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对我的事情是从不做主张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懂这些，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从来做事都是我行我素，不听劝告，父母也只有任凭我处理的份。

　　我对农事和季节也是从不放在心上的，事先也没有询问，回到家才知道刚好赶上农忙，于是只能等待父亲将一切农活安排妥当，我也稍微帮着干些小事情，又抽空到A 医院作了一次全面检查以确定医治的可能性，我一直都记得当初医生告诫我应尽快医治，万一左向右分流的病症严重下去，变成右向左分流了，根据血液动力学的常识来看，便做不了介入封堵术了。

　　好在结果也算有惊无险，医生给我的建议依然和我四年前听到的差不多，尽快做介入术。

　　这对我而言已经是个好消息了，我一直害怕自卑托的时间太长而错过了手术的可能，而这样的结果无疑是给了我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也算得上是不幸中的大幸，我是应该带着感恩的心来看待这一切的。

　　在这次检查后的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便带着准备好的行李在父亲的陪同下再次登上了去往A 医院的客车。

　　之前去过一次了，这一次可谓轻车熟路，对于A 医院的看病流程我也非常清楚，再不会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看乱跑。

　　客车到站后，我们便转公交直达A 医院。

　　A 医院是本省有名的三级甲等医院，在心外科更是鼎鼎有名的。看病的人都慕名而来，我也是在网上获知A 医院的情况后才决定到A 医院治疗的。

　　我的白色星期便要从踏上A 医院的门诊大厅的台阶说起。

　　当我和父亲到达A 医院的门诊大厅，早已经是午休时间了，看病的人群大多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休息。然而长椅有限，也有人蹲在墙边或是坐在楼梯口，这儿一群，那儿一堆，有人在吃着盒饭，有人在打着瞌睡，有人在拍着孩子，说笑的有，沉默的有，忧虑的有…说实在的，是有点乱糟糟的。

　　有一个窗口还在收挂号费。还未挂号的人都拥向这一个窗口。使得门诊大厅被一条人组成的长龙截成两段，来来去去的人只能从这条长龙的缝隙里钻来钻去。

　　除了大厅进门的方向，其他的三个方向都有很大的显示屏，显示屏上的红色字体分别显示了看病流程，各类药品及治疗手段的价目，医院各门诊医生的值班时间。时不时的在显示屏的下方会出现谨防扒手和医托的警告。

　　父亲从未出过远门，更没有到过这种在他看来需要文化知识才能弄明白的地方。因此在到达医院门诊大厅后便一直紧紧地跟在我身后惶惶地左顾右盼。

　　我是清楚父亲的心理的，就像我第一次由一个乡下姑娘到达城市是一样的，有无知带来的害怕与无措，有孤陋寡闻带来的对新地方，新事物的应接不暇。当然更多的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这次行程的结果的担忧而又有感于自己的能力有限而不能分担的一份沉默与无奈。

　　我知道父亲目不识丁的痛苦。我并不需要父亲为我奔忙。只要父亲能陪伴我就够了，所以父亲其实大可不必有那样的想法。

　　为了减轻父亲的心理负担，我告诉父亲我上次已经打探好了，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清楚了然。并将父亲领到门诊大厅后面的一个花园台阶上休息。

　　我对父亲说：“我去买两份盒饭，都半天没吃东西了。”

　　父亲立刻摇手说：“不要，不要，我还不饿，你去吃就行了。”说着父亲往从家里带来的手提包里找东西，摸了半天，拿出两个面包就着用矿泉水瓶子在家里装的白开水嚼起来。

　　看着父亲的这一举动，我突然就感到心里酸涩，泪水在一瞬间充盈我的眼眶。

　　我用倔强将它硬生生的咽了回去。于是坐下来和父亲一起吃面包。

　　父亲没有再说什么，我也没有。然而这沉默背后的一切足以胜过任何言辞的关怀和温暖。

　　吃完面包，我留下父亲继续呆在原地看管行李，老是背着沉重的行李东奔西走总不是那么方便的。

　　父亲依旧怔怔地看向我，眼神中充溢着关切，无奈和忧心。只说了句“自己当心。”便目送我离去。

　　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楚得记得自己转身走向门诊大厅那一刹那内心的感觉。也许在这一瞬间之前，我一直是坚强，勇敢的。可就在这一瞬间，我感到了内心的迷茫，慌乱无措而又无处求告的孤独与无助。

　　我对自己的一切毫无把握，可我又必须去面对，因为我没有退缩的理由，即使我想退缩又如何能够退缩呢？

　　我多么希望有一双温暖的手牵起我往前走，使我不至于在茫茫中感到孤立无援。可是父亲只能陪伴我，只能陪伴我。

　　我办理好住院手续后，父亲便陪同我在病房里休息了，当时病房里已经住进了一位老人，似乎病得不轻，一直在吊着氧气，打着点滴，因为病房的中间横着一排衣柜把我们的床位隔开了，所以我没法细看他，我也没敢过去与他们打招呼，只是后来老人的儿子来我这边的茶几旁抽烟，和我父亲闲聊了几句，我才知道他家离A医院不远。他的老伴总是一大清早提着一个保温盒牢，保温盒是那种分好几屉的，我曾在吃饭的时候上洗手间，恰好在那个间隙里能够看见她们的一切。我偶尔一瞥，看见她将保温盒里的饭菜摆出来，三菜一汤，老人并不起身吃饭，而是老伴一口一口地往他嘴里送，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老人的儿女们当中至少一个便会来接替他老伴，服侍老人洗漱，大小便也是儿女们用尿壶或是便盆接的。我在A医院认识并逐渐熟悉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叫小圆的女孩，我不知道我和小圆相识算是怎样一种缘分，总之，当我走出病房看见她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切感，那似乎是一种我就是她，她就是我的感觉。总之，那是一种冥冥的感觉，神秘又熟悉，我没有与她打招呼，她也只是静静地坐在走廊上刚加的一张病床上。看着我。我们像以为太熟悉而不需要俗套的礼节似的，彼此心领神会地微笑示意。我在病房里没呆上几分钟，就有护士来给我安装心电监测的器械。我的责任护士是一位表情严肃的微胖的三十来岁的女人，我只是因为她在我住院的第一天担任了向我介绍医院的一些基本规定以及我的初步病况而知道她是我的责任护士。除此之外，她从未对我有别的接触了。在接下来的六天时间里，打针，拔针，发药，换药，以及记录心电监测的各项数据都是一些实习护士在忙碌，偶尔能看到一些实习护士在打针的时候，旁边有一位有经验的护士在指导。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小圆的一双手都担任了以身殉教的试验品。我始终记得一位护士不厌其烦地强调“两快一慢”。至于怎么个两快一慢却没有细说，给我和小圆打针的那位护士似乎还没有过打针的经验，而我和小圆手背上的血管又太细小，她进针之前总是将我们的手轻拍轻打好一阵。可是依然徒劳，我们的手终于还是被她的针像吹气球一样吹成了一个个淤青的馒头。最后好像都没有可以进针的地方了，于是给我们用了滞留针。她带着十二分的歉意对我说：“实在不还意思，待会儿我用热水帮你敷几次，应该能消肿。”我说：“没事的，这算不了什么，我自己敷就可以了。”她听从了我的话，没有来给我敷，可是每次来换药什么的了，与我目光相接的时候，她总是露出一副不安的歉疚的笑，我实在觉得她是一位可爱的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