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统治和专制思想影响的中华文化——长空圆月
我们时常在想，到底是哪些因素促使中国人产生了如前文所述的劣根性呢?想来想去，一个重要的原因应当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的中央集权统治吧。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用的就是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方式，自此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
这种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走向，塑造着中国人的集体性格，也催生了中国人集体性格中的劣根性。
什么是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有一个具体的表现，那就是郡县制的存在。我们看一种政体是否属于中央集权制，关键要看中央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如果中央与地方之间只有松散的政治联系，地方政权有较大的独立性，就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分散割据；如果中央与地方政权之间有紧密的政治联系，地方严格服从中央政令，这就是中央集权。战国、秦、汉以后，中国郡县官吏由中央政权任命、调迁，向中央政权负责，在政治、法律、军事上服从中央政令，体现出了典型的中央集权制的做法。为什么与西方不同，中国长期采用的是中央集权制度呢?中国封建社会自始至终采用中央集权制，其根本原因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相结合的特点。
15世纪以前，西方没有出现中央集权制，是由于封建领主不仅能够合法地世袭土地，而且能够终生占有农奴。他们不但拥有固定的等级身份，而且在自己的领地上亲自掌握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领主不需要在地方上另没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就能够在庄园中对农奴进行统治。
在中国又是怎样的情形呢?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封建地主是采用租佃制剥削佃农，地主对土地的占有不是世袭的，对佃农的占有也是不稳定的。地主本身不能亲自掌握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这些权力从土地所有权中被剥离出来，由专职的官吏掌握，于是在地主经济之外，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复杂的官僚机构，就是历代盛行的郡县制，也就是贯彻中央集权精神的关键所在。
在中国，土地的自由买卖使地主的经济身份也很难固定在某个人身上，致富的商人通过购买土地可以转化为地主了，破产的地主在把土地卖尽之后就不再是地主了，这种特色反映到社会制度和形态上，就是“官无定夺，民无定奉”。统治者任用官吏的原则是“择人尹之”，“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所以“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办事，官职对于个人不是固定的、永久的，官吏就只能对皇帝负责，一切权力就只能最后集中于中央，集中在皇帝手中。由此可见中央集权、专职官吏、郡县制三位一体统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特色。秦代李斯概括指出，“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一语道破了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的核心所在。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正是由于“臣无百年之柄”，皇帝才能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集全国大权于一身，并有了“专己之威”。
长期的中央集权统治，决定了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异常根深蒂固的社会，其突出表现就是等级森严。这种严格的等级划分，在儒家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儒家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严格的等级划分：人分九等，尊卑有序，官民界线分明，连奴才都分大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种社会架构下的中国人，是没有独立人格的，从官员到百姓、从文人到商人都存在着浓厚的尊卑等级思想。集权专制、长官意志唯上，官场权谋、相互明争暗斗等封建社会遗毒至今难以根除，也极大地从思想层面上制约了中国成为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的现代化文明社会。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的思想，因而中国人集体性格的重大缺陷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中国可以经常看到霸气十足的官僚、酸腐的文人、势利的学者，而匪气、痞气十足的小人就更是随处可见。
同时中国社会农业经济并家国于一体的格局，使人与人之间身份依赖性很强，又极重尊卑等级。这种等级性的实质是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士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是皇帝的私产，其余人皆是皇帝的奴才，百姓都是奴隶，一切都是皇权的附庸。在这种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夺取皇权、占据皇位、皇权更迭便成为中国历史千年不变之中的唯一变化。皇权下的各级大臣纷纷成为皇帝的奴才，反过来在他们的统辖的地域，他们又成为主子，别人又是他们的奴才……等级越高，其所拥有的分配权就越大，享受的待遇就越高。所以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中，怎么可能存在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呢？
上行下效，上面怎么做的，老百姓也模仿怎样做。
中国的传统教育就是专制思想的教育，中国人对此已经习惯，并且为这种专制自豪。对皇帝、领袖、政府来说，当然要专制；对于老百姓来说，专制思想也满足了老百姓的虚荣心。并且中国的专制思想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使得中国老百姓在爱国时常显示出民众专制情绪。当中国周边小国屈服于中国皇帝，年年进贡，山呼万岁递交效忠国书时，中国百姓心里也美滋滋的，以为做奴才也无上荣耀，也会夸夸其谈自己国家如何伟大，作为一个中国人骨子里感到自豪，自愿沉溺于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和一个有雄才伟略的独裁领袖的得意之中。因而中国老百姓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心里想念的是包公，想念的是明君，渴望的是一个专制的有序的廉正的政府。
集权统治加上专制思想教育，使中国文化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富有传统的、影响广泛的文化生态。
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为强势者服务的，这是社会等级制的必然产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却是既不对称，又不对等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却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国人在皇权的高压下生活得太久，一代又一代，他们先是麻木，后是习以为常。无论皇帝或长官多么昏庸残暴、多么懦弱无能，中国人都会毫无怨言、毫无杂念地承认、服从，维护他们统治地位。人们对做人的尊严和权利，对民主和自由，对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这些高处、大处、远处的事情相当陌生，从来不知考虑，更不敢考虑，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的，人们只是全身心地、理所当然地去做臣民。所以中国人只热衷于在局部和细小的地方施展聪明才智，缺乏对正义的拥护，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和参与政治、社会事务的激情，中国文化的这种现实主义导致的是一种以少数人为中心、以强者为中心的社会生态。
人们非常看重一个人的身份、来历以及其社会关系、社会背景，看重一个人的地位、权势及裙带关系远胜过看重一个人自身的能力、品德，人们头脑中的家族、人情观念远远超过集体、公共利益思想，并且这种状况由上层到下层蔓延成为全社会的普遍现象。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理论、制度、文化、礼仪等被统治阶级所左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始终没有自己独立成熟的文化和价值追求，他们是附庸于上层阶级的，除了基本生存之外普遍老百姓没有更多的生活内容。而上层阶级在皇权的高压下逐渐形成了曲曲折折、明哲保身、信奉言多必失，却又靠山结派，暗里计算争斗等人格、言行特征，并以此为框架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官场文化。这种文化强烈影响着下层百姓，弥漫了整个社会，使整个社会成了一个缺乏进取、创新气息又勾心斗角、窝里闹的封闭、沉闷的社会，并惯性地延续了下来。
特权文化、宗派家族文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社会成了关系主义的社会，各种关系和人情网强烈地瓦解、扭曲着国家法律制度和正当的社会秩序。人们遇事总是条件反射般地首先想到的是找哪个熟人、找哪个亲戚，并以煽情话语和馈赠财物礼品作为辅助。中国人只有为自己的亲朋好友或熟识的人做事、帮忙的意识，根本没有公共利益思想，没有按既定规则和程序办事的意识，公事私办、私事公办、公私不分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中国社会就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圈子，你出了这个圈子，就会进另一个圈子，人们属于这个或那个单位，也属于这个或那个圈子，在中国完全独立存在、自由发展的“个人”是罕见的。
中国人骨子里有一个“阿Q”，有一个“奴性”、“惰性”、“小农性”。缺乏开放、前瞻的眼光，缺乏对独立、自由、正义、人权的激情和执着追求，缺乏做人应有的内在尊严和自爱自重的觉悟，更缺乏人文关怀。很多人整天只是短视地、盲目地、麻木地、琐碎地活着、追随着、攀比着。中国人说话、写东西往往原则话、官话、套话连篇；办事情、解决问题总是津津乐道于过去的亲身经验，或者看别人怎样自己就怎样，交流啊考察啊没个完，丝毫不会从科学理论出发，更不会按某一信仰从事。另外，中国人还没有守时守信的观念，痞气十足；也没有公共利益观念，完全是小圈子意识；没有正义观念，完全实用主义；没有民主、法治观念，要么愚忠，要么无政府主义。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完完全全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反映在文化上，必然是人治文化，人治文化又催生和巩固了人治社会。人治是中央集权和封建统治的必然表现，为了维护这种统治的有效性，统治阶级势必要推行所谓“德治”，将道德自律、道德修养作为“德治”的基本要求。而儒家文化的道德部分恰恰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修身是起点，中经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这种道德观支撑的政治观，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也是喜欢人治而不喜欢法治。人治为统治者提供了极大地掠夺空间，而法治则不能，因为法治对统治者也是一种约束。中国历史上，专制制度与人治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人治文化是专制制度的寄生物，专制制度是人治文化的进一步推演。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用的就是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方式，自此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
这种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走向，塑造着中国人的集体性格，也催生了中国人集体性格中的劣根性。
什么是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有一个具体的表现，那就是郡县制的存在。我们看一种政体是否属于中央集权制，关键要看中央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如果中央与地方之间只有松散的政治联系，地方政权有较大的独立性，就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分散割据；如果中央与地方政权之间有紧密的政治联系，地方严格服从中央政令，这就是中央集权。战国、秦、汉以后，中国郡县官吏由中央政权任命、调迁，向中央政权负责，在政治、法律、军事上服从中央政令，体现出了典型的中央集权制的做法。为什么与西方不同，中国长期采用的是中央集权制度呢?中国封建社会自始至终采用中央集权制，其根本原因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相结合的特点。
15世纪以前，西方没有出现中央集权制，是由于封建领主不仅能够合法地世袭土地，而且能够终生占有农奴。他们不但拥有固定的等级身份，而且在自己的领地上亲自掌握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领主不需要在地方上另没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就能够在庄园中对农奴进行统治。
在中国又是怎样的情形呢?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封建地主是采用租佃制剥削佃农，地主对土地的占有不是世袭的，对佃农的占有也是不稳定的。地主本身不能亲自掌握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这些权力从土地所有权中被剥离出来，由专职的官吏掌握，于是在地主经济之外，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复杂的官僚机构，就是历代盛行的郡县制，也就是贯彻中央集权精神的关键所在。
在中国，土地的自由买卖使地主的经济身份也很难固定在某个人身上，致富的商人通过购买土地可以转化为地主了，破产的地主在把土地卖尽之后就不再是地主了，这种特色反映到社会制度和形态上，就是“官无定夺，民无定奉”。统治者任用官吏的原则是“择人尹之”，“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所以“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办事，官职对于个人不是固定的、永久的，官吏就只能对皇帝负责，一切权力就只能最后集中于中央，集中在皇帝手中。由此可见中央集权、专职官吏、郡县制三位一体统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特色。秦代李斯概括指出，“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一语道破了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的核心所在。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正是由于“臣无百年之柄”，皇帝才能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集全国大权于一身，并有了“专己之威”。
长期的中央集权统治，决定了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异常根深蒂固的社会，其突出表现就是等级森严。这种严格的等级划分，在儒家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儒家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严格的等级划分：人分九等，尊卑有序，官民界线分明，连奴才都分大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种社会架构下的中国人，是没有独立人格的，从官员到百姓、从文人到商人都存在着浓厚的尊卑等级思想。集权专制、长官意志唯上，官场权谋、相互明争暗斗等封建社会遗毒至今难以根除，也极大地从思想层面上制约了中国成为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的现代化文明社会。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的思想，因而中国人集体性格的重大缺陷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中国可以经常看到霸气十足的官僚、酸腐的文人、势利的学者，而匪气、痞气十足的小人就更是随处可见。
同时中国社会农业经济并家国于一体的格局，使人与人之间身份依赖性很强，又极重尊卑等级。这种等级性的实质是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士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是皇帝的私产，其余人皆是皇帝的奴才，百姓都是奴隶，一切都是皇权的附庸。在这种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夺取皇权、占据皇位、皇权更迭便成为中国历史千年不变之中的唯一变化。皇权下的各级大臣纷纷成为皇帝的奴才，反过来在他们的统辖的地域，他们又成为主子，别人又是他们的奴才……等级越高，其所拥有的分配权就越大，享受的待遇就越高。所以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中，怎么可能存在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呢？
上行下效，上面怎么做的，老百姓也模仿怎样做。
中国的传统教育就是专制思想的教育，中国人对此已经习惯，并且为这种专制自豪。对皇帝、领袖、政府来说，当然要专制；对于老百姓来说，专制思想也满足了老百姓的虚荣心。并且中国的专制思想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使得中国老百姓在爱国时常显示出民众专制情绪。当中国周边小国屈服于中国皇帝，年年进贡，山呼万岁递交效忠国书时，中国百姓心里也美滋滋的，以为做奴才也无上荣耀，也会夸夸其谈自己国家如何伟大，作为一个中国人骨子里感到自豪，自愿沉溺于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和一个有雄才伟略的独裁领袖的得意之中。因而中国老百姓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心里想念的是包公，想念的是明君，渴望的是一个专制的有序的廉正的政府。
集权统治加上专制思想教育，使中国文化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富有传统的、影响广泛的文化生态。
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为强势者服务的，这是社会等级制的必然产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却是既不对称，又不对等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却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国人在皇权的高压下生活得太久，一代又一代，他们先是麻木，后是习以为常。无论皇帝或长官多么昏庸残暴、多么懦弱无能，中国人都会毫无怨言、毫无杂念地承认、服从，维护他们统治地位。人们对做人的尊严和权利，对民主和自由，对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这些高处、大处、远处的事情相当陌生，从来不知考虑，更不敢考虑，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的，人们只是全身心地、理所当然地去做臣民。所以中国人只热衷于在局部和细小的地方施展聪明才智，缺乏对正义的拥护，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和参与政治、社会事务的激情，中国文化的这种现实主义导致的是一种以少数人为中心、以强者为中心的社会生态。
人们非常看重一个人的身份、来历以及其社会关系、社会背景，看重一个人的地位、权势及裙带关系远胜过看重一个人自身的能力、品德，人们头脑中的家族、人情观念远远超过集体、公共利益思想，并且这种状况由上层到下层蔓延成为全社会的普遍现象。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理论、制度、文化、礼仪等被统治阶级所左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始终没有自己独立成熟的文化和价值追求，他们是附庸于上层阶级的，除了基本生存之外普遍老百姓没有更多的生活内容。而上层阶级在皇权的高压下逐渐形成了曲曲折折、明哲保身、信奉言多必失，却又靠山结派，暗里计算争斗等人格、言行特征，并以此为框架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官场文化。这种文化强烈影响着下层百姓，弥漫了整个社会，使整个社会成了一个缺乏进取、创新气息又勾心斗角、窝里闹的封闭、沉闷的社会，并惯性地延续了下来。
特权文化、宗派家族文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社会成了关系主义的社会，各种关系和人情网强烈地瓦解、扭曲着国家法律制度和正当的社会秩序。人们遇事总是条件反射般地首先想到的是找哪个熟人、找哪个亲戚，并以煽情话语和馈赠财物礼品作为辅助。中国人只有为自己的亲朋好友或熟识的人做事、帮忙的意识，根本没有公共利益思想，没有按既定规则和程序办事的意识，公事私办、私事公办、公私不分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中国社会就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圈子，你出了这个圈子，就会进另一个圈子，人们属于这个或那个单位，也属于这个或那个圈子，在中国完全独立存在、自由发展的“个人”是罕见的。
中国人骨子里有一个“阿Q”，有一个“奴性”、“惰性”、“小农性”。缺乏开放、前瞻的眼光，缺乏对独立、自由、正义、人权的激情和执着追求，缺乏做人应有的内在尊严和自爱自重的觉悟，更缺乏人文关怀。很多人整天只是短视地、盲目地、麻木地、琐碎地活着、追随着、攀比着。中国人说话、写东西往往原则话、官话、套话连篇；办事情、解决问题总是津津乐道于过去的亲身经验，或者看别人怎样自己就怎样，交流啊考察啊没个完，丝毫不会从科学理论出发，更不会按某一信仰从事。另外，中国人还没有守时守信的观念，痞气十足；也没有公共利益观念，完全是小圈子意识；没有正义观念，完全实用主义；没有民主、法治观念，要么愚忠，要么无政府主义。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完完全全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反映在文化上，必然是人治文化，人治文化又催生和巩固了人治社会。人治是中央集权和封建统治的必然表现，为了维护这种统治的有效性，统治阶级势必要推行所谓“德治”，将道德自律、道德修养作为“德治”的基本要求。而儒家文化的道德部分恰恰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修身是起点，中经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这种道德观支撑的政治观，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也是喜欢人治而不喜欢法治。人治为统治者提供了极大地掠夺空间，而法治则不能，因为法治对统治者也是一种约束。中国历史上，专制制度与人治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人治文化是专制制度的寄生物，专制制度是人治文化的进一步推演。
楼主 ：土碎碎
时间：2008-01-18 02:42:53
在这种文化生态左右下，中国社会便表现出诸多负面特征来：
表现一：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
中国文化是一种富于弹性和随意性及人治特征的文化。文化的灵魂是价值，是规则。文化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凝聚、导向、整合和规范的功能。而规则本身又是人们谋利的一种手段。在强者和富者共同参与的博弈中，如果规则不具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则博弈结果未必一定有利于强者。但在规则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的情况下，博弈结果会多数有利于强者。主要原因是：规则的弹性和随意性导致了规则有效性的降低，这时，博弈双方的结局主要取决于二者的个人实力，而不是其他因素；另外，由于规则的生成和运用本身具有强势主导的倾向，所以，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规则会体现一种为强势服务的工具倾向。所以，只有刚性的规则，才能为社会合理性提供一定的前提条件。反之，若规则随意性大，则其实际所体现的最大功能就是更多成为了为强者服务的一种工具。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假如你犯了事，这时问题就不是看你犯的事大不大，而是要看你的后台硬不硬。处理的结果是与你的强势地位密切相关的，一个人越是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处理的结果对其就越有利。
表现二：有利于坏人，不利于好人。
中国社会流行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和为贵”及取“中”的处事原则，在这种原则下，处理结果一般是有利于做坏事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选择做坏事，还是选择做好事，取决于二者的成本收益分析和预测。这里的收益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两个方面，成本也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两个方面。一般而言，人们总是要综合考虑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以期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由于每个人社会地位是不同的，所以，在现实中，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件事，可能会有不同的决策选择。但不管情况如何，其决策目的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一个良好和有效的社会规则，应当满足：做坏事的个人成本大，个人收益小；做好事的个人收益大，个人成本小。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及求“和”和取“中”的价值导向，只能使本应付出成本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成本支出，本应收益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收益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会更偏好于做坏事。因为做坏事的社会成本大，但社会并没有让其付出真正的个人成本，做坏事所得到的个人收益却并没有减少多少。另外，中国文化所潜藏的平均主义，本质上也有一种使收益者减少收益，使应付出成本者减少成本支出的价值取向。
表现三：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
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是人所共知的现象。在中国，大凡处理事情，人熟不熟悉，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熟人原则实质体现的是一种血缘原则。熟人原则导致社会游戏规则的二重化。在熟人之间，是一套游戏规则；在陌生人之间，是另一套游戏规则。游戏规则的多重化将直接增大社会的运转成本并将更多诱致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熟人原则也导致一种关系本位（人与人关系的亲疏决定处理事情的态度和立场），人们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将会更偏好于拉关系，而不是将更多精力用在真正的生产方面或是真正的发展个人能力方面。所以，熟人原则最终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当然，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熟人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偏好熟人并非就必然不合理，这里也有个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相对于陌生人而言，人们对熟人了解更多，从而在熟人之间决策就更容易一些。一般来说，讲熟人原则不能离开社会理性，否则，就是不合理，这里更不能将熟人原则扩展为关系本位。社会离不开熟人，但不能有熟人本位或关系本位。
表现四：有利于个体，不利于整体。
中国人处理事情，更多是考虑个人效果和私人关系，而不太注重考虑社会效果和整体效应。从中国文化的一般特点看，这种只注重个人效应，忽视社会整体效应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而不仅仅是个别例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反映的就是这种心态。当然，从人本的角度看，注重个人效应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但任何个体效应都应符合社会理性原则，否则，最终吃亏的仍是具体的个人。因为只注重个人效应，不注重社会整体效应，就有可能使社会最终陷入一种低水平的循环陷阱中，不能自拔或难以自拔。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就是一例。中国人很聪明，在文化中也体现了一种个人的聪明主义。但这种个人的聪明主义往往只会导致整体的一种糟糕结局。所以，聪明只体现个体理性，不体现社会理性，个体理性只有转变为社会理性，才是真正的大聪明。社会理性要求不仅要考虑个人效应，也应考虑社会效应。有了社会效应，最终也会有助于个人效应的实现，而且能使个人效应得到更好和更长远的实现。
“囚徒困境”是经济学上的一种原理。两个人共同犯罪，被警方抓获并分别关押，他们面临着三种选择：两个人都拒不交代，将无罪释放；都交代罪行，并揭发同伙，各判10年；一个人拒不交代，另一个人坦白并揭发同伙，坦白者判刑5年，拒不交代者判刑20年。对一个囚徒来讲，如果选择拒不交代，要么被叛无罪（同伙也不交代），要么被判20年（同伙坦白了）；如果选择了坦白，要么被判10年（同伙也坦白了），要么被判5年（同伙拒不交代）。囚徒的选择事实上是一种赌博，赌同伙不交代风险太高，而自己交代则风险最低，因此，一般来讲，两个囚徒都会选择坦白。囚徒困境假定每个参与者（即“囚徒”）都是利己的，即都寻求最大自身利益，而不关心另一参与者的利益。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
表现五：有利于现在，不利于将来。
将来和现在是一种从时态角度考虑的文化观。实际上，中国文化所体现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大家都是认可的。这种现实性和功利性在时态上的表现就是只有现在时，没有将来时。目前，中国社会诚信的缺乏与机会主义的泛滥都与此有极大关系。将来对现在是一种制约，从哲理的角度看，没有了将来，也就没有了现在。这里存在的情况是，虽然中国文化没有将来时，但有过去时，且对过去时是高度关注的。老祖宗不能丢，传统总是好的。祖宗是我们的权威，是我们命运的掌握者。但过去毕竟是过去，过去说明不了现在，更说明不了将来，但过去又构成了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过去、现在、将来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三者既互相矛盾，又互相统一；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三者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着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
中国文化内在的负面作用，对中国人集体性格的形成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系列的劣根性性格，其集中表现为：主子与奴才的双重人格。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有着森严的等级划分，因而中国人会产生强烈的奴才意识，同时也会对别人产生强烈的支配欲望，以达到内心的平衡。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同样是一个人，对下级来说，他就是主子，处于强势地位；但于对上级来说，他又是奴才，处于弱势地位。当一个人处在强势地位时，他的主子人格占主导的地位；而一个人处于弱势地位时，他的奴才人格又会占主导地位。在这种等级环境下，一个人只有将他的主子人格和奴才人格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为自己创造出更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才使他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利益获取。
中国人对官、对上有奴才性，但是对下又有专制性。一个人哪怕不是官，在家里，在宗族里也有专制性，对妻子、儿女、小辈等实行专制统治。如儿女的婚姻大事都是父母包办的、儿女在家庭事务中没有发言权；家长把女子完全当成是私有财产来看待，子女的一切都由父母包办代替，子女的行为严格受到父母的直接约束，就算儿女长大成人，父母对子女依然有专制的权利。
即便今天，这种封建家长制的心态也是很常见的。在一个单位，领导对上是奴才，他的升迁完全是他的上司一手决定，因此为了升官或保住官衔，他就要对上司阿谀奉承、拍马屁、投上司之所好，甚至不惜用金钱美女贿赂，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领导对其下属和普通职员掌握着生杀大权，经常摆出一副一言堂，惟我独尊的架势，实施独裁、专制的领导。他同样喜欢下属拍自己的马屁，甚至同样接受下属的贿赂，并以此为据，评价下属是否可重用提拔。
双重性格中奴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愚忠。
经过几千年文化专制的独裁，中国人已经在骨子里流动着专制的血液。在专制面前人人不能幸免，不同的是，由于社会地位不同，每个中国人专制的对象不同罢了。“忠孝节义”是一种美德，是每一个人人格的标准，实际上“忠孝节义”里每一个字都内涵着“专制”的内容。中国人的“忠孝节义”是不讲道理的，像是一个僵硬的衡量标准。忠臣的概念就是俯首听命皇帝的旨意，哪怕皇帝是多么地昏聩，多么地荒唐，旨意是否正确并不重要，只需要无条件地服从就行了。即便皇帝很昏庸，办了很多错事，杀了很多忠臣，中国人也从来不会认为这是专制的错误，而习惯把一切错误归罪于奸臣。比如岳飞之所以成为英雄人物，不仅因为他主张以武力抗金，他的悲壮还在于他对皇帝的无限忠诚。“精忠报国”四个字，首先是“精忠”在前，没有这个前提，“报国”是次要的。人们当然很同情岳飞的遭遇，但有谁去指责皇帝的是非呢？把一切罪过归咎于秦桧这个“大奸臣”。中国只有奸臣，哪有什么“奸皇帝”！
还有关公，历来被人们视为忠义的典范，并将其神化。如今中国许多地方的老百姓将关公奉为神明，尤其到广东看一看，酒楼、旅店、工厂、写字楼、家庭随处都可以看到供奉着关公的牌位。关公为什么在中国老百姓中有那么大的威望？并非是谁要求大家这样做的，而是大家自愿认定关公的神位，甚至将他视为保佑平安和财富的万能的神。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关公是中国人“忠孝节义”的典范。关公在曹操金钱美女的诱惑下，毫不动摇对结义兄长及主子刘备的忠诚，至于关公所作所为是否正确，是否坚持真理，是否顺应历史潮流，老百姓并不关心。关公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行为，老百姓会认为那是一种英雄气慨。张飞也被老百姓奉为神明，虽然没有关公那么大的名气，但他们两个人一方面对刘备是奴才，另一方面对下属却十分专制，又表现出主子的气度来，是十分典型的双重性格的代表人物。
主子与奴才的双重性格又直接导致了中国人自尊与自卑的双重性格。
封建等级制以及贫困和长期的奴化教育等原因促使人们形成自尊心与自卑感都很强烈的双重人格。同一个人，处于弱势地位时，会有很强的自卑心理；而当他处于强势地位时，便又会衍生出强烈的自尊心态来。一个人的自卑与自尊人格往往互相包含又互相转化。原因何在？首先中国人的自卑多是由外界条件所导致的，并非是由于个人能力高低产生的。造成人们政治、经济地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并非是个人努力不同，而是长期的封建等级制度，王侯将相的后代即便是个弱智儿，他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也远高于一般的社会公众。所以中国人有一个“命运”的观念，大家比拼的不是个人奋斗，而是比老爸或老祖宗，你没有生在官宦之家，没有荣华富贵可享受，只能当牛做马，那是因为你的命不好，是你投胎时没有找到好的人家！所以，对自卑者而言，这种自卑感并非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自卑者的深层心理是：别看你强，只要条件相同，我也会和你一样。这种外生的自卑反会激发内生的自尊，在这种自卑感的压力下，人们往往有更强烈的追求自尊的愿望，才会促使人们去不断地寻求获得自尊的途径。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思想便是这种心态的传神提炼。
在当下，中国人的“造星”心态和塑造“中国梦”的心态，都是这种自尊与自卑双重人格的新的表现形式而已，其心理本质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也不能一概地加之鞭笞，但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
在奴才与主子的双重人格以及自尊与自卑的双重人格的长期积累下，加上中国特有的历史环境，中国人的集体性格中也就必然派生出一系列的劣根性来：相互歧视、不合作、没有诚信、热衷形式主义、公众道德素质低、蔑视制度、社会责任感差……
每个民族都有其劣根性，其产生的背景也各不相同。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只有敢于正视自身的不足与缺憾，才能更清醒地认识自我，才能为自己今后的良性发展找到更为有益的方向，才能在世界竞争中，不至于再次落败或者被淘汰。
表现一：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
中国文化是一种富于弹性和随意性及人治特征的文化。文化的灵魂是价值，是规则。文化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凝聚、导向、整合和规范的功能。而规则本身又是人们谋利的一种手段。在强者和富者共同参与的博弈中，如果规则不具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则博弈结果未必一定有利于强者。但在规则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的情况下，博弈结果会多数有利于强者。主要原因是：规则的弹性和随意性导致了规则有效性的降低，这时，博弈双方的结局主要取决于二者的个人实力，而不是其他因素；另外，由于规则的生成和运用本身具有强势主导的倾向，所以，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规则会体现一种为强势服务的工具倾向。所以，只有刚性的规则，才能为社会合理性提供一定的前提条件。反之，若规则随意性大，则其实际所体现的最大功能就是更多成为了为强者服务的一种工具。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假如你犯了事，这时问题就不是看你犯的事大不大，而是要看你的后台硬不硬。处理的结果是与你的强势地位密切相关的，一个人越是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处理的结果对其就越有利。
表现二：有利于坏人，不利于好人。
中国社会流行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和为贵”及取“中”的处事原则，在这种原则下，处理结果一般是有利于做坏事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选择做坏事，还是选择做好事，取决于二者的成本收益分析和预测。这里的收益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两个方面，成本也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两个方面。一般而言，人们总是要综合考虑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以期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由于每个人社会地位是不同的，所以，在现实中，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件事，可能会有不同的决策选择。但不管情况如何，其决策目的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一个良好和有效的社会规则，应当满足：做坏事的个人成本大，个人收益小；做好事的个人收益大，个人成本小。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及求“和”和取“中”的价值导向，只能使本应付出成本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成本支出，本应收益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收益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会更偏好于做坏事。因为做坏事的社会成本大，但社会并没有让其付出真正的个人成本，做坏事所得到的个人收益却并没有减少多少。另外，中国文化所潜藏的平均主义，本质上也有一种使收益者减少收益，使应付出成本者减少成本支出的价值取向。
表现三：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
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是人所共知的现象。在中国，大凡处理事情，人熟不熟悉，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熟人原则实质体现的是一种血缘原则。熟人原则导致社会游戏规则的二重化。在熟人之间，是一套游戏规则；在陌生人之间，是另一套游戏规则。游戏规则的多重化将直接增大社会的运转成本并将更多诱致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熟人原则也导致一种关系本位（人与人关系的亲疏决定处理事情的态度和立场），人们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将会更偏好于拉关系，而不是将更多精力用在真正的生产方面或是真正的发展个人能力方面。所以，熟人原则最终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当然，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熟人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偏好熟人并非就必然不合理，这里也有个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相对于陌生人而言，人们对熟人了解更多，从而在熟人之间决策就更容易一些。一般来说，讲熟人原则不能离开社会理性，否则，就是不合理，这里更不能将熟人原则扩展为关系本位。社会离不开熟人，但不能有熟人本位或关系本位。
表现四：有利于个体，不利于整体。
中国人处理事情，更多是考虑个人效果和私人关系，而不太注重考虑社会效果和整体效应。从中国文化的一般特点看，这种只注重个人效应，忽视社会整体效应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而不仅仅是个别例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反映的就是这种心态。当然，从人本的角度看，注重个人效应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但任何个体效应都应符合社会理性原则，否则，最终吃亏的仍是具体的个人。因为只注重个人效应，不注重社会整体效应，就有可能使社会最终陷入一种低水平的循环陷阱中，不能自拔或难以自拔。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就是一例。中国人很聪明，在文化中也体现了一种个人的聪明主义。但这种个人的聪明主义往往只会导致整体的一种糟糕结局。所以，聪明只体现个体理性，不体现社会理性，个体理性只有转变为社会理性，才是真正的大聪明。社会理性要求不仅要考虑个人效应，也应考虑社会效应。有了社会效应，最终也会有助于个人效应的实现，而且能使个人效应得到更好和更长远的实现。
“囚徒困境”是经济学上的一种原理。两个人共同犯罪，被警方抓获并分别关押，他们面临着三种选择：两个人都拒不交代，将无罪释放；都交代罪行，并揭发同伙，各判10年；一个人拒不交代，另一个人坦白并揭发同伙，坦白者判刑5年，拒不交代者判刑20年。对一个囚徒来讲，如果选择拒不交代，要么被叛无罪（同伙也不交代），要么被判20年（同伙坦白了）；如果选择了坦白，要么被判10年（同伙也坦白了），要么被判5年（同伙拒不交代）。囚徒的选择事实上是一种赌博，赌同伙不交代风险太高，而自己交代则风险最低，因此，一般来讲，两个囚徒都会选择坦白。囚徒困境假定每个参与者（即“囚徒”）都是利己的，即都寻求最大自身利益，而不关心另一参与者的利益。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
表现五：有利于现在，不利于将来。
将来和现在是一种从时态角度考虑的文化观。实际上，中国文化所体现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大家都是认可的。这种现实性和功利性在时态上的表现就是只有现在时，没有将来时。目前，中国社会诚信的缺乏与机会主义的泛滥都与此有极大关系。将来对现在是一种制约，从哲理的角度看，没有了将来，也就没有了现在。这里存在的情况是，虽然中国文化没有将来时，但有过去时，且对过去时是高度关注的。老祖宗不能丢，传统总是好的。祖宗是我们的权威，是我们命运的掌握者。但过去毕竟是过去，过去说明不了现在，更说明不了将来，但过去又构成了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过去、现在、将来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三者既互相矛盾，又互相统一；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三者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着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
中国文化内在的负面作用，对中国人集体性格的形成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系列的劣根性性格，其集中表现为：主子与奴才的双重人格。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有着森严的等级划分，因而中国人会产生强烈的奴才意识，同时也会对别人产生强烈的支配欲望，以达到内心的平衡。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同样是一个人，对下级来说，他就是主子，处于强势地位；但于对上级来说，他又是奴才，处于弱势地位。当一个人处在强势地位时，他的主子人格占主导的地位；而一个人处于弱势地位时，他的奴才人格又会占主导地位。在这种等级环境下，一个人只有将他的主子人格和奴才人格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为自己创造出更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才使他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利益获取。
中国人对官、对上有奴才性，但是对下又有专制性。一个人哪怕不是官，在家里，在宗族里也有专制性，对妻子、儿女、小辈等实行专制统治。如儿女的婚姻大事都是父母包办的、儿女在家庭事务中没有发言权；家长把女子完全当成是私有财产来看待，子女的一切都由父母包办代替，子女的行为严格受到父母的直接约束，就算儿女长大成人，父母对子女依然有专制的权利。
即便今天，这种封建家长制的心态也是很常见的。在一个单位，领导对上是奴才，他的升迁完全是他的上司一手决定，因此为了升官或保住官衔，他就要对上司阿谀奉承、拍马屁、投上司之所好，甚至不惜用金钱美女贿赂，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领导对其下属和普通职员掌握着生杀大权，经常摆出一副一言堂，惟我独尊的架势，实施独裁、专制的领导。他同样喜欢下属拍自己的马屁，甚至同样接受下属的贿赂，并以此为据，评价下属是否可重用提拔。
双重性格中奴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愚忠。
经过几千年文化专制的独裁，中国人已经在骨子里流动着专制的血液。在专制面前人人不能幸免，不同的是，由于社会地位不同，每个中国人专制的对象不同罢了。“忠孝节义”是一种美德，是每一个人人格的标准，实际上“忠孝节义”里每一个字都内涵着“专制”的内容。中国人的“忠孝节义”是不讲道理的，像是一个僵硬的衡量标准。忠臣的概念就是俯首听命皇帝的旨意，哪怕皇帝是多么地昏聩，多么地荒唐，旨意是否正确并不重要，只需要无条件地服从就行了。即便皇帝很昏庸，办了很多错事，杀了很多忠臣，中国人也从来不会认为这是专制的错误，而习惯把一切错误归罪于奸臣。比如岳飞之所以成为英雄人物，不仅因为他主张以武力抗金，他的悲壮还在于他对皇帝的无限忠诚。“精忠报国”四个字，首先是“精忠”在前，没有这个前提，“报国”是次要的。人们当然很同情岳飞的遭遇，但有谁去指责皇帝的是非呢？把一切罪过归咎于秦桧这个“大奸臣”。中国只有奸臣，哪有什么“奸皇帝”！
还有关公，历来被人们视为忠义的典范，并将其神化。如今中国许多地方的老百姓将关公奉为神明，尤其到广东看一看，酒楼、旅店、工厂、写字楼、家庭随处都可以看到供奉着关公的牌位。关公为什么在中国老百姓中有那么大的威望？并非是谁要求大家这样做的，而是大家自愿认定关公的神位，甚至将他视为保佑平安和财富的万能的神。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关公是中国人“忠孝节义”的典范。关公在曹操金钱美女的诱惑下，毫不动摇对结义兄长及主子刘备的忠诚，至于关公所作所为是否正确，是否坚持真理，是否顺应历史潮流，老百姓并不关心。关公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行为，老百姓会认为那是一种英雄气慨。张飞也被老百姓奉为神明，虽然没有关公那么大的名气，但他们两个人一方面对刘备是奴才，另一方面对下属却十分专制，又表现出主子的气度来，是十分典型的双重性格的代表人物。
主子与奴才的双重性格又直接导致了中国人自尊与自卑的双重性格。
封建等级制以及贫困和长期的奴化教育等原因促使人们形成自尊心与自卑感都很强烈的双重人格。同一个人，处于弱势地位时，会有很强的自卑心理；而当他处于强势地位时，便又会衍生出强烈的自尊心态来。一个人的自卑与自尊人格往往互相包含又互相转化。原因何在？首先中国人的自卑多是由外界条件所导致的，并非是由于个人能力高低产生的。造成人们政治、经济地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并非是个人努力不同，而是长期的封建等级制度，王侯将相的后代即便是个弱智儿，他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也远高于一般的社会公众。所以中国人有一个“命运”的观念，大家比拼的不是个人奋斗，而是比老爸或老祖宗，你没有生在官宦之家，没有荣华富贵可享受，只能当牛做马，那是因为你的命不好，是你投胎时没有找到好的人家！所以，对自卑者而言，这种自卑感并非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自卑者的深层心理是：别看你强，只要条件相同，我也会和你一样。这种外生的自卑反会激发内生的自尊，在这种自卑感的压力下，人们往往有更强烈的追求自尊的愿望，才会促使人们去不断地寻求获得自尊的途径。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思想便是这种心态的传神提炼。
在当下，中国人的“造星”心态和塑造“中国梦”的心态，都是这种自尊与自卑双重人格的新的表现形式而已，其心理本质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也不能一概地加之鞭笞，但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
在奴才与主子的双重人格以及自尊与自卑的双重人格的长期积累下，加上中国特有的历史环境，中国人的集体性格中也就必然派生出一系列的劣根性来：相互歧视、不合作、没有诚信、热衷形式主义、公众道德素质低、蔑视制度、社会责任感差……
每个民族都有其劣根性，其产生的背景也各不相同。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只有敢于正视自身的不足与缺憾，才能更清醒地认识自我，才能为自己今后的良性发展找到更为有益的方向，才能在世界竞争中，不至于再次落败或者被淘汰。
作者
：李童蒙
时间：2008-01-18 17:1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