上访,

  百姓来找共产党,

  党中央,政策好,

  一到下面就拉倒,

  彻底变味了!

  党是娘,党是妈,

  来到京都也白搭,

  冤不伸,案不查,

  生拉硬拽押回家,

  两眼泪哗哗!

  、、、、、、
楼主神奇柏方 时间:2017-06-19 16:17:07
  抄到这里,不知是谁突然喊了一嗓子——来人了!随着声音的起落,人群如鸟散般地慌忙离开大墙,只见几个便衣模样的人,气冲冲地走过来,撕下墙上的宣传品,然后警告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要被身边的坏人蛊惑。随后他们就在这面大墙上张贴出这样的告示:

  不准往院墙上乱贴乱画。院内不准录像拍照,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将严惩不贷!

  接访部门里的人用录像机对准访民不算违法,要是访民带照相机对准他们就违法了,就危害国家安全了,就要被严惩。访民们都有过被拍照的经历,因此访民们都不服气。

  访民进入接访部门要经过严格收身,接访部门不允许访民携带录音或照相设备进入被接访的地方,如果发现有违反的,就会被强行扣下,如果你不服从,警察就会出现在你面前,这样你就有麻烦了。其实更大的麻烦不在于被扣了东西,而是在于他们一旦对你动粗,你想状告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但不承认,反倒会说你诬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为你手里没有证据证明你没有诬陷他们,这样你就要吃亏了。这时候,你要是敢把不满的情绪表现出来,他们就会拿出录像机对准你进行拍照,留下你“犯罪”的证据,然后再和你算总账。

  接访部门不允许访民用照相机对准他们,接访部门却可以毫无顾忌地,随时把录像机对准访民,这是不公平,也是不平等的,访民们显然不能接受,不过不接受又会怎么样呢?看来访民们只有生气和不满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还不能强烈、公开地表现出来。俗话说得好,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为了不吃眼前亏,访民们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顺从——乖乖地顺从。

  那天下午,我终于被接待了。接待员把我递进去的材料顺窗口扔了出来,只留下玉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那份驳回申请再审通知书,接待员在里边看了片刻之后说道:“通知书也没问题呀?”

  “我不是说通知书有问题,我是对通知书的内容不服,有异议。”

  “你有什么不服的,你看,通知书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你的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再审条件,应予驳回。”

  我急了,我大声地说道:“你不能只看通知书,你还应该看看北疆市检察院的抗诉书和我写的申诉材料。”接下来我又说道,“我和北疆市玉器厂签署的两份协议是两份不同内容的合同,法院应该依照合同法受理此案、、、、、、”

  接待员开始不耐烦了,她让我收拾东西赶紧走。我对这位接待员的草率行为表示不满,接下来我问对方:“我要是再不服该怎么办?”

  “有能耐去找联合国!”得到的回答让我非常意外,也非常震惊。我在心里愤愤地说道:别说我去不了联合国,就是想去,也会被你们以投敌叛国的罪名给抓回来法办的。

  对方那种气势汹汹的架势,让我有了这样的猜想:她八成是“萝卜招聘”进来的,要不然,年纪青青的,脾气怎么会那么大?出言怎么会那么狂?身后突然出现两个身穿制服的汉子,中断了我的猜想。为了不吃眼前亏,我不得不服从命令,乖乖地收拾起上访材料,愤愤地离开了接待室。

  走出那个瓦砾满地的院落,我直接上了开往火车站方向的公交车,我想立刻乘火车回北疆,离开这个让我失望的地方!在公交车上,一位从湖南来京上访的老人和我搭上了话。这位老人身穿黄色将军呢制服。他说他过去是军人,参加过好多次战役。看穿戴,他挺像老干部,他说他现在已经离休了,每月工资五六千元。我好奇地问:“每月开那么多钱怎么还进京都上访呢?”

  老干部说他心里不平衡。我问他为什么不平衡?老干部没直接回答,而是开口问我是什么原因来京都的,我就把我的遭遇大致向这位老干部讲述了一遍。老干部问我去没去过中南海?我说我从来没去过。老干部说:“来京都没解决任何问题就默默无闻地回地方,你甘心吗?”

  “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我无奈地回答说。

  “去中南海!”老干部这样对我说道。

  “去中南海就能解决问题吗?”我疑惑地问。

  “去中南海不是为了直接解决问题,而是让警察把你抓住。”老干部觉得我没领会他的意思,就接着说道,“到了中南海,就会有人把你抓起来,然后把你送到马家楼。只要有人把你押送到马家楼,中央政府就会通知地方政府来马家楼和你主动见面,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就会有压力,地方政府有了压力,你的问题才有可能被重视起来,不然,你来多少次京都也是白折腾,没人搭理你。”

  至今我也没弄明白,为什么非要把问题弄到京都,甚至弄到中南海才会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地方政府为什么那么怕百姓进京都上访?难道怕中央政府怪罪下来弄丢了他们的乌纱帽?还是另有别的什么原因?

  老干部的话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我决定跟他去中南海。老干部见我要跟他走,就幽默地说道:“跟我去中南海全当旅游了,不明白的人,没有这个机会。”听老干部这么一说,周围有好几个外地人都要跟老干部到中南海去“旅游”。

  一路上,这些人相互倾诉着苦衷,他们就像被压抑很久了的火山,终于有了喷发的机会。正当这些人比比划划地说个不停的时候,突然一声“站住”的喝令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原来是一位警察出现在面前。警察问都是干什么的?我主动站出来说是旅游的。警察让我把包里东西拿出来接受检查。包里装的都是上访材料,警察一看就火了。警察一边喝令这些人都不要动,一边用步话机不停地呼叫——请求增援。

  我虽然没来过这地方,但是这地方并不让我感到陌生,因为在电视里经常能看到眼前这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古典建筑,尤其是正面大墙上“为人们服务”那几个让全国人民都熟悉的大字,我立刻意识到,眼前就是中南海,就是中央首长工作进出的地方。

  知道是到了中南海,一位访民开始激动起来,他一边不停地大声嚷嚷着,一边试图挣脱警察往里冲。一位操着浓重地方口音的卫兵上前阻止了这个不守规矩的访民,卫兵怒声吼道:“你要敢越过警戒线,我就敢揳死你!”

  这一嗓子,还真把那个访民给吓住了。

  不大一会儿功夫,一辆警车呼啸着驶了过来,警察命令访民都上车。很多人不愿意上,警察就往车上推。老干部示意我跟他先上去,因为先上去能占到座位。

  这辆警车与平时见到的警车明显不一样,很像押解死囚的那种闷罐车。车内有两个不大的窗口,面积与一本杂志封面相差不了多少,窗口装着拇指粗的铁栏。窗口下方是一条狭长的木凳,我和老干部挤坐在那条木凳上。

  我对窗外很好奇,我转身抓住铁窗上的铁栏向外张望,老干部幽默地说道:“要是不跟我来,你们能有机会坐专车游览中南海吗!”

  警车围绕中南海转悠,警察见到访民就往车上抓,直到车里塞不下了,警车才鸣着刺耳的警笛,加速驶离中南海。老干部安慰我不要害怕,他说现在是去马家楼。

  看样子,老干部是马家楼的常客了。

  到了马家楼,访民们被关进一个挺大的院子里。高高的铁门和高高的大墙很像监狱,把有些初来这里的访民吓得直哭。他们大概后悔了,他们怕从此再也走不出身后那扇又高又大的大铁门。

  接下来,被关进这里的访民要按工作人员的吩咐,在院子里排出一条很长的队伍,然后有秩序地进到一个房间里进行登记和照相。给人的感觉,这些访民好像要被收监,或者是要被枪毙的犯人,警方正在对这些访民验明正身。

  访民来至全国各地,工作人员把登记过的访民按省划分,然后再把那些访民分别赶进类似于圈养大型牲畜的鉄制围栏里,让他们在那里等候通知。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只听工作人员大声地喊道:“玉东省来的都出来!”于是关押玉东省访民的那个鉄栅栏门就被打开了。工作人员像赶牲畜似地把玉东省来的访民从围栏里赶了出来,然后又把这些人赶上停放在院子里的一辆豪华大客车。这辆大客车把我们一直拉到了玉东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下了车,省政府的人给访民做了登记,然后就劝访民们回去找地方政府,并且还发给每人一张要求地方政府接访的通知。

  有些访民担心回到地方就没人管了,因此不愿意回去,省政府的人说:“你们拿省里发给你们的接访通知找地方政府就好使。另外,地方的问题,必须回地方去解决,来京都是没有用的。”接下来,这位省政府官员强调说道,“你们要相信政府,只要你们反映的问题是合理的,地方政府一定会给你们解决的。”

  叫这位官员这么一说,一些初次进京都上访的访民就动心了,他们拿到省里发给的“通知”如同拿到了“圣旨”,于是这些人开始积极主张回地方。老访民当然不会相信这位官员说的话,但是又能怎么样呢?长期逗留在京都也不是办法。这次进京都,虽然又一次让我失望,但是我心想,既然惊动了中央政府,那么地方政府也就不敢再置若罔闻,想到这里,我接过“通知”,主动站到了想回地方解决问题的访民这一边来。

  有人不想自己掏腰包,想让政府出车把咱们送回家去,就找借口说没钱买车票。这位官员还真会想办法,他让这些人买站台票混上车。

  “这么做能行吗?”我问对方。

  “能行!”这位官员肯定地回答说。接下来这位官员又说道,“要是在车上被抓住了,你们就说是上访的。”

  这位官员说出的话让我很意外也很震惊。我让这位官员给我写个字据,以免在车上被抓住了好有个交代。对方不给写,我就问他:“如果在车上被抓住了,我就说是省政府的人让我这么做的,行吗?”

  看来这位官员急于把这些人打发回去,就不耐烦地摆着手说道:“行行行。”这位官员心里清楚,他说出来的话,随时可以否认,因为空口无凭。

  在列车上,这些访民在验票的时候和列车长发生了不愉快,但还是一路颠簸地到达了北疆。
楼主神奇柏方 时间:2017-06-19 16:18:16
  这次从京都回来,心情和以往略有不同,因为这次在京都拿到了由省政府住京办事处发给的“圣旨”。我心想,省里发的“圣旨”还能不好使吗?让我失望和气愤的是,迎接我的仍然是无休止地推脱和搪塞。

  我带着“圣旨”在各级政府那里跑了一圈也没人搭理我,一气之下,我就跑到法院要求立案告政府。法院的人说:“政府不能作为诉讼主体,你告不了。”

  于是我开口说道:“那我该怎么办?问题总该有人来给解决吧?”

  对方的回答很出乎我的意料。这位法官漫不经心地说道:“你认为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不客气地说道:“那我就告法院。”

  对方同样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法院你也告不了。”

  我问为什么?

  对方回答说:“对法院有意见只能去找‘人大’,或者去找政法委。”

  要是没去过“人大”,说不定我还会相信对方的鬼话,给我的感觉,“人大”就是个摆设。要不是这位法官的提醒,我还真把政法委给忘了。上访这么些年,我还从没找过政法委,于是我带着厚厚的材料去了省政法委。

  省委门前荷枪的卫兵不让我靠近。我说我是来找政法委上访的,卫兵就让我进到旁边的传达室里去登记。传达室里坐着一位戴老花镜的人,这个人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整理着报纸和信件。我一边把带来的材料递过去,一边说明来意。这个人抬起头来打量着我,然后接过材料翻了翻,又掂了掂分量,接下来他开口说话了:“复印这些材料要花好多钱呐!”他劝我带上这些材料去找市政法委,他说,“凭你这点事,把材料撂在这里等于白撂。”

  听得出来,对方是好意,于是我收起材料直接去了市政法委。到了市政法委,荷枪的卫兵同样不让我进院,传达室里的人说,只能用电话和里面沟通。传达室里的人给我一个内部电话号码,让我用传达室里的电话拨过去。

  电话那边是一位女性,她说我的事她听说过,她劝我不要再告了,再告对自己没什么好处。她劝我还是想办法挣点钱去吧,把自己家的小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

  看来这位官员也很无奈,接下来她诚恳地说道:“社会现状,你改变不了,你只能学会去适应。”

  看来她也是好意,然而我心里却很不是滋味,我咽不下这口气,就带上那些材料鬼使神差地去了区政府。

  这些年来,问题虽然没能得到解决,环境变化却很大,过去肮脏、混乱不堪的环境很难再见到了。过去的信访办,现在改叫信访局了,过去的工业局,现在改名叫企业管理局了,区工业局信访科负责人老敏、纪检书记付景华他们也都光荣地退休了。过去区工业局的孙局长,现在被提升为副区长;张厂长现在也不是一般人了,不久前,听说他混上了人大代表;张厂长的老同学,区工业局副局长张凤琴,被调到了质量技术监督局升为局长了;区政府信访办的那位张主任被提升为处级干部,这位处级干部一见到我就惊讶地说道:“你的问题怎么还没完呢?”

  不知他是在装傻,还是在明知故问,因此我没搭理他。让我特别高兴的是,在这里我意外地见到了王铁成,就是当年被局领导派到玉器厂接替牛书记职位的王铁成。现在的王铁成是区企业局驻区政府信访办的负责人之一。王铁成一见到我就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见到了王铁成,就像见到了一缕耀眼的阳光。王铁成让我哪也不要再找了,他让我马上回企业局,他说“你的事肯定给你解决。”王铁成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把电话打到了和平区企业管理局。还是熟人好办事,熟人的一句话,比我从京城拿回来的“圣旨”还好使。

  信访科的王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王科长开门见山地说:“你不是说单位还欠你两万元钱吗,现在就给你,但是你必须先写下保证书,保证从此不再进京都上访了。”

  拿到了保证书,王科长高兴地说道:“本着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局领导决定一次性给你两万元现金。”接下来王科长又说道,“依据你与玉器厂签署的99年协议约定,现在已经全部返还完毕,总计为五万三千元整。”说完这些,王科长打开抽屉,拿出两捆百元人民币交到我手上。

  有人给钱,我当然高兴,但是我为单位工作垫付出去的是十万元,现在只返还给我两万元,加上单位以前给的三万三千元,总共才五万三千元,离投入的成本相差一半,因此我心里很不愉快,我说:“按百分之五十返还投入资金我同意,但是同时还应该履行利益按百分之五十分配的条款,不然我就吃亏了。”

  王科长说:“协议上确实提到了这个条款,但是这个条款究竟有没有效?合不合法?法院说了算,企业局说了不算。我们的国家是讲法制的国家,要依法治国嘛。”

  “既然是依法治国,就应该依法办事,当初是张厂长利用职权侵占了我两万元,因此就应该依法追究张厂长的法律责任,让张厂长还我的钱,而事实上却是由企业局出钱平息我和玉器厂之间的协议纠纷,你们这种行为不合法理!”

  “钱是政府出的,不是局里的。”王科长解释说。

  “那就更不合理了。”我这样说道。

  “从原则的角度来说,”王科长笑着说道,“钱应该由单位承担,但是单位有困难,现在不是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吗,本着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给你两万元,有什么不合理的!”

  王科长这番话,我不能接受,但我还是无可奈何地收下了王科长递过来的两万元现金,不然咋整?我心里虽然不是很舒服,但是总比一点拿不回来要好出去很多。

  “这就对了吗,”王科长笑着说道,“要不是有人替你说话,这钱你是拿不到的。”

  让我弄不明白的是,钱是玉器厂和张厂长欠下的,为什么不让张厂长依法返还呢?为什么要依据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由区政府替张厂长买单呢?不是总在讲依法治国吗?现在为什么不讲“依法”了呢?难道中国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隐性法律?如果是我贪污或敲诈了企业的钱,还会不会也依据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对我网开一面呢?

  不会的!法律会这样严肃而坚定地说,那么为什么有人就可以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法律并不是铁板一块,在有些人那里,法律是可以变通的,也是可以透支的。

  这两万元讨的可真不容易,历经十年,法院让我找政府,政府让我找法院,最后法院让我去找联合国——不知被这样折腾过多少次,甚至从京城带回来的“圣旨”都没能解决问题,然而地方芝麻官的一句话就解决了,看来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关键是想不想给你解决。虽然问题没得到彻底解决,但是必定或多或少地解决了一部分,这让我似乎找回了些平衡。

  两万元,对于有些人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下岗职工来说,就至关重要了,更何况我还欠着人家不少外债呢,如果不尽快把欠人家的钱还给人家,我会寝食不安的。

  既然企业局把彻底解决问题的责任推给了法院,那么我只好再去麻烦法院了。当我再一次来到区法院,一位法官这样对我说:“上访是违法的,上访不是法定事由,法院和政府都不支持你们上访、、、、、、”

  “既然上访是违法的,你们不支持上访,为什么不取缔信访办?为什么还要从中央到地方成立那么多的非法组织(信访办)?”我不服气地这样说道,“上访是违反了国法?还是违反了什么人私下订立的家法?要是政府和法院都不支持上访,那么就把全国各地的信访办都取缔了算了,不要摆在那里装门面,弄得访民们蒙头转向的,到头来白搭了时间、白搭了钱不说,还会惹来一肚子的气。”

  我不想和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就转身去找立案庭要求立案,依法解决问题。立案庭的法官冷冷地说道:“你去找安庭长问问,能不能给你立案”。不知这位法官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把“给”这个字说得特别重,好像有意在强调着什么。

  2009年12月17日这天上午,我好不容易混上去了法院的办公楼。不过,庭长办公室上的门锁让我很失望,一位打扫卫生的人说,庭长他们都开会去了。正当我准备走下楼梯的时候,一位法官匆匆走了过来,打扫卫生的人悄声告诉我说:“这位就是安庭长。”

  安庭长很客气地把我请进他的办公室,问有什么事。我不客气地讲起了缘由。

  安庭长说:“你还得去找政府解决。”

  我说“政府已经给我解决完了。”

  “解决完了你还来找法院干什么?”

  “政府那边解决完了,不等于法院这边也解决完了。政府的人说了,玉器厂和我在97年和99年签署的两份合同究竟有没有效,应该由你们法院来认定。”

  听我这么一说,安庭长就答应说,他们可以再研究研究,让我回家等结果。于是我开始耐着性子等,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也没等来法院那边研究的结果,我就来了情绪。我带着厚厚的申述材料,气冲冲地去了北疆市信访大厅。在信访大厅里,法院信访这边让我到政府信访那边再去找政府,我一赌气就给法院和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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