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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背《柴氏族谱史志寻踪》——之一《柴大任》(转载)

楼主:贵山夜话2017 时间:2017-06-15 16:45:18 点击:18 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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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柴大任
  根据大王背《柴氏族谱》(以下简称《柴谱》)记载分析,柴大任同胞弟兄共计六人,柴大任行四。他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参加癸酉科贵州乡试,并中举成举人。他是大王背柴氏一门中诞生的第一位举人。

  1.1古籍方志对柴大任中举情况的记载
  1.1.1清道光《贵阳府志》的记载

  
  图一
  该图摘自清道光《贵阳府志》卷十七《选举﹒举人表第二十六之三》(贵州人民出版社点校本第453页)

  图中记载:“柴大任,附生(关于什么是“附生”,见后文“1.4”的阐述),官‘学正’,《科第录》作‘教授’。”显然,一百七十多年前,当时纂修《贵阳府志》的人还搞不清楚柴大任的职务究竟是“学正”还是“教授”。其实,根据清道光《大定府志》的记载,柴大任既当过“学正”,也任过“教授”(详情见后文“1.5”的记载)。

  1.1.2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的记载
  
  图二
  该图摘自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二﹒清顺治雍正进士举人表》(贵州人民出版社点校本第316页)


  1.1.3雍正《山西通志》的记载
  
  图三
  该图摘自雍正《山西通志》卷七十二/科目八/国朝/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科乡试对柴大任贵州乡试中举的记载

  雍正《山西通志》卷七十二-科目八-国朝-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科乡试条目下,关于一个叫“柴大任”的人,其人名、乡试中举地为“贵州”,以及中举科别为“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科”等信息,均与清道光《贵阳府志》及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对此人中举情况的记载完全吻合。不难判断,三志所记,实为一人。即,此人系大王背《柴谱》第19页所记载的“柴大任”。至于雍正《山西通志》为何会有柴大任贵州乡试中举情况的记载,详见后文“10.1”的阐述。
  从以上三部省内外古籍方志关于柴大任中举的科第及年份看,与大王背《柴谱》的记载是吻合的,均为“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科”。

  1.2关于柴大任是不是“解元”的问题
  大王背《柴谱》第19页记载,柴大任“系癸酉正科解元”(关于什么叫“正科”,请参见后文“4.4”的阐述)。此记载有误,柴大任不是“解元”(关于什么是“解元”,见后文“3.4”的阐述。)这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证:
  一、目前所见省内有关柴大任的文史资料中,均没有他是“解元”的记载。
  二、康熙癸酉科贵州乡试的解元另有其人,不是柴大任。
  清代法式善所著《清秘述闻》,是一部详细记录清代科举考试的特别重要的文献。该书在“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科乡试”条目下记载各省关于该科乡试的情况时,在“贵州”一栏明确记载,这一科贵州乡试的“解元”是思南人田仁渐(思南和思州田氏,曾是贵州宋、安、田、杨四大土司之一)。详情见下图:
  
  图四
  该图摘自(清)法式善所著《清秘述闻》(中华书局繁体字本第78页)


  综上,笔者认为,大王背《柴谱》关于柴大任“系癸酉正科解元”的记载有误。发生这一误记的原因是张冠李戴,将哥哥柴大本“解元”的桂冠,戴在了弟弟柴大任的头上。这个必须予以纠正(详见后文“3.3”的阐述)。

  1.3柴大任参加康熙癸酉科贵州乡试的大致情况
  1.3.1该科乡试朝廷钦命的贵州省主考官及副主考官
  主考官:翰林院编修,进士、江南颍州(今安徽省西北部阜阳市颍州区)人宁世簪。
  副主考官:户部员外郎、进士、直隶清苑(今河北省清苑县)人陈正。
  以上所据为《清秘述闻三种》的记载(中华书局繁体字本第78页。)

  1.3.2该科贵州乡试考题、录取名额及解元
  一、考题:“仁远乎哉”一节;“行而民莫”一句;“吾岂若于 之哉”。
  二、解元:田仁渐,思南人。(以上所据为《清秘述闻三种》,中华书局繁体字本第78页。)
  三、中式举人额数:20人。(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点校本316页)

  1.4关于柴大任在新贵县儒学读书时“附生”的身份
  根据清道光《贵阳府志》记载,在中举前,柴大任是新贵县儒学的“附生”。
  《清史稿》卷一百六《志八十一﹒选举一﹒学校一》记载,清代在各府、州、直隶厅及各个县均设有儒学。在儒学里面就读的“学生”统称为“生员”,也就是现在俗称的“秀才”。他们是通过了“童子试”(一种为了取得进入官办儒学读书资格而进行的考试。明、清时期,“童生”只有通过了县试、府试和本省提学道或提督学政主持的院试后,才能获得进入儒学学习的资格。)获得进入官办儒学学习资格的读书人。通过进一步的考试筛选后,他们有资格参加国家统一举行的科举考试,去逐步争取举人甚至进士的出身。
  在明、清时期,“童生”只有获得了进入官办儒学学习的“生员”资格(也就是俗称的“秀才”资格),才能有机会参加接下来的各种科举考试,从而挣取功名。除此,几乎别无他途。获得进入官办儒学学习的资格,也叫“进学”。在清代的教育制度中,读书人只有“进学”后,才真正被纳入到了一省主管科举和教育的最高长官——“提督学政”的管辖范围。具体说来,也就是步入了科举制度的轨道。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年龄小而被称为“童生”。不管年龄大小,只要尚未取得进入官办儒学学习资格的读书人,都叫“童生”。清人吴敬梓在其《儒林外史》第二回《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中,在申祥甫为儿子延请蒙师的宴席上,就有请来陪席的、新近入学成为秀才的三十来岁的梅三相,拿六十多岁却尚未进学的老童生周进各种揶揄、开涮的笔墨。而周进正是申祥甫为儿子延请的蒙师。且周进之前启蒙课授的顾小舍都已经通过“童子试”进学成了秀才,但作为老师的周进却还是个“童生”。
  清代,在府、州、县儒学就读的生员,按照他们的道德修养和学习成绩的高低分为三个等级,一等为廪膳生,简称“廪生”。据《贵州教育考试史》(第81页)记载,廪生每年可得到国库支付的4两银子及一定数量的廪米,这些钱粮当时叫“廪饩”;二等为增广生,简称“增生”。增生不食“廪”,即增生不能享受朝廷发放的“廪饩”。每个地方的儒学,廪膳生和增广生的名额都有严格的限制。三等为附学生,简称“附生”。附生也不得食“廪”。
  明朝初设儒学时,凡是有资格进入各级儒学学习的生员,都享受朝廷给予的一定的生活补贴,这个时候的生员都是“廪膳生”,但是名额很有限。随后,为了鼓励读书,朝廷扩招,采取了扩大入学生员名额的政策。于是,为了区别于之前享受朝廷补贴的“廪膳生”,就将“扩招”的这部分生员称为“增广生”,简称“增生”。扩招的“增广生”在名额上仍然有严格的限制。
  增广生的等级低于“廪膳生”,不能享受朝廷发放的生活补贴。但是,按照“六等黜陟法”(一种对生员进行奖励、处罚、降等、升等的完善而严密,且操作性非常强的制度),如果增生在提督学政官(主管一省教育的最高长官,相当于现在省教育厅厅长一职)主持的“岁试”考试中(提督学政官任期三年,到任第一年就主持“岁试”,通过这一考试的结果,重新划分生员的等级和待遇)考列“二等”以上(含二等),在“廪膳生”的名额有空缺的情况下(比如,一些廪膳生在“岁试”中成绩下降,从廪膳生降等为增广生,或廪膳生去世、考取举人、或通过其他方式被保送进京入“国子监”学习等,都会空缺出一些廪膳生的名额),就可以升补为“廪膳生”。反之,如果增广生在“岁试”中考列五等,则会被降为“附学生”。
  随着读书人不断增加,“扩招”的增广生在名额上仍然满足不了广大读书人进入儒学学习的需求。于是朝廷又出台政策,在增广生名额的基础上,再次扩大招生。为了区别于之前的“廪膳生”和“增广生”,就将这种再次扩大招生的生员称为“附学生”,简称“附生”。
  附生的等级低于增生。但是,按照“六等黜陟法”,他们同样可以通过在“岁试”中考列二等以上(含二等)的好成绩,逐级升补为增生,甚至是廪生。反之,如果附生在“岁试”中考列四等,将会受到惩罚,但不降等。考列五等,就会被取消生员、即秀才资格,逐出儒学,贬为“青衣”(清代“童生”的法定服色)。
  可见,最初“增广生”和“附学生”,不过是官方为了区别通过不同扩招办法入学的生员所取的两个名目而已。随着教学制度的不断完善,为了奖勤罚惰,“廪膳生”、“增广生”和“附学生”,逐渐演变为“六等黜陟法”中划分生员等级的三个档次。
  后来,清代的学校教育和生员制度基本上沿袭明代的做法,而又日益完备。
  根据清道光《贵阳府志》的记载,柴大任是新贵县儒学的“附学生”。这里提到的“新贵县”,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以龙里卫及平伐长官司地合并而置,隶属当时的贵阳军民府,县治与府治同在贵阳城。贵州“首县”即始于此(首县,即首府附郭之县,其意犹如今南明区政府、云岩区政府与省会之贵阳市政府同城办公一样)。柴大任中举后的第二年,即康熙三十四年六月(1695年),将新贵县辖地全部划归贵筑县后,新贵县废。其原辖地大部在今贵阳市范围(综合《贵州省志﹒大事记》记载)。

  1.5据清道光《大定府志》记载,柴大任曾先后任大定州、府“学正”和“教授”一职。
  清代贵州的大定州、府,其治所(政府官员们集中办公的地方)在今天毕节市大方县城。
  
  图五
  该图截自中华书局点校本《大定府志》第483页
  1.5.1柴大任任大定州儒学学正的时间
  一、柴大任任大定州学正的时间必在其中举取得功名以后,即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以后。
  二、因“学正”一职,为清代州一级政府机构中主管教育的官员。所以柴大任任职大定“学正”一职时,当时大定的行政级别必定为“州”。
  据清道光《大定府志》卷十一记载,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将原属于大定府管辖的乌撒划归威宁府管辖后,降大定府为大定州,隶属于威宁府。尔后,雍正八年(1730年),将威宁府降为威宁州,隶属大定,又升大定州为大定府(中华书局点校本《大定府志》214页)。据此判断,大定为州的时间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至雍正八年(1730年)之间。而柴大任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中举。所以,柴大任任大定州学正一职的时间可断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至雍正八年(1730年)之间。
  37年的跨度似乎太长,据后文“6.1.2”关于柴华于雍正二年中举的记述,则柴大任任职大定州学正一职的时间,又可精确到柴华中举前(雍正二年前)至雍正八年这段时间又因教职的任职年限为三年(即一科乡试的间隔周期),所以,柴大任任职大定州学正的起始时间又可断在柴华中举前两年,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前。
  综上,笔者认为,粗略推算,柴大任任职大定州学正一职的时间,大约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前至雍正八年(1730年)之间。
  至于笔者为何根据柴华中举的时间,倒推柴大任任职大定州学正一职的起始时间,详见后文“6.2”和“6.8”的阐述。

  1.5.2柴大任任大定府儒学教授的时间
  因“教授”一职,是清代府一级行政机构中主管教育的最高官员,所以柴大任任职大定府儒学教授的起始时间,必在大定由州升为府之时。前文“1.5.1”已阐述,雍正八年(1730年),将威宁府降为威宁州,隶属大定后,又升大定州为大定府(中华书局点校本《大定府志》第214页)。据此,则柴大任应于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任大定府儒学教授。
  实际上,柴大任应该属于连任。即,在雍正八年以前,大定为州,他为大定州儒学学正。适逢雍正八年(1730年)改制,升大定州为大定府后,其职务相应的也匹配为府学教授。这种职务的升迁,是行政区划升格后的自然结果。
  至于柴大任离任大定府儒学教授一职的时间则不可考。
  1.6柴大任的官有多大
  《清史稿﹒职官志三﹒儒学》记载:“府教授,正七品。州学正,正八品。(中华书局3358页)”府学教授的下级官员为府学训导(从八品),州学正的下级官员为州学训导(州学训导也是正八品,但实际工作中的行政关系比州学正低。)府学教授和州学正的职责是:“掌迪训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懒,评品行优劣,以听于学政(即‘提督学政’官,是主管一省教育和科举的最高官员,相当于现在省教育厅厅长一职。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任。)训导佐之。”
  也就是说,柴大任是清代州、府一级地方政府机构中主管教育的官员。按照清代制度惯例,主管教育的官员(除主管一省教育和科举考试的提督学政官之外)一般为本省科举出身的举人,但他们不能在户籍所在地的府、州、县担任教育职务的官员。所以,柴大任是贵州人,他可以在贵州省内担任学官。但由于他是贵阳府人,所以他不能在贵阳府范围内担任学官(关于清代官员任职的籍贯回避制度,见后文“4.7”的阐述)。这就是柴大任任职大定的原因。
  然而,当时贵州所辖还有黎平府、铜仁府、镇远府、安顺府、思南府、思州府等,柴大任为何偏偏在大定府任职呢?
  据大王背《柴谱》记载,柴大任的祖父、即大王背柴氏入黔祖柴养柱,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宦游来黔,曾在大定地方任职。且据笔者的分析,入黔时的柴养柱,其在清军行伍中的品级职务不会很低,入黔后又任过高级武官(见后文“10.3.1”及“10.3.2”的阐述)。是否当年柴养柱任职大定期间的人脉关系还存在,于是作为大王背柴氏第一位举人的柴大任,才来到了祖父曾任职过的地方担任学官呢?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种联想,特在此处作下“记号”,待后来者继续考证。

  1.7柴大任的职务相当于今天的什么官职
  根据清道光《大定府志》卷十一记载,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将原属于大定府管辖的乌撒划归威宁府管辖后,降大定府为大定州,隶属于威宁府(中华书局点校本《大定府志》第214页)。清代的“散州”(隶属于府的州称“府属州”或“散州”,隶属于省级政府机构“布政使司”的州,称“直隶州”),其行政级别略高于县(这一点可以从府属州的知州为从五品,而知县为正七品得到印证。)但低于府。据此分析,当时的大定州相当于现在的县级市。所以,当时柴大任“大定州学正”一职,相当于现在贵阳市所辖清镇市教育局局长一职。
  仍据《大定府志》卷十一记载,雍正八年(1730年),降威宁府为威宁州,隶属大定,于是又升大定州为大定府(中华书局点校本《大定府志》第214页)。清代的“府”管辖若干散州、厅及县,相当于现在地市一级行政区划,而大定即今毕节市大方一带,所以当时的大定府就相当于现在的毕节市。于是,当时柴大任“大定府儒学教授”一职,恰好便相当于现在毕节市教育局局长一职。

  1.8柴大任的工资有多少
  清代,与京官的收入相比,外官的工资只有“俸银”一项,没有“禄米”和“恩俸”两项。外官俸银的多少,比照同品级京官的俸银发放。
  据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记载,正七品官的俸银为45两/年,正八品官的俸银为40两/年。当时柴大任俸银的购买能力,可参考(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六﹒江苏督抚请减苏松太浮粮疏》的记载:“雍正中,漕米每石银一两,其时,银价每两易钱七八百文。”
  清代自雍正初开始,因“火耗归公”政策的实施,剥夺了地方官一项很大的灰色收入。为高薪养廉起见,在外官的收入中开始有“养廉银”一项。但,政策的制定者或许认为教职很高尚,本身必须具备清廉的操守,因此无需“养廉”。根据清道光《贵阳府志》记载,“教授、训导无养廉银,凡学官同(卷四十五《食货略第五之二》,点校本第904页。)”这种记载,恐怕不是“贵阳特色”。就是说,有清一代,主管教育的官员都没有“养廉银”这项收入。据此判断,与贵阳府同在一省的大定府/州的教授、学正同样也没有“养廉银”一项收入。
  综上,将柴大任在大定府/州的任职情况列表如下:
  
  表一

  1.9柴大任有哪些下属人员
  清道光《贵阳府志》卷四十五《食货略》记载,当时定番州儒学学正及训导的薪俸分配与贵筑县儒学教谕、训导是相同的,总数同为“一百四十一两三钱三分三厘”。因此,可根据当时贵阳府贵筑县儒学教谕、训导的薪俸分配涉及到的职务人员,大体推知柴大任任职大定州儒学学正时有如下属官、属员:训导1人、学书1人、斋夫1人、膳夫1人、门子1人。详情见下表:
  
  表二

  根据清道光《贵阳府志》卷四十五《食货略》所记贵阳府儒学薪俸分配所涉及到的职务人员(点校本第902页)。大体可以知道柴大任任职大定府儒学教授期间应该有以下下属官、属员:训导1人(从八品)、学书1人、斋夫1人、膳夫1人、门子1人。详细情况见下图:
  
  表三

  从“表二”及“表三”可知,清代,州“学正”与府“教授”的属官属员配置大致是相同的。

  1.10柴大任的官服和顶戴
  1.10.1柴大任为大定府儒学教授时的官服和顶戴(文职正七品舆服)
  据《清史稿》卷一百三《志七十八﹒舆服二》记载:“文七品朝冠(朝冠,即官员上朝时戴的官帽,低品级官员无缘进京上朝,这种官帽一般是非常正式和隆重的场合戴用),顶镂花金座,中饰小水晶一,上衔素金。”
  “吉服冠(所谓吉服冠,是仅次于朝冠的礼服,也是官员日常办公时穿戴的衣服和帽子)顶亦用素金。补服前后绣鸂鶒,朝带素圆版四。蟒袍通绣四爪五蟒。朝服色用石青,片金缘,通身云缎,前后方襕行蟒各一,中有襞积。领、袖俱用石青妆缎。无朝珠。”(中华书局繁体字本3057页。)

  1.10.2柴大任为大定州儒学学正时的官服和顶戴(文职正八品舆服)
  文八品朝冠,镂花阴文,金顶无饰。吉服冠同。补服前后绣鹌鹑。朝服色用石青云缎,无蟒。领、袖冬、夏皆青倭缎,中有襞积。朝带银衔明羊角圆版四。无朝珠。(《清史稿》卷一百三﹒志七十八﹒舆服二,中华书局3057页。)

  1.11柴大任出行的仪卫(文职正七品仪从)
  根据《清史稿》的相关记载,“教授”一职属于学官,虽与“知县”同为文职正七品衔,但其出行的仪卫却较为简单,远不及“知县”仪卫那样炫赫。这很可能与其职责需要“为人师表,礼贤下士”有关。
  据《清史稿》卷一百五《志八十﹒舆服四﹒卤簿附》记载:“学官,蓝伞1。(华书局3096页)”仅此而已。
楼主贵山夜话2017 时间:2017-06-16 16:04:01
  这贴实在太冷了,若有柴姓朋友到还好些。不过,这个家族来到我的故乡,很短的时间,确实创造了非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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