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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关于浩然

楼主:郝国中 时间:2008-03-08 22:13:48 点击:1876 回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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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此存照——关于浩然
  
  张扬
  
  浩然最近逝世。我没听到有关新闻,是妻子上网后得知并告诉我的,还说起一些人正为此“发昏章第十一”的情形。我没跟浩然打过交道,不认识他。“文革”中他当“全国人大代表”(加上引号,是因为他实际上“代表”不了谁,或者说充其量只能代表“文革”中把他塞进“全国人大代表”行列的那些人物)时,我因写《第二次握手》被关在监狱里。“文革”后听说了他的一些事,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老舍之死跟浩然的关系,别人的指责和浩然的辩解。
  
  我在北京生活了20年,在那里跟不少人有过来往,其中一位是《中国作家》副主编章仲锷。这个刊物的主编是评论家冯牧(他当时还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另一位副主编是高洪波。上世纪90年代的什么时候,中国作协又要评长篇小说的“茅盾奖”了,玛拉沁夫等“左派”团伙力挺浩然和他的《苍生》,把《苍生》捧上了天。作家中的那个“左派”团伙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他们几乎只有一个弱点,即他们之中很少有像样的作家作品。现在,浩然和《苍生》出来了,他们当然欢呼雀跃,铆足了劲,像是要拚个“你死我活”。用章仲锷当时的话说:浩然“志在必得”。
  
  这在中国是常见现象,什么都讲究“政治”,什么事都有“政治背景”,文学作品评奖也不例外。据章仲锷告诉我,冯牧对此产生了警惕,特地找来《苍生》,花大精力细读和研究。然后在一个重要会议上慷慨陈词,狠批《苍生》,指出这是一个系统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村政策,全面歪曲和反对改革开放的作品,决不能获奖!
  
  《苍生》获“茅盾奖”事,就此告吹。
  
  我没读过《苍生》,甚至也没读过浩然的其他任何作品。很多中国人也没读过《苍生》。说来说去,拥有读者较多的还是《金光大道》、《艳阳天》和《西沙儿女》。据妻子说,“文革”中她读过《艳阳天》,还不错;但塑造了所谓典型人物“高大泉”的《金光大道》,则无法卒读了;《西沙儿女》更差劲,根本没法读!我想,这后一部大概是因为跟江青跟得太紧了。凡图解政治的作品,是不可能写得好的。
  
  后来又发生过几次“浩然热”。我虽然不认识浩然其人,却非常熟悉中国的这类“热”,很知道某些人在想干什么。所以,我在《杂文月刊》1999年第9期上发表了《浩然的新“贡献”》,接着又在2000年写了与浩然有关的另一篇文章,该文在2000年5月17日《中华读书报》发表时被编者取题《为“浩然热”加个旁注》,在2000年3月28日《杂文报》发表时被编者取题《后话》,现将标题统一为《为“浩然热”加个旁注》。
  
  兹将与冯牧、章仲锷、浩然有关的那段往事写在上面,将《浩然的新“贡献”》和《为“浩然热”加个旁注》附在下面,就算“备考”吧。
  
  
  
  
  
  《浩然的新“贡献”》
  
  
  
  最近在某报上看到朱健国的文章《浩然攥着“政治自白书”》,开篇便说“‘争议浩然’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个极有意味的现象,在近10个月以来再起高潮。”
  
  关于浩然的“争议”确已持续多年,但我却从来不感兴趣。原因很简单:此人不值得“争议”,甚至不值得一提。打个比方吧:假如有人每隔一段时间便跳出来嚷嚷一次,说一加一等于七,说地球围着月球转,说太阳每天从西边升起,而你每次都跟他辩论,这有“意味”吗?
  
  朱文引用了“浩然的几个惊人的观点”,什么“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从未出现过的奇迹”呀,什么“我认为我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呀,什么“迄今为止,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呀,等等——所有这些,说明浩然在表述最基本的客观事实(也就是一加一等于几之类)方面仍然习惯于说胡话,跟他当年的捧“老娘”,吹“文革”一脉相承。这类胡话,浩然自1989年“复出”后每隔一段时间便跳出来嚷嚷一次,只是最近嚷得更“惊人”一些。
  
  请看朱文引用浩然的同情者“红先生”的一段话:“当年江青找了他多次,他还远离江青呢。实际上严格来说,他不是江青的人,江青当时是要用他做这些事。你想当时江青用人,谁敢不动啊……”
  
  你听:江青!江青!江青!江青!到底谁跟他提江青了啊,这是怎么一回事?
  
  ——即使按“红先生”实即浩然本人这段话看,无非也是江青“用”了,浩然“动”了。她怎么“用”的,他怎么“动”的,则我们不妨存心忠厚一些,不翻老账了。不过不论怎么说,一个“用”了,一个也“动”了,于是“严格来说”不算江青的人,不严格些或宽厚些说恐怕还得算——这是从“红先生”即浩然的语言逻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不必说什么“欲盖弥彰”“越抹越黑”了,我们只指出一个简单事实:真正“不是江青的人”的作家们和其他任何人,是谁也不会时时跳出来嚷嚷自己“不是江青的人”的!
  
  但要说“江青用人,谁敢不动”,却未免太不实事求是了,上层文人,熟悉政坛内情,了解江青丑史,为身家性命或为个人名声计而不跟“老娘”勾搭的,确有其人。浩然显然也仔细“计”过,“计”的结果已经有目共睹,史有定论,无庸赘言。众所周知,“文革”前夕,江青在北京找人“评《海瑞罢官》”,有人就“不动”。当时若早知北京有个叫浩然的想“动”也敢“动”(当然,为了顾及文人脸面或打消其顾虑,可能得“找他多次”),就不必跑到上海找姚文元了。不过更大的可能是浩然当时还无足轻重,不够“档次”(事实上直到“文革”后期浩然仍然无足轻重,不够档次——姚文元已贵为政治局委员了,而浩然只是一个谁也代表不了的“全国人大代表”)——那就得怪“老娘”不识货了,也导致“浩然同志”“文革”期间没能“对社会、对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金光大道》之类今天也还有人买,有人请作者签名。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证明人们有了文物观念,懂得了木乃伊的价值;而决不说明中国人想重过那种靠粮票布票火柴票煤油票维持生活,靠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时时斗维持生产的日子——从这种意义上说,《金光大道》跟它所鼓吹的“精光大道”以及疯狂推行这套祸国殃民之术的江青之流已经一起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永世不得解脱!作为这种“作品”的作者,该怎么办呢?怎么面对“末日审判”或曰自己的身后评价问题呢?人生一世总难免有错。面对错误无非有两种态度,一是认错和改错,二是拒不认错。“老娘”和“春桥同志”是第二种态度的典型,对了,还有个王守信(最近看到的材料证明,她临刑仍不服罪还狂呼口号)。浩然是哪种态度呢?第三种。即风声紧时认错,风声过去赖账。“四人帮”覆灭后,浩然痛心疾首作了检查。今天的浩然通过“红先生”之嘴大骂别的作家“是一帮软骨头”。然而哪怕跟江青、张春桥、王守信相比,他浩然能算什么呢?“老娘”泉下有知,也许会撒泼骂他“烂骨头”吧!随着时过境迁,形势宽松,浩然开始赖账,每隔一段时间便跳出来嚷嚷一次,这次又通过“红先生”之嘴叫嚷当年的检查“是中央强加给他的”。
  
  朱健国写道:“1999年6月13日,北京一位和浩然关系非常深的青年记者红先生……电告我一个特大新闻:一些作家之所以反对浩然,是因为浩然手里捏有他们人格卑下的铁证——‘文革’期间,有100多位作家(许多人至今还有相当职位,以改革开放英雄出现)曾亲笔写信给浩然,求他在江青面前为其美言几句和转交向江青的效忠信。浩然没有帮他们这个忙,至今把这100多封向江青效忠的信都保留着,并将在其《文革回忆录》中全部如实公布。”(朱健国对“红先生”的电话谈话记之甚详)
  
  从前只听说过“五十步笑百步”,今天才知还有“百步笑五十步”的;而且不止是“笑”,还要“揭老底”、“追穷寇”,活着的死去的一网打尽,都不放过。为什么呢?还是个身后评价问题。“死去的一大批”评价都不错,活着的一大批生前已经“最活跃”“最改革”了,身后评价当更不错。相形之下,自己的一生呢?一是“精光”,二是“老娘”,哦,还有当年那堆“检查”。不错,会有一纸悼词,但浩然也知道,里面全是漂亮的屁话,一钱不值,至少对他来说会是如此。后人研究他的主要依据将是那堆“检查”,鼓吹“精光”,卖身投靠呀,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呀,等等等等,应有尽有,都在里面,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早知后来形势如此宽容,挺一挺也就过去了,偏偏自己是个软骨头,屈膝求饶,落得如此结局,活着灰头土脸,丧尽元气,死后也不得安息,头上老扣着个屎盆子——怎么办呢?走投无路之际,他想起了那“100多封”“对江青的效忠信”,终于想出了这绝招。这使人想起鲁迅一段话:偷汉女人的丈夫,总希望天下男人都是绿帽子,跟他一样,这才满意。
  
  “红先生”赞叹道:“对当初那些作家,浩然迄今为止,他没有说过任何一个作家的坏话……”浩然老伴有心脏病,本人也中风了,半身不遂,“还在不遗余力地写自己的作品”云云——真是奇谈怪论。“自己的作品”自己不写,谁写?浩然“不遗余力”写的是什么“作品”呢?“写他的第四部自传体长篇小说”。
  
  朱健国问:“他出了几部自传了?”
  
  “红先生”答:“三本啊,早出来了,现在进行到第四本,第四本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章……”
  
  这“人生的最后一章”写什么呢?写“文革”。
  
  浩然一生最丑陋的一幕就发生在“文革”中,怎么写呢?
  
  “红先生”透露,一是写“中央强加给他的”“作检查”的事,二是将那100多封信“毫无保留地全部公开化”。关于第一点,看来浩然是在“中节不保”的情况下,想用否认自己过去那一大堆检查的方式“全其晚节”了;关于第二点,显然,浩然“迄今为止”不说别人坏话只是一种权术,今后不仅大说特说,甚至要一击而在政治上致100多人死命了!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浩然报仇却是二十余年不晚,风烛残年仍“不遗余力”,怨毒可谓深矣——“红先生”赞叹浩然“人品极正”,我们终于领教了浩然的这种“人品”。
  
  再让我们回到那“100多封信”上来。“红先生”主张“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最平等最平静的一种心态去审视一些作家(按:指浩然这种作家),因为你不处在那个时代”云云,那么,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心态”去审视那100多封信的作者呢?浩然和“红先生”都不能。那好,我们不勉强。在浩然和“红先生”看来,这100多封信是“奇货可居”了。那好,我们不妨探索一下,这批“奇货”到底能说明什么。
  
  第一,不错,这些作者“人格卑下”。这些人格卑下者写了100多封“效忠信”给一个人格更卑下的女人。这种信托一个什么人转交呢?会是一个人格高尚者吗?给慈禧的信最好托李莲英转交。
  
  第二,托浩然转交,显然找错了人,因为浩然“还远离江青呢”,“他不是江青的人”。既然不是,为什么不当面说清,害得社会上和作家们口口相传,都以为他是李莲英,托他转交的信多达“100多封”呢?第一种解释是,他确是“江青的人”,却没有转交那些信;第二种解释是,他不是江青的人,因此没法转信,却狐假虎威,挟“老娘”以骗天下——这种自称跟什么什么大人物有特殊关系、专事买空卖空的人近些年很多,而浩然可能是其“先驱”,提前了二三十年,应被尊为“鼻祖”。
  
  第三,浩然有能力转信给“老娘”,却不转,一律“捏在手里”。如果是这样,那么第一个解释是,他预见到中国的风云变幻,因此预先抓住别人的把柄——这样一来,浩然就更加“人品极正”了。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小。如果浩然能有那种预见能力,按他的“人品”早就真的“远离江青”了。第二个解释是,给江青写“效忠信”者“人格卑下”,然而这些人同时又是作家,从人格上讲他们跟浩然是一路货色,从文才上讲他们之中一些人却超过浩然,因此更具“实力”,更能邀宠,完全可能导致“老娘”“换马”,也就对浩然更具威胁;因此浩然在政治上表现出非凡的远见和灵活的手腕,小心翼翼,稳打稳扎,既把那一大批“效忠信”骗到手,又把这些信截留手中。骗到手是必要的,既可防止这种信经别人之手送达“老娘”,又可树立自己大太监式的“威望”;截留手中更有必要,这样可以垄断“效忠权”,防止异军突起,杜绝出现竞争对手……总之多亏了他这一手。不然,那100多人中难免有一部分人会上“贼船”,而“四人帮”营垒中作家又得增添其他若干位——从这种意义上讲,谁能说浩然在“文革”期间“对社会、对人民”没有“贡献”呢!
  
  
  
  《为“浩然热”加个旁注》
  
  
  
  “读书时间”是中央电视台一个“小节目”。每次播出似乎不过十几分钟。一位主持人与一位“嘉宾”(一般是作者或编者)相对而坐,侃侃而谈,介绍或评价一本书。然而在1998年夏天,为了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回顾新时期以来的出版事业和读书活动,却花大本钱、大力气组织了一台“特大型”节目,时间长达一小时,国庆节在中央台一套首次播出,自10月3日起又在中央台各套多次重播。为筹办这台节目,邀请了几十位著名作家、科学家、学者和编辑、出版方面的专家作为“嘉宾”,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的上百家出版社、报社、杂志社、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派出社长、总编、主编、栏目或节目主持人参加。所有这些人乘飞机、火车于7月16、17日赶到上海、南京或无锡,再由接待人员用汽车送往无锡郊区一座宾馆。18日到太湖“水浒城”摄影棚搞“彩排”,19日下午正式“开拍”,几百人在几万瓦的水银灯照射下整整工作了四个半小时。没有报酬,又热又累,但大家都很专注、很投入,不但没有怨言,相反都情绪很好,包括张贤亮、魏明伦、贾平凹、余秋雨等名流才子。因为大家都明白,这是在纪念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伟大事件,回顾一段绝对不应忘怀的历史。
  
  少数参加者不是自行前往,而是于7月17日上午在北京站那个巨大的“京”字下集中,那里有打着“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标识的人在等候。我赶到时,已经有了八九个人。我只认得出其中的张贤亮。我们登上409次列车,十一点半驶离北京站。那是一节硬卧车厢,乘客满员,其中参加这次节目的约有二三十人。给几位年岁大些地位高些的安排了下铺。
  
  我也得到这种“照顾”。对面下铺那位年约花甲,个头不高,戴着眼镜,身体健壮,精力充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位管文学节目的女编辑认出了他,赶忙过来打招呼,叫他什么“老师”,坐下来热情攀谈,叽哩呱啦无所不至。我听见半句“您的……《金光大道》……带来了么”之类,他说“带来了”。我心想:啊,这人就是《金光大道》的作者,浩然?我不由得多瞥了他几眼。直至翌日清晨在无锡下车,我没跟他搭一句腔。
  
  在宾馆住下之后,才知他不是浩然,而是话剧演员曹灿,曾以长篇连播著称,“文革”后期播过《金光大道》。据说既是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年,这二十年总得有个来龙去脉。那么,二十年以前是什么呢?是“文革”。“文革”中有什么“出版事业和读书活动”呢?跟“文革”搭得上界的只有《金光大道》,似乎还有个《艳阳天》,作家当然也只剩下了一个浩然。节目策划人大概是对浩然不感兴趣,又不能不考虑那段史实,于是采用变通手法,不邀请浩然而是请曹灿来表演当年的拿手戏,朗诵《金光大道》片断。人总是有倾向、有情绪的。我确切地知道,这种在当代文学史上确实具有某种代表性但因节目策划人“不感兴趣”而未被邀请的,非此一例。
  
  直到18日下午“彩排”,曹灿的使命尚无变化。但19日下午“开拍”时,情况却变了:曹灿仍然登台朗诵,但朗诵的不是《金光大道》,而是高玉宝的《半夜鸡叫》片断。那高亢的“喔——喔——喔”声惟妙惟肖,大家都笑起来,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直到19日夜里,我才得知这种变化的缘由:原来是历来豪爽不羁的魏明伦慷慨陈辞,反对上《金光大道》,说那会引起人们的厌恶和反感,说那代表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日,说那种作家和作品鼓吹的不是“金光”而是“精光”,为早已被实践证明是“左”的和错误的东西张目,等等。
  
  一台如此重大的节目,其内容起码早在半年前就已敲定;而且除节目制作人员外,中央台主管部门负责人也至迟在19日上午从北京赶来,亲临现场。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从善如流”,当机立断,接受了魏明伦的意见,在“实拍”时作了调整。他们说他们也早有同感,不过实在不知道“文革”期间还有什么文学作品,怎么办呢?于是“巴山鬼才”建议选用高玉宝的《半夜鸡叫》。
  
  《半夜鸡叫》其实并非“文革”期间的作品。它问世于50年代前期,文学水平并不高,不过却是“文革”期间未被剿灭、仍被允许“活着”的极少数几个文学作品之一。于是荣幸入选。
  
  每隔一段时间,围绕浩然就得热闹一番,而且这种热闹一般都是由浩然本人或其一两位追随者引起的。我将1998年夏天发生的这件事写出来,也算是给“浩然热”加个旁注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据我所知,参加那次节目的几乎所有人都是这种想法,只是魏明伦一人说了出来而已。
  
  
作者 :谭斌35011 时间:2008-07-07 15:53:57
  顶。
作者 :月球上的小燕子 时间:2008-07-07 20:01:24
  看来文学也不是孤立存在的,
  什么的时代,塑造什么的英雄
  炒炒,闹闹也能出英雄啊......
作者 :彭赞 时间:2008-07-08 09:4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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