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在1931年到1948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年清华大学曾有所谓四大国学导师之说,他们是粱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和赵元任.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也完全称得上世界级的学术大师.而以之衡量现在的中国学界,尚无人望其项背.不仅如此,就是当今中国学界的一些领军人物,竟还时不时深陷抄袭剽窃这类低级的丑闻中,更遑论所谓大师的风范了.
相对于民国时期的教授治校,如今的大学官场化严重到如此程度:一个教授如果没有行政职务,就只不过是个学奴,要仰承上司的鼻息讨生活,在学校资源的配置上毫无影响力.学官们不是主动为教师服务,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好的教研条件,而是对下颐指气使俨如学霸.著名华裔史学大师,曾任美国亚洲学会首位亚裔会长的何炳棣先生,在他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谈到了这样一件事:当他刚去美国著名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时,在一次同事家举行的聚会上,首次见到芝大校长李维,稍事寒喧后,李维校长就紧接着问他有什么特殊需要,何坦言:“Sir,如果你愿意我栽培出第一流的博士生,那么我们的中文图书还需要加强.”李维校长马上问需要多少钱,何回答,也许需要十万元.李维校长毫不迟疑,马上告诉他:“正巧,校中有一笔特别款额备我不时之需,你和同事们商讨,四星期内给我写一个备忘录.”不久款项悉数到位。迄至这个世纪初,在举世各科门类诺贝尔奖金得主超过700多人,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学生及曾在芝加哥大学做高深研究者共占73人之多,总数仅次于英国剑桥(77人).自从诺贝尔增设经济奖以来,获奖总共49人之中,芝大学人已占2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