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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人心是怎么变坏的

楼主:网络恐龙 时间:2011-08-25 21:49:46 点击:9710 回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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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明  
  
  在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眼中,道德败坏的人,其实就是精神上有病。
  个人如此,社会亦然。
  
  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中国社会在精神上〝变坏〞的征兆,王晓明、朱学勤等学者曾经发起过影响波及全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将近20年过去了,情况让人痛苦:〝人文精神〞无处寻觅,而道德和人性的底线屡屡被突破。
  和英国作家狄更斯所描述的不同,〝最坏的时代〞不可能同时是〝最好的时代〞。精神、伦理和人性的堕落状况,不仅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命运,也威胁到〝社会〞这个〝合作体系〞的稳定,并给它朝向民主、自由、法治的转型制造巨大的风险。
  〝中国社会人心是怎么变坏的〞?它的逻辑和轨迹如何?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上海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
  
  〝坏〞从社会逼迫个人扭曲自己开始
  
  南风窗:说起中国社会现在是什么样子,大家都有直观感受——比如贫富悬殊、司法不公、阶层固化、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人性溃败。一个不认为这一切很合理的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社会会变成这样?
  
  王晓明:是挺严重。但为了更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我们可以找一个突破口,就是人心——人心是怎么变坏的。
  
楼主网络恐龙 时间:2011-08-25 21:50:31
  假如有一个小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话,一开始对于坏的东西是不知道的。但经历社会化,一直到中年,我们来观察,他所接受的价值观念、社会游戏规则,会让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小学和中学10年,影响一个人最大的东西是什么?是应试教育,一切都为了考试。应试教育对小孩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一直被大人的意志操纵,像看电视、玩耍,都不能被家长允许。甚至看一些书,比如奇幻类的书,也会被家长和老师认为对学习没什么好处。
  家长和老师是小孩在社会化开始时遇到的两类权威,而这两类权威口径一致,联合把小孩的自主性打掉。小孩能有多少抵抗力?
  南风窗:根据心理学的说法,大概从3、4岁开始,一个人的自我开始发育,如果他不是按照天性发展,而是被外在的权威强行扭转,那小孩就会感受到一种外界对自我的破坏性。他以后可能会报复。
  王晓明:但在报复之前,这个小孩会感觉到自己很渺小,他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他被迫接受了一个逻辑,就是为了将来一个以金钱为前提条件的〝美好生活〞,他必须压抑自己人性本真的东西,扭曲自己。
  南风窗:进入大学阶段,以及工作后,这些东西更加强化了。
  王晓明:进入大学阶段后是分两段的,一开始,大一、大二,很多学生是很放松的,可以过一段快乐的日子;但是到了三、四年级,问题又来了,因为你要找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少年时代所体验到的东西,在大学时代仍然会被攫住。
  求职以及工作后,一个人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由关系等游戏规则决定工作机会、稀缺资源分配的社会。他痛苦地发现,很多事情并不仅仅取决于他的努力。
  南风窗:他又体验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王晓明:每次都给他无力感。以前他只是无法反抗学校和家庭的权威,但后来他发现,社会并不公正,他更无力反抗。
  可怕的心理〝劳动强度〞
  南风窗:在社会不公正的强大力量中,一个人要让自己心理不失衡,不变态,甚至精神不崩溃,需要一种〝情感支持系统〞。
  王晓明:爱情类似于你所说的这个东西。它可以给一个人力量。但如果他发现爱情都不断地被现实的考虑所侵蚀、算计、破坏,那将是一个非常重的打击。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年轻人很穷,或者一个灰姑娘,能够找到和自己一起奋斗的人的话,他的精神状况会是比较好的,他会有一个很正面的东西。但在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日渐稀少,更多人体验到的是沮丧,是精神结构的被破坏和畸形。
  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一个人正面的东西,比如做一个正派人的尊严,会慢慢被破坏掉。另一方面,他越来越体验不到非功利的、物质以外的美好价值。
  南风窗:精神分析大师、西方文明的诊断者弗洛姆说,爱和创造性的工作是人克服和世界的分裂的重要途径。这两条路都被截断的话,社会必然出现病态。
  王晓明:上面所假定的这个小孩成为一个白领了,这不算是一个太坏的结果。但他可能会面对什么?劳动时间很长。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都是这样。
  在中国,很多人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企业运转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它榨取员工心力的功能也在增强。为了保持收入不降低,为了得到一个不坏的评价,它需要一个人付出心理上很大的劳动强度。
  《南风窗》:你提出的这个概念,也就是劳动的〝心理强度〞很有意义,劳动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这可以解释一些白领的〝过劳死〞。
  王晓明:心理上的劳动强度意味着你下班了,看起来你是在家里休息,但是,你没有从容的心情去读一本需要动脑筋的书,或者去看一部需要思考同时也让你轻松的电影或话剧,或很好地和家人交流,因为这些都需要主动投入心力,但你需要的只是放松,只是恢复劳动力。在既有的经济结构上,一个人〝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阻止了他在精神上提升自己。
  《南风窗》:可以这样说,你前面所说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人心变坏的基础或背景。
  王晓明:是。社会是让一个年轻人的自主性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当一个人进入这个社会后,他对这个社会是不是公正的判断是增强还是减弱了?一个人进入社会以后,体验到的金钱以外的价值是多还是少了?可以说,这是决定一个人的道德和精神状况的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一般或普遍来说,社会的道德状况只会越来越差。
  财富分配不合理抵销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
  《南风窗》:中国社会道德和人心上所出现的问题,似乎随着经济发展而加重。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道德和人性的堕落。对此怎么解释?
  王晓明:一般来说,经济的发展,人的生活富裕,摆脱了贫困的压力,人心会变得松驰,比较软。像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当时贫穷,人际关系比较紧张,人比较〝硬〞。但现在的小孩,对人的敌意没有那么强烈。
  《南风窗》:这里有不同的关于〝他人〞的预设。在你们那一代人,一个人肯定和〝我〞有关,无论他是朋友还是敌人,但在这一代人中,他人和自己没关系。
  王晓明:现在的年轻人因为环境不同,不会感觉到很多东西和自己有关。在前段时间的上海火灾中,为什么有20万人去抗议?是因为他感觉到,我坐在家里,火会从外面烧进来。他就会想,如果我坐在家里都不安全的话,那没退路了。
  中国社会碰到的是这样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确实可以让人变得不那么充满紧张的时候,财富的分配却极不合理。这就抵消了经济发展对于改善人的伦理和精神状况的正面作用。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的发展只是增强了他们对经济压力的感受。如果大家都很穷,我也焦虑,但焦虑不会严重。而现在经济压力很强大,社会贫富悬殊,它的结果就是对低收入者的刺激放大了。虽然他们的收入也在提高,但他们收入的提高赶不上贫富差距拉大对精神刺激的强度。因此,总体来说,他从经济发展当中受到的影响是焦虑的增强,是心理更加失衡。
  权力腐败毒化社会道德意识
  《南风窗》:受到的刺激还有官员的腐败。
  王晓明:经济的问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权力的问题,就是以官场为核心的社会腐败。社会腐败是从官场里蔓延出来的。
  虽然我们仍有很多很好的干部,但你要问今天老百姓什么群体是最坏的,他会选择回答说是官员。一方面,老百姓感受到官场很坏,但另一方面,感受最强烈的,却是奈何不了它。
  今天民众获取资讯的途径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在满足民众的知情权上,政府做得并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官场腐败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以前由于信息缺乏,愿意把腐败看成是一个局部的现象,而也因为这样,才有勇气去抗争、去上访。但资讯的发达很难让人把它看成是一个局部的现象了,去抗争的努力很容易失败。
  这就给社会的伦理状况造成了影响,就是当你意识到社会的恶很强大,你所有的东西都被它管制,而且你奈何不了它的时候,我前面所讲的几个因素都会发生,觉得个人很渺小,觉得没有自主性,觉得社会不公正。那能有什么后果?或者参与狂欢,或者心理上很受伤害。普遍的状况就是对恶不会感觉到有道德上的责任。
  头脑知道对错,但身体不配合
  《南风窗》:文化状况呢?
  王晓明:文化状况也非常糟糕。在过去,经济对文化行业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但现在是经济直接影响文化。这里面起作用的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它有一个逻辑,就是如果不生产出和它配套的文化的话,它没办法顺利运转,因此它也直接来生产文化。
  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以及它所生产出的文化,都会对人产生深刻的改变。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它让人的身心很疲惫,培养一种依赖性。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不要说城里人,就是现在农村年轻人也做不了农活。他已经丧失了和自然接触的能力。人很懒惰,这不是说他本身懒,而是受到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他生活的训练。他的很多情感表达,都习惯性地通过消费来表达,比如,对人表示〝感情〞要请吃饭或送礼物。
  《南风窗》:好像离开了这种表达方式,一个人就不会表达。
  王晓明:这些东西都在潜移默化一个人的被动性。他没有自主性,没有选择。出现的问题就是,脑袋可以想清楚,身体不配合,做不到。
  南风窗:以资本逻辑来支撑它运转的社会,需要制造两种东西。一种是根据契约原则而在市场上流动的〝劳动力〞,另一种是一个社会的人所普遍具有的〝社会性格〞,尤其是要制造〝消费者〞。你所说的出现人的疲惫、倦怠,事实上都是〝消费社会〞制造出来的。
  王晓明:是。一个人从早上一睁开眼,就要体验被动性。在生活里不断地体验被动性,他主动的东西就越来越少,而被动性越来越多。
  而我们所说的道德选择,都是非常具体的选择。尤其是在道德状况不好的背景下,要选择做一个正派人、一个有良知的人,更必须是主动的选择。
  《南风窗》:也就是说,他知道什么是对是错,但对被动性的体验让他做不到?
  王晓明:对。脑袋是清楚的,但做不到,他缺乏身体的配合。他的身体已经被改造了。
  总有一套歪理来为不能坚持良知辩护
  《南风窗》:在一个精神正常的社会里,哲学及人文学科中的知识分子起到一种重要的作用,并且被普遍尊敬。但在中国,这么多年来他们不断地被边缘化,这种现象和一个人的身体被资本逻辑、消费文化改造的现象,好像是同步的。
  王晓明:是有一个社会结构性的变化,就是经济利益、资本逻辑成了社会生产的主宰力量。在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结构实际上也越来越明显地按这个逻辑重新组织起来。
  当政治和经济强势力量联手改造社会的时候,它们势必要改造这个社会的文化再生产机制。一个现象是,在大学里,基础性学科下去了,而运用性学科则上来;与此相关的,是可以运用工具理性分析的学科上来,而不能用工具理性分析的学科下去。这是一个整体性的转变。
  当整个社会被纳入资本逻辑的时候,它就建构了一个强大的利益结构,在里面是没有道德空间的。所以,专家越来越不说人话。
  南风窗:专家坚持良知的话,不符合权力—资本的游戏规则。
  王晓明:现在是,只有已经放弃了对社会需求的人,才能坚持基本的良知。还坚持对社会有所求,还想加入到这个结构里而不出卖良知,就很困难。特别是年轻人,他有诸多顾虑,不能坚持自己的自主性和道德底线,他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但很难做不到。
  这样问题出来了,他会有愧疚感。会有压力。所以社会其实有一个巨大的需求,就是发明形形色色的说法,减轻这种压力。各类莫名其妙的自我辩护的说法,其实是用来满足这类需求的。
  个人介入公共事务没多少正面体验
  南风窗:当不能坚持良知而可以合理地得到辩护,以致形成每个人进行思考和作出选择的社会和心理背景,那实际上也等于说,出现葯家鑫类的人,基本上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需要一个〝刺激〞。
  王晓明:是。今天的人其实都不笨,当他加入公共议题去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要有良知,但他往往守不住,不得不放弃,这种痛苦会影响他对公共问题的讨论,会往他不知不觉地偏到能减轻自己痛苦的歪理上去。比如葯家鑫案,就是底线崩溃的表现。
  南风窗:葯家鑫案中有一种声音〝假如是我,我也会这样干〞,这种声音现在似乎比较流行。比如说,〝假如我是女人,我也会当小三〞。这种声音背后有这样的逻辑:这是社会逼的,所以,不要问我有什么责任。但这样说话和行动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也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也会作为〝社会〞影响别人。
  王晓明:要一个人反省〝别人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可能不对,这需要他对社会公共事务的介入有一种正面的体验,他要相信,因为他对公共事务的介入,社会能够得到改变。
  但那么多年来,个人介入公共事务,有多少成功?维权,代价往往惨重。
  如果一个人在公共事务中没有正面的体验,他就会觉得,他是他,社会是社会。而在心理上预设社会和他没关系的时候,反应就来了,它当然比我大了。
  可以看一下美国社会,它在形式上是两套系统。在公司里它的残酷性远超欧洲,但在社会上,它有选举制度。因此,在公司里,他可能感觉没什么好反抗的,但在社会上,他可以自由地说话,而且一般会有效果。但我们的社会,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些人当然可以说美国的民主有问题,但它给人的正面体验是难以否认的。
  糟糕的道德状况会给社会制造巨大风险
  《南风窗》:糟糕的道德和人性状况,会给我们的社会造成哪些后果,特别是正在剧烈转型的今天,以及未来?
  王晓明:最大的后果就是社会抵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差,稍有风吹草动,就一塌糊涂,另外,它的自我拯救能力不强。
  《南风窗》:现在很多人都感觉到了,而且,被无力感攫住。
  王晓明:我想,所有的变革,其实都有一个东西在逼迫它,就是现实经验。晚清之所以要变法,要变革,就是大家都感觉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大家都有一个社会共识。它也像文革后,社会共识在形成,才有改革开放一样。今天,这种共识所产生的力量,仍然是挡不住的。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 :_海涛 时间:2012-01-06 21:12:38
  断子绝孙的黑心食品荼毒天下,中华民族慢性自我大屠杀,长此以往,亡国灭种危机终有一天会降临神州,泱泱中华不用外敌入侵已自我毁灭。
  
  东莞黑心厂商为谋取暴利,用坑渠油、大豆油、棕榈油及香精混成「花生油」贩售。为改善色泽,更添加了可能导致男性睾丸萎缩、损害精子的「粗制棉油」,长期食用将导致不育。如此食用油与「绝后油」无异,变相对男人进行阉割。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当下的中国何处有放心粮、哪里有安全油?国人每天早上起来,买两根坑渠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冲杯三聚氰胺奶。中餐,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卤汁胶牛肉加一碗石蜡翻新陈米饭,泡壶香精茶。晚餐则是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番茄、石膏豆腐,开瓶甲醇勾兑酒,吃个硫磺馒头。餐餐食毒,顿顿有毒。
  日本侵华杀害上千万中国人,中华民族没有断子绝孙,如今无良奸商与无能官员相互配合,利用有毒食品对本民族慢性大屠杀,杀人何止千万?国人表面上天天大鱼大肉,醉生梦死,何曾想到,他们吞下的每口菜,喝下的每口酒,都在慢慢透支自己的生命。
  
  
  剿灭问题食品已成为当今政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问题食品积重难返,皆因国人的心坏了,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各行各业都在钻研如何害人,如何攫取暴利。可悲的是,这些中国人既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制造有毒食品的,住的是豆腐渣楼房;建造豆腐渣工程的,吃的是断子绝孙油,大家最后都不得好死。
  
  从坑渠油到绝后油,从老鼠肉到死婴肉,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国之将亡,必出妖孽,神州大地上出现如此多的怪诞现象,并非吉兆。狡兔三窟,当权贵们纷纷移民海外,用脚向自己祖国投下一张张弃权票时,普通老百姓怎么办?中国人恐怕有一天要过喝尸油、食死人肉的恶心日子。
  
楼主网络恐龙 时间:2012-02-07 00:53:32
  1、
  
  
  
  我以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宠儿,就是像我这样的小丑。
  
  
  
  我知道自己是小丑,也就是演戏者的一种,戏子的一种。我有明确的角色意识和强烈的表演欲,我头脑清醒,心明眼亮,对于演戏这一套门儿清。我知道自己在表演,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表演,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表演。我从来不会把自己混同于角色,把戏台混同于现实。如果有人混同了,那他一定是一个智商很低的观众,而不是我们戏子。
  
  
  
  作为小丑,我不但知道自己在表演,而且知道自己演的是小角色,是大角色,也就是主角的配角。这个大角色只能是一个大英雄或大枭雄。我胸无大志,也不太坏,当不了英雄,也当不了枭雄。我只是不甘寂寞,我表演欲很强。我既然做不了英雄或枭雄又不甘于做平民,因此小丑最适合我。小丑角色虽小,虽然永远做不了主角,但是也很重要,没有小丑这个配角,也就没有英雄或枭雄这个主角。
  
  
  
  作为小丑,我更知道我和主子的关系:我通过说假话、扮鬼脸、插科打诨取悦主人,讨点赏钱。这点我心知肚明,但假装不知,不能表现出我知道。主人也一样,他也知道我在表演,也装作不知道,要不然为什么我一表演,主人就开怀、就乐呢?这是我们小丑的生存策略。戏的妙处就是明知是戏也不把它当戏。
  
  
  
  作为小丑,我没有做枭雄的胆量,没有做英雄的勇气,更没有做烈士的傻气。但我有我的打算。做枭雄和做英雄都太危险,做烈士太傻帽,还是做小丑实惠:有名有利又安全。魔鬼也好,伟人也罢,让主人去做。傻帽烈士我当然更不会做。即使乾坤倒转,主子易人,我们当小丑的也不会大难临头性命不保,换个主子,依然还做我们的小丑。
  
  
  
  其实,小丑的最大妙处、最大本事就是立场灵活、转身方便,可以为不同的主子“服务”,也就是为他们演戏,可以把完全不同甚至形同冰炭的角色同时演得栩栩如生。为了得到主子的赏钱,这算得了什么?对小丑而言,能给赏钱的主子就是好主子,赏钱给的越多的主子就越是好主子。老实说,我并不崇拜或佩服我的主子,但我绝对崇拜他手中的赏钱。我们和主子之间其实就是交易关系。我是一个知识界的小丑,我取悦主子的方法就是说主子爱听的话,写主子爱看的文章,然后主子给我们赏钱。当然,这种交易关系是不能说的,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一向清高,耻于言利,即使利欲熏心见钱眼开也要耻于言利。这点也很重要。
  
  
  
  这么说来,我不就是一个无耻之徒嘛?对了,我的最大特点就是无耻,不知何谓羞耻。我的一个伟大发现就是:盛产小丑的时代不一定是一个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的时代,但一定是一个无耻的时代。
  
  
  
  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最适合小丑生存、盛产小丑的无耻时代,这个时代就像一个巨型化装舞会,人人带着面具做小丑之舞,谁都装作不认识谁,其实谁都知道面具后面是一张什么脸,只是大家心照不宣不揭穿而已,何必搞得大家都尴尬都不高兴呢?大家不都彼此彼此么?不都为了一点赏钱么?不就是一个小丑么?何必那么认真?要知道:赏钱高于一切!生存高于一切!活着并且有钱,这就是硬道理。只有哈默莱特这样的傻瓜才会把“生存还是死亡”“活着还是不活”当成一个什么“问题”,还没完没了地问。
  
  
  
  2、
  
  
  
  都说这个时代活着很难,我觉得正好相反,一点也不难。有一句流行歌曲歌词好像说什么“活着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听得人迷迷糊糊的,什么叫“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这不是废话么?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照我说,这个年头活着其实很容易,活得光彩、活得奢侈也不难,关键是要做到无耻,千万不能拿“责任感”“羞耻心”“良心”等扯淡的词语折磨自己。这点对我们这些知识人而言特别重要。知识分子的最大毛病就是喜欢反思,喜欢批判。有人赞之为责任感,有人斥之为装深沉,我看意思差不多。这年月你说还要责任感干什么?要反思干什么?你的反思除了折腾自己使主子不高兴(赏钱更是想都别想了)还有什么用?贪污腐败因为你的反思消除了么?房价因为你的反思下来了么?空气质量因为你的反思变好了么?食品因为你的反思安全了么?国有资产因为你的反思不流失了么?没有!反思反思,真是傻到家了!所以必须要明白一点:反思不仅痛苦而且没用,拿这没用的痛苦折腾自己,就是那些知识界的傻缺干的。
  
  
  
  明白了这点那你就离好生活很近了,就接近理解幸福的秘密了,幸福的前提就是不反思,不批判,放弃你的责任感和羞耻心,然后学会表演,这样,你就成了小丑的一员。赶紧加入小丑的队伍吧,你说你就说假话扮个鬼脸,又能怎么样?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心口不一又能怎么样?至于痛苦成那样嘛?一开始说假话扮怪相或许不习惯,说多了伴多了就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嘛,成自然了就不痛苦不别扭了,不说不扮也不舒服了,到这个境界,也就成优秀的小丑演员了。比如说吧,咱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神速,这是大家承认的事实吧?但是有人就是喜欢反思,反思经济飞速发展的什么“代价”:环境代价、资源代价、道德代价等等,还有人说什么,这种发展的制度基础是所谓“权贵资本主义”。这不是瞎扯嘛?资本主义是和民主法制联系在一起的,权贵资本主义那还叫资本主义么?至于代价,当然是有的啦,哪种发展没有代价?你不说这些阴暗面不就完了么?你应该说说新盖的高楼大厦(当然,突然倒塌的就不要说了),说说那么多新盖的大桥(突然垮塌的就不要说了),说说交通的飞速发展(动车或高铁事故就不要说了),这些好的方面不说,尽说些坏的方面,弄得大家不高兴,好像危机四伏似的。要做一个自己高兴别人也高兴的建设性的知识分子,一个让主人高兴、为主人排忧解难、至少是为主人解闷逗乐的小丑。什么知识分子就要反思,就要批判,那是过时的偏见。
  
  
  
  3、
  
  
  
  有人说,保持责任感、羞耻心、良知的所谓傻缺知识分子不是自古有之、代不乏人吗?古代的屈原,现代的鲁迅,当代的顾准、马寅初等等,不是一直在可贵地坚持反思和批判么?我承认这是事实,但是同样的事实也要承认,这就是大凡傻缺知识分子都没有好下场。屈原投河自尽了,鲁迅一生痛苦兮兮而且短命(他要是活到解放后那更麻烦,凭他的那张嘴,肯定是头号“右”派分子),马寅初和顾准,哪个不是被批的死去活来?当然,他们还算幸运的。比他们更惨的,直接跳河的、上吊的、被活活打死、割去喉管的,不也有的是嘛!所以说,傻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要不怎么叫傻缺呢?
  
  
  
  至于说到现在的傻缺,他们的下场也好不到那里去。他们那些不招人待见的真话就远不如我们悦耳动听的假话能够在媒体上畅通无阻。他们中很多人连文章都发表不了,你说还怎么反思!?怎么批判!?至于别的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工资、奖金、项目经费、荣誉称号、住房、知名度、出镜率,哪一样能和我们小丑比?
  
  
  
  4、
  
  
  
  又有人说:你们这些小丑根本没有自己的信念,有奶便是娘,是投机分子。对了,我们小丑当然没有什么自己的信念,小丑能有什么自己的信念?有自己的信念还叫小丑吗?小丑的特点就是以主子的信念为信念,以主子的主义为主义,跟在主子后面摇旗呐喊。主子变了,主义换了,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主义,我们扛的那个大旗,也就变了。还是前面说的那句话:小丑没立场,没立场才能见风使舵灵活自如,这个主子倒了我们还可以立马为别的主子效劳。这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不二法门,是我们的生存艺术。
  
  
  
  由于没有自己的信念,我们当然就是投机分子,什么是投机?就是没有立场没有信念投机取巧随机应变,有机会就上,没有机会等待机会,这个机会失去了再找别的机会,机会变了立场与策略随之而变。这就是机会主义。投机主义和机会主义在英语中都是oppertunism,说明中西方文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差异。
  
  
  
  其实,我们的主子自己也没有什么信念,也都是一些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否则他们也不会喜欢我们小丑。不过他们的权力欲更强,运气更好,胆子更大,手段更毒,心肠更黑,因此成了枭雄。但他们决不是有信念的人。没有信念的人之间才能相互利用,主子利用小丑,小丑利用主子。有信念的人之间是以信念为基础的同志或敌人关系,而不可能是以利益为基础的相互利用关系。
  
  
  
  枭雄和英雄都是大人物,著名人物,风云人物,但他们也有区别,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枭雄是没有信念的风云人物,他们通过投机冒险、使用暴力与权术而成为风云人物,而英雄则是有伟大信念的风云人物,是实现了自己的伟大信念、把自己的伟大信念变成了现实的风云人物。这个区别也适用于政治家和政客的差别。政治家和政客都是政治场域中人,都是统治别人的人,都有权力。但政治家是有信念的统治者,是为了信念而谋求和使用权力,如果权力和信念不能兼得,他们的选择是宁要信念不要权力,为了信念而放弃权力。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因为长期坚持自己的信念而最后当上了总统。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不在权力的大小,而在信念的有无。有些人即使做了总统也还是政客,因为他没有信念;有些人即使只是一个小小的村长,也是政治家,因为他有信念。对政治家而言,权力和从政是手段,实现自己的信念才是目的;但政客不同,政客从政是为了权力而权力,为了从政而从政,归根结底是为了名利而从政。在这个意义上,政客无不是投机分子,他们本质上也都是小丑,是为主子耍把戏的人,都是表演家。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是政坛的小丑,我们则是文坛的小丑。小丑有大有小,但本性是一样的:无特操,无信念,见风使舵,投机取巧。在慈禧太后面前,李莲英是小丑,在李莲英面前,所有小太监都是小丑。学术界的小丑就是学术界的太监、学术界的政客。
  
  
  
  当然,上述对于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是理想型的。在现实中,很多政治家也讲策略,而不是只讲原则不讲策略。只讲原则而不讲策略就成为烈士或傻缺了。烈士差不多都是傻缺,虽然不是所有的傻缺都做了烈士。只有烈士或傻缺才只讲原则不讲策略。但政治家是为了原则而讲策略,策略为原则服务,这和完全没有原则的投机政客的策略是不同的。
  
  
  
  从信念的角度看,傻缺和烈士都是一些有自己强烈信念的人,他们的信念强烈到了顽固不化、置性命于不顾的程度,以至于可以为了信念而牺牲生命。套用裴多菲的话说,烈士的座右铭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是他们的信念,为此他们可以不要爱情和生命。我们小丑的座右铭是:“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生命故,随时皆可抛。”
  
  
  
  说到投机,我忍不住还要多说几句。投机分子虽然没有信念,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判断,但却决非没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也不是没有分辨是非对错、判断信念好坏、价值高低的能力。这点特别适用于学术界的投机分子,也就是像我这样的小丑。我们这些学术小丑、学术投机分子,不仅聪明伶俐、伶牙俐齿、随机应变、见风使舵,而且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有些还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海归也不少,会多种外语的也不乏其人。我们对事实的判断能力、对是非对错的分辨能力绝不次于别人,甚至包括那些傻缺烈士或傻缺学者。我们只是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而已,我们是彻底的利己主义者。我们和前面说过的那些傻缺、烈士的区分,决不是他们有知识有文化,知道是非对错,而我们则是白痴文盲,不明是非。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事实是,在利益原则、利己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明知其非而为非,明知其错而择错,也就是说,我们是有意识地选择颠倒黑白,经过精心计算之后故意混淆是非。我们甚至同样有反思能力,只是不想去用它罢了,因为用了也白用,而且还会失去利益甚至生命。所以,一句话,我们为利益而活而绝不为信念或良知而活,这才是我们和傻缺学者、和烈士的区别。我想,这应该也是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
  
  
  
  (未完待续)
  
  
楼主网络恐龙 时间:2012-02-08 17:43:06
  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再次让人想到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如果不是普遍的严重的道德堕落与沦丧,在舆论的连续围剿与政府的连续打击下,一个社会是不可能这样频繁地反复地出现食品安全事件的,要知道,三聚氰胺、瘦肉精、牛肉膏、苏丹红,这些东西虽然可以给人带来丰厚的利润,但却都是以其它人的生命与健康为代价的啊,一个稍具人类良知与道德的人都是不会利用这些东西谋利的。
  
  中国的食品安全总让人想起中国的自由与民主。自由与民主是人与生俱来的人身与政治权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宪法对此都明确给予了说明与保护,可一些人却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借口,以这样那样的办法来剥夺中国人民的这种人身与政治权利。
  
  这些人剥夺中国人民自由与民主权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维护他们在经济领域的垄断与政治上的特权,以便谋取政治与经济上的巨大利益,享受无与伦比的奢侈与高贵;这些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以剥夺他人自由与民主来达到自己卑劣目的想法就在于这些人道德水平的高度堕落与沦丧。试想,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怎么可能会依靠政治与经济上的垄断来为自己谋取权力、财富与幸福呢。
  
  一个道德高尚的农民与企业家只会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与诚实的经营来获取财富,而绝不会使用三聚氰胺、瘦肉精、牛肉膏、苏丹红这些毒害人民生命与健康的东西来达到敛财的目的;同样,一个道德高尚的政治家或政党应该通过公正、自由的选举来获取执政的权力,而不应该通过剥夺人民的自由与民主来垄断权力。
  
  在当今世界上很难找到第二个国家会出现三聚氰胺、瘦肉精、牛肉膏、苏丹红这种连续且大规模的食品安全事件,在当今世界也很难找到第二个大国会如中国一样不给人民以选举权。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的原因绝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什么中国的经济、教育落后,美国实行民主的时候远比现在的中国落后,而英国在17世纪给人民以选举权的时候,其经济与教育水平更是不知比现在的中国落后多少。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绝不是如一些人所说,是受中国专制文化的影响,韩国、日本、中国台湾,难道不都是儒家文化圈吗,他们不是都已经实现了自由与民主吗。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堕落与沦丧。只有那些道德堕落与沦丧的民族才会无视他人的生命、健康与尊严。同样的道理,一个道德高尚的政治家或政党怎么可能会去剥夺人民的自由与民主权利呢。
  
  纵观世界各国,只有那些道德高尚的民族才会尊重自由并实行民主。
  
作者 :_海涛 时间:2012-02-27 02:41:00
  阴谋论为什么在中国盛行
  邓聿文
  
  阴谋,按照一般的理解,是指采用一种不那么光彩的手段去算计人。在这里,不光彩不单指手段或方式而言,更是指目的不良。为着一个不好的目的,有时或者多数时候现在更是这样利用制度和规则的缺陷,用一种合法的方式去害人。所以,阴谋在中国人的字典里,是带有负面评价含义的。一个人若被曝出对人耍阴谋,说明这个人的人格和品行多半很卑鄙,为社会所不耻。而被阴谋暗算的对象,自然是代表光明和正义的。
  
  世上有没有阴谋,或者阴谋家?肯定有。我们从历史和传记中就看过很多著名的阴谋故事和阴谋家。但若因此带着阴谋的眼光看世界,以为这世界处处、时时都充满着阴谋,布满陷阱,把人际之间、商业之间乃至国家之间正常的行为都看成是潜伏着某种不可告人目的,则显然夸大了事实,是一种病态的反应。阴谋论就是这样一种病症和看待世界的哲学。不幸的是,中国一些人现在也患上了此症,动不动就从阴谋的角度看待世界。
  
  最新的例子是中药协。这个中药行业和企业的“自治”组织,在最近归真堂的上市风波中,为辩护“活熊取胆”,直斥反对者是“受西方利益集团资助”,并为西方利益集团服务的组织。
  
  在中药协看来,归真堂是中药企业,而中药是我国宝贵的民族医药,因此,谁反对归真堂上市,谁就是跟中药过不去,谁跟中药过不去,谁就是在搞阴谋,“假借动物保护的名义”,“胁迫我国取缔养熊业,以限制熊胆粉入药、削弱中药竞争力、为西方利益集团垄断中国肝胆用药市场谋取更大利益”。不仅如此,中药协会还耸人听闻地申称,由于这种“歪曲炒作”,“我国养熊业如今被打垮,许多急救药将消失,153个含熊胆中成药将不存在,183家制药企业每年100多亿元的市场将拱手相让,数万工人将失业。”把自己的竞争力不行,说成是别人“阴谋”的结果,而亚基会这样的受“外国人资助”的组织,自然是实施阴谋的重要一环,充当西方医药企业的“打手”。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逻辑推理。由此可见,阴谋论的一个毛病,就是喜欢无中生有,无限夸大,并把一些简单的事情上升到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高度,用这个大帽子来压服人,否则,它的“故事”就讲不下,理屈词穷。
  
  对我们来说,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这套“阴谋论”的逻辑,现在很流行,从国外的“货币战争”一直到目前的“王立军事件”??
  
  我把它归纳为三个原因。
  
  一个直接的表层的因素,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直接助长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民族自信心空前增强。在他们看来,西方现在不行了,没落了,中国才是当然的老大,“万邦来朝”,谁要对我“堂堂中华”稍有不顺,不恭敬,就是对中国不友好,要打压中国。这种意识在民族被殖民历史的反复刺激下,认为西方现在出现了一个针对中国的阴谋,这个阴谋就是要打断中国继续崛起的步伐,重被西方所奴役。因此,任何对中国不友好的举动,都被看成是对中国利益的挑衅。这是近年国内盛行阴谋论的直接原因。
  
  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我们看到,围绕归真堂的争论,本来是一场企业的社会伦理之争、人类生产的道德限制之争,结果在中药协那儿,就变成了一场中西利益之争,中西意识形态之争。中药协通过阴谋论,借助和诉诸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保护者。
  
  深层的原因,则是中国的社会生态,虽经改革的冲刷,仍未有根本的改善,还是由权力主导。阴谋论天生是权力的“马弁”,以权力的思维为自己的思维。现实中的阴谋,总是以某种权力为依托,来实施的,所以,在阴谋论者看来,离开了权力,便形成不了阴谋,而阴谋也总是权力者才有资格玩的“游戏”。《货币战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它把西方阴谋论推到了一个极致,认为全世界的货币发行、金融运行乃至政治、经济活动都全部受制于以罗思柴尔德家族为首的一批国际金融财团。而罗思柴尔德家族之所以能玩得起这样一个惊天大阴谋,无非是他有足够多的钱,可以把西方多个国家的政府控制住,乖乖听他的调遣。
  
  自古至今,中国素以“权谋”著称,“权谋”文化发达,这从近年官场小说的流行可见一斑。官场讲究的就是权谋,人们对官场小说感兴趣,也主要是看小说中的人物怎样耍权谋,并把它运用于实际。在这样一种权谋文化的熏陶下,是不可能有独立、健康的思维和文化生态的。人们都是带着权谋的眼光和心态去看待周围的人和事,乃至王立军事件发生后,很多人立即自然想到的是,这里面有没有阴谋,王是不是阴谋的牺牲品?
  
  可以说,在权力主导的社会,权力在诱导人们的看法,所以,即使人们以反抗权力的心态去看待权力,依然脱离不了这种权谋思维,在权力诱导的看法圈子内形成社会心理。民粹主义的流行,对西方满怀仇恨,对金融阴谋和国家阴谋铭刻于心,都由这种脆弱的社会心理所导致。
  
  阴谋论盛行的第三个因素,从思维角度看,是理性思维缺失和信息缺乏的结果。一些人对事物不能持一种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或者缺乏相关的信息和最基本的常识,就很容易从阴谋的角度去看待、评价和判断、解释,或者把它归界为一种阴谋。对于前者,事实上只要对被称为“阴谋”的问题或现象理智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把它称为阴谋是多么地幼稚可笑。以货币战争为例,除全知全能的上帝外,世上没有人能控制这个世界的经济和金融运行,不管它多么有钱有势有知识,因为现在的经济运行,是由无数人共同参与的结果,你能知道每个人在此时此刻或彼时彼刻想什么,做出什么决策?尽管在局部范围内或某些人的能力范围内,会有操纵发生,但要把全世界的经济和金融操纵在少数人手里,按照某些人的规则运行,则无疑是一种妄想,因为总有一些例外会超出操纵者的操纵,否则,计划经济就是最成功的经济了。对于后者,只要多掌握一些信息,也就不会把它看作阴谋。所以,归结起来,一个人遇事只要多动脑袋想想,多掌握点科学知识和常识,有一种理性的认知态度,是不会掉入阴谋论的陷阱里的。凡事失败了就说别人有阴谋,或凡事解释不通就说是阴谋,这是缺乏智慧的表现。
  
  归根到底,阴谋论的流行,还是因为行成了一种社会权力通吃的事实,人们用权势者的眼光和视角去思考人和事,判断复杂的国际关系,一些人动辄出现阴谋论也就很正常。
  
  但阴谋论如果主导社会的文化心理,是不利于民族自信心的修复的。此次中药协抛出“阴谋论”,再次提醒我们,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然民族成熟心智的培育,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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