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白]：啊，妹妹……
　　 [唱]：我是个多愁多病身，你是那倾国倾城貌……
　　林黛玉：[白]：啊哟，该死的
　　 [唱]：胡说八道，
　　 弄出这淫词艳曲来调笑，
　　 混帐的话儿欺负人，
　　 我要到舅舅跟前将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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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许多人都知道，上面是越剧《红楼梦》中《读西厢》的一段说唱。就目前而言，贾宝玉的这两句唱词，只不过是熟识男女之间的一句调侃而矣，绝对与“淫词艳曲”挨不上边的。但对于在封建礼教约束之下的古代女子，特别是象林黛玉这样的官宦淑女，突然被人用“儿女私情”的话语调侃，一时羞愤难挡，确实在情理之中。
　　
　　 男欢女爱，毕竟是人之本性，封建礼教的管制，并不能扼杀少男少女的激情。白朴的《阳春曲》这样写道：
　　
　　从来好事天生俭，
　　自古瓜儿苦后甜。
　　奶娘催逼紧拘钳，甚是严。
　　越间阻越情欢。
　　
　　 虽然好事多磨、甜瓜先苦，真情被钳制，但这句“越间阻越情欢”表明了“冲破阻力追求自由幸福爱情”的叛逆心理。又如徐再思的《沉醉东风》也写道：
　　
　　一自多才间阔，
　　几时盼得成合？
　　今日个猛见他门前过，
　　待唤着怕人瞧科。
　　我这里高唱当时水调歌，
　　要识得声音是我。
　　
　　 情人已阔别多日，结合不知何时，今日见他路过，想叫他怕被人瞧见笑话，就唱一曲当时的情歌，向他表达灼热的爱意。
　　
　　 那种“父母之命，媒芍之言”的封建婚姻观念，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庸俗应举制度，极大地引起了青年男女的叛经离道的逆反心理。犹如白朴另一支《阳春曲》所描写的：
　　
　　笑将红袖遮银烛，
　　不放才郎夜看书。
　　相偎相抱取欢娱。
　　止不过迭应举，
　　及第待何如？
　　
　　 热情高涨的少妇，用“红袖”遮住“银烛”，不让郎君看书，问一句：“及弟待何如？”表现了她以“儿女情长否定功名事业”的活泼形象，此曲极力地标榜了“欢情压倒一切”的主张。
　　
　　 以上几篇语言“俚俗、直露、谐谑、尖巧”的诗文，就是元曲。元曲告别了唐诗宋词含蓄、刻意和苦吟的束缚，拥有了文学语言与民间语言之间纵横捭阖的绝大自由，更符合人们向心上人直抒胸臆的心理。
　　
　　 再看《西厢记》第三本第四折中红娘唱的一曲《圣药王》：
　　
　　如若你有心，他有心，
　　昨日秋千院宇夜深沉。
　　花有阴，月有阴，
　　春宵一刻抵千金，
　　何须诗对会家吟？
　　
　　 既是“你有心，他有心”，何必迟疑不决、反复无常？要知“春宵一刻抵千金”，何须用这诗呀词呀，太含蓄让一般人揣摸不透呢？
　　
　　 红娘的这曲《圣药王》，似乎向我们揭示出一个巧合，一个诗词刻意的格律束缚与封建礼教对人类感情束缚的形式上的巧合。元曲在语言上的革新也正揭示着人们对解放思想的渴求，于是，元曲以其白话的独特语言优势，更能满足人们对爱情、欢情的“直截明快、意到言随”的表达方式。且看以下两曲：
　　
　　关汉卿《一半儿》：
　　
　　碧纱窗外静无人，
　　跪在床前忙要亲。
　　骂了个负心回转身。
　　虽是我话儿嗔，
　　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
　　
　　 夜阑人静，少年跪在少女床前求欢，面对少男大胆而深情的举措，少女又羞又怕又不忍。那句“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已明白地剖析了：少女前面的“骂、嗔”都是“假推辞”，而“肯”才是她的真实心态！
　　
　　再看贯云石的《红绣鞋》：
　　
　　挨着、靠着云窗同坐，
　　偎着、抱着月枕双歌，
　　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
　　四更过情未足，
　　情未足夜如梭。
　　天哪，更闰一更儿妨甚么！
　　
　　 一对年轻人挨着、靠着、偎着、抱着……看已到了四更天，还是“情未足”。那女子不由发出“天哪，更闰一更儿妨甚么！”的呐喊。
　　
　　 不是吗，古代女子是封建陋俗的更大受害者，她们处在“封建礼教”约束与“情未足”的现状的矛盾之下倍受情感折磨，常常发出叛逆的呼声。就算如林黛玉般的淑女，有时也会在不经意间暴露出这种逆反心理。我们不妨再回到《红楼梦》中《读西厢》那段上来。当宝玉发现黛玉生气，宣扬要去告舅舅时，宝玉百般讨饶，发誓是无心之过。林黛玉却已沉醉在那《西厢记》的情节中，情不自禁地唱道：
　　
　　那张生，一封书敢于退贼寇；
　　那莺莺，八行笺人约黄昏后；
　　那红娘，三寸舌降服老夫人；
　　那惠明，五千兵馅作肉馒头。
　　我以为你也胆如斗，
　　呸！
　　原来是个银样蜡枪头！
　　
　　 这段唱腔，明白地表达了林黛玉对张生等人“不畏封建礼教，大胆追求爱情”的倾慕与赞赏，同时也含蓄地表示出自己已对宝玉芳心暗许，成不成就看你宝玉是不是一个“光说不练”的“银样蜡枪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