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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毕节七星关宋永高题联说开去

楼主:贵山夜话2017 时间:2017-07-22 01:51:35 点击:38 回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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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得阅署名为周遵鹏的两篇文章——《七星关古城史话》和《七星关史略》。内中在记述前人对“七星关”的诗词赞赋时,惊现“水东宋氏”著名先祖宋永高对七星关武侯祠的题联。惊心动魄之余,竟致彻夜难眠。
  
  据周遵鹏先生文章记述,宋永高遗落在今毕节“七星关”的墨迹有两副联语。一为题七星关武侯祠联:“八战八克威震华夏;七擒七纵义高南中。”一为题七星关孔明碑联:“取二川、排八阵、六纵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定西蜀、平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革爻卦,水面偏能用火攻。”读罢,拍案惊绝。妙哉斯联,叠用数字与表示方位的东、西、南、北、中工稳对仗,高度概括了诸葛武侯纵横开阖、波澜壮阔的一生。因联语尚不见于今水东地区的文史记载,字句映入眼帘遂有触目惊心之感。
  遗憾的是,作者在文中并未提及宋永高题联的出处所据何本。一番辗转周折后,笔者终于联系上毕节市七星关区史志办主任周遵鹏先生。悉心请教下,周先生对他文中所记宋永高题联的来历娓娓道来。
  原来,七星关处的武侯祠,自唐宋以来,历代均有重建或增修。或许因联语高度概括了诸葛武侯的一生,所以在历代对武侯祠的重建、增修中,宋永高的两副题联都保存了下来。窃以为,南宋时期的题联,无论其载体是何材质,都不太可能穿越七百多年的沧桑变故原物保存到解放初期。极有可能是后人在历次重修中修旧如旧,在复制这两副联语时,仍旧落最初的题联者宋永高的款。这也可见,凡是物质的东西,其形式在沿革中终有销声匿迹的那一天,惟有文明具有润物无声的巨大渗透和传播的能力。
  
  据周遵鹏先生介绍,直至解放初期,武侯祠尚存。时七星关饮马川一位爱好诗词歌赋名叫李才举的青年人,当上了一名电影放映员。这在当时,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妙趣横生而又诗意浪漫的职业。意气风发的诗人李才举遂带上电影胶片,骑着单车,走村串寨放电影。一次,李才举来到七星关放映,游览当地古迹,来到武侯祠,他看到了落款为宋永高的上述两副题联,遂记录下来。我想,即使在解放初期,在省境内能看见南宋时期的文化遗存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周遵鹏先生说,七星关武侯祠毁于上世纪“破四旧”疯狂的年代。李才举老人以86遂高龄寿终,辞世已五、六年。他的女儿与周遵鹏先生曾是同事,她保留了父亲的记录文稿。据周遵鹏先生讲述,李才举老人离世后,其女儿还将父亲遗稿交给他阅读过。根据才举老人的遗稿记录,当年他到七星关武侯祠游览,看到的那两副联语,其落款确为“贵州经略安抚使宋永高”。周遵鹏先生还说,李才举老人当年收集到的这两副宋永高的联语,已收入《中国对联集成•贵州卷》中。笔者目前尚未得见《中国对联集成•贵州卷》一书,但想来周先生所言必是其亲眼所见。
  
  今水东地区关于宋永高的文史研究,所据仅为明、清时期的几部方志。实在缺乏史料又必须有所本时,才不得不忐忑不安的引用宋氏各旧谱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下,水东地区对宋永高的认识实难有新的突破。今水西传来发现宋永高两副题联的消息,这对于丰富水东对宋永高的文史记载而言,不独新奇,且弥足珍贵。于是就不难理解笔者于无意间接收到这条消息时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感受了。而这一切,都要感谢七星关饮马川曾经那位浪漫的电影放映员——李才举。在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方面,我们似乎都应该具备李才举老人那样的自觉感和责任感。在此,表达对李老的敬意。
  笔者以宋永高的上述题联为线索,扩展搜索思路,果然又有所发现。显然,上述两副联语至少在今毕节七星关区文艺界有较高的知名度,且地方上对联语的作者为宋永高并无异议。
  
  已74岁高龄的聂宗文老人,是毕节市七星关区德溪街道办德沟村蒋家湾人,是毕节地方很有名望的民间诗人。《毕节日报》称其:“对诗歌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从1962年学写诗开始,他的诗歌约有800多首了。”其长篇诗作《说七星关(古风)》,以七星关浑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背景,历数从汉武帝时期直到当代毕节七星关地区波澜壮阔的沧桑沿革。其气势,颇有指点江山,点评汉武、唐宗的气魄。诗意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透露了宋永高对七星关武侯祠的题联,读来,同样令人怦然心跳。今掐头截尾节录如下:
  “……诸葛丞相佐炎刘,联孙抗曹成鼎足。惟思北征先入南,酷暑五月更渡泸。七擒七纵胜孟获,天威直教南人服。祃祭曾经盟七星,尚今遗址尚兀突。司马篡权更改元,腐朽灾成三百年。总以吴蜀为敌国,七星之事讳不言。幸出巡抚宋永高,一副坊联见昭然……”显然,宋永高对武侯祠的题联,被诗人艺术的凝炼为约定俗成的“典故”潜入了诗意,则宋永高题联在当地文艺界的知名程度可见一斑。
  
  为了解宋永高题联背后的更多故事,笔者又辗转联系上聂宗文老人。在沟通中,老人坦言,他对宋永高并不了解。但其对宋永高题联被发现和搜集的讲述,大抵与周遵鹏先生的介绍相符。其实,在笔者多方联系水西文史部门了解宋永高题联的过程中,水西地方人士大多对宋永高不甚了解。这本身也并不奇怪,正如水东至今没有毕节地区发现的宋永高题联的记载一样正常。在老死不相往来,文史资料相互“绝缘”的情况下,水东宋氏族人(包括笔者本人)及地方文史界对宋永高一介武夫,是个“武棒子”的认识;以及水西地区认为宋永高是唐朝人,甚至认为他的官职是“巡抚”。等等这些因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必然王国”现象都是可以被解释的,因而也是十分正常的。
  
  在笔者引据文史记载简介了宋永高的大致情况后,聂宗文老人同样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认为,若加上了宋永高情况的相关注解,会有助于提升《说七星关(古风)》作品的厚重感。同时,聂老又以行家的视角,坦言了他长期以来对水西认为宋永高为唐人的疑惑。聂老说,唐朝时期,对联这种形式根本还没有发展成形,以今天的联语规范去审读唐代的对联,仍能发现一些不很规矩的地方。进入南、北两宋时期,对联才逐渐成形并规范起来。而宋永高的题联,对仗很工稳,技艺巧妙高超,“我总嘀咕,宋永高是唐朝人吗?现在你们那里的资料记载他是‘南朝’人,这就‘通’了,那副对联应该就是宋永高的。他那种体例的‘对子’,南朝才出得来,唐朝不太可能的事。”相谈甚欢,我和聂老都沉浸在互通资料,以他山之石攻各自心中那块美玉的愉悦中。
  
  既然宋永高对毕节七星关武侯祠的题联在当地文艺界有这样高的知名度,我想,当地人士也在为宋永高究竟是何许人也而大疼其头。七星关历来是毕节地方著名的形胜景观,我国古典方志对地方形胜的记载,总要凑足“某某八景”才算无乖体例。我想,这对清乾隆《毕节县志》的创修者来说,根本不成问题,因为仅在七星关周边,其本身就贡献了“七星八景”。那么,对七星关武侯祠历史如此悠久,技艺如此高超的题联,如果有人问及作者的相关情况,措辞阙如?今由水东传往水西的资料,当可帮助地方填补一点对宋永高认识的空白。
  那么,今毕节市的七星关历史上为何会有座武侯祠呢?这话可就长了。
  
  查七星关古遗址,位于今毕节市七星关区,与赫章县江南乡隔河相望。关东北向,有巍巍七峰,延绵挺拔,其峰峦布局,宛如夜空之七星北斗,关因以名。又据清乾隆《毕节县志》记载:“七星关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建,周围四百五十丈,女墙八百余跺。门二,东曰‘武宁’,北曰‘大定’。外有坊额‘黔服雄关’。”可知此关大有来历。因地理位置扼滇控蜀,为云、贵、川三省通衢,历来为兵家攻防之地。仍据乾隆《毕节县志》记载:“元至顺二年(1331年),四川行省臣塔出脱帖木儿等与禄余战七星关,贼大败溃去即此。”又:“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廖权从傅友德征南,守毕节,傅友德城乌撒(笔者按,地在今威宁),群蛮来卢(笔者按:来卢,即攻打之意),奋击破之,得七星关以通毕节。”
  
  然而,成就七星关贵州三大历史名关(即:七星关、娄山关和胜境关)有其一美誉的,是一千七九十多年前,诸葛亮挥师南征并七擒孟获的那次充满传奇色彩的军事行动。
  据成书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毕节县志》记载:“蜀汉建兴三年(225年),武侯(笔者按,指诸葛亮)南征,率步骑由水道入越儁,获水西酋长(笔者按,此处,似指水西酋长济火归附蜀汉政权,见下文)。溯牂牁乌撒达东川昆明,追擒孟获,道经于此,见七峰形如北斗,遂祃之(笔者按:祃,是古代在军队驻扎的地方举行的一种祭礼活动),留下了一段史话。”
  
  诸葛亮的此次南征,不仅巩固了蜀汉政权在南中地区的安定局面,获取了大量的资源,而且还意外的赢得了当时南中地区势力强大的彝族君长“济火”的归附。并利用当地少数民族兵源,组建了“无当飞军”这支劲旅。而从文史记载分析,诸葛亮此次南征计划的顺利推进,以及将他的欲擒故纵之术展现得淋漓尽致的“七擒孟获”行动,都与当时的地方彝族君长、今“水西安氏”远祖济火的通力配合、及其无私的军需援助有着莫大的关系。堪称一千七百九十多年前的一次“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成功实践。据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济火,一名济济火(笔者按,时有彝族文献记为‘妥阿哲’),善抚其众。时闻诸葛武侯南征,通道积粮以迎。武侯大悦,遂命为先锋。赞(笔者按:赞,即赞襄、辅佐、帮助之意)武侯以平西南夷,擒孟获。及归,克普里仡佬氏所与争雄者,拓其境土。武侯以昭烈,命封为罗甸王,即今安氏远祖也。”诸葛亮代表蜀汉政权对济火的此次册封,遂使今“水西安氏”的历史始见于正史记载。
  
  对于七星关历代为何会有座武侯祠,上述记载似乎都浮光掠影,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因而给人一种“隔靴挠痒”很不痛快的感觉。据称,大方县《济火纪功碑》(亦称《妥阿哲纪功碑》)是迄今国内发现记事年代最早的彝文碑刻。对于该碑刻,晚晴有“西南巨儒”之称的莫友芝在其《红崖古刻歌》中有注云:“济火从武侯南征,摩崖纪功,隶书二行,有建兴年号(结合《大方县志》,极有可能年份时间为隶书,其余碑文为彝文),在大定府柯家桥侧。今访求犹未获。”《大方县志》记载,发现该碑时,因风化严重,彝文可辨识者仅存174字。当时的毕节地区民委彝文翻译组将之译为汉文,一段世代传闻的历史遂大白于天下——诸葛武侯南征确曾到过省境,济火确有其人,武侯册封其为罗甸王也属信史。现摘录该碑部分译文如下:“……愿协助皇帝前去征讨,长者(笔者按,即彝族君长济火)兴高采烈地决策,在‘楚敖山’(笔者按,今当地俗称‘敖家包包’,山即在‘七星关’上)与孔明结盟,若与帝存叛心,当无善果。大军出征,如旭日□诸东方,分三路□□□□□各自进军,助帝长者征运兵粮,络绎不绝……帝师胜利归来,将彝君长功勋载入汉文史册……到了建兴丙午年(笔者按,即蜀汉建兴四年,公元226年,亦即诸葛亮南征之第二年),封彝君国爵,以表酬谢,治理慕胯疆土。”据此,则诸葛亮南征时,不仅代表蜀汉政权册封彝族君长济火为罗甸王,而且还与之在今七星关上的楚敖山巅结盟——武侯祠之历代存在于七星关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或许,作为古今忠诚与智慧完美化身的诸葛亮,在其南征追拿孟获的征途中曾在七星关进行过“祃祭”活动。且诸葛武侯在七星关与当地少数民族又有结盟册封的一段佳话——这实在是封建朝廷与边疆民族地区精诚团结、肝胆相照的典范。是故自唐宋以降,历代皆在七星关建有武侯祠,并培植景观,供人怀古凭吊。
  据清乾隆《毕节县志》记载,经过历代营建,到清乾隆年间时,七星关处不但有文昌阁、武侯祠、杨泗洞、关帝庙、七星城等古建名胜,还有“七星映斗”、“三山拱瑞”、“翠屏晓日”、“斧柄仙踪”和“狮象挽水”等八处风景奇观,是为“七星八景”。无怪乎当时毕节贡生金淑国在其《重修七星关武侯祠碑记》中不无自豪的记述道:“由是长桥如虹,庙貌巍焕,古木扶疏,云霞蒸蔚,俾七星关为黔第一胜景矣。”这位在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的金贡生,将当时七星关的风光直接推向了全省景观名胜之最。
  
  关于题联七星关武侯祠及孔明碑的那位宋永高,历史上也确有其人。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之三《贵州宣慰使司(下)•人物》记载:“宋永高,万明曾孙,亦以荫拜官。嘉定庚午(即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诏永高招降南夷,以功升贵州经略安抚使、镇南都总管。”嗣后,明嘉靖和万历《贵州通志》、明万历郭子章《黔记》,以及清康熙、乾隆《贵州通志》等对之均沿袭记载。
  为着宋永高以功升“贵州经略安抚使、镇南都总管”的文史记载,最迟即已在清康熙年间引发了一场“贵州”一词何时作为行政区划首见于文史记载的大讨论。各种观点争执不下,直到今天,这场讨论仍在继续。据何先龙老师在其《贵州得名新考》一文中引清康熙《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贵州总部》的记载:“嘉定庚午(即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以宋永高升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之名始于此。”据此,在当今研究“贵州”一词作为行政区划首见于文献记载的诸多观点中,一种观点便倾向于认为,以宋永高南宋时期受封为“贵州经略安抚使、镇南都总管”为“贵州”一词作为行政区划的文史记载之始。
  
  民国《开阳县志稿﹒政治﹒土司》又记载:“永高者,景阳长子存孝之裔,而锡华之曾孙也(笔者按,宋景阳,是为‘水东宋氏’公认的入黔始祖)……嘉泰元年(1201年),永高入贡,旋克麦新蛮(笔者按,今贵定地区,古称‘麦新’),又自号麦新为新添军(笔者按,此处“军”,为宋代专在边疆要塞地区设置的一级行政区划的名称,与府、州同属于路),使其子都胜居之(笔者按,宋氏谱载,宋永高有六子,都胜行三)……嘉定二年(1209年),永高移居贵州(笔者按,此处“贵州”,并不是今贵州省的概念,是指今贵阳及其周边地区。详见后文)……朝廷因命永高为经略安抚使……”可知,平定麦新后,宋永高将其治所迁到了当时一个叫“贵州”的地方。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侯清泉先生在其《贵州历史人物》一书中,甚至明确指出了宋永高移居贵州城后的衙门地址:“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他(笔者按,指宋永高)奉诏招降南夷,以功升贵州经略安抚使、镇南都总管,总领九溪十八洞(笔者按,‘溪、洞’也作‘溪、峒’,宋、元史籍中,泛指苗、彝、土家等族先民活动的地域,大概在今贵州、广西及湖南西部。因多用以泛指正式行政区划之外的边疆羁縻地区,故宋代史籍常有“某某沿边溪洞”的记载。民国《贵州通志﹒舆地志﹒建置沿革考四》记载:‘九溪十八洞者,居顺元之迤南而东……至元二十二年七月,始定曲立吉思所平大小十溪洞为府、州、县,盖都云诸府州县是也。其所立总管,盖称九溪十八洞管番民总管。’据此,则‘九溪十八洞’地,似涉及今黔南及黔东南的地域,其详细范围,概难指定)。从此,矩州便改名为贵州。安抚使司衙署设在当今贵阳市都司路东段。”有鉴于此,在追溯今贵阳市区“都司路”的得名史时,一种观点认为,该路得名的“诱因”比有明一代“贵州都指挥使司”(以下简称“贵州都司”)衙署设于该路东段还要早,当前推至南宋时期,以宋永高的“贵州经略安抚使司”衙门设在该路为得名之肇始。
  
  笔者认为,明廷在各省设置的“都指挥使司”又简称“都司”。因此,今贵阳市区“都司路”的来名应与明廷的“贵州都司”衙门曾设在该路东段有关。但因办公衙署有历代沿革承袭的内在关系,如,民国时期的“贵阳县”署,在今市府路市中级人民法院处,清代,其地为“贵阳府”衙所在地,而明代则为“贵阳军民府”的办公衙门,及至新中国建立后,又曾一度为“贵阳市人民政府”机关办公所在地。可见,虽历经四百多年计四个时期的改元换代,但这一地理位置上的公署,其政府施政办公的属性一直未有改变。
  即以明廷的“贵州都司”衙门的沿革来说,也概难逃出历代承袭的窠臼。结合明万历郭子章《黔记》及清道光《贵阳府志》记载,明廷设在今都司路东段的“贵州都司”衙门,其地址即蒙元时期的军事指挥衙门“八番顺元都元帅府”所在地。因此,以明廷的“贵州都司”衙门作为该路的得名之始,显然无视蒙元时期“八番顺元都元帅府”的存在。沿革到满清时期,“贵阳城守营游击署”,其地亦即前明之“都司署”。以故,有明一代的“贵州都司”衙署之所以设在今都司路东段,溯本求源,焉知不与宋永高的“贵州经略安抚使司”衙门设在该路无关?因此,以南宋时期宋永高的“贵州经略安抚使司”衙门设在该路东段作为今“都司路”的得名肇始或得名“诱因”,似亦非哗众取宠、牵强附会之谈。
  
  比之惜字如金的官修正史,宋氏谱牒对宋永高的记载与正史互为印证的同时,又比官修正史更为详细。因其记载填补了许多官修正史不屑记录的信息,因此,又笼罩着家乘私录所特有的那种神秘的色彩。据成书于上世纪1984年的《黔中宋史》记载:“宋永高,字基与,开邦长子。宋孝宗乙巳年(1185年)生于本司衙(笔者按,指当时的喇平司衙,遗址在笔者故乡乌当区下坝镇喇平村上院组)。庆元四年(1198年)戊午岁,承袭麦新(笔者按,今贵定县治,古称‘麦新’)。奉诏南征,平九种夷蛮酋长叛逆。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平定麦新、黎莪(笔者按,黎莪,地在今黔南州福泉市境)等寨,改麦新为新添,以其子都胜守之。嘉定元年(1208年)戊辰岁,入贡燕见(笔者按,燕见,泛指帝王公余召见臣子),奉旨举兵伐思南、石阡、镇远、光拐、大、小平伐等处。十年(笔者按,指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金人南侵,以永高扼守乐平、都云(今都匀)等处。十二年(笔者按,指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征雒坝、同林、松桃、板水等处。十五年(笔者按,指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年),升授‘贵州经略安抚使、镇南都总管’。自此,改除蛮州总管府。卒葬小平伐雒坝冲雍真山。”不难看出,根据宋氏族谱记载,宋永高的一生充满了四处征战的金戈铁马之声。然而,随着水西发现他题七星关武侯祠的两副联语,人们对他的印象当耳目一新。一员“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儒将形象似乎已呼之欲出。
  
  或许,因《黔中宋史》记载宋永高奉诏四处征战的那些巨大的“动静”,以及他以功升“贵州经略安抚使”的事实,改变了当时政区版图的结构,所以在省内多部官修方志中,均不可避免的留下了他当年的征战活动在政区建置沿革上打下的深深烙印。两者惟历史事件所涉年代不符,然而,这并不妨碍对宋永高生平所涉历史事件的大致认定。
  《贵州省志•大事记》记载:“嘉泰元年(即1201年。《黔中宋史》记为嘉泰三年,下同),土官宋永高平麦新地,以其子宋胜守之。麦新后改名新添,地在今贵定一带。”“嘉定二年(即1209年。《黔中宋史》记为嘉定十五年),宋永高受命任‘贵州经略安抚使’,移居贵州城(今贵阳城。注,这是原文注释,可见当时“贵州”一词只是一座城的名字,而不是今天“省”的概念。)”
  《贵州省地名志》在阐述贵定县的沿革时记载道:“(今贵定县)宋称麦新城,嘉泰元年(1201年),宋永高克麦新城,改称新添。”
  《福泉县志•建置沿革》记载:“嘉泰元年(1201年),土官宋永高攻克麦新(今贵定)等寨,内附,号黎莪里寨(据此,笔者才知道,宋氏谱中所载的‘黎莪’,地在今黔南州福泉市境),属贵州经略安抚使。”
  《龙里县志》记载:“嘉佑元年(1056年。笔者按,这一时间与《省志》及《福泉志》所记宋永高平定麦新的时间相距逾百多年,极有可能有误。)贵州经略安抚使、镇南都总管宋永高徙治所于小谷龙。改巴江县为平蛮军,后称白马军。(原文按:又有记作遏蛮军、葛马军的)。”
  
  因宋永高官至“贵州经略安抚使、镇南都总管”,官名听起来相当响亮。或许出于一种朴素的家族自豪感的缘故,今天宋氏族人谈到宋永高的官职时,动则以“相当于今天的贵州省省长一职”作比。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刻舟求剑,以今天“贵州”一词作为西南一大省的慨念,去衡量八百多年前“贵州”一词的意思;二是,误认为政区的级别以及辖地的大小几百年不变,因此,今日贵州政区的大小,也就是八百多年前“贵州”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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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贵山夜话2017 时间:2017-07-22 01:56:56
  首先,宋室南渡后,在地方政区建制中主要实行的是“路、州、县”三级模式。严格说来,其地方政区建制中并不存在“省”一级区划。但其“路”的政区级别,类似明清时期的“省”,大致也可类比今天省的政区级别。但即便如此,在南宋152年历史中所形成的16个路中,也从来没有一个叫“贵州路”的政区。
  
  南宋时期,“贵州”一词作为地名,其标注的地望范围,仅仅是今贵阳城周边的地区。由于今贵州的地域在当时并没有自己单独的政区“户口”,因此,今省境分属当时的夔州路、荆湖北路、潼川路、广南西路、剑南西路及剑南东路等路,而主要属夔州路。据文史考证,南宋时期,“贵州”一词所标注的地望范围内,连城墙意义下的城池都还没有出现,因此,这一时期,“贵州”尚不能叫“城”。据文史记载分析,“贵州”一词所标注的地望范围内城池的出现,应始于蒙元时期在当时的“顺元等路宣抚司”治所(在今贵阳城内)周边所筑的土城墙,于是形成了当时的“顺元路城”。这大概可视为今贵阳被称为一座“城”的前身。
  
  从字面上看,“顺元”作为地名或政区名,都具有归顺大元王朝的强烈政治意味。因此,入明以后,这座城池理所当然的改为以原地名“贵州”命名,是为“贵州城”。又因明初,同为“贵州宣慰使司宣慰使”的宋、安二氏均将治所衙门设于城内,而这座城池又是“贵州宣慰使司”衙门的亲辖之地,因此,在需要突出该城为“贵州宣慰使司”衙门的所在地时,习惯上又将该城称为“贵州宣慰司城”。在彼此均不会产生疑意的语境中,干脆也称“宣慰司城”。由此可见,南宋以来,直到明初,“贵州”一词所表示的地理范围,仅仅是今贵阳城周边的一些区域。以之表示一座城池的话,入明以后,“贵州城”或“贵州宣慰司城”,大致指的就是今天的贵阳城。不过,这时的“贵州城”,其城墙已被改筑为高大坚固的石墙。
  
  在“贵州”一词的概念根深蒂固就是西南一大省的束缚下,上述阐述似乎离经叛道,不可理喻。且看明崇祯十一年四月(1638年),徐霞客(名弘祖)在其《黔游日记》中,以当时的贵州城为参照物,标注该城周边几处名胜古迹的记述:“贵州东三里为‘油榨关’(笔者按,即今‘图云关’)其水西流;西十里为‘圣泉’北岭(笔者按,今黔灵山西麓山脉下有‘圣泉’景观),其水东流;北十五里为‘老鸦关’(笔者按,该关素有‘北门锁钥’之称,在今贵阳城北‘云山国际’附近)其水南流为山宅溪(笔者按,指今宅吉小区一带);南三十里为‘花仡佬桥’(笔者按,即今花溪公园正门侧花溪河上的花溪桥),其水北流。”这里的1里约合0.5公里。展开今贵阳地图,380年前,一位叫徐弘祖的外地专业“背包客”,以当时的“贵州城”为坐标所标记的今油榨街附近森林公园中的“图云关”、黔灵山西麓的“圣泉”、“老鸦关”以及今花溪公园大门侧的“花溪桥”等四处景观,其方位和里程,无不与今贵阳城与这些景观的里程、方位“暗”合。则明时的“贵州城”(或“贵州宣慰司城”)沿革而来就是今贵阳城甚明。推论开去,则明初及其之前的“贵州”一词,其所标注的地望范围,仅仅是今贵阳城周边的一些地区而已。
  
  是故,南宋时期,以“贵州经略安抚使”一职经略这片土地的宋永高,无论如何,其辖地范围与今天的“贵州”作为一省的辖地范围是不可相提并论、以至打比方的。何况,南宋时期,今省境的地域上还有“思州”(辖今务川、沿河、印江等地)和“播州”(辖今遵义市境)的辖区,分别为当时的地方豪族大姓田氏和杨氏所据,其级别与宋永高当时所辖的“贵州”当属互不统属的平级割据关系。以当时宋永高“贵州经略安抚使”的官职,上述思、播二州他肯定是无权“经略”的。若非奉诏,他“镇南都总管”的权限,只怕也“镇”不了田、杨二氏所据的思、播二州的。如此,则又谈何其“相当于今天的贵州省省长一职”呢?
  那么,“贵州”一词何时作为行省的概念用以标注贵州省的呢?
  
  明永乐初,时思州宣慰使田琛,及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为争夺一块出朱砂的矿坑,相互引兵仇杀,致当地民生凋敝。明廷派行人蒋廷瓒亲往调和二田矛盾,不果,二田“日寻兵”如故。事件迁延至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朱棣终于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二田的争斗。“敕镇远侯顾成以兵五万压其境,凶党叛散,琛等就擒。”以此为契机,明廷顺势对田氏所据的思州、思南地区改土归流。以其地分置思州、思南、铜仁、镇远、黎平、石阡、新化及乌罗等八府。寻又从当时的四川行省划拨普安、永宁、镇宁和安顺等4个州隶属贵州。为统领上述改流后的8府4州,明廷于永乐十一年二月(1413年)在当时的贵州城(即今贵阳城)设 “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从此,“贵州”一词作为一个政区的概念,因用于修饰和限制大明王朝其中的一个省级地方行政机构“承宣布政使司”的地理范围,从而具备了“省”的意义。“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是为大明王朝的第十三个布政司。这是为贵州设省的标志,事件本身对贵州发展的影响力,至今仍难以评估。无论如何,贵州终于拥有了专属于自己的地域“户口”,而不再分属挂靠于周边各省。
  
  难以想象,今铜仁万山地区的一个产朱砂的矿坑遗址,竟然撬动、并最终促成了贵州设省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而随着明廷贵州行省的建立,作为贵州历史上“宋、安、田、杨”四大土司政权之一的思州、思南田氏政权,也成为贵州四大土司政权中最早消亡的一个。
  展开今贵州省地图不难发现,设省之初的“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通俗所言,即当时的“省政府”)所辖的8府4州地域,也很难与今省境的地域分庭抗礼。其8府之地,在今省域的东北部(中心位置在今铜仁地区),所属4州之地,则在今省域的西南部(中心位置在今安顺一带)。而作为省府的“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则在距离自己辖地几百里开外的“贵州宣慰司城”(即今贵阳城)内居中朝两个方向遥相控驭。其居中调控的态势,便如一条扁担一样,挑起了贵州设省之初的两端亲辖之地。以故,笔者在与安顺同学闲聊时,将今铜仁和安顺地区称为“贵州长子”恐怕并非仅具诙谐之意。
  
  有趣的是,严格说来,作为省级行政机构的“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当时其衙门所在地的“贵州宣慰司城”(即今贵阳城)却不是它的亲辖之地。那正经是“贵州宣慰使”宋氏的固有地盘。这一现象,也真实的反应出了贵州设省之初,土流共治的错综复杂的局面。那么,在当时的“贵州宣慰司城内”,宋、安二氏宣慰使与同城而治但却直属于明中央朝廷的贵州布政使之间,该如何相互牵制,才能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呢?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
  综上,南宋时期,宋永高官名中的“贵州”二字只是个地名,并不具备“省”的概念。那么,说到底,宋永高“贵州经略安抚使、镇南都总管”的职衔,究竟是个什么官呢?
  
  《宋史》卷167《职官七》记载:“经略安抚司,经略安抚使一人,以直秘阁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若事难专决,则具可否具奏。即干机速(笔者按:机速,即机密紧急的事)、边防及士卒抵罪者,听以便宜裁断。”这一记载至少听起来是非常唬人的了。殊不知,南、北两宋官制的特点就是机构复杂,冗官严重,彼此牵制,以防专权。其官员的冗余程度,甚至导致官名与实际职权并不一致,名实严重不符。
  即以宋永高的“贵州经略安抚使”一职而言,从《宋史》的记载看,其职权大得不得了——“掌一路兵民之事……即干机速、边防及士卒抵罪者,听以便宜裁断。”然而,其任职的最低品级条件,却是“以直秘阁以上充”。查“直秘阁”的品秩仅仅是个正八品,其起点之低,想来掌一路兵民之事的“经略安抚使”的品秩也高不到哪里去。这种名不符实的情况近乎荒唐,但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以南、北两宋机构及官员的冗余程度,“庙少菩萨多”,若不将各项权利仔细分解加以细化,哪里安排得了那么多的官员和衙门机构?因此,对于南、北两宋的官制,我们不仅要看史志上说了什么,更要看官员在职时实际上干的是什么。
  
  更不可思议的是,官制特点以冗官著称于世的南、北两宋,其官员待遇优厚的特点同样也是世所公认的。这或许就是后世史家所言“两宋是可爱的”缘故吧。然而,南、北两宋一脉相承,其国祚绵长竟达319年。中国上下五千年,除早期的几个原始形态下的分封体制外,享国逾280年者能有凡几?
  那么,宋永高“镇南都总管”的头衔又是怎么回事呢?《宋史•职官七》记载:“帅臣(笔者按,经略安抚使可称‘帅臣’)任河东、陕西、岭南路,职在绥御戎夷,则为经略安抚使兼都总管以统制军旅。”就是说,设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略安抚使,为了使他们能有效的“绥御戎夷”,给他们又加上了“都总管”的头衔,使他们具有统兵的职权。
  以上,是笔者根据毕节七星关发现的两副宋永高的题联漫无边际“说开去”的无稽之谈,算是对欣闻水西发现宋永高题联兴奋心情的一种语无伦次的回应。
  

  未完,见二楼回复!!!
楼主贵山夜话2017 时间:2017-07-22 01:58:13
  回思鸭池河东、西两岸的这次偶然的信息碰撞,闪耀出许多给人以启迪的光芒。综合《明实录》及《明史》的记载分析,明廷曾将“水东宋氏”和“水西安氏”的辖地合并,设“贵州宣慰使司”总领之。又为了相互制衡,命宋、安二氏同为贵州宣慰使而衔列左右,且皆设治所衙门于当时的贵州宣慰司城内(即今贵阳城内),并规定安氏无事不得擅还水西。以故,不管从同属一个机构衙门共事,还是从土司间争权暗斗的角度审视,鸭池河东、西两岸的宋、安二姓在历史上的联系应该是比较密切的。这其中,明洪武间水东刘淑贞从大局出发,冒着被截杀在途的巨大危险,“卷裙走马数千里”直扑京师,就马晔采取卑劣手段裸挞水西奢香,从而欲激反水西的残暴行径向明太祖朱元璋“白事”,及时避免了西南地区的一次大规模骚乱;以及明正德六年(1511年),时任贵州宣慰使宋然因横征暴敛,引发民怨,同为宣慰使的安贵荣久欲兼并宋然辖地,故乘隙唆使并暗中资助宋然下属阿杂发动武装叛乱。事件的严重程度,曾迫使宋然退守大羊场,固守洪边寨。明廷平息叛乱后,宋氏从此孱弱,虽仍得以世袭原职,然“衣租食税,听征调而已。”上述两件史实,恰恰是宋、安二氏历史上合作中又有争斗的典型事例。
  
  又因两姓曾同为贵州宣慰使,对鸭池河东、西两岸的历史文化均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倘使两岸文史界突破“水东”、“水西”泾渭分明的认知禁锢,两岸加强交流,互通有无,或许会有更多的惊喜被发现。则贵州幸甚,民族幸甚!

  2017年6月22日
作者 :偶兜兜有奶糖 时间:2017-07-22 16:51:42
  辛苦了,谢谢分享
作者 :薄之2017 时间:2017-07-22 18:58:28
  让人羡慕的绿色
作者 :圣山神獒 时间:2017-07-22 20:08:43
  好联啊
作者 :教你说人话2016 时间:2017-07-23 09:39:11
  好兴致。
作者 :教你说人话2016 时间:2017-07-23 09:40:03
  现在能坐得下、读得下这个的人,实在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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