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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无关“尊师重道”:中国古代塾师的真实境遇(转载)

楼主:_雲卷雲舒 时间:2019-01-08 18:34:44 点击:19 回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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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一定对周进这个人物印象深刻。此人和那个中举发疯的范进一样热衷功名,可惜也是屡试不中,考到六十多岁,头发胡子都白了,连个秀才都没捞着。又没有别的谋生手段,眼看着要挨饿了,只好四处应聘塾师——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启蒙老师,但无论工资待遇还是社会地位,和现在的老师都有天壤之别。
  《儒林外史》第二回,对于周进的出场是这样写的:村里几户人家商议,想合请一位塾师给孩子开蒙,其中一人提到了周进,说他原先在县衙一个小官家做先生,教了三年,那家孩子就中了秀才。于是大家一致同意请周进来村里坐馆(开塾教书),并约好学费是每年十二两银子,正月十六下乡和大家见面,正月二十开学。书中在这里有段描写:
  “到了十六日,众人将分子送到申祥甫家备酒饭,请了集上新进学的梅三相做陪客……听得门外狗叫,申祥甫走出去迎了进来。众人看周进时,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申祥甫拱进堂屋,梅玖方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
  短短的一段,其实信息量很大。周进下乡就任,第一个迎接他的却是“狗叫”,暗示其貌相寒酸,形同乞丐;六十多岁的读书人,为县里干部子弟做了三年家教,而且小有成果,身上仍然没一套像样的衣服,连脚上鞋子都是“旧大红”色的,不仅寒酸,还很违和;被请来陪客的秀才梅玖,对周进傲慢无礼,人家都进堂屋了,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在后文中,这位梅秀才还对周进极尽揶揄挖苦,让他无地自容。
  非但如此,原先说好的学费,结果“只有荀家是一钱银子,其余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来个钱的,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周进的学堂设在观音庵里,食宿都由和尚安排,平常的饭菜只有“一叠老菜叶,一壶热水”;等到有客人来访,周进还要帮和尚打扫卫生……
  这时的周进,哪还有半点“师道尊严”,众人对待周进,哪还有半点“尊师重道”?

  而在中国古代特别是科举时代,周进的遭遇其实就是无数塾师的缩影。
  这里之所以说“塾师”而不是更通俗的“私塾先生”,在于“私塾先生”只是塾师的一种。在古代,教学机构大致可分为两类:公学和学塾。公学就是官办大学,比如太学、国子监,老师都有相应的官衔,由国家发工资,待遇不必多说;而学塾都是私立的,也分多种:富裕家庭聘请老师来家里教课的,是家塾;某一宗族在宗祠内设立的学堂,称为族塾;村民共建的,叫作村塾,像周进这种;由地方政府或富商显贵出资兴办、减免学杂费的,称作义塾;还有塾师自己开办的,用自己或租借的房子做学堂的,才是“私塾”。所有这些私立学校的老师,统称为塾师,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是科举场上的失败者,功名最多是个秀才,甚至像周进这样连秀才都没考中的老童生。
  现在我们常说:“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的确,从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到科举制度确立之前,这种传统总体上是名副其实的。那时的教育还没有很强的功利色彩,老师们专注于“传道受业解惑”,学生执着于“朝闻道夕死可矣”,整个社会最受尊重的除了达官显贵,还有德高望重的经师大儒;朝廷选拔官员,并不需要层层考试,而更多的依靠世袭、举荐、查访,不仅看重才干更看重德行和声望。然而,随着科举制的确立和普及,特别是宋代以后,“当官”成了天下读书人的唯一“正途”,科举考试成了“当官”的唯一通道,也成了读书人的唯一“要务”,知识不再是一种终极追求,而只是科举路上的敲门砖;是否能通过科举取得官位,成了衡量读书人才学的唯一标准。这使得无数读书人在灯下耗尽毕生心血,只求一朝金榜题名。而官员名额又十分有限,这就注定有无数读书人要沦为科举的炮灰。一旦功名不成,这些人除了当幕僚、帮闲清客、卖字画之外,主要的出路就是当塾师。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和价值取向,塾师的境遇地位可想而知。尽管有少数塾师享受到东家不错的待遇,也有一些人确实以教书为终身的志趣,但对于大多数塾师而言,做塾师只是被逼无奈的权宜之计,他们对教书既不擅长也不热爱,一旦有机会,他们依然会去参加科举;同时,塾师的东家和学生对他们最多是维持表面上的一点尊敬,心里却把他们看作失败者、穷酸腐儒。作为塾师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束脩(学费),东家经常拖欠,以至一家老小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有的东家还会随意辞退塾师,连招呼也不打一个,而且辞退之后拖欠的工资也不结清。即使最终支付了工资,拿到手的也常常是缺斤短两的银钱和已经发霉的粮米。学生们也不省心,调皮捣蛋是家常便饭,即便有戒尺责罚也未必管用。

  南宋的秦桧,发迹之前曾做过塾师,他感叹:“若有水田三百亩,来年不作猢狲王”,这两句后来演变为更通俗的“家有三斗粮,不做孩子王”;清代的郑板桥在成名之前也做过塾师,回忆那段生涯,他同样写诗自嘲:“教书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寒清闲客,无枷无锁自在囚,课繁子弟偏懒惰,功少东家结冤仇。从今改过神龛子,天地君亲大牯牛。”
  “教书原来是下流”,这就是科举时代整个社会对塾师职业的认知,这首诗也成为塾师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也正因如此,在内心深处,中国人对“教师”的感觉似乎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神圣。
  但与此同时,在科举时代,有一种“师”是真正备受尊崇的,那就是各级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从唐宋开始,被科举录取的士子一旦被某位考官录取,就可以自称是考官的“门生”,甚至还要参加专门的“拜师”仪式,而考官也会堂而皇之地以士子的“老师”和“伯乐”自居。这种师生关系当然多半有名无实,它的意义一是促成了官场中的裙带关系,二是为“尊师重道”这一日渐式微的传统装点门面。而当年为士子启蒙的塾师们,早已被他们忘在九霄云外了。


  转自文史探微百家号
作者 :本帅永远是你大爷 时间:2019-01-08 18:45:43
  对基督教制造的黑暗百般跪舔,对中国私塾制度决不能容!
作者 :本帅永远是你大爷 时间:2019-01-08 19:04:34
  这种蠢货只知私塾不知书院,恐怕国子监之类的更特么蒙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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