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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中的中华道德

楼主:northk 时间:2008-06-12 13:22:57 点击:1814 回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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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网上流传这样一段话:“以后喝王老吉(捐款1亿),存钱到工商(8726万),电话用移动(5820万),买电器到国美(5000万)或苏宁(5000万),买保险买平安( 3500万),喝白酒喝泸州老窖(3000万),DVD买步步高(2500万),买药修正牌(2500万),上网用QQ(2000万),运动服装穿李宁(1249万),电脑买联想(1000万),洗衣机买海尔(1000万),空调买美的(1000万),开车开吉利(1000万)……”。大家一看就能明白,这是以这次汶川地震中的捐款数排出的国内企业,呼吁大家支持这些企业,购买他们的产品。为什么要呼吁大家支持这些企业?这其实就是咱们中国人的道德。
  
   如果你留心一下地震灾难之后中国人的反应,立即就可以发现中国人对事情的处理方式与外国人完全不同。通常把这种不同归到文化的差异上去,但文化差异说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大酱缸了,什么都往里放,但里头究竟有些什么,差异在哪里,却没人关心了。实际上,对事情处理方式的差别,最根本的其实是道德观的差异。比如说,面对地震中受灾的中国人,中国人的想法是,中国人应该帮助中国人。而西方人的想法却不同,西方人讲逻辑,一般他们要先确定一个普世原则,而后才能行动,面对灾害,西方人的想法是,因为人类应该相互帮助,所以你应该帮助中国人。西方人的思维是非地域性的,所有人都该帮助中国人,而不是象中国人那样,只要求中国人应该帮助中国人。当然西方人的想法里还有另一拔称作自由主义的想法,与这“人类应该相互帮助”的说法还有不同,自由主义者不把“人类应该相互帮助”作为最高原则,而是在这之上另搞了一个更高的原则,那就是“自愿原则”,“人类应该相互帮助”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不是必然的命题,人类可以相互帮助,但更重要的是要“自愿”,只有在“自愿”下的相互帮助,才是合理合法的帮助。
  
   中国人为什么认为“中国人应该帮助中国人”?中国人对此的理解并不是将这句话作为最高原则,作为自明的因而不需要原因的真理的。对自明真理来说,显然是每个人都应该明白的,如果你不“明”,那么就只能你是傻蛋了,缺乏作为人类的资格了。西方人通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论证他的反对者的错误,就是如此把反对者清除出人类队伍的,那个反对者一般称作“异端”。而中国人却不是这样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这种“异端”意识,中国人必须看到实实在在的原因他才会相信。因而“中国人应该帮助中国人”是有原因的,这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知道感恩。一个中国人或一群中国人有难了,你去帮助他,中国人并不把你的帮助视作当然,并不把帮助视作无条件的,对中国人来说,你所以去帮助那个有难的中国人,是因为那个有难的中国人知道感恩,他将来会回报你的,因而你的帮助是对你有好处的。如果你帮助的对象不是中国人,比如说是美国人,而美国人通常不知道感恩,你现在帮了他,等他回过劲来他该怎么坑你还是怎么坑你,那么对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帮助就不上算了,这样的人就属于白眼狼,就属于不应该帮助的。你可以看到,对中国人来说,“中国人应该帮助中国人”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被帮助者知道感恩,而感恩例来是中国文化中的传统,在说“中国人应该帮助中国人”的时候其实是假定了中国人都知道感恩的。当然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受了西方文化的蛊惑,不知道感恩了,那么对这类人,中国人的帮助就不再是应该的了,而采取自由主义的方式:你愿意犯傻去帮一下那就帮一下,咱没意见,但咱帮不帮跟你没关系。
  
   帮助要看帮助的对象,对象值得帮才帮,不值帮就不帮,这对西方文化来说不可思议,但对中国文化却是常态。比如说,中医看病给人下药,中医的药是要看个体的,同一种病,人的不同,开的方子就不同。与西医相比,就不单是看病方法不同,而其实有更深入的文化的不同。中国人关于帮助要看帮助的对象,最典型的故事就是东郭先生与中山狼的故事,帮别人可以,但不能帮中山狼一样的人物,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事,并且中国人的文化也支持这种做法。西方人其实也有类似的故事,《伊索寓言》中农夫与蛇的故事就是类似的故事,但西方人却没有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西方人个人未必不知道帮助人要看对象,但西方的文化却是忽略个体差异的。
  
   西方人的忽略个体差异的思维偏好,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奠定。古希腊时代的西方人面对问题时,就开始了追寻事物“本质”的思维方式。以“帮助别人”这事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帮助别人”的“本质”是什么?如果“帮助别人”本质是好,那么所有人都该帮助别人,否则所有人就不该帮助别人。西方人对问题的看法是黑白分明的,这里头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本质思维”的方式。人类社会的早期,都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事务比对自然现象更关心,人间的事务其实就是确定个人行为的是非标准,研究哪些行为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这属于伦理学的范围。西方人因为其对“本质”的偏好,在对个人行为的处理上,其实假定了行为背后有唯一的标准,对这唯一标准的研究就构成了西方人的哲学传统:形而上学。我们说西方人做事之前要先确立一个普世原则,这个确立普世原则的学问其实就是形而上学。西方人找到这个原则之后,他们就认为这个原则是“自明”的了,就人人都该遵守这个原则了,他们把这称作“平等”,但其实这也同样是一种专制,它通过理念限制了个人行为。在“平等”的观念之下,西方人就忽略个体的差异了。
  
   西方的传统思想是集体主义的,即在确立人的行为标准时,是以集体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的,无论古希腊,还中中世纪的西方,都是这样的。“人类应该相互帮助”就是这种传统的延续。现代西方开始强调个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传播之下,“自愿”也成了行为的最高原则。从自由主义的观念开始传播之时,西方就分起了左派、右派,强调集体的一般是左派,强调个人的一般是右派。但无论是左派右派,他们的思维方式其实是类似的,都是从寻找一个绝对的所谓自明原则开始,找到这个原则之后,就要求所有人都信奉这个原则,所有人都该按这种原则行事。比如说,如果把“人类应该相互帮助”作为原则了,那么就可以要求王石必须多捐点钱了,因为王石不多捐就违反了“人类应该相互帮助”的原则了。再比如说,如果把“自愿”搞成了原则之后,那么就无法要求王石捐款了,因为捐或不捐、捐多捐少都是王石自己的事了,别人都管不着了,如果你对王石说三道四,那么就违反“自愿”原则了。由于设定的原则不同,前一种原则可以要求别人必须做某事,后一种原则却是要求别人不能做某事,但无论是要求做某事、还是要求不做某事,其实都是强制。西方人的思想本来就是强制的思想,以这种思想构建起来的西方的社会,也完全是靠强制建立起来的。
  
   追寻“本质”的这种思维方式,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是相当愚蠢的思维方式。对于追寻本质的思想来说,这种思想必然就是“先验”的了,也就是说,它对事情好坏的判定从“自明”的原则出发,而不从事情的后果出发。举例来说,对于能不能逼人捐款,中国人考虑的是后果,你逼别人捐,别人就没法子逃避吗?也许你能从王石头上逼点钱出来,但其他人肯定就会想法子转移资产了,这对于救灾未必是有好处的。但如果以集体主义的原则考虑问题,它就不考虑后果了,捐款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你本来就该交钱,想法子逃避就是你的错。它不跟你讲道理,不管你的具体情况怎样,掏钱才是对的。它事先就判定了你行为的对错,以此就可以对你定罪名了。左派如此,右派其实也这德行。如果把“自愿”作为原则了,它同样也不考虑事情的后果了,地震了,别人需要救助,如果捐不捐款是自愿的,那么不捐也是对的,有钱还愁自己不会花?于是,灾区死人了管我屁事,咱又不是政府,地震又不是咱搞出来的,跟我一点关系没有。“自愿”的原则之下,毫无人性就成为合理的了。
  
   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西方人愚蠢的左右派之争也传到了中国,有的人还煞有介事地论证中国人本来就有集体主义传统,从而为强制别人捐款张目。但中国人对救灾问题的处理其实与西方人完全不同的,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支持设立一标准而后强制别人必须捐款,也从来不支持设立一个标准而后不允许别人批评。就象文章开头引的那段网上流传的话,这段话里体现的才是中国人对救灾问题的处理方式。四川人受灾了,你该不该帮助一下四川人?中国人是不找什么抽象的理由的,而是给出的实实在在的理由。你所以应该帮助四川人,是因为四川人知道感恩,你以后遇到灾害,四川人同样也会帮助你。以王石来说,王石现在掏钱出来,难道四川人会白要王石的钱?中国人没有这样脸皮厚的,现在一时困难,将来情况好起来后,四川人是应该报答王石的。因而,王石之所以应该掏钱出来,不是因为什么社会责任、良心之类空洞的东西,而仅仅是因为,现在掏钱,将来就会有回报,掏得越多回报越多,不掏钱就不会有回报。王石之所以应该多掏点钱,是因为这对王石的企业有好处,有好处的事不干,这不就是一傻蛋吗?王石不仅当了傻蛋,反而学西方人的诡辩,那么他不该挨骂谁还该挨骂?
  
   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是不讲强制的,掏不掏钱当然是自愿的,总不能到别人的兜里去抢,你不捐款当然没人会强制你,但这自愿并不意味着你不捐款就是对的了。以王石的企业来说,不捐款就意味着将来不能介入四川的重建业务;以个人来说,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不知道帮助别人,那么这人就极其自私,与其交往就只有付出没有回报,总是自己吃亏,那么就该少理这种人。付出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就是中国人道德观。你可以看出这种道德观与西方人的道德观的截然不同,西方人是把付出与回报分开来考虑的,付出是一种行为,回报是另一种行为,两种行为是不搭界的,付出的对错不由回报决定,西方人追求的是“付出”本身的绝对的价值。
  
   比如说,“志愿者”文化就是西方文化的体现。“志愿者”可以从“集体”的角度来理解,这时的“志愿者”类似于雷锋,为了一个公共目标而付出;“志愿者”也可以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志愿者”都是“自愿”的,符合不强制别人做事的理念。但无论哪种理解,“志愿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讲究回报。不讲究回报不仅意味着你不需要对他们感恩,而且还意味着志愿者做事的意义不是由事情的后果来判定的,因而如果志愿者做的事让你满意,你不需要回报他,但如果让你不满意了,呆子帮忙越帮越忙了,你也不能说志愿者做得不好,他来当志愿者,本来就已经是好的了,即使越帮越忙也不能说明志愿者行为本身的不好,他们会不管你满意不满意,一直干下去。比如说,前阵子新闻里报道,休息日敬老院里志愿者象走马灯一样,一拔走了下一拔又来,一天打扫好几回卫生,老头老太一天被慰问好几回,比上班都累。因而在志愿者的文化里,志愿者做事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满足受助者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很会被自己的行为感动,认为自己很高尚,管这叫“实现自我价值”,是人类需求理论中最高层次的需求。然而在他们的这种最高需求下,作为受助者,如果你得到的帮助正是你需要的,那么你得谢天谢地,如果不是你需要的,你还就没处说理去了,因为志愿者是白帮你做的,人家吃饱了撑的犯傻帮你做事,你还批评人家,也太不是东西了吧?
  
   你可以看到,志愿者文化下是不需要感恩文化的,志愿者做事是不求回报的,因而感恩毫无意义,如果你感恩了,给了他回报,那么他就不是志愿者了,就破坏了“志愿”这一理念了。为了“志愿”一理念,他们就不能要任何回报,他们是为理念而生活的人。当然也不能说所有的志愿者都不顾后果,都不管他们提供的帮助别人是否满意,而是说,在这种文化下,对志愿者的评价是不依赖于后果的,他们总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对的,他们的理念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你很难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错误,他们缺乏自我批评的能力。如果他们想干点坏事,那么他们就有充足的理由为这坏事辩护。这样的志愿者干干救灾兴许问题不大,如果以“志愿”的心态做事管理国家的话,那么就是新一代永远正确的公仆了。说起来,这其实是西方思想的通病,西方人的很多思想体系,都是追求“绝对”的,都是认定某个概念是绝对不会错的,以此为基础推演他们的思想。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主义”的方式,比如说,社会主义其实就是把“社会”作为绝对的价值基准,以此为基础推演出来的思想体系,而自由主义也不过是把“自由”作为了绝对的价值基准;再比如,环保主义就是把环保视作考虑问题的价值基准,只要有利于环保就认为是对的,不利于环保就认为是错的,而志愿者文化其实就是把“志愿”当成了价值基准。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从来缺乏这种绝对的价值基准,没有任何东西被认为是肯定对、肯定错的,因而中国人始终缺乏西方人的那种宗教情怀,中国人不承认绝对。对行为的价值判定上,中国人的概念里,行为从来是与其后果直接相关的,行为没有自身的绝对价值,后果才能决定行为的价值。因而你帮助别人是否做对了,那要看别人是否给了你回报,只有得了回报的,中国人才说你帮助别人做对了,是有“道德”的,如果没有回报,那么你帮助别人就是做错了,就是不“道德”的。帮助别人为何要看对象?原因就在这里,如果帮的人不会给你回报,那么说明你傻,说明你不会看人,你的帮助行为就是“无道”的,这种行为不值得别人学习。正因为中国人的帮助讲究回报,所以别人帮助了你,你就应该感恩,这就是中国人感恩文化的由来。饮料为何要喝王老吉?对四川人来说,这是对这家企业的感恩,别人帮助你,你就应该有回报,同样喝饮料,当然就选对四川人有恩的企业的了。对非灾区中的人来说,虽说没有得到王老吉的直接好处,但帮助王老吉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你不怕让王老吉多赚点钱,他赚了钱在你困难的时候他会帮助你,那么一样是消费产品,当然就该选会帮助你的企业了。而象王石这样,掏钱的时候推三阻四,挣钱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钱到他那里就是无底洞,有去无回了,找他提供点帮助,他就来捐款自由,变着花地找理由糊弄你,这样的企业当然就应该拒用他们的产品,让它趁早倒闭了。(有传言说王老吉只是广告策略,如果能确定是广告策略的话,那么咱们就没必要那么起劲了,四川人得了人家的好处,回报一下也是应该,其他省市的人就没必要了。说起来这也是看后果的道德,帮了王老吉如果没好处,自然就不必帮了)
  
   现在中国人的道德似乎只能在民间看到了,“饮料要喝王老吉”也只是网上流传而已,不作为官方提倡的道德标准了。但其实中国人的道德观是有明确的体制支持的。西方人那种基于绝对的道德观,作为社会体制实现的时候,其实采取的是“法治”的方式,即认定了某种教条之后,就立法规定所有人都该照此执行,西方人无论左派、右派,“法”都是实现其社会理想的基本方式。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在中国人的道德观下,实现社会体制时,采用的却是“以德治国”的方式。国家治理并没有固定不变的理念,一切都以满足百姓的需求为目标。以救灾来说,既不能要求所有企业都要捐款,也不能说你爱捐不捐,而是要形成一种有回报的制度,让帮助别人的人可以从他的帮助行为中得到回报,而不帮助别人的得不到回报。从这种方式里,你可以看到,国家行政是非强制的,它不用“国家”、“民族”之类宏大的理念强制你必须为别人付出,也不以同样宏大的“自由”、“权利”的名义为自己铁公鸡一毛不拔而强制别人不得批评,它只是形成了一种有回报的制度,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已。国家行政的“有道”、“无道”其实就在于能否构造这样一个有回报的制度而已,“回报”其实就是“德”,而构造一个有回报的制度就是“道”,有制度保障的“德”就是“道德”,中国人的“道德”其实就是方法与目标的统一。
  
   在中国人的“以德治国”里,你看不到西方人惯常采用的强制。西方人在确定一个理念之后,采取“法治”的方式来管理国家,这本质上就是一种专制,自古以来的西方社会其实都是标标准准的专制社会,即使到了现代西方,西方人虽然引入了民主,但民主的目标还是为了“法治”,只不过对国家采用的理念可以交给老百姓决定一下了,决定完了,还是走“法治”的道路,还是强制老百姓按照某种方式生活。而在中国人的“以德治国”的观念里,你可以看到,它讲究的是“教化”,国家形成一个有回报的制度,而后教给老百姓,老百姓用这种方法有好处了,他们自然就会按国家希望的方式行动,就会“化”了。中国有句俗话:“言传不如身教”,如果捐款帮助灾区的人有了回报,得了好处,别人自然跟进,根本不需要立法强制、或者用什么高尚的理念来忽悠。如果国家希望百姓做的事,而百姓没人愿干,那么肯定是国家提供的方式不对,是行政的不得法,或者说行政的“无道”。因而如果国家能做到“以德治国”的话,就可以看到,国家是不能以任何形式强制人民的,而人民是真正做主的。
  
   你可以看到,这次救灾中明明白白地体现出了中国人的道德观。虽然西方文化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那种搞一个标准而后要求所有人都该遵照执行的法治文化也已经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国当前社会的治理模式其实已经是西方化的了。但在中国的民间,传统文化依然根植于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感恩依然是中国人心中固有的观念,中国人仍然知道,只有给了别人回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才能长久维持,而只要有了人与人相互间的帮助,未来的一切都可以创造。中国人所以能在面对灾难时表现得如此团结,其实根源就在于中国的文化上,在于中国的道德观上,有回报的道德观让中国人知道,中国人应该帮助中国人,而受助的人是会给你回报的,帮助别人只会让人与人走得更近,更加团结。西方人总奇怪中国为什么能几千来维持住这样的大国,而不象西方人那样分裂成小国,这其实就在于中国人的道德,有回报的道德体制可以让人与人越走越近。比如说,这次救灾中,有西Zang的老太太捐出了大部分积蓄,有维吾尔族小伙不仅捐了款,还要亲自到灾区帮忙去,那么当受灾的人知道回报他们的时候,自然就越走越近,不同民族之间就会相互帮助,当然就越来越团结了。
  
   不讲究回报的西方文化,要么把帮助别人当成义务,以种种方式来强制别人必须义务,要么高举“自愿”的大旗,把帮助别人搞成了傻乎乎的行为,而强制与犯傻总是不能长久下去的。西方人是靠宗教维持住了这一体系,也就是通过洗脑让别人相信强制是必需的、犯傻是文明的。但现代社会宗教的力量越来越弱,对人的精神控制越来越无效,如果再没有一个有回报的道德体制的支持,那么必然落入原子社会,个人顾个人,国家越来越分裂了。西方人现在在谈论西方的衰落,这并非是无根之水,而是有着真实的背景的,西方衰落的其实就是那种追求绝对的文化,西方人越来越不接受被某个抽象概念控制自己的行为了,宗教的衰弱只是西方文化衰落中的一个部分。
  
   相比于西方人的道德观,中国人的有回报的道德观无疑更适合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更适合构建一个稳定而和谐的社会,这次救灾中中国人的表现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因而从文化层面对地震救灾进行认真的反思,将成为中华古老文化复兴之路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作者 :陳浩 时间:2008-06-12 14:36:10
  沙发
作者 :mohuang 时间:2008-07-19 14:46:06
  另一种见解 有理即可一读
作者 :有点无赖 时间:2008-07-30 16:09:07
  妙文!
作者 :xautndl 时间:2008-08-02 17:45:28
  拜读!
作者 :白痴张 时间:2008-08-04 11:56:04
  另一种理解与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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