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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危机?看各路专家支招

楼主:xlhy1967 时间:2008-11-29 09:04:00 点击:559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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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郎咸平重庆演讲:严冬才刚开始.... 陈光炎:广东能为中国“杀出第二条血路” 陈志武:是扭转“国富民穷”局面的时候了
张五常:人民币与中国工业的危机比金融危机严重 宋鸿兵:全球股票和信用市场未来三个月崩溃 阮永松(上海)中国要用新思路扩大内需 背景资料:
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其罪魁祸首是横跨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各个领域的金融衍生产品。
    根据国际互换和衍生品协会(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提供的数据,2001年,信贷违约转换的市场价值将近1万亿美元,到2008年就超过了54万亿美元,接近全球GDP的总和。 现在近60万亿信贷违约转换证券和高达60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证券就像两枚金融核弹,再加金融保险产品,(保护房贷违约的保险,还有保护公司破产、重组和信用评级变化等种类繁多的保险等等)总计已经可以放大到1000万亿美元,让金融界人士不寒而栗。而目前的救市措施全球来看,也就是2万亿美元,难怪全球股市到现在还跌跌不休,一般来说,金融危机要经历一个爆发、萧条、复苏的过程。目前处在萧条阶段,不见底部出现,好的话,中国可能至少需要2年时间,美国需要4年时间才能走出困境,这是最乐观的估计,因为,金融危机的解决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而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才刚刚开始。更重要的是,信心的恢复也需要时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和能力均在缩水,国际贸易、投资都在大幅度下降。中产阶层纷纷转向中低档消费产品,而对高档产品的需求在减少。新一波股市动荡,已经不是金融危机的原因,而是实体经济受影响后带来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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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重庆演讲:严冬才刚开始....
1.去年下半年我写一篇文章《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把今年企业萧条、破产的路径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文章的点击率非常高,大概有1亿次,就像我的人生非常轰动,但是不受重视。
  一直到今年9月之后,我相信政府才慢慢体会到我国制造业的困境,如果能够在两年之前我们就能够当机立断,直接帮助我国占主体的制造业的话,我相信说不定没有股市泡沫,甚至没有楼市泡沫,也不会套牢这么多股民,这一切是我们对经济的诊断过于草率,政府的反映过慢。
  我最近听了很多相关人士的谈话,他们说哎呀,我们中国经济很好,国际金融危机不会对我们发生冲击,最多是金融机构买一点次级债,但数量不是很大,你知道我听了这话有什么感觉吗?我清楚告诉各位,由于我们改革开放成功,这30年来我国基本没有经历过萧条,所以我们的官员和我们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我们只有个人的辛勤奋斗历程,都缺少大萧条的洗礼,因为缺乏大萧条洗礼,所以这使得我们的企业家对未来产生盲目的乐观。一定要经过几次洗礼后才能孕育出一批成熟、稳健、睿智、干练的企业家,这是我期待的未来。
  在三天之前,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在财政部发言,我相信这个发言在内地没有激起多大的感觉,我们都是感觉非常好的民族,我们什么事都往好的方向想,在金融危机这么危险的时刻我们很激动,很热情想帮助别人,这个心态是好的,鲍尔森在三天前讲的话我重复一下,美国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原来的意思是拿这些钱去收购银行不良债券,三天之前他改口,说这个不去收购银行不良资产,要去帮助信用卡、消费贷款、学生贷款。你们听这个话之后有没有感觉或者是有没有一丝凉意?这个转变太重大了,这个转变让我感到不寒而栗,可能你们没有感觉。而且我觉得我们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解不够独特,甚至我们简单以为没有买多少次贷,我们不会像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一样直接遭遇到金融海啸的冲击,这个话有一部分对,大部分是错的,我告诉各位,这次金融海啸的冲击将有可能绕过金融,直接冲击到世界经济,因此我们受的伤害比你想象的严重,尤其是三天前鲍尔森的发言让我感到震撼,我想把这一切在今天给各位做非常清楚的表述,到底我们如何理解国际金融海啸。
详细内容:郎咸平重庆演讲:严冬才刚开始.(全文)
 对郎咸平观点有异议的:不是中国没人懂汇率,郎咸平
不懂是他自己的事情,不要把所有中国人都包括进去,从来就没听说郎咸平说过汇率的基本概念。汇率的概念有基本理解,以及波动计算。当然,汇率的波动计算是个复杂问题,除了数学计算,还需要对全球政治经济非常了解。我之所以点他的名字是因为他们在群众中有大量的盲从者。无视金融风暴导致大量公司倒闭,乱捧美国金融体系的监管水平和所谓的英美企业的信托责任。这么多拿高薪的首席行政执行官的错误管理导致企业倒闭,员工下岗如果还能够被称为典范,那中国的盲从者也是世界典范了,从文革的政治到现在的都来说经济,从来就没少过。而其他的电视上被称为经济学家的,既无学识、也已经失去了民众信任,更没什么可多说了。
详细内容: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26c2d0100b655.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26c2d0100b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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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能为中国“杀出第二条血路”
本文由倍可亲网友[ 大西洋人 ] 于 2008-11-12 20:02 上贴
原文网址: http://club.backchina.com/main/viewthread.php?tid=723718
   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陈光炎教授认为,中国
人均耕地资源贫乏,加上人口老龄化,需要产业升级来提高生产效率,维持经济
长期持续发展。广东目前进行产业升级,能为中国经济“杀出第二条血路”。
  本月5日,陈光炎教授受中共广东省委党校邀请作专题报告时,指出这一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300多名干部出席聆听。
  陈光炎指出,广东目前的产业转型在东亚并非特殊案例,韩国
、新加坡、香港、台湾
等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型过程。一般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了20年后就要进行产业升级,“广东发展了近30年才开始升级,是慢了一点”。
  “广东如果是一个国家,没有内陆省份提供廉价劳动力,在2000年左右可能就被逼要产业升级了;但因为从湖南、四川
去的农民工源源不断,使广东的产业升级压力不是那么大,产业升级的速度也就缓慢下来。”
  他指出,中国大陆可耕种土地面积与人口的比例很低,国土面积虽然跟美国
一样大,但只有10%是可耕种土地。中国的人均可耕面积是欧洲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印度的一半,只比日本
多一倍。
中国教育
投资太低
  其他的资源,像铁、铜、铝、天然气、石油,用人均计算都是非常低。“换句话说,中国和日本、四小龙一样,土地资源都不丰富。长期而言,需要用脑力、技术和产业升级来换取石油、能源、以及一些农产品。”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陈光炎注意到中国政府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太低。相对于美国5.9%、澳大利亚4.8%、纽西兰6.97%、泰国4.2%、新加坡3.7%、越南2.9%,中国只有2.1%,跟柬埔寨2.0%差不多。
  他指出,如果政府教育投入大,孩子不论家境贫富,都能在政府资助的学校接受教育;反之,穷人子弟因得不到家庭
资助,就失去公平竞争的机会,无法缩短贫富差距。
“穷人子弟当中也有人才,如果他们不能进入国家资助的学校,失去发展潜力的机会,就不能为社会
创造财富。穷人的孩子没能成为(像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对国家也是一种损失。”
  他也注意到中国的商业银行只贷款给那些已经成熟稳定的大型企业,股票市场也为大企业而设。“这些树已经很壮大了,这些钱应该用来栽培幼苗,让它们长成大树。但是,一般银行就是不愿借钱给刚刚创立的企业。”
  “现在中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与其一部分投资在美国债券,等于借给美国人在伊拉克打仗,不如充当风险基金,资助有创业
能力的年轻人,使中国以后有竞争力强的企业,提高中国产业升级后的技术发展。”
  陈光炎还指出,随着广东工资和人民币汇率上涨,可以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往东南亚转移。这样中国可以为东南亚人民创造就业机会,东南亚国家也不会觉得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威胁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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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是扭转“国富民穷”局面的时候了
为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
滑坡,11月初中国
政府公布了10条经济刺激措施,投资总额超过4万亿元。用2年时间、花费4万亿元,能否维持明后两年8%的增长目标?启动民间消费、拉动内需的关键何在?为此,《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美国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
“2009年经济形势会很严峻”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已经将“保8%争9%”作为2009年经济增长目标,你认为未来2年内4万亿元的投资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吗?你对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有何预期?
陈志武:按照这次4万亿方案,2009年增速达到8%以上会有一些困难。主要原因在该方案过多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仅铁路就占2万亿,而不是用这些钱重点刺激民间消费,放在降低老百姓储蓄压力、推动百姓消费。这种方案能带来的GDP乘数效应非常有限。
根据铁道部的消息,其2万亿中,今年年底前会花去3500亿,明年花6000亿。我们知道,铁路投资的经济效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对就业的直接贡献很少。这9500亿开支对2009年的GDP贡献,不会超过3000亿。
其次,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于9月中、10月份恶化后,对中国出口行业的负面影响还需要几个月才能表现出来,估计到明年上半年,中国沿海经济才会见底。明年第一、二季度,GDP增速可能降到4%至5%左右。
再次,剩下的2万亿元,即使明年花下1万亿,对当年GDP的贡献不会超过5000亿。当然,如果这1万亿用来给中低收入个人和家庭
退税、补贴,比如,月收入低于5000元以下的大人和小孩、农民和城市人都得到1000元补贴,这1万亿会立竿见影,很快转换成GDP,其乘数效应会很高。
根据我以前的研究,在各省投资产生的GDP效果很不一样。在北京
和上海
,每投资1元,第二年的GDP会增长0.4元左右;而在湖南、河南等这些历来投资少的中部、西部省,每做1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第二年能带来0.7元左右的GDP增值。综合以往的经历,如果假定这次投资对2009年GDP的乘数效应是0.5,那么,在明年底之前会多投的1万亿元(铁路投资之外),能产生5000亿左右的新GDP。
按照这些数据,我们看到,这次经济刺激方案大约对2009年GDP能贡献8000亿元,相当于给GDP增速多加3%左右,而且这些贡献主要是在第一、二季度之后才更多体现。加上本来会有的4%至5%左右的增速,如果接下来没有其他刺激方案的话,估计明年GDP增速在7%至8%。当然,这是一个很粗的估计,有很多条件可能会发生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4万亿投资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陈志武:过去几个月,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都跌了一半以上,通货膨胀不再是威胁。这些年政府税收增长了那么多,使老百姓收入的增速远低于GDP,让民间消费怎么也上不来。从另一方面看,政府的财力充足得很,去年有财政盈余,今年头6个月财政盈余1.3万亿,所以,政府财力不是问题。
如果不够,政府还可以发公债。到今年中期,国债余额总值在5万亿左右,占GDP的18%,其中有16000亿是因中国投资公司的筹资而发的,去掉这一项,实际国债余额占GDP的13%左右。这些负债比远低于美国的71%负债比。
所以,没有用完的国债容量还不小,在这种关键时刻,利用发债的潜力不是坏事。关键要看政府拿到这些资金后,是以何种方式刺激经济的,到底是以低效的政府投资为主,还是在民间消费、民生项目上下手。
“投资拉动经济”可能作用有限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目前已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中,扩大投资仍是主要手段,与1997年金融风暴时候相比,当前依靠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有多大?
陈志武:估计不大了。跟1997亚洲金融风暴时期不同,这次恰恰是外需出口在严重下滑,而国内的老百姓又没钱增加消费,所以,国内外的消费需求不足是这次危机的关键所在。如果此时的手段不是重点刺激国内民间消费,而是还把政府资金主要用在基础设施、工业项目上,那么,这么多的工业产能给谁生产、东西有谁买?这么多的运输容量把货物运给谁、往哪里运?在国内外的消费都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工业投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低效的做法。
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政府投资是否过头的办法,就是看政府的奢侈大楼、形象工程是否越来越多。1980年代,没有几个地方政府盖奢侈大楼,甚至90年代也很少,但是,到近几年则到处都是,这说明,不能由政府继续掌握那么多投资的钱了,是扭转“国富民穷”局面的时候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评价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对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影响?
陈志武:从1978年到1990年代末,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原来工业基础落后、公路以及空运运输网络极差的状况下,由政府集中投资办大事,在效果和速度上都很快,那些努力为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的新一轮高速发展,奠定了根本性的工业基础和运输网络基础。
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把资源用在“生产建设”和“基础建设”上,毕竟我们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建设最终都是为了消费和生活
。中国人
建设了这么多年,从早到晚卖力气只知道进行生产建设,应该也有一个缓过气来的时候,有一个从以生产建设为重点转移到以消费为重点带动增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现在。
之所以这次经济刺激方案还是以投资为重点,主要是政策惯性。这个习惯该改了,必须掌握靠刺激消费带动增长的调控手段。
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很多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你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
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
不管从历史
,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都是很低的。在建国初期的1951 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
和日本
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
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
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
安全网、基础教育
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
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他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DP的10.4%,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
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公众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
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
国有资产应真正实现“全民所有”
中国新闻周刊:针对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的难题,你曾提出过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
陈志武: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
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
具体办法是,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省市分别个一个,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
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
基于三方面原因,我对这种改革的前景很乐观。
第一,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如果没有财产,怎么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讲的民有化改革跟党的十七大方针是一致的,而且是具体实现这一方针的途径;第二,国有制的理念本来就是“全民所有”,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原来没有真正落实的“全民所有”给落实;第三,在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让每个中国公民感到更富,由此可直接减少储蓄压力,增加消费,这就能促进经济模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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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人民币与中国工业的危机比金融危机严重
本文网址:http://www.backchina.com/news/2008/11/24/19621.html
  选择周刊张五常/先要澄清两件事。其一,有些言论把目前中国工业遇到的大困难,归咎于地球金融风暴。这风暴无疑带来杀伤力,但对中国来说这些是今年九月十四日雷曼兄弟出事之后的麻烦,而中国工业遇难是早上大半年开始明确的了。厂商们的看法很一致。
  风暴之前让他们亏蚀的主要是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但关门主要因为新劳动合同法。后者使他们从失望转到绝望去。厂商们的意识,是人民币升值及带来的损害很可能是过渡性的,北京上头知道他们的困境或会改过来。新劳动法则说得实牙实齿。大半年前港商听到北京派去的说出的一番话,纷纷感到大势去矣。
  要分析及处理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千万不要有混淆:人民币与新劳动法加起来是一回事,金融风暴是另一回事。以后者作为前者的借口是严重的错失,因为二者的性质差别大,解救或处理的策略是不同的。我大略地估计过前者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大得不说算了。这种估计要算得精确很困难,但大略的估计不难,也不会离谱,比较聪明而又有观察力的研究生可以算得及格。
  第二件要澄清的,是一些读者读到我批评新劳动法的文章,说他们所在的地方政府没有真的执行,有等于无,何害之有哉?我知道执行有地区性的分别。北京与上海执行得相当紧,据说劳资双方打官司劳方的赢面在九成以上。一些地区忙顾左右,劳方不吵起来不管。还有一些地方,有关干部对厂商们说最好大家不提新劳动法,或明或暗地教厂商们怎样避重就轻。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只要新劳动法存在,北京随时可以坚持此法的严厉执行,地方政府怎样打松章,投资者也不敢下注。
  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三项观察皆凶兆!一、厂房租金暴跌,空置厂房无数。二、工人的收入明显下降。三、几个月前我观察到而又写过的工人回乡潮,目前正在急升。这三项严重的不幸皆起于金融风暴之前好几个月。北京不要再等了。复杂的问题要找简单的角度看;简单的问题要寻求复杂的一面。这是我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相当复杂,让我分点解释一下吧。
  (一)大约二○○三年五月起,我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这绝对不是因为要维护或增加贸易顺差,而是当时中国的农转工发展得好,亚洲及一些落后之邦的发展也有看头,大家有着一个互相共存、一起发展的均衡点。人民币升值,中国对廉价劳力之邦的竞争是让赛,生活改进得头头是道的农民会受到打击。
  (二)人民币升值不容易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弹性系数的关系我分析过了。没有那么明显的是人民币升值不会改进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美国少买了中国货,代之者是其它落后之邦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目前中国出口的产品美国一般不会造,就是轮到美国投资墨西哥产出的,也不会轮到美国本土。
  美国本土的产品要不是先进就是档次高,人民币升值不会鼓励美国转到低档次的去:他们的最低工资是太高了。从另一个角度,这观点格林斯潘在任时也看到。他认为人民币要升值,不是为了增加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而是认为人民币不升值守不住。我不同意格老这点,因为币值有压力下降不容易守,有压力上升则容易,二者是不对称的。
  (三)中国有庞大的贸易顺差不智,何况会惹来国际上的反对或政治攻击。解决这顺差的办法不是把人民币升值(弹性系数不协调会适得其反)。要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最上选方法是废除中国的进口税。这肯定会增加美国及其它先进之邦的就业人数,皆大欢喜。北京没有这样做是不对的:进口税鼓励了冒牌货,鼓励了卖假药,既不能让炎黄子孙多享受一下国际名牌,也不能改善先进之邦对中国的不友善意识。
  虽然几个月前我推断过,一年后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变为逆差(此见今天不改),取消进口税还是正着。这会舒缓外间要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协助一下欧美目前面对的金融困境。是的,多购买他们的产品,远比借钱出去高明。
  (四)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二十多年前与曾获诺奖的英国经济学者希克斯(John Hicks)相聚,论天下大势,他说三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灾难扩散全球,主要是因为国际贸易大幅收缩。他认为如果当时的国际贸易没有收缩,大萧条不会扩散。他给我的解释很有说服力。
  不久前我说过,因为今天国际间再没有用上三十年代的本位货币制,通缩是不会像昔日那样容易扩散的。问题是今天的情况,国际贸易也有收缩的迹象。这也是灾难地球化。如果希克斯之见没有错——我认为没有错——那么不管贸易收缩不收缩,今天是要设法扩张国际贸易的重要时刻了。北京要跟其它国家洽商,大家一起撤销关税。以扩大国际贸易的方法来协助目前的地球不幸,是高棋。
  (五)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工业的为祸,不限于升值本身带来的与发展中国家竞争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有些厂商认为更重要──是中国还有外汇管制,出口不能以人民币结算。这是说,因为有外汇管制,外商不容易购买人民币找数。中国的厂商逼着用作外贸交易的,主要是美元。
  另一方面,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趋势明显,但有外汇管制,中国的厂商不容易在外汇市场以对冲合约来保护自己。再另一方面,几年来某些人士对人民币的上升速度看得相当准,在汇市炒作图利,使人民币兑美元的现货与期货的相当大的差额,持续了好几年。在上述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厂商订价很困难。读者想想吧。工厂产出,毛利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是正常的,含意着的纯利约百分之十。人民币升值,一般没有专利的厂商的毛利下降至百分之二十左右,尽量节省,纯利约百分之三至五。这小纯利会容易地给币值的变动或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差额废了。
  (六)有汇管,加上央行用压制需求的方法来约束人民币升值,厂商们通过正规银行兑换与汇款有不少沙石(就是存在国内银行的外币,要提款也有限制)。这些沙石迫使厂商用地下钱庄来处理兑换及汇款事宜。问题是,地下钱庄是非法的,久不久受到政府封杀。这是做厂的另一项头痛问题。
  读者须知,香港与国内的地下钱庄存在了数十年,早期甚至不到十年前,这些钱庄的存在主要是为赚黑市汇率的一小部分差价。今天的情况不同了。黑市汇率不再存在,地下钱庄赚的主要是靠运作效率比正规的银行高。要兑换人民币,银行有麻烦手续,钱庄半点麻烦也没有;汇款通过银行要几天,通过钱庄只几小时。我认为央行要好好地检讨一下。
  今天地下钱庄的存在不是因为有什么黑市汇价可赚,而是正规银行在运作的效率上斗不过钱庄。怎么可能呢?有同样的效率,没有谁会光顾在信誉上要打个折扣的钱庄。今天钱庄的存在显然是因为央行对银行的兑换、汇款、提款等管得太多。我明白地下兑换或汇款有时牵涉到客户的非法行为,撤销汇管会使之合法化。
  (七)撤销外汇管制对中国的工业发展是重要的,而在目前工业因为种种原因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这撤销是更为重要了。另一方面,撤销汇管会带来其它的复杂问题。篇幅所限,是后话。
  (八)因为中国的工业遇难,近几个月人民币
的强势已去!如果在这个时刻人民币被迫而再升值,会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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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鸿兵:全球股票和信用市场未来三个月崩溃
2008年11月15日,“第五届中国
经济
增长与经济安全战略论坛”在北京
召开。
  以下为宋鸿兵的演讲
实录:
  各位朋友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能来到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对国际金融形势下一步做一个简单的交流!我今天抛砖引玉,希望大家有一个互动,把这个事情有一个进一步的探讨。  
    这是我刚刚提出的,金融危机的四个发展阶段。
  1.次贷地震
  2.违约海啸。“两房危机”
  3.利率火山。信贷全面紧缩造成长期贷款利率飙升,触发利率掉期市场危机。
  4.美元冰河。全球美元资产出现信心危机造成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动摇。
  这个是6月16日,提出次贷危机的第四个阶段判断。(如PPT)
    从这个情况来看,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未来全球股票市场和信用市场未来三个月崩溃,具体内容http://entreprendre-china.blogspot.com/2008/11/blog-post_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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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永松(上海)中国要用新思路扩大内需   美国
金融危机已经带来了世界经济
衰退,长期依赖出口的中国
也面临失业洪峰。在沿海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不得不提前收拾行囊回乡;在企业缩小投资的背景下,数百万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题已经浮现;在上海
人才市场,数百人争夺一个职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就业洪峰如何解决?
  笔者走访过一些乡村,发现那里缺少合格的电工、医生、心理咨询专家,中小学则普遍缺乏合格的教师。这真是中国社会
的奇特现象:一方面,大批学生在大中城市流浪;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却找不到合适的人才。
  大学生不愿意去农村工作,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因为那里基础设施欠缺,文化
生活
落后。长期以来,中国将大量资源集中在大中城市、沿海地区,造成了今天“两个中国”(一个像欧洲,一个像非洲)的局面。笔者认为,农村落后是现状,也是改变的起点,更是扩大内需的源泉。
转变投资导向,均匀分配资源
  中国政府可以重新进行产业布局,将一些重点项目,如太阳能沼气、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设立在靠近资源产地的农村地区,以减少运输成本,实现节能、减碳的目标。
  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可以通过国库投资,修建公路,兴办图书馆、互联网、运动场、邮电局、医院、银行等。这样既可以吸引人才,又可以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改变赌博盛行的习气。中国商务部过去要求每个村子有超市,现在已经基本实现。如果政府下决心,在农村地区普及图书馆、互联网,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中国各级政府和民间组织可以邀请大学生去农村地区参观,了解基层现状。对赴农村就业者提供优惠待遇,对有突出贡献者予以重奖,回城后享受购房补贴、工资升级。对于在农村地区工作数年要求回城者,应予以优先考虑,回城后创业
可以享受优惠贷款政策。农村可进可出,一潭活水,就能吸引人才。
  大学生到了农村,可以补充教育
资源,竞选乡镇领导职位,也可以联合农民承包土地,从事精致农业和多种经营。政府应提供相应的配套措施,如提供小额贷款扶持、税收减免和科技指导。
  中国近年来有百万人报考公务员,初次测试基本上是公平竞争,二次面试就出现许多重金贿赂和歧视女性的现象。今后中国可以改变公务员的录用规定,规定在农村工作一定年限、贡献突出、群众评价良好者,可直接进入省级或者国家级公务员队伍。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生奔赴农村基层的积极性,也可以确保中国未来的官员更加熟悉国情,了解民间疾苦。
减少公路收费以降低成本
  中国的《公路法》已经沦为路政单位和地方警察牟利的工具。昂贵的过路费、养路费,还有各种名目的乱收费,大大推高了物流成本,对内陆地区的物资外运是雪上加霜。中国物流成本远远超过美日等国,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在制造业利润日渐稀薄、各个环节成本上升的今天,应该重新审视公路法,废除或者减少收费,以便大幅降低流通成本,为农村地区造血,从而造福整个国家。日本
目前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中,就包括大幅减少公路收费,降低流通费用。
  在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一个大学生每个月的收入除掉交通、住宿、伙食费用,所剩无几。如果在农村地区能有一番作为,这种成就感不是每天在茫茫人海中挤车的都市小职员所能比拟的。农村有新鲜的空气,有机的蔬菜、低廉的消费、纯朴的民风,关键是国家要尽快增加投入,健全各项基础设施。笔者就希望有朝一日到有宽带上网的乡村中学去教书,享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幽静。
  中国内陆农村地区的落后面貌,是国家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现在的政府不应该使农村地区的贫穷落后世袭化。只有合理配置资源,才能合理消化就业压力。
  中国大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了饱和状态,大批人才宁愿留在城市的洗脚房而不愿意下乡,这是人才资源的浪费。只要加大投入、扩大优惠、做好宣传辅导,做到来去自由,就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如果做得好,其意义不仅仅是解决了就业问题,更是解决了涉及内需扩大的全局问题。一个规模更大的内需市场一旦出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将更加令人刮目相看。因此,只要抓住问题症结,合理分配资源,就可以化危机为转机,开辟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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