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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四伏的中国农业

楼主:盛世恐龙 时间:2011-08-27 02:21:17 点击:2298 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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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选自崔石磊、胥祥忠《改革农业土地制度刻不容缓》 ]
  
  改革开放三十年,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发展严重滞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制约工业发展、城市化进程和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虽然党和政府屡屡实施惠农政策,但在现行的农业土地制度下,“三农”问题还远未破题,中国农业危机四伏。  
  
  (一)连年增产的假象  
  
  单纯从统计数据来看,近年我国农业确实连年增产,但只要稍做分析,我们不难看穿这种连年增产背后的假象:一是我国占世界7%的耕地消耗了世界35%的氮肥,单位面积上的磷肥和钾肥使用量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从1984年到2007年,粮食增产了9429万吨,增长了21%,但化肥的投入增加了3368万吨,增长了200%。且不说我国氮、钾等肥料严重依赖进口,价格与供应受制于人,安全性无法保证,单就滥用化肥造成的土地板结、产量下降也给持续增收埋下了重大隐患。二是农业的增产与良种技术的推广密不可分,有关数据显示,至2010年,我国良种覆盖率已达95%以上,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40%。但除了杂交水稻技术外,其它主要农作物的良种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大型农业公司通过控制中国种业市场进而控制中国农业的苗头已经突显。三是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较好,承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强,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田水利设施基本上是只用不修,严重透支,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农田水利设施的“红利”已经基本用完,农业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已经非常薄弱,动辄几十年、百年一遇的灾害天气不断冲击着粮食安全。总之,近年所谓的农业增产其实是由化肥、良种、透支农田基础设施而来,增产的基础并不牢固,也没有可持续性。如果不深入分析农业增产的本质,被所谓增产的假象所蒙蔽,必将影响国家对农业的正确决策,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冲击。  
  
  
  (二)被扭曲的农民增收  
  
  近年农民的收入确实是增长了,但这种增长绝不是由农业的发展而来,而是因为工业的发展带来的工资收性入和各种“反哺”性质的惠农补贴。1985年,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6.4%和33.6%;从1985年到1990年,这一格局基本上没有变化;1990年以后,农业收入的比重又开始缓慢下降,1997年,农业收入的比重第一次下降到60%以下,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比重变化为58.4%和41.6%;1997年以后,随着粮食减产、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以及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加,农业收入所占比重快速下降,2000年,农业收入的比重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2003年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的格局进一步演变为45.6%和54.4%。近7年来,农业收入的比重下跌了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近2个百分点。1985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18.2%,至2008年已经增长到41.5%,而2010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人均达到2431元,增长17.9%,增速同比提高6.7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全年增收的贡献率达48.3%,推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2个百分点。可以说近年农民的增收主要是由这些外出务工人员的工资性收入支撑,所以说连年的农民增收绝不可等同于农业的增收。另一方面,国家一直积极实施农业补贴,但涉及面太广,例如家电下乡也补、购买摩托车、汽车也补,最终分摊到粮食种植上的补贴反而较少,这些与其说是补贴,不如说是在刺激农村对工业产品的消费,而且即使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成倍地增加,也不可能跟上或超过社会工资的增长,在工资性收入和农业收入的平衡中,工资性收入的吸引力远远高于农业,所以靠单纯的补贴绝对不能改变农业的现状。现在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就是农村的“留守人员”,主要是老人和妇女,广种薄收,扯去“增收”的面纱,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实际是下降了,而不是提高了。  
  
  (三)步步紧逼的“逆差时代”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的食品消费结构迅速改变,对肉类产品及食用油的消费不断增加,直接带动了饲料及油脂类经济作物的需求。同时,工业的发展对棉花、玉米等农产品的需求也在急剧扩大。尽管中国主粮生产目前尚能维持一定的自给率,但仍然要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农产品。自从2004年首次出现46.4亿美元逆差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已经连续七年表现为逆差,2010年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更达到创纪录的230亿美元,比2009年大幅度增长了77.8%。其中,大豆、食用植物油和棉花,这三种产品逆差额占到全部农产品逆差额的167.5%。以棉花为例,我国棉花生产的比较优势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2007年全国棉花产量760万吨,棉花进口246万吨,进口量相当于国内棉花产量的33%;至2010年,全国棉花产量骤降为570万吨,棉花进口280万吨,进口量达到国内棉花产量的50%。此外,2010年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一个重大变化是我国玉米由进出口转化为进口。毫无疑问,中国农产品贸易已经进入逆差时代,我国农产品正在越来越受制和依赖于国际市场。在农业逆差的背景下,如何保证中国粮食生产的稳定格局,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大问题。从未来看,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不可能通过国际市场来完全解决粮食问题,中国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农产品自给率。逆差时代的到来,给中国农业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今后的中国农业究竟要以什么姿态面对国际市场、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四)当前农民种田热情已跌至谷底  
  
  中国人口多、耕地少,按人口平均承包土地,一家只有几亩地。生产规模太小,难以发展现代农业,农民仅靠务农也难以致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分田单干的农业模式下,“交够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而现在农民种田已经不再需要上交国家和集体了,全是自己的,国家还能农业补贴,但是粮价不高,种子、化肥、农药、灌溉费用的增加,使农民还是赚不着钱。把同样的人力、工时投入土地,远不如外出打工收入。2010年全国农民工人数达到2.42亿,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壮年,是中国农村的主要劳动力,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就是“农村留守人员”,以老人、妇女和学龄儿童为主,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就是这些老人和妇女,其中又以老人为主。这些人对农业新技术的使用、新型机械的操作能力及先进的农业生产知识严重欠缺,只能是广种薄收,农民对种田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保证口粮,不指望增产赚钱,相比较而言,务工收入更加直接。同时,现在九零后的新一代农民,只能说是“农民身份”,其本质上已经不是农民了,因为他们从小就没干过农活,初、高中毕了业就外出务工,根本不会种地;对城市生活无限向往,对农村生活非常厌弃,也根本不想种地。这一代新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以工厂操作为主,而上一代进城务工农民从事的职业往往以建筑类体力工作为主,加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主客观因素都促使他们要成为城市居民。这种情况在东南沿海、华北、东北等工业较为发达地区和靠近中心城市的地区尤为明显。虽然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但从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结构和农业生产模式来看,老一代农民已无力承担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而新一代农民则不愿、也不能承担未来的农业发展任务,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热情已经跌至谷底。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目前达1.77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老龄人口比例将达到17.17%,而这些老龄人口中又有3/4生活在农村,在小农经济的格局下,当农村老龄人口无力承担农业生产任务的时候,中国农业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农业发展“两乏”的严峻形势不断向我们逼近,显然不是靠反哺式的惠农政策能够改变的,中国农业已经到了非改革不行的程度。  
  
  
楼主盛世恐龙 时间:2011-10-05 22:08:16
  说起危机,也许有很多人没注意,或者不在乎。认为现在的生活水平比毛时代高了,日子没有毛时代艰难了,得过且过吧,管他什么危机呢。天塌下来,自有高个子顶着。当然如果这些危机不伤害国人,不伤害我们民族,不伤害我们国家,那就没必要说。问题是这些危机伤及到每一个人,伤及我们的民族甚至伤及下一代,如不认清目前的危机及其严重性,并且用共同的智慧和力量抵御和解救这场危机,说不定我们就会深陷危机的泥潭不能自拔,甚至失去生命。就像有人坐高铁,表面快速稳妥,事实上非常危险,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在当今世界民主现代化进程高度整合的今天,中国网络时代“我的键盘我做主”的“网络民主墙”运动,有效承接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北京民主墙”运动的接力棒,再次发起了对一切政治控制的冲击与解构。根据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后发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必然面临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眼下,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方式与社会渴望变革的内在冲动矛盾激化,这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危机,即管治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
  
  
  我所说的空前危机主要有安全危机、环境危机、信仰危机、文化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等,并且这些危机相互关联,相互作用。
  
  仅从食品安全方面讲,现在的毒食物、毒饮料多的不可胜数,列举出来可能引起严重的生理反应,所以就免于列举吧。由于有毒食品无处不在,弄不好就会食物中毒或隐性、慢性中毒,正如有的网友说的,现在毒食品泛滥,弄不好还不知是怎么死的。交通事故、火灾、水患触目惊心,抢劫、凶杀、冤狱酷刑也是惨不忍睹。国人对安全的忧虑也日甚一日。
  
  只要大家稍微留点心就知道今天的环境被破坏的多么严重,江水变黑、河水变臭,湖泊变草原、草原变沙漠,青山不秀、千疮百孔。原因是30年前的战天斗地、30年后的疯狂攫取。环境的破坏,也导致了大自然的强烈报复,各种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和疾病不时突袭人类,让国人防不胜防。一个人前一天生龙活虎,第二天就可能与大家阴阳相隔。
  
  在中国,由于60多年间的强制洗脑,多数国人都没有对神的信仰,所以人生没有目标,精神没有归依。很多人拜倒在钱、权的脚下,认为:千好万好没有钱好,哥亲妹亲没有权亲。为了钱和权做事不择手段,只顾自己笑开怀,哪管他人哭嚎啕。由于信仰的缺失,也使中华民族迅速滑入最缺德的时代,从过去的人帮人变为今天的人坑人、人损人、人害人。
  
  经济的发展基本建立在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在分配制度上的严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也加剧了社会矛盾。畸形经济的疯狂攫取和疯炒地皮、疯抬房价必然短命,因为资源总有掠夺殆尽的那天,楼盘也有崩盘的一刻,并且这一天的到来并不遥远,很可能是突如其来。一旦发生经济危机,长期在贫困线上下徘徊的民众看到生存出现问题,就会铤而走险,社会就从此不会安定。
  
  执政党不可救药的腐败、不作为以及民众的不信任甚至仇恨。极权政治也是以上各种危机的祸根。执政党遇到问题和矛盾不是听取和疏导,而是千方百计的堵塞和打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矛盾积累,如今每年的民抗官群体事件已增至18万起,去年的维稳费用高达6200多个亿,中国已沦为警察之国。遍地灾祸、遍地烽烟、遍地打压、遍地反抗。
  
  并且这些危机相互间并非独立,而是互相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原因一方面是制造毒食者为了钱而不择手段,也是信仰缺失导致道德的缺失。另一方面也是管理部门不作为或“得人手软,吃人口软”的失职,是政治腐败的必然反应。
  
  一种危机的出现,可能像防洪堤的决口,如不及时控制就会导致大段堤坝甚至整个堤坝的倒塌。我们面临着如此多的危机,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不是,如果没有希望,那我们的社会就完了,国人都走到尽头了。那么面对危机,我们将如何应对,又将如何解决这些危机呢?
  
  那就从根源解决起。不管是安全危机、环境危机、信仰危机、文化危机,还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只要大家认真的想一想,归根结底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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