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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苦难.关注弱势群体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09-07-17 22:44:00 点击:35106 回复: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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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世世代代都在追求自由,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对自由的理解。这是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上的理解,也是现实和时代所要求所赋予的理解。理解之后,就是选择;选择之后,.就是行动。关注中国苦难,就是人类和中国的自由与人权思想。
  
   文化与政治是互相依持以促进改善现实的关系。中国遭受今天的压迫政治,是与中国没有自由与人权思想的原因,与中国的自由与人权没有得到社会化的原因。如果从文化思想上说,中国国内一些年来的“学术”讨论,自由可以是暧昧的明哲保身的消极自由。但同样的“学术”讨论,自由为什么就不可以是旗帜鲜明的积极自由。仅仅从认识上讲,消极自由是个好状态、好东西,消极自由的“免于被……”的状态让人神往。但消极自由只有飘逸之气,没有浩然之气,有消遥而没有拯救;有欢悦而没有苦难感。有精神向往而没有现实社会行为。这从纯粹性上说,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这中国没有这样的现实社会条件。中国正在发生苦难和制造苦难,中国的民众们正在遭受苦难,我们怎么能够无所用心地置身事外而自我消遥,而鼓吹消极自由?
  
   关注苦难,作为一个人的高贵与真实,同样面对两个困难,一个是思想文化层面的消遥文化,一个是现实政治层面的严峻。我们不是犬儒,不是侏儒,不是愚民和顺民;我们是自由者。我们毫不隐讳,我们有限的生命,就是要在苍莽天地之间选择高贵与真实与自由。那些依靠掠夺和欺诈而招摇、而占据权位、而脑满肠肥、而花天酒地的官员们,不是高贵,而是一种低贱和耻辱;那些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为一个政权摇旗呐喊、歌功颂德的豢养文人们,不是高贵,而是一种低贱和耻辱。他们已经在中国,在我们生存着的这个世界中成为一个丑陋阶级、丑陋人种,成为丑陋本身。在中国,在这个世界中疯狂的掠夺和欺诈和作恶。伴随疯狂的掠夺和欺诈和作恶的,是豢养文人们的一种虚妄的“盛世”虚假气氛和犬儒和侏儒人格。这种虚假气氛和犬儒和侏儒人格,作为劣币,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世界中招摇过市,通行无阻。
  
   而另外一面,却是中国民众的苦难。在中国,中国民众的苦难是惊人的。必须让整个社会和今天的世界知道和关注和采取措施制止。中国民众的苦难,从思想信仰自由与人权思想者,受到残酷的迫害。这是政治方面。从生活的艰难讲,有农民工,下岗工人,城市的贫苦民众的面对物价的飞涨,面对读书贵、住房贵、看病贵等,有农村贫困大学生的继续学业的艰难等。即使官方媒体,也不得不对中国民众的现实苦难装模作样地报道一两件。比如,去年4月就有官方媒体报道某地老人因为生病,看不起病,又住不起医院,又害怕拖累本来就贫困的家里人,于是就假装死亡。一直到当地殡仪馆的汽车拉到殡仪馆的焚烧炉前,听见家里人的痛哭,才倘若坐了起来。这是中国民众多么悲惨的生存状态?这样的中国民众的苦难,多得数不清。中国民众的苦难还在扩展和蔓延。
  
   关注苦难,是人类文化创造的一种高贵情感。人类的每一时代,每一民族,都有对苦难关注的个人和群体。选择对中国苦难的关注。我们象中国的古贤先贤们一样,关注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在精神信念和现实社会行为之间往返求索、穷理尽性。我们怀着我们的真诚与良知,自由地选择了对中国苦难的关注。选择了对中国民众苦难的关注。
  
   关注苦难,是人类文化创造的一种高贵情感。中国的古代社会文化中就有《卖炭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关注中国民众苦难的诗歌,和诗歌背后的近乎宗教关怀的文化。中国的关怀文化中,有关心民众遭受战乱苦难的关怀,有关心民众遭受官府欺凌和掠夺苦难的文化。中国民众在封建帝王时期遭受的战乱和掠夺的苦难,在现今的统治之下,都遭受了。并且更惨烈,更忍气吞声,更敢怒不敢言。中国没有这种高贵情感与关怀的文化,统治者容易统治中国民众,统治政权就安全。可以为所欲为,不仅在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层面没有遭受制度约束,就是在文化和道德层面,也没有遭受谴责。这种关注苦难的高贵情感和文化,在中国已经边缘化和绝迹;豢养的文人们,曾经歌颂和鼓吹战争屠杀,歌颂和鼓吹政治运动屠杀。今天,又以一种虚妄的“盛世”虚假气氛和犬儒和侏儒人格招摇于中国。而这些虚妄的“盛世”虚假气氛和犬儒和儒人格招摇之下,是中国民众的苦难现实。
  
   关注中国民众的苦难,是一种自由和高贵的选择。因为选择,我们有一种生命的质量感。我们的生命,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我们应该珍爱我们的生命,选择自由和高贵,选择对中国民众苦难的关注。
  
   在中国的语境中,由于多年来的虚无主义和庸俗实用主义的原因,已经制造了一个物欲横流,金钱崇拜,官位崇拜,肤浅崇拜的思想现实和社会现实。选择和坚持关注苦难,除了在政治上承受风险之外,还要承受犬儒意识和“市民宗教”和庸众虚无文化的抵制和围困。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个文化躯体和实体,党文化就是这个躯体上的腐肉废肉恶肉。党政治和文化给中国的灾难是深重的。党的“教义”,党的政治制度,庸庸碌碌的贪腐书记,“三位一体”,是中国的灾难之源。尽管中国百年多来,有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但却根本没有启蒙意义上的思想动荡。今天中国豢养文人们的思想讨论和文化讨论,只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围剿自由主义的继续,是60年代鼓吹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根本不是发生自中国社会自身的启蒙意义的思想动荡。“救亡压倒启蒙”,在中国当时的历史下,是一个历史现实。但这个历史现实却被中国的政治集团们所利用,进而成为国家主义,成为中国的政治集团们利用来建立政权和维持政权的合理依据。
  
   关注苦难,当然必须落实为社会行为。但有必要确定为首先是一种精神,是苍莽天地之间的一种精神。是人的一种自由精神。是我们时代的一种自由与人权精神。我们对关注苦难的精神层面的强调,从现实层面讲,是我们不能面对中国民众的苦难而无动于衷、而无所用心地置身事外。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我们是被动选择。被动选择就是人的一种不自由。就是他律,就是人的一种被奴役状态。中国百年来没有启蒙和自由意义上的思想动荡,没有“人”的成长和成熟,这也是中国至今还在承受政权及其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必须在未来的天空底下,有一种真正的人的面貌和人的生活。人的面貌和人的生活,既不是政治和文化下的奴隶主义的虚无主义,也不是豢养文人们翻译和鼓吹的解构主义的虚无主义。这种真正的人的面貌和人的生活,是生命的丰满,价值的真实和社会行为的责任感。
  
   关注苦难是一种精神和社会行为。精神信念的确认对于社会行为是至关重要的,对中国人苦难的关注也至为紧迫。这也决定了这一代对自由的理解和选择。“关注中国苦难,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天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重建”。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3-10 23:09:25
  弱势群体是谁?最简单和通俗的回答,就是:穷人!穷人,一般是指收入少、财产不多甚至几乎是零或负数(欠债)的人。这不是几个,而是一群,综合地看,叫做弱势群体。弱,不仅弱在经济上,也相应地延伸到政治上、文化上。弱势群体是社会存在,是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讨很多,表现了大家的人文关怀。专门以弱势群体为主题的书还不多见,沈立人写这本书,适应了现实需要。
  
  贫困是历史性、世界性矛盾的症结
  历史在发展,世界在进步,人类在觉醒。但是在取得成就的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发展道路是坎坷、曲折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纷至沓来,此伏彼起,层出不止,耗费着人类的体力、精神和智慧。这些问题,集中为社会问题,其症结是贫困。上下古今几千年,纵横南北几万里,贫困是一个幽灵、一个阴影,始终笼罩在人类的头顶,抹不去,忘不掉。野蛮社会是绝对贫困,姑置勿论。就是文明社会,一步一步克服贫困,从而获得不同的福幸,目前尚处于中途,没有跳出苦海。面对现实,贫困仍在导致种种冲突、灾难和不幸。
  一部人类发展史,从总体和本质看,不妨认为是一部与贫困做斗争并取得了有限收获的过程。犹太经典《圣哲箴言》早就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贫穷更糟糕的了——它是所有痛苦中最可怕的。……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都放在天平的一边,天平的另一边放的是贫穷,而贫穷在重量上将超过所有痛苦的总和。”
  什么是贫困?拿远古来说,茹毛饮血、草叶或兽皮遮身以及穴居和树栖,固然不难想象其痛苦;就是后来,经济和社会有所发展,贫困一直与文明同行。现在我们站在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不要追溯太久,就是1
  000年前,人类还没有摆脱饥饿的威胁。除了灾荒年代造成种种惨剧外,农业社会的正常景象是为收获粮食的留种和食用比例而困扰。如在欧洲,刚刚进入两年一轮作的二田制,每年的收获要有一半用作来年的种子。出土文物中不乏艺术精品,而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都很简陋,可以猜测当时的平民百姓如何度日。1
  000年前,中国人口约1600万,西欧和南欧人口约2700万,全球人口总数估算在6
  000万左右,而平均寿命只有30岁~40岁,重要原因不仅是疾病,更是贫穷。
  到了20世纪,进入现代和当代的100年,经济和科技有了长足发展,而贫困并未绝迹于寰球。人们从电视和书报上如实显示的贫民生活写真是:骨瘦如柴,赤身裸体,住在摇摇欲坠的破草房里。这不是猎奇,而有其普遍程度。根据不同标准的统计,在当代40亿~60亿人口的增长过程中,贫穷人口的比重在20%~30%之间,居高不下,稍降又升。以国家为单位,相对比较,富国寥寥可数,穷国占了一半以上;在大部分国家里,富裕阶层又是少数,多数陷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计算,总的水平有所提高,而贫富差距也在扩大。1820年,世界上最富国家与最穷国家人均收入之比是3∶1,1913年是11∶1,1950年是35∶1,1973年是44∶1,1992年是72∶1,1997年大约是727∶1。《20世纪人类生活面面观》,《美国新闻》,1999年12月~2000年2月特刊。也就是说,当代人类,多数还生活在贫困国家,处于贫困水平,相对贫困的程度有增未减。
  这里,有必要对贫困的概念和标准试行量化的界定。由于贫困的相对性及其内涵的广泛性,不同的国家、地区和不同的时期,缺乏统一的规定。又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前者泛指基本生活没有保证,温饱没有解决,简单再生产难以维持;后者则指温饱基本解决,简单再生产能够维持而扩大再生产还不容易,但是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绝对贫困又分为生存贫困和生活贫困。前者指生存也难,最低生理需求不得满足,濒于可能饿死的边缘,属于生活分等的最低一等,又称特困。社会学的初步共识,大体上是以人均收入和消费每日不到1美元为特困,不到2美元为贫困,超过2美元为摆脱贫困,但是不到3美元还算相对贫困。必须注意,这在各国,由于汇率的高低和浮动,要有具体的分析,不宜做机械的对比。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3-11 02:02:50
  如果要问各地各级政府官员见到什么样的民众最头疼、最恶恨(除纯为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外)?我想,答案当是肯定和统一的:访民,官府又称“刁民”。只要看各级政法机构在对待访民的手段和措施上,便可窥其因。
  
  每有节事、国事活动,现在已到稍有风吹草动时,各级官府就都要忙着给这些访民准备圈养的处所、物品,至于圈养的级别与环境,则视此民在官员心中可忍受的程度和该级官府人员良心和“吃性”(贪性)大小而定。有的给生活费(维稳)在适当范围内放养,有的特设人员暗控,有的陪同外出“散心”,有的大门口专设人员强制“侍候”,有的度假村、宾馆、小旅馆强制卧躺“静养”。准备的物品也因人而宜。“吃性”大的部门当然尽量减少不会“来事儿”懦弱访民的开销,但基本都好吃好喝的待见着,但你可千万别误会成是善待刁民,那只是适当安抚被非法关押的刁民,重要的是笼络好特聘上岗充当临时管教们的心,让这些只需些微好处就可死心塌地的社会底层失业和闲散人员认真履职,否则上面拨下的维稳费怎么以此籍口划拉着另作他用呢?对于那些“不懂事”的,黑头套、钢盔、绳索则是少不了的,对更“不懂事”的,就只能借用拘留所、看守所、甚至劳教所、监狱来好好款待了。90年代还有个更厉害的:暗无天日、牲畜都难待的遣送站、收容所。如果你还不识相,嚷嚷着要讨什么公道,在里面上个刑架呀,戴个腕戒(手铐)、脚链呀,弄个群殴呀,那也都是平常事。至于罪名么?就随便拟一个,反正法律这玩意儿,在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本就是个忽悠与娱乐!
  
  总之,在这些官员的心目中,访民对社会稳定(严谨地讲,应该是政绩工程)的危害性远远大于那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刑事凶犯,其“罪孽”简直到了不杀不足以平官愤的地步。可恨这些刁民也真是坏,虽然屡屡惹官府生气,但所犯“罪行”却又逮不得、杀不得,更令政腐们和办“案”警察咬牙的是,刁民们昂声叨咕着的法律用语,竟比他们要娴熟、专业得多。虽然顶着“法律”的名义直接以权特批,已让部分不知官高权厚的刁民尝过铁拳、黑牢、……等等厉害,但那毕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本人就干脆替官府出个点子,也顺带着拍个马屁,“求”权者今后对俺下手时不要太过威猛,已被折腾得多病缠身的俺小小弱女不值得你们如此下功夫。俺建议:今后凡访民“犯事”,通通都以“可恶罪”定性,不要再用牛头不对马嘴的什么“扰乱社会管理秩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妨害公务”“寻衅滋事”……等等套帽,给这些刁民抓着小辫子,反而愈加起劲地跑到中国首府、甚至美领馆、联合国人权机构、……等等呼冤,给中国政腐们闹出更大的笑话和“祸害”来,丢尽咱老祖宗和现政权的颜面。
  
  不过,值得官府欣慰的是,在高收入的剌激和鼓励下,“人民”警察们虽然执“法”能力、办案水平上甚至书写功底上都还普遍稚嫩、不足、毛糙甚至歹煞,但他们思想上表现出来的忠勇、态度上呈现出来的盛气凌人、行为上四肢运用上的发达和英猛,可是越来越突出,真可谓重金之下必有勇士。不负最高首脑对他们寄予的厚望和所下的钱功,也足以让“人民”们唏嘘、感叹不已。
  
  
  而将警力滥用在“败坏”官员“政绩”的访民身上,而不去打击真正的刑事犯罪,也是社会畸形、腐败和治安、人文环境恶劣、道德缺失的重要原因。怎么样,全球范围内,通翻史页,都找不到代表当今中国最先进——如此对待普通小民的例子吧!但真因稀奇,才吸引眼球呢!所以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甚至文明程度应该比咱低下的亚非拉人,也都背着个摄相机,一群群的涌到中国来,到处逛着找访民问个究竟呢。想想,外国人到中国都要消费的,这无疑就增长了GPT嘛。嘿!看来中国官员真是深谋远虑啊,打着“养”着让咱访民也作了贡献。再想即将到来的“嗜剥”会和眼下真热闹着的那个“全国任命代表屁会”,那得吸引世界上多少眼球的关注啊!相信到时外记们感兴趣的除了其“高速”发展背后制造了多少访民和穷人外,肯定还有拿着高俸的忠勇警察们是如何围追堵截地应对、管治这些可恶的访民们。
  
  可恶的访民,忠勇的警察,何时才能结束官腐强加的对峙,回归正常的警民鱼水情?
  
  
作者 :haitao168 时间:2010-03-11 02:24:57
  贫困有其丰富含义,社会学教科书上有多种议论,涉及专门,不再赘述。只引一下世界银行副行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博士2002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作题为《消除中国的贫困》的演讲中所说:贫困这个概念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以往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往往关注的是“收入性贫困”,关注的是贫困人口接受的教育,关注的是贫困人口的消费结构。他指出,贫困其实是一种多维现象,它不仅仅体现在收入、教育上。收入、教育和消费结构准确地说更应该看成是贫困的结果,而不是贫困的精确度量。世界银行2001年1月重新对贫困严格地进行了定义,认为贫困主要由以下三个特征构成:第一是缺少机会参与经济活动,如果机会就在那里,你不接受,那么就是选择的问题,和贫困问题无关;第二是在一些关系到自己命运的重要决策上没有发言权;第三是容易受到经济以及其他冲击的影响,例如疾病、粮食减产、宏观经济萧条等等。他谈到中国的贫困问题,当时重点还在农村,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新世界同样处处有贫困
  当然,贫困不仅中国有,而是世界问题。旧世界有,20世纪~21世纪的新世界也有,第三世界有,第二、第一世界也有。这里捎带说说,不是衬托,而是参照,有利于扩大视野,吸取借鉴。
  贫困问题在当代世界,有相当的普遍性。小小寰球,生息着众多居民,表面上日趋繁荣,内底里很不平静。据世界银行测定,所有发展中国家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1985年为10.51亿,1995年增加到13亿,到2000年还有11亿以上不能脱贫。1996年底,安南刚刚当选为联合秘书长,发表《让我们开始一个康复时期》的讲演透露:目前世界60亿人口中,有1/6的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有将近2亿的5岁以下儿童患极度营养不良症,近1/5的人还没有饮上卫生合格的水。另据联合国《1997年人力发展报告》,战后50年,世界财富增加7倍,而目前贫困人口比5年前增加3亿。
  进入新世纪,情况未有根本好转。联合国每年要开扶贫大会,报告中提到的数据,逐年下降不多,有的还见反弹。随手翻阅几种媒体、惊人的标题和摘要扑面而来。从《参考消息》转载,《科学与生活》(法国)2000年11月号有文题为《世界仍在饥饿》,转引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地球上有13%的人(8亿)仍在挨饿。”世界银行2001年发布一份报告,受“9.11”事件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慢,下一年世界贫困人口还会增加。《环球时报》2002年1月13日刊登侯若石文,提出世界市场恶化、穷人状况最惨,如阿根廷人均收入下降4.1%,贫困人口比重从16.8%上升到24.8%;印尼人均收入下降14.6%,贫困人口比重从11.3%上升到18.9%。在此过程中,蛋白质摄取量减少,儿童退学率提高,妇女身体健康风险最大水平的比重也上升。《标态》周刊(墨西哥)2004年6月发表《富人与健康、穷人与疾病》,指出全球有10亿多人缺少最基本医保。
  穷国固然哀鸿遍野,富国也是不在例外。也从《参考消息》得悉:据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报告,有3
  580万人属于贫困,占总人口的13.3%,即6.5个人中有一个穷人;《费加罗报》(法国)揭示,英国有1/4人口没有足够的收入过上正常的生活,1
  000万人的每月积蓄不到10英镑;《文艺春秋》(日本)揭示,贫富差距扩大,竞争失败者不胜凄凉,一位普通职员在减薪后改变了生活方式,压缩娱乐和教育开支,不再一家人同出游玩,报纸改订一份,更不想什么名牌服装了。这些是相对而言,富国与穷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不能同日与语。
  弱势群体的界定
   经过前面的论述,引申出来的概念和结论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大国,整个地说,还是贫困或比较贫困、相对贫困的。我们的社会结构,逐步分层,出现了多种阶层,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有多有少,甚至有或没有;进而表现在收入分配上,也是有多有少,并且差距在不断扩大。于是,人以类分:有富有穷;更深刻地评估:有强有弱。也就是说,两极分化,在一头出现富人即强者的同时,另一头出现穷人即弱者。弱者成群,称为弱势群体,是对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总称,不仅对立于强者,并区别于中间群体。
  
作者 :haitao168 时间:2010-03-11 02:26:36
  弱势群体这个名词,并非土生,来自世界,英文为socialvulnerable
  group。对其定义也有多种,尚未统一。大家已经熟知的,有下列几说:
  郑抗生等在1996年出版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书中提出:“社会弱势群体是指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维持一般社会生活标准的困难者群体。”
  陈成文在其专著《社会弱者论》中认为:社会弱势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
  邓伟志在《让“弱势群体”从弱到强》一文中肯定:“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聚敛财富能力较弱,就业竞争能力、基本生活能力较差的人群。”
  还有其他说法,大同小异。如在国外,有人把弱势群体描述为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对这些人群,又称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我国一度回避弱势群体的名词,改称困难群众,实质上是互通的,并且更浅显易懂。
  几种说法,措辞不同,重点各异,也有相似。综合地看,弱势群体的特征,似可归纳为下列四点:
  1.低职化或无职化。指在社会担任的职业,属于较低或最低的位置,甚至连什么职业都没有。表现在对社会资源,分为管理(权力)、经济(财富)、文化(知识)三大类,或者与他无关,或者有也很少。他惟一所有的,主要是作为一种劳动力,并且主要是体力,脑力和智力也不多。套用旧话,基本上是无产者,又是无权者和无智者。
  2.贫困化。这是从低职或无职而来,收入分配不多,处于社会平均线下或分组中的低级、最低级。于是,一般只能维持生存和生活必需,生活质量不高,生活方式简单,谈不到发展和享受。无论是吃、穿、住、行和用,高档品与他们无缘。在某种情况下,还会碰到不同困难,陷于缺食少衣、饥寒交迫。
  3.脆弱化。除了生活上有困难和风险,更在政治上、社会上缺乏竞争力,和在市场上竞争力也不强一样。因此,他们虽然应当和可能靠自己的努力来争取改善其处境,但是机遇不多,并且风险不少,经济社会上风吹草动,首先受害。如物价上涨,他们首当其冲;产生自然灾害,他们抵抗力差。
  4.边缘化。这是上述诸因素的综合,使他们作为弱者,经常、长期甚至永远处于社会的边缘,与中心有相当距离。在心理上也被人家看不起,即使舆论为他们打气,始终不能成为现实。也因此,他们有自卑感,有依赖心,有时会逆化为敌视社会和他人,即使起不了作用。参见刘卓红、胡宜安:《弱势群体的基本特征》,《理论视野》、2004年第2期。
  具体地说,能否这样诠释:弱势群体是指社会上的部分人,由于先天或后天的条件制约,缺乏较强的竞争力,不能或只能很少地占有社会资源,因此只能获得甚至不能获得较好的社会职业,使其收入分配较少或很少,只能过着水平较低的、主要是维持生存的生活,同时缺乏抵抗种种风险的能力,也缺乏依靠自己努力来改善其境遇的可能性,并在政治上、文化上和心理上都处于社会边缘。
  弱势群体有哪些人
  上述界定,只是原则,具体化到哪些人,也有各种说法。
  人们知道,在2002年的“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或是恢复)“弱势群体”字样,主要是四种人:下岗职工、“体制外”的人、进城农民工、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其实,这只是代表性,举例而言,突出了重点,未包括全面。推而广之,还有不少。
  从下岗职工延伸,可以包括失业者、半失业者和待业者。“待业”这个名词,久不用了,本来是指到达就业年龄而未能就业的人,现在已经纳入失业一群。大学生毕业,相当时间未找到工作,也是失业者。半失业者,一般是指其职业不固定和收入不稳定,时有时无,时多时少。这些与下岗职工,本来有业,现在无业,来历不同,现状无异。
  从进城农民工,可以延伸到相当多数的农民。本来,农民工来自农村进城打工,相对地说,其收入比务农多,就业机会也好一些。但是看实际情况,他们干最累、最苦、最脏和最危险的活,拿最少的工资,并且多数、长期被拖欠。所以,列入弱势群体,是合理和必要的。但是这样一来,令人自然地想到广大农民,同样处境困难,至少不比农民工好,否则又为什么要进城呢?特别是纯农户,种少量的田,种粮粮价贱,日子不好过;还有失地农民,补偿有限,又无田好种,困难容易想象。可见,多数农民,应当在弱势群体之列。
  “体制外”的人,可能是指无业者,不是失去了职业,而是向来不在任何单位。这些人,基本上无收入,有也不经常,除靠家里赡养外,生活无来源也无保障。一旦失去赡养或赡养者下岗,其困难更大。这在城镇有,农村也有。
  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是指拿养老金(退休工资)不多的老人,其困难不想可知。何况,过去在困难地区或困难企业,包括从机关抽调去的,养老金较少还不能做到按期、足额发放。
  从以上后两种人,又能联想到社会上有一批老弱病残的人,同样是收入不多或无收入,生活困难,应当列入弱势群体。
  这样一来,弱势群体的人数就多了。这是基本国情所决定,尤其在目前处于转型期,体制在变迁,冲击力很大,与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比,其弱势群体除失业者外,主要是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和孤儿、单身母亲以及吸毒者、酗酒者等,大不一样。他们在分类上,相当部分是生理性的弱势群体,其余才是社会性、经济性的弱势群体。由于国家大、人口多、发展不平衡,我国的弱势群体还有区域性或地方性,在经济欠发达、自然条件差和自然灾害多的区域,弱势者成群,有特殊因素,包括某些少数民族,成为弱势群体形成和集聚的另一种情况。
  对弱势群体,有人还分为初级弱势群体和次级弱势群体。前者是指基本生活需要不能得到满足而陷于困难者,后者是指基本生活需要虽然得到基本满足而与其周围人们相比,差距显得过大者。这也表明,在不同地区,似该有不同标准。
  对弱势群体,有人建议,可以划一道贫困线。其实,两者有联系,又不是一回事。低于贫困线的,无疑属于弱者,而略高于贫困线的,既不属于强者,就不一定摆脱了弱者的身份。这在掌握上,还是要从实际出发,有一定的弹性。
  以上为弱势群体试作界定,总的是适当定性,不可能精确定量。弱势群体的划定,并无明明白白的边际,主要是设置一个概念,认知社会人群中有这样一群弱者。他们的大多数,不可能仅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命运,应当得到各级政府、社会和其他人的关怀、帮助和尽心、尽力。
  以下来为几种主要的弱势群体进行扫描和写真,希望博得大家的同情和重视。古语云:“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在神州大地,在我们周围,还有这样和这么多的弱势群体,我们是不能不为之感到不安的!
  正视贫困农民的实际情况
  谈到弱势群体,大家会不约而同地首先想到的是农民。农民,千百年来一直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最大比重。在二元结构的格局下,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村是弱势地区,农民中的大多数属于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中的大多数也是农民。农业、农村、农民,简称“三农”,是中国当前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难。10多年来的两位国务院总理,都同样地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艰巨性。朱熔基同志还曾说是最“头痛”的事。这方面的情况、信息和资料以及议论意见,浩如烟海,可以说是瞧不清、说不完、办不好。限于篇幅,本书只能点到几个主要问题,举出若干典型事例,不容过分深究下去。因为这方面的情况,大家已是耳熟能详。
  对中国农民的现状,光用数字,如人均纯收入从改革前的500元左右至2003年增加到近2
  500元,增长了约4倍;绝对贫困人数从占总人口的1/3(主要是农民)降低到仅3
  000万;农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近70%降低到稍高于50%等等,是必要的,但很抽象。尤其是从总数和平均数,反映不了其中贫困农民的具体面貌。所以,同样必要的是,应当找些事例来表明广大农民中还有弱势群体,引起正视、重视和惊视。从媒体看,事例随手可拾,只能酌举少数有代表性和有故事性的。
  也找一个上书总理的事,最近《东西南北大学生》发表一位19岁的女大学生曹裕,2003年7月份的暑假社会实践,到家乡湖南桃江县进行调查,写出5
  000字的报告。提到两例:一例是走进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家,老人的儿子死了,女儿、女婿去打工了,自己一人独住,“一身的病痛没钱看”;见到客人来,说要好好待客,结果只是熬了一锅粥;端着粥碗,曹裕流泪了。另一例是她到一位40多岁的伯伯家,3个儿子,老大才14岁就辍学了,对曹裕说:“姐姐,其实我不想读书”;但从孩子眼神,曹裕分明看出,孩子实在是太想读书了;曹裕安慰他,自己又流泪了。这个报告,都是小事,寄给温家宝同志后,信访局回了信。
  农民为什么还穷?最近《杂文报》登了一则短文:《算账》。作者回乡,父亲说收300多斤玉米,每斤价在5角左右,共卖150元,扣去种子、肥料,不算工钱,只剩70元了。至于其他种稻麦的账,报道不少,在2004年调价前,有的竟是收不抵支。因此,不少地方出现撂荒。那么,农民又有什么收入呢?
  于是,导致了又一种悲惨情况。《中国社会导刊》2004年第一期刊登陈捷生的《稚嫩的离合》,讲的是:
  第一次见到刘耀佳老人,是在芳村区胺口客运站附近。那时候,老人正呆坐在马路边黯然神伤,一身破旧的衣服上沾满了尘土。老人是广东离州曹江镇溪朗村的农民,今年62岁,两个儿子一个7岁,一个9岁。2003年10月17日上午,他在广州街头当街宣称愿意将自己的亲生孩子送给好心人领养。
  我们赶到时,老人的小儿子刚刚被送走,大儿子独自在一旁嬉戏玩耍。由于孩子十分顽皮,身患残疾的他不得不用铁链锁住孩子的脚,以防走失。孩子的灵动与老人的愁闷总是对比鲜明。
  天意弄人。老人前妻早亡,为了将两个小孩养大,娶了一个比他小24岁的外地妇女来持家。女人相夫教子,生活倒也算安稳。200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老人的左腿残废,这也成为了一场家庭战争的直接原因。女人最终跟着别的男人远走高飞了。老人的生活陷入窘境,与两个未满10岁的孩子相依为命。
  孩子不能跟着受苦!老人的愿望很简单:孩子能够吃得好,穿得好,跟别人家的孩子一样有书念……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他最终动了送子念头。10月16日晚,他携着两个儿子,搭乘熟人的车到了广州。
  上述地区,顺手拈来,有湖南和广东,过去有话:“湖广熟,天下足”。现在情况变了,产生粮食安全问题,难怪有位洋人要问:谁来养活中国?
  到了更后进的地方,情况更加严峻。《解放日报》2004年6月4日刊登黄慎盈等的《“西海固”告诉我们》,讲的是:处于宁夏的西海固,成了贫穷的代名词。一些家庭全年纯收入只有120元,有些家庭甚至没有收入。他们的生活始终围着土豆转,种土豆、吃土豆、卖土豆。但是,西海固的孩子也想读书,虽然有的没有出过乡。恰恰在这个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一个15岁的女孩马燕,从小学四年级起,写下四本日记,被法国记者发现,在巴黎出版,列入了畅销书排名榜。书中记下不少贫苦生活的事,如2001年7月13日:“母亲把馒头蒸熟了,她就喊父亲进屋吃馒头。我也跟了进去,就把下午剩下的黑面饭盛了一小碗吃,吃完了我想再盛一碗,可是小弟都给吃完了,我就问母亲我可以吃一个馒头吗?母亲说明天吃吧,今天不能吃。我说我吃一个小的,母亲还是不让。我就出来睡在外面,看着天空的星星想,开始责备母亲,连夜里的饭都不给吃。我偷偷地流着泪。”又如同年12月6日:“因为菜吃完了,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吃淡饭。今天下午我把饭打来,和弟弟分了。他说没菜叫人怎么吃得下去?气得我只是流眼泪。我哪里给你弄菜去呢?买菜又没有一个钱。说没钱吧,我身上倒有一块钱,可我就是舍不得花,硬着心吃淡饭也不愿花掉一分钱。因为这钱是父母辛辛苦苦用血汗换来的。每当我买学习用具时,掏出钱时,就想起妈妈的那双手。今天在吃淡饭的过程中,我吃得非常香。老人常说:吃淡饭眼睛瞎呢!但我今天却没有瞎。这就是说,老天爷还是有眼的。”这种生活,不在当地或亲临当地,是无法想象和难以置信的。
  谁是农民?有人认为,不该泛指“农村居民”,而应当是专指“农业居民”,尤其是纯农户和种粮户。那么,这几年来,他们的收入几乎没有增加,有的年份甚至下降。贫困农民,主要是他们,在农村占多数,也是弱势群体的多数。
  
作者 :海阔悟空 时间:2010-03-12 19:27:45
  哎~~
作者 :haitao168 时间:2010-03-13 01:42:26
  写到这里,不得不补上一段光明的尾巴,否则会令人丧气的。《经济日报》2004年3月2日发一则通讯,讲的是江苏昆山的大唐村,把耕地的近一半拿来种植花卉苗木,2003年人均收入9500元,先后获得文明村、卫生村、农业现代化示范村等荣誉称号。他们有征地补偿、拆迁安置和社会保障的“三道防线”,达到人人有技能、个个有工作、家家有物业的“三有工程”。这种富裕的农村,各地都有,但目前还是极少数,而给人们以希望,在未来。至于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等,主要靠办企业,雇佣大量外来工人,使本村村民致富,已经不是严格意义的农民了。
  还有失地农民和拆迁移民
  农民,以种地为业,耕地是其主要生产资料,也是他们生活来源和人生保证。中国人多地少,人增地减,人均耕地已从20世纪中叶的四五亩不断下降到当前的不到2亩,在各地很不平衡。即使这样,以占世界耕地的约7%养活了占世界20%强的人口。依靠这一二亩地,每个农民辛勤耕作,长期来过着俭朴的日子,并供养着非农业人口,其事迹是可歌可泣的。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土地的用途越来越广,不仅是种庄稼,还要修路、建房、造厂,为工业化、城市化作出贡献。于是,部分农民与祖祖辈辈传袭下来的土地剥离了。出现一个新词:失地农民。失去土地,农民干什么、靠什么?还叫农民吗?一串问题相继而来。并且,这不是个小数字。国土资源部公布,近10年来,农村土地征用面积达到1亿亩,最近几年每年都在1
  000万亩以上,相当于10个大县。沿海发达地区的省,每年要减少相当于至少一个县的土地。
  对失地农民的处理和安排,先后采取和推行不同办法。大体上有三种:一种是转化为市民,并给以就业;一种是给以货币补偿,一次性或长年分发;一种是以土地换社保,给以生活保险,甚至住房。但是,面对大量失地农民,就业安置不可能了。试问:1亿亩土地,至少5
  000万农民,城市管得了吗?于是,货币补偿成了主要方式。补偿多少?这涉及双方或三方利益,即农民为一方,征用者或连同当地政府为另一方。双方处于不平等地位,权在政府,并偏袒征用者。
  《经济日报》2003年11月18日有记者王新亚等写的一则报道,题为《失地农民: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群》。讲到安徽合肥包河工业园区,政府一声令下,6
  000多名村民就迁移一空,本来答应给每人1万元补偿安置费和青苗费、搬家费等,半年过去,只拿到900元。在自家尚未拆完的楼房前,赵成芝不停地哭泣;她家楼房两年前刚建好,花了10多万元,耗费一辈子心血,现在完了。老会计吴玉平说,有田地的话,上能养老下能扶幼,现在就是一人给1万元,也不敢想象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这篇报道在“积重难返,症结何在”的小标题下,列出5条:
  ——没有把好公平关,不仅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偏低,而且又没有社会保障措施配套,近忧远虑使失地农民不断上访;
  ——“圈地风”盛行,“征而不用”现象非常普遍,失地农民意见很大;
  ——“低征高卖”农民十分反感;
  ——暗箱操作,腐败孳生;
  ——征地补偿安置费分配混乱,村级留用资金管理失控。
  征用土地,常以开发利用为名。究竟怎样?椐新华社6月24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报告执法检查组的实施情况时说:全国开发区多达6
  015个;规划面积3.54万平方公里,其中相当数量是耕地,而且有的是高产农田;截至2003年初,在建和拟建大学城46个,建地面积超过40万亩;目前已建、在建和拟建高尔夫球场306个,遍及26个省市,占地48.8万亩……针对这些问题,有关部门已经做出决定,有所“坚决制止”。但是,能否真正贯彻,还要拭目以待。否则又将有多少农民弃土弃家,流离失所。所以有此怀疑,有人指出:仅仅土地的含金量就足以使贪官和奸商垂涎欲滴,跃跃欲试。在高额的回扣和“劳务费”面前,什么良心道德,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以民为本”,都可以弃之不顾。杜光:《保卫耕地,解救农民》,《同舟共进》,2004年第八期。
  至于湖南省嘉禾县在拆迁中的违法违规和江苏省常州市的“铁本”事件,反道已多,国务院在处理,不再赘述。
  经过失地农民上访,社会舆论呼吁,中央政府规定,情况开始好转。有的地方改用新办法,如土地入股,参与真正的开发分红。福建省福清市镜洋镇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和配套生产企业,新增税收地方留成部分以50%返还乡镇,再以50%返还村里,村里又以至少30%给失地农民作为“分红”,使他们失地不减收。
  与土地被征用、住房被拆迁的农民相类似,还有因搞工程而搬家的“移民”。据《中国青年报》载,50年来,中国大型水电工程共有1
  600多万移民,除了安置好、生活有所改善或未下降的,约有1
  000万人处于贫困之中。如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在怒江建岩滩水电站,由于重工程、轻移民、低补偿,加上后期扶持力度不大,结果造成先进的电站、落后的库区、贫困的移民。水电站创造巨额财富,移民每月只领24.5斤大米,他们靠水电站,家里却没有电灯,原因是“用不起”。
  农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
  农民作为弱势群体,首先弱在经济上,而又不限于经济,还弱在政治上、社会上以及文化上和道德上、心理上。
  我国经过长期封建制度的浇铸,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是根深蒂固的,一切按等级划分,不同等级的群体享受不同的待遇,而农民始终处于最低层。有篇文章林光彬:《社会等级制度和“三农”问题》,《读书》,2002年第2期。指出:“产业有优劣之分,优先发展的产业享受特殊的优惠政策,不受重视的产业往往是被剥削的对象;地区有高下之分,发达地区是国家关注的中心,得到国家较多的投入,而落后地区则处于相对被歧视的地位。”接着说:“在经济上,农民像一袋马铃薯,形不成集团力量;在就业上,农民受到各种限制,缺少流动的自由权利;在公共服务上,三农属于最后考虑的范畴,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在社会保障和国家福利上,农民处于自然状态等等。”这些,可能近年来有所转变,但是不能低估其习惯性。
  这篇文章同时提到:“在政治上,农民缺少参与的平等机会;在政策上,农民是被动的接受者;在行政上,农民是被管理的对象。”
  能够为上述论断作实证的,有另一篇文章陈宏生:《国大党胜出的启示》,《同舟共进》,2004年第八期。,提出:“在我国,农民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在政治上呢?我们农民今天享有何等的政治地位?两者又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呢?农民苦,农民穷,不能老是停留在这一层面上说问题吧?有人统计过,在全国人大代表中,9亿农民所占份额根本不成比例。更严重的是,这一小部分的所谓‘农民代表’,也大多数是地方官员和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社会地位较高的农村新贵,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诉求与广大农民相去甚远。也就是说,占全国人口约2/3的农民的政治发言权与参与权都十分有限。中国农民不但是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更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而政治权利的缺失,无疑极大地妨碍了他们经济地位的改善。”作者进一步认为,李昌平发出的“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基本权利”的呼吁并非无的放矢,更非言过其实。
  前些时候,推行基层民主,实行政务公开,执行村级民主选举,让海内外学者兴奋了一阵。从典型看,确有进展。但是有人考察,在面上,农民对选举的兴趣不大。原因是这对解决农民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用处并不太大。何况,相当多的地方,几乎所有男性青壮年和多数女青年,算是有文化的,都出去打工了,选举只好在似乎最缺乏政治能力的老弱妇孺中进行。
  再看当前海内,有多少人看得起农民即所谓“乡下人”?一般市民即所谓“城里人”看不起,不少官员也看不起,甚至农民自己也有自卑心理。最近去世的杰出经济学家扬小凯说过,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道德问题。
  中国农民是善良的,又是勇敢的,他们中有人会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挺身。河南省宜阳县有一位52岁的农民叫王幸福,历时10个月,自费秘密调查230多起“暴力抗税”事件,结果却颠覆了原来的结论:“暴力抗税”变成了“暴力征税”。在调查中,被乡政府和派出所人员盘查,责问:“谁给你的权利?”他答:“宪法给我的权利!”他的调查报告有100多页,最终揭开真相,引起国务院有关领导和河南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件事,刊登在新华社的《半月谈》上,经各大网站转载,博得千万人的怦然心动和肃然起敬。
  我们的官员中,也不乏有爱民、亲民的。2003年9月,一本《向农民道歉——一个县委组织部长的驻村手记》,作为内部资料,在陕西省县级以上干部中间流传。作者马银录,1974年入伍,转业后任白水县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他深入农村三个月,接触到不少情况,如群众背后说他们是“一帮狗东西”,在一家看到一件血衣,一位村民的老婆喝了“敌敌畏”,发现农民“有一肚子苦水、一肚子悲伤、一肚子愤懑”。马银录不怪农民,认为责任在政府,并尽量解决好存在问题,很快得到农民的赞扬。他说:“农民是好的”!这篇手扎,后来发表在贾平凹主编的《美文》2003年第一期,不少报刊作了转载或摘登。
  有王幸福这样的农民,有马银录那样的干部,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一定能够得到正确对待,渐渐地改变其弱势,终于不再是弱者。
  从“盲流”正名为“农民工”
  “民工潮”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但据考证,在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晚清工业化初期,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就有记载:“中国工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势。……上海如此,他处尤为便宜,盖该口工价已较内地丰厚,致远方男女来谋食者日繁有徒,虽离家不计也。”估计,20年代未30年代初,离乡进城的农民至少有1
  500万人吕新雨:《“民工潮”的问题意识》,《读书》,2003年第10期。,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初具规模了。
  建国以后,城乡分治,即使推进工业化,也很少向农村招工。相反,城市的劳动力还不能自行消化,于是有不止一次的动员市民“上山下乡”,特别是对知识青年即新生劳动力。但是,由于存在二元结构,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明显地好于农民,在农村出现了“跳出农(龙)门交好运”的呼声和期望。到80年代,除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就地转移部分农民,叫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外,不能阻挡越来越多的农民,迫于生计,自发地进入城市谋生、找出路。
  对这部分人,开始称“盲流”,即“盲目流入城市”,在取缔之列。已是新世纪的2001年,《华西都市报》有一条新闻,标题就是《围剿盲流》,说的是成都市公安局调集数千民警、武警等,对城区和周边地区治安复杂地段进行清剿(注:不加引号),抓获一批外地盲流人员。他们多数是来自农村的民工,如有一个来自井研县的农民,用两轮摩托违章载客,收费5元,处罚1
  000元;还有一个遂宁县来的农民黄某,从事收荒(收购废旧物品),受到保安人员暴打,打在他刚做过肾结石手术的部位。这就是农民进城找工作最早碰到的待遇,粗暴、恶劣、残忍!
  不久,“盲流”的名词逐步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民工潮”。这是指在每年春节前后,进城打工者回农村去过年并在过了年后再出来的高潮,也指民工越来越多,成千上万,势如潮涌。对“民工潮”的报道,大家记忆犹新,学者们的论述也多。如上面的引文,就指出:民工潮首先是由于农业负增长,是土地与人口关系比例不协调的结果,还是“城乡综合症”恶性循环的结果。在此前后,“农民工”的称呼出现,并比“民工潮”更规范,就约定俗成了。但是,在一般的字典和《辞源》上对“民工”有说法,不全适用于农民工,而对“农民工”来不及给以确切的诠释。望文生义又会有不同理解:是农民来做工呢,还是来自农村的民工?或者兼而有之:一是没有完全摆脱农民的身份,二是开始有了民工的社会职业。落脚到工,不是说已经变成了工人,而是仅在打工,具体说是临时工、合同工甚至什么工种都不是,有什么事干就干什么,处于流离和不确定状态。这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职业和社会身份。有时简称“民工”,拿掉“农”字,不很确切。
  农民工不是少数,在人口总数中不止一个零头。据报道,本世纪之初约七八千万人,后来有个统计是9
  400万人。到2002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表明,目前全国有流动人口超过1.2亿,其概念大体上即农民工。以后,又是每年增加400万~500万人。有人算了一笔账,农村劳动力约4.7亿,实际需要2亿~2.5亿(全国19亿亩耕地,每个劳动力承担5亩~8亩),加上乡镇企业用工约1.3亿,至少还多余1亿~1.5亿。现在到城市就业以1亿计,不少于甚至超过了城市原有的就业者。
  农民工的来龙去脉,大体上是: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大省占多数,如四川(原来包括重庆)外出农民至少1
  000万人,湖南、湖北和河南、安徽各有数百万人;去向东南沿海发达省市的也占多数,如广东吸纳2
  000多万人,其中深圳、东莞各有三四百万人之众,上海、北京和江苏、浙江各有数百万人;省区内流动占一半以上,跨省区流动也有4
  000万人左右。
  正名为农民工,定性煞费斟酌。《经济日报》在2003年8月组织了一次讨论,仍是见仁见智不一。有人说:农民工是尚未被承认的产业工人;有人说:农民工还有不同于工人的自身特点。有人认为,农民工目前没有取得新产业工人的资格;有人认为,农民工只是城乡双向的边缘人群。
  贡献与回报的不相称
  农民进城和镇,作为农民工,其贡献是突出的。不少文章已有估价,可以归纳为。
  (1)扩大了城市的劳动力资源供应,特别是补充了某些特殊工种的不足。
  (2)促进了城市二、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维持和降低其工资成本。
  (3)增加了城市的购买力,对城市商业和饮服业的发展,作用更加明显。
  (4)推进城市化,提高城市化率,为城市做大、做强提供新的动力。
  (5)发展城乡交流,密切城乡联系,为城乡一体化的前景作了有益的铺垫。
  (6)开辟和繁荣了劳动力市场,优化了人才配置。
  
作者 :haitao168 时间:2010-03-13 01:43:54
  贡献与回报本来应当一致,但是,原来的城乡差别没有因农民进城务工而消失,却是也带进了城,继续在市民与农民工之间划下鸿沟。与此相应,农民的弱势群体属性也没有因成为农民工后就发生任何变化。
  农民工干什么?多数回答是:他们在城市从事的是“非正规就业”。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取得正式的就业身份,地位很不稳定,一般称“临时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非正规部门工作;一类是在正规部门担任非正规工作。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国际劳工组织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那种低收入、低报酬、无组织、无结构的很小规模的生产或服务单位。”除了工资低外,还没有或很少福利保障,并且与雇主的劳动契约十分松散。正规部门,农民工难进入;即使进入,也多是编制外的临时工。李强、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6期。
  几份调查资料指出:农民工的工种,多数是城市中最苦、最累、最脏甚至最危险的活,如建筑、装卸、运输、清洁、环卫和餐饮、零售、服务以及纺织、服装、五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与冶金、化工等小企业。《发展导报》2001年有一份问卷调查,暴露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每周工作5天的占8.4%,6天的占18.1%,7天的占73.5%;每天工作8小时的占55.5%,9小时~12小时的占35.3%,13小时以上的占9.2%。以致工余,除做生活杂务,基本上用来睡眠,谈不上学习和娱乐了。
  《时代潮》2003年第2期刊登记者写的《透视广东“外来一族”》,讲到“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在不少外来人眼里,广东意味着梦想、机遇和成功。确实有人在这块南方的热土上创了业、发了财。文章接着说:“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幸运,真正能够从一个‘打工者’变成‘百万富翁’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年复一年为生计而漂泊。在广州天河区的一个小区门口,记者每天都会看到一对夫妻守候在自己的板车旁,等着别人雇他们。夫妻俩来自湖南的一个小山村,家中三个小孩在上学,而家庭所有的开支全部寄托在这辆不起眼的板车上。据男主人透露,要是好的年份,一年还可以挣个一两万元,在老家这是一个不敢想象的数目。”这是幸运者,所以吸引着农民进城。
  更多的如《杂文报》2003年3月28日石飞写的《农民工头上一把刀:同工不同酬》,第一段是:
  一位来自安徽天长的戴姓农民工兄弟告诉我,他今年48岁,已经在某保洁公司连续工作了10年,月工资始终300元,10年一贯制。这家保洁公司共有600多名职工,其中“农民工”400多名,“市民工”100多名,干的都是一样的扫大街的活。“农民工”不管工龄长短,一律都是临时工,报酬全是一个“死制子”每月300元,且无星期、无假日、无奖金、无加班费、无社会保障。而“市民工”不管工龄长短,一律都是正式工,有节假日,享受各项保险和福利待遇,月工资至少800多元,一般都在千元以上,年终还有几千元奖金。“农村人到城里混饭吃不容易,低人三等呀……”末了,这位戴氏农民工兄弟哽咽着说,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社会科学报》2002年5月2日发表两篇文章,仅看题目,就知意思。一篇是曹锦清、叶君写的《农民进城:难以言说的平等》;一篇是张乐天写的《阶层歧视:社会发展的障碍》。前一篇谈到,一些学者建议城市辟出“贫民区”,这不是不要生活成本,而是把成本尽可能降低;但是,“贫民区”的基本卫生防疫、治安管理、建设费用就会彻底瓦解地方政府的财政体系。他认为,农民大量进城,虽然从表面上看缓解了城乡二元对立,实际上把矛盾从乡村搬到了城市,变成城市中两大等级的对立。可见,农民进了城,成了农民工,而城市的回报,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弱势群体地位。
  频频出现的“跳楼秀”
  媒体和网上不断丰富人们的词汇,近年来常见的有“跳楼秀”,指的是有人要跳楼,又舍不得什么,在(高楼或宝塔、或电线杆)上思想斗争;于是围上一堆人,警车也开来了,一边劝说,一边在地上放着软垫;有时也有人起哄:“跳吧!为什么不跳下来?”多数悬崖勒马,个别酿成惨剧。
  “跳楼秀”的主角有各种人,各有各的苦衷。但是,其中最多的是农民工;为什么?大部分是为了讨工资。2004年8月14日的《新华日报》报道8月1日到4日,江苏常州就有三起,其中一起有4名民工爬到60米高的塔吊上,宣称“见不到钱决不下来”。这篇报道的题目是《民工讨工资非得上演“跳楼秀”?》
  农民打工,为了挣钱,挣到多少,前已述及。要算大账,农业部曾宣布:2002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超过9
  400万人,打工总收入约5278亿元,寄、带回家的约3274亿元。这样计算,人均收入为5
  615元(每月468元);寄、带回家人均3
  283元(每月290元)。按此数字,如再折算到家庭人口,只略高于中西部农村,而大大低于一般城市。
  再算细账,2004年2月18日《新华日报》有位记者看到一位苏北汉子的记账本,摘录发表如下:
  收入:①每天老板给2.5元做早餐费,共105元;②一月二日老板支付42天工资,933元;③二月十五日挣一天工钱,25元。收入共计1063元。
  支出:①每天早餐1元到1.5元,共42.5元;②给女儿寄居处打了5次长途电话,每次1到2分钟,共7.9元;③过年回家前给女儿买了一本初一数学辅导,8元;④元月三日回家车票,43元;⑤过年买鱼,7.5元;⑥猪肉10元;⑦祭祀用黄表钱,2元;⑧过年理发,1元;⑨洗衣粉等生活用品,10元;⑩女儿今年新学期开学,向所在学校上交学费360元,住宿费100元,伙食加工费100元;交小麦74斤后(去年家里的存粮,不是今年的收入),再交17元给学校充当剩余的26斤小麦款;合计交给学校575元;购买除草剂,80元;今年2月14日来南京,路费50元。支出共计836.9元。
  收支相抵,一两个月下来,只余226.1元,用于糊口很勉强,养家就不容易了。也有另一种评价,出于政府官员,认为农民工一年收入5
  000元左右,相当于种25亩地的纯收入。
  离乡背井,抛妻别子,农民工外出,年终要归家,带回来什么?有欢乐一面,报道“打工返乡潮引发消费潮”,纷纷购物,从零食、香烟到衣服、首饰,为小商品市场打造繁荣氛围。但是,随之而来的有另一种声音,在返乡潮的同时兴起索薪潮,辛苦了一年,年底拿不到工资,被克扣了,被拖欠了。这两年来,人们已经熟知这个情景,毋需再举。读到一些豆腐干小文章,题为《农民工怕回家》、《又爱又恨“包工头”》以及《克扣工钱的五大损招》等等。怕回家,是家乡对农民工期望大,村里要赞助,亲友要礼金、礼品。对包工头爱,是靠了他才有工做;恨,是做了工拿不到钱。克扣工资的损招有不签合同、工资没有标准;口头承诺好,到时打折扣;记工不规范,加班加点不给报酬;秋后算账,东扣西扣,所剩无几。2004年初进一步发现,不是包工头不发工资,更多的是工程单位,大多属于国有,借了银行贷款,也欠了包工头,才造成一环扣一环的“三角债”。这已不是秘密,全社会都明白。
   农民工追工钱,终于惊动了最高层。2003年年底,所有媒体都报道了《温家宝为农民工讨工钱》的热点新闻。接着,全国总工会统计,拖欠农民工工资在1
  000亿元左右;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有关部门和不少地区贯彻执行,发文开会,声势不小。几个月后,据说,已经追讨了700亿元,完成了70%左右。还有30%,相当300亿元,至少涉及500万农民工,没有下文。后据报道,全国累计拖欠工程款3
  660亿元,建设部表示,2006年底前全面解决。能否理解,还要等待两年之久?
  到2004年下半年,农民工继续演出“跳楼秀”,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忽然冒出了“民工荒”
  以上陈述,偏于负面。当然,正面新闻也有,除了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关怀农民工,做出决定和采取措施外,还有农民工从打工到创业、做了大小老板以及发奋读书、成了博士等。而最近令人惊奇的,是忽然一下子冒出新闻,以广东为先,发生了“民工荒”。为什么?怎么办?引起若干议论。
  2004年6月22日的《法制日报》发表“不敢来泉州打工”的消息。这篇新闻,首先讲泉州的企业用工如何面临“严重春荒”。说泉州企业很多,年吸纳民工百万人以上,其中八成来自外地。但2004年以来“缺工”现象却非常突出,有很多企业打起“急招”、“急聘”的招牌仍招不到人。据行家估算,全市民工缺口达20万人。
  接着又说都是因为泉州的部分企业“不讲诚信酿恶果”。尤其是这里的一些民营企业,“诚信严重缺失,较普遍地存在着违反劳动法等法规的行为,不善待打工者”。还举例说四川一个打工者在这里干了11个月,最后只拿到270元钱。然后话题一转,点出主题:“民工发誓永不再来。”为什么“永不再来”?因为泉州“工资偏低,拖欠工资严重,不签劳动合同,扣押劳工身份证。而且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恶劣。工人一天工作11小时~12小时,一个月仅休息一两天是普遍现象”。
  2004年8月5日的《南方周末》发表薛涌的文章《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契机》。这位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认为,“民工荒”的本质,是中国在21世纪初还在死守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发展战略。众所周知,由于改革的成功,25年前的中国和当今的中国在经济上完全是两个“国家”。25年前,中国一贫如洗,没有基本的发展资金,除了依靠廉价的人力资源、走劳动力密集型的道路,别无他途。如今,中国已经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并且很快就会面临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危机。但是,我们却没有根据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现实,完成必要的战略转型。他说,对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严重忽视,以及城里人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使大批民工子弟失学。一旦我们需要提高产业层次,提高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下一代劳工就马上会因缺乏必要的教育而有训练不足的问题。
  江西财经大学余桔云的看法是:不少专家和媒体认为,出现“民工荒”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恶劣,工资水平过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他们无法忍受,纷纷离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层面而已。“民工荒”的实质是社会对农民长期歧视的必然结果。
  农民工长期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不仅饱受经济上的不平等待遇,还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在经济上,农民工被排斥在社会福利体制之外,公共的养老、医疗、教育与农民无缘,中国的社会福利只属于市民。在职业选择方面,农民工由于受到户籍制度、城市管理政策的种种限制,即使是有技术、有文化、素质又好的民工也只能从事市民不愿干的3D工作(Dirty肮脏,Dangerous危险,Demanding急需)。另外,人的需求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提升。解决温饱后的农民在赚钱的同时还希望得到社会的尊重,可是农民工处处受歧视。
  总之,农民工从农民转化来,但是同农民一样和一起,至今的大多数还属于弱势群体,虽然所在和所为有了变迁。第5章城市贫民:待业、失业和下岗、买断等等。
  日趋严峻的城市贫困问题
  早在上一个世纪的晚期,1997年11月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第16版“国情参考”上大半页是《中国出了个富人层》,下小半页是《低收入群体窘态丛生》。后者主要讲城市,指出我国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同时各类人员的生活水平差距也在不断扩大。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市场机制作用的加强,一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或被淘汰,伴随着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出现了一批破产、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以及下岗、待岗人员,加上一些收入低、生活困难的离退休人员、无业人员和社会救济对象,构成城市居民中的低收入群体。把城市居民家庭分为贫困、温饱、小康、比较富裕和富裕5层,1994年家庭年收入在5
  000元以下的贫困户,约占调查总数的4%,共280万户。还有年收入在5000元~10
  000元的温饱型家庭约占34%,共2
  400万户,主要是普通居民家庭和没有额外收入的工薪阶层,亦属低收入者。特别是从近一个时期的动态情况来看,城市低收入问题有日趋严重的趋势,不仅许多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下降,还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出现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资料测算,1990年1月~5月,35个大中城市职工有40%家庭减收,1997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减收面为43%。在减收户中,绝对减收户占77%,扣除物价因素(注:指当时的通货膨胀)后的相对减收户占23%。低收入户的普遍特征是家庭规模大、就业人口少、无收入人口多、负担系数高。这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中西部欠发达城市占贫困户总数的85%,其中中部省区占56%,西部省区占29%。
  到了新世纪,情况没有根本好转。
  2001年8月17日的《经济学消息报》,头版首条是《中国城市贫困问题被严重低估》。讲的是长期以来,认为城里人的日子比农村好过,根本不存在贫困问题,但近年来问题日渐突出。经过8年探索,中国政府推出“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据民政部2000年9月提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会议的背景材料,2000年6月实际处于低保线以下的人口是1
  382万,而当时领取低保费的只有303万人。原因是各地设下不少条条框框,如处于劳动年龄的、没有工作一律视为获得最低工资;发不出工资或没有领到下岗职工生活费的,一律认为由单位对个人负责;凡是女性佩带金首饰的家庭,或者家里有电视、冰箱等电器的,不在考虑之列……本文作者是国家计委的杨宜勇。他提出,美国的贫困人口定为4
  202万,享受贫困线救助的相当于总人口的14.5%;印度为6%。而我国当时为320万人,只占城镇总人口的0.8%;如按6%计算,应有2
  400万~3000万人,而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推算,中国城镇居民的贫困人口有近5000万。结论:贫困线制定偏低,低保线控制过严。
  2001年8月28日的《发展导报》,“新视点”栏转摘《中国经济时报》的文章:《城市贫困层日渐凸显》,指出:从有关统计分析数据看,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步入了小康水平,人均GDP达到800美元,恩格尔系数降到0.4以下;但是,全国城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生活仍处于温饱和贫困状态。尽管我国已在农村反贫困道路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日渐突出的城市贫困问题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解决城市贫困仍面临众多压力和困难,既有理论的不足,也有实践的欠缺。
  
作者 :haitao168 时间:2010-03-13 01:44:50
  以上偏于理论,得到实践验证。另看2002年1月18日的《作家文摘》,“社会走笔”栏转摘《南风窗》的张立勤文章:《直面城市贫困现象》,列出一系列悲惨景象。例如:沈阳这座曾经是中国最大、最辉煌的工业城市,现在流传着各种关于贫困的民间文本,大厂云集的铁西区,工人村成了“度假村”,70万下岗职工在这个39平方公里的传统重工业区里奔波、游荡,无事可做:51岁的王亚君,4年前,21岁的儿子患上白血病,两年后去世,留下10多万元的外债,他自己也患有严重的甲亢,拖了好几年不治,因为没有钱,几乎95%的下岗职工家庭没法按时交纳医疗保险。又如:曾经是京广线上最饱满的一个亮点武汉市,处于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也在沉默中失落,大街小巷经常能看到一群群“麻木”(装着灰朴朴顶篷的人力或电动三轮车)在烈日下等待或在警察严厉的注视下仓皇逃窜,这是下岗失业家庭微弱的生计支柱,使政府迟迟下不了封杀的决心。
  有一篇调查报告做了比较系统的解剖。尹海洁、关士续:《经济转型与城市贫困人口生活状况的变化》,《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2期。通过对2002年哈尔滨市南岗区的调查抽样数据分析表明,在城市贫困人口中,有1/3来自经济转型之前,2/3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相对素质较低的劳动力。从1990年~2000年这段时间里,城市贫困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感到自己的生活水平在下降,尤其是下岗的工人、服务人员和干部的感受最为强烈。这种感受,一方面是由于下岗或失业的确造成了自己绝对生活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也受到生活水平的相对差距的影响。
  上述趋势,在2000年后大面积实施低保政策以来,开始得到有效控制。但是还要承认,情况依旧是严峻的,更不能轻率地判断为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找工作的失业者越来越多
  一些单位搞社会调查,询问人们当前最担忧、不满或疑虑的焦点,前些时候答卷的首位是“腐败”,这几年来逐步转变为“失业”。这不意味着腐败的退潮,而是表明,与个人利益和得失、今天和明天直接攸关的毕竟是有没有社会职业这个“谋生之计”、“人生之本”和“命运之钥”。
  什么是失业?各种定义大同小异。世界上许多市场经济国家以及相关的权威机构,无论是国际劳工组织(ILO)或美国劳工统计局,明确而统一地指那些16岁以上的、在参照周内没有就业,愿意并且随时可以就业的劳动力。参照周,一般是4个星期。被解雇后愿意并且等待被召回的离岗者并不需要经过寻找工作才被归入失业者。也有解释为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一定时间内通过劳动力市场做过努力,仍未获得就业机会。还有更简明的,就是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各国另有具体规定,主要差异在劳动年龄大小和调查周长短不等。
  我们过去讳言“失业”,因为马克思说过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症状而公有制完全能够消灭失业。于是在城市采取由国家和企业包下来的办法,包袱越背越重,实在背不下去,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上山下乡;二是承认“待业”。后者是指到达劳动年龄而暂时尚未就业者,等待着安排工作。直至改革开放,并且待业人数越多、待业时间越长,才被迫改了口,解放思想,顺应世界,承认失业。但在统计口径上,原来只限于城镇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登记的人,而不包括另一些无业者,特别是下岗职工,更不用说企业的隐性失业和农村的失业了,与国际不接轨,无法进行横向和竖向比较。
  因此,算失业率,这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非常敏感、高度关注的指标,我国也有多种判断。城镇登记失业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81年为3.8%,1985年降为1.8%,1985年~1996年在2%~2.9%之间,1996看为3%,1997年~2000年都是3.1%,2001年上升至3.6%;2004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公布,2003年为4.3%,约800万人,2004年控制在4.7%左右。按照习惯说法,6%以下都可当作是“充分就业”,也有把警戒线划在5%。
  现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已把下岗纳入,但是还不完全。有关部门和学者另行测算,对实际的城镇失业率,前者认为约6%,后者认为在8%以上甚至超过10%。中国社科院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2年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认定7%;不仅比历来公布的高出不少,并且指出已达警戒线。
  就业和失业问题是当前的一个热点或该称是冷点,引起各方议论如沸。以下略举几说:
  最近出版的《理论热点18题》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学习出版社,2004年7月。,第9题是《民生之本系安危——为什么要千方百计解决好新形势下的就业问题》,认为近年来,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难找,主要是“三碰头”: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三者碰到了一起,使本来就存在的就业问题更为严峻。
  研究国情的专家胡鞍钢早就指出,我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和失业率已创历史新高;各地区、行业下岗职工分布极不平衡,实际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各地区人均每月领取生活费差异甚大,黑龙江只27元;登记失业人员的主体是青年,15岁~25岁占总数的62.8%。《中国城镇失业状况分析》,《经济学消息报》,1998年9月4日。后来又说,虽然过去20年中国创造了世界1/4新增就业岗位,但是当前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政府不必对企业下岗职工承诺“就业保障”,要充分估计其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今后创造就业的主要方向是非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中国如何应对高失业阶段的挑战》,《经济观察报》,2002年7月15日。
  有篇文章郭飞:《我国失业的五大特征与对策》,《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11期。提出我国失业有五大特征:一是城镇登记失业率不断攀升,实际失业人口创建国以来之最;二是总量矛盾、结构矛盾与素质矛盾并存;三是“需求瓶颈”、“体制瓶颈”与“观念瓶颈”并存;四是隐性失业与隐性就业并存;五是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
  人口基数大、劳动力绝对过剩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就业问题在今后若干年内将一直是我国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资深经济学家李连仲认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供给和需求严重失衡;二是局部地区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突出;三是各指标显示就业增长缓慢;四是就业压力高峰期持续时间较早。《当前就业形势与对策》,《经济日报》,2004年4月26日。
  还有提到建国以来的三次失业高峰,“待业率”常是两位数;也存在非自愿失业和自愿失业;“老失业群体”达到峰值,“新失业群体”日益壮大,并且生活无着等等。总的是描绘了我国失业问题有其国情特征,并对失业者或无业者这个城市弱势群体表示了无限关切。
  失业者的生活和遭遇,渐渐融入文艺作品,成为有社会典型和性格典型的主角。限于篇幅,难以详述,仅举一份小报的副刊《打工》,一天的4则短文的题目是:《在城市边缘游走》、《绿头发的求职者》、《“海龟”为何搁浅》和《泪水是有重量的》,就不难想见其内容了。
  下岗对职工意味着什么
  待业者长大了,消化了;失业者增加了,有的就业了;其中下岗者比重大,不少还是当年的待业者。这部分弱势群体,很有中国特征和时代特征,应当加以写真,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点滴鸿爪。
  下岗职工,全国1993年为300万人。以后几年,每年增长在四成以上,到1997年为1
  151万人。1998年~2003年累计为2
  818万人。内有823万人领取了“再就业优惠证”或相应证明,其中35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并有98万名“4050”(指年龄在40岁~50岁之间)也实现了再就业。属于“老失业群体”的这部分弱势群体,共同点是年龄偏大、文化偏低、业务偏专,并以女性为多,家有老少,不同于新生劳动力中的待业青壮年。后来,并入了失业登记者行列,进行统筹安排。
  下岗职工,情况特殊。2003年12月10日的《中国青年报》有一则短文,题为《一位昔日矿工的窘境:人到四十爹妈养》。讲的是矿工石爱国(化名)当初以为自己可以和父亲一样在矿上干到退休,但是现在,煤没了,矿关了,人散了。具体经历是:
  2001年3月,阜新市的东梁矿、平安矿、新丘矿和新丘露天矿一起宣告破产,石爱国和其他矿工一样拿到不足万元的安置费后,下岗了。“开始,怎么也接受不了。天天在家睡觉,睡不着就在床上躺着。但是光躺着也不是个事儿,总还没到等死的份儿上,于是,就起来琢磨找事儿干。”
  2001年5月,阜新市新班子上台,阜新也开始了转型的尝试——发展现代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政府规划租用周边12个乡镇农民的8
  000公顷土地,建设50个农业园区以及200个以养殖为主的专业小区。石爱国就是在碱巴拉荒农业园区开始当起了“农民”。
  当时,下岗职工进入农业园区有3种模式,石爱国选择了村里出资包建棚舍、由下岗职工租赁。“心里当时很不是滋味,人家农转非,咱们非转农。”但是,农民也不是人人都能当好的,地里刨食也不像上面宣传的和自己盘算的那么容易。他先种蘑菇后养花,一来二去,就把安置费都赔进去了。
  断了当农民的念头,他又发现隔壁卖报纸也能赚钱。和妻子一商量,就卖报纸了。可是,隔壁已经卖好几年了,熟客很多。他们夫妻两个从早晨7点忙活到下午6点也挣不了几块钱。又赶上市里美化街道,街口不让卖报了。
  后来,他又去蹬过三轮车。几个原来矿里的兄弟都在干这个。但是,他不行,膝盖受过伤,蹬一天下来就受不了。
  现在,按照他的说法,在当地轻松一点的活儿找不到,繁重的活干不了,重新学技术也很困难——没钱,年龄也大了。
  石爱国说,“家里没有进项,就开始在父母身上打主意。父母前几年就退休了,每人退休金养老金500元左右”。很多没辙的时候一家人就去“老爷子”那儿吃,吃完就走。“开始心里也过意不去,抬不起头,常常怨恨自己,怎么就这么没用?但是,这样做,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惟一的。后来也就无所谓了。不过说实在的,父母从来也没有真心撵过我。”
  以后怎么办?很明显,老人也不会养儿女一辈子,而且越往后,他们自己用钱的时候也越多。“没想过。过一天看一天,大伙不都这样吗。怎么也不会挨饿吧,等明年春上再想办法挣钱。”他眼睛盯着窗户。
  2004年7月8日《南方周末》的“百姓纪事”栏登了邯飞子写的《妻子的失业证》,故事如下:
  妻子所在的服装厂几年前不景气,大部分工人都放了长假,实行“两不找”政策。几天前,工厂突然打来电话,说要跟一批工人解除合同,办理失业手续,妻子也名列其中。第二天去了单位。没到中午,他带着一脸的愁容回了家说:“厂子说了,办失业手续可以,但得先把这几年的失业保险金补齐,会计给我算了一下,要我交4
  000块钱呢!”办公室主任说,不交也可以,不过解聘以后的事,厂子概不负责。
  因为厂子还规定了交钱的期限,过期后果自负,所以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个下午,最后决定:先把钱交了再说。说心里话,我们两口子都觉得窝囊,4
  000块钱虽然可以凑一凑勉强拿得出来,可八九年的工龄,不但一分钱不给就打发了不说,还要交一笔钱才能享受失业保险,这是哪家的理啊?
  在截止日期到来之前,妻子拿着4
  000元钱去了服装厂,然后换回来一张铅印的证明条,上面写着:“×××年×月×日,×××同志(乙方)与××服装厂(甲方)经过协商,自愿解除劳动合同,双方互不追究对方任何责任。”下面是妻子的亲笔签名和工厂劳资科的大印。
  我心说,这下完了,这张证明等于截断了咱老百姓的后路了,以后就是想找个说理的地儿翻身都不可能了,即使打起官司来,说不定也会像一只被人踢来踢去的皮球,从此没个安生日子。
  下岗职工,不少人的后半辈子就这样敲定了。这里,又有一个新名词:“买断”。一些公有制企业转制为“民营”,都要裁员,按照工龄长短,给一二万元不等,从此与单位不再有任何关系。他们说,什么买断,是断了后路,断了生活来源,今后要重新“投胎”,自己去闯世界,是死是活,只能听天由命!
  另一类贫困人群:部分拆迁户
  在省、市政府大门口上访的人群中,这几年来结构起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是上述下岗职工包括“买断”了的人,以及拆迁户。向农民征地,有拆迁问题,前面讲过了。城市拆迁,为什么也会成为问题,并产生部分困难群众甚至有一定的普遍性呢?近年来的报刊上陆续有披露。
  2003年9月4日的《南方周末》,首版头条是《拆迁十年悲喜剧》,开始一节是“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提出:8月29日得知南京拆迁户自焚的消息,北京的徐永海在千里外感到一阵后怕——那曾是自己刹那间有过的念头。徐永海没有实施这个愚蠢的做法,但他的家最终被强拆。至今他和妻子暂居朋友家。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在2003年9月召开的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座谈会上透露,建设部2002年1月~8月受理来信共4
  820件次,其中,涉及拆迁问题的占28%;上访1
  730批次,其中反映拆迁问题的占70%;在集体上访的123批次中,拆迁问题占83.7%。投诉和上访披露的问题多集中在法律意识薄、形象工程多上面。另据建设部统计,2003年1月~7月,全国因房屋拆除引发三级以上事故共5起,造成26人死亡,16人受伤。
  2003年第36期的《新闻周刊》发表唐建光的《拆迁黑洞》,第一段是:2003年9月19日晚11时许,北京市长椿街的王先生家里突然闯进了几个蒙面人,在手电筒的强光照射下,一家三口还没来得及看清对方,就被摁倒在地,被布蒙上眼睛堵上嘴,然后五花大绑抬出门外。推土机一阵轰鸣,王家的房子顷刻间被夷为平地。这是又一起与拆迁有关的暴力事件。截至2004年8月31日,国家信访局已收到关于拆迁的上访信11
  641件。为什么上访信这样多,作者答有三节:一节是《拆了房子买不起房》,又一节是《这不是一笔公平的交易》;最后一节是《政府在拆迁利益之争中扮演什么角色》,揭到了主要原因:目前拆迁房产的评估是由拆迁人委托的,政府还有更深的介入……
   住房是城市居民的主要财产,虽然一般属于生活资料,但是,往往要经十几年到几十年的积蓄甚至借债,才能实现这个愿望。而一旦遭遇拆迁,不仅补偿不足、至少要赔上几万元装修费,并且多是从闹市搬到偏僻处,本来开门做小生意的也就断了生计,收入顿然跌落。所以,除了部分拆迁户还能承担损失(所谓“人民城市人民建”)以外,部分拆迁户却走向了真正的边缘化。这是拆迁不易获取民心的根本缘故,导致自焚则是矛盾激化到了极点。
  
作者 :haitao168 时间:2010-03-13 01:46:21
  由于纠纷不断、事件频发,最近几年,各地先后立法,制定了有关拆迁的“条例”和“办法”。应当看到,大有改进,特别在补偿价格上。但是,中国正在进行世界上最大规模、最急剧的城市建设和城市改造,不少城市在略有踌躇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拆迁,数以千万计的居民面临“乔迁之喜”。接着听到的人民呼声和看到的媒体标题是:“政绩冲动引发拆迁之痛”;“要控制一个度,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美其名曰靠政策靠机制筹资,实质上是榨取民脂民膏”。市民相见,第一句话不是问“吃了饭没有?”而是“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拆迁?”这事令人开心,还是令人担心?
  顺便说说企业改制以后
  最近,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以人为本”,关心群众利益,懂得“群众利益无小事”,领会任何工作都要有利群众、不能使其受到损害,在很多省市的领导讲话和文件颁发中都提到“征地”、“拆迁”和“企业改制”都要保护群众。这是进步,很有必要。征地和拆迁,搞得不好会扩大弱势群体,已如上述。企业改制,从国有到民营、从公有到私有,转变机制,顺应市场,脱胎换骨,起死回生,事例不少,发人深思。然而,是否也使职工和农民真正获得了实惠,则有不同的反映。2002年,在6月28日的《杂文报》首版头条,刊登石飞的《“老板,给我们一个馒头吃吧!”》令读者怵目惊心。不敢自秘,敬录全文如下:
  听说苏南的“金三角”(苏州、无锡、常州三地区的概称)民营企业特别火爆,小工厂、小作坊遍地开花,机械声24小时不息,富得流油的小老板碰头碰脸。早就想去那里实地看看,终如宿愿,日前朋友把我领进他一位远亲的织布厂。厂子规模不大,总共24台箭杆织布机,6个挡车女工,每人看4台。车间门窗全部关闭,酷似一个大囚笼。机器轰响,噪音崩脑,热气炙人,让人一会儿都难以待得住。这里的挡车女工都是外来妹,她们每天要在这种囚笼似的车间里工作12个小时!据介绍,当地民营小纺织厂实行的都是12小时工作制。
  车间的告示牌上写着一行歪歪斜斜的粉笔字:“老板,给我们一个馒头吃吧!”老板气休休地擦掉了告示牌上的字,骂一句“妈的,想得美”!然后跟我解释说,肯定是那个安徽丫头写的,我立马让她滚蛋。卖力气的还挑剔,早晨吃馒头怎么成?一个馒头要5毛钱,够喝两顿稀饭的。咱们这地方厂子多得很,家家早上都是喝稀饭,没有给馒头吃的。
  过去因工作关系,我跟苏北老家的打工仔打工妹常有接触,他们都说到江南生活不习惯,顶怕天天早餐喝稀饭,两碗稀饭一泡尿一撒就没了,不到中午心里就饿得发慌。我原以为早餐吃稀饭是江南人的生活习惯所致,不想竟完全是为着算计抠钱。
  “老板,给我们一个馒头吃吧!”这请求令人揪心伤感。八小时工作制已经实行几十年了,想不到,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有工人一天却要被迫上12个小时班;早饭争取不到一个馒头吃,只能喝稀饭,需要束紧腰带看机器,连不挨饿的权利都没有;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忍屈受辱,稍有不满的表示,就得滚蛋……
  不少人曾经给我说过,老板的心都是黑的。显然此言偏激,但远离故土的打工妹打工仔在极简陋的环境中超负荷地工作,老板却让他们饿肚子,于心何忍?除非心真的黑透了。
  我搞不明白,经贸、劳动、安全生产等部门是管理监督企业依法生产经营的,工会组织更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替职工说话的,企业如此严重违反《劳动法》,严重侵犯职工合法权益,这些“有关部门”是怎么管的?我认为,之所以有相当多的民营企业存在着工作严重超时(又无加班报酬)、工作条件恶劣、工资待遇不公甚至拖欠工资等不法现象,与有关部门不作为或作为不力有直接关系。他们的眼睛往往只关注城市里的大中企业,极少问津郊区的民营小企业(偏远乡镇的更无人问津)。我走访5家私营织布厂,都开业2年以上了,有关部门竟然没有来检查过一次。难怪这些小老板自诩“老大”,敢拿打工者不当人,想怎么盘剥就怎么盘剥,想怎么虐待就怎么虐待。
  为了打工者的权益,为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也为了实践“三个代表”,我们对民营小企业不能再不管了!
  这些企业的工资不高,职工属于低收入者,大多在弱势群体内,只是不算绝对贫困。但是,改制后,只喝稀饭,不给馒头,确是值得大写特写的!
  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中国有着敬老传统和养老习惯,老年问题融化在社会整合中,长期没有独立出来。直至改革开放,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才开始发现人口老龄化日益临近,并且初步懂得这是世界性的社会问题,理性地给以注视。随后,人口老龄化加快推进,矛盾也浮面化了。
  老年的标准,国际多在65岁,我国倾向于60岁,即过去所谓的花甲之年,并作为男性退休的界限。年过60,就算老了。老年人占人口比重,一般认为,达到和超过10%,就算是老龄化社会。年龄结构基本上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人口出生率;二是平均寿命。我国推行计划生育,使出生率逐步下降;随着生活和保健环境改善,寿命延长。于是,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在进一步攀升。老年中,80岁以上为高龄。从老龄化到高龄化,也是一种趋向。
  我国在世纪之交,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60岁以上老年人超过1.5亿,65岁以上老年人接近1.3亿,各占人口总数的10%和以上。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测算,到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我国老龄化的特征是老年人数量大,老龄化发展快,并在地区之间不平衡。
  人口老龄化是一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意味着人类的进步。但是也带来新的问题,表现在社会负担越来越重。当老年人占5%的时候,20个非老年人供养一个老年人;当老年人占10%的时候,就要10个非老年人来供养一个老年人。我国老龄化的另一特征是未富先老,在人均GDP刚达800美元~1
  000美元时,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同于发达国家,较早地就面临着老龄化的挑战了。具体化到家庭,如果两代都是独生子女,形成4∶2∶1格局,家庭养老成为倒金字塔,物质和精神的负担特重,不难设想。
  我国在1994年制定老龄事业发展纲要,1999年成立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2000年下发《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都是为了迎接老龄化社会的逼近。多年来,老年人的经济供养和医疗保障得到改善,老年人的福利和有关的文娱、保健事业有了开展,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重视。但是,对照超亿的老年人,这项工作有其艰巨性,更不能适应老龄化步伐加快的需求。从全国看,不仅在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就在城市,相当多的老年人与成年人比,处于弱势地位,有的属于特困,距离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目标较远,更不用说是老有所乐等了。
  老年人的困难,原因之一是本来就业率低,农村和妇女尤甚。这在没有失去劳动能力前,还能从事力所能及的非正规就业,如农村妇女一面搞家务,一面下田;而在年龄大、体力衰后,力不从心,也不能再有任何有形的收入和无形的回报。老年人参加养老保险的比重不高,农村原对无子女的老人实行“五保”也逐步废止。即使是享受养老待遇的离退休人员,有的由于下来较早,报酬较低,一般在四五百元左右;有的在企业,困难或破产,未能做到按期足额支付。有关问题得到解决后,离退休人员中一部分仍是低收入者,遑论不拿养老金的大量老年人。
  1999年11月18日《参考消息》的江苏信息广告版,转摘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提到上海某街区中心地带有家养老院,堪称样板,但肯定并不是所有老年人都能住上的。因为在这里,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每月需支付的费用在560元左右;生活不能自理的,则要1
  100元。这是当时价格,近年来会增加,估计养老金的增幅跟不上去。
  2003年5月21日的《工人日报》刊登一则新闻调查,讲到在全国省级老龄委办公室会议上,民政部长李学举提出:中国目前已有500万老年贫困人口,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焦点之一。据调查,老年人中认为自己的经济没有保障的,农村达到45.3%,城市也有26.3%。老年人最担心的是治病问题,在城乡的比重达到57%和50.2%。病魔,恰恰是老年人致贫、返贫的重要原因。调查还得到的数据:城市中有三成的老年人享受不到离退休待遇,农村中享受到此一待遇的只有4%,大多数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我国人口多在农村,经过劳动力转移,留在农村的老年人比重更大,不少地区的田间操作基本上靠“3860”部队负担(38指妇女,60指老年)。1999年是国际老人年,当年《四川文学》第12期上刊登焦国标的《农民多老才能“卸套”?》在读到城市职工60岁后就能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领取养老金后,提出:“占全国老人总数的85%的农村老人命运就迥然不同了。他们不仅享受不到社会的反哺(根本不存在养老金的问题),而且不能停止劳动(进入老年的农民与未进入老年以前一样完粮纳税,有的还均摊劳役)!现在的国家政策是,一个老年农民,无论多老(我掌握的事实是90多岁,我祖母就是一个例子),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按人头完粮纳税甚至摊劳役。”作者最后呼吁:“老年农民固然需要送文化下乡,可我敢说他们更需要起码的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国际老人年里,如果我们是真心实意地爱老、名副其实地敬老尊老的话,就先在舆论上呼吁给农村老人卸去拉了大半辈子的套——解除他们完粮纳税服劳役的负担,给他们一个好比是不发养老金的退休(不发养老金的退休能叫退休吗?我们姑且这么类比),而后才可以奢谈颐养天年、老年文化之类。”
  老年人多了,故事也不少。其中有快乐,也不少悲惨。且不说什么子女不养老人、老人还要隔代照顾孙辈(那是“天伦之乐”?)以及为了谁来养老人而发生争吵甚至动刀和上法庭等麻烦,仅是老人独居、猝死后无人知道直至腐臭才被察觉的新闻就屡见不鲜。据说,当前我国至少有2
  340万老人独守空巢,即使生活有着落,也是孤独寂寞,生活质量不高,在弱势群体中别有难过。
  新世纪以来,我国每年增加老人500万~600万,增幅达5%。值得警惕的,当前又处于老龄化向高龄化前进的阶段。有人测算,从现在到本世纪80年代,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从1
  200万猛增到4000万(2031年)、6000万(2041年),并维持在9
  000万~1.1亿之间(2050年~2080年)。论增速,次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论规模,当然是世界之最(以后可能被印度超过)。这会带来新的问题,如高丧偶率、高独居率特别是高龄妇女多于男性。王琳:《中国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及原因的国际比较分析》,《人口与经济》,2004年第1期。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防止和扭转老龄人、高龄人的越来越弱势化,这是一个应当及时探索的课题。
  病和残是弱者中的至痛
   弱势群体招致人们的同情,其中最令人怜悯的更是重病人和残疾人。他们不仅因病、因残而陷于贫困,难以自救,并且在生理上有难以承受之痛,在心理上几乎绝望。他们是人类中的最不幸者。
  这里所说的病,不是一般的常见病或多发病,而是指某种恶疾。这些疾病与贫困有关,又导致进一步的、持续的贫困,并带来其他遭遇。当前最严重的艾滋病,其杀伤力和破坏力似乎超过世界大战。全球迄今已有2
  000多万人丧命于此病,另有3400万~4
  600万人患此绝症。根据中国卫生部公布的数字,国内已有80万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有人估计,实际人数或许要超过二三倍,达到200万左右。特别是现在处于扩散高峰期,一时还无法给以有效的制止。
  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已被确知。但在中国,除了性乱和吸毒注射外,更集中于输血和卖血,这是贫困地区的无奈之举。媒体公开披露的,如某些欠发达地区,2003年10月30日的《周末》有一篇《警惕“卖血经济”》,讲的是河南、安徽惊现跨省卖血者。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紧靠河南。清晨,从河南固始出发的长途汽车满载着人来此卖血。据说,有人一个月来好几次,每次可得几十元;有一个村,80%的人都来卖过。这里成了地下的“血液交易市场”。通过不经严格消毒的抽血,为艾滋病和乙肝、丙肝的蔓延大开方便之门。前些时候,报纸登载河南省的上蔡县,有不少艾滋病村(全县几乎没有找不到艾滋病人的村),其来历也一样。但是,卖血并没有让这里富起来,相反,得了艾滋病,丧失了劳动力,越来越穷,全靠政府救济,还不断死人,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使外来者感到惨不忍睹。这几年,艾滋病感染从云南、广西、新疆边境吸毒者较多地区向中原延伸,途径不同,恶果无异。此外,性工作者的感染率高达6%~10%。这些多是年轻人,在15岁~29岁之间。一旦发现这个病,要加救治,影响任何职业活动,在城在乡,都跌入了弱势群体的队伍。
  对河南上蔡县,还要说几句。这个县,很有名,流传两个故事:一是秦朝出过李斯,后被赵高陷害,腰斩咸阳,在赴法场的路上,李斯回头对儿子说,再也不能跟你一起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追兔子了;二是京剧《四进士》,周信芳有几句苍凉唱词——“悲切切出了都察院,只见杨春与素贞,你本河南上蔡县,你是南京水西门。”这是个出悲剧的地方,现今又遭遇了不幸,令人无限怜悯。此事已向社会公开,省委书记李克强坦言:最重要的是将实情告诉群众。
  乙肝是我国流传最广的恶疾,据说已有1.2亿人。对此患者,为了防止进一步扩散,曾在升学、就业中有所限制。这算不算歧视,看法不一,甚至上了法庭。但是无疑,对患者来说,既要花钱,又带来其他后果。
  血吸虫病,一度被治灭了,毛泽东曾热情歌颂。近几年来,却又回升。2004年7月29日的《周末》有一篇《南陵血吸虫魔影下的黑金内幕》,讲到安徽省南陵县,不少人重染此病,有的死了,有的不能劳动,有的医病住院要花几千元之多,因病而贫,贫病交迫。
  还有类似情况。一种是患了重病,如白血病、尿毒症,如果没有医保,往往造成倾家荡产;一种是地方病,个别乡村还未绝迹,也造成很多人家甚至全村的贫困化。
  此外,则有因自然灾害而导致贫困的。前面提到,2004年全国贫困人员增加80万,除了扶贫力度不够外,主要在安徽、河南和陕西、黑龙江,原因是发生了自然灾害。对此,7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有文章《贫困人口不减反增的原因在哪里》,做出分析和反思,提到了新阶段扶贫开发面临的新情况。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协会在8月9日发出警告,认为2004年夏天发生洪水期间被疏散的150万人中,有许多将面临长期贫困,因为山洪带下来的碎石被迅猛的洪水冲得遍地都是,这样的土地再也不会长出任何作物了。《参考消息》,2004年8月13日。
  与病联系的是残。残疾人有两种,一种先天,一种后天。不论先天或后天,生理上有缺陷,限制了他们的体力、智力的成长和活动。全国现有不同程度的残疾人6
  000万,每年还有上百万各种缺陷的新生儿。他们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无限关怀,多数过上了正常生活。据2004年5月14日《人民日报》,残疾人中处于就业年龄的有2400万,就业率达83.9%。其中还有一批杰出人士,如张海迪、史铁生和周舟等。但是相对而言,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即使根据政策规定,在有关单位按一定比例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也不免是比较平常的,收入不多,发展有限。所以,参照世界惯例,残疾人有其特殊性,基本上属于弱势群体,应当获得政府、社会和广大群众更多的倾情和照顾。
  “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
  小标题这句话,由来已久,现在已被“半边天”所遮盖。但是,在谈到“老弱病残”时,还会联想到妇孺,相互有某种共质。这不仅是生理因素,而主要的还在社会因素,并有一定的传统势力。如在前述诸类弱势群体中,从农民和农民工到城市贫民,妇女似乎比男性要略低一筹。权力、财富、知识等资源的配置,少数领域内妇女有优势,多数领域内优势在男性。正如有份调查男女不平等的报告中引用全国妇联研究所研究员肖扬所说:一个核心问题是,部分决策者不能从“基本国策”的高度认识男女平等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003年9月20日新加坡的《海峡时报》有一篇文章,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男女不平等现象”。根据有二:一是在重要领域,决策权掌握在男人手里;二是在一般领域,妇女也多从事技术含量低、工资收入低的工作。这种差别带来其他歧视,受到社会保护的程度也有差别。何况,妇女还必须料理家务,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较少。
  无论农村和城市,在就学和就业上,男女之间并非完全平等;而一旦下岗,妇女却处于优先地位。为了扩大就业,有人又提出过“妇女回到厨房去”的主张,强调家务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这理所当然地遭到驳斥。在现实生活中,并未完全排除,至少在心理上,越是成功的家庭,妇女的地位越弱。
  从妇女联想到儿童,虽然不是一个社会阶层也没有承担社会职业,但是,有其社会地位,除了与家庭一致外,另有其独特性。女孩不如男孩,体弱也势弱有普遍性,在恋爱、婚姻上的自主权是有区别的。表现在社会上,孤儿包括弃婴,女孩居多,前途堪虞。有篇文章,题为《如何拯救你,艾滋孤儿》,绝不是个别数字。离婚率上升,受害的是小孩,破裂的家庭,小孩也不健全。农民工外出,造成“留守小孩”,成长艰难,同样对其一生有不良影响。看来,小孩不是一个阶层,但在各类弱势群体中,包括小孩,其势尤弱。
  弱势群体多种多样,千变万化。归大类后,进一步细化,还有若干亚弱体、次弱体,各有特征,不容忽视。救助弱者,既要抓大,不能放小,才能力争对不同弱者各有不同对策,务求巨细无遗,各得其所!
  教育面前并非人人平等
  从读书无用到恢复高考,我国的教育事业开创了新局面,人数之多,气势之盛,可谓空前。但是,由于人口多、底子薄,上层建筑受制约于经济基础,在前进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不久前教育部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坦率地指出三条:一是义务教育财政资源分布不均,对农村存在教育歧视;二是地区之间高等教育机会分布不均;三是一些享受政策倾斜的重点学校却私收高额择校费、赞助费。这与人们的直觉相吻合,在困难地区对困难群众更有切肤之痛。
  义务教育是育人之本。但在我国,相当地区并不“义务”,要收些学杂费,似乎金额有限,而对贫困家庭仍是重担。内地农村是这样,要靠社会捐献(“希望工程”)来补充和支撑,有的人家宁肯弃学务农,女孩还有失学的;就是城市,即使明知不读书会损及终生,也有实在缴不起学费而陷于进退两难。《参考消息》转载2002年1月20日《基督教箴言报》(美国)的文章,标题是《泪珠在妈妈脸上缓缓滑落》,报道我国城市下岗职工子女上不起学,举吉林市的例。文章指出,中国花在教育方面的钱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这意味着想用世界教育预算的1%来教育世界1/4的学生。
  克服了小学、中学的层层险阻,面向大学,困难更是有增无减。2004年高考,时婷婷以620分被东南大学录取。他坚信“我家只能靠我来改变。”但是,父亲多病,母亲下岗,一家三口住14.7平方米的房子,裤子要晚上洗了第二天再穿,作为省优秀学生干部的时婷婷,找了一份问卷调查工作,上街奔走,烈日烤晒,所得不够7
  000多元学杂费的一个零头。这是2004年8月18日《金陵晚报》的一则消息。类似新闻,去年已有,今年还有。
  怎么解决?前例有三种:一种是“为给弟妹赚足学费,大哥打工整整8年不回家”(2002年12月15日《金陵晚报》);一种是“寒门之子考上大学,无钱老父服毒自尽”(2003年9月16日《现代快报》);一种是“为供姐姐上大学,贫寒少年无奈放弃北大”(2004年8月11日《现代快报》)。请注意,这些都发生在经济相对发展得好的江苏省会南京市。
  与此同时,也在最近,大家读到有关教育和学费的另外新闻:一条是说某些大学,出5万元或10万元才给录取通知书;一条是某地的幼儿园,一年收费1万美元。对比之下,令人感慨万分!
  有人主张: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有人宣扬: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有人则说:学费面前人人平等。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理想,当前则是空想。在市场机制驱动下,虽然主管部门不赞成“教育产业化”即企业化、商业化之类的提法,而实际上,只要存在两极分化和弱势群体,教育平等离现实太远!
  贫困生的苦难种种
  
作者 :haitao168 时间:2010-03-13 01:48:05
  应当承认,穷学生正规地称是贫困生的问题,多年来已引起社会的重视和政府的关注。随手可举出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的对策及其行动,如教育部一再表示保证每个孩子享受公平教育权利,对贫困生有一串具体办法;各地更有进一步落实,如对核实确认的对象包括农民工和下岗职工的子女免收学杂费和书本费;财政和社会筹集了一笔又一笔基金,并为贫困生的勤工俭学提供种种条件。正是这样,大量贫困生入了学、在读书并先后毕业,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的关键阶段,在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改善了个人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相当部分由弱势群体转化为各界的精英。贫困生,可以说是过渡性的弱势群体,预期看好。
  仍要指出,在读书阶段,作为后备知识分子,由于上述家庭关系,来自弱势群体的他们,这几年大多数没有根本改变其固有身份和境遇。虽然“大学生”已是“天之骄子”,而贫富差别总带有深深烙印,在学校里大不一样。据新华社2004年8月5日北京电,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部开发主管孙美丽告诉记者,目前我国高校在校生中的贫困生比例约为20%,特困生比例为8%。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对4省区20所高校的调查,农、林、师范这类学校特困生比例超过15%。孙美丽说,这些特困生不仅仅面临着经济困难,还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
  看来,他们来自弱势群体家庭,虽然经过努力,有幸进入高等学府,而生活情况基本未变。如果有什么不同,除了对未来怀有新的希望外,生活压力可能更重,同时还有过去没有的学业压力,这可能比非贫困生也重得多。
  在各方大力支持下,穷学生的实际情况怎样?总的说来,如有人指出,奖学金、助学贷款、特殊困难补助以及“绿色通道”(对新生先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分别采取不同措施)起到了相当作用,但不免是杯水车薪。因为正如上述,占到20%或8%,都是一个大数字,要以几十万人到百万人计,上述办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武汉有一份材料反映,高达25.3%的同学月生活费在150元以下,150元~200元之间的占36.9%,两者合占62.3%;这在武汉现有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问:你的学费主要用于哪些方面?80.1%的同学选择了“解决基本生活需要”(恩格尔系数在80%以上)的答案;问到费用来源,86%的同学是通过贷款或父母借债筹集,还有11.5%是拖欠未交;再问:对最近流行的事物的态度,56.2%的同学表示“无动于衷”,还有“反感”。这些基本上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学生,大多获得过奖学金,一二等占总数的70.9%,表明大部分的成绩在各自的班级是较优秀的。高强、季进:《贫困大学生的生存状态与心态——对武汉某高校贫困大学生的调查》,《社会》2004年第5期。
  如果情况到此为止,我们还能勉强忍受。哪知,悲剧不断出现。最伤心的,还是父母因不堪学费的负担而一再有人自杀,从陕西榆林到宝鸡,有的在遗物中发现,只是一点一滴攒下的75元钱,包括13枚一元硬币和20枚角币。于是,有人写出《“学费”杀人》的短文;有人高呼:“贫困学子们,坚强些!”与此同时,又传来高校收费涨价的消息,增幅大于居民收入的增幅,有人请他们“悠着些”。更多的人认为,当前不少高校仅学费一项已破万元关,与多数家庭的收支和消费水平比,显然是太高了!
  另一方面,又有别样轶事。除女大学生当“三陪”,男大学生擦皮鞋等已经不是怪事外,一则报道说的是成都一位大学生为了读完硕士,通过媒体“抛绣球”,如有富婆资助,他就和她结婚,并签协议保证永不离婚;此前,已有女大学为求学而征“夫君”的事,不知道世界上有无先例?!
  上面提到贫困生的心理压力,现已定名为“心理贫困”,也不同于其他弱势群体。2003年9月3日的《中国教育报》有文,摘引如下:
  梁二平来自广西一个农村家庭,现就读于某大学的信息科学系。上大学之前,他的头脑中编织了一幅幅大学生活的美好画面。然而,在进了大学之后,他才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宿舍里,他常常因满口的家乡话,穿着打份、行为举止土里土气,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被认为没见过世面。他感到自己处处不如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经常为了一点小事有意跟同学争执不休。由于经济窘迫,他很少参加同学之间的聚会,整天意志消沉,神情恍惚,连学习的劲头也没了。
  和梁二平的情况很类似,北京某知名高校一名来自边远山区的特困生在进入大学不久后也发生了心理危机,并最终因人际交往中的严重障碍而被迫休学。他在休学后写给学校的一份材料中写到:
  “我在学校中生活和学习的压力很大,城市孩子中很多基本的技能我都没有,我不会打球、不会唱歌。高中的时候,我学习很好,能够赢得大家的尊重,可到了大学,同学们学习都很好,而且大学生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学习,在其他方面我再也找不到自信。对于手机、电脑,我不仅不会用,而且几乎没有见过。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很差,也总觉得周围的同学、老师都在嘲笑我。”
  学成了又怎么样
  好容易读到毕业了,拿到了文凭,或者成了硕士、博士,弱势群体出来的大学生,其机遇也较差。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不仅在物质上贫困,并且社会资源严重不足,关系网络极不丰富;二是由于物质贫困和心理贫困,实际上被限制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在处世能力上也呈贫困化。因此,在人才市场上,他们继续是弱者。有两个例案:
  一是据《华商报》报道,陕西青年陆步轩以当年所在县的文科状元考入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长安县柴油机械配件厂,县计委曾将他借调到机关工作,后来陆步轩自告奋勇去了计委办的企业。遗憾的是企业几年后垮了,此后陆也就开始了他漂泊的工作经历,搞过装修,开过小商店,2000年租房开起了肉店至今,一年忙到头,交了水电费、房租后也就所剩无几了,2003年厂里给他办了“低保”。
  二是发生在2003年的浙江大学大学生周一超残杀公务员案。2003年1月23日,周一超与156名应届毕业生一起报考嘉兴市秀洲区政府组织的公务员考试,争夺9个录取名额。笔试和面试过后,他的成绩分列第5名和第11名,综合成绩排第8名。原以为笃定的他,在体检两天后却没有收到录用通知书。于是周一超对招录工作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4月3日,在秀洲区人事局询问后得知自己因为患乙肝“小三阳”而未被录用,但另一名一手缺三指的考生却被录用了,激愤中,他用水果刀刺杀负责招考工作的于根华和前来劝阻的张文伟,造成前者重伤、后者死亡。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后判死刑。周一超在辩护中,提到自己是对不良风气的痛恨使他丧失了思考能力。
  来自贫困地区的大学生,学成后回忆过去,曾有报效家乡的动机,但是面对现实,多数没有留得住。2004年第8期《杂文报》有一篇《从“状元村”到贫困村》,说的是一个洪姓为主的村,每年都出大学生,有的一家几名,80%的人家都有,被称为“状元村”。但是,毕业后都进城了,留给父母的是一身债,全村继续贫困下去,没有好转。作者叹息:我们这些庄稼人的后代,何时才有出头之日?
  乞丐:一无所有的赤贫者
  在弱势群体中,最穷的是乞丐。关于乞丐,传统的描绘是:身无长物,不名一文;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既无住处,更无储蓄。他们是一无所有的赤贫者,穷到底为“赤贫如洗”。上海有句洋泾浜:“瘪的生死”(empty
  cents),也是这个意思,并把乞丐叫做:“瘪三”。但是,这个群体由来已久,古称游民,规范则在流氓无产阶级内,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进入社会学者的视野。各国都有,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并且要有相应政策。在文艺创作中,同样没有漏掉,著名典型不仅是阿Q,俄罗斯的小说和印度的电影中曾有以流浪汉为主角。所以,研究弱势群体,排在末位就轮到这伙依靠乞讨为生、在别人屋檐下或桥墩下度日的可怜虫了。2004年10月25日的《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记者麦尔福发自上海一则报道,题为《新中国繁荣,无助者行乞》,表明洋人也发现了这种现象及其反差。
  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
  中国的旧社会,造就一大群无家可归的乞丐。新社会曾经打算消除这个阶层,未能实现。后来在1982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授权民政、公安部门可以对被收容遣送对象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当时,有人提出,似乎剥夺和限制了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前后20年,稍见成效,而流浪乞讨人员始终没有绝迹。
  2003年上半年,发生了惊动全国的孙志刚事件。此人是农民工,但有大学学历,不知为什么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收容了。可能是不服,发生了顶嘴,受到了殴打,最后打死了。暴露以后,舆论大哗,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动手的人死刑,有关责任者也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问题在于类似情况并非个别。在此前后,发现不止几起。《三湘都市报》发表《滴血的收容》,揭发湖南涟源市的收容遣送站为解决“经费不足”,自订《最低收费标准》,对寄押人员每天收30元或按不同情况每10天收700元~1
  400元。西安市长乐中路派出所门前排长队,32个农民工以违规被扣,20多小时后每人被罚200元才走。收容遣送办法,在有的地方完全变味了。
  于是而有俞江等三位法学博士提出建议要修改上述办法,最后予以废止,国务院公布了《城市生活无助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改处理为救助,各站换了招牌。跟踪报道:2004年6月22日,沈阳的救助站为最后的三位被收容者送去午餐——大米饭和猪肉炖粉条;24日,大连站来了一位69岁的老人,受到搀扶、洗澡换衣,并为他查病治病;26日,深圳站开始修建阅览室和健身室,地铺改高低床,安装电视和电扇……但是,到6月30日,广州站反映,该月救助站增至346人,比上月增加100多人,感到难以承担。有人指出,招牌易改,长期以来养成的强制收容意识难改;生活无助的流浪乞讨人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不是靠一个“办法”所能解决了的。
  对此办法,续有争论,涉及对乞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一种意见认为,收容遣送制度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法宝,是树立城市形象的不二法门,废止了老办法,警方打击违法犯罪的力度可能要降低,并影响公共场所的市容。
  
作者 :haitao168 时间:2010-03-13 01:49:37
  另一种意见认为,乞丐也是一个公民,只要不是确实妨碍了他人的自由,他也有权平等地享用公共资源,你可以拒绝乞丐进你家门,但你无权拒绝乞丐到你“户口”所在的城市;那种认为流浪乞讨者必然会犯罪的“莫须有”论调,企图以隔离换取城市的所谓秩序和形象,已经沦为不折不扣的“有罪推定”和歧视臆想。因此,废弃收容也是平等的胜利。进而指出,乞讨者放弃了最起码的做人尊严,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因为失业、失恋、家庭破裂、健康等原因沦落街头,是被社会竞争所淘汰的不幸人群;中国自古就有“救济”的风尚,而办红白喜事大摆筵席时必须等来叫花子、好酒好肉招待了才能开席,一直到现在还是某些家乡的民俗。所以,废收容而改救助,也是博爱的胜利。郭光东:《警惕怀念收容之风》,《南方周末》,2003年7月17日。显然,后一种意见是人性化的,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
  也有人在问:流浪汉知道有救助站吗?
  屡禁不止的乞丐现象
  无论是收容遣送或救助管理,目的都在尽一切可能避免、防止,最低是减少乞丐现象。但是,实现很难。于是,争论持续不断。
  读到最近的《中国社会导刊》,有两篇报道很有意思:
  一篇是祝文剑、阚济香的《苏州、北京“禁讨”——记者目击》。讲苏州是在2003年12月15日市民政局、公安局、城管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通知》,禁止在繁华街区乞讨,不听劝告者将被施以罚款和拘留等治安处罚,并印在一张“通知卡”上。那天,观前街派出所警察小罗发现有人在一枚一枚地数硬币。此人姓郑名顺。小罗给他“通知卡”,告诉他怎样去救助站。郑顺不满地说:“你们的意思,就是不让俺在这条街上讨饭?”于是小罗把他带走,经过劝说,郑顺当场保证不到繁华地段乞讨。但是随后几天,又数次发现郑顺来了,再劝说他,他答:“到人少的地方,俺还怎么讨饭?”最后,郑顺说出了他的故事:1974年,在生产队干活的郑顺左胳膊被脱粒机绞断。为养活全家6口人,他走上了乞讨之路。在他的影响下,4个孩子都跟他出门讨过饭。30多年过去了,他靠行乞使一家人免于过度饥饿,保证4个孩子读完了小学,二儿子考上中专,留在城市工作。家境好转之后,家里人不让郑顺出来讨饭,嫌丢脸,郑顺大发雷霆,说以前差点饿死,那才叫丢脸,现在就忘本了?家人只好由着郑顺在城市流浪乞讨。每积攒到500元,郑顺就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到邮局把钱寄回家。一方面,他怕身上钱多了有危险;另一方面,在城市行乞,睡街头、吃剩饭,他确实没什么花费。
  讲北京是在王府井,率先做出“禁讨”规定的北京也面临着同样的无可奈何。据2003年12月7日《北京娱乐信报》:王府井步行街清理整顿四类人(流浪乞讨人员、乱发小广告人员、拉客人员、无照商贩)行动的第二天,整个世界清静太平、全街面貌焕然一新:人流中再不见跪在地上或者抱着游客大腿讨钱的行乞人员。然而,在表面的风平浪静背后隐藏着潜在的对峙,行乞者们依据多年的经验猜测,如此大力度的清理整顿注定只能是短期行为。白天,全街周边的胡同里经常可以看到衣衫褴褛的他们探头探脑、观察形势。晚上10点钟过了整顿人员的巡查时间,他们就离开藏身之地,呼啦啦全跑出来,要么躺在路边长椅上开始睡觉,要么依旧追着少数过往行人继续乞讨。这就像一场“官兵捉贼”的游戏。
  另一篇是阚济香的《“禁讨”引发媒体论战》,提出几个焦点:乞丐的生存权和行乞自由;“影响形象”是正当的理由吗?在违法和合法乞讨之间做出区分:“禁讨”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以及“禁讨”本身是否违法?
  中国的乞丐现象还吸引了老外的眼球。2003年11月9日法新社北京电,题为《中国努力应付日益严重的流浪者问题》。其中讲到:
  在中国,流浪街头曾是十分少见的现象。但近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贫富差距的加大,源源不断的穷苦人拥入大城市找工作、挣钱或寻求正义。
  许多人最后无家可归。例如,在首都北京,地下通道和公路桥下面变成了流浪者露宿的营地。赛特商场附近行人如织的地铁入口处上周布满了乞丐。许多流浪者来自农村地区。
  首都通常被看做最后的希望。
  中国政府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虽然已经着手修建救助管理站,但政府不想鼓励更多人拥入城市。限制人口流动也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所以政府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流浪人员靠捡破烂、乞讨和行窃勉强为生。
  照目前这种情形,预计流浪者人数会继续上升。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乞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构建一个社会现象,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凭直观将陷于疑惑。这要进行具体分析,从其类型到产生原因,才能摸索出防控之道。这方面已有若干论述,参照一文管健:《城市职业乞丐现象透析》,《社会》,2004年第6期。,缕析如下:
  当前城市里有一些以乞讨为业,与过去不尽一样。过去主要是农村,不少地方在遭受自然灾害和青黄不接的季节,常被迫出外讨饭,目的只在有一日饭吃,以图生存。现在情况复杂得多,大致可以分为5类:
  (1)挟技之丐,这类乞丐身怀技艺,他们一般在主干道上或唱曲,或舞蛇,或玩杂耍等,总之是卖艺行乞,围观者一般都会扔下几毛钱到几块钱不等的“赏艺”费。
  (2)残疾之丐,身体残疾之人,如跛者、断腿、驼背、侏儒等行乞街头,博得行人怜悯与施舍。
  (3)行乞之丐,这类乞丐行走于市区内各热闹的场所,向路过的行人、商店等讨钱。
  (4)诡托之丐,这类乞丐或诡言与亲人走散,身无分文,沦落街头;或假称父母有病,自己无钱上学;或称自己外出投亲不遇,流落此地,以此骗取钱财。
  (5)强索之丐,乞钱不给,或口出脏话,或拦住不让走,多是一些商场附近和天桥上的儿童乞丐。
  乞丐成为职业,有其社会因素和个体的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是:
  (1)社会的二次分化使得部分人就业难度增大,乞丐中不少来自无业和失业;
  (2)社会宽容度的提高,使一部分人的道德压力降低,做乞丐不以为耻;
  (3)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对物质的一味追求,使得职业乞丐群体日益增多,有人说:“太阳一出,当街一坐,脑袋一低,双手一伸,钞票就来了;”
  (4)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备,一部分人除乞讨外,别无其他办法;
  (5)城市居民的慷慨行为,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有人从事这个低贱的行业,有时一次得到一张百元纸币,一月可以要到上千元。
  个体心理因素是:
  (1)自我照顾归因使职业乞丐将乞讨行为视为合理;
  (2)社会化的欠缺和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未成年乞丐大多很少接受道德培养;
  (3)亚文化群体的社会影响也是关键一环,职业乞丐不少来自自然灾害多发区和相对贫困地区,有其地区传统;
  (4)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降低以及乞讨匿名性助长了职业乞丐行为。
  乞丐有故事。2004年3月4日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提到一个“瘫子村”,是安徽阜阳市的宫小村。村里有些居民,从外地弄来很小的孩子,把他(她)弄残,进行“培训”,带到外地乞讨,取得别人怜惜。弄残的办法之一是用刀在腿上割出一块肉,听其溃烂,终成残疾。通过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瘫子村”有了“摇钱树”,建起了洋楼,装饰不错,还有太阳能。
  乞丐成帮,帮有帮主,组织一批乞丐,并划分地段,“互不侵犯”。这已近乎“黑帮”,是城市社会的一个毒瘤。曾予打击,却未根除。
  上面所述,可能引起一些误解,认为乞丐收入尚可,算不算弱势群体呢?这要具体分析。虽然,内有收入多的,如丐帮帮主;也有收入不少的,不低于“低保”和低收入者。但是总体而言,他们中的多数,过着朝不保夕、饱一顿又饿一顿的生活,消费结构简单,特别是社会地位卑贱,被人们瞧不起。所以,乞丐毕竟是弱者中的最弱者,真正的“穷光蛋”!
  最后,要给人以希望。2004年第4期《经济学家茶座》有一篇薄勇健的《香港为什么少见乞丐》,在谈到乞丐多少并不一定与国家或地区的贫富成比例后,指出乞丐分三种:一是真的天生无能力(身残、智障)挣钱糊口;二是身强力壮而好逸恶劳;三是由地方黑势力控制而非自愿。香港为什么少,他认为除了对外来人口的严格控制外,主要是香港的生存成本过高,并有比较完整的社保体系,加上法制健全、满街是警察,到繁华地段乞讨的风险太大。这些,虽然不能照搬,但是可供有选择的借鉴。我们相信,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教育普及、文化繁荣、法制健全、道德规范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乞丐现象终将成为历史,逐步在现实中消失!
  积弱积贫的一份遗产
  弱势群体虽然被识知较晚,但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而是老祖宗丢下的遗产,产自旧中国,沿袭到今天。讲起中国国情,不能忘记过去的积弱积贫、不强不富,弱势群体有其长远的历史根底。
  中国在世界,曾经称富强。贫和弱,何时始?一般认为在鸦片战争后。其实,国必自贫弱,而后人侮之。这几年,封建朝代的帝王将相霸占屏幕,其流毒,不仅为他们评功摆好,宣扬了英雄史观,并且歪曲史实,似乎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都是圣明天子,构建了太平盛世。实际情况决非如此,恰恰是近代中国的落后,始于这一帮人掌握大权之时。不久前在巴黎出版安格斯.麦迪森所著《世纪经济千年史》,用系列的统计资料,简明扼要地勾画出了第二个千年(公元1000年~2000年)的经济发展面貌。刚刚过去的一千年,人类取得远非第一个千年所能相比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在1000年~1820年经济增长还较粗放和缓慢以后,1820年起就出现强劲势头。这本书的作者重视当年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华,在千年的宽广视野中考察我国,进行竖比和横比。据他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1000年为22.7%,1500年为25%,1600年为29.2%,1700年为22.3%,1820年为32.9%,还有很大优势;而以后,1870年为17.2%,1913年为8.9%,1950年为4.5%,就每况愈下了。原因是年均增长率剧降,1500年~1820年为0.41%,高于世界平均,1820年~1870年为-0.37%,1870年~1931年为0.56%,1913年~1950年为-0.002%,都低于世界平均。竖比,康乾盛世有一定辉煌,而横比,恰在这段时期,出现了相对衰落的趋势,并从19世纪中叶起走向绝对衰落。中国从1500年~1820年,人均GDP为零增长;而康熙即位于1662年,乾隆去位于1795年,正值其时,以后更是一蹶不振,GDP为负增长,人均GDP更是一落千丈,越来越远地掉在世界的后头。参见王梦奎:《世界千年经济史中的中国》,《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8月6日。
  最近召开的明史讨论会,出笼一个重大学术观点,也相类似。历史数据表明,明朝最后50年,中国是繁荣的,虽然皇帝昏庸,但导致封建专制松弛,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1644年清军入关,商品经济被小农经济甚至更为原始的农奴经济野蛮取代,前后又50年,繁荣终结。也是此时,欧洲列强思想文化逐步冲破封建束缚,世界经济中心由东转西。康熙和乾隆,如称盛世,却是闭关锁国、重农抑商、轻视科学、钳制思想,与当时世界进步格格不入,把古老的东方文明大国拖进了落后深渊。
  
作者 :haitao168 时间:2010-03-13 01:52:51
  回眸千年,回首百岁,积累的是贫和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决非短期内所能挽转。还要看到,经过一二百年,人口有了成倍的增长。人口快速增长与贫困有互动性,并导致人均资源占有量的下降,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这在开发越早的地区和增长越快的年代,情况越是严重。旧中国是这样,新中国不例外。积贫积弱,与富强背道而驰,既是历史遗留,也有现实行为,都与人口、资源、环境相联系,导致人均收入易降难升。连同分配不均,弱势群体就产生了,并且如滚雪球,越滚越大。这在不同地区,表现程度不同,是在历史因素外,另有地理因素和区位因素,一并在此带过了。
  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一次阵痛
  积弱积贫的旧中国,广大人民缺吃少穿,绝大部分是弱势群体,普遍化了,反而不成为一个特殊现象和专门问题。建国以后,面对这种情况,采取平均主义和城乡分治,有当时的不得已。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全民供给制,或者叫做军事共产主义,是在物质供给非常匮乏的条件下可以使全体居民得以维持生存即最低生活水平的、惟一的可行办法。当时,靠一股政治热情或称革命精神,逐步恢复和发展了生产,也适当改善了生活。但是,决非长远之计。坚持平均主义会受到惩罚,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即使不搞运动,生产也不会大发展,生活也不会大改善。因此,必须改革,打破平均主义是其中重要环节。这样一来,差距拉开,贫富分化,弱势群体也凸显出来了。有人说,这是改革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为改革应付出的代价。应当把城乡居民分别地讲。
  先讲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以务农为业,住在农村,长期过着温饱边缘的生活。改革以来,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多数人有所改善,还有一部分人没有改善甚至水平下降,以致弱势群体总有相当人数。究其原因,客观上是农村人口过多,土地等资源相对和绝对稀缺,以致积土改后半个世纪的努力,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特别是人口在增、土地在减,土地生产率虽有渐升,劳动生产率则有递减。
  除了自然因素外,还有认识和制度因素,就不是客观的了。对此,各种说法有:
  张厚安、徐勇认为,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有偏差,表现在对农业的基础地位,认识上有动摇;片面调“三农”的贡献而忽视对其保护和支持;对改革后的农业和农村形势有过盲目乐观,而对面临的严峻挑战估计不足。
  邓大才认为,我们选择了长期的非均衡战略,牺牲农民利益,推进工业化,使农业失去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能力。
  陈锡文认为,“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困难的深层次原因是农民过多,没有想办法减少,以致就业不充分,转移也困难。
  温铁军认为,除了基本国情的矛盾外,还有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把农民封锁在有限的土地上,并且教育落后、生态破坏。
  陆学艺认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是实行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形成的,适应当时的短缺经济,结果陷于恶性循环,没有及时给以改革。
  张晓山、崔红志认为,根本在于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税收和国民收入再分配在城乡之间就有悬殊的差距;改革开放后,为了城市尽早实现工业化,主要仍是向城市倾斜。
  周批改认为,“二元”体制实行工农、城乡区别对待,阻碍农民收入的提高;阻碍农民的流动;并在文化上分割城乡,阻碍农民现代化观念的培育。
  王建认为,“二元”结构,从生产能力看,中国已经达到人均3
  0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从收入的主体看,还是以农村人口为主,具有人均500美元国家的典型人口结构特征。
  宋亚平认为,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形态并未出现紧随时代进步和发展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土地资源不能自由流转;土地资源的平均分配造成经营方式上的小农生产;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现象普遍,科技进步与创新动力不足;缺乏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经济组织。以上参见李树基、朱智文:《“三农”问题研究综述》,《新华文摘》,2003年第4期。
  另对农民工,所以仍是弱势群体,也有制度约束,表现在没有取得国民待遇。陆学艺指出三点:干了工人的活,但没有得到工人的身份;与正式工人同工不同酬、不同时、不同权;在城市打工多年,却始终是城市的边缘群体。
  再讲工人,在城镇人口中也占大多数,过去由政府和企业包下来,虽然收入不高,并且较长时期不动,但是可以糊口,比农民有基本保障,生老病死没有后顾之忧。那种体制,所谓“全就业、低工资、高保障”,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不利生产发展,并且也不是当前发展水平所能承受。改革以来,除新增劳动力有相当人数要待业外,原来的就业者有一部分要下岗即失业。具体情况有两种:一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落后,开工不足,长期亏损,终于破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工人随企业而失业;二是企业本来冗员过多,人浮于事,“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和“三个人的事五个人干”是吃不好也干不好的。为了保持和提高企业竞争力,必须“减员增效”,有一部分职工下岗了。从宏观和客观看,同样是人口多、资源特别是资本不足,生产要素的配置不能平衡,根据资本供应的短缺,还有一部分人闲置起来。由于差距较大,所以在经济增长很快的情况下,无业、待业、失业和半失业的人有增无减,失业率也有升无降。这个道理很简单,一语点破,毋需赘述。
  城乡弱势群体随改革及其深化而涌现,是经济社会转型期或者说是转轨期的必然过程,给社会和经济以冲击,带有阵痛感。与旧体制对照,是一种进步,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以,不能滋生怀旧情绪,错认为“今不如昔”,而要展望未来,认清这有过渡性,是走向城乡一元化和充分就业的桥和舟。
  人谋不周的一些教训
  以上所述,从历史因素到时代因素,连同体制因素,基本上来自客观,说明弱势群体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必然。但是,有没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使弱势群体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严重化,或者某些方面可能解决得好一些而未做到呢?应当承认是有的。客观因素,不可能靠主观意志来尽快解决;主观因素,如果认识了,作为教训,经过努力,就该解决得好一些、快一些。只是长期以来,习惯于报喜不报忧,肯定成绩容易过头,承认问题总有躲闪,或者负面情况正面提,常使一些矛盾难以及时揭露、尽快解决。对弱势群体,更怕透明了,助长民怨民愤,影响社会安定。于是,非到问题成堆、矛盾激化,都不会防患于未然,也不会坦然面对、全力以赴。这是教训中的第一教训。
  面对弱势群体怎样产生,在主观上有何错失,列举难尽,也为潜规则所不允许。这里,就已公开指出的,略举一二,希望起到警示作用。
  关于“三农”,大家揭示较多,已有高声呼喊,不少来自基层,可谓惊心动魄。且不说有人排了多条,仅从一篇文章陆学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读书》,2001年第1期。,就提到农民负担逐渐加重,乡村两级负债累累,户籍制度长期不动,不许农民进城,把农民工清退回乡等等。他还指出,当国民经济正常运行时,农民要向城市做出像统购一类的常规贡献;而当国民经济运行出现波动、遇到困难时,就通过政治和经济的办法,财税、金融等政策向城市和工业倾斜,农民要做出更大的贡献,其实是牺牲。
  农民工进城不容易,进了城又怎样?另一篇报道《农民工问题和新时期的劳资关系》,《读书》,2003年第7期。,认为在劳资关系上,出现了权钱结合、在地产业发展中快速致富的权贵群体是一个强势集团,同时产生另一个相应的弱势集团,形成整个制度框架和法律框架,都是为了保护投资人权益,以提高资本收益,使国有企业低效问题变为工人的问题。这不限于农民工,所有城市工人的相对地位都下降了。还指出,当前主流派所追求的西方模式的“四化”即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不吻合、不协调。
  不仅是经济政策,李昌平在2004年8月17日的《南方都市报》提出,农民的结构性贫困,其根源在文化歧视,主流文化漠视了农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认为“浪费了他们十年青春”,农民世世代代住在那里,向谁抱怨呢?
  出于对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市民的双重标准,对贫民和富人,也有两根不同的尺子。10月17日是国际消除贫困日,而每年那天的报纸,往往遗忘了穷人,2002年10月17日突出宣传的是富豪榜,使人误认为那天是富豪日。有人责问工会的不作为,这又该谁负责呢?
  这都使人想起了各级政府,并对政府绩效的评估体系引出了争论。有一个课题组设计了一套指标,要求从“唯GDP”转向效率和效益,最终体现在人民的“满意”。《中国经济时报》说,几十个指标不如一杆秤,“秤砣就是老百姓”。现在,不少官员都有“政绩焦虑”,而不仅是“发展焦虑”,更不是“人民焦虑”;如果与老百姓的焦虑一致起来,不少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这个问题,到此打住。要补充的,有人指出,各级政府在竞相上抓扶贫成绩项目的同时,返贫问题日益凸现。这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世界银行专家对中国的扶贫,肯定成就无双,又说挑战严峻;关键不仅在做了多少事,而且要看其效果;应当注重更多的平等性和均衡性,把公共资金较多地投入贫困的而非富裕的地区;如不少地区大上特上高速公路,其实更重要的是与之相接的乡村道路和中间道路。
  说到底,这因素、那因素,通到体制因素和政府因素上,人谋之不周,教训在政府。接受教训,贵在端正认识,其他都是余事。
  腐败是导致两极分化和产生
  弱势群体的一个支点这个说法是听来的,流传甚广,除贪官污吏外,一片赞同,无人否认。具体论证和推理也多,试举若干。
  一种说法十分简单。在揭露一件大案时,某官贪污几十万、几百万,老百姓就说:这都是从人民身上搜刮去的,他们发了财,我们就穷了。据说,每年公费吃喝,已从1
  0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3000万元;又说,全国公家用车350万辆,每年开支也要3
  000万元。老百姓就算两笔账:一笔是两个3
  000万元,省下一半,就能造多少公路、多少大桥、多少水电站,现在没有了;另一笔是如果把这些钱用来涨工资,不,用来帮助穷人,就能有多少户、多少人摆脱贫困,实现小康。
  谈到扶贫,历年给钱不算少了。但是,不少地方贫困面貌变化不大,为什么?先后发现,有的扶贫款被贪污了,有的挪用于造大楼、买轿车。贪污和挪用这些“救命钱”,后果是穷人仍穷,富人更富,两极差距愈远。
  从政府到企业,在频闻倒闭声中,发现另一种怪现象,叫做“穷庙富方丈”。厂垮了工资发不出,厂长不负责,反而加工资,还买住宅、买汽车,两极之间不能认为没有因果关系。
  这几年出了一批富人,有的来历清楚,有的讳莫如深。其中不无猫腻,从拨短缺物资到买原始股到批租土地到企业改制,几次机遇造成几批暴富,财产非法地集中到这些人,另一些人至少被剥夺了正当致富的机会。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3-17 03:27:42
  瑟瑟寒风下,总能见到一些衣衫不整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人执着于政府部门门前。他们带着希望——最后的一点希望,千里迢迢,忍饥挨饿的来到最高统治者所在地——找青天。然而,就像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上访人员一样,他们大多没有找到“公理”,没有找到“青天”。公理没找到,青天没找到,也罢。几百年一次的平冤昭雪,哪那么巧就让他赶上,认命吧,生不逢时。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要为自己的上告(合法)行为被关押,被劳教。一顶“刁民”,“反叛”的帽子要永远的伴随于他。他似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旦走上来就伴随着数不清的失望与苦难。他们也不愿选择这条路,然而,他们没有其他选择——逼良为娼你还有选择吗?有时人类奢谈“理性”,在你明天的衣食无着落时,你的所谓理性会告诉你什么?告诉你“绅士,优雅,风度,冷静”?在奢华的现代化都市,他们的身影显得如此另类,他们无法融入其中。他们像幽灵,无所不在,却又时时刻刻的要躲避可能出现的抓捕,忍受着身边人轻蔑的目光。衣食无忧的人无法理解他们临近绝望时的挣扎——心力憔悴,万念俱灰。他们呼唤苍天,呼唤公理,呼唤人间真情,呼唤爱。
  
  有人想到了:我们不能给上访人员“理”,但是,我们可以给他帮助,给他温暖,给他爱。在特定环境下,对“理”的绝望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如果再也寻不到人间的理解,同情与爱就可能毁掉一个生命。于是,有这样的一群人,做了一件看上去那么平常而简单却能感动,温暖无数个无助心灵的事——在呼啸的寒风中送去了棉衣,棉被,食物和水。
  
  这是怎样的一群人?是一群网友,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偶然,这群人基于一个共同的“关注”而走到一起,无私的为中国最弱势的群体——那个被各级政府驱赶,关押,恨之入骨的群体,尽了一份微薄之力。在物欲横流,人情冷漠的中国,这些人的做法难能可贵。物质,精力的损失可以不计,连名誉也可能被政府毁于一旦,沦落于家破人亡之境地。这绝非危言耸听,现实中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然而,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这群人无怨无悔。关注上访人员群体。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群体,不管他们上访是否成功,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家庭,几个邻居,还可能是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与千千万万蒙受不白之冤而选择沉默的多数相比,上访群体就是沉默多数中的精英——他们通过表达自己的利益与诉求也使那些沉默者获得了或多或少的收益。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除了“复仇”还有一条法律途径——虽然在专制的法律制度下他们的努力可能失败,但在他们心中深深埋下的法律意识却为未来公民社会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防范平民暴政最好的方式不是对平民“语言施暴”,不是蔑视他们的存在,而恰恰是理解与爱。
  
  那一幕幕感人细节不作叙述。只是想说:在大张旗鼓的维权运动步履艰难时,我们是否从可以中悟出点什么?是否可以尝试一下更加实际,更加有效一种方式?当然,如果你认为未来的任何政治变革无需民众参与,你尽可继续你认为的正确之路义无反顾的走下去。所谓殊途同归,在民主政权确立时,大家坐在一起再商榷。
  
  
  公民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不管你是达官贵人还是街头混混,只要基于共同的利益,价值,目标就可以自由,自愿地走到一起来。上述网友们的这种互助形式是公民社会的雏形。在中国,无私的、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组织的确是中国的未来。
  
  
  
  
作者 :_海涛 时间:2010-03-17 16:06:55
  自去年入秋以来,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大部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全省各地不少水库干涸见底,半年未见一滴雨,人畜饮水极为困难。近日,在富源县富村镇、黑泥塘村等几个缺水特别严重的地区,村民凭票领水,也有村民不顾农业种植几乎全部绝收,忙建水窖,不知干旱何时结束。真是赤地千里,欲哭无泪!
  昆明什么时候下雨?这个问题最近被问了千百次。3月16日,省气象局给出回答:至少在4月15日之前,云南省仍将持续气温偏高、降水偏少的天气趋势。除滇西、滇西南和滇南的部份区域降水略多以外,其他大部降水正常略少。
  
  省气象局一份《2009/2010年云南秋、冬、春连旱中期评估结果》显示,2009年秋季以来,云南省发生了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秋、冬连旱,目前干旱仍在持续发展,并已经演变为秋、冬、春连旱。
  
  半年没下一滴雨 小春作物85%绝收
  
  从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富源村民杨能要往返四趟,从村里新修建的集中供水点背回100公斤的生活用水,每天有一大半的时间花在取水上,估计这样的日子要持续到 5月底雨季到来。
  
  在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旱魔肆虐,水比油贵,不少村民生存困难。由于干旱影响,全县40万亩小春作物85%绝收。近10万人和9万余头大牲畜饮水特别困难。
  
  3月14日,在寻甸县被称为“云南最渴的村庄”——河口乡石岩子村。沿途狂风吹起铺天盖地的黄灰,路两侧松林低头,松针枯萎,不少幼树已经死亡。驾驶员蒋勇说:“往年这个时候,满山桃花梨花,风光无限,但今年只剩下些枯桩桩。”
  
  这是一个居住着28户104口人家的小山村。坐落在一个山凹里,几片小平房,村民们一户挨着一户。在村头,看见村民们排着队,有的提着桶、有的端着盆,正在守候从乡镇送来的水。队伍里老人们衣服看上去好久没清洗过,妇女们脸上带着苦涩,嘴唇已经开裂。
  
  在困难户李绍荣家,这位75岁的老人和老伴正吃午饭,桌上没有汤,一点咸菜和几根萝卜条。柜上落满很多灰尘,干硬的毛巾和抹布挂在墙上。老人舍不得浪费有限的“生命水”,每天只滴几点水,用手湿润一下眼晴。李绍荣说:“自从长眼晴,就没遇见这么厉害的干旱。半年没下一滴雨,小春种的蚕豆、油菜全死了,家里的粮食也快吃完了。乡镇从去年腊月就开始给我们每天送点水解渴,否则日子没法过”。
  
  3个月前就断水源 水比油贵
  
  “白河新村因地质灾害,2005年搬迁来这里,这地方本身水源就缺,加上今年遭遇60年未遇的大旱,3个月前就断水源,交通不畅,政府送水成本高,老百姓生存困难。”村民刘泽章说。
  
  离白河新村6公里山路的猴子洞,也是一个自然村,村口几位老人正静静地守候在一个小水窑旁,手指头粗的一条水管正往小水窑里进水。73岁村民周晓又说:“眼下整烟地了,一点水没有,瞧着这些烧焦的田地心里也焦了!”
  
  这条小水管是乡亲们一家一户集资,从3公里外的水源点采水,再经过三级泵站一级一级送达到这个小水窑。村民们形象地称它作维持生命的 “输液管”。当地村民说,他们日夜派人守班。电费、电机费、买水管费、抽水费、值班费等加在一起,平均每户村民已花费了1200元人民币。“算下来,一吨水的成本比用一吨油还贵。”
  
  连续几个月没休息的河口乡干部张应良说:“河口乡是个回、彝、苗民族居聚乡镇、共有17个村民小组、263个自然村、6666人。类似白河新村和猴子洞藏于深山仍躲不脱旱情肆虐的自然村还有76个,这些山村自去年腊月就干涸,有的要从十几里外找水源,拉一转回来前后要用5小时。交通不便,山路难行,乡镇送水成本高,汽车跑山路一个月要更换两次轮胎。公路不通的要用马车拉、牲畜运”。
  
  
  
  中央气象台3月15日公布的“气象干旱监测图”。看看云贵高原都干旱到什么地步!(网络图片)
  富村镇村民凭票领水
  
  3月12日中午,富源县富村镇镇子中心的街道上,几辆运水车停靠在路边,车厢里装着的一个大帆布水袋,正通过水管给群众放水。每辆运水车的周围,都围满了群众,每位排队取水的群众,都要先交一张水票,才能取到水。
  
  整个富村镇共有3万多人,住在集镇中心和周围的有2.1万人。3月9日以后,随着水源点水量的紧张,富村镇村民凭票领水。镇中心居民领取了3800张水票,每张水票“面值”100公斤饮水。
  
  每天上午,镇上居民凭水票到临时供水点免费领水,供水车驾驶员收取水票后,按照每张水票2元钱到镇政府财务处兑取运费。“形势所迫,只能采取凭票供水的办法,要不然镇子上那些餐馆老板也来取水,一次来取几千斤水,水肯定不够。”镇干部龙春华表示。镇子很多餐馆因为缺水,基本上已关门歇业。
  
  往年,富村镇居民的生活用水主要来自距离集镇5.8公里的迤左水库,该水库在2004年经过扩建后,库容量达到40万立方米。如果在降雨量正常的情况下蓄水,基本能满足全镇群众的用水需求。
  
  但从2009年1月份开始,当地持续的高温、干旱和少雨天气,迤左水库去年的蓄水只有13万立方米,不足其库容量的三分之一,而这13万立方米的蓄水,早在去年11月底已经见底用完。自从迤左水库见底后,富村镇集镇片区居民的用水成了大问题。
  
  黑泥塘村不顾庄稼绝收 忙建水窖
  
  在距离富村镇镇中心大概8公里的黑泥塘村,这次大旱让地里的小春作物几乎全部绝收,村民们要到三四公里外一个水源点取水。眼下,这里的村民顾不上地里已经快要干死的农作物,而是全力投入到小水窖的建设当中。
  
  3月12日上午,当地村民正在靠近公路边的半山腰处忙着修建水窖。“每家建一个水窖,可以存水30立方米,保证今后冬春季节的生活用水。”黑泥塘村委会主任罗光跃说,
  
  今年的特大干旱,加速了当地建设小水窖的速度。“黑泥塘村一共149户人家,计划建设水窖不少于110口,目前已经基本建好30口。”罗光跃说,
  
  黑泥塘村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历来无固定水源,主要靠雨季蓄水。村子里有两个蓄水池,但在去年8月份已经干涸,去年10月份以来,全村人畜饮水就已经严重紧缺。等水窖修好后,如果天气还持续干旱,村委会将考虑通过供水车往水窖里储水,先解决村民眼前的吃水困难。
  
  紧挨着富村镇的黄泥河镇,也是富源县受干旱影响非常严重的地区之一。3月12日早上,黄泥河镇小羊场村时,建在村子一个山坡上的两个临时集中供水水箱前面,已经排出了几十米的长队。特大干旱让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村子在年前就已经断水了。
  
作者 :思远醒悟 时间:2010-03-27 01:06:01
  中国人口问题的思考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人?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绝大多数的城市人只有一个孩子,但是普遍现象是农村人有两个以上孩子。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呢?我很好奇。回顾历史原因,因为毛泽东的大跃进,死了太多人,所以经历过大跃进的人民认为要有许多的孩子才可以种好的,才可以大丰收,才可以有孩子来照顾自己安享晚年。当时,他们的想法是对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但是前提是,共产党对于农民的土地政策是正确的,不变的。事实上,这个政策从共产党一开始要革命以后,就被其他接口代替了,所以人民没有土地,所有土地归国家所有。现在真正的农民有多少人,真正是农民身份,在田间劳作的又有多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出现超大规模的农民工的原因。那么原因的根源是什么?是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是对于农民土地的野蛮夺取,是变态的占有欲,是对广大农民的不负责任,所以今天出现农民无地可耕的局面,我想即使是对共产党讨伐的邪恶的化身,对待农民做的比共产党要好的多的多吧。因为政府官员只看着自己的政绩,所以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农田变豆腐渣工程的实例,所以出现了农民无地可耕的结果,所以出现了农民工问题。谁应该对他们负责,是中国的伟大的声称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却永远高高在上的领导人,他们永远一副关心人民,菩萨心肠的形象,可是每一次农民工讨拖欠工资的时候,向人民公仆寻求帮助的时候,看不见他们。每一次受访者希望得到公正的时候,他们闭门不见,乐得清静,送回原籍地。所以,他们永远是正义的化身,因为邪恶的人是暴力机构。
  
  所以,也许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希望通过13亿人民来书写GDP世界第二的奇迹,因此希望成为国际廉价劳动力市场吗?这是一个怪圈,因为为了更好的生活,所以又更多的孩子,结果没有办法抚养,所以生活变得更加贫困,但是更多的人,因为没有亲身实验,所以只有通过自己的结果来验证实验的正确性,结果出现更多的孩子。
  
  其实,中国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没有任何联系,根本没有交集。中国人口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的变态政治政策和错误经济政策的产物。和我以前说的那样,即使当年邓小平在中国最落后的大西北点一个点,这个点今天也可以变成超级富裕的城市,这个和邓小平是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没有任何关系,假设英国当年不是夺取香港,而是今天的大西北上最落后的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就成为是今天的香港,同理,中国人越来越富与邓小平没有任何关系,与改革开放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愈来愈是相对的,中国真正的富人,和看起来是富人的人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最大的,因为真正的富人100个里面有99人依靠投机倒把和政府官员的背后交易才可以发家致富,所以看看那些看起来是富人的人,因为他们错过了投机倒把的时机,即使现在去投机倒把,那么就变成了犯法,最好的例子就是赖昌星,他真的好无辜。如果他真的有罪,那么那么多和苏联,俄罗斯,朝鲜做倒卖的人是不是都应该抓起来枪毙,即使他们现在都是成功的商人,可是他们都有国际倒爷的经历。另外看起来是富人的人,有多少人可以有雄厚的财力和政府官员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作者 :haitao168 时间:2010-03-30 17:03:58
  中国的公路超载治理是一场劫贫济富的掠夺!
  中国对运输车辆超载的治理已经有十多年了,政府年年喊,车辆年年超,因超载发生的事故占整个交通事故的70%以上,对于超载屡禁不止的现象见仁见智,有说执法不严的,有人说运输车辆只涂利益,在危险与利润中间选择了后者的,也有说这是国情所决定的,发展中国家大搞基础建设,车辆不足以满足货物的运输而造成的特有现象,在这里我想说说背后的东西。
  在15年以前,大概1995年之前很少有车辆超载,那时公路上还没有公路管理人员值勤,路上也很少见到交警拦路罚款,交警归交通局管理,当时的司机都自愿的按照车辆核定标准拉货,担心超载以后会对车辆造成损害,对刹车系统的担忧尤为重要,害怕路上出事故,所以拒绝超载,但是更主要的是,当时运输成本很低,路上很少有收费站,没有路政人员罚款,交警只是偶尔罚款,印象中没有超过20元的,当时都是5元一张的罚款单,也有10元的但是没有50元的,不象现在随手按条例手动写的,少则100多则上千还要扣分,因为路上开销少,所以当时路上的开销总额一定比标准载货的运输费低,司机按核定吨位装一车货物送到目的地所赚的钱扣除所有的开销一定是赚钱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曾经那种对司机不用超载就能平安赚到钱的现象如昨日黄花一去不复返,经过几年的发展,国内大修公路,紧跟其后是一个个收费站拔地而起,甚至有些权贵阶级把好端端运行几十年的公路重新铺上一层沥青,找人去交通厅里活动活动,就能在公路上新建一座可以收费达18年之久的收费站,美其名曰“贷款修路,利国利民,收费还贷,滚动发展”,拥有坐地收费权力的人是发展了,那些常年跑运输的车辆却成了“被发展”的对象,而被发展的这些人在中国都是底层百姓,他们没有发言权、没有话语权、更没有抗议政府的权力,随后是交警的质变,95年之前,交警在对车辆罚款时是心虚的,车辆都不超载,只要不违章,你凭什么罚人家?所以当时的交警先把你拦下没收车上证件,然后开始找毛病,什么反光镜歪了,玻璃赃了影响视线了,牌照有土了,反正是你不给他10块8块的别想走,他有的是时间啊!国家从90年前后把交警从交通部划归为公安系统,随着政策在全国陆续执行,一场悄无声息的掠夺就开始了,如果说曾经有司机对交警的罚款抗议并顶撞的话,那现在就由不得你在这撒野了,因为公安有拘捕人的特权,97年以后交警手里的定额罚款单出现了50元一张的,5元的消失了,到2000年左右10元的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100元,现在已经形成一条食物链,上路值勤的交警吃司机,交警内部按职位层层互吃,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上路值勤的交警在公安里是最底层的),公安局吃交警,这个食物链一直持续到现在,在这个和谐美满的社会,相信还会持续下去,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奇怪现象:上班一两年的警察,不用和亲朋好友借钱就买得起市中心的房子,领着每月只有一千元的工资却开着十多万的私家车上下班,至于公安局长就不说了...。大家还记得当年是谁天天在媒体上狂喊超载车辆对公路路面的损坏是致命的,中国每年因超载造成的多少多少公路损坏?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他们卖力狂吼的原因了,这让我想起了民政局和有关部门在媒体上呼吁农村土葬每年占用的多少多少亩农田的事情来,十年过去了,农村还是在土葬,照样占着农田,可是在那次呼吁后国家强制出台了火葬的规定,曾经在农村死一个人就地掩埋的历史随着政策画上的句号,现在死一个人你要拉到民政局的下属单位--火葬场,交齐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火花费给你把尸体烧成灰再卖给你一个几百元的骨灰盒你才能埋到农田里,不交钱埋掉就是违法交钱后埋掉就是合法?尸体和骨灰埋到地下有什么区别吗?这不是变相掠夺老百姓的财富吗?还有各地对卫星天线接受器的查处,用广电局的有线收看就是合法,自己安装接收器就是违法?为什么不交钱就是违法给你交钱后收看就合法呢?还是那个频道,变化怎么这么大呢??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太多太多...说着说着就扯远了
  回归正题,交通局有个下属单位叫公路管理站,在95年之前主要负责修补损坏的公路,平时扫扫工路或修剪路两旁的树木,仅此而已,随着超载会损坏公路的话题传进千家万户后,中央下决心要治理超载,由于交警主要负责指挥疏导交通,只能辅助治理,这个治理超载的“艰苦”任务自然落在交通局了,而唯一一个直接和车辆公路接触的就是公路管理站,当这些管理站的人员手握中央委派的大权后,多年的欲望得到了瞬间的释放,这些曾经手拿扫把清扫马路的人现在穿着制服手持罚款单威武地拦住了一辆辆过往的货车,潇洒的挥手填写着令司机震惊的罚款数额,这些交警和公路执法人员并没有按照中央的意思去治理超载,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罚款,只要对车辆处罚后就放行,不再关心你超载多少和带来的后果,曾经以为多拉几吨就可以把收费站和交警罚款这些费用赚回来的梦想随着超载的查处彻底破灭了,他们超载后所赚取的全部费用也不够路上的开销,留给司机的只有两条活路,或者提高运费,或者超载更多的货物,用再次超载多出来的运费来弥补路上更多的开销,提高运费不是几辆车所能做到的,在多年的发展中,运费已经随着物价增长水涨船高了,这部分不该有的运输成本已经转移到了商品的成本中了,这也是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这些掌握公权力在马路上巧取豪夺的恶果被随着终端商品的销售而转嫁到了广大百姓头上)而和运输紧密相连的货物随着终端商品的销售市场萎靡不振,内需不足之下,运费已经没用了上涨的空间,加上有背景的车辆不公平的竞争,和交警,路政人员以罚款为唯一目的的执法,留给司机的只能是装载更多的货物以此来赚取一些微薄的利润,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缺乏监督和言论自由的国家,在一个集权政府拥有从国民手中聚敛了大量财富而置国民生死于不顾的国家,百姓只能想尽各种办法去积累财富,因为一天不去工作一天就没饭吃,在一个只以追求金钱为唯一目的的社会,行贿贪污成风,滥用职权、执法犯法随处可见,造成的不公平现象比比皆是,做事创业则都要靠关系,和执政者越近意味着和资源、权力、金钱、媒体越近,国民在这种环境里赚钱是非常艰难的,人人都想在短时间内迅速积累最多的财富,道德、法律,亲情,人类的普世价值都被金钱所吞噬,所以当这些执法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去公路上执法,必然会造成今天的局面,曾有执法人员对司机开玩笑说:你们就大胆的超吧,你们不超载让我们喝西北风啊...对司机来说,只要还想跑运输这行业,路上的开支越多,他们只能超载更多货物来养家糊口(而潜在的交通事故在全家生存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对于同行的意外死亡他们除了深深的无奈,剩下的只能是默默的叹息...)在这场掠夺式的超载治理中,财富从商品的销售终端---也就是10多亿国民手中悄无声息地流向权贵阶级手中,百姓每买一件商品除了给国家缴税还在给这些身穿制服的人交钱,而这种财富逆流的过程在这个“社会主义中国”是合法的...
  
  中国的贫穷人口早已经不是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村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并且城市的贫困群体比农村的贫困群体甚至还要难过。因为在城市的环境条件下,水、电、气、菜、米、油这些所有的东西统统都需要钱。一旦没有钱的话,比农村还要艰难。奇怪的是自称标榜关怀贫困人民的胡温政权从来就没有关心过城市的贫困居民,而是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关心农民的身上,温家宝就从没慰问过城市贫困居民,他探访和关心的都是农民。
  原来中国古今的历代统治者为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都是大力扶持自己的政治势力及支持者,同时对敌对势力进行残酷无情的打击报复的,打击和扶持那些派别都是有所选择的。例如三国时期,司马氏在扶持自己的势力的同时对忠于曹魏的大臣和将领毫不留情地杀戮,直到最后把敢于反抗的皇帝曹髦血淋淋地刺死,为打击曹魏派别,其手段不可谓不血惺。明成祖朱棣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后,把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一次性枉杀1万4千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杀死;仅方孝儒一家,灭“十族”就杀掉873人!对于建文忠臣的妻女,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妓院、军营,让人轮奸。有被摧残至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建国后的短短几十年历史无非是“两革”----文革和改革,不幸的是又一次印证了这个真理,这次被打上“文革”烙印的是工人,农民和教师三种人,他们的命运也随着“文革”地兴衰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发生在各大小城市,几乎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卷入了文革运动,而成年城市居民大多都在工厂和企业做工,他们在读书的子女也是居民。这些工人和学生便成为造反派的主力军,在毛的号召下,工人和学生支持文革,批斗大大小小走资派和当权派最卖力。教师由于政治经济待遇极其低微,背负“老九”的罪名,不少教师还受到批斗,因而普遍怨恨毛,反对文革。农民由于文化最低而基本上是旁观者的角色,没有卷入政治斗争,这是上天冥冥之中保护了10亿农民,否则以后就不是工人下岗,而是农民失地了,这是后话。工人,主要是国营企业的工人得到厚报,有铁饭碗,有公费医疗、单位分配的住房和退休金等福利,是当时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农民则被钉死在田里背向太阳种地,交工粮,交余粮,自然就形成城乡差别了。国家也提拔不少工人到国家担任领导人,例如王洪文,吴桂贤,李素文、姚连尉、孙健等,农民当上国务院副总理也有一个陈永贵,但就从来没有一个教师受到提拔,这是当时这三种人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4-01 23:17:38
  只因汽车车漆被刮伤,辽宁省辽阳市检察院公务员王妍揪住肇事女童的衣领,抡起了巴掌,消息在网络上引起众怒。近日,辽阳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王妍被拘留15天,罚款1000元。
  据山西晚报报道,日前,一则《辽阳女检察官暴打12岁小学生》的帖子被网友发布到网上。帖子很快被广泛转载并引起众怒,网帖称打人者为“辽阳检察院王岩”。
  
  帖子包含的照片中,一名女子正抓住一名女孩衣领。还有多张照片包含女孩的脸被打肿,以及汽车车漆被刮等内容。该帖子中女子的行为引起广大网友的强烈谴责,纷纷在网上留言谴责打人者。
  
  昨日,辽阳市公安局、辽阳市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就网上“检察官殴打女学生”事件进行公开发布。整个发布会时间仅五分钟,未设记者提问环节。
  
  辽阳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王重称,2月23日午休时,12岁小学生小红(化名)和另外几名同学在校门前玩耍时,将一铁管扔到了王妍的车上,将车砸掉一块直径约1厘米的漆片。王妍发现后,将她追上,抓住她的胳膊进行质问并拽到停车处,其间发生撕扯,王妍在小红脸上打了两巴掌,警察到达现场时,王妍正用手拽着小红的衣领。
  
  昨日下午,公安局决定对王妍处以拘留15天、罚款1000元的治安处罚。辽阳市检察院则宣布停止王妍工作。
  
  据悉,33岁的王妍毕业后便在辽阳市检察院工作,是辽阳市检察院案件质量管理处科员、书记员。
  
  
  
  2010年3月23日中午,辽宁省辽阳市实验小学东门口,12岁的小女孩高某和同学一起玩耍不小心把辽宁省辽阳市检察院书记员张妍的轿车碰掉一块小指甲盖儿大小的漆,张妍和她亲属共三人揪住小女孩连踢带打,左右开弓连打女孩耳光,而且还不解气,在110北铁门派出所警察到来之前又打了一次。许多午休的孩子和家长都目睹了打人情形,大家拉都拉不开。在警察来了之后,张妍不仅不承认打人,还大言不惭:“我是学法律的,有本事就告我!!”
  张妍平时可能没这么丑,可是照片中的她那“犀利”的眼神、狂躁凶悍的表情,把内心的丑陋表露无遗。
  
  孩子是一个国家民族未来的传承,善待孩子就是善待国家和自己的未来,任何一个正常的负责任的社会和社会中的人,都会把教育、保护、爱护孩子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在遇到灾难和突发事件时,孩子都是优先救助照顾的对象,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也会受到人们更多的关爱。同时,那种对孩子发自内心的喜爱也是人自然的善良天性,在一个正常社会中随处可见。
  
  温柔善良本应是女人应有的本性,但在现代社会的中国女人身上却是越来越少见到了,即使如此,一个女人,当众暴打一个12岁的孩子,可以说是凶残至极,起码丧失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更别说是本应温柔善良的女人了。那么,张妍是怎样变得这样丑的呢?她怎么敢这样肆无忌惮的行凶呢?
  
  首先,33岁的张妍从1997年就在辽阳市检察院工作,公检法司是党和政府的执法和特权机构,党的多年的“三讲”和“三个代表”教育使官员们的特权和官霸思想深入人心,致使张妍这样一个小小的检察院科员牛气冲天、飞扬跋扈、狂傲骄横不可一世,所以她敢于当众暴打12岁的孩子,打的理直气壮,打得肆无忌惮,当众喊出了“我是学法律的,有本事就告我!!”的大实话。
  
  第二,在王妍的眼中,被暴打的12岁的小女孩只不过是一个小“屁”孩,因为她很可能是一个屁民的孩子,2008年10月30日晚8点40分左右,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纪检组组长林嘉祥在深圳南山区科技园新梅园海鲜大酒楼内吃饭时,藉着向11岁女孩问路之机,将该小女孩卡住脖子强行拖进男洗手间内猥亵。当女孩父母回头找林嘉祥讲理时,这位正局级的党官喊出了这样的名言:“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林嘉祥的勇气在于他喊出了所有政府党官的心声和对屁民的宣言。
  
  虽然辽阳市检察院和官方在张妍打人事件被曝光在互联网和全国媒体之后,为了消除影响和平息民愤,快速做出回应,给打人者拘留15天和罚款1千元的处罚,但是,在事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和关注之后,这些党官们会仍然当他们的官,或者赋闲修养一段时间之后,大不了换一个衙门逍遥自在,至于那些屁民们,该打还打,又能怎样!
  
  第三,关于党官如何对待孩子的生命,过去早有先例。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官僚为欢迎上级派来“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的25位官员,组织全市中小学生796人在友谊馆剧场举办“专场文艺演出”。因舞台纱幕太靠近光柱灯被烤燃而引起火灾。当燃烧的火团不断地从舞台上空掉下时,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出来叫学生们:“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学生们很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上级政府与教育局所有在场的26个官员都从第—排撤退到最后一排的出口处“先走”了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但此时电灯已全灭,大火已蔓延到剧场四周,当时剧场只开放一个安全门,其余安全门均锁着。学生们错过了撤离火灾现场的最佳时机。
  
  796名来自全市15所中小学的师生全部陷入火海之中,323人死亡,132人烧伤致残;死者中有288人是天真美丽可爱的中小学生。在场的有40多名教师,有36位遇难,绝大部份为掩护学生而殉职。在场的克拉玛依市副处级以上官员有20几个,当时他们的位置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竟“奇迹般”地无—人伤亡,而且走出剧场门口时还个个衣冠整齐。
  
  王妍想必一定了解这些关于党官如何对待屁民和屁孩的历史和现状,和那些为了“让领导先走”而失去生命的孩子相比,被丑女人张妍暴打的小屁孩还算幸运,不仅保住了性命,还没有留下残疾,按张妍的想法,感激还来不及呢,难怪事后张妍的丈夫在网上发文章说:“请大家放过张妍,别再追究了,只当是张妍帮助孩子家长教育孩子,张妍已经知道错了。”能说出这种话,就可以看出是假话,糊涂又愚蠢,一个心毒手黑的丑女人配一个糊涂愚蠢的丈夫,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政府党官们的婚姻质量之差。
  
  丑女人王妍暴打小屁孩绝不仅仅是一件偶然的个例,从中可以看到政府和政府的党官对待中国民众及孩子的态度和现状,党官利用特权对民众滥施淫威和暴力,伤害的不仅仅是民众和孩子的肉体、精神、生命,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只有从根本上改变造成这一切灾难的体制,民众和孩子的安全和生活才能得到保障,中国才会有希望。@
  
  
  
  
作者 :兽类社会 时间:2010-04-03 23:05:57
  几个村民因为不满村官和土地补偿,在村中贴“大字报”举报。随后,又在网上发视频。为了引起关注,还雇人跟帖,一帖4元。
    结果,这些村民悉数被警方抓捕,并被检察院以“侮辱罪”公诉。不会上网的村民被释放,最会上网的两个村民,被判处最重刑罚。
    湖北十堰市的“侮辱诽谤”案,在全国两会期间最终以当地公安局放人、道歉告终。但在千里之外的江苏省泰兴市,也有三位农民因“侮辱罪”被国家机关公诉,并被判刑。
  
    他们被判罪的原因是,2008年,这三名村民贴大字报、上网发帖,以激烈言辞举报村干部经济问题,最终分别获刑12-14个月。他们四处喊冤,但该案至今未有改变迹象。
  
    祸起“大字报”
    2008年5月10日上午,久违的“大字报”出现在泰兴市泰兴镇南殷村南北中心大道旁的大广告牌上。其内容如下:“殷乔章犯下罪恶事件,三证不发,以推磨为幌子帮殷根章抢田,南殷人民坚决追查到底。”
    当地一位村民笑称这张“大字报”的措辞“狗屁不通”,但“字写得很好”。事后警方的调查显示,这张“大字报”由村民李富林口授,另一位村民执笔。 “大字报”中的“主人公”殷乔章和殷根章是兄弟俩,殷乔章是前任南殷村党总支书记,而殷根章则是在泰兴市赫赫有名的泰隆集团董事长。
    泰隆集团原为南殷村集体企业,现年产值16亿元,泰兴市利税大户。泰隆集团在南殷村占地面积超过1000亩,在泰隆工作的南殷村民超过700人,二者早已密不可分。
    不过长期以来,部分村民认为泰隆集团非法占用了南殷村土地,占地补偿太低。尤其是2007年8月泰隆工业园三期工程征用的南殷村69.606亩土地,被部分村民认定为非法占用,多次到江苏省国土资源厅上访,不过得到的答复却是“符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这成为“大字报”登场的根源。
    此后的2008年5月,南殷村又多次出现大字报,内容“责问”了一名前任村长,认为多名村干部非法出卖土地给泰隆集团。并称殷根章“暗箱操作,抢占耕地”,“只有面对事实解决问题是唯一出路,否则南殷人民决不罢休!”
    泰隆集团给公安机关的一份材料中说:“贴大字报者扛着保护村民利益的牌子,对领导泰隆日益走向强大的殷根章董事长实施人身攻击,这就是他们的‘司马昭之心’。”
    5月10日,阚家荣、殷根章、殷乔章等几乎同时到泰兴市公安局济川派出所报案,称有人在南殷村张贴大字报,对泰隆集团、南殷村村委会及其负责人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
    派出所打印的笔录显示,尽管3人几乎是同一时间由不同的民警询问笔录,但报案的措辞和怀疑对象却完全一致。甚至连“村里炸开了锅”这样当地方言中从不使用的短句,也同时出现在了三份笔录中。
    公安机关自此介入该“侮辱罪”案件。
  
    放过不上网者,重判上网者
    5月14日中午开始,被怀疑参与写大字报的殷宝华等村民相继被拘留,作为“主谋”的李富林、殷新海、严协和、殷煌等人决定去北京“避避风头”,上访国家部委。此后发现,此时被拘留的村民后来一一被释放,但最终“有事”的恰恰是这些出去上访的人。他们把大字报的内容放到了网络上。
    李富林等人怀揣着村民集资的近2万块钱到了北京。上访毫无进展,殷煌和殷新海提议:“要在网上发帖、跟帖,造舆论,扩大声势,引起上面的关注。”李富林和严协和表示赞同。正是这个建议,让殷煌和殷新海两人后来的刑期加重。
    殷新海把视频《真实的谎言“救救无奈的农民”》发到央视网焦点访谈的网页上,此前,他们曾把该视频发在新浪播客和央视网互动平台上。这一次,他们决定找人跟帖,提高帖子关注度,扩大影响力。据殷新海后来向警方交代,他在所住宾馆附近的打字社找了3个人帮忙跟帖,一条帖子4块钱,总共花了400多块。
    殷煌则起草了44条跟帖,这些帖子从内容上看大多比较简短。除叙述村、企用地矛盾外,还包括了“天下怪事”、“要骂二孽障”、“理发匠真这么厉害” 之类贬义词句。其中一篇题为“建在上千亩承包耕地上的江苏泰隆工业园”的材料详细论述了事件始末。殷煌事后曾向警方称,这篇材料中“大部分是事实,有的内容不属实”。
    其中有些帖子成了给他们定罪的证据。法院的判决书中说:帖子中称殷根章、殷乔章为孽障,并将他们比作反面典型南霸天、刘文彩、禹作敏,称殷根章等在住宅附近安装摄像头是为了防“老婆偷汉”,致殷根章“精神恍惚”,无心思管理泰隆集团,也给泰隆集团的企业形象和生产经营造成了负面影响。
    殷煌等人曾辩解称“孽障”等词句只是当地方言,并非骂人,网上发帖也只是发发牢骚,并没有侮辱的故意,“孽障等词语不是真的为了辱骂殷根章等人,而是为了能引起有关部门对上访问题的重视,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不过他们自己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却“害”了自己。他们在接受讯问时,曾向警方表示,“孽障”就是畜牲,发帖就是想骂人,这被法官认定为有侮辱的主观故意。
    单就内容而言,网络发的帖子并无新意。但是,是否参与了网上发帖却对几位被告人至关重要。
    去北京上访的四位村民中,已过六旬、对电脑一无所知的严协和,未被列入公诉对象。而参与网帖制作和传播的殷新海、殷煌的刑期,比不懂电脑的李富林要长两个月。
    “网络传播无疑扩大了范围,但这也很难讲是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南京大学经济刑法研究所所长孙国祥认为,“网络影响很含混,应该根据直接后果判断。比如动乱等,这才是明显的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
  
    是“情节严重”还是“勉强定罪”
    2008年5月底至6月初,李富林、殷新海、殷煌、严协和等四位村民均被以涉嫌侮辱罪刑事拘留。除严协和于6月底释放外,2008年11月19日,泰兴市人民检察院以侮辱罪对李富林、殷新海、殷煌三人提起公诉,此时,三人已被刑事拘留近半年。
    更为奇怪的是,直到半年之后的2009年5月26日,泰兴市人民法院才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殷新海、殷煌以侮辱罪被判1年2个月有期徒刑,李富林被判1年有期徒刑,此时距他刑满释放只有4天。
    三人上诉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庭审期间,三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曾提出,依照刑法,侮辱罪属于自诉案件,侮辱罪“告诉的才处理”,本案显然达不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条件。
    南京大学经济刑法研究所所长孙国祥教授亦认为,“本案提起公诉比较勉强,应当是自诉。”
    但泰兴市人民法院则认为公诉形式并无不当。判决书称:“被告人利用主流网络侮辱他人,造成的影响大,范围广,扰乱了社会秩序,泰兴市人民检察院以公诉形式起诉并无不当。”
    被告人律师还提出,被告人的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属情节严重,不构成侮辱罪。不过法官采用了多人的证言,认为被告人利用网络侮辱他人的行为,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属“情节严重”。
    这些被采纳的证人证言包括多名利益相关人:泰隆集团常务副总经理殷永庆和经营科长顾小宏。另两名证人汤卫忠和黄众,与泰隆集团有业务往来的客商。
    所有证言中,并未提及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侮辱罪的后果应该更强调对个人的影响,而不是企业,这属于后续影响。”孙国祥说。在他看来,有四种情形可被归结于“情节严重”:一是有严重后果,如自杀或者精神失常;二是手段比较恶劣;三是侮辱次数较多;四是影响范围较广,消除负面影响比较困难。
    但什么才算情节严重?“一般由法官判断,并无统一的具体标准。”孙国祥说。
  
作者 :huang693 时间:2010-04-06 16:36:14
  法法法法?!不是关注,是要依法作为!是我们要先关注政府是否更好?否则,再多的叫嚷,叫破喉咙也没用。悲哀的社会。
作者 :三十年後 时间:2010-04-07 00:04:31
  云南近日天灾人祸不断,继全省大旱后,省会昆明昨夜也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因为传言有城管官员打死人,数百位民众上街抗议,与执法人员爆发冲突,数十人遭逮捕。“云南信息报”报导,事发时场面失控,数百位民众推翻多辆执法部门汽车,防暴警察赶赴现场处理。
  
  
  
  综合媒体报导,昨晚10时许,在北仓村事发现场,数百人包围城管队1辆轻型货车,高呼“凶手出来”,部分民众投掷石块及砖头,之后情况失控,有人受伤,警方实施交通管制,截至今天凌晨已带走数十人。
  
  
  
  至于事发原因,报导引述当地官员说,昨晚7时许,城管人员在执法时导致1名老人受伤,但在民间传言中变成了“城管打死人”,于是酿成大范围的冲突事件。报导说,昨晚11时许,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有十多名身穿制服、手持盾牌的人,进入警戒线后围住城管人员的轻型货车。人群中有人高喊:“不能让他们走!”随后,大量石块便飞向城管队员,有城管队员头部流血受伤,现场一片混乱。之后,有人大叫“城管打人了!”接着,有人拿起长棍开始砸车辆玻璃。约有100余人一边追赶、一边扔石块,1辆警车被人掀翻在银河大道上。报导指出,最少有4辆写有“综合执法”及“五华城管”等字样的车辆被掀翻,其中1辆发生燃烧,被随后赶到的消防官兵扑灭。据报导,截至发稿为止,昆明警方已对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带走数十位滋事群众,事态已得到初步控制,大批警察并已撤离现场。
  
  
  
  近年来,中国社会爆发了诸多的社会泄愤事件。这是因为积重难返的制度性问题依然故我,没有出现使泄愤性群体事件减少的政治积极因素,且增加了经济困难的严峻问题。寻根溯源,治理危机之所以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民主赤字"。
  
  
  
  因为政治制度的"民主赤字",官方行为严重地违背民意、残害民生,导致对社会不满的人群广泛存在,犹如遍地干柴,一有风吹草动,便像星星之火引起燎原烈焰。60年的高压政策,使社会阶层、群体的合法利益诉求无法通过组织化的渠道表达,无法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获得解决,无法以选票更换不称职的首长的方式平息。因此,不满只能持续地积累,甚至在代际之间"纵向遗传"与民间"横向传染"。一遇到某个冲突,便可能形成"群起而攻之"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一窝蜂"式的骚乱。靠枪杆子打江山的"英雄时代"已往矣,如今的当局已经失去了政治动员的道德力量,一个平凡的击杀警察的杨佳居然成为网络上的英雄,说明党国治理危机根深蒂固了。
  
  因为社会不满情绪持续积累,并且这种社会不满情绪并非纯粹的个人行为,往往表现为阶层性、广泛性、舆论性。在农村,因土地、林地和环境等问题,已经并且还将继续产生大量的纠纷,纠纷最繁杂、冲突最尖锐的是由于征地引起的社会矛盾,权益的冲突与一个个村庄的农民相关。土地承包权由于大量农民工打道回府而产生一系列占地用地矛盾,一户户的矛盾上升为宗族间的纠纷与械斗。在企业,由于成本上升与定单减少,尚未关门的企业可能会以降薪、欠薪的方式维持生产,而这可能由劳资纠纷演变为群体抗争事件。行业性的问题,利益受损群体多乎哉,哪个城市没有被强制拆迁的居民?哪个城市没有低于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下岗工人?哪个城市没有一批"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甚至,过去的"民办教师",曾经的军人,他们的上访至今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说法……
  
  
  
  "民主赤字"表现为工会、农会等公民社团的缺乏,表现为地方政府的专制蛮横,表现为公检法直接参与夺民之利活动。深入分析任何一起社会泄愤事件,人们都可以发现最深层的原因是体制性的。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制造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冲突的当事人,这是群体事件的普遍现象。全能主义的政府,如今"双刃剑"另一刃对准的恰好是地方政府自身了。缺乏工会(党办工会是"伪工会 ")、农会一类公民组织,也许有利于行使专制权力,但数据化时代,非组织化的社会不满大众利用短信、博客等方式也能够集中意志与传播信息,并且由于政府找不到谈判对象与对话代表反而难以控制局面。信息化时代、工业化时代应该是多元时代,但"一个中心"式的党天下,官方不能不成为社会泄愤事件的唯一对象。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中央集权"体制,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体制,基层政权为了完成上级分派的各项任务以及众多的"一票否决"指标,就不得不采用强化政治机器的手段来填补社会动员力量的空缺。更何况,地方政府的首长与各衙门的官吏,为集团与个人的利益而强制征地、强制拆迁,公检法往往成为先锋、打手,尽管一时得逞,但最终为群体事件预备了雷管与导火线。
  
作者 :linhaijie 时间:2010-04-12 22:25:47
  经常上网的人都知道,数据很多,很多很多,这些数据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看不到也听不到的,它只存在于民众的话语体系之中,从网上信手拈来的几组数据,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逻辑关联。
  
    其一,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GDP的比重,欧美国家达到55%,南美国家达到38%,非洲国家达到20%,而我们中国是8%。中国人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第159位,中国工人的最低工资甚至排在32个非洲国家之后。
  
    其二,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已经超过0.4的贫富差距国际警戒线,与之相对比,日本的基尼指数为0.25,欧洲为0.32,印度为0.33。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数据显示,以每天消费1美元极度贫困线标准衡量,2004年中国赤贫人口达到2亿,占全国人口的15%;实际上中国2亿人平均每天消费仅为0.42美元,相当于3.6元人民币;2007年,中国每人每天平均消费不足2美元(即7.2元人民币)的贫困人口达到4.3亿,占全国人口的32%。
  
    其三:2009年中国政府税收将突破6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给政府纳税4615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个家庭纳税18461元。除此之外,政府还通过土地转让费、过路费、养路费等各种形式收费汲取不少于60000亿的民间财富,两者相加达到12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给政府奉献超过9230元,以每户平均4个人计算,相当于每个家庭奉献36923元。
  
    其四,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有27310人,超过1 亿元以上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超过90%)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也就是说,中国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到20000亿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000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中国有1310000县、团级以上干部,这些人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干部及其家属帐户22000亿人民币。
  
    其五,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老干部局最新公布:截至2005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干部有12人;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干部105人;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 5537人。一共是5654人。 2004 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12人公费开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多万元。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配备工作人员3至5名,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 多万元至600多万元。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都在500万元以上。在职政治局常委每人开支预算均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作者 :linhaijie 时间:2010-04-12 22:27:03
   其六,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其七,在2004 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在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中指出,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富豪达到24万人,这些人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 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重庆五省二市的厅(局)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2005年就有98%的人拥有或超过1000万元财产。
  
    其八,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掌握了70%财富,美国是5%的人掌握60%财富,中国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新贵家庭”(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却掌控全国41.4%的财富。全世界有960万户家庭金融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约占全球家庭总数的0.7%,它们控制的金融资产为33.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33.9%,比较上面两组数据,全世界千分之七富人在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比例低于千分之一中国富人“掌控全国财产”的比例,据此推算,中国贫富差距和全世界贫富差距比较大概在10倍左右。
  
  
作者 :linhaijie 时间:2010-04-13 19:55:36
  最近,湖北省在其十二五规划中推出十二万亿规模的投资计划;重庆市宣布仅仅今年就将推出一万亿的投资规划,估计将会有更多的地方竞相仿效。30年前,改革刚起步的时候,政府带头通过投资发展经济引来了国内外的许多掌声。经过了约八年沉寂之后,今天地方政府再次大张旗鼓强行拉动GDP,这样的举措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质疑。难道30年前开启的改革之路已经走不通了吗?
  
  无疑,中国的改革解决了当时中国的很多问题,但同时也制造了许多新的问题,以至于现在改革自身都成了问题。要想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有必要从对改革的追问开始。比如说,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改革目标
  
  就中国改革的目标而言,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发展经济。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改革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已经成为金砖四国之一,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额、甚至钢和汽车的产销量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都已经名列前茅了,那么改革的目标也已经基本达到了,改革也应该画上句号了。
  
  然而,似乎没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完成使命。如果认为中国改革的动力不是摆脱贫困,而是因为旧体制、旧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如果认为中国的改革目标不应该仅仅是发展经济,而应该是从道德上、制度上改革旧体制、旧意识形态,那么,中国的改革几乎还没有发生。
  
  到目前为止,中国对于改革是什么,中国改革本身有没有它的灵魂、有没有它的内在价值、有没有它的制导系统,在朝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识。假如改革在属性上与旧体制、旧意识形态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改革是多余的。如果改革本身没有其不同于旧体制、旧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那么无论已经改革了多少年,这样的改革依然是在原地兜圈。
  
  中国未来的几个选项
  
  为什么我们关心改革?因为改革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关于未来的走向,中国有三个选项:第一个是中国再次向左转,回到旧体制、旧意识形态。这个选项,像1949年以后的历史所验证的那样,会使中国总人口的5%的人受益,95%的人受苦受难。这个选项,与其说是对未来的一个选择,不如说是向后的一个倒退。
  
  第二个选项是中国在未来所谓向“右”转,这个“右”是指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开放的文化。这个选择会使所有人受益。既便如此,大约也会有5%的人坚决不答应。我把这个未来的选项叫做改制,即中国需要根本的制度改革。
  
  第三个选项即是民谣段子里所说的“打左灯向右转”。这个选项看起来似乎能造成一个共赢的局面:旧体制保住了,95%的老百姓也可以干点自己的私活,挣点私钱,在某种程度上既避免了在整体上转向新体制,又避免了回到旧体制。于是,这样的选项似乎成了关于中国未来的最好选项。这个选项是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也一直在化为现实。大家把这个“打左灯向右转”说一套做一套的选项,积极、正面地称之为“改革”。
  
  改革与道德
  
  这个应该继续是未来中国的选项吗?我认为不应该。如果我们对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改革,进一次简单的道德诊断,就会很容易发现这位改革先生是一位不讲道德、没有操守、言行不一的人。这是一个不道德的“先生”,因为他说一套、做一套,说的指向东,做的却是指向西。
  
  这样的改革违背了中国人的根本道德观念,“改革先生”是一个言行不一致的先生。
  
  中国人目前可以说是生活在道德废墟之中。在今天的中国,人们若想做到言行一致难于上青天,因为作为时代的大潮流,改革本身就是言行不一的,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如此看来,作为改革的发起者,邓小平的确有先见之明。他动用强权,绝不允许人们就改革的名与实、左与右、社与资进行争论。如果可以自由进行这些争论的话,中国改革的道德破绽就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改革先生的不道德一面就被人一眼看穿。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果改革走到尽头,那绝对在孔子的意料之中。而名实相副,在我看来,仅仅是合乎道德的起步。
  
  经过上面的道德诊断之后,如果还继续让改革先生左右中国未来的进程,那将继续摧毁中国本来已经极其薄弱的道德资源,疯狂地制造道德赤字。这位不道德的改革先生正在加剧社会的不满,瓦解社会的道德秩序,积累怨恨,造成官民互不信任,从而引导中国走向更深的危机。
  
  所以,中国的未来,不能靠说错误的一套做错误的一套;不能靠说旧意识形态的一套,做不同于旧意识形态的另一套;只能靠说的是正确的一套,做的也是正确的同一套。至于正确的一套是什么,国人心中已有答案!
  
  
作者 :linhaijie 时间:2010-04-13 23:19:29
  自从接受教育起,地主就被列为黑五类之首。他们的典型形象是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等等。他们集人性丑恶之大成:贪婪、狠毒、奸诈、腐化、堕落,无恶不作,无耻之极。他们的形象,贼眉鼠眼,鬼鬼祟祟。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觊觎着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我从小对地主有一种本能的仇恨和厌恶。
  
  直到下放农村,我才接触到真实的、作为一个人的地主。我们村上有两个地主,都是五、六十岁,两人是表亲。我主要说一说其中的大地主吧。
  
  大地主是一个老头,个子矮小,古铜色的脸上皱纹纵横交错,永远一身皱巴巴的破衣裳。村上年轻人告诉我,他是地主,我仔细端详,看他同村里农民没有任何两样。但是我害怕,因为我当时满脑子「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的主席教导,我自然联想到当时话剧「夺印」里的情节。因此第一次的偶然照面,他看着我,脸上似乎想挤出笑容,我则板着脸,警惕而又冷漠地看着他。
  
  多少年来,我们被告知,地主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和剥削分子。但是随着对老地主的逐步了解,我简直不相信他是地主。最重要的一条,他是我们村上干农活的第一能人。当地的农活中,一个是堆草垛,还一个是筛大筛子,属于技术活,村上能干而熟练的没有几人,包括队上雇农出身的生产队长,曾经的长工头子,他会堆草剁,但是大筛子筛得不怎么样;另一个贫农,大筛子筛得好,但是草垛堆得又不怎样。但是这个地主,两样农活样样做得漂亮,其它农活如耕田、耙地等,他样样在行、麻利,一天农活干下来,身上衣服不带一点儿泥星子,实在是地道的种田把式!我们队长是个种田好手,一般庄稼汉的种田水平他都看不起,但是对这个地主的农活一向夸奖。
  
  更奇怪的是,队长说地主的为人不薄,从来不亏待打工的。他不止一次地介绍说,农忙在地主家干活,一天五、六餐,大鱼大肉尽管吃,地主家人也没有他们吃得好。地主对长工从来没有斥责,特别对他这个长工头子,工钱也开得最高。
  
  多年阶级斗争的宣传教育,与现实介绍相互碰撞,于是我得出这样矛盾的印象:他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村上有田有地,镇上有半条街的店铺;他一生辛劳,是种田的好把式;他是地富反坏右之首,但在村上口碑不错;他很有眼光,几个儿子都供在外面念书;他作风正派,没有所谓妻妾之闻,他的老婆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年轻时很是漂亮,解放后成为地主婆,两人相依为命,苦度余生。
  
  我下农村的那几年,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之弦绷得正紧,所以,地主作为黑五类之首,遭受的磨难是最多的。那年头,三天两头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把地主拉到大队去批斗。地主、富农们站成一排,垂首而立,每人胸前挂着牌子,上书「地主分子XXX」(后来因为批斗太多,也不挂牌子了)。批斗期间,不断有人高呼口号,「打倒地富反坏分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一串一串的,呼喊一个小时口号不会重复。地主、富农分子也得跟着举手,骂自己,喊万岁。
  
  地主富农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这样敌对、仇视的氛围中。我注意到,地主们从来是上工最早,下工最后,最苦的活肯定派给他们。贫下中农干活时偷懒耍滑,停下来聊天说笑,地主们不敢停(尽管没有人监督),而且似乎没有听见,看不出说笑内容在他们的脸上有什么反映;贫下中农为自身利益可以吵架甚至打架,但是地主们似乎对个人利益十分淡然,不回嘴,不争辩,不解释。我从来看不出他们的喜怒哀乐,从来听不到他们对生活、对身边的事物、对个人行为发表看法、作出判断;他们永远无声无息,他们的表情要么漠然,要么是微笑,附和着你谦卑地笑。
  
  最底层的普通农民和不识字的妇女没有学会斥责与吆喝,他们习惯性地称呼地主夫妻为XX(地主儿子的名字)他爸、XX他妈。地主夫妻也同样称呼底层的普通农民为XX(农民儿子的名字)他爸、XX他妈。算是一点慰籍?
  
  跟着倒霉的是地主的子女。听说地主的大儿子参加过志愿军,因为有技术,回国后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我不了解他的具体工作情况)。二儿子是某厂职工,结婚后育有一女。三儿子学的是兽医学,毕业后在某农场担任兽医,因为文革,加之地主成分,二儿子一家和三儿子都被下放回家。四儿子初中毕业后,不得不在家种田。从地主大儿子到四儿子的经历和遭遇,也可看出,阶级斗争之弦在中国是越绷越紧的。
  
  地主的二儿子不但农活做得好,而且会驾驶和修理拖拉机。因为有技术,加之见过世面,擅长交往,虽然成分不好,政治上倒也没有吃什么苦。尽管生活艰苦,尽管养的是个女儿,他仍坚持送女儿上学读书(我们村上女孩子读书的很少)。
  
  地主的三儿子是个兽医,在农村可是非常受欢迎的职业。因为成分不好还是为人态度谦和?反正远近的农民凡是家里的猪有病,肯定找到地主的三儿子,包括村干部、共产党员,倒也不在乎他的地主成分。地主的三儿子从来都是搭上自己的休息或工分(外出给猪看病,队里不记工分的),而且从来不收人工费。他有一技之长,有文化,长得不错(用今天的审美语言,地主的几个儿子都长得很帅,特别是他的四儿子,下面要说到),人缘很好,可是三十出头了,还没有对象。
  
  地主的四儿子当时也有二十五、六岁了,他长得天庭饱满,浓眉大眼,高鼻梁,身材魁梧而匀称,干农活一把好手。他自知出身不好,见人三分笑,客气、谦和但是绝不显卑微。不考虑所谓阶级成分,他实在是个优秀青年。可是那年头,没有人家敢于把女儿嫁给他。1970年代中期,邻村迁来一户苏北父女(可能当时的苏北不少地方比我们这里还要穷,现在回忆,至少有三户苏北人举家迁居到我们这里)。那女孩子高大丰满而水灵(当地人称之为飞嫩),长得不丑,居然就看上了地主的儿子,并且就恋爱上了。
  
  虽然宣传自由恋爱几十年了,我们那一带基本沿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通常是一场交易,双方家长通过媒人谈判,主要内容是女方家的彩礼多少。谈判成功,婚姻就算定下来了。男女本人结婚之前,难得有机会见面;说悄悄话、「谈」恋爱更是一种奢侈。
  
  地主儿子的自由恋爱,属于离经叛道,遭到许多光棍青年的嫉妒,而且由于不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多少贫下中农的儿子找不到老婆),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地主儿子闷头干活,但是不言放弃,那个女孩子遭到她父亲的多次打骂,不知道哭了多少次。有一天晚上她父亲不在家,她偷偷住到了地主儿子的房间里。大概因为女孩子主动投怀送抱,而且据说她公开承认生米煮成了熟饭,她父亲气得半死,村上人也骂女孩子不要脸。两人就这样算是结了婚,也没有办什么酒席。
  
  这就是农村地主儿子的艰难婚姻。回想起来,幸亏「一打三反」运动已经结束,否则地主儿子可能被判刑的。但是,当时的我们,非常讲究所谓纯洁的「爱情」,对地主儿子的这种不「光彩」的同居,我们不仅没有一点的同情心,反而看不起这一对患难中的偷情男女。
  
  现在重新审视自己,越发觉得由于浅薄而显示出的冷酷。如今再没人称呼地主儿子了,遥祝他们夫妻幸福安享晚年。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4-15 16:41:50
  党将自己和人民的关系看作是母亲和孤儿的关系,将自己看作是把人民从政治动乱的苦难长夜中拯救出来的大救星,认为由此就获得了用人民进行改天换地的社会实验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无疑,党的领袖和各级干部都在从事这样的社会实验时,获得了自己的物质利益。但是,仅仅追求贪污、腐败则是党的干部的堕落形式,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者拥有自己的激情和理想,他的理想就是用自己的鞠躬尽瘁的操控为人民安排一个“美丽新世界”。
  
  
  当一个极权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之后,它会依凭什么来从事其构筑“美丽新世界”的社会实验呢?毛对极权政治所依凭的基础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概括,那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二杆子”。我们知道,宪政民主政治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对权力的边界进行严格的限定,以及通过制度化的投票选举来赢得民众对其权力的认同上。
  
  而极权政治则恰恰相反,它相信一种稳定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对权力自身的限制,而是来自于权力的不受约束的扩张;不是来自于作为权力的客体的民众的认同,(极权主义者相信,一种建立在真正自由基础上的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的认同是不可能的),而是来自于对民众的全面操控。假如说,宪政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建立在给个人以自由的基础上,那么,极权政治的核心理念就是建立在对个人从行为到思想的严密操控的基础上。
  
  当一个获得政权的极权统治集团要展开其社会实验时,需要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内外二种功能:对内为统治集团成员之间提供一种相互联络的信号,对外则为被其统治的民众灌输一种特定的世界观。在一种自称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极权政治中,统治者是通过宣布自己代表一个抽象和神圣的“人民”的方式,来实施其对所有具体的个人没有任何约束的彻底操控的。
  
  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的内容,虽然与时俱进,不断修正,但是,其基本构架则万变不离其宗。它宣称,外在地,只有党和党的领袖先知般地掌握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只有党才能领导人民走向作为人类历史的决定论终结的“美丽新世界”;内在地,在党从事的伟大社会实践,在神圣的集体主义的“人民”面前,每个具体的个人都是具有原罪的和“低俗的”,他必须通过接受党的教导来被升华,从而觉悟到自己的真正的本质之所在。在一个社会中,只有党的积极分子坚定地信奉这一极权政治的基本逻辑,而民众则至少在表面上顺从这一逻辑,极权政治的构筑“美丽新世界”的游戏才能进行下去。这一逻辑构成了极权政治的核心理念和本质特征。
  
  30多年来,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机制,引入了私有制,促成了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成时,人们曾经相信,宪政民主政治将会自然而然,瓜熟蒂落般地来临。现在,我们才发现,这一祈愿式思维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无意识信奉的基础上的。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我们在经济层面上和欧美变得越来越相似,那么,在政治上应该也不会例外吧?
  
  现在,当中国在创造出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成功地构建成全球前20大经济体中惟一的非民主的现代政体时,我们才发现,其实,经济就是经济,政治就是政治,一个社会的政治的形式,远不是像马克思所想象的那样,是被其经济形式被动地决定的。政治制度是人们的基本价值观的体现,和经济制度相比,它具有更大的能动性,以及自我复制和自我发展的顽强性。因此,在执政党的政治哲学没有完成从“人民民主专政”向“自由民主主义”的转向,在整个中国社会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没有真正认清极权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之前,经济的增长非但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政治制度上的转向,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极权权力凭借其掌控的更多的新技术和新资源,不断地拓展着自己的疆域。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4-16 18:04:07
  不平等问题只是近代以来才为人们所关注和思考。不平等是一个事实的存在,至少可以在描述的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令人们感兴趣或加以抨击的是,这些事实状态的平等是如何产生的。因此,与其说人们是关注不平等本身,倒不如说是关注不平等由以产生的根源。大体而言,人的自身状况、外在的社会制度、个人的努力以及各种机遇等,都可能会导致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情况下,不平等并非是外在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人们的懒惰所造成的。不过,许多人却并不这样来看。他们通常把不平等看作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如果不平等是在人们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则这样的不平等就不太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试图改变它;然而,当不平等超过了人们所能够容忍的限度之后,对不平等的批评以及尝试改变不平等之现象的努力就会出现。
  
  
  有意思的是,帕斯卡尔对不平等所持有观点。“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平等是必要的,这一点是真的;但是承认了这一点就不仅是对最高的统治权,而且也是对最高的暴政,大开方便之门。”帕斯卡尔如是说。帕斯卡尔关于不平等的这个主张,颇让人费解。不平等既是必要的,却又为何不能承认这种必要性?显然,帕斯卡尔对不平等是无异议的。其实不仅仅是帕斯卡尔,绝大多数思想家对不平等本身也并无根本性的反对。他们与其说是在反对不平等本身,倒不如说是在反对不平等的产生。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不平等都是必要的,或者换言之,不平等乃是合理的存在。既是一种必要的或合理的存在,却同时也是一种有害的存在。那么该如何处理有关不平等这种矛盾或冲突的关系呢?这就是说与行的分裂。即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对不平等进行言辞上的承认,甚至在一定的承诺上,可以公开表明对于不平等的反对,然而却不能通过行动来消灭不平等。我们需要既认为不平等是必要的,同时又不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对待不平等的这一立场与苏格拉底高贵的谎言是何其相似!
  
  不平等可以分为自然的不平等与人为的不平等。对不平等的否认,主要是在一种不人为的不平等的意义上来说的。对不平等之必要性的不承认,恰恰也是指向一种对人为的不平等的不赞成或反对。权力可以带来平等,权力也可以带来不平等。而从描述的意义上看,权力之带来不平等乃是一基本的事实,无论人们怎样辩解都难以掩盖其事实。不仅如此,即使是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当下,人们仍然在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制造人为的不平等,仿佛制造出明确的不平等,就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似的。当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实现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率先发展的时候,一种人为制造的不平等的种子已经处在萌芽状态之中。
  
  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社会规则和道德的平等,强调国家对每个人的平等对待,却反对制造平等,亦即反对制造一种结果意义上的平等;同时也反对国家对其公民施以差别对待。从这种既赞成又反对的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到,平等是必要的,不平等也是不可避免的。前者是在形式上的意义上来讲的,后者是在实质的意义上来讲的。平等主义者则更强调一种结果意义上的平等,以为任何的不平等都是恶的,因而是要加以清除的。因此,他们明确地反对制造不平等。就平等或不平等的制造而言,两者所使用的平等概念的意义是相同的。只是,价值取向不同,最后关于平等的主张也出现根本性的差别。
  
  也许人类根本无法实现完全的平等。但不管最后人类的平等境况如何,也不管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关于平等的追求,社会或国家都需要确立一个道德底线,即坚决反对制造不平等,无论是规则上的还是实质上的。如果不平等并非是制造的结果,那么我们每个人大概都需要以一种心平气和的心态来接受它。
  
  
作者 :我是党指挥 时间:2010-04-19 17:12:46
  在北京天安门前有两个华表,最早就是古代的诽木、谤木演化而来的。古时候在众人议事的地方竖一块木头,木头上面要放一块横的板,这个样子有一点像中午的“午”,所以又称为午木。那横板上有时候要装饰一点图案,看上去像一朵花,古代“花”跟“华”两个字是相通的。所以演变到后来,就变成了华表。在华表的横板上面是可以写字的:对某人有意见,国家应该如何治理?实际上它最早是上达民情,起监察作用的。华表上最初的文字大概相当于现代的“上访申诉书”、“检举信”、“请愿书”。
  在中国历朝历代,请愿作为下情上达的手段而被众多开明的君主所认可,并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兴利除弊的作用。如果把中国古代的请愿和现代的上访相类比,那么在古代历史上还曾经有过大量“集体上访”事件呢。比较有名的,如东汉的太学生运动,南宋的太学生运动,明代的东林党人运动,近代的公车上书等等;至于地方官员接受民众书面请愿或集体拦轿陈情等方式的“上访”则不可胜记。
  
  北宋靖康元年的太学生请愿,就是古代的一次民意成功上达皇权的一个“集体上访”例子。宋钦宗靖康元年,南下的金兵逼近东京(今河南开封),宋朝主战派率军准备抗击金兵,这时一部份宋军偷袭金营反中了埋伏,损失了一千多人马。宋钦宗听信投降派的谣言,把主战的兵部侍郎李纲和大将种师道撤职。太学生陈东带领了几百名太学生,拥到皇宫的宣德门外“上访”,要求朝廷恢复李纲、种师道的原职,惩办李邦彦、白时中等奸臣。东京城的老百姓得知后,也都来到宣德门,聚集了几万人。宋钦宗在宫里派人传旨说:“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罢之,使金贼稍退,即令复职。”学生和百姓们不肯答应,都冲进朝堂敲打“登闻鼓”(有急事上奏时候敲的鼓),把鼓皮都打破了,抗议的呼声震天撼地。后来,宋钦宗派人召李纲进宫,并且当众派人宣布,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几万人这才在欢呼声中陆续散去。
  
  现代的文明社会中,公民有言论的自由,请愿(或者以中国特色名之为“上访”)是合法的表达民意的方式之一。著名的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为争取美国黑人的人权,1965年领导了由席尔玛到蒙哥马利的历史性请愿游行。当年阿拉巴马州州长试图阻止游行队伍占用高速公路,认为这违反了州法律,侵犯了他人行车的自由。但是,审理此案的约翰逊法官认为,尽管游行达到了宪法所允许的极限,但是,游行的可行性“应该以(它)所抗议的恶的程度来加以考量”。在这件事上,“恶(指当时黑人的人权遭受到的践踏)是巨大的”,据此约翰逊法官裁定马丁?路德?金的游行是合法的。
  
  在今天的自由社会里,公民有任何诉求可以直接写信或约见自己的民意代表——议员,要求帮助解决问题。通常来说,在政府部门里的正常“上访”陈情往往都是默默和有序的与民意代表互动,不必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倒是政府首脑部门前群情激愤的抗议示威,如相当于北京中南海的白宫、欧盟总部大楼前常会有激动的抗议示威的人群,比如2009年10月5日,数以千计奶农就奶价暴跌一事在欧盟总部外举行抗议,2400名示威者和740辆拖拉机到场抗议,甚至向警察扔瓶子、撒干草、喷牛奶。
  
  以上这些古今中外“上访”和示威人群确实可以说是“聚集围攻国家机关,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周围的社会治安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向党和政府施压,在国际国内造成了极坏影响”。尽管如此,除非抗议者本身当场违法犯罪,对示威者“秋后算帐”或大规模镇压,仍然是在自由社会中不可想像的荒谬事情。即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宋钦宗(“靖康之耻”的主角之一),也没有对“上访”民众采取镇压报复行动,这表明他仍不失人性和基本道德。
  
作者 :我是党指挥 时间:2010-04-25 00:30:44
  工资十年不涨羞辱了按劳分配
  
  企业利润增长曲线是一条陡峭的上扬线,而农民工工资增长曲线却是一条水平线。不少企业的农民工工资与企业利润“绝缘”,尽管许多企业十年来规模和效益大幅增长,但农民工普遍反映“基本工资十年几乎没有涨”。一些农民工反映,企业主视工人为机器,认为工人没有资格也不应该分享企业财富的增长。有企业主公然说:“办企业的资金是我出的,投资风险是我承担的,我赚多少钱,同你们没关系,凭什么同我分享?”还有企业主说:“别对我说你在企业贡献了多少年,你可以随时走人。我们的关系仅限于,你干活,我支付工资。”(《新华每日电讯》4月14日)
  
    近年来,有两亿多农民工在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作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农民工除了得到比种地略高一些的收入外,没有得到普遍的尊重,没有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仍是一个最无助的弱势群体,没有一点国家主人的感觉。农民工的所得与奉献极不协调,别说法律规定的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等无法享受到,就是低廉的工资不拖欠也得念阿弥陀佛,这低廉的工资还是“有法可依”的。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说,目前沿海地区加工企业大多是按最低工资标准给员工定“底薪”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涨多少,工人工资才涨多少。
  
    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显示,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费用是每月1685元,而我国农民工的“底薪”大多在1000元以下,没有加班费是很难拿到每月1685元的。按这个标准计算,珠三角农民工每周平均要工作66个小时,每月加班120个小时,才能拿到1685元工资。我相信,绝大多数农民工如果按照按劳分配原则,不加班都应该拿到1685元工资。然而,许多企业十年来规模和效益大幅增长,就是不给农民工涨工资。难道企业是私有的,农民工就不应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吗?其中的原因当然有农民工不敢维权、老板“抠”等原因,但农民工工资十年不涨,羞辱的不只是农民工和老板。
  
    按劳分配是最基本的分配原则,让企业老板给农民工合理的工资是应有的制度设计。但长期以来,农民工工资由老板单方说了算,严重偏离按劳分配原则。而政府在其中的作为极度欠缺,致使农民工权益受到严重损害。更可悲的是,前几年竟有地方官员把严重偏离按劳分配原则的低工资当做招商引资的优势!
  
    农民工工资十年不涨,不只影响小康社会的进程,也影响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因此,各级政府在帮助农民工依法维权的同时,更要出台制度,尽快改变农民工工资十年不涨的恶性问题。
  
  
  
作者 :思远醒悟 时间:2010-04-29 02:44:30
  据武汉晚报消息,一名26岁的荆门妇女,陪同3岁多的女儿来武汉治疗手伤时,得知医院又查出女儿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后,非常绝望,将刚刚做完手部手术的女儿从病房抱出,用水果刀杀死在医院的楼梯上,随后自己割腕切颈自杀。
  
  这是一种怎样的绝望?一位母亲在知道无钱给孩子治病之后,绝望中杀死了她的亲生孩子之后又自杀了。孩子虽然死在她母亲的手里,元凶却是这个罪恶的社会制度。大家都清楚,孩子的病,是她的母亲无论如何也医治不起的,否则她不会如此的绝望。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08年的时候,北京一农民为了治病保命,故意抢劫,在他被判决有期徒刑18年后长舒了一口气。身患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他,急切的盼望能到监狱里免费治疗,保住性命。而类似的事情,中国社会发生的还少吗?
  
  富人能看得起病,穷人只有等死,这才是我们每天要面对的社会现实。人权?到一定时候这个邪恶的政权能把人逼的连生存权都没有,遑论其它。
  
  政府可以用大把的钱去建造富丽堂皇的政府大楼,可以把大把的钱投入办奥运,办世博,可以把大把的钱投入到公车消费,公款旅游,但民众的医保呢,政府投入了几个钱?说直白点儿,是政府让老百姓看不起病,这是普通中国人的悲哀。可恨的社会制度,害死了多少国人的性命!什么要让中国人民活的人尊严,什么执政为民?全都是忽悠人的鬼话。
  
  本来,做为国家公民有纳税的义务,可也有权利享有纳税人应享的权利,税收本应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但中国民众交了那么多税,享受到纳税人应享有的权利了吗?做为普通民众没有医疗保障,能看得起病吗?
  
  这种悲哀看起来是个人的,实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以犯罪来获免费治病,甚至只能以杀死孩子来结束深深的痛苦和绝望,这是这个国家的耻辱,这是对“和谐盛世”最大的嘲笑。
  
  温家宝说想让人民活得有尊严,那么当今社会的中国人民活的可有半点儿尊严?多少民众看不起病,交不起学费,买不起房子呢?多少老百姓的房子被官商勾结强拆却维权告状无门呢?
  
  这社会本已是民不聊生,却天天宣传此乃“盛世”,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盛世。我甚至不知道后世中国人读史书看到天朝自吹“盛世”却民不聊生这段历史时,会做何评价,会有何感想!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4-30 00:18:58
  加班时间长,休息少,工资少,血汗工厂在神州大地牢牢的扎下根来。是不是资本主义化的进程避免不了这么无耻少良的行为,是不是每一个资本家在把GDP留给中国,把利润都带走的情况下都能心安理得。
  
  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当然需要资本,但对资本保护过度或完全不保护,像建国初没收资本家资产那样,都是错误的做法。社会需要一个公平合理的劳资环境,而不是现在这样的食人盛宴。
  
  现在在中国市场上主要有这么几拨资本家。国家资本,就是国有企业。在抓大放小以后,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垄断巨鳄。这些企业没有竞争对手,也根本没有改进动力,坐地收钱,以至有抄电表工年薪十万的风闻,不是没有原因的。国外资本,那就不用说了,到中国来就是赚钱的,什么赚钱做什么。大摩在上海扫了一幢楼,房价这么高,这些国外的中山狼也有份。民营资本,哈,虽然大家都是中国人,但是对不起,不会对劳工特别照顾的。特别是规模不大的民营企业,对控制“人力成本”特别有兴趣。
  
  说来说去,做为劳工的这一方,除了个摆设工会,就没有说理的地方。没有组织代表,没有政府支持,政府要的是GDP。包括那些良心喂了吉娃娃的经济学家,总在说,没有穷人的牺牲,就没有社会的繁荣,所以,穷鬼们,认命吧!我在这里顺便向诸位良心喂了吉娃娃的经济学家的所有女性亲属以诚挚的问候!
  【天涯博客】本文地址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0&Key=0&BlogID=2039668&PostID=23470397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5-05 17:56:02
  “挣钱的不出力,出力的不挣钱,这种现象在基层一线表现的尤为突出。比如那些干活干的最多最苦最累的人,工资福利待遇往往不高。虽然他们整天都在起早贪黑拼命地干活,但一月也只能挣六、七百元,或者一千多元。那些边远山区种地的农民就更差次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又无固定的经济来源,他们辛辛苦苦在地里劳动一年,人均毛收入也只有二、三千元。在一些公司企业,有的老板往往不择手段变相克扣工人工资,比如采取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严厉处罚工人、耍赖皮拖延支付工人工资等措施。甚至在一些黑企业,那些黑老板竟强迫一些智力低下的人无偿地为他们创造财富。”
  
  照这么看来,在今天这个劳动者的节日里,那些劳动者实在很难得意。谁叫他们混得那么惨呢? 如今这个世道,有谁会拿他们当根葱?他们要是冻死在桥墩下,饿死在马路边,砸死在工地上,恐怕连个姓名都难留下。这样一个社会居然还庆祝这个节日,是不是有点太虚伪,太搞笑?依我看,干脆给那些苦工们吃一碗大肉,送一个红包,把欠发的工资给补上,或让他们的配偶来给他们解决一下性饥渴也许更实惠。
  
  尽管如此,我说还是要纪念这个劳动人民的节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在老板的眼里虽笨,虽脏,虽落后,虽一钱不值,但起码他们也是人,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总得让这些可怜的人们有一点做人的尊严吧。明星们、大款们,公务员们一年365天每天都在过节,难道不该腾出一天来给那些边缘人们过个像模像样的节日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他们被埋在矿井下生死不明后才拿他们当人看?为什么非要看到他们蜗居的场所在一场灾难后被彻底毁灭了才想起给他们盖屋?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他们死了才给他们开募捐晚会?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成千上万个他们一起下跪后再问问自己的公务员有何过错?
  
  改革开放的头十年,只有一部分人被允许富起来。穷人们忍了。二十年过去了,先富的人越来越富,穷人们没有盼到致富的那一天,原来富人们早把他们给代表了。三十年后,先富成了巨富,穷人们还是依旧如故。他们被告知要和谐了。英明正确的党,大慈大悲的老天爷,伟大的真主,全能的神,你们说这些可怜的人们真有富起来的那一天吗?
  
  亲爱的党啊,您的心里真有想到那些可怜人吗?人家管您叫了那么多年的母亲,您真爱过他们吗?
  
  都说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靠了邓公的英明,靠了党的政策,靠了海外投资,靠了市场经济。难道不是靠中国的穷人的汗水和双手吗?那千万座摩天大厦都是谁用双手一砖一瓦盖起来的?那出口全世界的最价廉物美的物品从鞋子、玩具到计算机、电视机都是谁用双手一件一件造出来的?那世界第一多的外汇都是谁用微薄的薪资一分一厘赚回来的? 对于这些穷苦而又勤劳的人们,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给他们一点起码的尊严?
  
  外国的《时代》杂志把中国那些默默无闻的劳动者选为封面人物,说他们用血汗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在任何别的现代国家,这种高速经济发展都会使他们迅速加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享受一点自己创造的财富。可是唯独在中国这永远是个梦。那些普通劳动者们无论多么努力地劳作可就是住不起他们亲手建造的豪宅,开不上他们亲手制造的轿车,买不起他们亲手组装的iPhone,穿不起他们亲手缝制的衣服,甚至吃不起他们烹饪的山珍海味。这一切,难道就是因为那些穷人们没有一个当公务员的亲爹吗?难道就因为他们没有生就一副宋将军的白嫩嫩的脸蛋和美丽歌喉吗?难道就因为他们不会跪在本山大叔面前学习油腔滑调和巧嘴滑舌吗?难道就因为他们连笔者靠一场高考改变命运的那点运气也没有吗?
  
  我说即使那样,今天我们也要好好纪念这个被忘却的节日。这是因为那些普通劳动者就这么一个节日了。他们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也许我们在这个节日可以给他们一点点乐趣,甚至给他们一点勇气。因为这个节日的意义根本就不在于表彰所谓的劳动模范,而在于“劳动者通过斗争,用顽强、英勇不屈的奋斗精神,争取到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是人类文明民主的历史性进步,这才是五一劳动节的精髓所在”(摘自《百度百科》)。难道一定要等到他们一个个被弄残,被污染致死,被累死,被打死,被病死,被淹死,被气死后再给他们补过这个节日吗?
  
  您老要是实在想不起来这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龙去脉,我建议您乘“五一”这个词被敏感之前,赶紧去百度一下。那些个文章还没被屏蔽。
  
  一百多年前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曾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和今天的中国相比,那一套是老黄历了。今天东莞那边哪家工厂需要这么多年弄残一个壮小伙子?那里创造的奇迹就连美国那边的大老板都不忍心看下去了,每隔一阵子就要过来叫停。
  
  还有一个中国人民一直不知道的公开秘密,这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还有个别名,这就是“国际示威游行日”。不信你就听听世界第一首“五一”歌曲:
  
  “我们要把世界变个样,我们厌倦了白白的辛劳,光得到仅能糊口的工饷,从没有时间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我们相信:上帝只允许八小时工作日。我们从船坞、车间和工场,召集了我们的队伍,争取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
  
  伟大的中共产党把共产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后,谱写了中国第一首“五一”歌曲:
  
  “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扫除净,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红旗飞舞,走光明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贱,责任唯互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
  
  今天,至少在今天,是否可以给那些血汗工厂里的人们一点思考的时间和自由,让他们也听听鸟语,闻闻花香,晒晒太阳,享受一下绵绵情意,顺便挣回一点尊严?
  
  等到人家“拼吾热血”的那一天,恐怕就太晚了。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5-09 17:22:54
  ——中国“医疗产业化”的恶果
  
  医疗保健制度的现状
  
  去年一位朋友直到腹水才上医院,一查已是肠癌晚期,医生责备他就诊晚了,他有泪只能往肚里流。他和妻子双双下岗,家里有一个读高中的儿子,全靠两人所得一千块生活费度日,看病得自己支付百分之二十,他省一个钱是一个,挨一天是一天,结果癌症拖成晚期。好在按上海的规定,患恶疾的病人治疗费绝大部分可以报销,但只限于用国产药,结果国产抗癌药控制不了病情。用进口药需自费,每次治疗费五千块,亲友们凑钱让他接受了几次,疗效虽好,但昂贵的药费谁能久助,最后四十多岁的一个壮年人就这样不治而亡。
  
  近日一位亲戚心脏病开刀换瓣膜,用进口瓣膜也是自费,幸亏这是一次性治疗,亲戚咬牙承受下来。
  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同事患了高血压,虽不是大病但得终年服药,为了减少自己的药费开支,她只得挑选便宜的甲类药(自费20%),而不敢问津中外合资或进口的乙类药(自费30%)。她说做了一辈子医生,没料到轮到自己生病时竟吃不上像样的药了,听了令人辛酸。
  几年前听说国内搞医疗保健制度“改革”,没料到改出这样的结果,更无法理解国产抗癌药等质量为什么至今还上不去?当年我进医院工作时就质疑:一种同名药,国产的为什么达不到外国产的水平?二十年多过去了,我国载人飞船也上天了,我们已成为“航天科技大国”了,比起模仿载人飞船,模仿研制抗癌药等医疗产品算不上尖端技术,又是涉及几百万几千万人生命的大事,为什么不化精力去攻关?
  
  “医疗产业化”引发乱象
  
  早在“医保改革”前的九十年代初,政府已开始推行“医疗产业化”,名曰给医院“放权让利”,实际是让医院自己去运营创收,从此引发了医疗系统的乱像。医院要像企业那样搞创收,只能在病人身上做文章。
  首先是提高各项收费,每年以百分之二十的速度递增,其中药费增长最快,一个药从出厂到医院价格平均要翻5,6陪,而中外合资的常用抗菌素一针要几十,上百块,打一个疗程就是上千块。为了牟取高利,各种坑蒙病人的手法应运而生:有些医生不用每片两分的“阿司匹林”,而用“巴米尔”,一盒10片装6元多,其成分就是“阿司匹林”; 1元钱买100片的“硫酸亚铁”医院见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商品药“福乃得”,每板7粒20多元,它不过是“硫酸亚铁”加些维生素。有些中,小医院竟然百分之八十的收益靠卖药,可算世界医学界的一项吉尼斯记录。
  其次是小病大治轻病重医,给病人作不必要的化验检查,让病人服多余的中西药,延长病人住院时间,使病人看一次病或住一次院的费用成倍增加。
  由于医药费的涨幅高出同期工资增长的二,三倍,使老百姓不堪负担,大部分人只能“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统计显示:从1993年到1998年5年间,全国居民发病率上升了7.3%,但就诊比率却下降18.8%,城市中有32.14%的患者因经济原因不敢去医院看病,63.13%的应该住院治疗的患者不敢住院。
  如今一人患病全家荡产,使平民百姓谈“病”色变,心里祈祷似地念叨:“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
  
  见病不治,见死不救
  
  上面还是城市的医疗状况,大部分人虽然支付部分医疗费用,还属于全国享受医保的百分之十五的人群,更多没有医保的农民和其他贫民的景况更加凄惨。
  因看急诊或住院得先支付几千到一万块的押金,“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成了许多医院的铁律,如果病人没带钱或根本没有钱,“见病不治,见死不救”的悲剧就上演了。
  ——一老农为患白血病的儿子花光积蓄,医院立即停药,由于血小板急剧减少,老农看着儿子在七窍流血后死去。
  ——某地父亲无钱为患儿交住院费,医院拒收,父亲和儿子一起跳楼身亡。
  ——因深更半夜未带足现金,某大学老师在押光钱物后,仍睁眼看着患急性阑尾炎的学生得不到救治,接待的医生还冷冷得地说:“我们只认钱,不认人。”
  事实上,并非所有医院和医生如此惟利是图的缺德,秉持良知坚持“救死扶伤”的医院和医生也不在少数,然而他们的善行却常给他们带来烦恼。有一些病人在得救后溜之大吉,使医院不得不雇佣追款员去催讨,而大多数逃款者贫病交加,他们又能追回多少?有的医院为此每年损失一,二百万,最奇怪的是,上级卫生部门却要这些医院自己消化亏损的金额,医生护士也要吃饭,长此以往如何继续保持医德?
  
  经费不足和两级分化
  
  可见问题的根由是政府投入卫生经费的不足,所以“医疗产业化”也好,“个人支付部分医药费”的“医保改革”也好,都是为了弥补不足的经费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
  目前中国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仅占财政预算总支出的3%左右,占GDP的0.5%左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政府投入比重占卫生总支出的36%,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之一,而个人投入的比重占卫生总支出的64%,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之一。
  政府所投入的经费又向大城市大医院倾斜,造成发达和落后地区鞘泻团┐宓难现胤峙洳还?
  北京上海等地大医院的先进仪器设备不仅世界一流,由于各医院互相攀比重复进口还出现“过剩”。而农村乡镇的卫生院却是一片衰弱景象,据中国卫生和社会保障部门报道:在现有的四万四千九百五十二所卫生院所中,三分之一能差强人意地运行;三分之一勉强维持;另三分之一处于崩溃边缘。后者多数处于西部地区,所以西部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高达十万分之一百甚至三百以上,与最贫困国家相当。
  同时,在同一所大医院里也存在着极度的两级分化。
  一边是干部楼和保健楼,前者为干部服务,里面环境静谧幽雅,病房分卧室和会客室,医生护士谄媚着为“病人”服务;后者只有富人精英才住得起,病房像高级宾馆,一天房费加服务费要几百块钱,病人当然受到医生护士的重视。
  另一边是陈旧老式的普通病房,二十几平方挤着六张床,忙起来走廊里也睡着人,杂乱拥挤地令人难以忍受。
  一个院子里两重天,这就是中国现实的缩影和写照,也得到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资料的左证: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一百八十八位,列倒数第四。
  
  农村医疗曾经是第三世界的典范
  
  回顾上世纪六,七年代,中国农村的公共卫生体系是第三世界的典范,一直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赞扬,还成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有力证例。
  说起来,毛泽东祸国殃民,但在这件事上还是积了点德。当时他虽没为农民建立应有的医疗保障制度,但提出了“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而且强调预防为主,就是有名的“六,二六”指示。圣旨一出,层层落实,县医院和公社卫生院专人定点定时下乡防病,还为每个生产大队培养一名卫生员,文革后改称“赤脚医生”,多数由下乡知青担任,组成防病为主的医疗卫生网,改善了农村的卫生状况。同时,毛泽东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惩罚城市医院的医生,让他们下乡为农民服务,各市卫生局奉命组织医疗队,所有医生和护士都得轮流去农村边疆巡回一年,无偿为农民治疗疑难杂症,部分地缓解了农村的治病难问题。
  这个政策使我国的国民平均寿命从1949年前的35岁上升1980年的68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1998年的平均寿命70岁,从1980年到1998年只增加2岁。
  因此,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大部分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有所改善,甚至令人诟病的教育事业也略见长进,唯有医疗服务反而大大地倒退,人们不由感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
  
  医学界是社会道德的基石
  
  医疗卫生工作是攸关民众生命健康的大事,愈演愈烈的“看病难”已成为目前最大的社会问题,医院和医生也成了众矢之的。老百姓称医院是最肮脏的地方;医药是最黑暗的产业;医生是宰人的刀客;“医疗产业化”是万恶之源。
  人们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仅假药中毒及过期或质量不过关的「抗生素」类药无效等事故,每年就造成近20万人死亡,其中不少药还是经过医院开出去的。如今假药开始跨出过门,近日,尼日利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发现进口药品中有百分之七十属于假冒药品和搀假药品,并列出生产假药的外国公司的黑名单,头五名都是中国公司。但人们还没有说到问题的根子,医疗是社会的一个部门,医生也是社会的一员,整个社会腐败堕落时,医疗行业如何独善其身?当行政权利成为寻租的巨大资源时,医生的特殊技术又怎能避免成为谋利手段?如果没有“医疗产业化”,医疗卫生界也许不会滋生这么多魔鬼,但拿低工资的大多数医护人员只有两种选择:消极怠工或凭红包看病。你看官僚权贵没有“产业化”,连最高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也只有三千块,但他们的实际收益无形资产又是多少?
  尤其是腐败已成为制度并深入人心时,掌握特技的医生想洁身自好都难。我的一位同学是外科医生,他本人很正派,上海的各项规定也比较严厉,所以他一直拒绝接受病人的红包,还反复向病人解释,但病人就是不放心,还七拐八弯找到认识他的熟人来暗送,说他再不接受病人不敢进手术室,他只得勉强拿一张几百块的交通卡。其实人人贿赂已使贿赂失去效力,何况他一天紧张地开几个刀,哪里会去分辨谁和谁?
  奉人道主义为最高宗旨的医学界,是检测社会道德的一个标杆,也可以说是维护社会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基石,它的失守和坍塌显示,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5-09 22:43:29
  一个老农民,拿着一纸法院判决,不断上访,反映村里占了他的土地。他不会想到的是,同一家法院,如今判决他“敲诈勒索政府”,有期徒刑三年。这样离奇的事,发生在山西省吕梁市临县。(5月6日 《中国青年报》)
  
  敲诈勒索罪,从主观感受上应该是强者对弱者的权益侵犯,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在敲诈勒索上,一方面必定是处于强势的,一方是处于劣势的,是强势的敲诈劣势的。而在这则新闻中却将这样的常识颠覆了,变成了弱势的一方在敲诈强势的一方,这样的逻辑规则,在任何具有常识的人眼中都是不合常理的,当然,对于法律的符合与否,也值得商榷,说得上“离奇”一点也不为过。
  
  在新闻中,一方是上访的农民,一方是政府部门。说一个农民去敲诈政府,他凭借的是什么呢?在敲诈勒索罪中,犯罪客体不仅仅有侵犯公私财物的行为,还要有危害人身权利或者其他权利的行为。而农民马继文却仅仅是采取信访的方式,这一方式明显是不违法的。但在2009年的判决书却这样写着“被告人马继文利用了其对形成上访条件的熟悉,便以进京上访为由要挟兔坂镇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临县信访局接访的人员,迫使给其数额较大财物,共计7500元……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
  
  在这个判决书上,信誓旦旦将政府部门写得唯唯诺诺,简直就是沉默的羔羊,马继文迫使其给予数额较大的财物,难道就给了吗?7500元,也算得上是“数额较大”吗,这个属于法律定夺的范畴。只是这样的判决,其实,真的是在愚弄大众的智商,我们又不是三岁小孩子,没有辨别能力。
  
  敲诈勒索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必须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这种目的,或者索取财物的目的并不违法,如债权人为讨还久欠不还的债务而使用带有一定威胁成份的语言,催促债务人加快偿还等,则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可见,马继文想得到不是他人财物,而是自己的土地和树木,既然如此,何以成为“敲诈勒索罪”了呢?
  
  那么,拿什么来敲诈勒索你呢,我的政府?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具有自己的后盾,那就是暴力机关。而公民呢?几乎是一无所有。那么,让徒手的一个公民去敲诈勒索政府,最终,还被判有期徒刑三年。这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吗?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判决往往会造成一个“恶”的开始,从源头上对于公民世界进行了愚弄和嘲讽。
  
  【天涯博客】本文地址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15841204&Key=735372973&BlogID=1699959&PostID=23712005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5-10 14:35:21
  搞了几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也就是搞可操控的市场经济。经济的确有了发展,致使今日的空前的财大气粗。但细看人民生活,除了统治集团和与他相关的人员的生活水平有极大提高外,九成人民的生活提高极少,甚至相对变得更加贫困。贫富差距之大,世所罕见。这是怎样造成的?
  
  世上最大的贼,必然产生在政府和党的里面,这是普遍规律。道理很简单,因为政府和党是执政机构,手里有权,管人管钱管物。可以说这里是处处有利益,事事有好处,遍地有宝藏。办事的都是具体的人,人性都有弱点,禁不住诱惑,免不了为自己谋点私利。老鼠掉进米缸里,要他不吃不拿,做得到吗?基于此,民主国家都把政府和党当贼似的防,动用各种力量,监督它们。纵如此,民主国家也依然会发生各种贪渎的案子,表明人心叵测,人是靠不住的。可笑gcd总是把自己当超人和圣人,强调自律,不让人民监督。结果是比当年的国民党还要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时至今日,假如我们依然想信gcd的鬼话,想信它能自我改善,不现得我们自己太弱智了吗?
  
  
  假如中国工人生产一个玩具,美国人愿意用10个面包的价钱来换。这是公平合理,双方受益的买卖。美国人有了想要的玩具,中国工人就有了养家活口的面包。这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给国人带来的好处。但gcd不许工人自己与美国人做买卖,要当代理商。gcd为了促销,故意操控汇率,用9个面包的美金卖给美国人。美国人当然乐意,他们可以多吃一个面包了。假如中共在美国买回9个面包还给中国工人,那这个代理商还算称职。但中共不这样做。把美金留下,只给工人够买9个面包的人民币。表面看似乎也合理,其实这一换,像变魔术一样,工人就吃了大亏。因为人民币是gcd印钞厂印的,并非真正的面包,市场上钞票太多,面包不足,工人拿到的人民币就只能买来7个面包,被剥削掉3个。1个便宜了美国人,2个就被拿了去。也就是说,中国人节衣缩食地劳动,只为美国人和gcd作贡献了。这就是为何人民生活贫苦,而gcd却突然暴富的密诀。
  
  现今手握大量美金,有些民众天真地认为这是国民财富,为gcd叫好。其实gcd才不会这么天真,把这些钱用到人民身上。在gcd看来,人民应该做老老实实的奴隶,越穷越蠢越好统治。只要扔块骨头给奴隶,他就会感激涕零。gcd有钱舍不得用它改善人民生活,舍不得化在教育,医疗和社保上,只醉心于搞面子工程,搞豪华奥运,豪华国庆;或用来发展军队和武器,因为有了它,就不怕奴隶造反,gcd就有了安全感;或者用钱买国内和国际的精英,为gcd服务,为他评功摆好,搞孔子学院,买国外媒体就是这个思路;或者为了搜罗马仔,如援助朝鲜,古巴等,从来是不惜血本。在gcd看来,钱用在这些方面才是第一要务,能保他千秋万代的统治。人民如果生活好了,变懒了,还能给你卖力干活么?人民变聪明了,要民主了,不服gcd的统治了,这不是得不偿失吗?所以gcd越富,并非人民之福,实在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世界的不幸!
  
  竟信誓旦旦地说,他一定是和平崛起,不威胁别人,只要不是白痴,谁也不会相信!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5-21 02:00:35
  今日下午四点半,北京市崇文区两广路北侧、草场十条西侧的劳保大楼门前,发生一起砍人事件。被砍伤者,据说是该大楼的保安队长,因拒付民工装修费还殴打讨债民工而遭砍杀。当时,保安队长血流满面,仓皇逃窜。追杀他的是个身高在一米六以下的,操川贵地方口音的年轻男子。该男子手持一把从大楼内部食堂取来的菜刀,对保安队长连砍数刀并痛斥其恶行。但似乎只是欲籍此发泄愤怒,没有要夺命的意思。在队长逃走后,他还愤愤不平地跟围观路人诉说冤情。等十多个民警和持枪特警赶到现场,砍人男子已离开,几分钟后,又再次回到现场,估计是去给亲友电话了。当众警员围住他时,该男子面无惧死地说:你们放心,我不会逃走!随后,从容地坐进警车。真是条汉子!
作者 :大卫99 时间:2010-05-21 10: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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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5-23 02:39:53
  针对多起杀童案,温家宝总理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我们不但要加强治安措施,还要解决造成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
  用深层次的原因解读杀童案,是总理首开先河。此前的媒体解读,往往就事论事,限于凶手个人的精神健康问题或校园安全问题。相应地,各地政府的应对措施,也只是强化校园安保,像家家户户装铁门铁窗一样,尽可能把校园武装到牙齿;还有哪些改进余地?似无人言及。
  如果说死于地震的孩子,死于口蹄疫的孩子,乃至死于三聚氰胺的孩子,死于问题疫苗的孩子,都可归罪于天灾或成年人的无心之失,那么在和平的校园,在最应该得到庇佑的地方,孩子们竟被追杀,这用惨绝人寰来形容绝不为过,无论什么样的理由都无从开脱。不能让所有孩子免于被追杀的噩梦,这显然是社会的失职,是所有成年人的失职,甚至不妨说,是所有成年人的耻辱。
  面对这样的人间惨剧,肝肠寸断是再自然不过的反应。但这不够!眼泪救不了孩子,悲伤救不了孩子。血泊中那一双双挣扎的小手在呼唤我们,我们真的要反思!如果创巨痛深而仍不敢反思,不能反思,那么我们怎么可能从头改变?作为成年人又何来尊严可言!
  但遗憾的是,迄今我们的反思仍极其有限,至少,远没有涉及深层次的原因。只是在温家宝总理首开先河之后,杀童案的深层次的原因才终于成为关键词,浮出媒体的水面。相对于杀童案的惊天动地,反思的躲躲闪闪,反思的疲软无力,其间的反差何其大也。
  杀童案的深层次的原因,那是一个有着多么广阔空间的话题;说是杀童案,其实岂限于杀童案?正是这样那样本质上相同的深层次的原因,造成了这样那样本质上相同的问题,只不过每出现一次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都停留于就事论事,不及“深层次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就一直依然故我,结果是“跳楼秀”后就有了开胸验肺和断指;开胸验肺和断指后,就有了自焚。残忍不仅还在,而且还在升级,还在催生出更残忍。
  残忍的底线就这样不断突破,终于到了连我们的孩子都难以保护的地步。但我们似乎并没有吸取多少教训。一个民族最可怕的不是陷于危机,而是失去反思能力,失去反思能力即等于失去走出危机的能力。但我们民族显然没到这一步。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有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甚至对深层次的原因大多心知肚明。只是我们几乎什么都知道,却还必须等总理先说,等总理向我们提示杀童案的深层次的原因。
  这个场景,跟总理今年五四去跟北大学生交流的场景很相似。北大交流之前,总理已郑重宣称:“我是来谈心的,希望同学们说心里话。”“我不怕讲错话,你们更应该不怕讲错话。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也是科学民主的体现。”而且总理确实讲过错话,比如他去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听课,听课点评中就有一些错话,被人指出后很快就道歉了。总理不怕讲错话,但是比他年轻五六十岁的,本来应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北大学生反而怕讲错话,他们给总理提的问题,被媒体称作没什么营养的问题。
  这或许是诸多深层次问题中,最大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我们需要像三十年前的真理标准讨论那样,来一次关于深层次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讨论求得共识,通过讨论找到办法。但这样的讨论不只需要智力,更需要勇气。深层次问题当然都比较敏感,因为敏感,通常被某些既得利益者用一道道墙围了起来。
  但这没关系,关键是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我们就可以是集体的阿里巴巴。我们一起喊而且持续喊:芝麻开门,芝麻开门,相信就会有某个瞬间,沉重的大门果然应声而开。大门后面未必真有什么神秘的宝藏,但至少,不再有下一代被重重追杀的噩梦。
  这是我们的出路,又何尝不是我们的自我救赎之路!
作者 :思远醒悟 时间:2010-05-25 06:26:33
  “弱者的武器”和农民“反行为”
  
  高王凌
  在我的读书课上,一向是安排有美国学者斯科特的著作的。对于他的《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我可谓心仪已久,一读之下,果然非同凡响。开篇“前言”就写得有气魄:大多数的农民反抗都只研究了那些大的起义和(革命政党领导下的)政治运动,反而忽略了农民的“日常斗争”——偷懒、装糊涂、假装顺从、装傻卖呆、偷盗、怠工、诽谤、暗中破坏等等。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每天发生的、农民赖以存活的事情。正是这些日常斗争,而不是那些“过于奢侈”的政治行动,可能对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在课上有同学提问:斯科特认为,“弱者的武器”只是边缘性的反抗,它只能获得一点琐碎的物质利益,并不能代替正式的制度变革。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用法国学者麦港的话来说,这就涉及到“弱者的武器”的“涵盖面”问题。尽管斯科特本人曾说,“弱者的武器”这一概念可以运用到中国的集体化甚至一些官员行为的分析上,但他研究的背景和对象,主要还是小农经济之下贫富对立的乡村社会。
  
  
  根据我的调查所得,在中国有些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中国农民的“反行为”,有许多地方和“弱者的武器”是一样的,如上述那些。但也有一些,恐怕就不属于这一范畴了。最著名的例子可能就是当代的“包产到户”改革了。1980年前后,农民坚持他们实行多年的“反行为”,如“偷”、“瞒”、“借”和在制度上的各种实验,特别是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以及借地、扩大自留地、划小生产队、部分作物或土地分季包产到户,设立“口粮田”、“井田制”)等等,坚持不懈地使用杜润生所说的“顶牛”的办法, 终于一步步把包产到户改革“顶”了出来。这成为通过双方互动实现制度变革的一个范例。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刘堪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说:世人对中国农村的这场改革是给予了高度评价的。有的国外学者非常关心它的“决策部门和决策程序”问题,国内研究软科学的部门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并且意图把它当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案例。其实,这次变革最多来自农民,来自基层的自发涌动,最少来自某种信条,来自领导者的主观设计。这是一次农民参与程度最高、最具农民色彩和中国特点的改革。
  
  1990年代杜老鼓励我去调查“农民反行为”时说:“过去对于政府方面的作为,农民群众是有反应的,总要有办法来对付、应付的。这些都应该找一找,不能把它当做消极的东西。”
  
  从集体经济到包产到户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经过双方“互动”,才实现了今天的农村改革。在这中间,农民的“抵抗”起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这是农民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
  
  后来发现,中国农民的“反行为”,在全世界的农民行为类型中是独特的,很难归类(可参见笔者对历史上农民—佃户行为的研究),它无须大的更高层次的反抗形式(甚至与大规模的反抗或革命运动无关),而仅仅依靠那些相对而言静悄悄的日常行为,最终修改了制度,导致了制度变迁,这是其他国家多没能做到的。
  
  在这次包产到户改革中,假如党不接受农民的意见,改革可能仍然无法实现;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时农民已在相当程度上修改了制度,使得所谓“集体经济”面目全非,甚至成为一个空架子。如果说农业社的若干制度,在包产到户改革以前早已经“似是而非”,那种虚假的集体经济局面还有没有必要再维持下去?政府是否还有必要逼迫农民去“瞒”、去“偷”、去“借”,去“扩大自留地”,去变着法儿这样那样……这就是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选择,于是(在外部条件发生相应变化的情况下)农村改革终于发生,农民和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创造,而且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所以麦港认为,农民可以自行创造(而且是在那样严厉的环境和条件之下),而无待于什么精英知识分子或革命政党,这,可能也是我们与斯科特“立脚点”不大一样的地方吧。
  
  还有同学问:斯科特把“弱者的武器”基本定义为一种“反抗”,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把那些农民行为都定义为“反抗”,恐怕就“狭窄”了一点。美国人何天爵在1895年出版的《真正的中国佬》中曾说,中国人“服从归服从”,但“服从”之后,背地里的行为却是令人“始料不及”的。他讲了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位聪明的皇帝,大笔一挥,下令将全国的铜钱贬值一半。“大部分地区”是“服从”了,但你到那里一看,却发现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也上涨了一倍;在另一个地方,却在悄悄地“自行其是”。
  
  于是我想到,中国人的“反抗”,大约从来不是(或很少是)正面硬顶,而是先“顺从”、“答应”了,之后再在其“顺利执行”当中,去往回“找”的。
  
  因为明摆着,农民从来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往往也根本没有人去征询他们的意见(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政治形式也许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就不要因此埋怨农民“假装同意”,抱怨他们在“表面接受”之后的私下行为(所以传统政治也有着一套“民本思想”及相应的规定)。
  
  对于政府的制度规定,“反行为”虽带有一种“反”的意味;但“反”不一定是“造反”,也不是暴力反抗,相对而言,它毋宁说是一种“软行为”(也可以说是 “阴柔”的行为),就此而言,“反行为”主要表示的是一种“反过来”的行为,是日常生活中秘密的、静悄悄的、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的、不易为人觉察的行为。
  
  同时,“反行为”还是一种抵制行为,如针对上级布置的生产计划,采取“压产”、“限产”等措施,然后另来一套;
  
  它又是一种规避行为,如针对着农业社的集体劳动,采取“磨洋工”等办法,来对付之;
  
  它是一种变通行为,如采取多留“自留地”、“口粮田”,以至“包产到户”等一系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它还是一种侵蚀行为,这就是针对着“集体”的劳动果实,采取“瞒产私分”、“偷拿”、“借粮”等办法,悄悄地把一部分生产所得拿到自己手里。
  
  所有这些,都很难用“反抗”一词来概括。其中许多也不一定是世界上其他同类行为中所具有的,它带有很大的特殊性,带有所谓中国的特点。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5-29 21:17:50
  《公务员法》第八十八条 公务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本人自愿提出申请,经任免机关批准,可以提前退休:
  
    (一)工作年限满三十年的;
  
    (二)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五年,且工作年限满二十年的;
  
    (三)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以提前退休的其他情形的。
  
  辽宁省委办发[2001]38号
  各市可在不违背国家和省规定政策的前提下,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自主确定安置分流人员的有关具体政策。
  各地在机构改革人员分流中,要顾全大局,严格掌握政策,对机关分流人员不得违反政策提前退休,严禁变相鼓励提前退休
  各地在实施人员分流时,对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及时妥善处理,将矛盾消化在本地,防止矛盾上交。
  
  
  我们是省级垂直管理单位,我们的上级单位(省级)的文件规定:
  04年年底够提前退休条件的就现在离岗,到够提前退休年龄(或工龄时)再办退休手续。
  我们单位是上级给两名指标,必须完成。04年底够条件的,现在就办退休(当时是02年)。
  当事人当时是45岁,工龄28年,没写自愿提前退休申请,就被单位强制给退休了。
  我原来老是认为是市局违法了,现在看来是省局违反《公务员法》了。
  焦点问题是:时间问题上 02年能确定04年够30年工龄的人提前退休吗?
  喜庆  21:15:51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6-10 00:46:26
  北大教授孙东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大放厥词说中国访民99%都有精神疾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指出,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过1亿人。许多中国人看后莫名惊诧,不敢相信。我经过认真思考后,得出结论:中国精神病患者决不止一亿人,国民基本都有精神病。论据如下:
  
  一:无论事实如何,官媒上国家GDP都是连年高速增长。60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增长985倍,而国民收入增长不足19倍。国民工资总额占GDP比例更是屡创新低,世所罕见。GDP高速增长带来的国家现代化,住房从以前几十年不变的草房,土坯房到漂亮的花园小区,钢筋水泥结构的多层高层楼房。医疗上以前病了都是些安乃近阿斯匹林等少得可怜的几种药,而现在药品种类繁多,还有各种现代化诊断治疗设备。教育变化也很大。生活在了现代化社会,而我们的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却远远落后于这个社会的变化和进步。以前社会一个家庭养几个孩子,现在家庭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了,而生存压力却前未所有沉重。这种沉重来源于社会财富增长(现代化进程)和个人收入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差距越大,生活压力越大。
  它成为精神病的一个重要诱因。如果再遇上怨屈,得不到解决,成为整天餐风露宿的访民,想不被逼成精神病,也难。
  官方机构的数据指出各类精神病患者超一亿,以长期以来官媒报喜不报忧,无限夸大成绩,千方百计遮盖问题的一贯作风,可能远远不止。
  
  二:从杨佳、朱军案来分析。当年杨佳单刀匹马,手刃六警后,无论官媒怎么引导舆论,宣传杨佳如何残暴,如何精神不正常,但是从事发到审判,再到杨佳被处极刑后,网上始终压抑不住一片盛赞之声,而每到杨佳周年或清明等日子,以各种方式悼念者众多。以官方的思维及标准,只能归之于精神病。往事未两年,朱军横空出世,手执机枪,狂扫法院。消息第一时间后传出,网上一片欢腾,网民压倒性的贺电和好评使各大论坛被迫关闭评论。国内网民早已破四亿,基本上可以代表这一群体的态度了吧。这可是一大撮人,不能再用别有用心来解释了,只能归结于精神病吧。
  
  访民是居无定所,衣食无着,很少呆在网上的,所以访民中的精神病和网民中的精神病可以简单相加的,这该是多大一个数量啊。
  
  三:共执政以来,非正常死亡人数保守估计在八千万以上。是人类史上任何一场战争也不能相比的,直接受到伤害的人数倍于此。巨大的身体和精神伤害怎么可能短期痊愈呢,有多少恐怕是一辈子难以忘记的。
  
  一个人正常死亡,都有一大群孝子贤孙等哭得悲痛欲绝,更何况在无罪情况下被迫害,被折磨而死,由此对人民精神上的伤害之深,伤害到的人数之多怎堪设想。以十三亿人,谁又能逃脱精神病的下场。
  
  往事不太远,三十年前,在伟大领袖的领导下,全民狂热的场景历历在目,那是一幅多么荒诞,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画面啊。不身经感受,不会理解历史。在现在年青人看来,当时人们怎么了,无法理解。可他们自己已在长期的精神压迫和麻醉下麻木了,相比文革,专制政府不过是稍稍放松了一点枷锁。近段时期以来,频繁曝出的杀童案、富士康的十三跳、抗强拆自焚、枪扫法院等等无不深刻揭示着国民的精神快到了崩溃的临界,一所幼儿园门口大幅布标写着: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精神长期受压抑的国民从报复社会到自杀再到目标指向政府,人民发现了造成全民精神病的根源所在:专制政府。
  
  无良专制政府是以压迫人民精神觉醒来维持自己的苟延残喘的,虽然把全民逼得价值观歪曲,精神压抑,但现在已到了全民觉醒的时刻。当专制政权认为身边到处都是精神病的时候,它自己的精神病就到了丧心病狂的时候,离毁灭不远了。人民一定会迎来民主的春天,精神和灵魂得到自由和解放。
  
  
  牛行江湖:国民基本都有“精神病”
  
  被“精神病”——和谐社会大幕下的悲剧
  
  据《武汉晚报》5月29日报道,星期四,公安部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在武汉结束,有23个省市分管领导参加的这次会议强调,安康医院内要建立监督机制,坚决防止司法鉴定中的徇私舞弊行为,在收治精神病人中要特别注意收治程序和收治对象的把关,没有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的审核同意,对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员,一律不得接收。同一天的《楚天都市报》则称,公安部要求各省至少建立一所安康医院,加强对精神病人监管,对“武疯子”坚决收治。达到“收治一个、安宁一家,收治一个、造福一方”的社会效果。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认为此论调甚为荒唐,并质疑执政当局的动机。
  
  警方的职责是行使法定权力来侦案缉凶的,为什么会有权力去鉴定某位国民是不是患有精神病呢?言外之意是,纵使不是精神病,只要警方认为需要就可以送进精神病院。以后的警察都具有医师资格,可以鉴定精神病等级,审讯室可以改叫治疗室或者鉴定室,以后也不存在刑讯逼供这一说,可以电击治疗。当精神病理所当然的成了警察维护社会治安的整治对象,我们会听说这样一句话,法网“灰灰”不疏不漏,只要警察抓的人一个都漏不掉,有罪起诉你,没罪直接送精神病院。
  
  近年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下。将访民送入精神病院的案例非常多。精神迫害施加者们肆意妄为、无视基本人权的存在。很多各级政府部门无法处理、但当事人要“讨说法”的民众,往往被当局送精神病医院了事;刑法上无法结案的、制度解决不了的,就扣帽子说人家是精神病,把人关起来了事。
  
  《瞭望》新闻周刊5月29日有一重磅新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但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不足5成,就诊率更低。另有研究数据显示,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专家指出,从一般心理障碍到严重精神疾患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他们中的许多人,平常看起来和常人毫无二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健康。当其中一些人面临就业、婚姻、子女、养老等生存压力时,其无助和挫折都可能成为一触即发的“引信”,瞬间点燃“炸药包”。
  
  多么可怕!在我们身边,10来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神经病,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和神经病打交道!不知道这些“专家”是怎么得出的这些数据!
  
  悲哀,这次不用日本人来侮辱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了,我们的“专家”们直接给我们扣上了这顶帽子。至于为什么造成这么多的精神病,“专家”也解释了: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综合症......有高深的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的强大理论来武装的中国社会竟然有如此多的“精神病”人,不得不说“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综合症”这一论断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又一特色!
  
  房价高,一边假惺惺的喊口号,又是调整,又是适用的,结果呢?调整控制就是地皮价越来越高,适用房,都成了公务员的别墅。物价高,CCTV说,物价上涨对居民消费没多大影响,专家建议我们应该少吃肉......看病难,专家说中国看病不难,也不贵,生理盐水比饮料还便宜。唉!不知道平时多喝点生理盐水能不能提高抵抗力?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导致的上学难、上学贵,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早就告诉草民了,上学就像逛商场买衣服,买不起你就别逛。是呀!再次验证网友们经常感慨的一句话“投胎是门技术活!!!”
  
  GDP年年增长,一部分进了权贵的账户,一部分入了美国国债,搞个世博会投资4000亿,西南五省大旱拨款1.55亿。贪污上亿判刑十年,取款机故障多取十几万判无期。法官强奸未成年少女,那叫嫖宿幼女。当听到警察叔叔说“跪下,不然毙了你”,一定不要以为他是开玩笑,因为警察叔叔有特权,最多算个使用警械不当。拆你房子怎么了?占你土地又怎么了?有本事你把阿凡达找来,恐怕阿凡达来了中国也怕中国的城管。你还别不信,不信去问问前两年湖北天门那个被因为心脏病死去的魏文华......还有你,你唧唧歪歪什么?你这是造谣,诽谤政府!我说你杀人你就杀人,不招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手段,方法有的是(详情参阅看守所创新死法大全),闹笑话了,被杀的人还魂了,怎么办?赔你草民点钱呗,反正是国家赔偿,我们是大国,有钱...起初听说关押信访人员黑监狱的事情,还有人不相信,认为不可能,经媒体实地采访报道证明确实存在,结果孙东东跳出来说百分之九十的上访者都是神经病。某地发生集体暴力抗争事件,喉舌解释是群众不明真相。后来,发生了屠童事件,喉舌说是他们个人感情受挫。再后来,南方的富士康发生了连续坠楼事件...这次“专家”终于为我党找到了个一劳永逸的借口,中国目前十分之一都是精神病!哈哈,多好呀,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杯具”,直接说那人精神有问题就万事大吉了!
  
  最初听到胡总表示要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草民们曾经欢欣鼓舞过;听到温总提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草民们也曾兴奋过。然而非常不幸,对于绝大部分国人来说,现实是残酷的,充斥着说也说不完的形形色色的“杯具”:有被河蟹的、有被上吊的、有被强拆的、有喝水死的、有被非法上访的,现在又被精神病了......
  
  相信,在有着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强大理论武装的我党领导下,在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中”大量的国人都是精神病患者这个绝好的遮羞布下,任何“杯具”都变得理所当然了。跳楼,因为他有精神病;自杀,因为他有精神病,自焚,因为他有精神病,抗法,因为他有精神病,上访,因为他有精神病,屠童,因为他有精神病,对社会不满、非议政府,因为他有精神病,总之一切不懂“顾大局、识大体”的,不体谅政府与领导的,不“安分守己”的,有碍和谐的,都是精神病!
  
  “1亿多中国人是精神病患者”说明了什么?说明胡温新政八年来已经走到失败的尽头——奉行“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结果竟然就是让十四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精神病”,这个社会是个失败的社会、是个变态的社会、是个谎言横行的社会!官方意图藉着严管上亿“精神病”来继续构建其充斥着暴力与血腥的和谐社会,结果注定是一塌糊涂!
  
  北大教授孙东东再发“雷”人语
  
  去年发表言论说“老上访专业户99%有精神障碍”的北大教授孙东东近日再次成为媒体和网络“拍砖”的对象。孙东东这次就医患矛盾发表的雷人语言是:医院“躺着进、竖着出,这是不正常的”,而“竖着进,躺着出,才正常”。不过,孙东东日前已在人民网上发表声明说,媒体报导他的“有关言论实属无中生有,严重失实”, 他本人“强烈抗议,同时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权利”。
  
  一个正常的社会,对个人想发表的言论或者他想说什么是他的自由。只是说在特色中国的特殊的社会现状之下,各种利益冲突或利益纠葛和矛盾都比较突出的状况之下,有些话、什么话可以说,或者是在什么状况下可以说,或者是在什么状况下能不说。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6-11 03:50:33
  6月8日上午,伊春市带岭区信访办干部魏广春在办公室被尖刀刺中身亡,凶手逃离现场后服毒自杀。
  
  2010年6月8日8时50分,伊春市带岭区信访办主任董丽杰报案称,长期缠访户于贵双来到信访办闹事,在办公室用刀将信访干部魏广春刺伤,魏广春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6月8日8点10左右,于贵双来到带岭区信访办,索要换季衣服。信访办干部魏广春表示,可以回自己家,给于贵双找几件,然后回到自己办公室。此时于贵双情绪激动,并扬言“要整死你们”!魏广春为稳定于贵双情绪,将于贵双叫到自己办公室,并说“有啥困难和我说”。这时于贵双突然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尖刀,猛刺魏广春右肋部,然后手拎尖刀向室外跑去,魏广春右手捂着右肋部追出数米后,倒在血泊中。经法医鉴定,为肺破裂致急性失血致死。
  
  于贵双逃离现场后,畏罪服毒自杀身亡。(2010年06月09日东北网)
  
  “黑龙江伊春带岭区信访干部被害,凶手服毒自杀”,这则新闻与几乎同时发生的“武汉村民土炮轰退拆迁队”、“广西梧州发生暴力抗法事件 6干警被泼硫酸2人重伤”一样令人震惊。然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来自新闻之后的“新闻评论”跟帖。
  
  以下,便是来自新浪网“黑龙江伊春带岭区信访干部被害,凶手服毒自杀”新闻之后到9日夜间23点许的18,641条“新闻评论”中显示的15页中的节选:
  
  首先,“信访干部”中的“干部”一词已很少见了,早被“官员”所替代。因次本文即用“信访官”谓之。新浪网“新闻评论”可分为六类评语:
  
  一评质疑报道内容有假——
  
  “‘可以回自己家给于贵双找几件,’魏广春将于贵双叫到自己办公室,并说‘有啥困难和我说’,纯属瞎编乱造,记者YY杜撰的吧? 哈哈”
  
  “听过有找信访办换衣服的吗?闹什么事?找借口都不会”。
  
  “这新闻写的,像是现场直播似的,一个人会无缘无故去杀人?就为那点屁事吗?”“一看就是假新闻,居然没有目前被刺死的干部情绪稳定这么重要的一句话,你说都假到什么程度了”!
  
  “报道有问题,两个都死了他们说的话你怎么知道的?”
  
  “烈士是这样‘念’成的!~~魏说:“来,我先倒水给你喝,等会我回家拿几件衣服给你穿”孙子主任你愚弄全国人民是吧?连换季衣服都没有的邋遢缠访户,你门对他这么好?有这 好还这样称呼他?太好了别人感动了就送你们到西天享乐!…可惜死的不是主任!”
  
  “一看就是编的,谁知道已经是两个死人的想法,真的这世界好让人失望”。
  
  二评进一步指斥不实——
  
  “信访干部有这么好吗?人不到绝望时会有这样行动啊”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相信一般百姓不会为一点小事而闹人命的!”
  
  “这种报道还能蒙的了谁?人们都生活在现实生活中,都见过这些信访干部是什么工作态度,他们一个个都是势利小人,他们知道去信访寻求帮助的人都是没有后台、没人撑腰、没有关 系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的宗旨就是抹稀泥、糊弄、骗,一个个戴着面具在那里演戏。都是一群只会孝顺主子、欺骗人民的奴才”。
  
  “我去过信访办,看着他们那一副嘴脸,我都想捅了他们!”
  
  “不称职的信访干部欺上压下,现在讨要公平比登天还难!!”
  
  “信访部门多流于形式,都是推拖赖”,“为什么?那还不是信访干部拿了纳税人的钱不办人事!”
  
  “我认为,我们的信访机关,在为老百姓办了一定的实事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无良政府官员、机关帮凶的作用。作为政府机关之一,他们名义上是接访、转达、沟通官民双方,缓解矛盾,其实他们更多是不得不听命于有关“上级”、同级政府,为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糊弄百姓,保护官府官员利益、形象。有网友称他们是政府“看门狗”只听命主人 ,向外咬耍威风……话不好听,事实确是如此啊!”
  
  “解决不了问题就辞职!一天到晚忽悠人杀了活该!真啥,凡信访者官方都认为是精神病,刺死局长属精神病发作,无行为能力人,不需负刑事责任”。
  
  “长期恶意怠访的终于受到应有时下场!”
  
  三评网民对“缠访户”一词强烈不满——
  
  “精神病时代结束、缠访户时代来临了!谁能预测下一个官方词语?”
  
  “强烈要求解释何谓‘缠访户’”!
  
  “写文章者仿佛比法官还牛竟盖棺定论?缠访户这个词让人感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写缠访户发不了这篇报道?”
  
  “长期缠访户——可见,他反映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信访干部死得不值:他应该是替有关政府领导‘堵枪眼’而殉职了”。
  
  “这回没去学校,找对地方了,哈哈!没去学校!好!被定义为缠访户,可悲!”
  
  四评震惊网民称凶手为“壮士”——
  
  “凡是走过信访之路的人,都会尝到这一路上的辛酸与艰难……”
  
  “于贵双烈士,一路走好!向英雄致敬”!“于大侠,一路走好!”
  
  “我要给烈士于贵双的家属捐款,请公布地址。哥们你死的不直,怎么不多弄死几个……你才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要知道没到迫不得已的时候谁会走这条路啊 唉 烈士这次砍对地方了 要发泄就是找这地方 英雄一路走好 相信你走了 还会有更多的后来人追随你”
  
  “壮士你生的光荣,死的伟大,你是为穷苦百性而死,倒下你一个还有后来人.”
  
  “英雄呀,我很膜拜您,你不是一个人再战斗!”
  
  “杀人者伟大,被杀者憋屈!” “以我自己今天亲身经历来说,罪有应得!”
  
  “我给凶手家属捐三百”,“俺是劳人,捐五十。”
  
  “哎,这个可以顶。不足的就是杀太少,杀的官不够大啊”。
  
  五评反思“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惨案“还会发生”——
  
  “几件衣服引发的血案,可悲,可叹”。
  
  “很痛心,两个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上访者没搞清楚屡屡上访无效的原因,错杀了根本无权的信访办干部,可叹!信访办干部明知无权也无法根本上解决问题,一味的磨嘴皮却把命也磨 没了,可惜!”
  
  “网友呐喊:而且按照这个形势下去你随时都有没命的可能!”
  
  “关键是中国根本不是完全的法治社会!辛普森杀妻案——代表的就是法,法网恢恢,但肯定有漏网之鱼!对这个个案不公,但这对社会大多数人来说是公正的!重庆那个律师被抓就是相反的例子,以权代法,虽然我相信对这个个案是公正的,但这对社会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公的!——当政府以违法作为代价来维护权威,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啊!”
  
  “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被逼无奈没有活路.应引起重视.这样的事还会发生”.
  
  “说得对啊,长期得不到解决,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我也会杀人啊,只是杀错了人,但是信访干部一定要负责起来,能解决的一定要解决问题,不能解决的,说找谁一定找谁,不要推 三阻四的”。
  
  “我看只能这样才能解决基层解决不了的问题”。
  
  “人民要求公平正义”。
  
  “没有新闻中那么简单吧.这个社会真到了拼了命才能有说话的机会吗”?
  
  “拼命也不一定有机会”。
  
  “群众说话难啊,逼急了俺也会动作。”
  
  六评“为什么就没有同情信访干部的呢?供好好想一想”——
  
  只看到一两条为信访官说话的帖子:“看来信访干部不但辛苦而且危险,希望领导们和社会要多关怀照顾信访干部!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每天为老百姓的烦琐事奔波,没有节假日,面对的是一张张愁苦的脸,听到的是委屈 的话,上挤下压”……
  
  新浪湖北爱旅游的哥们 3说:“我是干信访的,完全同意!多数人没有接触过,现在无理的人太多了。看到过半的评论心里很凉,站着说话不腰疼,让大家来试一个星期就知道了”。
  
  但马上招来拍砖:“你踏马地旅游的钱那来的?还爱旅游,我呸!”
  
  当然也有建议:“应该给每个信访部门配保安,这样又可以解决一批就业问题,以后哪里出问题就哪里配保安,最好十步一哨百步一岗,全民皆兵”。
作者 :haitao168 时间:2010-06-11 16:03:45
  不知悔改是中共的一贯作风,每年高考都会有几个考生因为压力过大而轻生,可是除了不断扩招,他们没有任何改革的举措。
  
  高考前一天早晨7时许,湖北广水市一高考男生跳楼自杀。另外,湖北省鄂州市一高中女生昨日也非正常死亡。
  
  这名男生来自乡镇,就读于一所复读学校。大约在昨晨7时许,该男生进入附近一所医院的最高楼层12楼。12楼是医院的手术室,加上医生还没上班,他进入时并没引起外人注意。由于走廊是全封闭式,男考生砸碎窗户玻璃后纵身跳下。院方发现后,全力进行救治,但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据悉,该男生此前并未有异常反应。悲剧发生后,当地政府、教育部门正全力善后维稳。
  
  昨日,鄂州市委宣传部发布消息称,当日凌晨,鄂州一高中发生一女生非正常死亡。
  
    据了解,悲剧发生后,鄂州市相关方面高度重视这一突发情况,市领导指示相关部门妥善处理。一方面做好死者善后工作,一方面做好学校的安全稳定工作。目前,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
  
  高考就是个扼杀个性和生命的制度,妄图利用高考制度及整个教育制度来为中国人洗脑,进而控制这个民族的精神,使中国人千秋万世为其做牛做马!自杀的学生无知吗?自杀的学生软弱吗?自杀的学生不过是以死来反抗暴行!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6-11 20:38:16
  世界工厂是血泪工场
  广东省东莞市法定最低工资为574元(人民币,下同),但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学生的调查:有的工厂底薪只有330元。旺季时每月加班工时超过120小时,每天工作12—13小时,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远超法律所规定;而且加班工时也得不到法定的补偿。节假日不许休息,连生病也不让请假,即使如此,每月也不过600—1,000元。淡季则被迫放无薪假,每月只有300—400元的收入,难以维持最低生活。另一方面,这些工厂扣压工人工资的情况十分严重,数量由两星期至一个多月不等,工人要辞工,即使按法律规定提前一个月通知厂方,也要受刁难、得不到批准,特别是生产旺季;工人要离开就得放弃被扣压的工资,工人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完全被剥夺。
  
  大部份电子业工厂只与工人签订一至三个月短期合约。短期合约同时成为工厂逃避给工人福利和向工人负责的工具,如女工怀孕假、产假等;工人没有安全感,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很多工厂都不为工人购买保险,或只少买。珠三角工人都面对严重不安全的生产环境:有毒化学物、金属粉尘、焊接烟雾、噪音、缺乏良好通风等,严重影响健康,职业病十分严重。大部份工厂没有为工人提供职业安全训练,没有提供保护用品。如冲压工人没有配载护耳;金属打磨工人,没有面罩;压制机械亦缺乏保护装置;绝大多数职业病、工业事故伤亡,在官商勾结之下,都得不到赔偿或赔偿不足。珠三角等地关于工人集体被烧死、集体食物中毒,工人被打死、被打伤、被虐待、被逼下跪,劳资纠纷、工人罢工,都时有所闻;但在稳定压倒一切、金钱决定一切的黑社会主义新中国里,很快也消声匿迹了。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6-11 20:38:49
  今天的中国,“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   且不说“翁安事件”、“陇南事件”、“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通钢事件”这些国家级“群体性事件”吸引了多数民众的注意力,我们普通人身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多得不胜枚举。     试问一下:中国有哪个县级政府没有经受过“群体性事件”的围堵?   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么数量也绝对是少数。   在我的家乡县,群众围堵政府办公大楼的事件每年都要发生几起,到了年终则前后相继。   今天“群体性事件”已经发展到“四面楚歌”的地步,别说聚众找政府诉求被忽视践踏的正当权益,就连司空见惯的医患纠纷和交通事故,民众也多求助于“群体性事件”解决问题。   在“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国家,每个人都会感觉很“累”很“烦”。   不但“群体性事件”的殃及对象感觉“累”和“烦”;“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参与者也一样感觉“累”和“烦”。谁不愿意不受干扰的工作生活,没有人侵害践踏自己的正当权益,出了纠纷该怎样就怎样呢?   “群体性事件”是一个社会的不正常现象,也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地球现象。   在美、英、德这些成熟法治国家,你终其一生也许很难看到一起“群体性事件”,民众解决纠纷也多是通过法院而不是求助“群体造势”。两辆车相撞了,双方礼貌地交换一下驾驶执照各自走人,自有交警出面依法公平解决纠纷。   民众有秩序的游行示威不属“群体性事件”。   依靠“群体性事件”解决问题是一种高风险高成本高浪费的途径。医院死了人引发医患纠纷,通过法律有序解决几乎没有什么浪费。如果患者从家乡亲友群里召集百多号人来医院闹事,仅一大堆人的食宿、交通、误工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就更不用说干扰医院的正常业务运转损失的经营性收入了。如果发生翁安那种民众焚烧政府大楼的恶性事件,就不只是经济损失能够衡量的。      中国为何有那么多的“群体性事件”呢?   根本原因是社会矛盾没有正常的疏导途径。解决问题的正常途径被堵死或部分堵死。   疏导社会矛盾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   可很多地区基层政权的社会服务职能已经接近瘫痪状态。   在“奖恶惩善、劣胜优汰”专制体制的长期作用下,多数地区基层政权运转的主要动力是“钱”和“急功近利”,“能否捞到钱和利”是官员决定是否出头露面的主要因素。   在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矛盾多半是强势集团侵害践踏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引发的。一个理性健康的政府应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打击仗势欺人的强权人物,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以“钱和利”为主要驱动力的基层贪腐政权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在多数情况下是锄弱扶强奖暴惩良,因为违法理屈的强势集团能给他们奉送更多的“贿赂”,而理直气壮的弱势群体则认为政府主持公道是他们必须履行的义务。   基层贪腐政权就算不明目张胆的锄弱扶强,通常情况下也拒绝履行为弱势群体主持公道的社会职能。平民向官员申诉就象向石头申诉,根本不会有任何回音。总之一句话:“要想办事就给钱,不给钱就不会给你办事!”   我们的传统体制也严重妨碍了政府履行“主持社会公道”的职能。   拿医疗纠纷来说事,“医疗事故鉴定办公室”通常设在卫生主管部门,隶属“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专家也多是从当地公立医院抽调,公立医院都是当地卫生主管部门的二级单位。一旦出了医疗事故,对于卫生主管部门和鉴定专家来说,医院属“自己人”,自然倾向于偏袒医院一方。“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职能不是“鉴定”而是“造假”,为自己开脱责任。   在这种不公平的体制阴影下,没有任何权力背景的受伤害患者如果不采用“聚众闹事”的途径,就很难指望权力机关会为你主持公道。      民众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聚集成庞大的群体围堵政府或侵害其利益的强势集团。当基层政府意识到“聚众闹事群众”影响到当地安定繁荣的表象,进而影响到官员个人的仕途升迁时,就会在“闹事群众”面前让步,出面满足“弱势群体”的部分甚至全部诉求。   于是“群众围一围,政府撤一撤”。   所以基层贪腐政权是“群体性事件”的始作俑者。   当民众意识到“聚众闹事”是争取权益解决问题的最便捷途径时,就会越来越频繁地乞灵于“聚众闹事”,大事小事都想到要召集乡民亲友围一围堵一堵。刁民甚至于聚众向无辜者提出无理诉求。   某地有一个村民因家庭矛盾喝农药自杀了,可死者亲友却把死者的尸体抬到当地县人民医院,硬说是医生抢救不力导致患者死亡,结果硬生生敲诈了一笔可观的安葬费……      结果“群体性事件”普及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到很多人的正常工作生活。很多人终其一生都要受到“群体性事件”的困扰。      中国人真是活得太“累”太“烦”了!         遏止“群体性事件”不能靠盲目打压闹事群众和组织者,而是要政府切实履行起锄暴安良主持公道的社会职能,努力调解纠纷化解矛盾,对群众的正当诉求坚决支持;对刁民无理取闹坚决抵制,对侵害民众权益的富人官僚恶棍绳之以法,对“不给钱不办事,给钱乱办事”的贪腐官员一律撤职查办。  
  
  
作者 :兽类社会 时间:2010-06-17 10:30:21
  人们常说,男儿膝下有黄金。这跪可不是随便下的。就是古人下跪,一跪天地,二跪父母,三跪先生。跪天地的造化之恩,跪父母的养育之恩,跪先生的栽培之恩。现代人多跪自己逝去的至亲长辈。可是现在这么多人向政府下跪,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还有闪光灯、摄像机,下跪者的颜面可在?尊严何在?然而人家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又谈何颜面和尊严?
  
  在辽宁省大连市下辖的县级市庄河,上千民众跪求一见市长以解决征地中分配不公问题;在广东省茂名市下辖的县级市化州,五十来位村民在政府门前雨中下跪以求当局释放两名因维护地权被拘的村民。  福建屏南县长坋村的56亩多耕地被占多年【少批强征、强占粮田56亩耕地(全部未经国务院审批其中20多亩粮田未经任何审批)】,当局派谴大批公安保护,上周五晚,古峰镇派出所公安带走几位村民问话,其后,多位村民代表赶到派出所交涉,结果被拘押。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三百一十四名被强行辞退的民办教师,于四月二十七日在县政府门前下跪,下跪的队伍打出了「要生存要工作,要民师补贴」的横幅。
  公安县民师下跪事件可谓「民跪官」现象中的经典,因为这些民办教师虽有「民」字当头,但社会身份高于村民,曾是国家政教机器的一部分。中国文化传统历来强调尊师重教与师道尊严,教师给政府下跪则说明尊严无存。无怪乎一位网友说:“比封建皇权更坏的统治!老师们都下跪了,可谓斯文扫地。
  
  在中共官员们支配欲强烈的思维中,若是自己被跪求或缠访的老百姓「叫住」了,实在是大大地折损了自己的威严。因此,才会发生福建的一位市委书记下令拘捕跪在她面前农妇的政治丑闻。而这位官至正厅级的女书记不仅被传有论文抄袭行为,而且她的官至县处级的儿子亦是论文抄袭者。
  
  为了维护官员的威严,中共的组织和纪律检查部门费尽心机,不惜做「阴阳先生」。一方面,事发之后极力庇护,如涉及拆迁自焚事件的官员没有一个受任何处分,有的还官升一级;另一方面,又欺骗百姓说「要大力整顿吏治,建立一支让人民群众放心和信任的干部队伍」。  一向敢言吏治整顿的中组部长、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李源潮,未对「民跪官」事件发表任何言论。由此可见,中共高层试图尽最大可能回避官民矛盾。
  
  面对社会矛盾丛生与官僚体系的整体腐败,如此下去,就会发生人民起义。几乎在「民跪官」现象发生的同时,不少忧心学者屡屡发出警告,希望高层注意由于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安全系数急剧下降。如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被赋予「中国经济学希望之光」的学者之一、现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在五月份的一次公开谈话中称:「我国基尼系数早在十年前就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以研究「三农问题」著称的社科院专家陆学艺先生,不仅在研究中证明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十五年」,而且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讲:「社会矛盾重重,阶层板结,社会面临断裂危机等等的根源在体制,体制有问题,靠个人突破是解决不了的。」问题的严重程度也让官媒很惊惧,新华社通过一次调研呼吁:中国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红线,必须像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那样,守住「社会容忍红线」。
  
  一位不愿具名的体制内学者在私下里表示:人民的起义已经发生了,只是不同于冷兵器时代的动刀动剑之形式而已;从中国传统的仁政学说角度看,人民整体上已经与中共离心离德,中共在社会大危机中亡国丧政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三到五年吧!」一位退休教授如是说,尽管他们夫妇每个月的收入达到一万四千多元,属于过安稳日子的阶层。
  
  
作者 :滔哥来了 时间:2010-07-01 10:33:32
  6月29日清晨,有武汉“阿凡达”之称的农民杨友德在返家途中,中了一伙身份不明的暴徒埋伏,被围殴中寡不敌众严重受伤。医生称,老杨恐有失明危险。
  农民杨友德因自制“火炮”抗拆迁闻名海内外,曾用“火炮”打退过两次拆迁队的进攻,被誉为中国的“阿凡达”。 据了解,今年5月25日下午,有一支一百多人的拆迁队,戴着钢盔拿着盾牌,在推土机和挖掘机的掩护下,再次来到老杨家的地里。老杨说:“我发现后立即爬上炮楼,朝他们放了几炮,他们就停住了。”
  
  自从老杨自制“火炮”抗拆迁,与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现状做抗争以来,为了提防被暗算,一家人平时出门很小心。
  
  据正义网报导,29日凌晨5点钟,老杨带着病体早早外出看病,没想到7点返家时中埋伏,有病在身的老杨被袭击致严重受伤,他努力爬回家。据后来赶到的老杨妹妹杨慧珍描述,当时老杨头破血流,无法正常走路。医生透露老杨恐有失明危险。
  
  目前,杨家人已经从惊恐中平静过来,他们正在整理证据以寻求律师帮助。
  
  民众心声
  
  对于老杨中埋伏受伤,许多民众表示愤慨。
  
  有民众表示,太不要脸了,如此下三赖的手段都用上了,愤恨。
  
  也有民众表示,虽然早就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可真的发生了,还是觉得很气愤,“老杨啊,你低估了它们的无耻和卑鄙。”
  
  还有民众表示,人民的财产不容侵犯,说得好听,实际上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来侵犯。
  
  也有民众表示, 今天,一个农民自制了火炮,你们说他暴力抗法,然后施以暴行,以后,千千万万的农民都去造火炮呢!
  
作者 :haitao168 时间:2010-07-11 22:09:38
  国人是否会经常听到一句吾代表之言,既然如此,吾代表就能够代表包括企退的5000万职工的根本利益,那么在这次的两会上,企退的5000万职工,特别是受害最严重的50万企退高工专家,就一致投票,请吾代表说一句公道话,彻底废黜这万恶的退休双轨制,按国家赔偿法,赔偿企退的5000万职工,十几年的巨额利益,相信吾代表一定能够代表5000万企退职工,特别是受害最严重的50万企退高工专家吧!
  财政部调查显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已达高度不平等状态,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固然有多种原因,其中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实行的退休双轨制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
  
  为什么这一制度产生十余年来,造成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退休金差距越拉越大,目前已达三倍以上。为什么?
  
  为什么随着它的严重弊端日益显现,社会公众舆论对它的批评和反对之声也日趋高涨。对于它的合法性、公平性产生了强烈质疑。为什么?
  
  为什么人们最感到困惑、最难以认同、最难以接受的主要问题至今置若罔闻?为什么?
  
  为什么企业职工,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创造者,还要自己缴钱买养老保险,自己为自己养老?而机关事业人员可以分文不缴?为什么?
  
  为什么企业职工作为纳税人,自己缴钱买了保险,月退休金平均仅有1200元,机关事业人员不缴任何费用,退休金却超过企业职工几倍?为什么?
  
  为什么纳税人上缴的税金,所形成的国家财政收入,可以作为机关事业退休金的资金来源,而不能用作为企业职工增加退休金的资金来源?为什么?
  
  为什么一说到增加企业退休金,就说社保基金缺口大,财政困难;而机关事业人员大幅增加退休金、生活补贴时,却从来不声张?为什么?
  
  为什么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5000万企退职工,特别是受害最严重的50万企退高工专家,却一而再的遭排斥,为什么?
  
  为什么每年几万亿的财政收入,用于民生和社保部分所占比例,还要远远低于一些非发达国家?为什么?
  
  为什么同样是司机,在机关的退休金要比在企业的高出二三倍左右;同样是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在机关的退休金,比在企业退休的更要高出四、五倍左右。其根据究竟是什么?是按贡献、按部门、按等级还是按别的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企业退休的研究员级高工退休待遇远远低于机关勤杂工、事业单位环卫工人,对于这种典型的巨大不公、这种严重忽视一线科技工作者利益,挑战科教兴国人才战略的现象长期熟视无睹,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国有资产是企业职工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为什么不能用其变现收入或其利润增加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为企业退休职工大幅增加退休金,从而归还社保历史巨额欠账,并以此弥补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退休金悬殊差距?为什么?
  
  为什么全国社保理事会会长项怀诚指出:“国有资产就是企业退休的老人创造的”,他指出:“应该把这个国有资产的股份卖了以后给他们养老。划拨国有资产充实中国养老金,中央到了该下决心的时候了”,“已经退休的老人,就把国有资产变卖了,给他们养起来就是了。为什么至今不落实?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资产是他们创造的,他们实行低工资,从牙缝里省出来创造这个财富。现在他们老了,不能工作了,新的人实行新的方法,老的人应该把这个国有资产的股份卖了以后给他们养老”。归还社保历史欠账,已经呼吁了十几年了,为什么对于这个关乎数以亿计的国企退休老职工的基本权益的重大问题迟迟不予解决?为什么?
  
  为什么机关事业人员退休金已经成倍高出企业退休金了,还要大幅度增加各种名义的生活补贴?补贴,补贴,顾名思义,应该补给退休金收入水平低的,才能缩小退休金差距,达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目标。越高越补,越低越不补,这是什么逻辑?差距怎么能缩小?只顾锦上添花,不管雪中送炭,这究竟是什么道理?为什么?
  
  为什么既然认识到,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费水平形成差距,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并把缩小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费水平的差距,作为《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为什么还要允许这个差距继续扩大?为什么?
  
  为什么有关资料显示,“纲要”实施前的2005年,企业、机关、事业人员的月平均退休金分别为713.75元、1469.42元、1345.58元,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退休金差额分别为755.67元、631.83元,相差倍数分别为2.06倍、1.99倍。纲要实施至今已经四年,还剩明年一年了,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急剧扩大了。为什么?
  
  为什么目前企业与机关事业的退休金差额已由初期的六、七百元扩大到2000元左右,相差倍数也由原来的两倍左右增加到三倍以上。为什么?
  
  为什么纲要制订了不严格执行,而放任差距继续拉大?为什么?
  
  为什么主管部门,对于退休双轨制的合法性也存有质疑。人社部劳动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今年八月在答经济观察报记者问时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应该和企业一样,个人应该缴费,其他享受的条件和待遇支付的水平,都应该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来制定。”为什么?
  
  为什么现行退休双轨制与何平“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要求,明显不相符合,即是说双轨制实际上是不合法的。明知不合法,为什么还要继续维持不变?由此造成的后果和法律责任最终要由谁来承担?为什么?
  
  为什么养老金信息不该真实、客观、公开、向国人透明。为什么?
  
  为什么企业涨个百儿八十元的,三年早知道,且大张旗鼓宣传,煞是热闹!为什么?
  
  为什么机关事业涨退休金和各种补贴,不声不响,秘密进行,一涨就是几百上千。以致机关、事业退休金,加各种名目的补贴,究竟平均水平是多少,至今秘而不宣,不得而知。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比较退休金差距的数据不真实客观,未有可比性?为什么?
  
  为什么只拿名义退休金,比较出来的差距是虚假的。企业的退休金,是必须买保险的,是要预付成本的,不扣除预缴保险费用,与机关的净收入是没有可比性的!为什么?
  
  为什么机关的各种补贴,所占养老收入比例很大,都是由国家财政负担,必须与名义退休金捆在一起,才能用作比较基数,算出的差距才是客观真实的。为什么?
  
  为什么明明差距十分悬殊,硬说差距在缩小,其原因就在于,只拿名义退休金作比较,这难道是实事求是吗?为什么?
  
  为什么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群众是国家的主人。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实行的退休双轨制,使得5000万企退职工,特别是受害最严重的50万企退高工专家的退休待遇与机关事业单位相比严重偏低。为什么?
  
  为什么人社部称,经过今年初的调整,企业的退休金月平均达到1200元,如果扣除他们预缴的养老保险费,扣除大额医疗保险等费用,实际得到的社会保障金额,究竟只有1000元左右,还是人均不足1000元,为什么不把这部分剔除出去?为什么?
  
  为什么再排除一些高垄断行业和部门的超高退休金因素,有相当一部分退休职工的月收入远远不足一千元,以此维持目前物价下的城镇生活,仅仅能维持。至于那些下岗的40-50人员,情况还要更糟。可见企业退休职工、退休高工以及下岗职工,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城镇居民中,最低收入的弱势群体、贫困阶层。其社会地位,也明显地大大的降低了。为什么?
  
  为什么机关事业人员的养老收入却十分优厚,达到企业的三倍以上。这种由于退休政策的公平缺失,造成的巨大差距、不仅带来部门之间严重苦乐不均,使得改革发展成果,仅由部分人分享,多数人无缘分享的不合理状况,而且造成公务员与民众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不同部门人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紧张,产生严重隔阂,进而危及和谐社会建设。这种情况日益明显,为什么吾代表听之任之?为什么?
  
  为什么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如此明显的不公平,长期熟视无睹;明知不符合法规,仍在维持不变;差距已经过大,却在继续拉大,为什么?
  
  为什么群众呼声高涨,似乎充耳不闻;企业微调大力宣传,机关闷涨秘而不宣,如此种种。长此以往,民众的质疑有可能变为不满,不满变为怨恨,进一步严重危及社会的稳定和谐。为什么?
  
  为什么解决退休双轨制问题宜早不宜迟,拖到矛盾激化了再去解决为时已晚。为什么至今未见反思之意,一意弧行,置若罔闻,任其矛盾激化扩大,为什么?
  
  为什么呼吁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退休双轨制带来的严重危害,以及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情绪,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尽快实现养老制度并轨,不建立起统一的,公平合理的,惠及全体人民群众的,符合宪法规定的养老保险制度,但至今未能如愿?为什么?
  
  比一比,看一看,照一照镜子,企退老人,您在6年微调的养老金后,究竟比公务员还差多少?是缩小差距了,还是扩大差距了,是和谐了,还是紧张了,是是非分明了,还是是非颠倒了,是矛盾和解了,还是矛盾激化了,是服从宪法宪章规定了,还是严重违背宪法宪章规定了,是在宪法之下,还是凌驾于宪法之上了,是树立政府共党形象了,还是削弱、严重危害了政府共党形象了,这一切,这一切的一切,这一切的一切究竟为什么,为何至今无答案,这一切的一切问题,究其根源,究竟出在何处?哪个吾代表出来解释?出来解答?出来解决问题?5000万企退职工,特别是受害最严重的50万企退高工专家,期盼出答案!
  
  即将要召开两会了,要选好质疑这一切的一切的代表,选好质疑这一切的一切究竟为什么的知情人,承担好5000万企退职工,特别是受害最严重的50万企退高工专家,当代表的职责,出席该两会代表会议,讨回宪法规定的,5000万企退职工,讨回宪法规定的十几年失去的一切,讨回宪法规定的巨额退休待遇。
  
  在5000万企退职工,特别是受害最严重的50万企退高工专家中,至少能出几名代表吧!请官人不要再让企退5000万职工,特别是受害最严重的50万企退高工专家的质疑声势日趋高涨下去,该到了彻底改变,彻底解决,彻底结束这万恶的退休双轨制的时刻了!!!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7-24 23:53:49
  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公然推行明文禁止的株连式拆迁,会理县何以如此?
  首先源于他们对于这种违法拆迁有一种预期:虽然有明文禁止,可他们自信不会依法受到惩罚。对于极端的暴力拆迁事件,今年3月曾有媒体回望了近三年来发生在江苏、山东和成都等地的拆迁户自焚等惨案,发现当地一把手无人被问责,书记县长个个都在原位,即使是震惊全国的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职的科级干部不久后亦官复原职———其实不仅是暴力拆迁罕见问责,被媒体诟病的株连式拆迁同样如此,那些实施株连式拆迁的地方领导也无人被问责。
  株连式拆迁明显违反了《物权法》、《公务员法》和《民法》,可从湖南嘉禾到江西丰城,媒体曝光过数起株连式拆迁事件了,可喧嚣过后,有哪个官员因此而受到严惩了?只有禁令,只有法律,只有舆论的批评,而少有官员因为触犯禁令和法律而被追究责任,株连式拆迁自然难以禁绝。
  然后源于当地政府对株连式拆迁有足够的自信:即使那些被株连者利益受到了侵害,可因为利益和命运掌握在政府手中,他们并不会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多数人多数时候会选择忍气吞声———这也是一些地方政府在舆论曝光压力下仍青睐株连式拆迁的重要原因。不像一般平民,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政府侵害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放手一搏,公职人员很多时候命运掌握在单位和领导手中,对单位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非法治的利益关系,决定了利益受侵害者不敢伸张自己的权利。
  资源依赖领导分配,这种人身依附所形成的潜在威胁下,即使没有红头文件,公职人员和其家属都不敢对抗拆迁。这种情况下,舆论再多的批评也没有什么用,只要作为受害者的公职人员不敢捍卫自己的权利,株连式拆迁就不会有大问题。会理县牢牢把握住了公职人员们的利益软肋。
  会理县的株连式拆迁顶风横行,考验着法律和禁令的权威。国务院明文禁令之后,这一次不能再没有问责和追究了,不能让他们以“集体决策”之名金蝉脱壳。当然,我们更担心的是,在“资源依赖领导分配”的情况下,公职人员遭遇拆迁时有一种天然的“不配合就会被惩罚”的“被株连思维”,这正是需要革除的株连式拆迁盛行的根本原因。(
楼主linhaijie168 时间:2010-07-27 18:37:15
  南皋派出所在处理一起纠纷时,当事人家属自称被民警打伤。前晚10点,当事人家属的近百名老乡守候在派出所门外讨要说法。在此过程中,警方在派出所内设立两道警戒线,以防有人闯入。昨天,朝阳警方回应称,民警“不能也不敢”打人。
    此事缘于前天早上6点多发生的一场车祸。在首都机场辅路北皋路口西500米处,一辆出租车右转进入非机动车道,将16岁四川男孩张光东撞伤,张光东的父亲与出租司机发生肢体冲突后,警方介入调查。
  
    少年上班遇车祸
    此次事件缘于前天上午6点多发生的一场车祸。
    当时,16岁的四川小伙张光东和父亲及两位亲属骑着电动自行车准备赶往工地。在首都机场辅路北皋路口西500米处,张光东被一辆出租车撞倒。
    据同行的罗雪松回忆,当时,张光东在最后,一辆同向行驶的出租车忽然右转,“速度很快,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并拐弯进入非机动车道”。张光东躲闪不及,撞在出租车的后保险杠上。张光东躺在地上,连称左腿和右胳膊痛。
    据了解,张光东从四川老家来京投靠父亲,在一家工厂做电工,前天是他开工的第二天。张光东告诉记者,事发后,司机下车查看情况,“那司机说他有保险”。
    交警赶到现场后,认定出租车负全责,并开出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让肇事司机带伤者去医院。
    肇事司机随后驾车带张光东前往附近医院。张光东称,车行不远后拐到路边一个小树林旁,出租司机下车将他拽下车。他的父亲张大国在不远处目睹这一幕后,快步跑上前,并与司机发生冲突。
  
    对调解结果不满
    南皋派出所民警闻讯赶到现场,将事故双方当事人带回调查。
    中午12点,张光东在家属陪同下前往华信医院治疗,被诊断为多处软组织损伤,花费医药费800多元。
    张大国在派出所做笔录时,被一名警员告知,出租司机已就医而且有伤情鉴定,并提出索赔3000元医药费。张大国走出派出所,与早已等候在门外的亲属商量,大家均表示“我们的孩子也受伤了,为什么单让我们赔偿他?”
    张大国说,下午6点,民警让他在一张纸上签字,他没有仔细阅读内容就把字签了。随后,警方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和孩子看病的药费收据收回,张大国离开派出所。
    走出派出所不久,心中生疑的张大国再次回到派出所索要《交通事故认定书》。守候在外的家属见张大国几个小时后仍然没有出来,便闯入派出所找人,并质问民警为何将《交通事故认定书》扣留。
    一名民警解释说,并非警方扣留《交通事故认定书》,而是孩子的父亲和出租车司机已经达成协商,不再追究对方责任。双方在调解书上签字,张大国和司机自行离开。张大国不满处理结果,要求重新处理,警方随后联系司机,但司机一直未露面。
    记者试着拨打肇事司机的电话,第一遍无人接听,此后再拨打,对方处于关机状态。
  
    家属自称被打伤
    前晚7点多,张光东的小姨何成香多次进入派出所,索要《交通事故认定书》。何成香说:“有四五个人围着我,民警用肘顶了我的左边太阳穴,用右拳打我的左脸,还掐我的脖子。”何成香承认用矿泉水瓶砸民警,并将一名民警的裤子扯坏,并抓伤对方手臂。
    家属们得知何成香的遭遇后,情绪有些激动,“警察为什么打人?”一名民警回答,如果大家觉得民警打人了,可以向上面反映。家属们要求看监控,被警方拒绝。另一民警同时亮出手臂上的伤痕,称是家属抓伤的。
    记者看到,何成香一直用手护住左颈,左脸有些红肿,脖子上有一道淤痕。
    昨天凌晨1点多,警方交给何成香500元钱,让她先去医院看病。警方表示,何成香受伤了,没钱看病,只是暂时垫付医药费。
    此时,张光东的母亲易国荣也表示,自己先前向民警讨说法时,被民警拽倒在地,“有警察想踢我,我就抱住他的腿”。在华信医院进行治疗期间,警方垫付了医药费。
  
    近百人围派出所
    “我们要为老乡讨个说法”,前晚10点,操四川口音的人陆续赶到南皋派出所,最多时达到近百人。其中,一些情绪激动的人闯入派出所,并在院内与几名警员发生争执。
    一些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站成一排,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办公区域。
    民警随即在治安接待室门口拉起一道警戒线,劝说人群暂且退出。20分钟后,众人渐渐退出派出所大门外。
    “我们和受伤的孩子同住七棵树村,但并不认识他,听说老乡受欺负,我们就都过来了”,一名张姓男子称。在外等待的人们曾多次拉开派出所的伸缩门,向过往民警询问情况;还有人跨越警戒线,进入治安接待室讨说法。
    前晚12点,警方将《交通事故认定书》返还张光东的家属。尽管如此,因张大国仍在派出所内,家属及老乡们仍不时闯入。昨天凌晨1点40分,警方在办公大院内拉起第二道警戒线。
    昨天凌晨3点半,张大国走出治安接待室。警方称暂无结果,让家属次日再到派出所协商此事。昨日凌晨4点左右,所有人散去。
  
    ■记者追访
  
    肇事司机称“你给我等着”
    昨天上午,记者以张光东家属的身份与肇事司机取得联系,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后声称“你给我等着”,便挂断电话。
    记者又拨通肇事司机所在的天明出租车公司投诉。一位赵先生称,此事系交通事故,应由交警负责处理,至于肢体冲突,由警方进行处理,“等相关部门解决完毕后,公司再处理此事”。
    随后,记者又联系该出租车公司负责人吴先生,对方称,目前事情正在调查处理中。
  
    ■警方回应
  
    出于人道 垫付费用
    朝阳公安分局外宣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称,双方纠纷是因为简单的交通事故引起。处理此事过程中当事民警并未殴打民众,民警“不能也不敢”打人。出于人道,警方垫付了医药费。
    朝阳公安分局一名民警告诉记者,孩子的父亲与出租司机因为谁带孩子去医院验伤发生分歧,出租司机要将已上车的孩子从车内拽出,双方有肢体接触,孩子父亲见状后上前与出租司机厮打,双方被带到派出所进行调解。
    双方在派出所已经签署了调解协议,当天下午,孩子的小姨到派出所索要孩子父亲被扣押的一些物品,民警答复称孩子的小姨不是当事人,扣押物品只能发还给孩子的父亲。孩子小姨在与民警交涉过程中脾气越来越大,最后用矿泉水瓶打民警后被保安拦住。随后孩子的小姨打电话找亲朋好友到派出所助威。
    民警在制止不理智行为时,孩子的一位女性亲属自行倒地抱住民警大腿大呼“民警打人”。民警出于人道带该女子去医院检查,发现女子身体并无大碍。民警没打人,反倒是有民警被抓伤。
    双方当时在派出所内协商解决纠纷,并自愿签字达成协议,不存在民警逼他们签字的情况。
  
作者 :盛世恐龙 时间:2010-08-07 21:53:41
  2010年5月20日下午2点,山东烟台市77岁的退休教师申敬芬到芝罘区政府上访,当地政府官员置之不理。因天气很热,申敬芬体力不支晕倒,芝罘区信访局、经贸局、保卫科等部门的官员都在现场,却无一人伸手相助。下午4点左右,芝罘区人大副主任郭玉武驾驶“本田”公车(车号“鲁F00252”),在众目睽睽之下驾车轧过申敬芬,致使申敬芬两侧肋骨11根断裂,颅骨、锁骨多发性骨折,两肺压碎,当场死亡。事件发生后,公安局将案件定性为:“过失,致人死亡”。并打压喊冤的受害者家属,而肇事者烟台市芝罘区人大副主任郭玉武迄今为止也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
  
  死者因教师身份、工资待遇等问题多次上访
  
  申敬芬,77岁,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百货公司幼儿园退休教师,1954年参加工作,从事幼教工作30多年。1984年荣获山东省教育厅颁发的“从事教学工作三十年教师荣誉证书”(编号08821),1989年退休。申敬芬因教师身份和工资待遇等问题,多次到芝罘区经贸局、信访局上访,要求按《教师法》的规定依法解决教师身份、落实应享有的教师待遇,但由于芝罘区政府推诿扯皮,敷衍塞责,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教师法》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中小学教师,是指幼儿园、特殊教育机构、普通中小学、成人初等中等教育机构、职业中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理应享受教师待遇。)
  
  2010年4月19日,申敬芬因地方政府不解决问题而上访到省政府。接访二处的李处长在得知具体情况后,写下公函要求芝罘区委立即恢复申敬芬待遇。
  
  在去省府上访后回到烟台的第五天,申敬芬到区政府信访局及各部门打听公函的下落。申敬芬的上访行为激怒了区政府的官员,他们或斥责或冷漠,都回答说不知道。申敬芬遗留下来的手稿材料中写道:“这封信由政法委的陈科长去取的,取回来二十六天了,没有一点动静。”
  
  在申敬芬去世后,在其子女的强烈要求下,6月8日,区委副书记刘建针拿出了公函,并说公函一直放在信访局。
  
  政府官员置之不理,致老教师被人大副主任开车轧死
  
  5月20日下午2点,申敬芬再次来到区政府大院内上访,请求见区领导,但政府官员置之不理。万般无奈的申敬芬只好静坐在区政府大院大门内侧10米处。两名保安和芝罘区信访办的一名工作人员,在一旁劝她。当时天气很热,申敬芬因体力不支,晕倒在地上。芝罘区信访局、经贸局、保卫科等部门的官员都在现场,眼见申敬芬晕倒在地,竟然无一人伸手相助。
  
  下午4点左右,烟台市芝罘区人大副主任郭玉武(主管上访)驾驶一辆本田车,车牌号为(鲁F-00252)公务车,迎面开了过来,把躺在地上的77岁上访女教师申敬芬轧在车下,当场死亡。
  
  据现场目击者称:“当时,有三、四个人站在77岁上访女教师傍边,女教师躺在地上,郭玉武又是迎面将公务车开过来,估计郭玉武肯定看到了前面有人”。
  
  事发后,公安赶到现场。并将申敬芬送往烟台山医院,死者家属认领尸体被拒绝。事发当天,大批警察在烟台山医院附近布控,严防受害者家属。当受害者家属询问公安谁是肇事者,并要求看监控录像时,警方称:现在不能告诉你们,监控录像你们不能看!
  
  5月21日上午,死者家属到芝罘区政府大门口时,被大批警察堵住并强行驱离,不允许打横幅,不允许身上写有冤情的文字,不许和围观的市民说话,并派便衣警察跟踪死者家属。
  
  死者家属称:“事发后接连几天,政府派便衣警察24小时贴身监控我们,公安的面包车昼夜停在我们楼下,只要我们一出门,就有便衣贴身跟踪,我们是受害者,芝罘区政府竟用警察来对付我们受害者”。
  
  事后,当地公安局将案件定性为:“过失,致人死亡”。当地政府对受害者家属不理不赔,而肇事者烟台市芝罘区人大副主任郭玉武迄今为止也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
  
  死者家属称,曾到报社去求助,希望报社能帮忙报道此事。但是报社答复,这种消息不允许报道。
  
  申敬芬遗留的手稿称多次受到政府工作人员的侮辱
  
  据申敬芬家属称,申敬芬要求解决教师待遇问题,从经贸局、信访局到人大、区领导,往返于各部门之间的次数无法统计,期间受尽了冷嘲热讽,戏弄和侮辱。
  
  申敬芬遗留下的手稿材料中写道:“信访局长王局长叫我按倒霉处理”、“信访局五个局长谁也不管,王局长多次叫我按倒霉处理。一个多月前我走投无路,在信访局吵起来……,气愤时我摔了杯,王局长和于科长破口大骂,不堪入耳,口比厕所脏。”
  
  “经贸局姓陈的男人打我,身上多处是青,我大喊救命才松了手,我到兴隆街派出所报了案,一个姓孙的警察做了笔录。”
  
  申敬芬被轧身亡后,死者家属在其衣服口袋里,发现有一张纸,上面写着:“要求一位区领导下了说几句话。哪位领导都行。申敬芬”。但申敬芬始终没有等来区领导接见,却被区领导的车,辗压致死。
  
  据死者家属称,在申敬芬上访无望情绪激动悲愤时,政府公务人员竟然用手机拍照取乐,相互传看哄笑。
  
  
作者 :_海涛 时间:2010-08-23 20:36:25
  拆迁变法的梦想与现实
    改革现行的拆迁制度本质上触及中国的土地制度、财政制度改革和中国式的城市化模式转向,分明涉及一场政治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它的走向将由多重因素决定,注定不会是一场理想主义的喜宴
    自《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至今,已过大半年,拆迁变法却没有进一步的动向。有人猜测:新条例已胎死腹中。笔者向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询问,所谓“胎死腹中”之说被断然否定,回答是:条例修订工作仍在进行中。
    正当国家版的“拆迁变法”裹足蹒跚时,8月15日,辽宁省本溪市的《城市房屋搬迁管理办法》却已开始实施。但它仍遭到“新瓶装旧酒”“难改暴力拆迁历史”等指责。拆迁变法的现状与民众满怀希冀的情景构成极大反差。阻力在哪里?为什么?
    拆迁变法——虽是一部条例的修订——实质上触及的是中国国情中冰冷而坚硬的那块岩石,因为拆迁条例是一部特殊的法规,它构成了中国一些重大制度的核心内容:
    第一,拆迁条例构成中国土地制度中的核心内容。一国土地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土地权利的原初配置和土地权利的变动两个部分,中国的《宪法》规范了土地所有权的原初配置,规定土地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原初配置方式:划拨和出让。在土地权利的变动方面,拆迁与征收是当前中国土地权利变动的重要形式,但如此重要的内容却是在一部行政法规中规定的。
    第二,拆迁条例构成中国财政制度的核心内容。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治理模式,政府治理与控制社会需要强大的财政力量。土地作为财政的重要来源,政府在土地上的利益具有可再生性,现行土地制度中两个重要特色就成为必然:附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制度和专断式的拆迁制度。
    由于土地财政、形象工程、官商勾结等的诱惑,专断式的拆迁制度愈演愈烈,逐步走向极端,地方政府甚至成为“拆迁动物”。制定《物权法》时,关于商品房70年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如何解决的问题,法学家曾费尽脑汁,像是在做一道法律的哥德巴赫猜想。其实,在专断式的拆迁制度下,加之房屋建筑质量的普遍低劣和规划的随意变动,年限届满前,许多房屋就将被贴上拆迁令。原本是土地使用权续期的问题,却可能转化为拆迁补偿问题,政府财政则可以提前从中获得补给。
    第三,拆迁条例构成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为确保GDP的高速持续增长,缓解失业等严重社会矛盾,城市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粗犷而高速的城市改造和扩张需要充足的土地,以现行的专断式拆迁为基础,暴力拆迁和低廉的补偿是其核心。
    由此可见,改革现行的拆迁制度本质上触及中国的土地制度、财政制度改革和中国式的城市化模式转向。所谓拆迁变法分明涉及一场政治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它的走向将由多重因素决定,注定不会是一场理想主义的喜宴。
    应当冷静地看到,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多重危机,将深刻影响和扭曲拆迁变法的进程与结果。一重危机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目前,很多地方财政入不敷出,而拆迁变法可能会使土地出让金收益减少,而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比例——按官方的保守统计——至少在30%以上,许多地区的比例实际高达50%以上。另一重危机是经济发展的内需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打击,要开掘内需以保障GDP持续高速发展,城市化是主要途径。但拆迁变法则将增加土地供给的成本,影响城市化的速度和GDP的增长。
    面对这些尖锐矛盾,如果不推动拆迁变法,遭受的首先是道义上的强烈批评,虽然还会引发众多的群体事件,但毕竟仍在强大的维稳体制的控制之中。如果真正推动拆迁变法,却可能加重迫在眉睫的双重危机。
    这使得修法前景因此难测,分析而言,会有三种可能:一是拖,无期限地搁置拆迁变法;二是进行修辞式的变法,仅仅变换概念,如本溪市“拆迁”改为“搬迁”的变法,并不涉及实质性的深层变革;三是在拆迁变法与上述的两重危机之间寻找平衡点,抛弃理想主义,以现实主义的妥协态度对待拆迁变法,进行适当的制度变革。
    也许,第三种选择是目前可以期盼的比较乐观的前景。拆迁条例的修订主要面临三个问题,即公共利益原则、拆迁补偿标准和拆迁程序。平衡点是否可在其中找到,笔者预测,这些问题可能最终会是妥协的方案。
    例如,公共利益的概念可能会被宽泛化,甚至城市规划之类也被纳入该范畴之中,这样政府在拆迁中的主导地位得以保留,正如本溪市的立法。如果城市规划是民主程序的结果,这一立法例也可以成立,但中国的问题在于城市规划通常是非民主程序的结果。
    又如,补偿的标准将明显提高,虽要从拆迁暴利中割去一小块蛋糕,却可以平息民愤;但不可能完全采用土地的实际市场价值的标准,那将超过政府妥协的底线。因为政府不大可能容忍巨幅提高补偿标准催生“拆迁暴发户”,让拆迁户独享城市化中的土地增值收益。
    再如,在拆迁程序上,“先拆迁后补偿”等恶法程序将被取缔。类似本溪市“搬迁办法”中规定的“搬迁人不得改变未搬迁的被搬迁人、房屋承租人原有的供水、供电、供暖、供气等基本生活条件”等内容可能被接受,以遏止臭名昭著的暴力拆迁。
    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对那些重民生重公平的立法,似乎具有天生的过敏症和排异反应。我们需要的不是一次简单的拆迁变法,而是更宏大更彻底的手术。
  
作者 :盛世恐龙 时间:2010-08-31 18:50:56
  这几年的变态维稳到今年有了一点新的变化,就是官方维稳大走群众路线,大搞全民维稳。就像经济上的国进民退一样,唱红打黑,以及维稳上的大搞群众战争,也可算得上是政治上的国进民退。从年初北京大兴宣布搞村庄封闭性管理开始,再到下半年北京半数城乡结合部推广封闭式管理、各村安装栅栏,是典型的把普通人进行准军事化管理、侵害人权的实例。这样的实验,在可预知的将来,会变成进一步的维稳方式在北京乃至全国全面推广。北京维稳方式有创新,全国各地也不让北京专美,工苏宿迁已发展治安志愿者3.8万名,有27.95%是低保人员,有16.36%是农民——志安志愿者大多数工种有出租车司机、城管队员、环卫保洁员、送奶工、送报员、水电气抄表员、村组干部、物业保安——奖励1521人,发放奖金20.64万元。宿迁当局之所以显得如此硬气,是因为此举可能在江苏全省推广。而广东比较穷的廉江县,更有“几千名治安信息员活跃在大街小巷,遇到警情,随时可报告拿奖。两年来,全市共奖励线人250万元。”像宿迁和廉江的做法有全民皆警和大家都来做线人的嫌疑,其间造成的法律和人事纠葛,极有可能变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北京、江苏、广东各地表现良好后,其它方政府岂自甘落后?有媒体已公开报道,许多省市表示都要把“基层信访综治维稳中心”建设扩展至辖区内的每一个街道、乡镇,乡镇综治维稳中心整合综治办、维稳办、防X办、信访办、司法所、安监所人员职能,实行“六位一体”合署办公。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张维稳的大网,官方希冀把他们害怕的突发事件,扼杀在萌芽之中。但事实如何呢?如今年频发的屠童案等,就是你再精密的防范,都无法完全阻止其发生,这哪是维稳能解决的问题呢?治安志愿者、治安信息员、网上及大学里面的信息员,形成了一股比较公开的线人队伍,与明末魏忠贤大搞特务政治相比,有过而无不及。由于官方的强力介入,运用劫掠、屏蔽、分化等手段,官民利益冲突的分裂、信息屏蔽的认知分裂、人群之间监视与被监视的分裂、一味打压造成的族群分裂,正使中国这个社会的溃败空前加剧。不信任程度空前加剧,固然造就了个人原子化状态,而使政府便于统治和打压人,但人心的碎片化,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
  
作者 :盛世恐龙 时间:2010-09-06 15:41:15
  请你别拆我家房子,也请别说是造福于民
  1、我们现在可以用免费的井水来洗衣洗菜,改造后你能保证我们能用到免费的井水吗?如果不能,请你别拆我家的房子,也请别说是造福于民。
    2、我爸妈年纪大了,不能出去打工,所以靠养猪维持生计,而不用付任何房租,你能保证改造之后我们依然像现在这样拥有这份工作吗?如果不能,请你别拆我家的房子,也请别说是造福于民。
  
    3、我家地里种的小麦和水稻,还有一块菜园种蔬菜,种子、化肥、农药、果实、养殖工具、运输工具等等都需要地方存放,改造后你能保证我们不用付出任何东西还拥有这些吗?如果不能,请你别拆我家的房子,也请别说是造福于民。
  
    4、我家不仅拥有一个二层的住房,装修的非常漂亮,还有一个宽敞的厨房、宽敞的洗澡间和厕所,宽敞的停车棚,还有给我家忠诚的卫士—小狗狗盖的小窝,你能保证改造后我们不用付出任何东西依然拥有这些吗?如果不能,请你别拆我家的房子,也请别说是造福于民。
  
    5、我家有个宽敞的院子,院子里有葡萄树,有桂花树,夏天可以乘凉,我们开垦了一块自留地,种了些蔬菜,可以节约很多生活支出,你能保证改造后我们还能有这些吗?如果不能,请你别拆我家的房子,也请别说是造福于民。
  
    6、冬天我们不用交暖气费,屋里有自己生的炉子,不仅可以取暖,而且随时都可以做饭,你能保证改造后我们不用付出任何东西依然可以这样吗?如果不能,请你别拆我家的房子,也请别说是造福于民。
  
    7、我们现在有吃有住,几十年的勤奋劳动不仅把孩子养大了,而且还有了一点点积蓄,你能保证我们不用失去任何东西依然可以保持现在的生活状态吗,如果不能,请你别拆我家的房子,也请别说是造福于民。
  
    8、我家的没有下水道,自来水管道从来没有发生过堵塞,,所以从来不必因此烦恼,你能保证不给我们增加类似的不必要的烦恼吗?如果不能,请你别拆我家的房子,也请别说是造福于民。
  
    9、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延续了千百年,这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你能保证改造之后这种文化不会消失吗?如果不能,请你别拆我家的房子,也请别说是造福于民。
  
    10、爸妈年纪大了,我们家出门不用上下楼梯,你能保证以后不会给老人带来这些麻烦吗?如果不能,请你别拆我家的房子,也请别说是造福于民。
  
    11、我们现在生活的不错,你能保证改造后我们能够生活的更好,或者至少保持现在的生活水平吗?如果不能,请你不要拆我家的房子,也请别说是造福于民。
    12、......
     我们不是不会改变的人,但改变应该让我们过的更好些,否则请不要强迫我们改变。如果你确认自己能做到以上那些,那么请你先做到,再来拆我们的房子!!!
  现在,你把我家房子强拆了,我又变成一无所有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就是“造福于民
作者 :盛世恐龙 时间:2010-10-16 18:15:00
  今天的人缺“义”。现在中国乱糟糟的,什么“豆腐渣工程”、什么“毒奶粉”、什么“假疫苗”……这些人命关天的事纷纷出笼,害得老百姓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人们早就在呼吁杜绝这些“假的”、“黄的”、“丑的”、“恶的”,可是就有人听不得真话,这些社会上明明白白害人的事,他闭着眼睛就像没有看见,不愿意面对事实真相。
    
  有一个人,“汶川地震”发生后人们谴责“豆腐渣工程”,追悼在地震中无辜死去的孩子,他说:“这是天灾,无法避免,国家已经尽力了。”有人对他说,这是天灾也是人祸,站出来为孩子说说话吧!他不但不悟反而说,“你们家又不在汶川,别添乱了!”。劝者叹道,“人不知道公义,不支持真理,将来真的人祸来时就知道啥是天灾、啥是人祸!”不料此语成谶,不幸言中,几个月后此人在大陆的家人来电话,说大陆的房子被政府强拆了。有理也没处说,有冤没处申,这时他才开始意识到公义的真正价值,反过来,请求别人帮忙支持。
    
  古人把“生”与“义”比作熊掌和鱼不可得兼,“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把“义”看作比生命还珍贵的位置。现在人可能很难做到,因为把“利”看得太重了,要“舍利而取义”都很难做到,何况“舍生取义”?现代人的知心朋友少,有些朋友也多是因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相互利用而非“义友”,所以难怪有那么多“朋友出卖朋友”的现代故事。文革中,中国人这个“义”毁灭得最严重,父子之间尚且要划清界限,何况朋友,“出卖朋友保全自己”成了那时的生存之道,中国人看到不义之举常常是明哲保身,小偷在公车上偷东西,人们不是去谴责那个小偷,而是责怪那个被偷的“怎么不把皮包看好”,这叫什么“义”?中国传统上提倡的“见义勇为”不见了。
    
  “见义勇为”早就不讲了,因为也很难见到“义”啊,现在讲“你对我不仁,别怪我无义”这是“义”之不见的原因。无论东西方,“义”都代表“公正”、“道义”、“真理”。耶稣在传道中称依其道而行的人为“义人”,这是翻译过来的词,在西方对“义”的理解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其实是类似的,西方文化非常强调“公义”,而东方文化比较着重以“个体”行为来弘扬“义行义气”,所以我们知道“义(气)”最有对等性的,做朋友就是这样,你对朋友“义气”,朋友也越对你“义气”。在“公义”上也同样是这样,出卖“义”就是出卖自己的良心,漠视“义”就是漠视真理,让我们重温马丁?尼莫拉的名言。
    
  尼莫拉在晚年忏悔时写道:“当纳粹党来抓共产党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当纳粹党来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纳粹党来抓工会的人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的人;当纳粹党来抓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是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当纳粹党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因为他们都被抓走了。
  
  
  不顾老百姓死活,肆意破坏生态,中国已经成为不适宜人居住的污染源.很多老人身体不好,多是污染造成的.全世界所有有良知的人团结一致,利用一切手段,粉碎胡的狼子野心.请看胡的一段话.《这些年来我们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重视生态环境以支撑可持续发展,有些同志就提出,要把治理生态环境放到第一位,而把经济发展放到第二位。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偏向。不错,做为经济发展的代价,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我国各地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从空气污染到地下水污染,从江河湖海污染到农田污染,从污染农田生产的污染农产品到污染饲料生产的畜产品和水产品,对人民的生命及健康威胁越来越大。但是出路在哪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经济发展步伐慢下来,把重心转移到环境治理上,势必减缓我们国力的发展,影响到我们的军事斗争准备。军事斗争打不赢,丢掉了政权,我们就丧失了一切,人民就丧失了一切。反过来说,我们军事斗争打赢了,我们就有了一切,全世界都由我们安排么》 
作者 :盛世恐龙 时间:2011-05-03 02:02:14
  自从北大孙东东教授发表“老上访户99%是精神病”著名论断后,“徐武事件”又印证了这一命题。对徐武跨越“疯人院”后引发的跨省大追捕,武汉媒体选择了静默。徐武家人在医院围墙外声嘶力竭的喊叫声,众多媒体的质疑声,也无法把徐武解救出来。医院说公安同意放人就放人,公安说医生说病治好了就放人,徐武的父亲说公安要徐武保证不上访才放人,看来,徐武暂时是出不来了。
  
  徐武被“莫须有”地关押,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徐武现在的身份是病人还是罪犯?如果是病人,为何限制其人身自由?如果是罪犯,警察为何不敢面对公众?
  
  精神病院不是看守所。公安机关之所以把送不去看守所的人送进精神病院,是因为依照刑法第十八条,对那些危害社会的重性精神病人,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强制治疗。在《精神卫生法》未出台前,这似乎成了公安机关的一道“护身符”。但这道“护身符”是指法律没有规定,地方法规也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可以随意解释和作为。武汉市是最早进行精神卫生立法的城市之一,早在2004年,武汉市公安局就出台了《武汉市公安局收治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办法》,规定对同时符合两种情形的精神病人可以实施强制医疗:涉嫌犯罪,经法定程序确认不负刑事责任的;无监护人,或有监护人但监护人无力看管,或虽有监护人但不强制治疗可能会继续严重危害社会的重性精神病人。2010年9月1日起施行的《武汉市精神卫生条例》规定了更严格的强制收治精神病人的复核、裁决程序。徐武没有暴力倾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家人也没说不监管,公安机关能强制收治吗?
  
  既然无权强制收治,是不是精神病人从医院逃脱就可以由警察追捕呢?《武汉市精神卫生条例》规定:医疗机构发现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未办理出院手续擅自离院的,应当立即寻找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精神障碍者行踪不明的,医疗机构应当在24小时内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对出逃的精神病人,公安机关只有在行踪不明,监护人不管,可能对社会产生危害的情况下才可采取强制措施。
  
  徐武是由父母签字送进去的,据他父母讲,是因为当初说好入院就可以不坐牢。本来说是关三个月,现在已经四年多。监狱犯人还可以探监,住院期间,徐武的父母几十次探视都无法见到徐武。《武汉市精神卫生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者的人身自由”。“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享有通信、受探视的权利”。难道都只是纸上的空文么?
  
  徐武是一个“谜”!他是不是精神病人要打一个问号,就算是精神病人,据武汉市公安机关发布的数字,也只有10%左右的“武疯子”在无人看管,对社会产生危害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才可按照法定程序介入。可我们看到的是,武钢的保卫科长带队,公安机关在媒体的镜头下,在众目睽睽下劫人,医院也一反常态地不收任何治疗费用,这种不惜血本的跨省追捕,抓捕时“你闯大祸了”的言语,都暗示徐武这位病人很不一般。尽管现在武汉警方不开口讲话,但我们相信有谜底揭开的那一天,因为法治的阳光终会照耀每一个角落,用斯伟江律师那句话,虽不在当下,但我们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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