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在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和两次鸦片战争一连串的打击下，清政府以总理衙门大臣奕忻、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为抵御外辱、维持清廷的统治地位，应当抛弃陈腐的“祖宗之法”，转而引进西洋先进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也已认识到，要维护自身统治不得不借助西方的火枪大炮，因而默许了洋务派的提议，于是一场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洋务运动在“办洋务”的热潮中开始了。
　　　　
　　　　 洋务运动的主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在制度和思想上原本并没有打算引进西方的文化、制度，而力主引进并发展军事、工业等技术层次上的先进之处。洋务运动最终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而宣告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洋务运动只注重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而不考虑在政治、社会和思想等方面采取相应的变革与之配合。与洋务运动几乎同时开展的“明治维新”却能因在文化等方面很好的配合技术发展而取得与中国结果迥异的成就。如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全面推行以法国为模板的新学制，这个学制要求“必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新式教育成了富强的新日本的支柱，与清帝国的龙钟老态成为鲜明的对比。
　　　　
　　　　 我们都知道“洋务运动”最后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洋务运动还是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引入以及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建立。可是“洋务运动”还是失败了，他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化，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日本的明智维新却成功的使日本成为了一个强国。
　　　　
　　　　 因此我们必须检讨“洋务运动”为什么没有成功而“明治维新”却成功了。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关键的、决定性的原因在于双方领导人的认识不同。当时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的着眼点是政治、宪法、经济、社会的组织，军事的制度，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都是使国家、军队强大的决定性因素。伊藤博文强调“先立乎其大者远者”，所以日本的建国、建军，自始即着眼于基本精神，所以其维新的基础颇为深厚。相反的是，清朝主持“洋务运动”的李鸿章则是深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影响，只知道西方国家“十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以为“中国但有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而对于立国、建军的大政方针，以及科学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尤其科学的基本精神，则不闻不问。因此，他主持洋务几十年，亦仅止于聘请顾问、训练洋枪、抽取关税厘金、设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招商局、矿务局，求其“船坚炮利”而已。其结果，海军毁于中日黄海之争，陆军败于中日朝鲜之役，关税主权旁落于外人之手，内忧外患，祸乱纷乘。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孰优孰劣，立刻判若云泥。
　　　　
　　　　 其实这并不能完全怪李鸿章的见识短浅，他正是由于受到前文所说的僵化的中国八股文式的教育，思想怎能不僵化，而且中国是天朝大国的思想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当时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普通百姓谁不是这样想的。
　　　　
　　　　 当中国的确是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时，这样想是自豪，而当国家已经落后时，继续这样想，就只是夜郎自大了。可惜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国家落后了也没有人知道。因此直到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在说这样的昏话，“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则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造成的副作用了。而反观日本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文化的领先，从唐朝时期日本的“大化改新”开始，日本就开始在学习中国。在发现西方的先进后转而学习西方列强，相对中国来说，文化的失落比较少，也比较习惯，因此能十分彻底地学习，并掌握到西方的基本精神。而中国几千年的老大架子是很难去掉的，因此即使开始学习也能作做到虚心。
　　　　
　　　　 中国的历史遭受了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还能够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毕竟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绝断的文明。公元前18世纪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取代；公元前1600年赭梯人入侵，古巴比伦灭亡；公元前6世纪，古埃及被波斯灭。而各类其他文明甚至整个族类被灭绝的也多不胜举，惟有华夏文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持续了下来，即使曾经被游牧民族统治，却仍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量将之溶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中。
　　　　
　　　　 因此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明和民族骄傲，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吸取前代的教训，将这类损害民族和文明的事件减少甚至不再发生，并转化为动力，中华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顶端是完全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